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内容
永嘉县是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综合性农区。1990年末，全县农业人口759134人，占总人口93.81％；耕地36.65万亩，人均0.45亩。
建国前，地处瓯江以北的现县境内，工业落后，农业歉收，人民贫困。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户均占有量地主为贫农的8.34倍，雇农的33.7倍，相当数量的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力获得解放，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40年来，尽管经历了“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农业生产几经曲折，但是，党和政府从未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一系列扶持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的颁布如同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全县人民从兴修农田水利着手，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同时推广运用先进科学技术，革新农机具，农业生产仍呈曲线上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永嘉农村出现新的生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各类专业户、联合体大批涌现。1990年，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1.73亿元，粮食总产量171630吨，柑橘总产量5487吨，茶叶总产量290吨，水产品总产量1708吨，生猪饲养量28.73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加3.81倍、1.1倍、235.4倍、2倍、16倍、3.3倍。此外，还开发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在省内外享有盛誉的名特优产品，诸如永嘉乌牛早茶、碧莲早香柚、东皋无核柿、巽宅绞股蓝、陡门金银花、荆源四奶头山羊、茗岙田鱼等。
与此同时，发展农业生产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突出地表现在建设用地不断扩大，耕地逐年减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粮食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实现再高产难度增大；山区、半山区面积大，条件差，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自然灾害频繁，抗御能力不足等。
随着农村改革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业逐步向集约化、专业化、机械化迈进，以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永嘉新农村建设必将再上新台阶。
第一章 生产条件
第一节 耕地
耕地变迁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近500年中，永嘉县耕地面积一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然而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占有量从7亩降至1.15亩。尔后，沿江地区开始围垦海涂扩充耕地，对轮荒地恢复种植，至民国31年（1942），全县有耕地891432亩，人均占有耕地1.18亩。
1949～～1990年，全县人口从34.56万人增加到80.93万人，净增46.37万人。而耕地却从42.39万亩减至36.65万亩，减少5.74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从1.25亩降至0.45亩。
1990年，耕地拥有量超万亩的乡镇有6个，0.51万亩的28个，少于0.5万亩的24个。其中，以瓯北镇最多，为19346亩；表山乡最少，仅2588亩。人均占有量，七都乡最多，为0.81亩；岩头镇、溪口乡、桥头镇最少，均为0.29亩。耕地分布在瓯江沿岸、楠溪江下游的水网平原计12.79万亩，占35％；分布在楠溪江中游河谷盆地为4.74万亩，占13％；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为19.12万亩，占52％。
农田保护
1950～1988年，由县农业部门兼管土地工作。1988年，建立县土地管理局，承担全县土地管理工作。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各项建设用地不断增加，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全县滥用土地、违章建房现象十分严重。1979～1985年，累计占用耕地建房1万亩，其中经审批的仅占4.25％。另外，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挖泥制砖，占用或毁坏一批粮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土地管理工作才纳入依法管理轨道。
为对农田实施依法保护，1990年6月，县府在各地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全县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总面积358842亩，保护率98.05％，保护时间10年。农田保护率高低按经济状况、农业地位和耕地水平分为三种类型：经济发展较快的瓯江沿岸地区为92.7％～95.1％，工矿企业较多的建制镇为95.16％～99.56％，重点产粮区以及耕地较少的纯山区，实行全量保护。
第二节 劳力
1952年，境内农村劳动力16.92万人，占农业人口48.3％，主要从事个体田间劳动和家庭副业生产。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劳动力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安排，参与农、工、副业的集体生产劳动。人民公社建立头三年，农业生产采取“大兵团”作战形式，农村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管理，以班、排、连编制，分业定员由人民公社统一确定编制，无偿调配使用。1962年2月，人民公社改革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劳动力改由生产队安排，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分配原则。1978年以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2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田有了自主权，劳动效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力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并保持增长势头。1984年，脱离种植业改而从事他业的劳动力有14.28万人，占农村劳力总数33.39万人的42.8％。其中：副业8.37万人，工业2.8万人，运输业0.87万人，建筑业0.81万人，商业、饮食业0.57万人，科技、文教、卫生界0.43万人，服务业0.2万人，其他劳动者0.23万人。1990年，全县有农村劳力37.37万人，从事非农业劳力增至18.68万人，占农村劳力总数50％。其中：工业5.42万人，商业、饮食业2.87万人，服务业2.14万人，副业1.92万人，建筑业1.41万人，运输业0.5万人，科技、文教、卫生界0.44万人，其他劳动者3.98万人。仍经营农业只有18.69万人，且多数为老、弱及妇女劳动力。
第三节 机具
据出土文物考证，距今4000年前永嘉地域已有原始农业。出土的原始农具中，有用于挖土、松土的二孔石犁等。春秋、战国时，已使用青铜、铁制农具。宋、元、明、清时期，普遍使用铁制、木制、竹制农具。民国23～26年（1934～1937），始有抽水机、三齿中耕器、条播机、脱粒机、撒播机等少量农业机具。
建国后，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根本出路，加快了农业机具革新、推广和应用。1955年，境内引进第一台农业机械，动力18千瓦；1958年，发展到45台，动力484千瓦；1978年，增至2488台，动力19241千瓦；1990年末，全县拥有各类农业机械8982台，总动力72679千瓦，平均每百亩耕地19.8千瓦。农田耕作、脱粒、灌溉、植保、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传统农具
铁制农具 以铁木结构为主，有犁、耖、铁耙、田圈、锄锥、板锄、四齿、斧头、镰刀、柴刀、草刀、长柄弯刀等。这类农具主要用于田间耕作与收割以及开垦整地、松土除草、砍柴割草等。
木制农具 有龙骨水车、水力水车、手拉水车、扁担、吊桶、粪桶、粪杓、稻桶、打稻架、稻桶拔、谷耙等。这类农具主要用于提水灌溉、盛肥施肥、运输和脱粒。
竹制农具 有竹扁担、竹串担、畚箕、篰、箩、簟、稻桶簟、大眼谷筛、糠筛等。这类农具多用于盛物、运肥和收获。
石制农具 有捣臼、手磨等，用于粮食加工。
部分传统农具，以畜、风、水为动力，减轻体力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一些轻巧、耐用、工效高的传统农具——板锄、田圈、镰刀、粪桶、扁担、米筛等，至今仍在农村广泛使用。50年代中后期，全县尚存人力水车1.5万部，在抗旱中发挥很大作用。在山区和半山区还有用吊桶等古老农具提水灌溉农田。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仍基本沿用耕牛犁田、人工插秧、镰刀收割、稻桶脱粒等。
新式农具
1955年春，引进双轮双铧犁3部，在7个农业社作示范耕作，是年共推广60部。1956年，大力推广普及，总数达到1240部。因双轮双铧犁重量大、拉力重、拉运不便等原因，不适应水田作业，1957年下半年停止使用，1960年由供销部门收回作废铁处理。
1958年，在农具革新的群众运动中，推广使用割禾器、大镰刀、中耕器，后因不适应农田作业而逐渐被淘汰。
胶轮手拉车、板车、木船、水泥船等运输工具沿用至今。
现代机具
耕作机具发发发1958年，县农科所率先引进1台苏产“德特—14”轮式拖拉机。1967年，桥下公社埠头大队和下村大队从温州地区农机公司购进4台手扶拖拉机。1968年，桥头公社壬田大队向温州地区农机公司购置1台“丰收—35型”中型拖拉机。70年代，耕作机具的类型和数量均有较大增幅。1978年，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2台，动力1522千瓦；手扶拖拉机474台，动力3993千瓦。类型有“丰收—35型”、“丰收—27型”、“东方红—24型”、“东方红—20型”等。80年代，大中型拖拉机逐渐淘汰，而手扶拖拉机激增。1985年，大中型拖拉机减至68台，手扶拖拉机增至1241台，动力12410千瓦。1990年，全县拥有耕作机械1997台，动力17564千瓦。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8台，手扶拖拉机1872台，机耕船1艘，耕整机96台。
排灌机具 民国23年（1934），永嘉县政府建设科报告称：“县合作社联合会已备有抽水机1台。”1958年，黄田乡中心翻水站建成，装水泵2台，配22千瓦柴油机1台。同年，江北抽水机站建成，装4台水泵，配4台柴油机，动力140千瓦。1980年，七都公社上沙翻水站建成，安装88.2千瓦柴油机1台，配置7.5千瓦潜水泵8台。1990年末，全县拥有排灌机械1005台，总动力9954千瓦。另有农用水泵883台，喷灌机械316套。总提水流量34.55立方米／秒，灌溉面积9.37万亩，其中二级提水3.21万亩。
收获机具 有收割机、脱粒机、风干机。
70年代，黄田公社千石大队购进第1台双圆盘收割机。1982年，桥下公社石马岩农场购置第1台联合收割机。1990年末，全县有“农友—90”微型联合收割机13台，分布在峙口、桥头、东岸、乌牛、黄田、七都、岩头、瓯北8个乡镇。
民国35年（1946），潘桥乡（今属瓯海县）率先使用人力打稻机。1954年，有人力打稻机212台。1970年，开始使用机动打稻机。1990年，全县有人力打稻机15183台，机动打稻机1001台，动力2293千瓦。是年，县农机管理站从长兴县引进稻麦两用自动脱粒机6台，分给岩坦、岩头、沙头、碧莲、四川、永临区农技站使用。
1979年，县农机研究所试制成一套简易谷物风干设备，供三江乡浦东大队使用。后因风干速度慢而停用。
插秧机具 1960年，全县制造和推广插秧机500余台。1972年，引进奉化县农机厂制造的插秧机。1973年，县良种场引进“浙南—72型”人力插秧机。因使用效果不佳，没有大面积推广。
植保机具 50年代，始用人力喷粉器和简易喷雾器。60年代，使用背包式人力喷雾器。1975年，开始使用“工农—36型”担架式喷雾器，全县共35台，分配到主要产粮区使
用。80年代，引进“东方红—18型”和“泰山—18型”背负式弥雾喷雾喷粉机。1990年，全县拥有机动喷雾器76架，动力177千瓦，人力喷雾器46110架。
加工机具 民国34年（1945），芦田村厉青绍和千石村陈中等人开办米厂，配置11.7千瓦柴油机和17.6千瓦旧式柴油机加工机械。建国后，加工机械迅速发展，1973年境内已有加工机械466台，动力4100千瓦；1985年增至1982台，动力18200千瓦；1990年达2411台，动力21137千瓦。其中碾米机1446台，磨粉机1388台，油料加工机械14台，茶叶加工机械186台，饲料加工机械206台，淀粉加工机械628台。1956年，开始使用人力番薯刨丝机，1990年拥有275台。
运输机具 农村拖拉机农忙下田作业，农闲承担运输。80年代，引进农用汽车和农用机动船。1990年，全县有运输机械1784台，动力17262千瓦。其中农用载重汽车36辆，农用运输车991辆，运输拖拉机41辆，农用机动船716艘，大中型拖车22辆，小型拖车1744辆，农用船331只。
机具管理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小农具属社员自有自管，大中型农具为公有公管。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公有农机具承包到个人，私有农具迅速增加。1977年，成立永嘉县农业机械局，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1979年，设立农机管理站23个，配备45个乡镇农机专管员，开展农机管理、配件供应、技术培训等项服务。1984年，县农业机械局并入县农业局，下设农机管理站，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
第二章 所有制 经营体制
第一节 土地私有制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时期，永嘉县一直沿袭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采取掠夺兼并、自由买卖、典当等手段，霸占着大量土地。据土改划定的阶级成分，调查土改前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是：仅占全县总户数2.28％的地主，霸占着全县11.27％的土地，户均达17.46亩，为雇农的33.7倍，贫农的8.34倍，中农的3.8倍。此外，全县35762亩各类众田，名为家族或乡里共有，实为地主、富农、绅士所操纵。无地或少地农民，靠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过活，租赁形式有四种。
定额租 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确定固定租额，不论丰年歉年，均按固定租额交租。民国14年（1925），黄南乡王坑里村农民王启法，一家9口，向地主交定额租4000公斤，剩下500公斤粗粮，只得喝稀汤吃野菜度日。
分成租 按收成比例分租，地主得总产量的五至七成，佃户分总产量的三至五成。民国22年（1933），道基村农民林三金，租种碧油坑村地主2亩田，秋收时在田头分租，实收500公斤出田谷（湿谷），地主分走250公斤，而佃户所得扣除成本外，每工只有1公斤谷。
田皮租 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把土地廉价活卖给地主，交收获量的50％做租谷。不交租或少交租，追加一些买款，土地就要归地主所有。
银租 农民向地主借债，按所借金额确定银租，并以“母子利”计息，向债主缴交高额银租。民国27年（1938），永嘉县第十区应坑乡《缴租清册》记载的144笔租帐，属银租的有121笔。
此外，地主对农民剥削手段还有雇工劳役、土地典当、大斗小秤、衙堂院租等。
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前夕，人民政府下令减租减息，废除不合理租制和高利贷剥削，夺回农民部分利益。
第二节 土地改革
民国25年（1936），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驻浙南后，浙南革命人民委员会曾在永嘉县边区开展土地革命，但未能成功。
