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内容
永嘉民俗丰富多彩，在漫长的历史中，代代相沿。旧社会里，民俗夹杂着封建礼教和迷信色彩。建国后，提倡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文明高尚的新民俗逐步形成。
宗教，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四大教。道教、佛教历史悠久，千百年来盛行不衰。基督教信徒较多，天主教信徒相对较少。据1990年调查，全县有寺庵200多座，宫观100多座，天主教堂29座，基督教堂290座。多数宗教团体和信徒，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建国前，80％以上的农民少地或无地，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遇上灾荒，常忍饥挨冻。公职人员、教员、商店雇员、手工业者也收入低微，生活很不稳定。建国后，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活得到了保障。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27％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家门，从事非农业劳动。1990年，二、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52.4％提高到76.0％，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48元增加到433元。广大职工经过工资制度改革和多次工资调整，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县人民衣食住行明显改观，从温饱型逐步走向小康型。
第一章 民俗
第一节 岁时节令习俗
传统节日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早起家家放爆竹，叫“开门炮”。然后设堂案，挂祖像，供果品，点香烛，拜祖祭天地。先向上辈拜新年，而后平辈互拜，互相祝贺。这天不扫地，不洗衣，更不倒马桶。忌讳争吵，不讲不吉祥的话，不做不吉利的事。晚上早就寝，不外出串门。建国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团拜，慰问烈军属、离退休人员及“五保”老人。初二起，亲友互访，祝贺新春，宴请春酒。新婚夫妇双双到岳父母家拜新年，俗称新婿“上门”。春节，家家贴春联、挂年画，村中演戏或放电影，鼓乐声喧，鞭炮竞放，人来客往，热闹非凡。
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日称元宵节。历来有赏灯习俗。正月十二起灯，十八落灯，灯会一般为七天。一些老屋旧院、祠堂和庙宇悬挂各种彩灯。渠口珠岸与桥头双庙的珠灯（也称珠囤），用珠绣成“龙凤呈祥”、“麒麟赶龙”、“狮子戏球”等图案，并组构成“西施采莲”、“张生跳墙”等戏曲故事。灯彩时隐时现，忽明忽暗，酷似“明烛送来千树玉，彩云移下一片星”。龙灯样式有首饰龙、狮子龙、板凳龙、虾扣弹龙、大龙等。元宵各地滚龙灯，表演“龙抢珠”、“龙出海”、“龙腾空”、“十二盘”、“双龙斗”等舞蹈动作。瓯北黄田岙的首饰龙，形如船，两旁扎有亭台楼阁、戏曲人物。龙身转动时，几百个戏曲人物手舞足蹈，活灵活现。上塘等地的板凳龙，龙身共有19档，每档约4尺，上面装饰各色木刻古装人物或亭台楼阁。各色龙灯起舞时，伴随铜号、锣鼓、琴笛和唢呐。龙灯舞到邻村，俗称“接客龙”。如途中两龙相遇，互相见礼，逢庙宇、寺庵、佛堂都要参龙一会。所到之村，都要摆香案福礼，放爆竹接龙。龙舞罢，灯师参龙，每座屋主家须用红包敬酬。龙队远路而来，村中首事，还要安排食宿，热情款待。菇溪溪心、前下等村在元宵夕，有在山上大放坟灯祀祖的习俗，满山烛光摇曳，焰火耀目。县城上塘则举行迎春会，大街小巷，火树银花，光彩夺目，灯上写谜，供人猜解，观者甚众，尽情欢娱。
二月二 农历二月初二，古称中和节。民间称春龙节、龙抬头。全县大部分地区有吃芥菜饭的习俗。芥菜饭是在米饭中杂以切碎的猪肉与芥菜做成，有的拌以香菇、冬笋等佐料。民间传说吃了芥菜饭能明目，不会生疥疮。
端午 农历五月初五，称重五节。上塘、下塘、浦东、浦口、渭石等村有竞渡龙舟的习俗。每船划手36人，各披红、黄、蓝、白、黑衣衫。并有执旗、打鼓鸣锣者。划手们在击鼓声中劈浪前进，优胜者有奖。端午节家家吃重五粽，同时还吃鸡鸭蛋、大蒜，饮雄黄酒。粽子也作为馈送亲友、乡邻的礼品。女婿婚后第一次向岳父母家送重五粽，岳父母家把粽分给亲邻吃，需回礼。农家在庭院屋角及阴湿之处洒雄黄水、砺灰；在房间里焚苍术、燃稻杆熏屋子，以驱蛇蝎五毒；在孩子的额上涂抹雄黄。有人以菖蒲做剑，用红纸扎住插于门上，意在祛邪禳毒。小孩们佩香袋，用以驱毒、散浊、辟邪。农民到山上挖端午草，晒干作为茶饮。
六月六 家家曝晒衣服、书籍，俗称“晒霉”。楠溪宗族中首事还取出宗谱曝晒。寺院庵堂，也曝晒经卷，使经年不受虫蛀。村妇、村姑们采摘木槿花（刺绕莉）的叶与花，捣浆取汁，掺水濯洗发垢。有的用茶子饼、稻草灰汤冲洗头发，在鬓边插一枝白玉簪或黄栀，俗称洗头日。并将小猫、小狗赶下溪河洗澡，不生虱子。
七夕 也称女儿节、乞巧节，民间叫“七月七”。乡间农家磨粉做巧食或饼，互馈邻居。女孩们边吃边把巧食抛在瓦背上（有的缠以红线），供喜鹊衔去搭鹊桥时吃。昔日夜晚，妇女在中庭陈设瓜果祭拜双星，村姑三三两两聚在眉月下穿针，穿进者为乞得巧。现在此俗已废，大多在庭前笑看牵牛织女星渡银河鹊桥相会。一些妙龄姑娘，在七夕佳期还有结拜“盟姐妹”风俗。村姑常采凤仙花（指甲花）来染指甲。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亦称“盂兰盆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民间在七月半请道士做水陆道场（做普利），送“封筒”和金银纸锭、纸札，上书祖先姓名，盖上“三宝印”，祭祀后焚化。夜放河灯，分发纸钱，撒送馒头给孤魂野鬼吃。
中秋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家家宰鸡杀鸭，小摆家宴。晚上吃瓜果及月饼。也有以月饼馈送亲友，取人月双圆之意。中秋夜，银辉泻地，桂香浮动，民间有赏月吟诗、设灯猜谜的习俗。
重阳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有蒸九层糕吃的习俗。这九层糕，九层相重，即重九之意。糕，音高，寓“步步升高”的美好愿望。今称重阳为“敬老节”、“老人节”。古时年登百岁者，号称“熙朝人瑞”，地方官要为之建“百岁坊”。今各级领导及村老年人协会，备礼物，拜访寿翁寿婆，以示庆贺。
廿四夜 古历十二月廿四日夜祭灶神。传说这夜灶神上天庭，奏本玉皇大帝，故家家户户贴上灶君新神像，两旁贴对联。主妇端出糕点、饴糖、柑桔、花生、荸荠等摆满灶前，焚香点烛，燃纸马，放爆竹，以示祭祀送行。山区人家在祭灶时多一样糯米糖（俗称“镬灶佛糖”），因糯米糖甜而软，灶王爷吃了嘴软，心也慈了，且牙齿被糖粘住，便不会在玉帝面前说人间的坏话。菇溪、瓯北、上塘一带，廿四夜还有吃芋艿的习俗。芋谐音余，预兆年年财物“有余”。
除夕 农历年最后一天，民间叫“过年”。在外的人必回家团聚，喝“分岁酒”。同时须煮新年饭置锅中，曰“过年饭”，作为大年初一午炊，取有余粮之意。吃罢分岁酒，长辈要给晚辈分压岁钱，以表对晚辈的节日祝福。明清时的压岁钱，是以彩绳穿铜钱，置于床脚，待年过后方可花掉。民国时，则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寓“长命百岁”之意。今大多用红纸包人民币给晚辈压岁，叫“压岁包”。除夕之夜，家家户户要点“分岁烛”，也叫“照岁灯”。它用半爿芋头或红萝卜做盘，插以小蜡烛，放在屋里屋外，栏旁笼畔、果树下等处，宵永长燃，生花报喜。有的人家还在谷仓、钱柜、水缸、秤杆上，贴以红纸条，或写上“福禄寿喜”、“吉祥如意”等字样，叫“封年”。除夕合家老少，守岁至凌晨子时新年第一声“开门炮”响。古代守岁，或谈心、或猜谜、或游戏、或赋诗，颇有情趣。今守岁，用些茶点、瓜果，边吃边谈，畅叙家常；或打扑克、搓麻将；或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节目，欢度除夕之夜。除夕有清债过年之俗，借用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在旧社会里，穷人“过年难，难过年”，有的为避债，除夕躲起来。
农事节令
立春 也叫交春，是上年四季的终结，当年四季的开始。民间有“年大不如春”之说。古时立春日，鼓乐迎土牛（号称春牛）到府县前，行彩仗鞭牛的仪式，表示催耕迎春。相传立春日将土牛打碎，让农民拾去放在自家田中，可获丰收。妇女在这一天，用青绸剪成春燕、春蝶，饰于头上，还在红纸上书写“迎春接福，万事如意”字样，贴在窗户上，讨取欢彩。民间还将生菜、春饼盛于盘内，取迎新之意，且互相馈赠。今永嘉民间保存“〓春”与“吃春茶”风俗。家家户户在立春前砍折青樟树枝，当立春时辰到来时，在天井、阶沿和房内用干稻草将樟树叶点燃，以祈求消灭害虫，五谷丰登。人们还煮白豆、黑豆或红豆，拌红糖作茶饮，俗称“吃春茶”。
清明 清明扫墓祭祖，在祖先坟头挂柳钱，焚纸钱，清除墓边杂草，加土。上坟毕，分“馍糍”或“清明饼”给拜坟的人。昔日由宗族各房轮流摆众酒，轮到之家，给以“众田”耕种或收租。土改后已废“众田”。建国后，为缅怀革命先烈，干部与学校师生到烈士陵园扫墓，敬献花圈。扫墓归来，折松枝和红杜鹃花回家，作吉瑞之兆。清明节，古人有到郊外游春踏青的习俗。民间还有插柳、戴柳枝的习俗。少妇村姑们结杨柳球系鬓畔；儿童戴柳圈，一是说柳枝辟邪祛毒，二是表示青春永驻。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的民谚。
立夏 为夏季开始，是农家的大忙季节，有“立夏三朝遍地锄”农谚。立夏有做“立夏饼”、吃豆腐的风俗。说吃了豆腐不怕雨淋，不怕赤蜂螯。山区家家吃笋、槐豆。说吃了竹笋脚骨硬，好爬山。吃青梅，烧青茶，以防“疰夏”。立夏日，让牛也过节，不用竹枝鞭牛，要给牛吃鲜嫩的草料，喝蛋酒，吃牛人参——珍珠莲（一种可治劳伤的草药）。立夏日也有用大秤给人掂轻重，别肥瘦之趣俗。说过秤后人不会疰夏。山区人家此日忌坐门槛，说坐后双脚会时常发酸。
冬至 俗称“冬节”。民谚有“冬至长于岁”、“冬至大如年”之说。冬节有做节祭祖，合家吃汤圆、馍糍的习俗，有“吃了冬节汤圆长一岁”之说。山区人家都盛馔设宴，表示合家团圆、喜庆丰收。昔日宗族中还办“冬节酒”，今一些村庄仍沿袭。山区还有冬节护林的俗规，吃过冬节酒，大家上山整树枝，割荆棘，培山土，并且修订森林禁约，立禁牌。
新节日
建国后，法定节日主要有元旦、“三八”妇女节、3月12日植树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9月10日教师节、10月1日国庆节等。庆祝形式有召开纪念会、座谈会，举办文艺晚会和展览等。
第二节 生产习俗
农作
浸种 早、晚禾谷种浸在木桶里，要插一把镰刀和桃树枝，据说可驱邪早发芽。
播谷种 楠溪江下游沿岸村庄根据瓯江潮候，多择平潮时刻播谷种。
开秧门 一年中第一天插秧称“开秧门”。户主备办酒饭，招待插秧客。开始拔秧时，在秧田里双手泼一下水，叫声“匕扫”，随手拔秧苗，以示镇邪。
关秧门 插完最后一丘田，俗称“关秧门”。富裕农家摆完工酒。
做稻福 六月早稻拔节或抽穗时，民间合众筹资买猪头，做米塑，备香烛，摆祭礼，请道士画符念咒，抬着社神，巡绕田垟，在田头插小黄旗路标，祈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翌日“禁垟”一天，不许挑粪亵渎神明。此俗今已不行。
求雨 逢天旱，县人有求雨的习俗。求雨要先择雨忌，一般以村为单位，也有联村进行。村民数十至数百聚合，不戴箬笠不带雨伞，抬着佛像到附近山中“龙潭”边摆开祭坛，师公手举铃刀龙角，口中念念有词，先用龙角画八卦，破煞后登上三台，求雨的人群全跪着呼天“降雨”。祭后向溪潭寻觅鱼、虾、蛇、蛙之类动物，被首先发现者，即认为是龙的化身，捉来置于方斗中，恭迎而归，沿途村庄都要立坛祭神迎龙。回到本村，把佛像露天摆在庙前，天天祭拜，直到下雨为止。旱情解除后，送龙还潭。另一种方式，择日在空旷地上，设三台祭坛，师公用龙角画八卦登上三台，摇铃刀吹龙角，呼天降雨，台下群众跪着齐喊“皇天佛，行云行雨啊佛”。此俗现已逐渐废除。
尝新 早稻登场，农村家家户户备办酒肴，庆祝丰收，名曰“尝新”。新米饭先祭神明、祖先，随后邀亲朋聚餐。麦熟烙麦饼分给邻居亲友尝新。
上仓 稻谷收后晒干，选择吉日和涨潮时刻，点燃三支香插于仓前，口念“仓满桶满”，谷倒入仓中，打上刻“有”字或“满”字的木印。
山林
禁山护林 村民公推办事公道者组成禁山护林小组，有“禁山林，断亲情”之说。制订山规民约后，如发生偷砍树木或柴草，犯者被护林员在山上抓住，夺柴刀或串担为证物。晚上，护林员或族公登门罚禁，一般罚酒席或罚款，也有罚放电影。农民上山斫犁冲、犁脚，对量材而取的不罚，如取犁冲、犁脚以外之材，照罚不误。
保护风水树 风水树也称水口树，一般在村口栽植，以枫、樟、榕、松、苦槠等居多，它们与小桥流水、凉亭山道有机组合，构成特有的水口景观。对风水树，全村民众共同保护，任何人不得砍斫，违者从重处罚。
开山 “禁山”满三年，放开采斫柴草一次，叫“开山”。一般先推代表上山划定界限，允许村民在界内自由采斫。柴草砍斫完毕，鸣锣封山。
判山 分判树木和判柴草二种。客户经实地踏勘并与业主谈好价格后，自行上山采伐。判树有和山、选判之别。“和山”，除树干直径5、6厘米以下的小树外，全归客户砍伐。“选判”，即选定出判树木，用削皮或草绳缚树干为号，认准采伐；判柴草，不许伤树。如客户有违，予以罚款或令其赔偿。
租柴火山 村庄之间，山有多寡，少山或无山村民交付刀租后，可以到山多柴余的村庄山上砍柴草，不交刀租，不准砍柴。菇溪还有卖田卖地不卖山的习俗，把山视为世代生存之本。
猎兽 山民狩猎，有一祭二择三鼓四忌的习俗。一祭，打猎前要杀鸡买肉祭拜祖师爷。二择，狩猎一要择红沙日或大破日，二要择雪天或晴天。三鼓，一是在场人都能分得一份兽肉，二是打中第一枪者得二份，三是猎犬与人有相同的一份。四忌，一忌出猎与妇女碰头，二忌说笑话，三忌放空枪，四忌说打来的猎物小。如果寻觅半天不见野兽踪迹，就高喊“戚五大神”，祈求祖师爷保佑猎获野兽。
养殖
陪猪生 母猪产仔时，主妇点着灯，坐在猪栏头陪生，及时拿掉胎盘，以免母猪食而缺乳。
解厌 仔猪下地，准备酒肉香烛，摆在米筛中，端到猪栏头祭猪神，谓“解厌”。口念“保佑母猪平安，仔猪快大”。然后给母猪喂蛋酒。
分窝 仔猪出卖给养户，叫分窝。分窝忌刀砧、红沙日。养母猪的人家还备肉饭，先拜财神爷，后请买猪的客人吃，谓人代仔猪吃上轿饭。吃后用湿丝棉带，缚仔猪充重量，直接装入仔猪篰。开秤前，客户抓一把猪栏沙塞进仔猪篰中，说仔猪看到母猪的猪栏沙，好像母猪在身边，不孤单，不寻娘。在计算仔猪价钱时，雄猪一头增一斤，雌猪一头减一斤。买仔猪的客户，在仔猪篰上插桃树枝和镰刀，示意“桃花女”破煞。
接栏猪 大肥猪出栏前，一般先买好仔猪，谓接栏猪。俗语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一锅猪血汤，抵得一斗大麦一袋糠”。买接栏猪，目的是不让猪栏空着，增加家庭收入。
栏头忌语 在猪栏头，要讲吉祥话，不讲“死人大”，不讲“老鼠”，更不讲“死”、“遭瘟”。
端肉汤 农家养猪，历来有“端肉汤”的习俗。肥猪宰杀后第一条肉先供财神爷，接着切成大肉片，杂以猪肠、猪血，做成大碗汤，端给邻居吃。猪头拜神后，也给邻居亲友“端肉汤”。此一开销约需30斤至50斤肉，故有“猪好杀，场难拆”之说。这种习俗今已淡化，乃至废除。
养牛 楠溪养牛有独养、合养二种形式，劳力充裕的农户，一户养一头牛，家庭困难的，几户合养一头牛。养牛户爱牛如命，母牛生仔牛，给母牛喂蛋酒，役后喂珍珠莲。牛老淘汰时，人见杀牛，把手交叉在后身，意谓无力相救。
捕鱼 沿江一带，渔民出海捕鱼，先做“鱼福”，也称“顺风酒”。以三牲（鸡、鹅、猪头）及金银纸箔祭拜海神或大若岩“胡公爷”。出海时，插顺风旗，求神保平安。渔民在渔船丰收归来或年冬时节，买祭品还愿。
工匠
拜师 手工业学艺，有“拜师”的习俗，签订合同后，学徒挑红烛和礼物登门拜师，第一、二年，学徒要交若干谷米给师傅，第三年吃“白饭”。期满出师，学徒挑“四样”谢师，师傅则回赠一套工具，从此各行其业。
木匠 分大木、方木、圆木三类。大木匠以造屋为主；方木匠主要做床、桌、柜及犁、耙等农具；圆木匠专做脚盆、水桶、锅盖等圆形器皿。完工时，用户给工匠摆完工酒、赏红包。
裁缝 俗称做衣裳老司，农村裁缝一般上门干活。为新娘做嫁衣，兼为新娘装点陪嫁器皿，同时享受较高礼遇。主家不仅当日付足工资，还请吃出嫁酒，升利市钱。
理发 俗称剃头。乡村各地，剃头老司提着剃头篮定期上门服务。一般给一个已婚成年剃一年头（包括其小孩）收一斗谷。为新婚男子剃头，主人赏给红包，婴儿满月剃去胎发，俗称“打光光”，主人送给红蛋红包。
第三节 喜庆丧葬
建房
俗称“响榔锨”，庄户人家视为大喜事，择地、开工、上梁、落成，都有仪式。先请风水先生看地盘，定方向。然后择吉日，请道士在桃树制的木桩上画符，行过祭礼，敲木桩入土，叫起土奠基。动工后，三亲六眷要助工、助料、助资（拔厨）。屋架搭成，择定吉日良辰上梁，主人身上缠红，抬着栋梁，登上云梯，谓“步步登高”。两个木匠站在屋背，接过正栋梁，放在正柱上，挂好“金鸡”松柏，用“榔锨槌”击实榫头。接过准备好的木盘，口中念念有词，手抓钉和钱，问屋中抬着被单的主家：“丁财要否？”主家齐应：“丁、财都要。”就在鞭炮锣鼓声中，老司高叫“丁财兴旺”，铁钉和铜钱齐齐抛下来。再将米塑的馒头抛向四方，在新屋外围观的男女老少争相抢接。说谁得到馒头谁有造新屋的兆头。上梁毕，当家的牵牛挑谷，主妇提鸡抱兔，小孩身背红书包，在新屋中走一圈，叫“过屋”或“过大门”。过屋毕，摆开桌子吃“接风酒”，先由大木老司把壶给当家人斟酒，接着辈最大、年最高的人给子孙斟酒，称“把风水传给下代”。房屋落成后，摆完工酒，酬谢工匠和亲友。
婚嫁
合婚 旧俗先由女家出庚帖，帖上写女方的出生年月日时辰。男方接到庚帖，写出男方的出生年月日时辰，请卜者合婚。若五行相克，即不合，用肚兜布（红布）包好退回女方；五行无相克，即合。女方也算命求签，以偕琴瑟。有的男家把庚帖放在灶君前过六日，男女双方家中都平安无恙，乃大吉之兆，则合；若家中发生吵架、人命、重疾、失窃及其他意料不到的事故，乃不祥之兆，则分。建国后此俗基本废除，实行男女自由恋爱。
定亲 议聘后，男家行“小定”。菇溪“小定”，男方送四格“重盛”礼品；楠溪“小定”又称访帖，要做访帖饼，也叫“纱衔饼”，有纱帽和官衔之意。小定后，择日大定。西溪、菇溪男方给女方聘礼有糖糕、猪肉与荔枝、桂圆、红柑、鱼鲞之类，放在六格“重盛”中，并送聘金与金戒子、毛绒衣衫若干套；楠溪男方做大饼和八合（参、蹄、胶、刺、鸡、鱼等摆八格）或六合担到女方。女方将饼、肉分给亲戚，叫“送嫁饼”。吃到“大定”饼的人在女方出嫁时要送棉胎、被面、被单等。
完婚 男家择定结婚吉日，让媒人告知女家，叫送日。征得女家同意后的日子叫佳期，不能更变。佳期前夕，新郎剃头，新娘开额。男家掸扫，布置洞房，剪双喜，挂彩球，贴婚联，安床被；女家整理嫁妆。出嫁那天，女家摆出嫁酒（中餐），男家备转头、坐筵、出间三筵。男家按议定的尿盆脚盂、三杠红、间底面、上间（中堂）面不同等级安排人员，到女家迎亲。楠溪男家搬嫁妆的行堂吃女家的出嫁酒，西溪不参加吃出嫁酒，只吃米食“结圆”，即结缘之兆。给“六局”分红包毕，催新娘上花轿。新娘戴珠冠穿蟒袍盖头红，带茶叶米上轿。轿灯引路，过桥、过殿、过寺宇前卸冠蟒，撒茶叶米，意为请神佛免见。轿至男家，燃杉针称〓红，利市人卷轿帘，新郎到轿前向新娘作揖，新娘纳纳还礼，伴娘扶新娘出轿，用米筛遮新娘额，踏传席入洞房，坐床杠，饮“交杯酒”，吃“和同饭”。当晚在中堂摆坐筵酒，新娘坐头桌头位，利市娘坐上横头，伴姑陪酌，二席则是娘舅贵宾依次就座。喜筵结束，众表亲，堂、盟兄弟都来闹洞房。此时，男女老少、长幼尊卑不讲礼让，不避嫌疑，有洞房三日无大小之说。第二天上午出间（出堂），中堂摆祖宗供案，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祖宗。婆婆给新媳妇交钥匙。至此，新娘成为本家主人，娘舅贵宾依次坐头桌二桌，新娘最小，坐下桌下横把壶给长辈、贵宾敬酒。第三日后谢媒。建国后，废花轿，改抬轿为步行，或车接，喜酒删繁为简，只新娘过门晚一筵。
会亲 三日喜事完毕，新娘的父亲或兄弟挑“纱衔”，到女婿家看望，叫“会亲”。女婿家摆酒宴，请亲人相陪，女婿坐“下横”执壶斟酒，岳父（或舅）坐头位。
回门 菇溪叫“回花”，楠溪叫“回娘家”。婚后3～7日，新婿伴新娘去岳父母家认亲，并送去礼品，岳父母家设宴款待。但新婿、新娘必须当天回家。
入赘 也称招女婿或“进婿”，即女子不出嫁，招男子入门。大多是家中无子继嗣或不愿让爱女远离。招婿入门，所生子女为女家传宗接代，瞻养女家双亲，可继承家业。
童养媳 贫家有男，怕娶媳不易，先从养育艰难的人家抱女孩到家里抚养，叫“童养媳”。长大举行婚礼叫“还亲”或“圆房”。童养媳往往被虐待，逃婚、抗婚时常发生。解放后，该习俗被禁止。
生育
怀胎 妇女怀胎后，受到家人的格外照顾，不但增加营养，而且不做粗重活。房内忌搬东西、修补墙壁、打钉，忌动剪刀、针线。忌吃姜、蟹，忌看怪戏、怪画、怪电影，说是能免给胎儿带来各种各样的生理缺陷，如兔唇、跛足、瞎眼、六指及痴呆等。