土改前夕，地主、恶霸疯狂反扑，企图对抗，破坏土改。碧莲大地主徐克次，暗藏枪枝弹药，组织还乡团，搞变天活动；枫林地主分子幕后操纵，挑起宗派械斗；张大屋的恶霸地主聚众揪斗村干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1949年10月，开展反霸、剿匪、减租斗争，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惩治恶霸、地主徐克次等39人，没收恶霸土地10663亩，房屋205间，黄金685钱，银元37枚，耕牛10头，余粮216.8万公斤，为土改扫清障碍。同时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土改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1950年8月14日成立县土改指挥部，由魏俊哲、刘志民、郑中卿、郭明远、李云河5人负责，下设政策、检查、材料、镇反、生产5个组。10月13日，县委选派干部并组成土改工作队，分赴古庙、雄溪（今属瓯海县）、三垟（今属瓯海县）3乡进行土改试点。11月22日，经过培训的422名土改工作队员分赴各地，土改运动全面铺开。根据“小心谨慎、逐步开展、大胆前进”的方针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充分发挥乡农民协会、村农民协会以及民兵、妇女、青年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开展说理斗争．在罗浮、永临、沙头、渠口、溪口、枫林、碧莲7个区召开斗争大会327次，斗争地主恶霸758人，判处一批地主恶霸死刑，扫除地主阶级威风，增强农民信心，使土改运动顺利进彳行。通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耕畜、农具、房屋及余粮，征收三代以上的众田，分配土改成果，土改检查和发放土地所有证等工作环节，至1952年1月，土改全面结束。
土改中，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28255.8亩，耕牛3583头，农具99710件，粮食1089吨，房屋33593间。其中分给1974户雇农房屋392.5间，耕牛55头，农具4847件，粮食35.5吨；分给32931户贫农房屋4204间，耕牛3251头，农具29913件，粮食424.4吨；分给8588户中农房屋806间，耕牛128头，农具5839件，粮食43.8吨；分给其他阶层223户房屋83.5间，耕牛147头，农具485件，粮食8.6吨。通过土改，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三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土改完成以后，为了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及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把个体农民的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永嘉县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实行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积极引导农民从建立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创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全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农业互助组
建国前，永嘉县革命老区的中共党组织，曾对军人家属开展互助互济，组织临时性拌工组从事农业生产。至1950年底，全县有临时性拌工组97个，其中较为经常的25个。
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贫、雇农及部分中农资金短缺，耕畜不足，生产上仍遇到不少困难。1951年12月20日，永嘉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短短几个月中，全县建立互助组200个，其中蓬溪乡（今东皋乡）青年组，枫屿乡（今东岸乡）红旗组，罗浮乡（今江北乡）小东组，岩头镇观顺组，港头乡中藏组、永春组、岩银组、寿庭组，西岸乡（今溪垟乡）寿彰组，汤岙乡（今属枫林镇）汤岙组，绿嶂乡（今属上塘镇）陈岙组，桥下乡西岸组，新桥乡嘉兴组，七甲乡顺善组，永康乡光荣组，共和乡青山组（以上四组今属瓯海县），以及鹤盛乡罗川妇女组为常年互助组。1952年3月31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小心谨慎，稳步前进，广泛宣传，重点办好常年互助组”。当年建组2947个，入组16465户，占总农户17.8％，入组土地83659亩，占总耕地17.8％。次年底，全县有互助组6335个，入组农户40734户，占总农户的47.1％。到1955年末，全县拥有互助组5449个，入组农户43945户，占总农户56.3％，入组耕地264717亩，占耕地总面积75.3%。
互助组实行工换工，产品收益仍归各户。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未改变。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3月，县委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丰产户代表会，讨论酝酿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8月16日，县委批准岩头张大屋村张观顺互助组试办县内第一个初级社。11月12日，三溪区新桥乡（今属瓯海县）陈嘉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
1953年春，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县委指定县委委员、正副部长、科局长、区委书记、区长每人试办一个初级社。至4月5日，又相继建立岩坦乡钢进初级社、溪垟乡幸福初级社、汤岙乡汤岙初级社、港头乡方岙初级社、绿嶂乡陈岙初级社、黄村乡（今属花坦乡）黄村初级社、枫屿乡红旗初级社、桥下乡西岸初级社、邵园乡（今属碧莲镇）邵园初级社和下兴、四村、青山、永兴、永乐、宪诞、德政、红星初级社（以上8社今属瓯海县），以及黄田渔业生产合作社。这些社都不同程度获得农业增产增收，为农民树立了榜样。1954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掀起高潮，到1955年1月，全县共创建初级社827个，入社17739户，占总农户的11.3％。同年4月15日，贯彻浙江省委“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方针，开展对初级社整顿、巩固工作，将基础较差的308个初级社转为互助组。到年底，全县初级社减至513个，计9684户。
初级社实行“耕牛、农具折价入社抵股金，土地评产入社，比例分红（土地40％，劳力60%），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原则。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9月，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判“坚决收缩”的方针，再次掀起办社高潮。是年11月1日，永嘉县建立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四海山农林牧高级社，社员103人。12月12日，永强区七甲高级社（今属瓯海县）建立，拥有耕地2262.12亩，劳动力821个，由21个初级社组成，入社995户，专业渔民150人，占全乡总农户81％。1956年1月14日，潘桥乡（今属瓯海县）建立集体农庄。1956年末，全县高级社发展到575个，入社农户86267户，占总农户95.3％，入社耕地422967亩，占总耕地90％。
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耕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高级社下设生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到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收入提留生产成本、税款、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全部按劳分配，即按劳动工分分配，取消土地分红。允许社员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以利经营家庭副业；分配社员占耕地总面积1.5％～1.8％的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有一定发展，全县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从1951年的4341万元，提高到1957年的6362万元；粮食总产量从1951年的101765吨，增加到1957年的126375吨。但由于要求过急，步子过快，急躁冒进走弯路，在农业合作化各个时期，存在重发展轻管理，挫伤农民对农业互助合作积极性，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但各级政府都及时进行制止和纠正。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1958年9月21日，建立上塘人民公社。10月，相继建立江北、黄田、乌牛、古庙、岩头、岩坦、鹤盛、碧莲、四川、永临10个人民公社。至此，全县共建立11个人民公社，下辖71个生产大队（1959年3月改为管理区），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9％，最大的永临公社有17552户。
人民公社为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组织。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集体化，办公机关化。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大”，规模大，人多力量大；“公”，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程度提高）。分配上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与供给制相结合；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办食堂，吃大锅饭，取消社员自留地。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时期，遍及全县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搅乱农村生产和生活秩序，破坏生产力，粮食产量1961年比1957年下降19.5％，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是年7月1日，县委成立钢铁领导小组。9月15日，抽调5万民工，300名脱产干部，在全县突击兴建263座炼铁小高炉，一场“全党动手，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拉开序幕。为确保实现日出铁5000炉，季产钢5400吨高指标，10月，再追加12万个劳动力，投入烧木炭、洗铁沙、炼钢铁。
为体现人民公社“基本工资加奖励与供给制”相结合分配制度，至11月，开办公共食堂2465个，用膳397446人，占总人口97.80％。由于吃饭不付钱，粮食浪费严重，四川区陈岙顶生产队食堂，被外县来永嘉烧炭民工无偿吃掉50吨粮食。此后两年，农业歉收，粮食减产，多数食堂口粮严重不足，“饿、病、流、荒”现象普遍。1960年春，全县各地患青紫病、浮肿病等病人数激增，据此，县人委抽调287名医务人员，组成75支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1961年3～4月又动员医务人员，协同省和地区医疗队，组成89个医疗工作组，到农村医治浮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地方病。两年多的大办食堂，烧掉林木几百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在农业生产上大办丰产方、大种高产田表现尤为突出。1958年7月，开展粮食亩产“千、五、万”运动，即小麦一千斤，水稻五千斤，番薯一万斤。为推动高产运动发展，县委在朱涂公社林福大队召开有县、公社、管理区及农业部门领导参加的水稻亩产3150公斤现场验收大会。此后，各地相继公布高产典型：碧莲公社2143亩干部试验田，平均亩产1500公斤，单坵最高亩产达到3000公斤；岩头公社番薯平均亩产1万公斤，粮食年产量比上年翻十番。1959年3月18日县委通报称：上年粮食“高产卫星”都是虚假的。
人民公社化初期，全县大刮“一平二调”风，短短几个月，各公社平调社员口粮2900吨，民房14266间，家具25422件，水产品5吨。此外，无偿调用劳力51300人次。从中贪污、挪用平调物资或平调款的脱产干部和农村干部2034人。
1964年春，全县农村开展“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小四清”运动。接着又开展以“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即“大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工作结束后，1965年2月，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组织新的大跃进，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取得一定成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发生了由生产到政治的转向。1967年1月，县人武部接管农村工作。1969年，建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管理委员会。1974年，学习里塆潭大队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把“农业学大寨”同“批林批孔”挂钩，把发展农业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批判；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再次取消社员自留地。一些地方出现所有制升格和“政治评分”现象，并利用“农业学大寨”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推行极左政策，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
其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社化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断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郑州会议精神，县与公社二级清理退赔“一平二调”款265.4万元。1960年，将收回的自留地归还社员，允许农民开荒扩种和“四旁”植树，谁种谁有。1961年1月，取消公共食堂。10月，将全县11个公社划分成58个（即一乡一社），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同时恢复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合作商店为独立核算单位。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由基本工资加奖励改为按劳分配加照顾；粮食分配改为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粮相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进行拨乱反正。1981年1月，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年3月，撤销农村人民公社，恢复乡村行政建制。
历时25年的人民公社道路虽然曲折，工作上也有过不少失误，但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农业生产仍向前发展，粮食总产量从1959年的122375吨，提高到1984年的204780吨，增长近一倍。
第五节 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
1956年春，中共永嘉县委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生产大呼隆、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先后试行小段包工、四包（包产、包工、包肥、包农具）到队，个人专管地段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收到一定成效。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一些社员和干部说：若要生产好，就应该把产量包到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于5月派出工作组到雄溪乡燎原社（今属瓯海县郭溪镇）试验生产队以下产量责任制。并布置各区、乡在各自的基点社进行试验探索。
以县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1957年3月改称农业合作部）干部戴洁天为组长的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和燎原社干部、群众一起探讨生产队以下的产量责任制实施办法。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等多次到燎原社指导试点工作。经过工作组夜以继日地辛勤运作，燎原社试行“三包到队、责任到人、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即“在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的基础上，加上产量责任制”，李云河冠其名为“包产到户”。燎原社试行包产到户后，耕种面积扩大8％，耕畜、农用船利用率提高10％，农田动力排灌达到90％以上，积土杂肥量占全乡总数的83％，两个月内养猪增加170头，工副业生产也得到较快发展。
县委认定试验是成功的。9月中旬在温州城区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推广燎原社经验，部署“多点试验包产到户”。会后，戴洁天撰写《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详细阐述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实施的基础和理由，当前的效果等三个问题，由县委上报中共温州地委。11月19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发表《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评论和署名力禾的《“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的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指责批判。永嘉县委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作法，继续包产到户试验。经与李桂茂商议，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于25日写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学习党的“八大”决议和深入实践的体会》专题答辩报告，署名报送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中央农工部。1957年1月17日，永嘉县委根据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在1月4日省调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整理上报《永嘉县委关于燎原社在三包到队基础上试行生产责任制到户的报告》，作为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经验交流的典型材料。也就在大会期间的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李云河的答辩报告，并加上“编者按”。包产到户在大辩论中得到迅速推广，到1957年2月，永嘉县有255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占全县高级社总数的39％，占全县总农户数的42％；温州地区有1000多个高级社17.8万多农户实行这一办法，占全区总农户数的15％。
各地试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反映到中共中央后，中央领导人未加细究，即判定是方向错误，1957年3月初，浙江省委明确指示：包产到户是方向道路问题，一定要纠正。温州地委下令：不能试，都停下来。农民单干几千年没有出路，还试什么？3月8日，永嘉县委根据省委、地委指令，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决定：包产到户，除燎原社暂时继续试验，搞清情况再作决定外，其他社一律扭转过来，否则作无组织无纪律论处。人们把这一天称为永嘉的“三八”线。6月，省、地委派工作组到永嘉，发动整风反右，全面纠正包产到户。7月3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社！》的专论，罗织包产到户“十大祸害”。8月以后，全省公开批判永嘉县的包产到户，《浙南大众》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称“永嘉县的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点名李云河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1957年9月至1958年10月，为纠正包产到户，全县派出4600多人次开展批判，先后召开批判会、斗争会1693次，中共永嘉县委被改组，县委农业合作部被指控为“单干部”，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李桂茂被划为中右分子，撤销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职务，职级由13级降为16级，作为一般干部分配到瑞安县塘下公社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职级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县铁工厂劳动；试点工作组组长戴洁天被定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三年，押送原籍监督劳动；县委农业合作部部长韩洪昌被撤销县委常委职务。
20多年来，包产到户一直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一次次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打击，但是全县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半山区农民一直在“明统暗分，明统暗包”。坚持包产到户的生产队：1962年3月有176个；1968年有5432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7.32％；1976年有6000多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1978年底仍有1731个生产队暗中实行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各级在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农民又在自发地试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1980年7月6日，中共永嘉县委制定《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建立各业生产责任制，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意见》（永县委〔1980〕85号文件），把“双包”责任制列入“正册”，使之全面推广并逐步完善。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发〔1980〕75号文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给干部、群众吃下“定心丸”，全县8497个生产队有8109个生产队实行“双包”责任制，占总队数的92.71％。1980年农业总产值达到9994万元，分别比1978年、1979年增长27.28％、15.59％；粮食总产量19.84万吨，分别比1978年、1979年增长13.37％、7.30％，实现农业三年连续大丰收。
1956年永嘉县包产到户冤案的平反正名，从1979年1月开始到1983年8月终于得以彻底解决，当事人及受株连的人先后得到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同时，国内外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纷纷前来调查、访问，撰文介绍和报导，称永嘉县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原中顾委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为永嘉题写“包产到户第一县”，予以肯定。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农村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后，全县开展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10月，在8746个生产队中，坚持生产大队统一经营、小段包工、定额管理3517个，占40.2％；联产计酬，作业到组333个，占3.8％；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3543个，占40.6％；分田单干1353个，占15.4％。12月，永嘉农村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形式主要有：（1）专业承包；（2）小段包工，定额管理，按件计酬；（3）划分操作组，实行小段包工；（4）旱地包产到户；（5）底分活评；（6）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
1981年1月18日，县委组织县、区、社干部438人，到129个生产队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6月，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168个队，联产承包到组的有248个队，包干到户的有7043个队。1982年，贯彻中发（1982)1号文件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狠抓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有8842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9.23％。是年，农业总产值11950万元，比1978年增长52.19％，粮食总产量21349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延长承包期15～20年，开展多种经营，发展专业户和重点户。尔后，有的社员误认为土地使用权即土地所有权，一度出现在责任田中建私房，造坟墓，制砖瓦；有的因投入高，产出少而抛荒；有的怕政策改变，不搞农田基本建设。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消了收益分配，改为国家和承包单位（户）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关系。即按合同规定完成征购任务，缴纳税金，上交村集体提留款和承包费，其余归社员所得。
1984年，加强土地管理，农村干部带头拆基还田，拆坟退耕。建立农田保护区，制止土地抛荒，建立农业基金会，鼓励农田开发。加强村级经济实力，使永嘉县农村沿着双轨制健康运行。
规模经营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县委于1980年10月，提出“要重视专业承包，规模经营”。至1981年6月，由种田能手承包他人土地的种粮专业户168户。1982年春，江北乡和二大队朱炳新，承包水田28.2亩，为县内首例种粮专业大户。至1983年末，全县涌现出农业专业户、重点户16919户，其中种植业9238户，饲养业5741户，水产养殖业1940户。此外，建立各业联合体5227个，形成柑桔、蘑菇、养蜂、养虾等专业村18个。1984年，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下达后，县委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以上，并制定一系列扶持规模经营政策，纠正信贷贷富不贷贫，贷商不贷农，贷熟人不贷生人的偏向；纠正化肥不拆零供应的做法；动员政府各部门积极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商品生产。1986～1990年，县农经委先后批准创办江北鱼种场、三江联中农场等134个种养场，总投资410万元。1990年，全县种养业专业大户年产值10336万元，参与12个专业市场竞争。
1983年，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中，正确处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行村级发包土地，收取承包费等措施，促进村级经济发展壮大。至1990年，全县892个村级经济实体中的407个无集体经济“空壳村”，都有不同程度明显改善。江北乡和三村1981年以前是个空壳村，1981年起步搞“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创办八个村办企业，有固定资产112万元，1988年创总产值306万元，村拥有积累金107.75万元，以自身积累支援农业现代化建设8.9万元，用于本村集镇建设59.9万元，用于村民福利事业和“希望工程”5.53万元，上缴国家税利25万元。
第三章 粮食作物
早在新石器时代，永嘉县地域内先民已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秦汉时期，沿江一带种植业较发达。两晋以后，平原地区水稻栽培成为粮食生产主体。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出现双季间作稻。次年始种占城稻。明《谷谱》载：“温州稻岁两熟，夏熟曰早谷，冬熟曰晚谷。”清朝后期，人口增加，实行精耕细作，重视施肥养田，并开始围垦海涂扩大耕地和轮荒地恢复种植农作物。民国25年（1936）全县（今县境）粮地42.6万亩，亩产247.5公斤，总产95435吨。民国38年（1949），粮地40.7万亩，亩产200公斤，总产83100吨。建国后40余年，永嘉县粮食生产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恢复和发展时期（1949～1957）。完成土地改革，实现农业合作化，持续开展以兴修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实行间作稻改连作稻，粮食产量稳步上升，1957年为126375吨，比1949年增长52.07％。
受挫和调整时期（1958～1966）。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贯彻实施农业“八字宪法”，水稻高杆品种改矮杆品种，政府增加对农业投入，兴修水利势头不减。然而“大跃进”年代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严重违背自然规律，加之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调参加“大办钢铁”，以及遭受自然灾害，导致1959～1961年粮食生产大滑坡。1961年粮食总产量119105吨，比1957年下降7270吨，减产5.75％。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示后，粮食生产又恢复发展，1966年总产131990吨，比1961年增加12885吨，增长10.82％。
徘徊和停顿时期（1967～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生产受到冲击，十年累计增产20945吨，年递增为2.13％。1976年总产119180吨，比1966年减12810吨，下降9.71％，相当于1959年产粮水平。
上升和持续增长时期（1977～1990）。“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普及农业生产技术，是年粮食总产153990吨，亩产404公斤，实现上“纲要”。1978年，重新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大种高产试验田，大办粮食丰产方，有力促进生产发展，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175025吨，比1976年增长46.86％。1979年以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迅速实现晚稻、玉米杂交化，普及良种良法，实施病虫综合防治、种植冬季绿肥、改良土壤、配方施肥、水旱轮作、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等一系列高产技术措施，粮食生产持续高产。198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1349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1990年，粮食总产171630吨，亩产504公斤，比1949年分别增长1.1倍和1.52倍。
第一节 生产实绩
永嘉县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大麦、元麦、玉米、番薯、马铃薯、芋艿、大豆、蚕豆、豌豆、绿豆、赤豆等。