坐月 也叫“做月里”。妇女产后一个月（或四十天）内，饮食起居特别谨慎。少开窗，用皱纱包额，腹部缠布，以免伤风。亲戚要送“月里羹”。坐月中，产妇多吃米粥、红糖、老姜（姜汁拌红糖作姜茶）、老酒、鱼鲞、猪肚、鸡蛋、菜干肉、红枣、索面等。
生头胎 妇女生头胎时，到娘家报生，请母亲来照顾产后生活和帮助料理家务。娘家要送给婴儿穿的衣服、鞋帽（有些是孕妇自己先置，如尿布、肚兜），还有红寿桃、红蛋、红花生、福寿糕等。婴儿一出生，主家就烧索面汤分给邻居吃，以示幼儿长寿。吃过索面汤的人家要回送“长寿面”、鸡蛋。
定时辰 小孩出生不久，请算命先生定其生辰八字，指示小孩带多少“官”、多少“印”、多少“财”、多少“寿”，特别是带几道“关”。犯“关”者，要请法师“过关退煞”。建国后废除。
满月酒 第一胎孩子满月，富裕人家摆满月酒，请亲友共宴，亲友吃了满月酒要送礼。
送〓周 孩子满周岁，叫“对对”，也叫“〓周”。外婆家要送四季衣服、长命彩绒、银圈、银铃、银奶吮、手镯、足镯与银锁、银牌（刻有“长命富贵”等吉语）。主家摆对对酒。富裕人家还请戏班演戏或请艺人唱词，与村人同乐，以示庆贺。今时兴送高级玩具、童车与华丽服饰、金项链等物。
认亲爷 认人为父，叫认亲爷。认亲爷要选吉日，摆酒席，亲爷也给孩子送衣帽和长命锁。认过亲爷后，每逢佳节要送礼品给亲爷。
寿诞
生日 人逢生日，历来只吃索面（或粉干）加肉蛋的“长寿面”，30岁始，亲戚送礼庆贺。
做寿 60岁起逢十皆“做寿”。昔日大户人家设寿堂、贴寿联、燃寿烛、挂寿幛，张灯结彩。寿翁坐正位，接受亲友、晚辈祝贺、叩拜，平辈一揖，子侄幼童四拜。有的寿翁不上坐，客人只往寿堂礼拜，儿孙辈齐集堂前还礼。亲戚送寿礼，寿翁分寿桃，相沿成俗。
钉匾 80、90或单百寿（百岁寿诞可提前一年即99岁时做），庆寿仪式隆重。寿翁钉匾时，寿堂摆香案祭祖，鼓乐齐奏，寿匾郑重地挂于厅堂，后摆寿宴。
丧葬
打寿枋 也叫打百岁枋。择吉日吉时锯木，交利市钱。打寿枋可防“临渴掘井”，还可压寿。老寿枋，涂红漆，男棺写福字，女棺写寿字。寿枋放在祠堂里或楼阁上。
小殓 人死后，长子先去水井投钱买水，烧热给死者沐浴。理好干净衣服，由长子拿着跪在露天下一条板凳上，叫一声“上衣×件、下衣×条、百两六斤四、皇天作证”，踢倒板凳后，衣服交女眷给死者换上。然后，将碎银放入死者口中，叫“含口银”，梳头后，移尸板上，盖上寿被，脚后点“照冥灯”（白烛）。家人来焚纸钱、哭哀。亲戚来吊丧。把死者睡的床铺拆掉搬到院里待洗晒，草席、枕头烧掉。把一双筷子缠以棉花直插盛满饭的碗中装入红小袋，挂在路旁树枝上，称“满饭”。此俗今少见。
大殓 即送死者入棺。棺中放木炭、灯草等物。旧时死者脚下放“脚踏”，手执凉扇、手巾，捏“灰粽”，说送往“鬼门关”给狗吃。道士收殓，孝子戴三梁冠，披麻，执哭丧棒，跪地默哀。
出殡 由道士择定吉时（大多在未时或申时）后，先移尸入棺，再将棺盖盖在棺木上，四端各打一枚长钉。道士收殓时，亲友若生肖相冲者不见。收殓后，将棺木移至门庭外，同辈人及子孙围棺逆、顺转三圈，即出丧。出丧时，“魂亭”（也叫香亭）中挂死者遗像。彩旗、铜锣开道，放爆竹与“三步历”，吹班乐队一路演奏。子辈戴三梁冠，女眷披苎巾。送丧者均穿素衣，戴白布帽。一素服少年提香篮分“路头纸”。抬棺通常为四人。有的还摆“路头祭”。建国后，民间丧仪简化，送丧扎白花或带黑纱。送花圈、绸缎被面者渐增。各地仍行摆丧酒之俗。有的主家给送丧者分发一把雨伞或毛巾、肥皂，作为谢礼。
入墓 棺木上山进墓。墓内放“风水瓶”，由泥水匠封“龙门”。安葬毕，吹班、乐队奏乐，孝子身绕红，背二株青松树回家，称“回山转”。媳妇在祠堂门前或家门前接香炉。
念过亡经 人亡后，请道士、和尚念过亡经，也叫“念佛”。厅堂挂“十殿阎王”画像，点燃灯山，唱“阴司曲”，鼓钹齐鸣，热闹非常。建国后此俗已除，近年又有所抬头。
设灵堂 灵堂两旁挂素帏帐，厅堂、门台贴蓝纸白字的挽联与横批。上设灵位，置香炉白烛，立纸扎金童玉女，扬魂幡。下置灵桌，桌上放油灯。桌前放竹椅或板凳，凳上置死者衣服鞋袜。戴孝守灵，妇人不穿彩衣，不事装饰；男子不着华服，用麻布条扎腕，穿孝服孝鞋。居丧期间，孝子禁理发，夫妇不能同房，禁晤宾友、赴宴等。亲人每日早晚哭灵，在灵前晨夕供膳祭之，称“孝饭”。逢“头七”、“二七”小祭，“三七”开祭，亲戚朋友齐来吊丧。灵堂摆至“三七”或“七七”解除。然后把牌位、香炉送放宗祠内。建国后，此俗渐废。
家祭 逢死者生日、卒期，或四季八节，家人都要到中堂或宗祠里，上供祭奠祖宗之灵。
第四节 其他习俗
信仰
庙会 也称会市，原为神佛寿诞的节庆活动。岩头正月半，芙蓉二月二，上塘二月十五，枫林二月二十一均有庙会。是日，各地迎神演戏相庆，家家户户摆酒肴，相邀亲朋看戏。三教九流，红男绿女齐集，热闹非凡。上塘庙会一般三天，上塘殿（孝佑宫）演戏，庙宇里摆大馒头上供，灯彩辉煌。当地童谣云：“月光光，佛上堂，上塘殿，大灯光……”。庙会期间，摊贩云集。今演化成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
开光 新建庙宇，塑造佛像，或旧庙重新修塑完毕，须择日“开光”。开光要摆祭供，乐队吹打，还演开光戏。此俗农村今仍流行。
关公洗台 农村祠宇连台戏最后一场演毕，一位演员扮作关羽，执青龙偃月刀在戏台四周舞弄一番，称“洗台”，示全村吉庆太平之意。此俗今渐废。
迎佛 民间庙会，有迎佛活动。扮元帅或七星者，身穿神佛的服装，手执钢叉或刀枪，脸上涂金，骑在马上，在本村和邻村的主要路道上招摇一番，意在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口安泰，六畜兴旺。此俗在六七十年代已少见，近年部分乡村又重新出现。
拣日 桥头、桥下、岩头、碧莲等地，旧时设有“拣日馆”。凡婚娶、丧葬、造屋、远行、拜师及筑灶、分家等，大多请“命馆先生”择宜，逢吉方行。今专此道的已为数不多，且门庭冷落。
看风水 昔日，凡建房选址、人死殡葬、入土“点穴”，都得请“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来相度地理，占卜吉凶。谓好的龙脉与吉穴，将荫庇子孙后代兴旺昌盛。今此俗已不流行。
求梦 旧时，求梦者夜晚到庙宇神像前睡觉，点香祈祷神佛托梦。翌晨，将所梦之事析疑。有求嗣、求财、求点“花会”名等等。此陋俗今已除。
吉兆 灵芝草：古人以为神木所生之仙草，服之长生不老，故兆祥瑞。龙、凤：龙为神异动物，能兴云作雨；凤凰为百鸟之王。二物降临为国家盛世之兆，民间视为祥瑞，以龙凤为美饰者甚众。麒麟：古代传说中一种动物，为吉祥之象征。妇人多年不育者，要虔诚礼拜，意谓麒麟送子。龟鹤：为长寿之物。灯花：灯烛余烬结成，状如花，谚有“灯花爆，喜事到”之谓，亦有“画烛生辉，读书郎笑步青云”之说。火笑：烛中火苗有时出现呼啦声，为客将至之兆。喜鹊：喜鹊叫，客必到。因喜鹊的叫声及毛色能使人愉悦，又以“喜”为名，故视为吉祥。看见蟢（也称壁蟹），谓喜事临门。“要得发，不离八”，以八为家道隆昌之兆。故酒席一桌八人，抬轿八人，结盟兄弟八人。商店店号也有称“888”（即发发发），以图吉利。路上遇抬棺材，谓有官有财。逢农历三、六、九出门经商，财运亨通。
凶兆 夜闻猫头鹰鸣叫，为死人之凶兆。因猫头鹰相貌顽凶，眼睛异于其他鸟类，鸣声凄厉，专在夜间出没捕食，故视为“报丧”、“勾魂”之鸟。乌鸦叫祸。行人闻乌鸦鸣叫，快步避走，连连念：“乌鸦白头颈，叫叫勿要紧。”因乌鸦颈项处有一圈白毛，余皆漆黑，与丧服类似，又喜食腐尸，故视为不祥之鸟。母鸡啼更，家有不宁。鸡上屋兆凶：鸡飞上屋顶，为火灾将至之兆。狗哭兆灾：俗称狗夜间凄凉长嚎为哭，当作死人、火灾、被盗、争讼等祸事将临之兆。竹子开花兆灾，有“竹子开花，人要搬家”之谚。吉凶之谓，虽属无稽，但长期相沿成习，一时难以根除。
禁忌 昔日，人们缺乏科学知识，往往迷信无形的神灵，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禁忌：正月初一不扫地，不吃稀饭，不挑人粪，否则钱财会外流，出门会遭雨淋，会亵渎神灵。逢年过节，忌打碎器物。忌拾溪边鱼、路中鸟，鱼不在水、鸟不飞天被认为是反常，拾了恐招灾。孕妇忌吃蟹，否则婴儿长六指或“横生”。小孩忌吃饭焦、鱼卵和玩米、数米，否则会变懒惰，变痴呆，日后不会计算。男人忌从妇女衣裤下走过，以免招来晦气。忌拔脚毛，说“一条脚毛一担谷”。吃饭时不能撒米粒和碗底留剩饭，否则遭雷击。不能用筷子敲饭碗和将筷子插在饭碗中央。宴请客人时，不能中途将空碗碟收起，否则被认为是“逐客”，也忌把盘碗反扣在桌面上，否则有咒人生病之嫌。开店铺的忌人坐在柜台上。做生产的忌早上第一个顾客不成交而去，否则全天倒运。走江湖的逢七不出门，逢八不进门，民间有“七折八扣”、“七煞八败”之谚。忌夜间把衣服晾在外边，以免冲犯夜游神。忌把衣服穿在身上缝补，否则将来会做贼。忌入殓啼哭时，眼泪滴在死尸上，否则死者不忍离去，且不得超生。亲人亡故忌说“死”，一般称“走去了”、“去世了”、“过辈了”，或用“百年”、“作古”、“仙逝”、“归天”等语。舍宅遇蛇不能打，连声念“那里来，那里去！”忌摘野外的“白碗碗花”，摘了会打碎碗碟。扁担放在地上，忌妇女跨过，否则不吉利。上列诸多禁忌，今已逐渐淡化。
宗族
房族 同族男女不准结婚。房族内某家房屋出卖、出让，近支者享有优先权。逢婚丧红白喜事，房族内的人自动来帮忙料理。庙会演戏、迎佛、元宵舞龙灯，一般由各房轮流出资操办。
宗谱 一般每隔二三十年重修一次。宗族中推出德高望重者数人至十数人组成谱局，其中辈份最高、二老双全、子孙满堂的长者为首事。聘请具学识、懂业务的老先生任主修。择吉日（一般在立春之后）举行开谱仪式。为汇集资料，参与修谱的人员要走家串户，细细查访。凡旧谱上无名的人丁均要收入，不可遗漏。每户要交丁口银给谱局，作为支付修谱先生报酬与诸项费用。谱牒内容包括：先祖遗像、族规家训、序言、祠祀众产、人物传赞、行状、著作；各房族人丁谱名（有的加乳名、字号）、生卒年月、婚配及葬地等。谱牒修缮完毕，要拜祭宗祠与祖墓，同时摆完谱酒，演完谱戏。外村同姓宗族派人送全副猪羊彩礼、匾额，以示庆贺。谱牒由族长或各房保管。除一年一度的六月六晒谱外，不许别人妄动。如须查谱，经宗族讨论并用福礼祭祖后方可。
众田 又叫义学田，是宗族中培养与鼓励子孙上进入仕的田产。昔日不管谁家子弟考取科举功名均披红拜祖，享受众田产业。近年有的村对考取大专院校者发给奖学金。
家规 旧社会家规颇森严，家政一般由祖父或父亲主持，内务由祖母或母亲管理。下不得犯上，晚辈须敬重上辈。孩子逃学、偷窃，要责打。开饭入席，长辈坐上首，晚辈坐下首。男人（家长）上山下田，妻子儿女要等他回来后才能开饭。客至设宴，多由家长作陪，子女不许上桌，否则为失礼。人家赠送的果品糕点，除分赏给孩子外，同时要奉敬长辈老人。此俗部分地区今仍流行。
称谓 宗族、家庭、亲友中对人各有称谓。对长者不得直呼其名。旧时夫妻间不唤名字，多叫某某（孩子名）爸或某某（孩子名）妈。男人对人家称自己的妻子为“我屋里”；妻子则称丈夫为“我男子客”。村里同族人之间，依辈份称呼，如男性高二辈的呼阿公、阿爷，高一辈的呼叔、伯，同辈年纪比自己大的呼阿哥；女性高二辈的呼阿婆，高一辈的呼阿妈、阿婶或阿姑，同辈年纪比自己大的呼阿嫂或阿姐，对亲戚长者也各有称谓，如称舅舅、舅母、姑父、姨妈等；同辈的族人或亲戚，则呼其名。妇女随孩子辈份称呼人家。今沿袭。
分家 儿子平分上辈的财产，包括房屋、田地及生产资料。女儿分浮财，如生活用具、首饰等。长辈所需的住房及用具，分家时预先提留。同胞兄弟间出现争执，由舅父与亲房长辈秉公而断。分家时须请先生写“分书”，经父亲画押确认，亲房见中（即中间人）才成。分家后下辈有赡养上辈的义务。
赡养 儿子分家后，自立门户，但必须赡养长辈。老人失去劳力，自己开灶，儿子要按月或按季供给谷米、柴薪和买菜钱。老人自己不起火，由儿子轮流供膳，称“吃轮供”。此俗至今乡间仍沿袭。
第二章 宗教
第一节 道教
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华盖山下“有容成太玉洞，道书谓天下第十八洞天”。相传太古黄帝时容成子修炼于此。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傅隐遥道人在大若岩石室修炼。三国时，道士王玄贞在大若岩石室修炼，其徒朱孺子，传说饮服枸杞，羽化飞升成仙。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到东蒙山炼丹，丹台至今尚在。南朝梁陶弘景，在大若岩石室著《真诰》一书，传播道学修炼之术。魏晋时期的张薦，宋代夏元鼎、李少和、林守真，元代周颐真，明代叶昌龄等道士在永嘉传播道教，名播东瓯。清代“黄教”传入，道教衰落。民国时期，农村尚行道场法事。建国后，全真派道士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大多还俗归农，少数道士孤守宫观，躬耕自给。“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宫观神像被毁，部分道士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后，宫观逐步修葺。1987年10月，成立永嘉县道教协会。1990年，东蒙山天然道观开放。
永嘉道教有全真和正乙两个派别。全真派教徒需出家，蓄发、茹素，衣着方袍大袖，今有龙门派第27代教徒10余名。正乙派道士，有的出家，有的不出家。他们大多分散在乡村，一边生产劳动，一边为人念经、做道场。1985年，道士吕信足移居美国纽约，创美东道教会，并把针灸、气功疗法传到侨居地。
清以前，有道士100多名。民国初期，有宫观32座，道士300多名。1990年，有宫观100余座，道士600余名。
天然道观
位于乌牛镇西湾村北的东蒙山上，初建于晋代。东晋道学家葛洪修炼于此，丹台遗址尚存。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息足餐霞洞。清代于观下方辟“小方岩”，建胡公殿。1979年，重整天然道观，修“三天门”、建紫云亭、中兴亭，辟长生洞，筑蓄水池，造招待所，从乌牛码道至山下村，铺1500米长水泥路，从山脚至天然道观筑1224级石磴。1988年在观旁塑“青牛”、“龙头”。1990年4月对外开放。
广福灵真宫
位于水云村南陶公洞内，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建“灵真宫”，道书称之为“天下第十二福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在洞内建“三清宫”。元成宗赐名“广福灵真宫”，并由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撰写《大若岩广福灵真宫铭》。此殿历经沧桑，几度被毁坏。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洞外建五楹前殿。中殿筑在洞内，此殿仅有椽檐而无瓦片覆盖。殿前有一长方形“讲经坛”，可纳数百人听经。1983年失火。1985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孝佑宫
又名上塘殿，位于上塘镇浦东村头，初建于唐。殿坐北朝南，三进两廊五楹，并建有戏台，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载：“唐卢氏居卢岙，尝与母出樵，遇虎将噬其母，女急投虎喙，以代其母。后有人见女跨虎而行，遂立祠祀之。南宋理宗赐号“孝佑夫人”。殿中匾额有“跨虎成神”、“孝感动天”、“孝德流芳”、“至孝鸿仁”等。
苍峰宫
坐落于苍峰西南坡，建于宋朝。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重修。宫碑载：“……后汉三年八月十四日，偶与妹井边汲水，见有石卵，五色红斑，光彩莫口，浮摇水面，波浪层起，收而纳之口，误吞而得孕。及汉亡周兴，即于后周元年（951）五月二十日辰时，到苍峰顶上，月满产龙，身亦从而化神焉。”
陶姑洞
位于西源乡梅坦村东，洞中有五楹三层殿宇，初建于明代，顶不施瓦而雨雪莫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玉环县楚门镇筠岗村李岳松募捐钱物，于1986年9月重建。洞顶石掣中渗出丝丝清泉，水质洁净如玉，人称“仙水”、“神泉”。水池虽只农家石水缸那么大，但“百人拜佛百人饮，千人烧香饮有余。”
太阴宫
坐落七都乡上沙村。始建于清文宗咸丰年间（1851～1861），民国9年（1920）重建。建国后改办小学。1964年址迁西侧，建三间小殿。1985年扩建为三间二进，并在左侧建一座观音堂。
第二节 佛教
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罗浮蛇山、龟山上立佛塔。东晋元帝太宁三年（325），李整于习礼坊（今鹿城公园路）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开东瓯佛教之先河。唐代著名僧人玄觉（665～713）、倡天台、禅宗融合之说，学者辐辏，永嘉佛教名播海内。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建普安寺。懿宗咸通五年（864），上塘绿嶂建宝胜寺。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瓯北白水建罗汉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东岸箬岙底建寿昌寺。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岩头里岙建广福寺，黄田白岩建隆平寺。明清以来，永嘉佛教更加深入到民间，宗教活动频繁开展，以诵经念佛为主，提倡吃素、戒杀、放生，多做善事，求生净土。建国前寺庵都有寺田或寺山。土地改革中，寺田分给贫雇农，寺山划归当地乡村集体所有，绝大多数僧尼返俗务农。“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刮“捣佛拆寺”之风，寺庙中的菩萨塑像大部被毁，有的僧尼遭游斗，宗教活动停顿。1978年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活动逐步恢复。部分寺庵得以修葺复原或重建、扩建。到1990年，全县有寺庵200余座，经批准登记的77座，僧19名，尼9名。
云居寺
又名云车寺、苍基寺。位于张溪乡深固坑村。东晋建庵，名为苍基庵。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一说天宝年间（742～756）〕改为“苍基堂”。后再改为“云车禅寺”。寺三进，有大雄宝殿、藏经楼、诵经楼、钟鼓楼及左右厢共48间。宋末元兵南下，寺被毁坏。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重建，恢复原貌，改为“云居禅寺”（古“居”与“车”同音）。神宗万历三年（1575）重修。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铸一大钟，重200公斤，作为镇寺之物。乾隆三十二年（1767）、文宗咸丰九年（1859）又加以修葺。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红军挺进师的部分队伍曾驻扎此寺。
云山寺
位于西源乡云山顶，建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五楹四进两厢，共26间。第二进前桥道两边各有放生池，第三进曾因战乱三次被烧毁三次重建。第二进30年代初期被毁后重建。第四进曾置蒙馆，由和尚设教至民国初期。后与第一进相继崩塌。寺水口建有“更衣亭”，亭已毁，留有亭础、石鼓、石像。
普安寺
坐落岩头镇西北部十八垄南麓。建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5）修建，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再修，民国年间又修。寺坐北朝南，四合院式，前为山门殿，中为大雄宝殿，后为观音阁，有大小禅房100余间。寺内有两个大鱼池。寺前有东西两亭，今已毁。寺内尚留石鼓一对，石狮一对。表山郑氏宗谱记载：北宋时，该寺系天台宗分派，清代和尚最多有128人，为浙南天台宗重要道场。寺旁有大德禅师和还庵恩和尚坟两座。
罗汉寺
坐落于瓯北镇白水村，建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民国20年（1931）重修，1984年再修。寺五楹，有山门、天井。
寿昌寺
坐落东岸乡箬岙底村。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寺二进两厢，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占地2160平方米。建国前有寺田60多亩，和尚5人。大殿前天井有两座古塔，“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被毁。山门外有两株古枫，横截面周长3.3米。
净心禅寺
位于中塘乡栗一村，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四月，重修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六月。寺七间二进。
广福寺