水稻 已有近2000年栽培史，产量居各类粮食作物之首。按播种期或生育期可分为早稻、连作晚稻、迟中稻、单季晚稻（历史上曾有过早中稻、间作稻、混播稻、再生稻和倒种春）。年栽培水稻32～44万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56％；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64％。1982年，有水稻41.71万亩，总产量142080吨，亩产341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西岙公社后坑生产大队野骨生产队蔡岩芳1.076亩单季晚稻高产试验田，亩产713公斤。1990年，水稻面积41.84万亩，总产113575吨，亩产271.5公斤，总产和亩产分别比1949年增加124.8％和104％。
小麦 播种面积仅次于水稻。民国21年（1932），麦类面积占粮田面积20％。28年（1939）《永嘉麦作黑穗病损失调查》记载：“麦作为永邑重要冬作之一，每年收成丰歉，影响地方民食。”1949～1990年，年均播种10.55万亩，占粮食作物面积14％，产量占粮食总产量5.7%01990年比1949年总产增14317吨，增长161.2％；亩产增89公斤，增长185.42％。
大（元）麦 即皮大麦和稞大麦。1949～1958年，属山区农民喜爱的粮食品种之一。1959年以后，逐步以小麦取代。至1990年，总产只有422吨，且多用作啤酒原料。
玉米 明末清初传入。原为半山区（河谷平原区）主要杂粮。民国37年（1948）种植43000亩，亩产60余公斤。1949～1980年，年播种2～3万亩。80年代，秋玉米逐步被连作稻取代，至1990年全县仅种植0.95万亩，总产1022吨。
番薯 明末清初从福建传入。分夏薯和秋薯两种，以夏薯为主，秋薯大多作为种薯，为永嘉粮食三大支柱之一，产量仅次于水稻，常年种植10万亩左右。50～70年代，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25％。70年代中期起，随着小麦、晚稻和大豆等作物面积扩大，食粮结构变化和果树大量栽培，种植面积逐年缩小，1990年全县种植7.34万亩，亩产337公斤，总产量24797吨。
马铃薯 清朝中期从北方传入境内，是昔日山区群众接荒粮食。建国后，马铃薯生产经历了兴盛、衰落、回升三个时期。50年代面积增加近4倍，总产增长约6倍，1959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达5.01万亩和6925吨。1960年起，马铃薯生产渐趋衰落，至1979年的20年中，有16年播种面积徘徊在1.5万亩上下。80年代，随着食品结构变化，马铃薯作为蔬菜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产量迅速回升。1990年亩产186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总产6262吨，是略低于1959年第二个高产年。
大豆 种植始于宋代，主要用于制作副食品，产地遍布全县，山区多于平原。1949～1955年是大豆生产鼎盛时期，年播种面积稳定在5万余亩。60～70年代，提倡多种高产作物，番薯、玉米面积扩大，大豆生产转入低潮，每年种植0.26～0.89万亩。80年代，人们对大豆需求量逐渐增加，加上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提高，年种植面积恢复到万余亩，单产亦有明显提高。
蚕（豌）豆 属小宗粮食作物。建国初期种植较多，1951年达到6.09万亩。1962年以后，年播种面积均不足万亩。蚕豆俗称槐豆，与麦类等冬种作物轮作或混种。嫩籽作蔬菜，老籽供煮食、炒食或加工成豆制品。豌豆有软壳、硬壳之分。软壳者称剪豆，采嫩荚作蔬菜；硬壳者俗称蚕豆，鲜嫩籽粒炒菜或和米煮饭，老熟籽粒与糯米制成蚕豆粽为群众所喜食。
芋艿、绿豆、赤豆等小杂粮，全县各地均有零星种植，产量很少。荞麦、荠芋和木薯等，历史上亦曾有过种植。
第二节 耕作制度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永嘉县已开始种植双季间作稻。徽宗宣和三年（1121），温州知州苏起的奏折中有：“下行四县（指永嘉、乐清、瑞安、平阳）见禾苗茂盛，枯荄又复生穗，每亩得谷一石七八斗。”可见当时永嘉已出现再生稻。清朝末年，平原水网地区种植间作稻，山区、半山区多种植中稻或番薯，一年一熟。民国期间，间作稻逐步向半山区普及。民国36年（1947）《浙江经济》记载：“永嘉县沙头、碧莲等沿溪畈田也种上双季间作稻。”
建国后，生产条件改善和栽培技术改进，推动耕作制度变革。平原、半山区间作稻改种连作稻，低山区单季稻改种双季稻，旱地实行间套种。1978年后，全县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旱稻，耕作制度向“多熟、高产”方向发展。1990年，粮食复种指数达到208.72％，比50年代的185.12％提高13.18％。
水田耕作制度
水网平原区 县境南部瓯江北岸楠溪江下游两岸粘土地带是重要商品粮和油菜基地，年提供商品粮15000吨，占全县商品粮82.5％，粮食商品率18.14％。
清朝以来，为双季间作稻区，耕作制度有小（大）麦——间作稻，油菜（或蚕豆）——间作稻，冬闲——间作稻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连作稻逐步取代间作稻。60年代中后期普及冬绿肥（苜蓿、紫云英），形成以绿肥——连作稻为主体、大麦（或小麦、蚕豆、油菜）——连作稻为搭配的新型耕作制度。80年代前期，大麦——连作稻及油菜——连作稻二种类型耕作制度比率有所上升。同时，随着务农劳力减少，以及连作晚稻面积扩大，冬季抛荒面积与日俱增，至80年代后期，冬闲——连作稻成为该区主要耕作制，约占65％。
河谷平原区 地处县境西南部，楠溪江腹地，气候类似盆地，属多类型耕作制度地区，是县内小麦、玉米、大豆重要产区。
传统耕作制度以中稻——秋玉米为主，还有中稻——秋大豆、元（裸）麦或小麦——早中稻——秋玉米或秋大豆或秋番薯。20世纪50年代中期，试种连作稻、混作稻，耕作制度演变成小麦（或元麦）——连作稻（或混作稻）和小麦——中稻——秋菜。60年代中期，扩大绿肥（紫云英）面积，耕作制度以绿肥——双季稻为主，小麦（或元麦）——早稻——秋玉米（或秋大豆）、绿肥——早稻——秋玉米和早中稻——秋玉米为次。60年代后期，提倡多种春粮作物，至70年代后期，小麦——连作稻三熟制占70％左右，另有绿肥——连作稻、小麦——大豆（或花生、西瓜）——晚稻。1980年以后，绿肥与秋玉米面积不断缩减，而小麦和晚稻面积相应递增。
山区 县境北部和西北部，山多地势高，一般在海拔150米～1270米，属单季晚稻地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也是红花草子留种基地。
历史上多数田只种一季中晚稻，少数水田实行小麦（或元麦、马铃薯）——中晚稻二熟。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300米以下山区，试种双季稻。60年代，扩大小麦、元麦、油菜及绿肥面积，耕作制度类型增多。70年代后期，小麦面积继续扩大，单位产量不断提高，形成以小麦——杂交晚稻为主的耕作制度，搭配油菜（或绿肥、马铃薯）——杂交晚稻和冬闲——杂交晚稻。80年代中后期，种田效益相对下降，农村劳力转移，双季稻消失，冬种面积也逐渐减少。
旱地耕作制度
1990年，境内有旱地8.83万亩，占耕地22.73％，多分布在山坡、山脚以及沿溪两岸，是番薯、马铃薯、大豆主产区。
旱地传统耕作以番薯一熟制为主，也有小麦（或大麦）——番薯和蚕豆（或豌豆、马铃薯）——番薯（或花生）一年两熟。20世纪60年代，推行番薯园间作绿豆或玉米，扩大小麦播种面积，两熟制面积增加。70年代后期，番薯小象鼻虫危害严重，加之杂交玉米和良种大豆推广，改小麦——番薯两熟为小麦——春大豆（套种）——杂交玉米三熟。80年代，推广番薯套种旱稻，耕作制度以小麦——春大豆——秋玉米和小麦——春玉米（春大豆）——番薯一年三熟为主；小麦——番薯两熟制和番薯一熟制为次；部分地块小麦收后种旱稻、绿豆。1984年，有旱稻22500亩，亩产220公斤。8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副业发达的沿江地区，旱地荒芜日趋严重。1990年，旱地复种指数209.52％，比50年代提高13.18％。
第三节 农技农艺
常规栽培技术
水稻 旧时育秧方法是采用盲谷落田或将谷种浸水后置于箩筐自然露白后播种。秧田不分畦，大秧板水育秧。这种育秧方式烂秧率高。民国31年（1942)4月底，永嘉县农业推广所成立，曾推广盐水选种、合式秧田、甽田栽培等技术。建国后，提倡合理密植，亩栽秧由过去数千丛逐步增加到连作早晚稻均3万丛左右，单季中晚稻1.5～2万丛。20世纪50～60年代，实行三改，即改大板秧田为合式秧田、改落谷密为落谷稀、改水育秧为湿润育秧，并推广塑料薄膜覆盖，小苗带土移栽，秧苗素质提高，水稻生育期缩短。1977～1978年，推广温室无土育秧，出苗快，秧龄短，成秧率高，有利于早稻早插，比水育秧约增产10％。因这种育秧方法费工费本未能普及。1981年，第二季杂交稻推广“两段育秧”，秧龄弹性加大，既为扩大迟熟高产早稻面积创造条件，又免受晚稻迟栽而减产。单季杂交晚稻则采用稀播水育带蘖大秧。
水稻历来实行水作栽培、养水到老办法。建国后，水稻大田管理围绕三个生态指标进行，即前期促早发争多穗，中期促壮杆长大穗，后期养根保叶增粒重。措施运用上，早追肥、早耘田、浅灌勤灌促早发，开沟排水搁田控疯长，活水灌溉、干干湿湿防早衰，收割前10～15天断水，谷粒90％成熟时收割。
小麦 习惯种植方法，水网及河谷平原多采用狭畦阔沟；山区整丘种，只在田后坎和中间开沟，亩点播万余丛。20世纪50年代，推行条播密植，亩播种子5公斤～8公斤。70年代，狭畦改为阔畦，浅宽沟改为深狭沟，点播改为条播或密播。80年代中后期，出现稻板田免耕撒播麦，缓解秋收冬种劳力紧缺与农事季节矛盾。
玉米 境内以秋玉米为主，大暑后立秋前播种。建国前，玉米栽培肥少株稀产量低。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倡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每亩种植3000～3500株。出苗后及早间苗和补苗，做好开沟排水，严重干旱时适当灌水。总的要求是“促苗、控杆、攻穗、防早衰”。
番薯 传统育苗方法有加温、酿热、露地三种。建国前，一般采用露地冷床穴栽育苗和塘藤、垄藤相结合育苗。20世纪60年代，扩大栏粪垫床增温育苗。70年代后，推广薄膜覆盖保温育苗。有些地方则采用先薄膜覆盖保温育苗（称塘藤），出苗后分栽露地育苗（称垄藤）。育苗过程中掌握：“前期高温催芽，中期适温长苗，后期低温炼苗”。薯地深耕晒白，晴天整地作垄。立夏开压，小满大压，芒种扫尾。夏薯亩插2500株左右，秋薯适当加密。以斜压法为主，入土10厘米，露地2～3节。
马铃薯 种用马铃薯，多引自高寒山区。其途径：一是群众自行串换；二是由农业部门留种基地和外地调入供种。3月上中旬播种，每亩3500～4500穴，苗高7厘米～10厘米时中耕除草并培土，茎叶颜色转黄即可收获。
选育良种
水稻 民国时期，水稻生产一直沿用世代相传变异小的农家品种，种子严重混杂退化。建国后，水稻良种选育、引进和推广，大致经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初期，着重抓地方品种鉴定、评选和利用。1950年，评选早稻505（乐清白）、503和中晚稻细叶青为农家良种。尔后又选用早稻陆财号、江南1224；中稻溪白、细叶青；晚稻白晚京、龙山京、茄园京、三日齐、西瓜红为当家品种。随着栽培技术改进和施肥水平提高，高杆稻不耐肥、易倒伏，增产潜力小弱点逐步显露。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全面实行高杆改矮杆。早稻早中熟品种有小金早、南特号；迟熟品种有矮脚南特、广场矮；连作晚稻有三株京、硬头京、茶山京、农垦58、广场矮、二九矮、爱武、二九多等，以爱武、二九多为当家品种。这一时期，为克服三熟面积扩大带来季节紧、肥料缺等矛盾，采取过“早翻早”、“倒种春”栽培方法。70年代，选用抗病高产品种，早稻有珍汕97号、珍龙13号、广陆矮8号、广陆矮4号、二九青、军协、温选青、青杆黄、竹科2号、红梅早、绍糯以及优质米品种辐8-1、农大8010等。晚稻推广早金凤5号、甲农糯。其中矮脚南特、珍汕97号、珍龙13号、军协、温选青、青杆黄、竹科2号为各个时期早稻当家品种。1977年调查有两季稻品种63个，矮杆水稻面积占61.13％；单季晚稻品种32个，矮杆稻占21.3%0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推广普及杂交稻。1976年，引种汕优6号，至1979年种植7.82万亩，占晚稻总面积35％，单产比常规稻增160公斤。1980年，杂交稻面积上升为70％。1980～1982年，3年累计栽培杂交稻543245亩，比186747亩常规稻单产增加69％。1985年开始，单季晚稻引种抗病、高产、优质杂交新组合汕优63号，取代抗性减弱的汕优6号，亩产提高11％，很快成为当家组合。1985年以后，连作晚稻选用米质较优汕优85号、协优46号、汕优圭33、汕优10号，逐步更换汕优6号。为使杂交水稻高产配套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县农业部门将主要杂交组合绘制成高产栽培模式图供农户仿照。
小麦 建国前，小麦品种有无芒、有芒、赤皮、白皮之分。无芒麦俗称“和尚麦”，有芒麦俗称“蜈蚣麦”。主栽品种有潮港麦、和尚麦、蜈蚣麦、方头麦，均系世代农家品种。民国28年（1939），引进“908”和“105”，一直沿用到建国初。1954年，引种南大2419。20世纪60年代，推广立夏黄、山农205、雅安早、大头黄、矮杆红、百矮早、矮粒多。70年代，随着用肥水平提高，三熟制面积扩大，又先后引进10多个品种试种，其中以早熟抗湿抗锈病的浙麦1号为最优，成为当家品种，淘汰易感病的百矮早、雅安早。1978年，试种温麦9号，表现耐肥抗倒、高产优质，很快成为山区、半山区当家品种，种植面积占70％。80年代后期，推广温麦8号及363，分别因品质差和易倒伏而逐年减少。
大（元）麦 20世纪50～60年代，大麦以六棱大麦、篇枝麦为主，元麦以趟累麦居多。建国后，引种二棱大麦、早熟三号、浙农大一号、浙农大二号、舟麦一号等大麦品种，其中早熟三号分蘖力强、耐肥抗倒、抗病高产、适应性广，70年代成为当家品种，一直延续至今。
玉米 民国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水田种植的有高脚白和矮脚白等，通称永嘉“白子”。山地种植的有“山粟”和“爆蒲粟”。50年代后期，引进金皇后、满蒲金。70年代后期，引进杂交玉米丹玉6号和旅曲，并成为当家品种。80年代中后期，引进用于旱地三熟制栽培的杂交玉米丹玉13号、掖单12号、掖单13号等品种。通过种植，丹玉13号抗性强、适应性广、产量高，成为旱地当家品种。同时还引种杂交甜玉米、超甜玉米、糯玉米、甜糯玉米和赖氨酸玉米，作为鲜食玉米供应市场。
番薯 旧时，以种植红皮白心六十日、红皮红心六十日、红皮黄心、铁丁番居多。1955年，引种胜利百号，头几年增产明显，后因种性退化，病害严重而淘汰。1961年引自青田县港头村的耐瘠品种港头白，增产显著，很快普及，1965年种植5万余亩，占番薯总面积46％左右，成为当家品种。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引种红头8号、红红一号、牡丹、凤尾、徐州218、荆选4号。后因港头白蔓割病严重，由红红一号和荆选4号逐步顶替。1982年从瑞安县引进瑞薯一号试种，表现块大结薯集中，抗蔓割病，稳产高产，成为现今当家良种。1989年种植7万亩，占番薯总面积96％。
马铃薯 20世纪50～60年代，相继引种10多个品种，深眼窝和甘肃种比较理想。80年代，从东北地区引进克新一号、车农303。
大豆 建国后，境内种植品种有火眼豆、咸塘豆等。20世纪60年代，引进六月豆、兰溪大青豆。80年代初，引进坎山白，成为当家品种至今。
蚕豆 蚕豆品种有宁波豆，其粒较小，还有牛踏扁，粒大形扁。
合理用肥
肥料种类 永嘉县农作物肥料，有土杂肥、绿肥、化肥、矿质肥、微生物肥、饼肥六大类，以农家土杂肥为主。
土杂肥。20世纪50年代，大力倡导增积农家土杂肥。1958年，积肥6800万担，亩均达145担。1961年开始，生产队对土杂肥实行定额投肥，分等论价。70年代，土杂肥数量呈下降趋势，使用量占总用肥量30％。80年代土杂肥使用量再度下降，仅占总用肥量15％。粪尿肥，使用历史最长，用途最广。农户除自积自用外，60年代至70年代，沿江生产队经常去温州市区、洞头、玉环等地购买。厩肥，俗称栏肥，以牲畜栏垫草而成，一般用作水稻基肥和麦作越冬肥。灰肥，有草木灰和焦泥灰两种，作基肥、追肥和盖子肥。河泥，70年代前，沿江水网平原农民挑河泥于冬闲田或春花田畦间作基肥，80年代已消失。堆肥及沤肥，堆肥以秸杆、野草、草皮、垃圾等为原料，混合适量粪尿、石灰等堆腐而成；沤肥是沿江平原田头积肥方式，用河泥、稻草、绿肥及厩肥配搭沤制而成，作为农作物基肥和面肥。
绿肥。有草子、蚕豆青、田菁和绿萍等。草子，系苜蓿、紫云英、苕子统称。19世纪中叶，境内已有苜蓿栽培。1949年，全县种草子0.17万亩。1959年，增至2.7万亩，其中苜蓿占80％，紫云英占20％。20世纪60年代，引进苕子，年种植面积曾达1万亩。1973年，有草子13.9万亩，为历史最多年份。80年代，草子面积锐减，1987年以后，仅有万余亩，其中紫云英占90％。蚕豆青，沿江平原水田冬种蚕豆，山区麦田间作蚕豆，春耕时将摘果后的蚕豆青杆翻入水田作基肥。1949～～1962年，每年种植1万余亩，19631990年，年种植约0.6万亩。田菁，又名咸菁，沿江涂地素有种植习惯，作为改良海涂土壤先锋作物，嫩茎叶作晚稻肥料。50～70年代，年种植面积约200亩。80年代以后，仅瓯北镇仍有少量种植。绿萍，民国时期，三江乡一带已是温州主要萍种产区。建国初期，三江乡每年向邻县提供萍种5万余亩。1958年，全县养萍3万亩。70年代前期，年放养面积增至4万余亩。80年代养萍减少，1983年以后每年养萍不到1万亩，且多分布于偏僻山区，老萍区濒临绝迹。
化肥。清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后，外商在温州销售“狮子牌”、“娥女牌”、双斧牌”氮素化肥。民国14～18年（1925～1929），温州港进口的各类硫酸铵，永嘉农民喜购德国产“司马牌”肥田粉。建国后，化肥销量呈直线上升，1950年65吨，1960年1433吨，1970年5113吨，1980年27946吨。1980年以后，国家允许计划外化肥议价销售，化肥使用量持续增长。氮肥，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硫酸铵为大宗。1963年，始售销酸铵、石灰氮和尿素。1964年和1966年，分别推广氨水和碳酸氢铵。70年代后期，新增氯化铵。80年代后期，尿素为主，其次是碳酸氢铵和氯化铵，三者合计用量约占氮肥总量90％。磷肥，民国时期始用过磷酸钙，至50年代仍为磷肥主要品种。60年代开始，供应钙镁磷肥。1961年试用从摩纳哥进口的磷矿粉，1972年推广云南产磷矿粉。80年代，钙镁磷肥用量最多，过磷酸钙次之，磷矿粉渐趋消失。钾肥，1959年开始使用，当年销量168吨。1961～1972年停止供应。1973年恢复使用，是年销售4.6吨。之后，用量大幅度上升，至1990年，年销售量达到1764吨。复合肥，60年代中期，推广磷酸二氢钾，用于浸种和根外追肥，在水稻制种田普遍使用。70年代，新增磷酸铵和氮磷钾三元复合肥等肥种。80年代用量激增，1990年复合肥销量达2388吨。
矿质肥料。民国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农民习惯用蛎灰、明矾、石膏壅稻，70年代起基本停用蛎灰、石膏，1983年以后供销部门停止明矾供应。
微生物肥。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用根瘤菌作豆科绿肥的菌肥，70年代用“5406”菌肥拌种，80年代以后微生物肥不再使用。
饼肥。有豆饼、菜籽饼、茶籽饼，主用于水稻、小麦、玉米。建国初期，饼肥属计划分配物资，最高年销量752吨。20世纪70年代后期，饼肥货源短缺，国家停止供应，但少数农民至今仍在使用。
施肥方法 水稻。建国前，水稻施肥以土杂肥为主。20世纪50年代，提倡“开辟肥源，施足基肥，早施苗肥，重施拔节肥，巧施保粒肥”。60年代以后，施肥原则改为“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巧施穗粒肥”。施肥方法上，基肥占总肥量60％～70％，以有机肥为主，采用有机肥打底面施少量化肥，追肥以氮素化肥为主。60年代，磷肥普遍用于蘸秧根。70年代，实行：“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氮肥为主，氮磷钾相结合；基肥为主，基肥和追肥相结合”的水稻施肥办法，并开始使用钾肥。70年代后期，杂交稻则采用“基肥足而全，苗肥早而速，穗肥巧而准，根外追肥防早衰”施肥方法。1985年后，配方施肥逐步成为水稻施肥主要方法。
麦作。历史上种麦用稀人粪尿滴穴，少量焦泥灰盖子，追肥量少次稀。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施足基肥，早施苗肥，重施腊肥，巧施穗肥”。80年代，改为“施足基肥，早施促蘖肥，看苗施穗肥，后期根外追肥”，同时推广磷酸二氢钾和稀土作根外追肥。
玉米。旧时，玉米用肥单一，施肥量少。建国后，提倡亩施标准肥不少于500公斤。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群众施肥经验基础上，提出“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氮肥为主，磷肥为辅；攻穗肥为主，攻粒肥为辅”施肥技术。随着杂交玉米普及和施肥水平提高，80年代玉米施肥技术调正为：“适施基肥，紧施苗肥，重施蒲肥，巧施粒肥”，以达到促苗、控杆、攻穗、防早衰。
番薯。习惯用土杂肥作基肥，人粪尿作追肥。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施足基肥，酌施苗肥，巧施夹边肥，追施裂缝肥和根外追肥”。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搭配磷钾肥；苗肥一般用稀薄氮肥，裂缝肥在培土时看苗酌施，后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尿素。
大豆。习惯不施肥或施少量灰肥。20世纪60年代以后，倡导播种时适施氮肥，苗期至始花期酌施磷钾肥，结荚期根外喷钼、硼肥。
施肥技术革新 根外追肥。20世纪50年代用草木灰浸出液作水稻、小麦等作物叶面肥。60年代，改用磷酸二氢钾作根外追肥，至70年代成为多种作物重要施肥方法。80年代，根外追肥年均达10万余亩次。
化肥深施。化肥深施方法有三种。一是化肥拌泥土制成球状泥团塞入稻丛旁，称球肥深施；二是化肥撒施于田面，翻耕耖耙，使化肥均匀分布在耕作层，称全层深施；三是70年代用施肥器深施氨水入土达15厘米～20厘米。
配方施肥。1985年开始实行，是一项“以土定产，以产定氮，因缺补缺，高产栽培”施肥新技术。是年，枫林、溪垟、江北、中塘等乡镇率先应用于早稻生产，成效显著。1987～1990年，全县水稻配方施肥累计约34万亩，增产粮食5000吨。
作物保护
病虫种类 粮食作物主要病害24种，主要虫害28种。
水稻有纹枯病、稻瘟病、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稻恶苗病、稻曲病、矮缩病，螟虫、响虫、卷叶虫、稻蝗、稻象甲、稻蓟马、稻包虫、稻杆潜蝇。
小（大）麦有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纹枯病、大麦坚黑穗病，蚜虫、粘虫、麦叶蜂。
番薯有紫纹羽病、黑斑病、蔓割病、疮痂病、软腐病、根腐病、病毒病，小象鼻虫（又名小象甲）、卷叶蛾、大象甲、番薯甲、斜纹夜蛾、潜叶蛾、旋花天蛾、金龟子。
玉米有小斑病、大斑病、青枯病、黑粉病，玉米螟、斜纹夜蛾、蚜虫。
豆类有赤斑病、豆荚螟、豆象、大豆造桥虫、蚜虫、卷叶虫。
病虫灾害 明、清和民国时期，蝗虫、螟虫、响虫（稻飞虱、浮尘子）危害水稻，交替成灾。民国18年（1929），稻生响而枯者超五成。
1950年，早稻遭螟虫、蝗虫危害达50万亩（指当时县境），损失粮食13％。1952年，铁甲虫成为水稻主要害虫。1955年多种病虫齐发，间作晚稻受二化螟危害枯苗连片。发生小麦杆锈病15万亩，大麦穗病5万亩，番薯小象甲18万亩，大豆豆尺蠖3万亩。是年水稻虫灾面积累计174万亩次。1956～1959年，三化螟为害加剧，二化螟减轻，赤霉病开始为害小麦，储藏的蚕豆出现蚕豆象。1965年，水稻三化螟大发，3万亩重灾田减产五成多。番薯“港头白”遭小象甲危害，上塘公社下堡大队薯块受害率高达94.7％，损失率达84.2％。1966年，永临、罗浮区水稻卷叶虫大发，叶片被害率12.5％～84％。四川区单季晚稻发生严重穗颈瘟。1968年，岩头、岩坦区小麦赤霉病流行。1972年，罗浮区水稻矮缩病、纹枯病发病5.65万亩次。粘虫、麦蚜发病面积占全县麦类总面积20％～30％。1976年，番薯疮痂病发病1800亩，减产四成。1979年，穗颈瘟大流行，严重威胁山区水稻生产。1980年，感染水稻纹枯病21万亩次，发生番薯小象甲5万亩，损失薯丝100吨。1981年，螟虫大发，损失稻谷1500吨，白背飞虱成为早稻后期和晚稻前期主要害虫，受害10万亩。1983年，水稻纹枯病、褐稻虱、卷叶虫并发，被害面积分别为24.3万亩、15万亩、13万亩。1990年，纹枯病和白叶枯病分别损失稻谷890吨和3050吨。发生番薯黑斑病5870亩，蔓割病5462亩，小象甲1.16万亩。
病虫防治 1950年5月21日，成立县治虫指挥部，与实业科合署办公。1955年，设县测螟站，发布虫情警报，指导开展虫害防治。1970年成立县农作物病虫观测站，承担病虫测报工作。1979年，县府建立防治番薯小象甲指挥部，以加强对小象甲防治工作的领导。1981年、1983年，先后建立浙江省永嘉县植物保护站和浙江省永嘉县植物检疫站。1990年，全县有植物保护专业技术骨干16名，镇、乡、村农科员兼任植保员。
建国后，病虫防治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人工防治为主，农药防治为辅。1950年，全县人工捕杀螟卵34.5万块、螟蛾2874万只、蝗卵6.38吨、番薯小象甲3000只、铁甲虫和负泥虫2万只。1955年6月，动员11万人次投入治虫战斗，使用诱蛾煤汽灯3121盏，人工拔除枯心苗1950公斤，推广治虫青油20吨、菜籽饼50吨及少量巴豆。1954年，首次引进六六六粉剂防治水稻螟虫。1958年，半数水稻种子采用“西力生”、“赛力散”浸种。60年代，先后推广使用“1605”、“敌百虫”、“乐果”、“福美胂”等农药治虫灭病。
20世纪70年代，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工作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科学用药为重点，采取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选用抗病虫品种，更新农药品种等综合防治技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引进“叶青双”防治水稻纹枯病和白叶枯病，推广氨基甲酸酯类农药防治害虫。1985年，停用有机氯农药。1989年，建立综合防治示范片16个共3500亩，1990年扩大到4万亩，收到明显降低防治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和提高农业产量的效果。
草鼠兽害 水稻杂草以稗草为主，阔叶类次之。稻板小麦田杂草以看麦娘为主。过去依赖人工除草，1961年始用“2.4—滴”、“五氯酚钠”防治稻田杂草。1972年，引进“除草醚”，次年推广应用1000亩。1984年，推广“草甘膦”杀灭旱地杂草，效果良好。1985年后，推广“绿麦隆”、“绿黄隆”、“双甲隆”防除大小麦杂草。1986年引进“禾大壮”、“杀草丹”、“丁草胺”，防除稻田杂草。1989年，引进“禾草克”杀灭番薯、蔬菜杂草。1990年，化学除草稻田6.05万亩，麦田3.15万亩。
农田鼠害一般年份发生面积20余万亩，鼠密度12％～15％。1987年春，县政府拨专款开展灭鼠运动。是年，全县共投放敌鼠钠盐毒饵105吨，灭鼠铁夹7000只，灭鼠率85.5％，鼠密度从19.9％～24％下降到2.3％～3.4％，鼠口夺粮2750吨。尔后，坚持每年组织数次灭鼠活动。
境内山区兽害严重，危害作物兽类有野猪、山猫狸、野兔、穿山甲等，以野猪、山猫狸为主。1960年以后，山林被毁，野兽相对减少，但野猪、野兔仍严重危害农作物。山区农民采取挖陷阱、设药弹、用猎枪灭兽。
植物检疫 建国初期，植物检疫由农业行政部门管理。20世纪60年代，县农业局指定一名农业干部专管。1983年11月，建立永嘉县植物检疫站，配备专职植检员2名，工作人员4名，区、乡、镇兼职植检员60名。在瓯江大桥、楠溪江大桥设立季节性植检哨卡，境内沿江各渡口均进行植检管理。1984年起，对水稻杂交制种田实行产地检疫制度。1988年10月，开展“植物检疫法制宣传月”活动。
永嘉粮食作物主要检疫对象有：番薯小象鼻虫、番薯瘟病、水稻白叶枯病和细菌性条斑病4种。
番薯小象鼻虫。建国前沿江地区已有此虫为害。建国后，虽长期坚持“春诱、夏保、秋防、冬净”的综合防治措施，然而仍不能有效控制。1964年，番薯虫害普查表明，番薯小象鼻虫由南向北蔓延至沙头三角岩。1972年再延伸到岩头里户村，1979年病区扩展到鲤溪乡和东皋乡，1990年波及45个乡镇。
番薯瘟病。1978年10月，罗溪乡木桥村和罗龙头村首次发现，病田17亩，病源来自瑞安县番薯藤苗。经现场扑灭、划定病区和改种等措施，三年后未见再发病。
水稻白叶枯病。20世纪60年代始发。先后采用土农药与化学农药“401”、氯霉素、五氧吩嗪、叶枯净、叶青双等防治。重灾年病田达10万余亩。1983年以后，此病不再列为检疫对象。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1987年渠口乡坦下村最先发现，发病面积8.5亩，病源来自丽水杂交稻种子。1990年9月普查表明，病区扩大到瓯北、乌牛、仁溪、黄田、东岸、罗溪等14个乡（镇）共42个村，发病面积2725亩。采取刈青烧毁发病中心田块81.6亩，处理病谷40亩，烧毁稻草3000亩，消毒农田3422亩。县政府拨款6万元作为经济补偿。
杂交作物制种
水稻 1976年春，县良种场、江北公社小农场、五〓公社里塆潭大队进行二九南1号A、珍汕97A、二九矮4号A三个不育系繁种试验，面积共1.3472亩，收不育系种子27.5公斤，折亩产20.4公斤。1977年春，县农业局派员赴海南岛繁殖制种亲本供全县制种。是年秋在七都等15个公社144个生产队落实汕优2号、汕优6号、南优2号等杂交组合制种田1425.11亩，总产19785.4公斤，亩产13.9公斤，纯度87.1％。1978年，吸取上年分散制种产量低、质量差教训，确定三江公社浦东、浦西、港头、后江4个生产大队连片的2223.61亩水田为制种基地，改人工隔离为自然隔离，并在制种生产环节上，县农业
局与生产队实行技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成功创举得到国家农业部充分肯定。当年收杂交种子95367公斤，亩产42.9公斤，纯度95％。按技术承包产量基数超产563967公斤，按该田片前三年晚稻平均产量增产786967公斤。由于技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三江公社制种基地产量逐年上升，质量逐年提高，1982年平均亩产达到77.7公斤，纯度98％以上。在三江公社制种致富影响下，岩头公社河一、江北公社罗浮等生产大队纷纷要求制种，据此，从1979年起，另辟制种新区，制种面积剧增，最多的1980年5027.83亩，加之单产连年上升，出现杂交种子供大于求，到1983年全县积压6万公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在农村迅速展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当时分管县农业局技术业务副局长柯永乐从农民劳动价值规律出发，意识到在三江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制种不会持久，于1982年部署高山单季晚稻地区的岭头公社进行制种亲本表征，并于1983年试制示范。1984年三江公社退出制种后，制种面积锐减，杂交种子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依懒外地调入。1988年，因灾全国各地水稻制种大减产，永嘉杂交种子缺口20多万公斤。1989年春，县府建立由农业、供销、粮食、银行、财税、公安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杂交稻制种领导小组，承担制种任务的区乡村建立相应机构，实行分级负责制，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杂交稻制种生产。是年，制种面积回升到1660亩，总产12.67万公斤，实现杂交种子自繁、自制、自给。
玉米 20世纪70年代，引入杂交玉米“旅曲”、“丹玉6号”、“浙单1号”试种成功。其中“旅曲”生育期适中，抗逆性强，稳产高产，很快成为秋玉米当家组合。为满足生产需求，1978年向外地购买父、母本种子，定点岩坦公社东岙大队，落实“旅曲”制种104亩，收杂交种子11550公斤，亩产111公斤。1979年，制种地段从1978年一爿垟扩大到三爿垟，面积609亩，涉及岩坦公社东岙、岩坦、坦一、屿北4个大队，收获杂交种子6.85万公斤，亩产112.5公斤，自用2万多公斤，多余种子供应温州地区及外调各地。1980年，生产6.6万公斤杂交种子，销售后积压2万公斤。1981年，玉米制种暂停。1982～1983年，制种基地移到岩头公社溪南大队、跃进大队（现芙蓉下村）、里户大队，累计制种327亩次，生产“旅曲”种子3.57万公斤。后因引种“苏玉1号”、“丹玉13”、“掖单12”等紧凑型玉米新组合优于“旅曲”，加之种植结构起变化，秋玉米主产区岩头等地大力发展西瓜、蔬菜，杂交玉米用种量逐年减少，制种失去固有意义，所需杂交种子专靠外地供应，永嘉玉米制种自此终止。
第四节 农本核算
农本核算始于1981年。是年，选择乌牛、大岙、六龙、碧莲、溪口、港头、峙口7个乡随机抽样40户，按规定对早稻、中稻、连作稻、单季晚稻、番薯、玉米、小麦、大豆8种作物，用69个核算指标，核算结果如下表。
1990年，由平原的江北、朱涂、峙口、罗溪，半山区的沙头、孤山、枫林、港头，山区的下寮、溪口、黄南、潘坑、张溪、西源、石染、巽宅16个乡镇中的132名农户承担该项目，核算结果如下表。
第四章 经济作物
第一节 油料
油菜
油菜是永嘉农村传统经济作物，以采收菜籽榨油为主，亦兼作蔬菜用。1949年，种植0.15万亩，产菜籽54吨。1950～1990年，年均种植油菜0.787万亩，超万亩的年份有10年，播种面积最少的是1966年，仅0.15万亩。1981年，种植面积、菜籽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为2.35万亩和1196吨。是年，罗浮区播种油菜14201亩，占全县油菜面积60.4％；产籽755吨，占全县总产量63.1％。
建国后，油菜栽培采取五项技术措施：一是更换品种。淘汰低产白菜型油菜，先后推广种植“胜利油菜”、“九二油菜”、“沪油1号”、“沪农早”、“丰收4号”、“浙油7号”、“九二13系”、“川油9号”、“480油菜”、“矮脚早”、“79—601”、“甘油5号”、“宁油7号”、“鉴五”等高产、抗病良种；二是适时早播，培育壮苗。一般在10月中旬（寒露——霜降）播种，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小雪——大雪）移栽；三是增加苗数，合理密植。丰产田亩栽8000余株；四是科学施肥。掌握“基肥足、苗肥勤、苔肥重”的施肥原则；五是田间管理勤，病虫防治早。
花生
种植花生多供自食。1949～1990年，年均种植面积1383亩，1950年最多，1977年最少，播种面积分别为0.48万亩和0.03万亩。1990年0.07万亩，总产量120吨，岩头、碧莲、沙头3个区花生面积与产量约占全县80％左右。
40余年来，花生栽培技术经过多次改革，主要是淘汰老品种，选用新品种，“粤油551”为现今当家品种，并采取秋花生留种；适时早播，播种期提前到3月中下旬（春分前后），采用双粒点播；改一次施肥为多次施肥，实行“适施基肥、早施苗肥、重施下针肥”；重视苗期管理，及时补苗，松土除草，防治病虫害。
芝麻
农村历来利用田边地角以及零星杂地种植芝麻，主要作为香料和制作糕点食品用。面积少，产量低。1953年起，芝麻生产纳入国家统计项目，1953～1961年，每年种植27～86亩，总产0.36吨～1吨，亩产10～33公斤。1962年后，不再列为统计项目。
第二节 果品