位于岩头镇西南部南崖山脚，建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五楹二进。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月重修，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再修，1986年又修。寺前有古柏。
正门寺
位于上塘镇正门山脚，建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1980～1983年，南明道住持募捐修葺、扩建。寺后有清泉、水池。宋末广王府记室参军、国史院编修陈虞之率兵勤王抗击元军，驻该寺。
九峰寺
位于东岸乡冷水观山上。明朝始建道观，观下置隧道通山园，今已塌圮。清宣统元年（1909）由头陀寺方丈能明募化重建，时有僧人10多名，寺田40余亩。寺西百余步，有能明大师墓，今已塌损，仅留石碑石鼓。1979年乐清南明道来寺，募资重塑佛像，修僧房。1982年，重建山门，书“九峰禅寺”匾额。寺前涧水呈丫字形，旁有一圆形凹岩，酷似石臼，又名朝天锅。
兴国寺
位于仁溪乡西坦马垄，建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重建后进，民国23年（1934）修建大殿，有寺田80多亩，1988年建前进。寺五楹三进。原寺东厅已毁。寺前有梭罗树（赤松）一棵，干粗叶翠，似一彩旗。四周山林缀翠，绿茶铺地。
大乘寺
位于瓯北镇龟山塔旁。建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重修。原七间，前有山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1982年重建五间大殿和山门，扩建东边两间僧房。
卧云寺
又名卧云庵，位于仁溪乡杨家山炉峰山顶。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修，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修，民国35年（1946）再修。寺掩映在青松翠竹之中，雾海云涛时笼寺宇。寺前有半亩方塘。寺左近处有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和尚墓一座。
芙蓉庵
位于枫林村东，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建，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重修，1982年又修。庵三进，壁画南游传。
玉泉寺
位于黄田乡黄岩洞下村，建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5），民国15年（1926）冬重修，1986年再修。寺五间三层木构建筑。依壁向阳而筑，高檐翼然欲飞。一楼至二楼的石径内侧石壁中有一清泉，常年不枯，甘洌可口，玉泉因此得名。寺左数十步外的陡壁间，有一石洞，高约5米，宽约10米，深约6米。此洞底面平整，内有龙井一口，水色浅绿，明洁如镜。洞外绝壁，洞顶山溜纷飞，若跳珠洒玉，堪称人间奇观。
屏山寺
位于桥头镇谷宅店（谷联），建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重建，二进两廊。
第三节 天主教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宁波教区（黄岩珊桥本堂区）马宗良神甫来永，在县城（今鹿城区）花柳塘巷建立临时活动点。德宗光绪三年（1877），宁波教区派意籍传教士董增德驻温，活动点（堂址）迁周宅祠巷。六年（1880），堂区成立。十年（1884）十月四日夜间，永嘉城区民众焚毁周宅祠巷天主教堂。十三年（1887），徐定雨传天主教入枫林。民国17年（1928），枫林成立本堂区，辖楠溪北片教务。25年（1936），全县有神甫2人，教徒3316人。1949年，教徒发展到4021人。1958年，全县天主教堂（除中塘乡朱家山外）基本被关闭。“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教堂被大队占用。1978年后，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1980年，溪垟乡烘头天主教堂恢复。1981年后，相继开放枫林、岩头、碧莲、张堡等22个教堂。至1990年，全县有天主教堂29座，信徒6000多人。枫林天主堂，位于枫林镇枫二村。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堂，民国9年（1920）改建。20年（1941）翻建，教堂呈十字形，有神甫楼4间，厢房40余间。钟楼21.7米高，楼顶悬有150多公斤重的大铜钟一口。堂内有花坛。教堂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是民国时期永嘉县瓯江北岸最大的天主教堂。
第四节 基督教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英籍传教士曹雅直从宁波来永嘉县城区（今鹿城区）传教。次年，在花园巷建立温州基督教内地会，后外国传教士相继而来造教堂，办神学院、医院，至民国9年（1920），永嘉有基督教徒6413人。基督教会的管理、宣传、经济三权均掌握在外国人手里。1951年1月13日，温州市建立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贯彻自治、自养、自传“三自”方针，与外国基督教断绝一切联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永嘉县基督教有6个不同的宗派，1958年走向大联合。“大跃进”中，教牧人员都参加劳动，教堂关门，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冲击，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教堂被关，《圣经》被焚，出现无教堂、无教牧、无经传的“三无”状况。1978年后，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教堂相继开放，有的重建或维修。1981年8月23日，在江北张堡老教堂成立永嘉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备小组。翌年4月中旬，在上塘召开筹备会议，协商推选11人，组成筹备小组，下设自治、自传、自养三个组。据同年11月统计，全县11个片，有基督教堂（点）414处，信徒14862户，47073人。经批准开放教堂4座，自行开放45座，老教堂重建8座，新建教堂16座，聚会点323处。义务传教士692名，其中男性627名，女性65名。文化程度，高中27人，初中101人，高小349人，初小215人。年龄60岁以上157人，31～59岁401人，30岁以下134人。1986年12月18～19日，在上塘召开永嘉县基督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成立永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永嘉县基督教协会。1990年，全县有基督教堂290座，教徒60000多人。
中国耶稣教内地会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10月传入。德宗光绪三年（1877）在县城（今鹿城区）建堂。二十一年（1895）成立黄田分会，为现境最早的基督教会。民国14年（1925），内地会分成总会、分会、支会三级。总会在城区花园巷。建国初有信徒10210人，教会53处，教牧师18人。
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10月，英籍传教士李华庆来永嘉县城区（今鹿城区）城西街传道。翌年3月购房设堂于城西嘉会里巷，称“偕我会”。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被毁，二十四年（1898）重建，二十九年（1903）与同宗派教会合并，改名为“圣道公会”。民国23年（1934）改为“循道公会”。设教区、联区、牧区、堂区四级。总会下有6个联区，128个分堂，教牧师12名，义务传道士326名，信徒10406人。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永嘉县内地会部分信徒在县城（今鹿城区）府前街施水寮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后将会址迁到乘凉桥。民国10年（1921），在县城（今鹿城区）建堂。30年（1941），在松台山麓建永光堂，设总会。后向瑞安、平阳等地发展。
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民国14年（1925）7月25日，牧师尤树勋等在县城（今鹿城区）沧河巷成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38年（1949）9月，发展到47处，其中城厢8处，上戌17处，楠溪17处，共有信徒2350人。
第三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收入
农民
建国前，多数农民少地或无地，主要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生活非常贫困。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宋嘉祐三年（1058），永邑上户盘剥，贫农死50人。”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衙门堂院向佃农派租有岁进、岁派、岁殓、岁徭、岁造等6类73种地租。“清道光十四年（1834），上户盘剥，贫农死于饥疫，尸塞道路，以一棺殓二三尸，尽以橐草裹捲。”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7月，遭大水灾，早稻收入未及平常年景的一半，农民四处逃荒要饭。民国22年（193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朱涂、澄田、徐家塆、霞碧、沙村、葡萄棚作了调查，六村共有292户，1311人，田918.35亩。地主占总户数1.38％，占田28.42％，户均65.25亩；富农占总户数1.04％，占田10.96％，户均33.55亩；中农占总户数6.12％，占田17.37％，户均8.86亩；贫农占总户数76.38％，占田仅43.14％，户均1.78亩，人均0.41亩。租种田地负担地租的农民占90％，无需租种的农户仅33家。佃租租额，谷租一般在田地收获量一半以上，永佃田租额一般为收获量的30～40％。早稻登场，农民交租还债纳赋后，剩余已不多。每到年底，还不起债的农民通常以当地价50％的押款和70～80％的典价，将土地抵押、典当或出卖。民国17～22年（1928～1933）的五年中，地价下跌40％左右，但负债农民借贷无门，还是忍痛出卖田地，其中霞碧一村就出卖田地17亩。不少贫困农民迫于生计，给地主家当长工。永临、新桥一带有167人分散在158户地主家，他们终年劳作，除了残羹剩饭，所得工钱少得可怜。农忙时节受雇的短工工钱略高于长工，但除了吃饭，干一天活仅得一升米。
建国后，经过1951年土地改革，农民获得生产资料主权，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热情。1950～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1.2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88.54％，年递增5.72％；农业人口年递增11.87％，人均耕地年递增2.85％。1952年虽遭水灾，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却从1949年的8.31万吨增加到9.25万吨，年递增3.6％。据桥下乡三类典型户调查，1952年与1948年各项收入相比，贫农增97.4％，中农减8.2％，富农减22.9％。1950～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每年平均递增5.4％。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12.64万吨，为1949年的1.5倍，人均口粮240公斤；生猪饲养量从1949年6.66万头增加到13.76万头，户均从0.75头增至1.37头。农村经济总收入1843万元，人均纯收入29元。1958年以后，一连几年粮食生产遭受挫折，农民生活遇到困难。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增长34.25％，人均耕地从0.86亩减至0.61亩。全社会粮豆总产量从13.19万吨减至11.91万吨，下降9.7％.农业总产值从6849万元减至549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年均递减2.17％，人均口粮从196公斤减至149公斤，人均纯收入从36元降至27元。至1978年，粮食部门还供应农村定销粮235万公斤，超支欠款大队有324个，占大队总数36％，农民温饱问题仍未获得解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工业、家庭工业迅猛发展，各类专业村、重点户应运而生。1982年，江北和二大队朱炳新一家5人2.5个劳动力承包耕地30.2亩，年净收入6000余元，成为全县第一个规模种粮大户。是年，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达21.35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1978年分别增长1.6倍、0.22倍。次年，各类专业大户发展到41393户，占总农户数25.7％。1980年人均收入仅28.31元的桥头公社，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崛起，成为拥有“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繁华集镇。不仅消化了全镇70％以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引来大批外地劳动力，或经商、办厂，或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业。昔日难以维持生计的艺工、商贩、弹棉郎都成为企业主或购销员。1984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86％。1987年人均纯收入达826元。地处北部边远山区的黄南村70年代建成扶贫公路，开发了竹木资源，人均收入从1980年前几十元提高到1985年325元，1989年508元，最低收入户人均341元。1990年连续遭受五次台风袭击，全县几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减至17.16万吨，人均口粮减至197公斤，农业总产值还高达17359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4.83倍、2.21倍。农、林、牧、副、渔产值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0年，全县有46.2％农民走出世代厮守的黑土地，或从事工商经贸活动，或进入乡镇企业做工，或创办家庭工业。全县外出劳动力9.95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26.63％，净收入达12160万元，为1978年900万元的13.5倍，农村经济总收入达81202万元，其中二、三产业比重从1980年的52.4％、1985年的65.1％提高到76.0％，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48元，1985年183元增加到1990年433元，有1400余人被列入乡镇统筹“五保”名单，其吃、穿、住、医、葬均得到基本保障。
永嘉各地自然条件差别迥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收入上较大的差别，近几年愈益明显。突出表现在罗浮、永临两区和瓯北、桥头、上塘直属三镇的沿江平原同沙头、岩头、碧莲、岩坦、四川五区和中塘、路口直属二乡的山区半山区这两大地区的差别。前者面积占全县20.9％，人口占全县42％。1980年以后，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48元提高到1990年618.79元，增12.9倍，其中瓯北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970元，居全县区、乡、镇首位，几乎全部摆脱贫困。后者面积占全县79.1％，人口占全县58％，由于受交通、能源等条件的制约，工业难以发展，经济收入中，农业始终占最大比重。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前者少3.6个百分点。1990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碧莲区也只有356元，仍处在全县平均线以下。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25个乡镇中，该地区占了24个。
职工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至嘉庆七年（1802），永嘉县普通公职人员、斋夫年薪银12两，监捕、门斗年薪银各7.2两，皂隶、禁卒、斗级、民壮、库子等年薪银6两左右，最少的更夫仅3.5两，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民国时期（1912～1949），公职人员实行月薪制，因时局不稳，收入波动很大。民国36年（1947），城镇市场中熟大米平均每市斤2916元，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县长128公斤，科员28～46公斤，事务员40.5公斤，收入最低的书记员仅9公斤。教员的平均收入略高于一般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约45公斤。由于货币信誉丧失，37年（1948）11月起，每月发公务人员糙米8市斗，以稻谷折发。农村小学教职员工薪米年300公斤到450公斤不等。受雇于工商业主的职工，工资低微，且随时可能被解雇，学徒三年仅供膳宿无工资。手工业工人以上门服务居多。25年（1936），泥水匠、木匠、石匠不包饭每工工钱0.2银元（时3元兑一担谷）。40年代，成衣匠每工2.5升米，铁匠按件计酬，打一把锄头2.5公斤谷。因战乱频仍，百业萧条，不少手工业者找不到雇主，迫于生计，转而去做烧炭、卖柴、担盐等苦力活。解放前夕，县城温州中学教员月薪金圆券仅值大米5公斤多，以致全校总请假。
建国初期，对行政干部（包括在革命队伍中婚生的子女）实行供给制，对接收录用的民国公职人员实行工资制，工资额高于供给制。1952年改为包干制，以工资分作计算单位。是年，机关工作人员人年均工资316元，比1949年提高7.9％。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提高60％以上。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2600人，年平均工资283元。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城镇居民多数有固定职业，收入相对稳定。1956年工资改革后，公职人员普遍增加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96元，比1952年增加113元，增长40％。1959年，县劳动科对27个工矿企业进行重点调查，企业职工月均工资23.75元。其中管理人员58.56元，最高88.50元，最低18.50元；生产工人24.42元，最高106.50元，最低9元。此后工资多次调整，1978年，全民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560元，比1956年增长41.4％；城镇集体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469元；乡办集体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68元。
1977年以后，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其中经过一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和八次部分工资调整。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年均工资2153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工资1890元；全县超100万元的村办企业从1988年的41个增至75个，职工年均收入从2204元提高到2956元；手工业“五匠”日工资，从70年代的1.4～1.8元，提高到1990年的20～25元（包饭）。
第二节 消费
食衣住行用
主食与副食 历史上沿江居民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贫困农民多以番薯、玉米等粗粮为主食，荒歉之年也有以野菜、树皮充饥。民国18年（1929）8月18日～11月15日大旱，县维持粮食委员会通过商会在芜湖办米50万石到县平粜，但由于豪绅富户乘机囤积居奇，高利借贷，仍有很多贫民吃树皮，典妻卖子，四处逃荒。沙头等6个区卖掉小孩2100人，饿死在上塘浦口祠堂有51人。公务员食物类生活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7.05提高到32年（1943）8月的975.02。37年（1948），币值狂跌，每斤大米数十万元。6月，城区（今鹿城区）一老妇手持30万元无处购米，绝粮断炊，投河自尽。
建国初，人民政府供给农村返销粮、救济粮，及时解决部分缺粮户的困难。1952年遇大水灾，县府拨救济款170万元（折新币），救济粮6万公斤，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民优待粮3486700公斤，11岁以上月供应大米22.5公斤，10岁以下月供应11公斤，供给制干部按大灶1分、中灶1.43分、小灶1.8分供给大米。每分计中等米0.19公斤。此后城镇居民生活用品逐步实行计划供应。1957年城镇居民1487人，月人均定量成品粮15.5公斤。1958年11月，公社食堂化，农民吃“大锅饭”。是年城乡不产粮人口1万人，全年供应粮食262万公斤，薯类搭配30％，其中4个月以40％搭配，供应鲜薯55万公斤。次年不少食堂以菜代粮，粗粮细做。1960年，每人每天不足0.5公斤原粮的食堂有1127个，占食堂总数的45.7％，部分食堂一天三稀。入夏后全县出现浮肿病人13218人。10月后，有80％以上食堂拿番薯藤、叶作饭菜。至1961年1月中旬，全县301个大队，1250个食堂采集箸竹籽、葛藤、乌糯、稻秆、黄豆秆、玉米心共300万余公斤加工代食。是年1月份平均每天每人食用原粮：0，625公斤以上有3个大队，5个食堂；0.5公斤以上不满0.625公斤有72个大队，321个食堂；0.5公斤有130个大队，465个食堂；0.375公斤以上不满0.5公斤有217个大队，874个食堂；0.25公斤以上不满0.375公斤有195个大队，595个食堂；0.25公斤以下有60个大队，205个食堂。不久，食堂解散。困难时期，粮食国家供应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定量1公斤左右，并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其中相当部分被精简下放农村。1962年开始好转，“黑市”粮价比上年下降58％。1963年，早谷每百斤降至12.5～13.5元。1982年，稻谷等主粮占粮食的比重上升到80％，结束山区农民“番薯丝吃到老”的历史。80年代，玉米、薯类逐步成为家禽家畜主要饲料或用来粗粮精做以调换口味。主食人均年消费106.5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重，从1980年34.1％下降到1990年19.8％，富裕的梨村占10.7％，贫困的大岙村高达46％。1990年实行乡镇统筹的五保户有293户、671人，占五保户总数63％，口粮标准为191公斤。非农业人口增至50104人，按定量供应大米，但不少人喜欢购买市场上的优质粮。1990年，社会销售原粮30566吨，比1980年，1985年分别增长86.91％，26.60％。
昔日，肉、鱼、蛋一般人家很少吃，饲养家禽家畜主要为补给家用和积肥。抗日战争时期副食品奇缺。民国33年（1944），肉、蛋、菜油等价格比26年（1937）上涨100倍以上。建国后，供销部门定量供应油、盐、酒、糖等主要副食品，居民凭票购买。1953年开始，实行油价财政补贴。1957年，每人月供应油31.25～62.5克。1959年国庆节和中秋节，供应猪肉，农村每人62.5克，城镇居民125克。困难时期，凭票定量供应副食品扩大到熟食、豆制品、糕饼、水产等。1960年夏，商业部门拨出红糖2250公斤、桔饼300公斤、菜油750公斤、猪油500公斤及一些咸鱼等照顾病人。1960～1967年，儿童加发糕点票0.5公斤。1962年5月1日起，城乡居民食盐供应定量调整为每人每月0.55公斤。1963年经济复苏后，副食品敞开供应。议价猪肉从上年6月的每公斤7.30元下降到1.88元，每公斤鸡蛋从4.60元降到1.80元。70年代，通过奖售化肥收购蔬菜，以保证居民供应，糖果、奶制品、罐头等副食品居民并不常吃。80年代，集镇农贸市场日趋活跃，副食品种类增多，鱼、肉、禽、蛋等成为大部分城乡居民家常菜，副食品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活动的居民，副食品消费喜标新立异，以至出现超前消费的攀比风。请客送礼名目繁多，红白喜事一次摆酒20席、30席已非鲜见，菜谱花样不断翻新，从全鸡、全鸭、全蹄到蝤蠓、河鳗、甲鱼，还有名牌香烟、高档啤酒。“人情”礼金步步升高，从几元、几十元到几百元。据10个乡100户农户抽样调查，1984～1988年送礼金额人均从10.92元增至40.59元，增长2.86倍，年均递增40％；户均从57.88元增至218.51元，增长2.72倍，年均递增38.9％，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收入增长幅度。1988年，送礼总支出21551元，占生活费总支出的6％，占生产总支出的27.8％。据调查，农村住户副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80年的22.2％提高到1990年的30％，人均消费160.8元，比主食消费多54.3元。
1962年，为缓解暂时困难，合理分配有限的物资，按职工工资6％～8％的比例发放商品购货券38万分，居民凭工分券购买南北货、罐头、蜜饯、酒类、面食、菜点。如红枣罐头每听1.74元，收工分券10分；纸包代乳粉每包1.41元，收7分；酱油鸭每市斤2.86元，收28分。1964年，实行副食品差价补贴，居民凭票购买。1979年，实行每月补贴。
1985～1990年，共补贴1342.2万元，其中1990年粮油补贴101.3万元，肉食补贴33.1万元，平抑蔬菜市价补贴136.6万元。
衣饰 民国时期，豪绅富商多穿绫罗绸缎衣服；中等收入者穿自产土染的丝织烤褂和斜纹、士林蓝布衣；一般农村居民穿自织的芒麻、棉等土布衣，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或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不少穷人则缺衣少被，每遇寒冬，便以“柴头当棉袄”。鞋以布鞋、蒲鞋、草鞋、木屐为多见。如山村西炉，抗日战争期间只有两件半绒衫和一双球鞋，建国前两年，寒冬时破絮加蓑衣、以蓑衣代被者占三分之一。民国32年（1943）8月，公务员的衣着类生活费指数，从30（1941）年11月的115.80提高到1513.04；翌年1月比抗日战争前夕的26年（1937）6月上涨277倍。
建国后，居民衣着条件逐步改善。50年代，汗衫、卫生衫裤、解放鞋开始流行，机制的人民蓝、司光蓝、自由布、东方绸渐进农家。1956年，只有90多户的偏僻山村表山乡溪龙坑，也有卫生衫150多件。60年代，卡叽、灯芯绒、华达呢和化纤布逐渐增多，毛线衣也较常见。1961年冬，西炉村农民几乎户户有绒衫。1979年冬，据主要商品零售量统计，棉布为2282000米，是1951年的118.9倍；卫生衫裤165300件，棉毛衫裤712500件，绸缎3940。米，分别为1959年的5.3倍、48.1倍、8.8倍；呢绒、混纺分别为19100米和526300米。80年代，自纺自织的土布服装消失，化纤、涤棉、涤纶、混纺、尼龙、呢绒、毛料服装逐渐普及，真皮、裘皮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男装流行西服、茄克衫、运动衫、羊毛衫、风雪衫、羽绒服、牛仔服、皮茄克、呢大衣等；女装的款式色彩更是千姿百态，层出不穷，还注意金银首饰配搭。桥头镇建成区内16岁以上妇女人均首饰1.5件。80年代后期，服装样式更新速度加快，衣料质地向高档次发展，上百元一套（件）已司空见惯，购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也非个别富豪。鞋类人均消费量从1962年的0.1双提高到1990年1.06双，以胶鞋、塑料鞋、牛皮鞋、真皮旅游鞋见多。据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0年人均衣着消费38.7元，比1980年的17.8元增长1倍多，占生活消费总支出7.2％。1990年棉花人均消费量从1964年的0.5公斤下降至0.03公斤，棉布从5.7米降至0.26米。是年县财政取消棉花供应的差价补贴。对山区少衣缺被的贫困户，自1950年起政府一直给以救济。
居住 历代居民都住木结构的瓦房，楠溪江中上游以凹字形或一字形的二层楼房居多。少数贫民长期栖身祠庙或草房。楠溪江下游则以平房为主。水灾频繁的七都乡居民，普遍住草房，且屡遭弃迁之苦。城镇公务员的房租类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0.00提高到32年（1943）8月的500.00。1951年土地改革时，永嘉县将没收来的5400间房屋分给贫雇农，居住情况有所改善。六七十年代，农村陆续修建一些新房，样式多为砖木结构二层楼，但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住房问题仍非常紧张。1983年，全县住祠庙和租借他人房屋的还有9800户。80年代，建房速度加快，档次不断提高，一般为2～4层（也有5层以上）的钢筋水泥结构楼房。1980～1990年，全县新建农村住房387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后30年新建农村住房总和的1.22倍。到1990年底，农村拥有住房1570万平方米，占全县居民用房总数的88.23％，人均住房面积20.76平方米。据农村住户调查，1984、1986、1988年三年建房最多，户均建房间数分别为0.28间、0.2间、0.25间，建筑面积分别为6.8平方米、4.6平方米、9.3平方米，人均年末居住面积分别为13.6平方米、15.6平方米、19.9平方米。1990年，人均使用房屋价值从1985年689.4元提高到1990年2364.5元。1990年，全县人均住房消费42.5元，比1980年增长9倍，占生活消费总支出7.9％。1985年，桥头镇建成区内人均房屋使用面积12.75平方米，到1987年底有80％居民建成新房，大多三层以上，钢混结构，每幢造价一般在3万元以上，最高达16万元。
部分山区农民到集镇或温州市区建房定居。1990年，迁入农村集镇1810人。农村集镇从1980年前的1个发展到11个，集镇人口相应增长8.13倍。1982～1990年，全县人口增长9.30％，而县直属三镇人口增长30.16％，县城上塘镇增长48.30％。其中自理户口8352人，占镇总人口19.8％。1986年开始建设城镇居民小区。到1990年，上塘、瓯北分别建成4～6层上宅下店式楼房1179间、397间。1990年末，城镇私人建房竣工13.6万平方米，单位面积每平方米造价160元；职工家属和集体宿舍竣工35184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160～271元；行政、事业单位共有公房134.2万平方米，其中建国后投资兴建116.8万平方米，占87.0％；县城有公、私居民住宅58万余平方米，比建国前扩大17倍，人均11.13平方米。住公房职工月支房租每平方米0.24元，租住民房职工由单位月支15～20元，超额自负，每平方米1.5元上下。清水埠居委会建公园式康乐山庄一座共108个套间（1993年竣工），以每平方米600元优惠价专供离退休干部购买居住。
1990年，全县有90％以上住房安装电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2380万千瓦时，其中乡村1442万千瓦时，为1985年196.95万千瓦时的7.3倍，城镇938万千瓦时，用户7399家，户均年支电费379.51元。
昔日住房无自来水设施，居民大多饮用挑来的露天井水、塘水、溪水、湖水。1980年，永临朱涂大队建成县内第一家农村自来水厂，户户装上自来水管道，此后集资办自来水厂的村庄越来越多。1981～1990年，全县农村改水投资923.95万元，其中群众集资822.45万元，建农村自来水厂246座，农村供水普及率达50％，直接受益303800多人，受益率40％。
农村烧饭做菜历来用薪柴、茅草和农作物秸秆作燃料，城镇居民多用木柴、锯末，后发展到煤炭。民国32年（1943）8月，公务员的燃料生活费指数比30年（1941）11月增长11.84倍。80年代，农村推广使用省柴灶达97.7％。县财政对居民生活用煤实行差价补贴。1986～1990年，共补贴328.5万元。80年代中后期，瓶罐液化石油气进入居民家庭，迅速取代用煤作燃料。城乡少数住户也有用电能烧水煮饭。1990年，人均年消耗柴草量0.615吨，比60年代减少0.356吨；农民生活用消耗为26.17万吨标煤，占生活、生产总消耗量的78％。据100户农户调查，1990年农民人均消耗煤炭133公斤，人均燃料支出22.65元，占人均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62年的9.2％降至4.2％。
交通 民国时期，县内没有公路，民间往来全凭双腿，沿溪村民则利用竹筏、舴艋舟运送货物。建国后，交通事业迅速发展，1988年实现乡乡通公路。1966～1990年，通过民办公助，共修建机耕路131条306公里，全县69％村庄的居民，出门时免除了徒步之劳。1978年后，自行车、摩托车迅猛增加。自行车社会零售量从1959年49辆、1977年534辆激增到1986年10264辆。1990年，全县有自行车12万余辆，摩托车1914辆；少数家庭还有小汽车，345户的朱涂村就有轿车15辆。据抽样调查，1990年每百户农民有自行车88辆，摩托车2辆。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交通旅行费用也相应增加。据百户农民调查，1989年人均交通费支出10.3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1.6％。
日用 建国前，农村居民的床、柜、桌、箱、椅和缸、钵、、盆、碗等日常生活用具多为竹木陶瓷所制。以拥有金漆木器和皮革、白藤、艺雕等类用具者为尊贵。公务员杂项类生活费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0.00上升到32年（1943）8月的946.44。
建国后，居民生活用品不断更新。50年代，保温瓶、搪瓷脸盆、铝制用具、手电筒等渐进农家。1959年6月开始，每人每月凭票购买肥皂半条。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主要日常生活必需品均凭购货券限量购买。70年代，以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所谓“三转一唱”为时髦。80年代，家用电器迅速增多，沿江乡镇青年结婚流行四件（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配一套（组合柜、板壁床、写字台），共需3万多元。先富起来的专业户、个体企业户、商贸经营户拥有卡拉OK机、录像机、煤气热水器等高档用具。不少居民家庭置有电话机。1990年末，农话到达2858户，人均话费3.16元，分别是1966年的10倍、15.8倍。市话到达1559户；私人住宅电话从1983年的1户发展到876户，占市话用户数的52.6％，城镇人口人均话费85.52元。据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0年人均日常生活用品消费62.24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11.6％，分别比1980年、1985年增长7.5倍、44.4％。
文化生活
晚清以来，按宗族聚居的各村庄都建有宗祠，祠中搭戏台，村民在传统节日或庙会期间，通过集资酬神活动看戏、听鼓词，或观龙灯、龙船。市民喜看“拦街福”、听鼓词。富贵人家常在喜庆日子请吹打班奏乐唱戏；贫困农民则以山歌、小调自娱。民国26年（1937），山区巽宅农民首次看到县民众流动施教团放映的美国无声电影。农民平日生活十分贫乏单调，以奕棋玩麻将为多见。公务员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生活费指数30年（1941）11月为104.81，32年（1943）8月上升到1085.38。
建国后，人民群众随着政治、经济的翻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在参加冬学、民校学文化的同时，纷纷组织秧歌队、文工团、曲艺协会，演出《土地还家》、《三世仇》、《小二黑结婚》等配合政治中心任务的现代戏曲，还有快板、表演唱等。过去“千年不闻锣鼓响”的偏僻山村，这时也欢腾起来。1952年2月15日至16日，屿北农民首次看到省革命老区慰问团放映的《钢铁战士》等影片。1956年，农村中安装了3000只广播喇叭，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文娱节目，了解国家大事。1963～1966年，全县871个大队中有600多个建立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娱宣传活动，万众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城乡广阔阵地。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聚众赌博、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一度盛行。70年代后期，群众文化生活逐渐恢复，许多乡村集镇拥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录像场、台球室、卡拉OK厅。城乡各系统多层次的音乐、体育、书画、摄影等比赛活动和联欢晚会频繁开展。居民普遍购置收录机、电视机，拥有高级音像设备的也不乏其人。自愿筹资兴办文化事业的人越来越多。永临区农民自筹资金81.3万元，建了影剧院、放映场、老人亭，还购置各种乐器，建立铜管乐队。桥头镇桥一村村民叶克森，脱身商海，服务公益。1989年2月，叶为首组织发起，先后共集资180多万元，在镇西南田垄山塆中，兴建了一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占地15余亩的“农民公园”田垄山庄，成为浙南著名文化休闲场所之一。一些农民在操办寿宴、婚宴的同时请电影队为村民放映电影。1990年，全县拥有600多个农村文化中心、俱乐部、图书室、青年民兵之家和274家文化娱乐经营户、农民文艺团体。全年举办群众性书法、歌咏、象棋、演讲等大型活动50多场。地处西北的四川区有各类业余剧团23个，常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1990年，报纸期发数每百人2.4份，杂志期发数每百人3.1份，分别比1951年增11倍、17倍，比1978年增67.8％、1.38倍。据农村住户调查，人均文化、生活服务费支出，从1980年的5.2元增至1990年的57.25元，其中文化服务费人均支出从1985年的4.4元提高到1990年的26.8元。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80年的3.7％提高到10.7％。
第三节 储蓄
建国前夕，货币狂跌，几乎没人拿钱储蓄。建国后，人民政府贯彻多种保护和鼓励储蓄政策，城乡居民银行储蓄迅速增加，1952年达3万元，1978年141万元，1990年猛增到18208万元。其中农村占49.1％，比1978年增长129.4倍。全县人均储蓄从1952年0.08元、1978年2.06元提高到1990年227.23元。1987年桥头镇银行和信用社居民储蓄额高达1574万元，为1979年9.2万元的171倍。1990年末农村居民银行存款金额9027万元，比1980年增长33倍，比1985年增长4.5倍，人均银行存款117元；城镇居民银行存款金额达9181万元，分别比1952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增长3059倍、254倍、47倍、6.5倍，人均银行存款2486元。