永嘉果品生产可追溯到公元前200多年。三国时期，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载：“鸡橘子，大如指，味甘，永宁界中有之。”北宋梅尧臣（1002～1062）诗云：“禹贡书厥包，未知黄柑美，竞传洞庭熟，又莫永嘉比。”《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著录，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十月，温州知州韩彦直撰《永嘉橘录》三卷，这是中国第一部柑橘专著。稍后，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五中有“永嘉之柑为天下冠”的评述。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永嘉果树有柑、橘、梅等16种。
民国时期，境内果树以柑橘为主。20世纪20年代初期，全县有果树万余亩。40年代为果树生产衰落时期，1949年果园仅存千余亩，年产果品约1500担，其中柑橘200亩，年产460担。
建国后，历届县委、县府紧紧把握境内山场广阔、水果生产土地资源丰富这一县情，高度重视水果生产，40年中水果生产跨了三大步。1956年，遵照中央农业部“大力提高现有果树的产量和质量，有计划地向山区、荒地扩大垦辟新果园”生产方针，大力推广溪垟乡幸福社柑橘上山经验，取得显著成效，至1978年全县果园发展到18907亩，约为建国初期的19倍。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把发展水果生产作为繁荣永嘉农村经济重要途径，加快水果发展步伐，1979～1985年，净增果园35101亩。1985年11月，温州市水果商品基地建设会议在永嘉召开，进一步推动水果生产。1986年春，县委、县府把发展水果生产视为山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措施，拨出支农周转金74万元扶持水果生产。是年，向黄岩、余姚、义乌、玉环、茶山、大荆等地调入多种水果苗木计235万株，开辟新果园35288亩。
1987年、1988年两年，再辟新果园16632亩，种植果树317万株。1990年，全县拥有果园110852亩，果品总量10180吨，产值1333万元（1990年现行价格），并建立起一批果树生产基地，树种有柑橘、杨梅、枇杷、桃、梨、弥猴桃、梅、杏、李、葡萄等。1954～1990年，购买苗木国家累计投资187.6万元。
柑橘
历史上永嘉是柑橘主要产区，品种以瓯柑、温橘为主。民国25年（1936），永嘉县第三区柑类品种改良生产合作社成立，以改良瓯柑为宗旨。1949年，全县种植200亩，产量23吨，主产地在七都乡和江北乡上村。1954年，溪垟乡幸福社率先引种柑橘上山，建立山地柑橘园100余亩，计3250株，获得成功。1956年起，坚持不懈推广幸福社经验，柑橘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产量直线上升。1990年，全县有柑橘园51685亩（其中温州蜜柑41038亩，占柑橘类79.4％；椪柑6667亩，占12.9％；甜橙2378亩，占4.6％；金柑879亩，占1.7％；瓯柑620亩，占1.2％；温橘103亩，占0.2％），总产量5487吨，总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1949年的258倍与239倍，成为温州市柑橘重点产区，果品远销山东、天津、北京等地。此外，有楚门文旦24.2万株，面积4845亩，年产量40吨；常山胡柚1万株。
杨梅
杨梅是永嘉县土产，种植历史悠久。主要产地在岩头、岩坦、碧莲、沙头。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茶山梅”1000株。1986年开始，又陆续引进“东魁梅”、“荸荠梅”、“黑炭梅”等良种苗木90余万株。1972年杨梅总产量275吨，1985年拥有杨梅园15000亩，总产增至1441吨。1986～1989年为杨梅生产兴盛时期，4年累计新增28584亩，计120.63万株，1990年境内杨梅33816亩，总产量2010吨。桥头镇自1986～1990年共栽植杨梅苗30万株，建立杨梅园11173亩，1990年县人民政府确定为杨梅生产专业镇。
枇杷
主要产地在六龙乡和黄田乡，乌牛岩头、峙口、巽宅等地亦有零星种植。1949年枇杷产量125吨，1957年达1500吨。1975年，面积锐减，产量下降，年产约20吨。1984年，枇杷生产开始回升，有枇杷园1515亩，约6万株，总产137.5吨。1990年，增至5810亩，年产335吨。品种有红砂、白砂两大类，红砂居多。20世纪80年代，引进“大红袍”、“洛阳青”等良种苗木22万株。六龙乡种植枇杷2000余亩，1990年列为枇杷专业乡。
桃
1986～1990年，引进黄桃苗木38.4万株，水蜜桃4万株。主产区岩头、枫林、峙口、渠口等乡镇。1990年，有桃园6149亩，结果投产1295亩，年产462吨，因其经济效益差，开始衰落。
猕猴桃
永嘉野生猕猴桃资源丰富，主产地在岩坦、四川、岩头等山区。面积550亩以上或年产鲜果90吨以上的有黄南、溪下、潘坑三乡。1987年，永嘉罐头厂与上塘镇浦东饮料厂收购果品分别生产猕猴桃罐头、果浆与果汁饮料，尔后均因质量欠佳而停产。1988年向浙江农科院引进“庐山79。－2”、“龙泉8号”、“庆元82-4”、“黄皮”、“腰鼓”以及新西兰当家品种“海沃德”、“阿利森”等良种苗木1710株，开始人工栽培。1990年，全县野生猕猴桃产量约20万公斤。
名优果品
永嘉早香柚 又名“永嘉香抛”。民国29年（1940），用厦门柚果实种子繁殖，母树种植在碧莲镇对埠自然村。具有成熟早、果形美、风味佳、产量高等优良性状。母树树龄虽已50年，年均结果仍有200多公斤，1989年产量高达364公斤，是年被评为全省柚类名优品种和全国柚类第八名，列入省名优水果名录。至1990年，全县建立早香柚基地500亩，种植苗木42250株。碧莲镇被县政府定为早香柚专业镇。
罗坑杨梅 原产地古庙乡罗坑村，为浙江省名果之一。据罗坑村民间传说，罗坑杨梅是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从本地刺梅中选出的大果型品种。在“大跃进”年代，毁梅烧炭炼钢铁，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存百余株，1987年嫁接2.4万株，1990年全县发展到1000亩，计3万余株。罗坑杨梅属迟熟品种，小暑前成熟，果形大，紫黑色，糖份高，风味佳。果品销往温州、丽水等地，颇受好评。
万寿枇杷 黄田乡万寿村是温州闻名的枇杷产地，全村有枇杷近1万株，年产量约60吨。“万寿枇杷”为7个优良单株的统称，其中徐象贵家一株“贵红种”，1984年被评为温州市第一名。1985～1986年，“万寿枇杷”参加省级评比，其中“尧林种”又获全省第一名，被浙江省科委和农业厅列为枇杷优良品种，载入《浙江省枇杷良种》一书。“万寿枇杷”果大核少，皮易剥离，果肉橙红，汁多味甜，既是鲜食佳品，又是制罐上乘原料。
第三节 土特产
茶叶
茶叶以“永嘉乌牛早”茶品质最佳，1984年种植面积1112亩，制炒青绿茶35吨，产值8万元。1987年评为省级名茶，1989年获浙江省优质名茶奖和全国星火计划银质奖，1990年被列为全国推广品种，农业部拨款支持开发。是年，种植1500亩，产量17.5吨，产值140万元。主产地罗溪、仁溪、乌牛各乡。
“永嘉乌牛早”茶属早生茶树品种，春分上市，比一般茶树早15～20天。并具有发芽整齐，轮次分明，老嫩均匀，持嫩性好和耐旱抗病、适应性强等特点。制成炒青茶，条索细紧，色泽翠绿带黄，茶味清香爽口，汤色嫩绿明亮。1985年，“永嘉乌牛早”茶按照“浙江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少量生产上市，很受欢迎，茶叶专家评论：“乌牛早茶，形若雀舌，碧绿甘醇，品质上乘”。
境内茶叶栽培历史久远。明神宗万历《温州府志》载：“永嘉岁进茶芽十斤。茶产楠溪之五十都及五十一、二等都，地近雁山，色香味与雁山茶无异。”民国6年（1917），永嘉设茶叶检查处，茶商公举胡烈光为处长。16年（1927），产茶50吨。20年（1931），永嘉县成立茶业公会。26年（1937），产茶222.5吨。民国31～34年（1942～1945），茶叶外销停滞，产量骤减，总产量仅为抗日战争初期四分之一。1949年，有茶园2000亩，产茶95吨。此后，开始垦复荒芜茶园，更新改造老茶园，1952年茶叶产量恢复到198吨，1958年茶园增至8190亩，产量375吨。1959年，在“一季超全年、夏茶赶春茶、秋茶超夏茶”的口号误导下，主要茶区普遍采摘过度，茶树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以后连年大减产，1961年茶叶产量降至218吨。1962年，国家规定茶叶收购价按牌价给予20％的价外补贴，并实行粮肥奖售政策，从而提高茶农茶叶生产的信心。经过10年努力，1972年茶叶产量320吨，恢复到1957年水平。20世纪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茶叶赶上旺”运动中，一度掀起群众性开山种茶热潮，先后新辟茶园2.5万余亩。1980年开始，茶叶生产趋向专业化、基地化，是年有茶园26368亩。1981年，建立超百亩茶叶基地52个，拥有茶园10960亩；社办茶场12个，经营茶叶2144亩。1990年，全县茶园2万亩，产茶290吨。有茶叶初制厂53处，制茶机械250余台，年加工能力200吨。
蚕桑
蚕桑生产始于1500年前。南朝宋（420～479）郑缉之《永嘉郡记》记载，永嘉有“八辈蚕”；《浙江蚕丝业简史》记载：“齐时，东阳、新安、永嘉等山区也盛植桑树。”清德宗光绪七年（1881）从嘉兴、湖州引入桑苗良种，在永嘉推广。二十三年（1897），孙诒让集资在永嘉创办蚕学馆，选制蚕种，教导饲蚕种桑技术。《温州文史资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温处道童兆蓉到任后，创办蚕桑学堂，教民植桑养蚕，编颁《蚕桑浅说辑要》等书，5年中共购桑秧40万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军入侵，民无宁日，蚕业衰落，1949年蚕茧产量仅9吨。
建国初期，有散栽实生乔木桑42000株。1956年，永嘉被列为全省发展桑蚕生产重点县。是年，着手进行桑蚕品种改良，到1958年春，除边远山区尚保留部分柘叶蚕种，全县普及改良蚕种，淘汰自制土种。1958年秋，省农业厅在永嘉县建立原蚕饲育区，试制中日一代杂交蚕种，当年生产1000张。1959年秋，省农业厅投资3.4万元，在岩头公社溪南大队创办地方国营永嘉蚕种场，1960～1961年制蚕种3万余张，1962年所制蚕种因感染微粒子病毒而烧毁，1963年4月停办。1957年，落实省府“大力发展蚕桑生产”方针，掀起栽桑高潮，至1959年末，桑园增至12190亩，3年共植桑560万株，形成28个蚕桑重点大队，年产蚕茧65吨。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缺，导致大面积挖桑种粮，蚕茧产量锐减，1963年桑园减至3700亩，产茧量降到29吨。之后蚕桑生产出现转机，1964年冬，上塘人民公社敬仁大队种植湖州桑树4.2万株，桑园面积、蚕茧产量又有回升，1966年桑园面积恢复到4500亩，蚕茧产量35吨。1978～～1983年，复栽桑树650万株，桑园增至7000亩。1984年，养蚕3670张，蚕茧总产量117吨，创历史最高纪录。1985年之后，蚕茧产量又趋下降。1986年，拥有100亩以上桑园的23个基地村，有21个毁桑改种其他作物。1990年，全县仅有桑园1100亩，产茧32吨。
1956～1963年，三次引进广东省蓖麻蚕种饲养，共收茧80余公斤，制成丝棉6公斤，并为乐清县提供培养赤眼蜂用蚕茧20公斤。
1966～1972年，共引进53.5公斤柞蚕种，150公斤柞蚕卵，选点黄南乡李家坑、道基村，潘坑乡八亩村，溪口乡陈寮村山上放养，共收茧3.15吨。因效益差停养。
1956～1990年，引桐乡、海宁两县“桐乡青”、“荷叶白”、“红皮大种”等良种嫁接桑苗340万株，自育良种苗330万株，并推广中日一代杂交改良蚕种。
西瓜
永嘉县种植西瓜历史悠久。民国期间（1912～1949），枫林镇沙岗西瓜以质脆味甘而远近闻名。20世纪50年代，每年种植西瓜100余亩。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西瓜种植面积大增，1980年600亩，1985年2200亩，1988年3900亩。1990年3600亩，总产430万公斤。主产地在岩头区岩头、枫林、港头、溪垟四个乡镇，其次是碧莲、四川、沙头、岩坦四个区的部分村。当家品种“新红宝”、“金钟冠龙”、“新澄一号”。产品大部分销往温州市区。
“岩头瓜”质优量多，1990年种植3000亩，总产2500吨，分别占全县83％和58％。
糖蔗
糖蔗主要产地是永临、岩头二区。民国31年（1942），全县产红糖25吨。1949年，种植糖蔗300亩，生产鲜蔗566吨。1958～1979年为糖蔗生产鼎盛时期，1958年种植400亩，总产900吨。1972年，桥头、朱涂、桥下、梅岙公社新辟蔗园700亩，全县糖蔗产量增至2100吨，加工红糖240吨。同年，朱涂和桥下公社各建糖厂1座。1973年，种植糖蔗1200亩，总产3082吨。1978年，种植糖蔗3000亩，总产4955吨，在江北新建糖厂1座。1979年，继续增至5400亩，总产量达6881吨，国家收购红糖535吨，创历史最高纪录。1980年以后，糖蔗生产日趋衰落，至1990年近乎绝迹。
荸荠
农村历来有零星种植荸荠习惯。主要产区分布在水网平原地区和半山区，每年种植100亩左右，年产量40吨～100吨。荸荠属小宗农产品，均在农贸市场直接销售。
黄麻
旧时，黄麻产量居温州各县之首，主产地罗浮、沙头两区。1949年，植麻2600亩，产量396吨。1955年为黄麻生产顶峰年，种植10800亩，总产2160吨，其中罗浮区5700亩，沙头区3900亩。1963～1980年，种植面积稳定在4500亩左右。1982年以后种植面积锐减，至1987年仅百余亩，产量8吨，皆为农户自种自用。
苎麻
境内农村历来利用田边地角种植苎麻，自产自用。1949年，种植800亩，产量12吨。1959年，种植1000亩，产量22吨。1960年起，种植面积税减，产量连续下降。1962年种植面积仅100亩，产量1吨。1985年从湖南省引进苎麻良种“黑皮蔸”、“芦竹青”，1988年总产量升至45吨，1990年总产量降为11吨。
剑麻
1964年，从福建引进10万株“凤尾兰”剑麻苗试种，1965年又引进5万株。至1971年，普及到40个公社，300多个生产大队，种植400万株。是年，收购剑麻白棕绳157.2吨，价值39万元。1976年，发展到600万株，年产剑麻丝3000吨，价值300万元。1978年，将剑麻丝制成白棕绳，年产3000吨，产值600万元。1979年以后，产品滞销，剑麻种植量和产品收购量大减，1988年全县只收购剑麻丝305吨，1990年剑麻生产终止。
棉花
群众素有植棉习惯。民国28年（1939），植棉9850亩，产棉花1207担。日本侵略军入侵时期，棉花生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后，棉花生产迅速恢复，36年（1947），棉田16650亩，产量4495担。1949年，棉田6300亩，总产64吨。1950～1953年，年植棉5000亩左右，年产棉花50吨上下。1954年以后，棉花生产趋向衰落，1958年，强调以粮为纲，棉花种植面积锐减，仅300亩，产量4吨。1959年，棉花种植面积回升到3200亩，产量46吨。1963年，植棉500亩，产量28吨。1966年起，农民种植棉花大多自用。1967～1970年，每年植棉800～1300亩，年产量20吨左右。1971～1974年植棉已很少见，1977年以后近乎绝迹。
烟草
沙头、鹤盛、枫林、碧莲、桥下为烟草主产地。民国36年（1947），全县产烟叶3820担。1949年，种烟草2800亩，产烟叶78吨。20世纪50年代前期，烟草面积减少，1953～1957年，每年种烟草300～500亩，年产烟叶10吨～27吨。1958年，烟草生产开始好转，种植面积1000亩，产量50吨。1963年，国家收购烟草实行奖售，是年烟叶总产量91吨，收购79.2吨。1965年以后，烟草趋零星种植。
药材
据《永嘉县中药材资源普查报告》记载，全县有药用动植物238科940种，其中植物185科878种，属人工栽培主要品种有怀牛膝、白术、佩兰、钩藤、白药、米仁、银花、茯苓、丹皮、山药、积壳、粉葛、槐花、黄枝、吴芋15种。
花卉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提出“绿化祖国”号召，花卉栽培开始受到重视。1962年，从温州市园林管理处和茶山乡引进10余个品种花卉苗木，美化县人民政府大院。1985年，县花卉协会成立，全县掀起种花养花热潮，涌现花木专业户220户，花木种植场18个，岭头乡竹房花木场、江北乡后垟花木场、清水埠君子兰种植场、县特产场花圃、桥头五针松繁殖场、花坦五针松种植场规模较大。是年，受全国各地花木市场不断抬价交易影响，一时花木身价百倍，一株三四年生茶梅价值300元～400元；三年生君子兰每株售价高达数百元乃至数千元。同年7月，在县城举办首次花木展销会。10月，县花卉协会组织花木种植场和花木专业户，参加在杭州举办的全省花木展销会。1986年夏，种花热开始消退，花木价格暴跌，市场萧条，昔日如黄金一般的花木，到1987年已无人问津，花木生产滑入低谷，1990年花木专业户和花木种植场消失。
第四节 蔬菜
农民种植蔬菜，历来是自给性生产，商品率极低。1949年全县种植蔬菜0.65万亩，1958年增至2.5万余亩，1960年上升为4.92万亩。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各地扩大粮食面积，蔬菜面积锐减，1961～1969年，每年种菜0.5～0.88万亩。1978年以后，蔬菜面积逐年回升，1980年1.09万亩，1985年2.26万亩，1988年3.27万亩，1990年3.93万亩，基本满足城乡人民吃菜需要。
品种永嘉县蔬菜有13大类，54个品种。白菜类：普通白菜、山东大白菜、黄芽菜、油冬菜。甘蓝类：球菜（大平头、牛心球）、花椰菜。芥菜类：叶芥、花叶芥（雪里蕻、九头芥）、榨菜。叶菜类：菠菜、芹菜、苋菜、莴苣菜、蕹菜（空心菜）、蒿菜、苦荬菜。根菜类：萝卜（菜头）、胡萝卜（红菜）、芜菁（大头菜）、盘菜。茄果类：茄子、番茄、辣椒、甜椒。
豆类：扁豆、白银豆、刀豆、豇豆、四季豆（龙芽豆）、剪豆。葱蒜类：洋葱、大蒜、葱、韭菜、荞蒜。薯芋类：芋艿、马铃薯、生姜、菊芋（洋芋）。水生菜类：茭白、藕、菱。多年生菜类：黄花菜（针金菜）、竹笋、芦笋。瓜类：黄瓜、蒲瓜、冬瓜、南瓜、丝瓜（天络瓜、八棱瓜）、佛手瓜（肉瓜）。食用菌类：蘑菇、香菇、黑木耳。
选介