80年代，城镇中一些亲朋好友自愿结合，组织“呈会”，形成互助互利的民间信贷活动，并一度比较活跃，但也被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1985年，全县在“抬会”中被诈骗600多万元，直接受害者400多人，尤以妇女居多。
宗教，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四大教。道教、佛教历史悠久，千百年来盛行不衰。基督教信徒较多，天主教信徒相对较少。据1990年调查，全县有寺庵200多座，宫观100多座，天主教堂29座，基督教堂290座。多数宗教团体和信徒，在爱国爱教的旗帜下，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建国前，80％以上的农民少地或无地，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遇上灾荒，常忍饥挨冻。公职人员、教员、商店雇员、手工业者也收入低微，生活很不稳定。建国后，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生活得到了保障。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27％的农村劳动力走出家门，从事非农业劳动。1990年，二、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52.4％提高到76.0％，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48元增加到433元。广大职工经过工资制度改革和多次工资调整，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县人民衣食住行明显改观，从温饱型逐步走向小康型。
第一章 民俗
第一节 岁时节令习俗
传统节日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早起家家放爆竹，叫“开门炮”。然后设堂案，挂祖像，供果品，点香烛，拜祖祭天地。先向上辈拜新年，而后平辈互拜，互相祝贺。这天不扫地，不洗衣，更不倒马桶。忌讳争吵，不讲不吉祥的话，不做不吉利的事。晚上早就寝，不外出串门。建国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团拜，慰问烈军属、离退休人员及“五保”老人。初二起，亲友互访，祝贺新春，宴请春酒。新婚夫妇双双到岳父母家拜新年，俗称新婿“上门”。春节，家家贴春联、挂年画，村中演戏或放电影，鼓乐声喧，鞭炮竞放，人来客往，热闹非凡。
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日称元宵节。历来有赏灯习俗。正月十二起灯，十八落灯，灯会一般为七天。一些老屋旧院、祠堂和庙宇悬挂各种彩灯。渠口珠岸与桥头双庙的珠灯（也称珠囤），用珠绣成“龙凤呈祥”、“麒麟赶龙”、“狮子戏球”等图案，并组构成“西施采莲”、“张生跳墙”等戏曲故事。灯彩时隐时现，忽明忽暗，酷似“明烛送来千树玉，彩云移下一片星”。龙灯样式有首饰龙、狮子龙、板凳龙、虾扣弹龙、大龙等。元宵各地滚龙灯，表演“龙抢珠”、“龙出海”、“龙腾空”、“十二盘”、“双龙斗”等舞蹈动作。瓯北黄田岙的首饰龙，形如船，两旁扎有亭台楼阁、戏曲人物。龙身转动时，几百个戏曲人物手舞足蹈，活灵活现。上塘等地的板凳龙，龙身共有19档，每档约4尺，上面装饰各色木刻古装人物或亭台楼阁。各色龙灯起舞时，伴随铜号、锣鼓、琴笛和唢呐。龙灯舞到邻村，俗称“接客龙”。如途中两龙相遇，互相见礼，逢庙宇、寺庵、佛堂都要参龙一会。所到之村，都要摆香案福礼，放爆竹接龙。龙舞罢，灯师参龙，每座屋主家须用红包敬酬。龙队远路而来，村中首事，还要安排食宿，热情款待。菇溪溪心、前下等村在元宵夕，有在山上大放坟灯祀祖的习俗，满山烛光摇曳，焰火耀目。县城上塘则举行迎春会，大街小巷，火树银花，光彩夺目，灯上写谜，供人猜解，观者甚众，尽情欢娱。
二月二 农历二月初二，古称中和节。民间称春龙节、龙抬头。全县大部分地区有吃芥菜饭的习俗。芥菜饭是在米饭中杂以切碎的猪肉与芥菜做成，有的拌以香菇、冬笋等佐料。民间传说吃了芥菜饭能明目，不会生疥疮。
端午 农历五月初五，称重五节。上塘、下塘、浦东、浦口、渭石等村有竞渡龙舟的习俗。每船划手36人，各披红、黄、蓝、白、黑衣衫。并有执旗、打鼓鸣锣者。划手们在击鼓声中劈浪前进，优胜者有奖。端午节家家吃重五粽，同时还吃鸡鸭蛋、大蒜，饮雄黄酒。粽子也作为馈送亲友、乡邻的礼品。女婿婚后第一次向岳父母家送重五粽，岳父母家把粽分给亲邻吃，需回礼。农家在庭院屋角及阴湿之处洒雄黄水、砺灰；在房间里焚苍术、燃稻杆熏屋子，以驱蛇蝎五毒；在孩子的额上涂抹雄黄。有人以菖蒲做剑，用红纸扎住插于门上，意在祛邪禳毒。小孩们佩香袋，用以驱毒、散浊、辟邪。农民到山上挖端午草，晒干作为茶饮。
六月六 家家曝晒衣服、书籍，俗称“晒霉”。楠溪宗族中首事还取出宗谱曝晒。寺院庵堂，也曝晒经卷，使经年不受虫蛀。村妇、村姑们采摘木槿花（刺绕莉）的叶与花，捣浆取汁，掺水濯洗发垢。有的用茶子饼、稻草灰汤冲洗头发，在鬓边插一枝白玉簪或黄栀，俗称洗头日。并将小猫、小狗赶下溪河洗澡，不生虱子。
七夕 也称女儿节、乞巧节，民间叫“七月七”。乡间农家磨粉做巧食或饼，互馈邻居。女孩们边吃边把巧食抛在瓦背上（有的缠以红线），供喜鹊衔去搭鹊桥时吃。昔日夜晚，妇女在中庭陈设瓜果祭拜双星，村姑三三两两聚在眉月下穿针，穿进者为乞得巧。现在此俗已废，大多在庭前笑看牵牛织女星渡银河鹊桥相会。一些妙龄姑娘，在七夕佳期还有结拜“盟姐妹”风俗。村姑常采凤仙花（指甲花）来染指甲。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亦称“盂兰盆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民间在七月半请道士做水陆道场（做普利），送“封筒”和金银纸锭、纸札，上书祖先姓名，盖上“三宝印”，祭祀后焚化。夜放河灯，分发纸钱，撒送馒头给孤魂野鬼吃。
中秋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家家宰鸡杀鸭，小摆家宴。晚上吃瓜果及月饼。也有以月饼馈送亲友，取人月双圆之意。中秋夜，银辉泻地，桂香浮动，民间有赏月吟诗、设灯猜谜的习俗。
重阳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有蒸九层糕吃的习俗。这九层糕，九层相重，即重九之意。糕，音高，寓“步步升高”的美好愿望。今称重阳为“敬老节”、“老人节”。古时年登百岁者，号称“熙朝人瑞”，地方官要为之建“百岁坊”。今各级领导及村老年人协会，备礼物，拜访寿翁寿婆，以示庆贺。
廿四夜 古历十二月廿四日夜祭灶神。传说这夜灶神上天庭，奏本玉皇大帝，故家家户户贴上灶君新神像，两旁贴对联。主妇端出糕点、饴糖、柑桔、花生、荸荠等摆满灶前，焚香点烛，燃纸马，放爆竹，以示祭祀送行。山区人家在祭灶时多一样糯米糖（俗称“镬灶佛糖”），因糯米糖甜而软，灶王爷吃了嘴软，心也慈了，且牙齿被糖粘住，便不会在玉帝面前说人间的坏话。菇溪、瓯北、上塘一带，廿四夜还有吃芋艿的习俗。芋谐音余，预兆年年财物“有余”。
除夕 农历年最后一天，民间叫“过年”。在外的人必回家团聚，喝“分岁酒”。同时须煮新年饭置锅中，曰“过年饭”，作为大年初一午炊，取有余粮之意。吃罢分岁酒，长辈要给晚辈分压岁钱，以表对晚辈的节日祝福。明清时的压岁钱，是以彩绳穿铜钱，置于床脚，待年过后方可花掉。民国时，则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寓“长命百岁”之意。今大多用红纸包人民币给晚辈压岁，叫“压岁包”。除夕之夜，家家户户要点“分岁烛”，也叫“照岁灯”。它用半爿芋头或红萝卜做盘，插以小蜡烛，放在屋里屋外，栏旁笼畔、果树下等处，宵永长燃，生花报喜。有的人家还在谷仓、钱柜、水缸、秤杆上，贴以红纸条，或写上“福禄寿喜”、“吉祥如意”等字样，叫“封年”。除夕合家老少，守岁至凌晨子时新年第一声“开门炮”响。古代守岁，或谈心、或猜谜、或游戏、或赋诗，颇有情趣。今守岁，用些茶点、瓜果，边吃边谈，畅叙家常；或打扑克、搓麻将；或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节目，欢度除夕之夜。除夕有清债过年之俗，借用的东西要物归原主。在旧社会里，穷人“过年难，难过年”，有的为避债，除夕躲起来。
农事节令
立春 也叫交春，是上年四季的终结，当年四季的开始。民间有“年大不如春”之说。古时立春日，鼓乐迎土牛（号称春牛）到府县前，行彩仗鞭牛的仪式，表示催耕迎春。相传立春日将土牛打碎，让农民拾去放在自家田中，可获丰收。妇女在这一天，用青绸剪成春燕、春蝶，饰于头上，还在红纸上书写“迎春接福，万事如意”字样，贴在窗户上，讨取欢彩。民间还将生菜、春饼盛于盘内，取迎新之意，且互相馈赠。今永嘉民间保存“〓春”与“吃春茶”风俗。家家户户在立春前砍折青樟树枝，当立春时辰到来时，在天井、阶沿和房内用干稻草将樟树叶点燃，以祈求消灭害虫，五谷丰登。人们还煮白豆、黑豆或红豆，拌红糖作茶饮，俗称“吃春茶”。
清明 清明扫墓祭祖，在祖先坟头挂柳钱，焚纸钱，清除墓边杂草，加土。上坟毕，分“馍糍”或“清明饼”给拜坟的人。昔日由宗族各房轮流摆众酒，轮到之家，给以“众田”耕种或收租。土改后已废“众田”。建国后，为缅怀革命先烈，干部与学校师生到烈士陵园扫墓，敬献花圈。扫墓归来，折松枝和红杜鹃花回家，作吉瑞之兆。清明节，古人有到郊外游春踏青的习俗。民间还有插柳、戴柳枝的习俗。少妇村姑们结杨柳球系鬓畔；儿童戴柳圈，一是说柳枝辟邪祛毒，二是表示青春永驻。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的民谚。
立夏 为夏季开始，是农家的大忙季节，有“立夏三朝遍地锄”农谚。立夏有做“立夏饼”、吃豆腐的风俗。说吃了豆腐不怕雨淋，不怕赤蜂螯。山区家家吃笋、槐豆。说吃了竹笋脚骨硬，好爬山。吃青梅，烧青茶，以防“疰夏”。立夏日，让牛也过节，不用竹枝鞭牛，要给牛吃鲜嫩的草料，喝蛋酒，吃牛人参——珍珠莲（一种可治劳伤的草药）。立夏日也有用大秤给人掂轻重，别肥瘦之趣俗。说过秤后人不会疰夏。山区人家此日忌坐门槛，说坐后双脚会时常发酸。
冬至 俗称“冬节”。民谚有“冬至长于岁”、“冬至大如年”之说。冬节有做节祭祖，合家吃汤圆、馍糍的习俗，有“吃了冬节汤圆长一岁”之说。山区人家都盛馔设宴，表示合家团圆、喜庆丰收。昔日宗族中还办“冬节酒”，今一些村庄仍沿袭。山区还有冬节护林的俗规，吃过冬节酒，大家上山整树枝，割荆棘，培山土，并且修订森林禁约，立禁牌。
新节日
建国后，法定节日主要有元旦、“三八”妇女节、3月12日植树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9月10日教师节、10月1日国庆节等。庆祝形式有召开纪念会、座谈会，举办文艺晚会和展览等。
第二节 生产习俗
农作
浸种 早、晚禾谷种浸在木桶里，要插一把镰刀和桃树枝，据说可驱邪早发芽。
播谷种 楠溪江下游沿岸村庄根据瓯江潮候，多择平潮时刻播谷种。
开秧门 一年中第一天插秧称“开秧门”。户主备办酒饭，招待插秧客。开始拔秧时，在秧田里双手泼一下水，叫声“匕扫”，随手拔秧苗，以示镇邪。
关秧门 插完最后一丘田，俗称“关秧门”。富裕农家摆完工酒。
做稻福 六月早稻拔节或抽穗时，民间合众筹资买猪头，做米塑，备香烛，摆祭礼，请道士画符念咒，抬着社神，巡绕田垟，在田头插小黄旗路标，祈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翌日“禁垟”一天，不许挑粪亵渎神明。此俗今已不行。
求雨 逢天旱，县人有求雨的习俗。求雨要先择雨忌，一般以村为单位，也有联村进行。村民数十至数百聚合，不戴箬笠不带雨伞，抬着佛像到附近山中“龙潭”边摆开祭坛，师公手举铃刀龙角，口中念念有词，先用龙角画八卦，破煞后登上三台，求雨的人群全跪着呼天“降雨”。祭后向溪潭寻觅鱼、虾、蛇、蛙之类动物，被首先发现者，即认为是龙的化身，捉来置于方斗中，恭迎而归，沿途村庄都要立坛祭神迎龙。回到本村，把佛像露天摆在庙前，天天祭拜，直到下雨为止。旱情解除后，送龙还潭。另一种方式，择日在空旷地上，设三台祭坛，师公用龙角画八卦登上三台，摇铃刀吹龙角，呼天降雨，台下群众跪着齐喊“皇天佛，行云行雨啊佛”。此俗现已逐渐废除。
尝新 早稻登场，农村家家户户备办酒肴，庆祝丰收，名曰“尝新”。新米饭先祭神明、祖先，随后邀亲朋聚餐。麦熟烙麦饼分给邻居亲友尝新。
上仓 稻谷收后晒干，选择吉日和涨潮时刻，点燃三支香插于仓前，口念“仓满桶满”，谷倒入仓中，打上刻“有”字或“满”字的木印。
山林
禁山护林 村民公推办事公道者组成禁山护林小组，有“禁山林，断亲情”之说。制订山规民约后，如发生偷砍树木或柴草，犯者被护林员在山上抓住，夺柴刀或串担为证物。晚上，护林员或族公登门罚禁，一般罚酒席或罚款，也有罚放电影。农民上山斫犁冲、犁脚，对量材而取的不罚，如取犁冲、犁脚以外之材，照罚不误。
保护风水树 风水树也称水口树，一般在村口栽植，以枫、樟、榕、松、苦槠等居多，它们与小桥流水、凉亭山道有机组合，构成特有的水口景观。对风水树，全村民众共同保护，任何人不得砍斫，违者从重处罚。
开山 “禁山”满三年，放开采斫柴草一次，叫“开山”。一般先推代表上山划定界限，允许村民在界内自由采斫。柴草砍斫完毕，鸣锣封山。
判山 分判树木和判柴草二种。客户经实地踏勘并与业主谈好价格后，自行上山采伐。判树有和山、选判之别。“和山”，除树干直径5、6厘米以下的小树外，全归客户砍伐。“选判”，即选定出判树木，用削皮或草绳缚树干为号，认准采伐；判柴草，不许伤树。如客户有违，予以罚款或令其赔偿。
租柴火山 村庄之间，山有多寡，少山或无山村民交付刀租后，可以到山多柴余的村庄山上砍柴草，不交刀租，不准砍柴。菇溪还有卖田卖地不卖山的习俗，把山视为世代生存之本。
猎兽 山民狩猎，有一祭二择三鼓四忌的习俗。一祭，打猎前要杀鸡买肉祭拜祖师爷。二择，狩猎一要择红沙日或大破日，二要择雪天或晴天。三鼓，一是在场人都能分得一份兽肉，二是打中第一枪者得二份，三是猎犬与人有相同的一份。四忌，一忌出猎与妇女碰头，二忌说笑话，三忌放空枪，四忌说打来的猎物小。如果寻觅半天不见野兽踪迹，就高喊“戚五大神”，祈求祖师爷保佑猎获野兽。
养殖
陪猪生 母猪产仔时，主妇点着灯，坐在猪栏头陪生，及时拿掉胎盘，以免母猪食而缺乳。
解厌 仔猪下地，准备酒肉香烛，摆在米筛中，端到猪栏头祭猪神，谓“解厌”。口念“保佑母猪平安，仔猪快大”。然后给母猪喂蛋酒。
分窝 仔猪出卖给养户，叫分窝。分窝忌刀砧、红沙日。养母猪的人家还备肉饭，先拜财神爷，后请买猪的客人吃，谓人代仔猪吃上轿饭。吃后用湿丝棉带，缚仔猪充重量，直接装入仔猪篰。开秤前，客户抓一把猪栏沙塞进仔猪篰中，说仔猪看到母猪的猪栏沙，好像母猪在身边，不孤单，不寻娘。在计算仔猪价钱时，雄猪一头增一斤，雌猪一头减一斤。买仔猪的客户，在仔猪篰上插桃树枝和镰刀，示意“桃花女”破煞。
接栏猪 大肥猪出栏前，一般先买好仔猪，谓接栏猪。俗语说：“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一锅猪血汤，抵得一斗大麦一袋糠”。买接栏猪，目的是不让猪栏空着，增加家庭收入。
栏头忌语 在猪栏头，要讲吉祥话，不讲“死人大”，不讲“老鼠”，更不讲“死”、“遭瘟”。
端肉汤 农家养猪，历来有“端肉汤”的习俗。肥猪宰杀后第一条肉先供财神爷，接着切成大肉片，杂以猪肠、猪血，做成大碗汤，端给邻居吃。猪头拜神后，也给邻居亲友“端肉汤”。此一开销约需30斤至50斤肉，故有“猪好杀，场难拆”之说。这种习俗今已淡化，乃至废除。
养牛 楠溪养牛有独养、合养二种形式，劳力充裕的农户，一户养一头牛，家庭困难的，几户合养一头牛。养牛户爱牛如命，母牛生仔牛，给母牛喂蛋酒，役后喂珍珠莲。牛老淘汰时，人见杀牛，把手交叉在后身，意谓无力相救。
捕鱼 沿江一带，渔民出海捕鱼，先做“鱼福”，也称“顺风酒”。以三牲（鸡、鹅、猪头）及金银纸箔祭拜海神或大若岩“胡公爷”。出海时，插顺风旗，求神保平安。渔民在渔船丰收归来或年冬时节，买祭品还愿。
工匠
拜师 手工业学艺，有“拜师”的习俗，签订合同后，学徒挑红烛和礼物登门拜师，第一、二年，学徒要交若干谷米给师傅，第三年吃“白饭”。期满出师，学徒挑“四样”谢师，师傅则回赠一套工具，从此各行其业。
木匠 分大木、方木、圆木三类。大木匠以造屋为主；方木匠主要做床、桌、柜及犁、耙等农具；圆木匠专做脚盆、水桶、锅盖等圆形器皿。完工时，用户给工匠摆完工酒、赏红包。
裁缝 俗称做衣裳老司，农村裁缝一般上门干活。为新娘做嫁衣，兼为新娘装点陪嫁器皿，同时享受较高礼遇。主家不仅当日付足工资，还请吃出嫁酒，升利市钱。
理发 俗称剃头。乡村各地，剃头老司提着剃头篮定期上门服务。一般给一个已婚成年剃一年头（包括其小孩）收一斗谷。为新婚男子剃头，主人赏给红包，婴儿满月剃去胎发，俗称“打光光”，主人送给红蛋红包。
第三节 喜庆丧葬
建房
俗称“响榔锨”，庄户人家视为大喜事，择地、开工、上梁、落成，都有仪式。先请风水先生看地盘，定方向。然后择吉日，请道士在桃树制的木桩上画符，行过祭礼，敲木桩入土，叫起土奠基。动工后，三亲六眷要助工、助料、助资（拔厨）。屋架搭成，择定吉日良辰上梁，主人身上缠红，抬着栋梁，登上云梯，谓“步步登高”。两个木匠站在屋背，接过正栋梁，放在正柱上，挂好“金鸡”松柏，用“榔锨槌”击实榫头。接过准备好的木盘，口中念念有词，手抓钉和钱，问屋中抬着被单的主家：“丁财要否？”主家齐应：“丁、财都要。”就在鞭炮锣鼓声中，老司高叫“丁财兴旺”，铁钉和铜钱齐齐抛下来。再将米塑的馒头抛向四方，在新屋外围观的男女老少争相抢接。说谁得到馒头谁有造新屋的兆头。上梁毕，当家的牵牛挑谷，主妇提鸡抱兔，小孩身背红书包，在新屋中走一圈，叫“过屋”或“过大门”。过屋毕，摆开桌子吃“接风酒”，先由大木老司把壶给当家人斟酒，接着辈最大、年最高的人给子孙斟酒，称“把风水传给下代”。房屋落成后，摆完工酒，酬谢工匠和亲友。
婚嫁
合婚 旧俗先由女家出庚帖，帖上写女方的出生年月日时辰。男方接到庚帖，写出男方的出生年月日时辰，请卜者合婚。若五行相克，即不合，用肚兜布（红布）包好退回女方；五行无相克，即合。女方也算命求签，以偕琴瑟。有的男家把庚帖放在灶君前过六日，男女双方家中都平安无恙，乃大吉之兆，则合；若家中发生吵架、人命、重疾、失窃及其他意料不到的事故，乃不祥之兆，则分。建国后此俗基本废除，实行男女自由恋爱。
定亲 议聘后，男家行“小定”。菇溪“小定”，男方送四格“重盛”礼品；楠溪“小定”又称访帖，要做访帖饼，也叫“纱衔饼”，有纱帽和官衔之意。小定后，择日大定。西溪、菇溪男方给女方聘礼有糖糕、猪肉与荔枝、桂圆、红柑、鱼鲞之类，放在六格“重盛”中，并送聘金与金戒子、毛绒衣衫若干套；楠溪男方做大饼和八合（参、蹄、胶、刺、鸡、鱼等摆八格）或六合担到女方。女方将饼、肉分给亲戚，叫“送嫁饼”。吃到“大定”饼的人在女方出嫁时要送棉胎、被面、被单等。
完婚 男家择定结婚吉日，让媒人告知女家，叫送日。征得女家同意后的日子叫佳期，不能更变。佳期前夕，新郎剃头，新娘开额。男家掸扫，布置洞房，剪双喜，挂彩球，贴婚联，安床被；女家整理嫁妆。出嫁那天，女家摆出嫁酒（中餐），男家备转头、坐筵、出间三筵。男家按议定的尿盆脚盂、三杠红、间底面、上间（中堂）面不同等级安排人员，到女家迎亲。楠溪男家搬嫁妆的行堂吃女家的出嫁酒，西溪不参加吃出嫁酒，只吃米食“结圆”，即结缘之兆。给“六局”分红包毕，催新娘上花轿。新娘戴珠冠穿蟒袍盖头红，带茶叶米上轿。轿灯引路，过桥、过殿、过寺宇前卸冠蟒，撒茶叶米，意为请神佛免见。轿至男家，燃杉针称〓红，利市人卷轿帘，新郎到轿前向新娘作揖，新娘纳纳还礼，伴娘扶新娘出轿，用米筛遮新娘额，踏传席入洞房，坐床杠，饮“交杯酒”，吃“和同饭”。当晚在中堂摆坐筵酒，新娘坐头桌头位，利市娘坐上横头，伴姑陪酌，二席则是娘舅贵宾依次就座。喜筵结束，众表亲，堂、盟兄弟都来闹洞房。此时，男女老少、长幼尊卑不讲礼让，不避嫌疑，有洞房三日无大小之说。第二天上午出间（出堂），中堂摆祖宗供案，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祖宗。婆婆给新媳妇交钥匙。至此，新娘成为本家主人，娘舅贵宾依次坐头桌二桌，新娘最小，坐下桌下横把壶给长辈、贵宾敬酒。第三日后谢媒。建国后，废花轿，改抬轿为步行，或车接，喜酒删繁为简，只新娘过门晚一筵。
会亲 三日喜事完毕，新娘的父亲或兄弟挑“纱衔”，到女婿家看望，叫“会亲”。女婿家摆酒宴，请亲人相陪，女婿坐“下横”执壶斟酒，岳父（或舅）坐头位。
回门 菇溪叫“回花”，楠溪叫“回娘家”。婚后3～7日，新婿伴新娘去岳父母家认亲，并送去礼品，岳父母家设宴款待。但新婿、新娘必须当天回家。
入赘 也称招女婿或“进婿”，即女子不出嫁，招男子入门。大多是家中无子继嗣或不愿让爱女远离。招婿入门，所生子女为女家传宗接代，瞻养女家双亲，可继承家业。
童养媳 贫家有男，怕娶媳不易，先从养育艰难的人家抱女孩到家里抚养，叫“童养媳”。长大举行婚礼叫“还亲”或“圆房”。童养媳往往被虐待，逃婚、抗婚时常发生。解放后，该习俗被禁止。
生育
怀胎 妇女怀胎后，受到家人的格外照顾，不但增加营养，而且不做粗重活。房内忌搬东西、修补墙壁、打钉，忌动剪刀、针线。忌吃姜、蟹，忌看怪戏、怪画、怪电影，说是能免给胎儿带来各种各样的生理缺陷，如兔唇、跛足、瞎眼、六指及痴呆等。
坐月 也叫“做月里”。妇女产后一个月（或四十天）内，饮食起居特别谨慎。少开窗，用皱纱包额，腹部缠布，以免伤风。亲戚要送“月里羹”。坐月中，产妇多吃米粥、红糖、老姜（姜汁拌红糖作姜茶）、老酒、鱼鲞、猪肚、鸡蛋、菜干肉、红枣、索面等。
生头胎 妇女生头胎时，到娘家报生，请母亲来照顾产后生活和帮助料理家务。娘家要送给婴儿穿的衣服、鞋帽（有些是孕妇自己先置，如尿布、肚兜），还有红寿桃、红蛋、红花生、福寿糕等。婴儿一出生，主家就烧索面汤分给邻居吃，以示幼儿长寿。吃过索面汤的人家要回送“长寿面”、鸡蛋。
定时辰 小孩出生不久，请算命先生定其生辰八字，指示小孩带多少“官”、多少“印”、多少“财”、多少“寿”，特别是带几道“关”。犯“关”者，要请法师“过关退煞”。建国后废除。
满月酒 第一胎孩子满月，富裕人家摆满月酒，请亲友共宴，亲友吃了满月酒要送礼。
送〓周 孩子满周岁，叫“对对”，也叫“〓周”。外婆家要送四季衣服、长命彩绒、银圈、银铃、银奶吮、手镯、足镯与银锁、银牌（刻有“长命富贵”等吉语）。主家摆对对酒。富裕人家还请戏班演戏或请艺人唱词，与村人同乐，以示庆贺。今时兴送高级玩具、童车与华丽服饰、金项链等物。
认亲爷 认人为父，叫认亲爷。认亲爷要选吉日，摆酒席，亲爷也给孩子送衣帽和长命锁。认过亲爷后，每逢佳节要送礼品给亲爷。
寿诞
生日 人逢生日，历来只吃索面（或粉干）加肉蛋的“长寿面”，30岁始，亲戚送礼庆贺。
做寿 60岁起逢十皆“做寿”。昔日大户人家设寿堂、贴寿联、燃寿烛、挂寿幛，张灯结彩。寿翁坐正位，接受亲友、晚辈祝贺、叩拜，平辈一揖，子侄幼童四拜。有的寿翁不上坐，客人只往寿堂礼拜，儿孙辈齐集堂前还礼。亲戚送寿礼，寿翁分寿桃，相沿成俗。
钉匾 80、90或单百寿（百岁寿诞可提前一年即99岁时做），庆寿仪式隆重。寿翁钉匾时，寿堂摆香案祭祖，鼓乐齐奏，寿匾郑重地挂于厅堂，后摆寿宴。
丧葬
打寿枋 也叫打百岁枋。择吉日吉时锯木，交利市钱。打寿枋可防“临渴掘井”，还可压寿。老寿枋，涂红漆，男棺写福字，女棺写寿字。寿枋放在祠堂里或楼阁上。
小殓 人死后，长子先去水井投钱买水，烧热给死者沐浴。理好干净衣服，由长子拿着跪在露天下一条板凳上，叫一声“上衣×件、下衣×条、百两六斤四、皇天作证”，踢倒板凳后，衣服交女眷给死者换上。然后，将碎银放入死者口中，叫“含口银”，梳头后，移尸板上，盖上寿被，脚后点“照冥灯”（白烛）。家人来焚纸钱、哭哀。亲戚来吊丧。把死者睡的床铺拆掉搬到院里待洗晒，草席、枕头烧掉。把一双筷子缠以棉花直插盛满饭的碗中装入红小袋，挂在路旁树枝上，称“满饭”。此俗今少见。
大殓 即送死者入棺。棺中放木炭、灯草等物。旧时死者脚下放“脚踏”，手执凉扇、手巾，捏“灰粽”，说送往“鬼门关”给狗吃。道士收殓，孝子戴三梁冠，披麻，执哭丧棒，跪地默哀。
出殡 由道士择定吉时（大多在未时或申时）后，先移尸入棺，再将棺盖盖在棺木上，四端各打一枚长钉。道士收殓时，亲友若生肖相冲者不见。收殓后，将棺木移至门庭外，同辈人及子孙围棺逆、顺转三圈，即出丧。出丧时，“魂亭”（也叫香亭）中挂死者遗像。彩旗、铜锣开道，放爆竹与“三步历”，吹班乐队一路演奏。子辈戴三梁冠，女眷披苎巾。送丧者均穿素衣，戴白布帽。一素服少年提香篮分“路头纸”。抬棺通常为四人。有的还摆“路头祭”。建国后，民间丧仪简化，送丧扎白花或带黑纱。送花圈、绸缎被面者渐增。各地仍行摆丧酒之俗。有的主家给送丧者分发一把雨伞或毛巾、肥皂，作为谢礼。
入墓 棺木上山进墓。墓内放“风水瓶”，由泥水匠封“龙门”。安葬毕，吹班、乐队奏乐，孝子身绕红，背二株青松树回家，称“回山转”。媳妇在祠堂门前或家门前接香炉。
念过亡经 人亡后，请道士、和尚念过亡经，也叫“念佛”。厅堂挂“十殿阎王”画像，点燃灯山，唱“阴司曲”，鼓钹齐鸣，热闹非常。建国后此俗已除，近年又有所抬头。
设灵堂 灵堂两旁挂素帏帐，厅堂、门台贴蓝纸白字的挽联与横批。上设灵位，置香炉白烛，立纸扎金童玉女，扬魂幡。下置灵桌，桌上放油灯。桌前放竹椅或板凳，凳上置死者衣服鞋袜。戴孝守灵，妇人不穿彩衣，不事装饰；男子不着华服，用麻布条扎腕，穿孝服孝鞋。居丧期间，孝子禁理发，夫妇不能同房，禁晤宾友、赴宴等。亲人每日早晚哭灵，在灵前晨夕供膳祭之，称“孝饭”。逢“头七”、“二七”小祭，“三七”开祭，亲戚朋友齐来吊丧。灵堂摆至“三七”或“七七”解除。然后把牌位、香炉送放宗祠内。建国后，此俗渐废。
家祭 逢死者生日、卒期，或四季八节，家人都要到中堂或宗祠里，上供祭奠祖宗之灵。
第四节 其他习俗
信仰
庙会 也称会市，原为神佛寿诞的节庆活动。岩头正月半，芙蓉二月二，上塘二月十五，枫林二月二十一均有庙会。是日，各地迎神演戏相庆，家家户户摆酒肴，相邀亲朋看戏。三教九流，红男绿女齐集，热闹非凡。上塘庙会一般三天，上塘殿（孝佑宫）演戏，庙宇里摆大馒头上供，灯彩辉煌。当地童谣云：“月光光，佛上堂，上塘殿，大灯光……”。庙会期间，摊贩云集。今演化成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
开光 新建庙宇，塑造佛像，或旧庙重新修塑完毕，须择日“开光”。开光要摆祭供，乐队吹打，还演开光戏。此俗农村今仍流行。
关公洗台 农村祠宇连台戏最后一场演毕，一位演员扮作关羽，执青龙偃月刀在戏台四周舞弄一番，称“洗台”，示全村吉庆太平之意。此俗今渐废。
迎佛 民间庙会，有迎佛活动。扮元帅或七星者，身穿神佛的服装，手执钢叉或刀枪，脸上涂金，骑在马上，在本村和邻村的主要路道上招摇一番，意在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口安泰，六畜兴旺。此俗在六七十年代已少见，近年部分乡村又重新出现。
拣日 桥头、桥下、岩头、碧莲等地，旧时设有“拣日馆”。凡婚娶、丧葬、造屋、远行、拜师及筑灶、分家等，大多请“命馆先生”择宜，逢吉方行。今专此道的已为数不多，且门庭冷落。
看风水 昔日，凡建房选址、人死殡葬、入土“点穴”，都得请“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来相度地理，占卜吉凶。谓好的龙脉与吉穴，将荫庇子孙后代兴旺昌盛。今此俗已不流行。
求梦 旧时，求梦者夜晚到庙宇神像前睡觉，点香祈祷神佛托梦。翌晨，将所梦之事析疑。有求嗣、求财、求点“花会”名等等。此陋俗今已除。
吉兆 灵芝草：古人以为神木所生之仙草，服之长生不老，故兆祥瑞。龙、凤：龙为神异动物，能兴云作雨；凤凰为百鸟之王。二物降临为国家盛世之兆，民间视为祥瑞，以龙凤为美饰者甚众。麒麟：古代传说中一种动物，为吉祥之象征。妇人多年不育者，要虔诚礼拜，意谓麒麟送子。龟鹤：为长寿之物。灯花：灯烛余烬结成，状如花，谚有“灯花爆，喜事到”之谓，亦有“画烛生辉，读书郎笑步青云”之说。火笑：烛中火苗有时出现呼啦声，为客将至之兆。喜鹊：喜鹊叫，客必到。因喜鹊的叫声及毛色能使人愉悦，又以“喜”为名，故视为吉祥。看见蟢（也称壁蟹），谓喜事临门。“要得发，不离八”，以八为家道隆昌之兆。故酒席一桌八人，抬轿八人，结盟兄弟八人。商店店号也有称“888”（即发发发），以图吉利。路上遇抬棺材，谓有官有财。逢农历三、六、九出门经商，财运亨通。
凶兆 夜闻猫头鹰鸣叫，为死人之凶兆。因猫头鹰相貌顽凶，眼睛异于其他鸟类，鸣声凄厉，专在夜间出没捕食，故视为“报丧”、“勾魂”之鸟。乌鸦叫祸。行人闻乌鸦鸣叫，快步避走，连连念：“乌鸦白头颈，叫叫勿要紧。”因乌鸦颈项处有一圈白毛，余皆漆黑，与丧服类似，又喜食腐尸，故视为不祥之鸟。母鸡啼更，家有不宁。鸡上屋兆凶：鸡飞上屋顶，为火灾将至之兆。狗哭兆灾：俗称狗夜间凄凉长嚎为哭，当作死人、火灾、被盗、争讼等祸事将临之兆。竹子开花兆灾，有“竹子开花，人要搬家”之谚。吉凶之谓，虽属无稽，但长期相沿成习，一时难以根除。
禁忌 昔日，人们缺乏科学知识，往往迷信无形的神灵，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禁忌：正月初一不扫地，不吃稀饭，不挑人粪，否则钱财会外流，出门会遭雨淋，会亵渎神灵。逢年过节，忌打碎器物。忌拾溪边鱼、路中鸟，鱼不在水、鸟不飞天被认为是反常，拾了恐招灾。孕妇忌吃蟹，否则婴儿长六指或“横生”。小孩忌吃饭焦、鱼卵和玩米、数米，否则会变懒惰，变痴呆，日后不会计算。男人忌从妇女衣裤下走过，以免招来晦气。忌拔脚毛，说“一条脚毛一担谷”。吃饭时不能撒米粒和碗底留剩饭，否则遭雷击。不能用筷子敲饭碗和将筷子插在饭碗中央。宴请客人时，不能中途将空碗碟收起，否则被认为是“逐客”，也忌把盘碗反扣在桌面上，否则有咒人生病之嫌。开店铺的忌人坐在柜台上。做生产的忌早上第一个顾客不成交而去，否则全天倒运。走江湖的逢七不出门，逢八不进门，民间有“七折八扣”、“七煞八败”之谚。忌夜间把衣服晾在外边，以免冲犯夜游神。忌把衣服穿在身上缝补，否则将来会做贼。忌入殓啼哭时，眼泪滴在死尸上，否则死者不忍离去，且不得超生。亲人亡故忌说“死”，一般称“走去了”、“去世了”、“过辈了”，或用“百年”、“作古”、“仙逝”、“归天”等语。舍宅遇蛇不能打，连声念“那里来，那里去！”忌摘野外的“白碗碗花”，摘了会打碎碗碟。扁担放在地上，忌妇女跨过，否则不吉利。上列诸多禁忌，今已逐渐淡化。
宗族
房族 同族男女不准结婚。房族内某家房屋出卖、出让，近支者享有优先权。逢婚丧红白喜事，房族内的人自动来帮忙料理。庙会演戏、迎佛、元宵舞龙灯，一般由各房轮流出资操办。
宗谱 一般每隔二三十年重修一次。宗族中推出德高望重者数人至十数人组成谱局，其中辈份最高、二老双全、子孙满堂的长者为首事。聘请具学识、懂业务的老先生任主修。择吉日（一般在立春之后）举行开谱仪式。为汇集资料，参与修谱的人员要走家串户，细细查访。凡旧谱上无名的人丁均要收入，不可遗漏。每户要交丁口银给谱局，作为支付修谱先生报酬与诸项费用。谱牒内容包括：先祖遗像、族规家训、序言、祠祀众产、人物传赞、行状、著作；各房族人丁谱名（有的加乳名、字号）、生卒年月、婚配及葬地等。谱牒修缮完毕，要拜祭宗祠与祖墓，同时摆完谱酒，演完谱戏。外村同姓宗族派人送全副猪羊彩礼、匾额，以示庆贺。谱牒由族长或各房保管。除一年一度的六月六晒谱外，不许别人妄动。如须查谱，经宗族讨论并用福礼祭祖后方可。
众田 又叫义学田，是宗族中培养与鼓励子孙上进入仕的田产。昔日不管谁家子弟考取科举功名均披红拜祖，享受众田产业。近年有的村对考取大专院校者发给奖学金。
家规 旧社会家规颇森严，家政一般由祖父或父亲主持，内务由祖母或母亲管理。下不得犯上，晚辈须敬重上辈。孩子逃学、偷窃，要责打。开饭入席，长辈坐上首，晚辈坐下首。男人（家长）上山下田，妻子儿女要等他回来后才能开饭。客至设宴，多由家长作陪，子女不许上桌，否则为失礼。人家赠送的果品糕点，除分赏给孩子外，同时要奉敬长辈老人。此俗部分地区今仍流行。
称谓 宗族、家庭、亲友中对人各有称谓。对长者不得直呼其名。旧时夫妻间不唤名字，多叫某某（孩子名）爸或某某（孩子名）妈。男人对人家称自己的妻子为“我屋里”；妻子则称丈夫为“我男子客”。村里同族人之间，依辈份称呼，如男性高二辈的呼阿公、阿爷，高一辈的呼叔、伯，同辈年纪比自己大的呼阿哥；女性高二辈的呼阿婆，高一辈的呼阿妈、阿婶或阿姑，同辈年纪比自己大的呼阿嫂或阿姐，对亲戚长者也各有称谓，如称舅舅、舅母、姑父、姨妈等；同辈的族人或亲戚，则呼其名。妇女随孩子辈份称呼人家。今沿袭。
分家 儿子平分上辈的财产，包括房屋、田地及生产资料。女儿分浮财，如生活用具、首饰等。长辈所需的住房及用具，分家时预先提留。同胞兄弟间出现争执，由舅父与亲房长辈秉公而断。分家时须请先生写“分书”，经父亲画押确认，亲房见中（即中间人）才成。分家后下辈有赡养上辈的义务。
赡养 儿子分家后，自立门户，但必须赡养长辈。老人失去劳力，自己开灶，儿子要按月或按季供给谷米、柴薪和买菜钱。老人自己不起火，由儿子轮流供膳，称“吃轮供”。此俗至今乡间仍沿袭。
第二章 宗教
第一节 道教
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华盖山下“有容成太玉洞，道书谓天下第十八洞天”。相传太古黄帝时容成子修炼于此。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傅隐遥道人在大若岩石室修炼。三国时，道士王玄贞在大若岩石室修炼，其徒朱孺子，传说饮服枸杞，羽化飞升成仙。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到东蒙山炼丹，丹台至今尚在。南朝梁陶弘景，在大若岩石室著《真诰》一书，传播道学修炼之术。魏晋时期的张薦，宋代夏元鼎、李少和、林守真，元代周颐真，明代叶昌龄等道士在永嘉传播道教，名播东瓯。清代“黄教”传入，道教衰落。民国时期，农村尚行道场法事。建国后，全真派道士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大多还俗归农，少数道士孤守宫观，躬耕自给。“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宫观神像被毁，部分道士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后，宫观逐步修葺。1987年10月，成立永嘉县道教协会。1990年，东蒙山天然道观开放。
永嘉道教有全真和正乙两个派别。全真派教徒需出家，蓄发、茹素，衣着方袍大袖，今有龙门派第27代教徒10余名。正乙派道士，有的出家，有的不出家。他们大多分散在乡村，一边生产劳动，一边为人念经、做道场。1985年，道士吕信足移居美国纽约，创美东道教会，并把针灸、气功疗法传到侨居地。
清以前，有道士100多名。民国初期，有宫观32座，道士300多名。1990年，有宫观100余座，道士600余名。
天然道观
位于乌牛镇西湾村北的东蒙山上，初建于晋代。东晋道学家葛洪修炼于此，丹台遗址尚存。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息足餐霞洞。清代于观下方辟“小方岩”，建胡公殿。1979年，重整天然道观，修“三天门”、建紫云亭、中兴亭，辟长生洞，筑蓄水池，造招待所，从乌牛码道至山下村，铺1500米长水泥路，从山脚至天然道观筑1224级石磴。1988年在观旁塑“青牛”、“龙头”。1990年4月对外开放。
广福灵真宫
位于水云村南陶公洞内，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建“灵真宫”，道书称之为“天下第十二福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在洞内建“三清宫”。元成宗赐名“广福灵真宫”，并由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撰写《大若岩广福灵真宫铭》。此殿历经沧桑，几度被毁坏。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洞外建五楹前殿。中殿筑在洞内，此殿仅有椽檐而无瓦片覆盖。殿前有一长方形“讲经坛”，可纳数百人听经。1983年失火。1985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孝佑宫
又名上塘殿，位于上塘镇浦东村头，初建于唐。殿坐北朝南，三进两廊五楹，并建有戏台，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载：“唐卢氏居卢岙，尝与母出樵，遇虎将噬其母，女急投虎喙，以代其母。后有人见女跨虎而行，遂立祠祀之。南宋理宗赐号“孝佑夫人”。殿中匾额有“跨虎成神”、“孝感动天”、“孝德流芳”、“至孝鸿仁”等。
苍峰宫
坐落于苍峰西南坡，建于宋朝。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重修。宫碑载：“……后汉三年八月十四日，偶与妹井边汲水，见有石卵，五色红斑，光彩莫口，浮摇水面，波浪层起，收而纳之口，误吞而得孕。及汉亡周兴，即于后周元年（951）五月二十日辰时，到苍峰顶上，月满产龙，身亦从而化神焉。”
陶姑洞
位于西源乡梅坦村东，洞中有五楹三层殿宇，初建于明代，顶不施瓦而雨雪莫及。“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玉环县楚门镇筠岗村李岳松募捐钱物，于1986年9月重建。洞顶石掣中渗出丝丝清泉，水质洁净如玉，人称“仙水”、“神泉”。水池虽只农家石水缸那么大，但“百人拜佛百人饮，千人烧香饮有余。”
太阴宫
坐落七都乡上沙村。始建于清文宗咸丰年间（1851～1861），民国9年（1920）重建。建国后改办小学。1964年址迁西侧，建三间小殿。1985年扩建为三间二进，并在左侧建一座观音堂。
第二节 佛教
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罗浮蛇山、龟山上立佛塔。东晋元帝太宁三年（325），李整于习礼坊（今鹿城公园路）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开东瓯佛教之先河。唐代著名僧人玄觉（665～713）、倡天台、禅宗融合之说，学者辐辏，永嘉佛教名播海内。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建普安寺。懿宗咸通五年（864），上塘绿嶂建宝胜寺。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瓯北白水建罗汉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东岸箬岙底建寿昌寺。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岩头里岙建广福寺，黄田白岩建隆平寺。明清以来，永嘉佛教更加深入到民间，宗教活动频繁开展，以诵经念佛为主，提倡吃素、戒杀、放生，多做善事，求生净土。建国前寺庵都有寺田或寺山。土地改革中，寺田分给贫雇农，寺山划归当地乡村集体所有，绝大多数僧尼返俗务农。“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刮“捣佛拆寺”之风，寺庙中的菩萨塑像大部被毁，有的僧尼遭游斗，宗教活动停顿。1978年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活动逐步恢复。部分寺庵得以修葺复原或重建、扩建。到1990年，全县有寺庵200余座，经批准登记的77座，僧19名，尼9名。
云居寺
又名云车寺、苍基寺。位于张溪乡深固坑村。东晋建庵，名为苍基庵。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一说天宝年间（742～756）〕改为“苍基堂”。后再改为“云车禅寺”。寺三进，有大雄宝殿、藏经楼、诵经楼、钟鼓楼及左右厢共48间。宋末元兵南下，寺被毁坏。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重建，恢复原貌，改为“云居禅寺”（古“居”与“车”同音）。神宗万历三年（1575）重修。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铸一大钟，重200公斤，作为镇寺之物。乾隆三十二年（1767）、文宗咸丰九年（1859）又加以修葺。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红军挺进师的部分队伍曾驻扎此寺。
云山寺
位于西源乡云山顶，建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五楹四进两厢，共26间。第二进前桥道两边各有放生池，第三进曾因战乱三次被烧毁三次重建。第二进30年代初期被毁后重建。第四进曾置蒙馆，由和尚设教至民国初期。后与第一进相继崩塌。寺水口建有“更衣亭”，亭已毁，留有亭础、石鼓、石像。
普安寺
坐落岩头镇西北部十八垄南麓。建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5）修建，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再修，民国年间又修。寺坐北朝南，四合院式，前为山门殿，中为大雄宝殿，后为观音阁，有大小禅房100余间。寺内有两个大鱼池。寺前有东西两亭，今已毁。寺内尚留石鼓一对，石狮一对。表山郑氏宗谱记载：北宋时，该寺系天台宗分派，清代和尚最多有128人，为浙南天台宗重要道场。寺旁有大德禅师和还庵恩和尚坟两座。
罗汉寺
坐落于瓯北镇白水村，建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民国20年（1931）重修，1984年再修。寺五楹，有山门、天井。
寿昌寺
坐落东岸乡箬岙底村。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寺二进两厢，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占地2160平方米。建国前有寺田60多亩，和尚5人。大殿前天井有两座古塔，“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被毁。山门外有两株古枫，横截面周长3.3米。
净心禅寺
位于中塘乡栗一村，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四月，重修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六月。寺七间二进。