蘑菇1971年，黄田、东岸、上塘3个乡镇试种0.78万平方米。1980年，种植面积扩大到9.5万平方米，产量314.4吨，产值61.8万元。1983年，蘑菇生产滑坡，产量降到220.5吨。1984年，县府把蘑菇生产作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重要门路来抓，全面推广东岸乡箬隆村两次发酵科学种菇技术，是年种植蘑菇3.9万平方米，产量562吨。1988年，县府对蘑菇生产专业户优价供应化肥，收购蘑菇实行保护价，当年产蘑菇432吨。1989年植菇36.4万平方米，总产高达797吨。1990年蘑菇生产转入低潮，总产量降至335吨。
香菇 清乾隆《永嘉县志》记载：“永嘉人以霉月断树置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民国3年（1914），岩坦区黄南乡道基等村住山户，用枫树等杂木种香菇历时27年，30年（1941）停产。20世纪60年代，四海山林场、上塘镇三元堂村等地始种香菇。至1987年，香菇种植点扩大到溪南、苍坡、界坑、下坑、下嵊等村。1988年以后，种菇农户逐年减少。1990年，仅下嵊村16户种香菇23万筒，每筒净利润0.9元。
芦笋 即石刁柏。1987年，引进美国芦笋优良品种“加州800”、“加州72”、“玛丽华盛顿500号”，在岩头、枫林、渠口、石柱、泰石、上日川等地率先试种，面积共846亩，翌年收芦笋190.84吨，其中，制罐头出口88吨，创汇29.3万美元；内销78吨，产值66.3万元。1989年，种植面积降到310亩，收购鲜芦笋128.5吨，亩产值983.8元。渠口乡泰石村潘统兴种植1.34亩，产量1684公斤，产值4430元。1990年，芦笋产区茎枯病蔓延，植株大部分枯死，全县仅产芦笋40吨，产值10万元。是年，在岩头、沙头、碧莲等地，新辟芦笋基地600亩。
基地
1962年春，县府在上塘镇郊区建立蔬菜基地190亩。1988年，基地增至255亩，开始实施三项优惠政策：年产蔬菜1000吨，每吨给予经营亏损财政补贴20元；每收购蔬菜50公斤，奖售成品粮票10公斤，平价化肥票2公斤，煤票4.5公斤；分配一定数量蔬菜基地专用化肥。
第五章 畜牧业
畜牧业是永嘉农村传统家庭副业。在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已有原始养猪，秦汉时期有发展，温州地域西晋墓葬品中有陶制猪栏。境内牧业以猪为首，兼养牛、羊、兔、鸡、鸭、鹅，大多自养自食，商品率低，没有形成独立产业。民国31年（1942），有猪88258头，黄牛27683头，水牛1852头，羊3190头，鸡337712只，鸭138397只，鹅24166只。1949年，全县（今县境内）年末存栏猪4万头、黄牛1.59万头、水牛0.10万头、羊0.39万头，家兔5万头，畜牧业产值47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3.34％。
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利于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提倡“私有户养”，推动畜牧业生产高速发展。1957年，全县存栏猪8.25万头、牛2.72万头、羊2.03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1.06倍、0.6倍和4.2倍；畜牧业产值达1113万元，比1949年增加63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7.49％，比1949年提高4.15％。1978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畜牧业生产开始从分散经营、自养自食的传统习惯，向专业化、基地化、商品化方向发展。80年代，畜牧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先后涌现一大批养猪、牛、鸡、鸭、蜂和饲养珍稀动物专业户，同时出现一批联户经营、合股经营大户，以及专业村、专业乡，并逐渐形成与畜牧业相配套的畜禽生产服务体系。1990年，上规模的畜禽专业户达1478户，其中养猪专业户139户，年提供商品猪10961头，仔猪3599头；养牛专业户49户，饲养246头；养羊专业户32户，有山羊1987头；养兔专业户29户，饲养长毛兔1408头；养禽专业户207户，有禽17.33万羽，产鲜蛋792吨；养蜂专业户1021户，计7.68万群；鹌鹑专业户1户，18000余羽。是年全县畜牧业产值4680万元，比1949年增加8.77倍，占农业总产值26.96％。
第一节 家畜
猪
品种 永嘉乌猪。系地方优良品种，属脂肪型，体毛、蹄壳均黑色，早熟易肥，耐粗饲，适应性强，繁殖率高，为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当家猪种。母猪主产在田垟、溪垟、仁溪、乌牛一带。
巴克夏猪。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永嘉县中心农场首次引进公猪1头与当地母猪配种。1952年，县家畜配种站又从杭州引进公猪2头。该猪属脂肪型，身披黑色，四肢下部、鼻端及尾尖为白色，嘴短而上翘，体呈圆方形，背短而宽，四肢细短，生长发育快成熟早，采食能力强，容易育肥，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淘汰。
约克夏猪。抗日战争时期首次引进公猪1头，1952年与1984年再引进公猪4头和5头。该猪种属肉脂兼用型，全身白毛，背稍呈弧型，腹线平直，耐粗饲，肥育性能好，但产仔率不高。
苏联大白猪。1965年，县农科所并乌牛公社饲养户共引进3头公猪。该品种全身白毛，皮肤淡红，胸宽而深，背腰微弓，体长，四肢粗壮，繁殖性能好，适应性强，耐粗饲。
长白猪。原名“伦特瑞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猪种。1964年首次引进，全身毛白，耳大前伸，胸深腰长，臀部肌肉丰满，体长而平直，四肢健壮，繁殖性能好，适应性较强。1984～1990年，又陆续引进公猪38头。
杜洛克猪。属瘦肉型猪种。1985年，县家畜良种推广站引进公、母猪各1头，进行纯种繁殖。到1990年，共引进公猪11头，母猪2头。该猪体毛棕色，体长背宽而丰满，臀平厚，大腿肌肉丰满，性情驯良，适应性强，但饲养条件要求高。
温州白猪。选用乐清虹桥猪为母本，苏联大白猪、长白猪为父本，进行三元杂交选育而成，具有生长快，繁殖力强，杂交效果好等优良性状，是比较理想的杂交用父本。1975～1990年，引自温州农科所公猪累计239头，深受群众好评。
此外，建国以来还先后引进“金华两头乌”、“丽水碧湖猪”、“泰顺雅阳猪”、“嘉兴太湖猪”等，但均未推广。
1990年，全县公猪存栏71头，其中“长白猪”22头，“杜洛克猪”11头，“约克夏猪”1头，“温州白猪”37头；母猪6932头，其中“永嘉乌猪”5444头，其他品种1788头（包括杂交母猪与外来母猪）。是年，有配种点69个，人工授精点4个，实行人工授精679头次，体配12416头次，累计改良猪种13095头。
饲养 猪是农家饲养量最多的一个畜种。民国22年（1933）《中国实业志》记载：“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县饲养生猪36万头。”抗日战争后期，农村经济衰落，养猪量下降。1949年，全县饲养量为6.66万头，年末存栏4万头。20世纪50年代，饲养量逐年增加，1954年饲养量11.9万头，年末存栏7.14万头。1955年，国家颁布生猪派购政策，实行派购任务与供应饲料及奖售化肥挂钩。1957年6月1日，县人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生猪生产的通知》，是年全县饲养量13.76万头，年末存栏8.25万头。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大办集体畜牧场，户养生猪被无偿平调入场。至1960年，全县办场908个，其中县办3个，养猪591头；公社办30个，养猪2036头；管理区办64个，养猪1962头；生产大队办645个，养猪32329头；生产队办166个，养猪1160头；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养猪3260头。畜牧经营的“一大二公”，严重挫伤农户养猪积极性，加之畜牧场经营管理不善，疫病流行，亏本面大，养猪量持续下降。1961年饲养量降至7.01万头，比1957年减少6.75万头。1962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畜牧业“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继续实行生猪收购奖售政策，归还自留地，增分饲料地，调高投肥报酬，养猪业呈现新的生机，饲养量迅速回升。全县养猪数1965年为18.78万头，1966年增至19.51万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畜牧业“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生产方针受到批判，社员养猪被视为搞资本主义而加以限制，1967年饲养量又开始下降，至1975年降到16.56万头，比1966年减少15.12％。是年，中央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重申发展集体养猪，并把养猪生产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养猪量又有回升。1978年，复建养猪场239个，集体养猪2349头，全县生猪总量达19.16万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生猪生产持续上升，饲养量：1979年23.71万头，1980年24.08万头，1983年26.95万头。1984年，开始出现养猪专业户。1987年，养猪业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1990年，养猪28.73万头，存栏13.75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加3.31倍和2.43倍。有养猪专业大户139户，养猪21446头，占饲养总量7.47％。
农户养猪圈养、放养兼之。平原多为搭栏圈养；山区、半山区普遍放养。饲养管理粗放，饲料以青、粗饲料为主。常见青、粗饲料有番薯藤叶、青菜外叶、萝卜、南瓜、马铃薯、野草、苜蓿、紫云英等。粮食加工的副产品有糠、麸皮、豆腐渣、米皮糠等。饲喂肉猪以青、粗料为主，搭配精料。饲养方法一般采用“吊架子肥育法”，喂料安排“两头精料，中间粗料”。饲喂母猪、仔猪以精料为主，搭配青、粗料。建国后，政府重视畜牧生产，注重科学养猪。人民公社化时期，推广养猪“八字宪法”，从种、繁、料、栏、喂、管、保、工八个方面实行配套技术措施。20世纪70年代初期，推行饲料生喂，降低生产成本。1979年，进行“生猪快速肥育法”试验，用6个月时间，以配合饲料生喂和科学管理养成体重100公斤～125公斤肉猪。1988年，推广“快速养猪技术”，进而缩短饲养期，提高出栏率。80年代，推广瘦肉型猪种，实行多元杂交，采用配合饲料或混合饲料，以及增喂饲料添加剂，提倡硬栏关养，生料、干料喂饲等养猪新技术，提高肉猪出栏率。1990年，养猪专业户和商品猪基地村，普遍采用硬栏关养，改传统“吊架子”饲养法为一条龙配套饲养技术；改汤料喂猪为湿料、干粉料、颗粒饲料喂猪，但仍有部分农户沿用老法喂养。是年，全县推销上海“大江牌”全价猪用饲料300.12吨，收效明显，使猪日增重0.55公斤～0.57公斤，料肉比为1.2∶1。
牛
农户养牛主用使役，老残才作菜牛处理。民国28年（1939），有黄牛27682头，水牛1852头。抗日战争时期，耕牛数量减少。1949年，有牛1.69万头，其中黄牛1.59万头，水牛0.1万头。
建国后，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保护和发展耕牛政策，严禁滥宰乱杀，养牛数量逐年上升。1956年养牛2.75万头，比1949年增长62.7％。农业合作化时期，耕牛折价入社，实行公有轮养，统一使役，部分耕牛年老力衰，集体不愿养又不准农户养而过早淘汰，导致养牛量下降，1962年存栏2.36万头，比1956年减少0.39万头。是年，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保护和繁殖耕牛布告，保障耕牛所有权，鼓励耕牛私养，促进养牛业恢复和发展。1965年养牛2.44万头，1966～1976年，养牛2.21～2.8万头之间。1978年起，以户养为主，1979年政府拨款建立养牛基地57个，并实行养牛奖励政策，规定每繁殖1头水牛犊奖励精饲115公斤，繁殖1头黄牛犊奖励精饲100公斤，向国家投售菜牛、牛皮给予原粮和化肥奖售，调动农户养牛积极性。1980年存栏牛2.67万头，1985年2.91万头，1987年2.99万头，为建国以后养牛最多年份。1990年，全县存栏牛2.84万头，其中黄牛2.39万头，水牛0.32万头，奶牛0.134万头。养牛量比1949年增加1.15万头。
黄牛 永嘉以养黄牛为主，山区、半山区多于沿江平原。体毛大多黄色，亦有黄黑杂色。个体大小差异较大，据抽样84头黄牛测定，成年牛平均体高105.9厘米，体重253.2公斤。多数搭栏关养，大山区有传统放牧习惯，每年清明后放牧于特定山场上，任其觅食，秋后赶回。由于公母牛群混牧配交，导致种性退化，使役能力下降乃至完全丧失。
1956、1979和1980年，分别引进秦川公牛2头。舟山公牛和西门答尔公牛各1头，均因这些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改良所产牛犊不受农民欢迎而中止配种。1979年、1988年和1990年三次引进“温岭高峰牛”共27头，其中公牛17头。至1990年末，累计杂交配种2035头次，繁殖杂交牛1343头。杂交牛所产牛犊平均体重17.2公斤，比本地牛犊14.75公斤，提高16.6％。在同样饲养条件下，一周岁杂交牛平均体重137.5公斤，比本地牛113.2公斤，提高21.5％。杂交牛耐粗饲，采食能力强，体型粗壮，使役挽力佳，适应山区、半山区饲养。
水牛 境内水牛属沼泽型，是沿江平原主要农用畜力。体型粗短壮健，挽力强，使役性能好。1949年仅0.1万头，20世纪50～70年代饲养量增加，1960年0.33万头，1979年增至0.43万头，为水牛饲养量最高年份。尔后，平原地区机耕逐步替代畜耕，饲养量回落。1985年0.34万头，1990年再降至0.32万头，其中种用母牛0.11万头。
20世纪40年代，罗浮、永临、沙头、上塘、清水埠一带率先利用母水牛挤奶。1958年，在岩头、岩坦区推行母牛役、乳兼用，每头日产奶4公斤～6公斤，最高可达9公斤。到1983年末，黄田、乌牛、桥下、三江等地尚有10头挤奶母牛。
为了改良水牛品种，1983～1990年采用良种公牛的冻精人工授精配种累计383头次，产牛犊203头。经杂交改良的一代初生牛犊平均重42公斤，高110厘米，较本地牛犊分别增加41％和10％，生长发育明显加快。
奶牛 1954年，县家畜配种站首次引进黑白花公牛1头，开展奶牛配种业务。1961年，全县有奶牛29头，1965年增至799头，其中杂交牛103头，另有挤奶黄牛40头。“文化大革命”前期，奶牛生产受冲击，加之因武斗温州乳品厂停工，饲养量锐减，曾一度降至300余头。1969年，江北公社和一、和二、和三大队养牛户，联合创办乳品厂，进行牛奶初加工。1970年，饲养量恢复到1965年水平。是年下半年温州乳品厂复工，因而发生二厂争夺奶源现象，后经调解，确定沙头以下老奶区仍由温州乳品厂挤奶。永嘉乳品厂迁址岩头公社溪南大队后，饲养奶牛随之扩大到岩头、港头、枫林、溪垟等地。1971年，全县奶牛存栏1100余头，1973年发展到2310头，创历史最高水平。1974年，部分地区再次批判饲养奶牛，禁止奶牛放牧，造成奶牛饲养量急降，1976年全县存栏仅509头。1978年、1979年永嘉乳品厂两度搬迁，带动了饲养奶牛新区的扩大，奶牛生产大起大落局面宣告结束，1978年回升到715头，产奶1268吨。1984年，存栏1740头，产奶4300吨，并出现奶牛专业村、专业户，上塘镇敬仁村养奶牛104头，江北乡新桥村余光龙饲养10头，年产鲜奶23吨。此后，因饲料涨价，投入产出失衡，奶牛生产稍有滑坡。1985年，饲养1554头，产奶4775吨。1990年，降到1343头，产奶4549吨。
羊
永嘉山区农民，素有养羊习惯，民间流传着“种姜养羊，本短利长”的谚语。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畜属羊有黑、白、花、黄诸种，皆山羊。”民国28年（1939），全县养羊2109头，1949年存栏0.39万头。
建国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养羊业开始发展。1953年存栏0.55万头，1957年跃到2.03万头。1958年，抽调大批劳力大办钢铁烧木炭，森林和山地植被遭破坏，养羊业严重挫折，年末存栏仅0.72万头。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缺，山区、半山区农民普遍改养猪为养羊，饲养量呈直线上升，1961年，年末存栏为1.93万头，1963年猛增到4.97万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羊年末存栏数徘徊在3.2万～4.26万头之间。1979年，省革委会拨款扶持永嘉山区和革命老区发展食草动物，县安排养羊生产专款6.9万元，先后建立山羊基地65个，并给予养羊物质奖励和实行奖售政策，当年饲养量达到13万余头，年末存栏81620头，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增加20倍。是年，收购菜羊和外调山羊5956头，支援庆元县种羊90头，国家收购羊皮37613张，羊毛2399公斤。尔后，因农村劳务输出和产品价格偏低，经济效益不高等原因，养羊业受到冲击。1980年开始走下坡路，饲养量连年下降，至1985年存栏仅2.91万头，为1962年以来最低水平。1986年，县府拨款20万元，确定四川区、岩坦区以及岩头区岭头、鹤盛、孤山、表山、五〓和永临区荆源、徐岙、瓯渠等23个乡（镇）为山羊生产基地，对养羊专业户与示范户给予扶持，与此同时，省府拨给永嘉种山养更新补贴费0.6万元。1987年，存栏数回升到3.5万头，涌现养羊30头以上专业户74户，有羊3119头。下嵊乡山霞村胡永藏户养88头。此后，因养羊经济效益仍不如他业，饲养量又趋下降，1988年存栏3.15万头，1990年再降至2.41万头，为1949年的6.17倍。