广福寺
位于岩头镇西南部南崖山脚，建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五楹二进。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月重修，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再修，1986年又修。寺前有古柏。
正门寺
位于上塘镇正门山脚，建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1980～1983年，南明道住持募捐修葺、扩建。寺后有清泉、水池。宋末广王府记室参军、国史院编修陈虞之率兵勤王抗击元军，驻该寺。
九峰寺
位于东岸乡冷水观山上。明朝始建道观，观下置隧道通山园，今已塌圮。清宣统元年（1909）由头陀寺方丈能明募化重建，时有僧人10多名，寺田40余亩。寺西百余步，有能明大师墓，今已塌损，仅留石碑石鼓。1979年乐清南明道来寺，募资重塑佛像，修僧房。1982年，重建山门，书“九峰禅寺”匾额。寺前涧水呈丫字形，旁有一圆形凹岩，酷似石臼，又名朝天锅。
兴国寺
位于仁溪乡西坦马垄，建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重建后进，民国23年（1934）修建大殿，有寺田80多亩，1988年建前进。寺五楹三进。原寺东厅已毁。寺前有梭罗树（赤松）一棵，干粗叶翠，似一彩旗。四周山林缀翠，绿茶铺地。
大乘寺
位于瓯北镇龟山塔旁。建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重修。原七间，前有山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1982年重建五间大殿和山门，扩建东边两间僧房。
卧云寺
又名卧云庵，位于仁溪乡杨家山炉峰山顶。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修，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修，民国35年（1946）再修。寺掩映在青松翠竹之中，雾海云涛时笼寺宇。寺前有半亩方塘。寺左近处有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和尚墓一座。
芙蓉庵
位于枫林村东，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建，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重修，1982年又修。庵三进，壁画南游传。
玉泉寺
位于黄田乡黄岩洞下村，建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5），民国15年（1926）冬重修，1986年再修。寺五间三层木构建筑。依壁向阳而筑，高檐翼然欲飞。一楼至二楼的石径内侧石壁中有一清泉，常年不枯，甘洌可口，玉泉因此得名。寺左数十步外的陡壁间，有一石洞，高约5米，宽约10米，深约6米。此洞底面平整，内有龙井一口，水色浅绿，明洁如镜。洞外绝壁，洞顶山溜纷飞，若跳珠洒玉，堪称人间奇观。
屏山寺
位于桥头镇谷宅店（谷联），建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重建，二进两廊。
第三节 天主教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宁波教区（黄岩珊桥本堂区）马宗良神甫来永，在县城（今鹿城区）花柳塘巷建立临时活动点。德宗光绪三年（1877），宁波教区派意籍传教士董增德驻温，活动点（堂址）迁周宅祠巷。六年（1880），堂区成立。十年（1884）十月四日夜间，永嘉城区民众焚毁周宅祠巷天主教堂。十三年（1887），徐定雨传天主教入枫林。民国17年（1928），枫林成立本堂区，辖楠溪北片教务。25年（1936），全县有神甫2人，教徒3316人。1949年，教徒发展到4021人。1958年，全县天主教堂（除中塘乡朱家山外）基本被关闭。“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教堂被大队占用。1978年后，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1980年，溪垟乡烘头天主教堂恢复。1981年后，相继开放枫林、岩头、碧莲、张堡等22个教堂。至1990年，全县有天主教堂29座，信徒6000多人。枫林天主堂，位于枫林镇枫二村。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堂，民国9年（1920）改建。20年（1941）翻建，教堂呈十字形，有神甫楼4间，厢房40余间。钟楼21.7米高，楼顶悬有150多公斤重的大铜钟一口。堂内有花坛。教堂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是民国时期永嘉县瓯江北岸最大的天主教堂。
第四节 基督教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英籍传教士曹雅直从宁波来永嘉县城区（今鹿城区）传教。次年，在花园巷建立温州基督教内地会，后外国传教士相继而来造教堂，办神学院、医院，至民国9年（1920），永嘉有基督教徒6413人。基督教会的管理、宣传、经济三权均掌握在外国人手里。1951年1月13日，温州市建立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贯彻自治、自养、自传“三自”方针，与外国基督教断绝一切联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永嘉县基督教有6个不同的宗派，1958年走向大联合。“大跃进”中，教牧人员都参加劳动，教堂关门，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冲击，不少教牧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教堂被关，《圣经》被焚，出现无教堂、无教牧、无经传的“三无”状况。1978年后，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教堂相继开放，有的重建或维修。1981年8月23日，在江北张堡老教堂成立永嘉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备小组。翌年4月中旬，在上塘召开筹备会议，协商推选11人，组成筹备小组，下设自治、自传、自养三个组。据同年11月统计，全县11个片，有基督教堂（点）414处，信徒14862户，47073人。经批准开放教堂4座，自行开放45座，老教堂重建8座，新建教堂16座，聚会点323处。义务传教士692名，其中男性627名，女性65名。文化程度，高中27人，初中101人，高小349人，初小215人。年龄60岁以上157人，31～59岁401人，30岁以下134人。1986年12月18～19日，在上塘召开永嘉县基督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成立永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永嘉县基督教协会。1990年，全县有基督教堂290座，教徒60000多人。
中国耶稣教内地会
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10月传入。德宗光绪三年（1877）在县城（今鹿城区）建堂。二十一年（1895）成立黄田分会，为现境最早的基督教会。民国14年（1925），内地会分成总会、分会、支会三级。总会在城区花园巷。建国初有信徒10210人，教会53处，教牧师18人。
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10月，英籍传教士李华庆来永嘉县城区（今鹿城区）城西街传道。翌年3月购房设堂于城西嘉会里巷，称“偕我会”。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被毁，二十四年（1898）重建，二十九年（1903）与同宗派教会合并，改名为“圣道公会”。民国23年（1934）改为“循道公会”。设教区、联区、牧区、堂区四级。总会下有6个联区，128个分堂，教牧师12名，义务传道士326名，信徒10406人。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永嘉县内地会部分信徒在县城（今鹿城区）府前街施水寮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后将会址迁到乘凉桥。民国10年（1921），在县城（今鹿城区）建堂。30年（1941），在松台山麓建永光堂，设总会。后向瑞安、平阳等地发展。
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民国14年（1925）7月25日，牧师尤树勋等在县城（今鹿城区）沧河巷成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38年（1949）9月，发展到47处，其中城厢8处，上戌17处，楠溪17处，共有信徒2350人。
第三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收入
农民
建国前，多数农民少地或无地，主要靠租种地主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生活非常贫困。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宋嘉祐三年（1058），永邑上户盘剥，贫农死50人。”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衙门堂院向佃农派租有岁进、岁派、岁殓、岁徭、岁造等6类73种地租。“清道光十四年（1834），上户盘剥，贫农死于饥疫，尸塞道路，以一棺殓二三尸，尽以橐草裹捲。”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7月，遭大水灾，早稻收入未及平常年景的一半，农民四处逃荒要饭。民国22年（193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朱涂、澄田、徐家塆、霞碧、沙村、葡萄棚作了调查，六村共有292户，1311人，田918.35亩。地主占总户数1.38％，占田28.42％，户均65.25亩；富农占总户数1.04％，占田10.96％，户均33.55亩；中农占总户数6.12％，占田17.37％，户均8.86亩；贫农占总户数76.38％，占田仅43.14％，户均1.78亩，人均0.41亩。租种田地负担地租的农民占90％，无需租种的农户仅33家。佃租租额，谷租一般在田地收获量一半以上，永佃田租额一般为收获量的30～40％。早稻登场，农民交租还债纳赋后，剩余已不多。每到年底，还不起债的农民通常以当地价50％的押款和70～80％的典价，将土地抵押、典当或出卖。民国17～22年（1928～1933）的五年中，地价下跌40％左右，但负债农民借贷无门，还是忍痛出卖田地，其中霞碧一村就出卖田地17亩。不少贫困农民迫于生计，给地主家当长工。永临、新桥一带有167人分散在158户地主家，他们终年劳作，除了残羹剩饭，所得工钱少得可怜。农忙时节受雇的短工工钱略高于长工，但除了吃饭，干一天活仅得一升米。
建国后，经过1951年土地改革，农民获得生产资料主权，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热情。1950～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1.24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88.54％，年递增5.72％；农业人口年递增11.87％，人均耕地年递增2.85％。1952年虽遭水灾，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却从1949年的8.31万吨增加到9.25万吨，年递增3.6％。据桥下乡三类典型户调查，1952年与1948年各项收入相比，贫农增97.4％，中农减8.2％，富农减22.9％。1950～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每年平均递增5.4％。1957年，全社会粮豆总产量12.64万吨，为1949年的1.5倍，人均口粮240公斤；生猪饲养量从1949年6.66万头增加到13.76万头，户均从0.75头增至1.37头。农村经济总收入1843万元，人均纯收入29元。1958年以后，一连几年粮食生产遭受挫折，农民生活遇到困难。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增长34.25％，人均耕地从0.86亩减至0.61亩。全社会粮豆总产量从13.19万吨减至11.91万吨，下降9.7％.农业总产值从6849万元减至549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年均递减2.17％，人均口粮从196公斤减至149公斤，人均纯收入从36元降至27元。至1978年，粮食部门还供应农村定销粮235万公斤，超支欠款大队有324个，占大队总数36％，农民温饱问题仍未获得解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工业、家庭工业迅猛发展，各类专业村、重点户应运而生。1982年，江北和二大队朱炳新一家5人2.5个劳动力承包耕地30.2亩，年净收入6000余元，成为全县第一个规模种粮大户。是年，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达21.35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1978年分别增长1.6倍、0.22倍。次年，各类专业大户发展到41393户，占总农户数25.7％。1980年人均收入仅28.31元的桥头公社，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迅速崛起，成为拥有“东方第一大钮扣市场”的繁华集镇。不仅消化了全镇70％以上农业剩余劳动力，还引来大批外地劳动力，或经商、办厂，或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业。昔日难以维持生计的艺工、商贩、弹棉郎都成为企业主或购销员。1984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经济总收入86％。1987年人均纯收入达826元。地处北部边远山区的黄南村70年代建成扶贫公路，开发了竹木资源，人均收入从1980年前几十元提高到1985年325元，1989年508元，最低收入户人均341元。1990年连续遭受五次台风袭击，全县几万亩农田颗粒无收，全县全社会粮豆总产量减至17.16万吨，人均口粮减至197公斤，农业总产值还高达17359万元（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4.83倍、2.21倍。农、林、牧、副、渔产值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到1990年，全县有46.2％农民走出世代厮守的黑土地，或从事工商经贸活动，或进入乡镇企业做工，或创办家庭工业。全县外出劳动力9.95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26.63％，净收入达12160万元，为1978年900万元的13.5倍，农村经济总收入达81202万元，其中二、三产业比重从1980年的52.4％、1985年的65.1％提高到76.0％，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48元，1985年183元增加到1990年433元，有1400余人被列入乡镇统筹“五保”名单，其吃、穿、住、医、葬均得到基本保障。
永嘉各地自然条件差别迥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收入上较大的差别，近几年愈益明显。突出表现在罗浮、永临两区和瓯北、桥头、上塘直属三镇的沿江平原同沙头、岩头、碧莲、岩坦、四川五区和中塘、路口直属二乡的山区半山区这两大地区的差别。前者面积占全县20.9％，人口占全县42％。1980年以后，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48元提高到1990年618.79元，增12.9倍，其中瓯北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970元，居全县区、乡、镇首位，几乎全部摆脱贫困。后者面积占全县79.1％，人口占全县58％，由于受交通、能源等条件的制约，工业难以发展，经济收入中，农业始终占最大比重。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比前者少3.6个百分点。1990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碧莲区也只有356元，仍处在全县平均线以下。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25个乡镇中，该地区占了24个。
职工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至嘉庆七年（1802），永嘉县普通公职人员、斋夫年薪银12两，监捕、门斗年薪银各7.2两，皂隶、禁卒、斗级、民壮、库子等年薪银6两左右，最少的更夫仅3.5两，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民国时期（1912～1949），公职人员实行月薪制，因时局不稳，收入波动很大。民国36年（1947），城镇市场中熟大米平均每市斤2916元，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县长128公斤，科员28～46公斤，事务员40.5公斤，收入最低的书记员仅9公斤。教员的平均收入略高于一般公职人员，月薪折合大米约45公斤。由于货币信誉丧失，37年（1948）11月起，每月发公务人员糙米8市斗，以稻谷折发。农村小学教职员工薪米年300公斤到450公斤不等。受雇于工商业主的职工，工资低微，且随时可能被解雇，学徒三年仅供膳宿无工资。手工业工人以上门服务居多。25年（1936），泥水匠、木匠、石匠不包饭每工工钱0.2银元（时3元兑一担谷）。40年代，成衣匠每工2.5升米，铁匠按件计酬，打一把锄头2.5公斤谷。因战乱频仍，百业萧条，不少手工业者找不到雇主，迫于生计，转而去做烧炭、卖柴、担盐等苦力活。解放前夕，县城温州中学教员月薪金圆券仅值大米5公斤多，以致全校总请假。
建国初期，对行政干部（包括在革命队伍中婚生的子女）实行供给制，对接收录用的民国公职人员实行工资制，工资额高于供给制。1952年改为包干制，以工资分作计算单位。是年，机关工作人员人年均工资316元，比1949年提高7.9％。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提高60％以上。全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2600人，年平均工资283元。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城镇居民多数有固定职业，收入相对稳定。1956年工资改革后，公职人员普遍增加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96元，比1952年增加113元，增长40％。1959年，县劳动科对27个工矿企业进行重点调查，企业职工月均工资23.75元。其中管理人员58.56元，最高88.50元，最低18.50元；生产工人24.42元，最高106.50元，最低9元。此后工资多次调整，1978年，全民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560元，比1956年增长41.4％；城镇集体职工年均工资提高到469元；乡办集体单位职工年均工资368元。
1977年以后，职工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其中经过一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和八次部分工资调整。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年均工资2153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工资1890元；全县超100万元的村办企业从1988年的41个增至75个，职工年均收入从2204元提高到2956元；手工业“五匠”日工资，从70年代的1.4～1.8元，提高到1990年的20～25元（包饭）。
第二节 消费
食衣住行用
主食与副食 历史上沿江居民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贫困农民多以番薯、玉米等粗粮为主食，荒歉之年也有以野菜、树皮充饥。民国18年（1929）8月18日～11月15日大旱，县维持粮食委员会通过商会在芜湖办米50万石到县平粜，但由于豪绅富户乘机囤积居奇，高利借贷，仍有很多贫民吃树皮，典妻卖子，四处逃荒。沙头等6个区卖掉小孩2100人，饿死在上塘浦口祠堂有51人。公务员食物类生活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7.05提高到32年（1943）8月的975.02。37年（1948），币值狂跌，每斤大米数十万元。6月，城区（今鹿城区）一老妇手持30万元无处购米，绝粮断炊，投河自尽。
建国初，人民政府供给农村返销粮、救济粮，及时解决部分缺粮户的困难。1952年遇大水灾，县府拨救济款170万元（折新币），救济粮6万公斤，供销合作社供应农民优待粮3486700公斤，11岁以上月供应大米22.5公斤，10岁以下月供应11公斤，供给制干部按大灶1分、中灶1.43分、小灶1.8分供给大米。每分计中等米0.19公斤。此后城镇居民生活用品逐步实行计划供应。1957年城镇居民1487人，月人均定量成品粮15.5公斤。1958年11月，公社食堂化，农民吃“大锅饭”。是年城乡不产粮人口1万人，全年供应粮食262万公斤，薯类搭配30％，其中4个月以40％搭配，供应鲜薯55万公斤。次年不少食堂以菜代粮，粗粮细做。1960年，每人每天不足0.5公斤原粮的食堂有1127个，占食堂总数的45.7％，部分食堂一天三稀。入夏后全县出现浮肿病人13218人。10月后，有80％以上食堂拿番薯藤、叶作饭菜。至1961年1月中旬，全县301个大队，1250个食堂采集箸竹籽、葛藤、乌糯、稻秆、黄豆秆、玉米心共300万余公斤加工代食。是年1月份平均每天每人食用原粮：0，625公斤以上有3个大队，5个食堂；0.5公斤以上不满0.625公斤有72个大队，321个食堂；0.5公斤有130个大队，465个食堂；0.375公斤以上不满0.5公斤有217个大队，874个食堂；0.25公斤以上不满0.375公斤有195个大队，595个食堂；0.25公斤以下有60个大队，205个食堂。不久，食堂解散。困难时期，粮食国家供应的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定量1公斤左右，并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其中相当部分被精简下放农村。1962年开始好转，“黑市”粮价比上年下降58％。1963年，早谷每百斤降至12.5～13.5元。1982年，稻谷等主粮占粮食的比重上升到80％，结束山区农民“番薯丝吃到老”的历史。80年代，玉米、薯类逐步成为家禽家畜主要饲料或用来粗粮精做以调换口味。主食人均年消费106.5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重，从1980年34.1％下降到1990年19.8％，富裕的梨村占10.7％，贫困的大岙村高达46％。1990年实行乡镇统筹的五保户有293户、671人，占五保户总数63％，口粮标准为191公斤。非农业人口增至50104人，按定量供应大米，但不少人喜欢购买市场上的优质粮。1990年，社会销售原粮30566吨，比1980年，1985年分别增长86.91％，26.60％。
昔日，肉、鱼、蛋一般人家很少吃，饲养家禽家畜主要为补给家用和积肥。抗日战争时期副食品奇缺。民国33年（1944），肉、蛋、菜油等价格比26年（1937）上涨100倍以上。建国后，供销部门定量供应油、盐、酒、糖等主要副食品，居民凭票购买。1953年开始，实行油价财政补贴。1957年，每人月供应油31.25～62.5克。1959年国庆节和中秋节，供应猪肉，农村每人62.5克，城镇居民125克。困难时期，凭票定量供应副食品扩大到熟食、豆制品、糕饼、水产等。1960年夏，商业部门拨出红糖2250公斤、桔饼300公斤、菜油750公斤、猪油500公斤及一些咸鱼等照顾病人。1960～1967年，儿童加发糕点票0.5公斤。1962年5月1日起，城乡居民食盐供应定量调整为每人每月0.55公斤。1963年经济复苏后，副食品敞开供应。议价猪肉从上年6月的每公斤7.30元下降到1.88元，每公斤鸡蛋从4.60元降到1.80元。70年代，通过奖售化肥收购蔬菜，以保证居民供应，糖果、奶制品、罐头等副食品居民并不常吃。80年代，集镇农贸市场日趋活跃，副食品种类增多，鱼、肉、禽、蛋等成为大部分城乡居民家常菜，副食品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活动的居民，副食品消费喜标新立异，以至出现超前消费的攀比风。请客送礼名目繁多，红白喜事一次摆酒20席、30席已非鲜见，菜谱花样不断翻新，从全鸡、全鸭、全蹄到蝤蠓、河鳗、甲鱼，还有名牌香烟、高档啤酒。“人情”礼金步步升高，从几元、几十元到几百元。据10个乡100户农户抽样调查，1984～1988年送礼金额人均从10.92元增至40.59元，增长2.86倍，年均递增40％；户均从57.88元增至218.51元，增长2.72倍，年均递增38.9％，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收入增长幅度。1988年，送礼总支出21551元，占生活费总支出的6％，占生产总支出的27.8％。据调查，农村住户副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80年的22.2％提高到1990年的30％，人均消费160.8元，比主食消费多54.3元。
1962年，为缓解暂时困难，合理分配有限的物资，按职工工资6％～8％的比例发放商品购货券38万分，居民凭工分券购买南北货、罐头、蜜饯、酒类、面食、菜点。如红枣罐头每听1.74元，收工分券10分；纸包代乳粉每包1.41元，收7分；酱油鸭每市斤2.86元，收28分。1964年，实行副食品差价补贴，居民凭票购买。1979年，实行每月补贴。
1985～1990年，共补贴1342.2万元，其中1990年粮油补贴101.3万元，肉食补贴33.1万元，平抑蔬菜市价补贴136.6万元。
衣饰 民国时期，豪绅富商多穿绫罗绸缎衣服；中等收入者穿自产土染的丝织烤褂和斜纹、士林蓝布衣；一般农村居民穿自织的芒麻、棉等土布衣，常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或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给老三”；不少穷人则缺衣少被，每遇寒冬，便以“柴头当棉袄”。鞋以布鞋、蒲鞋、草鞋、木屐为多见。如山村西炉，抗日战争期间只有两件半绒衫和一双球鞋，建国前两年，寒冬时破絮加蓑衣、以蓑衣代被者占三分之一。民国32年（1943）8月，公务员的衣着类生活费指数，从30（1941）年11月的115.80提高到1513.04；翌年1月比抗日战争前夕的26年（1937）6月上涨277倍。
建国后，居民衣着条件逐步改善。50年代，汗衫、卫生衫裤、解放鞋开始流行，机制的人民蓝、司光蓝、自由布、东方绸渐进农家。1956年，只有90多户的偏僻山村表山乡溪龙坑，也有卫生衫150多件。60年代，卡叽、灯芯绒、华达呢和化纤布逐渐增多，毛线衣也较常见。1961年冬，西炉村农民几乎户户有绒衫。1979年冬，据主要商品零售量统计，棉布为2282000米，是1951年的118.9倍；卫生衫裤165300件，棉毛衫裤712500件，绸缎3940。米，分别为1959年的5.3倍、48.1倍、8.8倍；呢绒、混纺分别为19100米和526300米。80年代，自纺自织的土布服装消失，化纤、涤棉、涤纶、混纺、尼龙、呢绒、毛料服装逐渐普及，真皮、裘皮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男装流行西服、茄克衫、运动衫、羊毛衫、风雪衫、羽绒服、牛仔服、皮茄克、呢大衣等；女装的款式色彩更是千姿百态，层出不穷，还注意金银首饰配搭。桥头镇建成区内16岁以上妇女人均首饰1.5件。80年代后期，服装样式更新速度加快，衣料质地向高档次发展，上百元一套（件）已司空见惯，购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也非个别富豪。鞋类人均消费量从1962年的0.1双提高到1990年1.06双，以胶鞋、塑料鞋、牛皮鞋、真皮旅游鞋见多。据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0年人均衣着消费38.7元，比1980年的17.8元增长1倍多，占生活消费总支出7.2％。1990年棉花人均消费量从1964年的0.5公斤下降至0.03公斤，棉布从5.7米降至0.26米。是年县财政取消棉花供应的差价补贴。对山区少衣缺被的贫困户，自1950年起政府一直给以救济。
居住 历代居民都住木结构的瓦房，楠溪江中上游以凹字形或一字形的二层楼房居多。少数贫民长期栖身祠庙或草房。楠溪江下游则以平房为主。水灾频繁的七都乡居民，普遍住草房，且屡遭弃迁之苦。城镇公务员的房租类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0.00提高到32年（1943）8月的500.00。1951年土地改革时，永嘉县将没收来的5400间房屋分给贫雇农，居住情况有所改善。六七十年代，农村陆续修建一些新房，样式多为砖木结构二层楼，但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住房问题仍非常紧张。1983年，全县住祠庙和租借他人房屋的还有9800户。80年代，建房速度加快，档次不断提高，一般为2～4层（也有5层以上）的钢筋水泥结构楼房。1980～1990年，全县新建农村住房387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后30年新建农村住房总和的1.22倍。到1990年底，农村拥有住房1570万平方米，占全县居民用房总数的88.23％，人均住房面积20.76平方米。据农村住户调查，1984、1986、1988年三年建房最多，户均建房间数分别为0.28间、0.2间、0.25间，建筑面积分别为6.8平方米、4.6平方米、9.3平方米，人均年末居住面积分别为13.6平方米、15.6平方米、19.9平方米。1990年，人均使用房屋价值从1985年689.4元提高到1990年2364.5元。1990年，全县人均住房消费42.5元，比1980年增长9倍，占生活消费总支出7.9％。1985年，桥头镇建成区内人均房屋使用面积12.75平方米，到1987年底有80％居民建成新房，大多三层以上，钢混结构，每幢造价一般在3万元以上，最高达16万元。
部分山区农民到集镇或温州市区建房定居。1990年，迁入农村集镇1810人。农村集镇从1980年前的1个发展到11个，集镇人口相应增长8.13倍。1982～1990年，全县人口增长9.30％，而县直属三镇人口增长30.16％，县城上塘镇增长48.30％。其中自理户口8352人，占镇总人口19.8％。1986年开始建设城镇居民小区。到1990年，上塘、瓯北分别建成4～6层上宅下店式楼房1179间、397间。1990年末，城镇私人建房竣工13.6万平方米，单位面积每平方米造价160元；职工家属和集体宿舍竣工35184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160～271元；行政、事业单位共有公房134.2万平方米，其中建国后投资兴建116.8万平方米，占87.0％；县城有公、私居民住宅58万余平方米，比建国前扩大17倍，人均11.13平方米。住公房职工月支房租每平方米0.24元，租住民房职工由单位月支15～20元，超额自负，每平方米1.5元上下。清水埠居委会建公园式康乐山庄一座共108个套间（1993年竣工），以每平方米600元优惠价专供离退休干部购买居住。
1990年，全县有90％以上住房安装电灯。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2380万千瓦时，其中乡村1442万千瓦时，为1985年196.95万千瓦时的7.3倍，城镇938万千瓦时，用户7399家，户均年支电费379.51元。
昔日住房无自来水设施，居民大多饮用挑来的露天井水、塘水、溪水、湖水。1980年，永临朱涂大队建成县内第一家农村自来水厂，户户装上自来水管道，此后集资办自来水厂的村庄越来越多。1981～1990年，全县农村改水投资923.95万元，其中群众集资822.45万元，建农村自来水厂246座，农村供水普及率达50％，直接受益303800多人，受益率40％。
农村烧饭做菜历来用薪柴、茅草和农作物秸秆作燃料，城镇居民多用木柴、锯末，后发展到煤炭。民国32年（1943）8月，公务员的燃料生活费指数比30年（1941）11月增长11.84倍。80年代，农村推广使用省柴灶达97.7％。县财政对居民生活用煤实行差价补贴。1986～1990年，共补贴328.5万元。80年代中后期，瓶罐液化石油气进入居民家庭，迅速取代用煤作燃料。城乡少数住户也有用电能烧水煮饭。1990年，人均年消耗柴草量0.615吨，比60年代减少0.356吨；农民生活用消耗为26.17万吨标煤，占生活、生产总消耗量的78％。据100户农户调查，1990年农民人均消耗煤炭133公斤，人均燃料支出22.65元，占人均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62年的9.2％降至4.2％。
交通 民国时期，县内没有公路，民间往来全凭双腿，沿溪村民则利用竹筏、舴艋舟运送货物。建国后，交通事业迅速发展，1988年实现乡乡通公路。1966～1990年，通过民办公助，共修建机耕路131条306公里，全县69％村庄的居民，出门时免除了徒步之劳。1978年后，自行车、摩托车迅猛增加。自行车社会零售量从1959年49辆、1977年534辆激增到1986年10264辆。1990年，全县有自行车12万余辆，摩托车1914辆；少数家庭还有小汽车，345户的朱涂村就有轿车15辆。据抽样调查，1990年每百户农民有自行车88辆，摩托车2辆。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交通旅行费用也相应增加。据百户农民调查，1989年人均交通费支出10.3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1.6％。
日用 建国前，农村居民的床、柜、桌、箱、椅和缸、钵、、盆、碗等日常生活用具多为竹木陶瓷所制。以拥有金漆木器和皮革、白藤、艺雕等类用具者为尊贵。公务员杂项类生活费指数从民国30年（1941）11月的100.00上升到32年（1943）8月的946.44。
建国后，居民生活用品不断更新。50年代，保温瓶、搪瓷脸盆、铝制用具、手电筒等渐进农家。1959年6月开始，每人每月凭票购买肥皂半条。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主要日常生活必需品均凭购货券限量购买。70年代，以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所谓“三转一唱”为时髦。80年代，家用电器迅速增多，沿江乡镇青年结婚流行四件（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配一套（组合柜、板壁床、写字台），共需3万多元。先富起来的专业户、个体企业户、商贸经营户拥有卡拉OK机、录像机、煤气热水器等高档用具。不少居民家庭置有电话机。1990年末，农话到达2858户，人均话费3.16元，分别是1966年的10倍、15.8倍。市话到达1559户；私人住宅电话从1983年的1户发展到876户，占市话用户数的52.6％，城镇人口人均话费85.52元。据1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0年人均日常生活用品消费62.24元，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11.6％，分别比1980年、1985年增长7.5倍、44.4％。
文化生活
晚清以来，按宗族聚居的各村庄都建有宗祠，祠中搭戏台，村民在传统节日或庙会期间，通过集资酬神活动看戏、听鼓词，或观龙灯、龙船。市民喜看“拦街福”、听鼓词。富贵人家常在喜庆日子请吹打班奏乐唱戏；贫困农民则以山歌、小调自娱。民国26年（1937），山区巽宅农民首次看到县民众流动施教团放映的美国无声电影。农民平日生活十分贫乏单调，以奕棋玩麻将为多见。公务员文化教育卫生及其他生活费指数30年（1941）11月为104.81，32年（1943）8月上升到1085.38。
建国后，人民群众随着政治、经济的翻身，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在参加冬学、民校学文化的同时，纷纷组织秧歌队、文工团、曲艺协会，演出《土地还家》、《三世仇》、《小二黑结婚》等配合政治中心任务的现代戏曲，还有快板、表演唱等。过去“千年不闻锣鼓响”的偏僻山村，这时也欢腾起来。1952年2月15日至16日，屿北农民首次看到省革命老区慰问团放映的《钢铁战士》等影片。1956年，农村中安装了3000只广播喇叭，农民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文娱节目，了解国家大事。1963～1966年，全县871个大队中有600多个建立俱乐部，开展各种文娱宣传活动，万众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城乡广阔阵地。但“文化大革命”期间，聚众赌博、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一度盛行。70年代后期，群众文化生活逐渐恢复，许多乡村集镇拥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录像场、台球室、卡拉OK厅。城乡各系统多层次的音乐、体育、书画、摄影等比赛活动和联欢晚会频繁开展。居民普遍购置收录机、电视机，拥有高级音像设备的也不乏其人。自愿筹资兴办文化事业的人越来越多。永临区农民自筹资金81.3万元，建了影剧院、放映场、老人亭，还购置各种乐器，建立铜管乐队。桥头镇桥一村村民叶克森，脱身商海，服务公益。1989年2月，叶为首组织发起，先后共集资180多万元，在镇西南田垄山塆中，兴建了一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占地15余亩的“农民公园”田垄山庄，成为浙南著名文化休闲场所之一。一些农民在操办寿宴、婚宴的同时请电影队为村民放映电影。1990年，全县拥有600多个农村文化中心、俱乐部、图书室、青年民兵之家和274家文化娱乐经营户、农民文艺团体。全年举办群众性书法、歌咏、象棋、演讲等大型活动50多场。地处西北的四川区有各类业余剧团23个，常在全县各地巡回演出。1990年，报纸期发数每百人2.4份，杂志期发数每百人3.1份，分别比1951年增11倍、17倍，比1978年增67.8％、1.38倍。据农村住户调查，人均文化、生活服务费支出，从1980年的5.2元增至1990年的57.25元，其中文化服务费人均支出从1985年的4.4元提高到1990年的26.8元。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80年的3.7％提高到10.7％。
第三节 储蓄
建国前夕，货币狂跌，几乎没人拿钱储蓄。建国后，人民政府贯彻多种保护和鼓励储蓄政策，城乡居民银行储蓄迅速增加，1952年达3万元，1978年141万元，1990年猛增到18208万元。其中农村占49.1％，比1978年增长129.4倍。全县人均储蓄从1952年0.08元、1978年2.06元提高到1990年227.23元。1987年桥头镇银行和信用社居民储蓄额高达1574万元，为1979年9.2万元的171倍。1990年末农村居民银行存款金额9027万元，比1980年增长33倍，比1985年增长4.5倍，人均银行存款117元；城镇居民银行存款金额达9181万元，分别比1952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增长3059倍、254倍、47倍、6.5倍，人均银行存款2486元。
80年代，城镇中一些亲朋好友自愿结合，组织“呈会”，形成互助互利的民间信贷活动，并一度比较活跃，但也被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1985年，全县在“抬会”中被诈骗600多万元，直接受害者400多人，尤以妇女居多。
相关地名
永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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