永嘉山羊属皮肉兼用型，耐粗饲，肉膻味少，品质良好，尤以四月龄体重约15公斤时肉质最佳。境内山羊，因种羊初配过早、利用年限过长和放牧近亲繁殖，导致种质逐步退化。
1980年，在畜种资源普查中，发现“四奶头山羊”，该羊属珍稀品种，具繁殖力强，遗传性稳定，抗热、抗湿、体型大等优良性状。1983年有212头，占种山羊21262头0.99％,1987年发展到1800余头。是年，温州市科委将“四奶头山羊”品种选育列为科研项目，由市农科所和县畜牧兽医站共同主持，在“四奶头山羊”重点产区下嵊、巽宅等地建立选育基地，四年中共选育繁殖种用公母羊248头。1990年，全县拥有“四奶头山羊”2960头。
1956～1980年，先后向桐乡、临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地区分别引进“湖羊”、“萨能奶山羊”和“中卫山羊”试养，均因效果欠佳而淘汰。
兔
农村饲养肉用兔历史久远。1949年，存栏5万余头。1950～1955年，年末存栏4万～6万头。1956年，温州市组织兔肉出口，县内养兔增加，年末存栏达8.5万头，翌年再增至9.86万头。1958年，取消自留地，抽调劳力烧炭炼钢铁，兔量暴跌，年末存栏仅2.82万头，比1949年减少2.18万头。1959年以后，鼓励家庭养兔，相继引进中国长毛兔、安哥拉毛用兔和西德长毛兔。由于长毛兔经济效益高，逐步取代本地肉用兔。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短缺，农民以兔代鸡，养兔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1年末存栏达15.52万头。“文化大革命”期间，兔量锐减，年末存栏仅5万～6万头。1979年，政府和职能部门采取多项扶持养兔措施：省下拨补助粮150吨，县安排专项资金3.45万元，创办县种兔场一个，培育养兔示范户300余户，配备种兔600头。由于兔毛畅销，价格上涨，农民养兔积极性很高，毛用兔发展迅猛。是年，兔年末存栏增到17.36万头。1985年，年末存栏高达22.62万头，为历史最高纪录，产兔毛14.1吨。1986年，兔瘟流行，兔毛滞销，养兔业渐趋衰退，是年，年末存栏数降至14.78万头，比上年减少7.84万头。1990年，全县年末存栏只有7.79万头，产兔毛19吨。
养兔饲料，常用青菜、萝卜、番薯藤、玉米叶、野草等。1982年，引进墨西哥饲用玉米以及美国黑麦草、白三叶、大翌豆等牧草试种。1985年以后，重点推广普及黑麦草，1990年种植1960亩。
第二节 家禽
养禽是农村传统家庭副业。种类有鸡、鸭、鹅、鹌鹑等。民国28年（1939），省农业改进所永嘉中心农场记载：“畜禽饲养数：鸡337712羽，鸭138397羽，鹅24166羽、鸽9134只。”37年（1948），浙江省泰生贸易公司载：“永嘉为全省养鸭、养鹅均在5万羽以上的重点县。”1949年底，存栏31.29万羽。
土地改革后，养禽业迅速发展，1957年末存栏59.15万羽，比1949年增加89％。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禽量锐减，1960年末存栏降至20.91万羽。1961年，国家收购鲜蛋奖售饲料粮和食糖，养禽量开始回升，1961～1965年，年末存栏31.86万～44.55万羽。“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呈下降趋势。1977年，进一步贯彻中央（75)20号文件精神：“要在搞好养猪业的同时，鼓励社员养鸡、养鸭、养鹅。”此后数年，禽只大幅度增长，1978年末存栏86.69万羽，1983年末存栏113.41万羽，户均6.9羽，为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掀起养鸭热，年末存栏达17.8万羽，比1983年增长45.7％。1986年上规模的养禽专业户152户，其中养鸭142户，有鸭4.93万羽；养鸡10户，有鸡9458羽。中塘乡前村78户养鸭专业户，年末存栏鸭3.2万羽，月产蛋4.5万公斤，月产值15万元。中塘乡养鹌鹑专业户李炳林年末存栏鹌鹑8000余羽，日产蛋5600只，年净收入1万余元。1990年全县家禽年末存栏87.78万羽，年内出栏72.37万羽，产蛋1858吨，产肉1085吨。其中207户养禽专业户，存栏10.34万羽，出栏肉禽6.27万羽，产蛋792吨。
本地鸡、麻鸭、灰鹅等传统禽种，建国后40余年来逐步淘汰，期间，引养外地禽种22个。鸡有：来克杭、灵昆鸡、芦花鸡、澳洲黑鸡、新浦东、星波罗、罗斯、仙居鸡、火鸡、红波罗、AA鸡、艾维茵、星杂288、星杂579、迪卡鸡、细毛黑骨鸡；鸭有：TD、北京鸭、樱桃谷鸭；鹅有：浙东白鹅、广东狮头鹅。
第三节 养蜂
南朝宋郑缉之在《永嘉郡记》中记载：“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群过，有一蜂先飞，觅止泊处。人知，辄内木桶中，以蜜涂桶中，飞者闻蜜气，或停不过，三四来，便举群悉至。”可知永嘉素有养蜂之习。民国28年（1939），养蜂1636群，1949年减至400群。
1959年起，养蜂业逐步从私有转向集体所有，以农业生产合作社饲养为主，国营农场为辅，并采取贷款扶持、稳定蜜价、供应物资、减免税收、培养人才以及推广科学养蜂等措施，1960年增到1500余群，1965年3198群，1975年7973群。至1978年，有公社养蜂场19个，生产大队养蜂场60个，外出养蜂小组108个，人员897人，拥有13532蜂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养蜂生产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方针，职能部门为养蜂业提供产、供、销全程服务。1987年，成立县蜂产品公司，两年中购销蜂王浆3吨，蜂蜜200吨，产值140万余元。1988年10月，成立县养蜂协会，邀请浙江农业大学陈盛禄副教授来永面授科学养蜂知识。1989年，创办永嘉县楠溪江蜂产品加工厂，在上海食品研究所帮助下，生产皇浆蜜液、蜜液饮料、橘子蜜液3个饮料产品，当年销售30万瓶，产值8万余元。1990年，全县有蜂农1021户，专业养蜂人员3063人，年末拥有蜂群83456群，产蜜4177吨，产蜂王浆18.9吨，总产值1043.3万元，溪垟乡西岸村有养蜂专业户155户，养蜂人员465人，饲养意大利蜂2.17万群，成为养蜂专业村。
今与昔比，养蜂主要革新项目有：
品种改良。旧时，境内饲养蜂群，全系土中蜂。民国30年（1941）冬天，枫林天主教堂波兰传教士高若山从日本引进意大利蜂5群。1953年，溪垟乡西岸村金家煦向温州农科所购买意大利蜂4群。至1971年，在转地饲养蜂群中，有意大利蜂3378群，中蜂847群。1978年，据79个蜂场统计，共有蜂群13532群，中蜂仅16群。意大利蜂经多年饲养种性退化，采取互换蜂王，在不同品系中进行提纯复壮，引进“高加索蜂”和“平湖蜂”蜂王等措施，1988年改良本地意大利蜂2520群。
追花饲养。传统养蜂方法，都是在房前屋后、道坦边、楼窗口设木制圆桶固定饲养，一年割巢取蜜1～2次。1953年，西岸村金家煦率先采用转地追花饲养，春季将蜂群运往南方繁殖，根据蜜源植物分布状况，逐步向北转移，冬季运回越冬。永嘉蜂农转地养蜂主要路线有三条：东线，即广东→广西→南京→山东→东北；中线，即广东或广西→湖南或安徽→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西线，即四川或云南→湖南→陕西→青海→新疆。
技术改进。采用人工奖励饲养促意蜂蜂王在早春超前产卵；流蜜盛期提取子脾集中强群和一王一群改为二王一群进行采蜜；开发蜂王浆生产；改蜂箱闭门运输为开门运输，使蜂王继续产卵，避免蜂群缺水和闷死。
蜜源植物有油菜、紫云英、田菁、玉米、大豆、蚕豆、瓜菜类、柑桔、枇杷、乌桕、板栗、油茶、桉树、马尾松、野山花等。
第四节 疫病防治
种类县畜禽疫病普查办公室经过1987～1989年的3年普查，查清境内曾发生和流行畜禽主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68种，常见病6种，其中1978年以后传入和发现有猪五号病、牛五号病、牛锥虫病、猪萎缩性鼻炎、鸡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马立克氏病、犬瘟热、兔瘟和兔魏氏梭菌病。
猪病 有猪瘟、“五号病”、乙型脑炎、传染性胃肠炎、流行性感冒、气喘病、红皮病、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仔猪黄痢、链球菌病、李氏杆菌病、萎缩性鼻炎、破伤风、水肿病、钩端螺旋体病、弓形虫病、蛔虫和细颈囊尾蚴虫病等21种。以猪温、猪丹毒、猪肺疫危害最重。
猪瘟，俗称“烂肠瘟”，每年都有发生，大流行有3次。1954～1955年，永临、罗浮沿江一带，发病4500余头，除急宰扑杀外，死1200余头。1958年，发病5600余头，死5230头。1963年，实行生猪先检疫后收购屠宰，有效控制了疫病传播。1964～1966年，有35个公社413个大队无猪瘟疫情。1978年，仁溪公社猪瘟严重流行，病死1500余头。
猪丹毒，俗称“打火印”，历年均有散发，80年代发病呈上升趋势。1987～1989年，年发病猪1539～2249头。1990年，降至827头，发病率降到0.3％以下。
猪肺疫，俗称“锁喉疯”，据1980～1989年局部地区统计，共发病4707头，死亡656头。1990年，有20个乡（镇），59个村发生此病，病猪260头，死23头。
牛病 有牛流行热、“五号病”、布氏杆菌病、巴氏杆菌病、结核病、放线菌病、炭疽病、破伤风病、肝片吸虫病、焦虫病和伊氏锥虫病等11种，以炭疽病和流行热危害最大。
炭疽病，俗称“牛疔”，为人畜共患急性传染病。民国17年（1928），上塘浦口发现首例病牛。建国后，路口、桥下、上塘、沙头、峙口、桥头、田垟、梅岙等乡镇先后发病37头全部死亡；感染得病38人，死亡5人，其中1961年9月，田垟公社垟坑、寺前等地发病18人，死4人。1982年之后，未再发现此病。
牛流行热，俗称“牛流感”、“锁脚疯”，1956～～1988年六次大流行，累计发病2979头次，死19头，致死率0.64％。
羊病 有羔羊痢疾、疥癣、绦虫病、肝片吸虫病和羊虱等5种，以羔羊痢疾危害较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常见散发和局部地区流行。1980年，上塘公社横溪羊场7头羔羊皆发病，治愈5头，死亡2头。
兔病 有兔瘟、传染性口炎、魏氏梭菌病、密螺旋体病、球虫病和疥癣病等6种。兔瘟亦称“兔病毒性出血症”，对养兔业威胁极大。1984年11月，桐州乡蒋山村首次发生兔瘟，6头病兔皆死，尔后迅速蔓延至全村，发病率100％。不到1个月，疫情波及40个乡（镇），累计发病43400余头，致死率78.7％。1986年，发病5500头，死4200头。
禽病 有禽霍乱、禽伤寒、禽副伤寒、禽出败、禽霉形体病、禽曲霉菌病、鸡新城疫、鸡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白痢、鸡葡萄球菌病、鸡传染性鼻炎、鸡球虫病、鸡瘟、鸭瘟、鸭病毒性肝炎、小鹅瘟和鹌鹑新城疫共18种。其中以禽霍乱、鸡新城疫、鸭瘟最常见，发病普遍，死亡率又高，对养禽业带来巨大损失。
禽霍乱，俗称“鸡弹”、“鸡累”，发病快，死亡率高。建国前已有此病发生，建国后各地仍有散发，偶而局部地区流行。20世纪80年代养禽业大发展时期，发病数增多。1980年有51个公社320个大队发生此病，病禽9.7万羽，死亡5.2万羽，致死率54％。1981年发病数增至11.8万羽，死亡7.6万羽，死亡率64％。1983年以后，每年进行两次防疫接种，发病率、死亡率都有减少。1990年发病9.3万羽，死亡4.4万羽，致死率47％。
鸡新城疫，俗名“鸡瘟”，建国初期广为流行。1953年，桥下韩埠村养鸡460羽，发病全部死亡。1962年后，加强防疫注射，疫情一度减轻。“文化大革命”期间，防疫工作放松，发病数量回升。20世纪80年代，随着养禽业大发展，一些养鸡专业户、专业村，由于缺乏免疫知识，引起此病暴发。1988年8月，东岸乡李浦村专业户李某养鸡800羽，70日龄，未经免疫，发病后全部死亡。是年，有45个乡（镇）流行“鸡瘟“，病鸡4.1万羽，死亡3.4万羽，死亡率87.8％。
鸭瘟，俗称“大头瘟”。1984年，鸭瘟遍及21个乡31个村，发病8050羽，死亡6100羽，致死率76%01986年8月，中塘前一村胡某，从缙云县购入蛋鸭650羽，发病死亡540羽，并传染了另外两户，总计发病750羽，致死率84％。是年，发病地区13个乡（镇）36个村，发病鸭4100羽，死亡2650羽，致死率65％。1984年以后，采用鸭瘟疫苗预防，病情得到控制。
蜂病 有蜂螨病、孢子虫病、幼虫腐臭病、麻痹病、白垩病和囊状幼虫病等6种。
蜂螨病，俗称“蜂虱”。此病在中蜂中历来存在。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意大利蜂引进和推广，病害逐渐加重，发病相当普遍。70年代，已达到有蜂就有螨的严重程度。80年代后，随着杀螨剂推广和使用，逐渐得到控制。
白垩病，又叫“石灰质病”。主要侵害幼虫，使其死亡。20世纪60年代初已存在，虽无大流行，仍时断时续常有发生，十分顽固，难以消灭。
防疫
建国前，兽医兽药奇缺，农民又不懂科学知识，往往求神拜佛求消灾，牲畜一旦发病感染蔓延迅速，死亡率高，制约着畜牧业发展。
建国后，贯彻“以防为主，养防结合，防重于治”防疫方针，开展畜禽预防接种工作。20世纪50年代实施牛炭疽、气肿疽、猪瘟、猪丹毒预防接种。对牛炭疽和气肿疽疫区，采用高密度连续预防措施，消灭气肿疽，控制牛炭疽。60年代对猪瘟、猪丹毒、牛炭疽、鸡新城疫、禽出败预防接种后，疫情减轻或得到控制。70年代以后，预防疫病有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牛炭疽、兔瘟、兔魏氏梭菌病、禽出败、鸡新城疫、鸭瘟等。1982年后，未见牛炭疽复发，兔魏氏梭菌病、兔瘟、猪瘟和鸭瘟控制较好。1982～1990年底，畜禽预防接种坚持春秋两季防疫，对哺乳仔猪猪瘟与蛋用鸡新城疫免疫接种2～3次。
扑灭疫病坚持“早、快、严、少”原则，采取行政手段和技术、经济措施相结合。在疫区采取“封、检、处、消”综合防疫措施后，对控制和扑灭“五号病”、布氏杆菌阳性牛和鸭瘟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畜禽屠宰检疫工作，1985年以前由食品部门负责，1985年国务院颁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农贸市场中畜禽及其产品检疫工作由农业部门主管。1986～1989年，共检疫牛羊肉20余吨，猪肉3万余头，家禽约5万羽。1985～1987年，在瓯江大桥北岸、三江码头和上塘镇分别设置交通检疫点，共检疫家畜6万余头，家禽14万羽。1987年，瓯江大桥北岸检疫点撤销，其业务移交温州市交通检疫站，站址改设在瓯江南岸。
1990年，全县检疫活畜禽52269头（羽），畜禽产品592.3吨，畜皮7.31万张，处理肉类4.7吨。
兽医机构
建国前，县内无兽医防疫机构，畜禽疫病由民间兽医或阉割手治疗。
1952年，建立县畜牧兽医站。1955年后，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相继建立，并陆续配备专职畜牧兽医干部。1956年3月，乌牛乡兽医站成立。1963年，罗浮、永临、岩头、上塘、沙头、碧莲、四川、岩坦兽医站成立。至1990年底，拥有区级兽医站8所，乡（镇）兽医站14所，均属集体事业编制。1984年，建立县畜牧兽医联站，为区、乡兽医站经济联合体，亦属集体事业编制。1985年，建立县家畜家禽防疫检疫站，为县级兽医行政监督管理机构，属全民体制事业单位。
防疫检疫队伍经过40余年建设逐步壮大。1952年，选送4名乡村干部参加省农业厅畜牧专业培训班后，即成为永嘉首批兽医干部。1953年后，大中专院校畜牧兽医毕业生陆续分配到县。截至1990年末，农业部门共有畜牧兽医干部27名，其中大专学历13人，中专学历8人；具中级技术职称7人，初级技术职称15人。集体性质区乡兽医站职工65人，亦农亦医村级兽医防疫员185人。配备兽医卫生监督员7名，兽药监督员3名。
此外，县食品公司有兽医干部2名，区级食品经营站有专职兽医共11人，县饲料公司有畜牧技术人员1名。
第六章 渔业
东晋时期，永嘉先民已入海捕鱼。南北朝时，开始张网作业。唐僖宗时（874～888），茗岙乡乾口村已盛行稻田养鱼。明孝宗弘治《温州府志》载：“宋代，永嘉土贡石首鱼、水母线、虾米、鲻虫、蟛蜞、壳菜、龟脚。”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海氛不靖，渔业停顿。《永嘉要览》载，民国31年（1942）全县有渔民4100余人，大多分布于天河、四甲、七甲、下垟、沙村、宁田、石浦、灵昆、永安、前街、状元、蒲州、瞿江等乡。集散地点，大部在永强区，石浦乡，宁
田乡，大浦、小浦等地。渔产种类计有黄鱼、带鱼、白鱼、鲳鱼、蝦皮、墨鱼、鲜蝦等。鱼船759艘。民国37年（1948），浙江省建设厅在《战时渔业状况》中记述：“永嘉县沿海一带渔具简陋，旧网破帆，渔民生活艰难，渔业萧条，处于衰落时期。”1949年水产品仅100吨，其中淡水捕捞80吨，淡水养殖20吨。
建国后，政府大力扶持渔业生产。1950年在渔区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严惩渔霸20人，建立渔民协会。1952年春，开展渔业互助合作，县人民政府拨出大米3.8万公斤，扶持海洋捕捞。1954年黄田、七都等乡村相继建立渔业生产合作社，拥有专业渔户288户，从事瓯江和近海水产捕捞。1956年，全县实现渔业合作化。1957年，由于海洋捕捞业兴起，海水产品产量跃到1095吨。20世纪60年代初期，敲〓作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水产品产量徘徊不前。直至1985年，多种方式淡水养殖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并取得成效，水产品产量才开始明显回升。1990年水产品总量达到1708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淡水产品产量占91％。
1984年普查，境内渔业可利用水面140149亩，其中内塘758亩，外荡2618亩，山塘2849亩，水库2326亩，坑塘500亩，溪流66730亩，瓯江64368亩。此外，全县可养鱼稻田106816亩。七都、黄田、三江、乌牛、罗溪、江北、清水埠等乡、镇渔民可出海捕捞。溪流水域主要分布在沙头以上山区、半山区；瓯江水域局限于罗浮、永临、沙头区及上塘、清水埠镇；塘库水域则遍布各地。
第一节 养殖
鱼苗繁育
田鲤 俗称“田鱼”，是经历代选育而成的地方性最早养殖的主要经济鱼类。具适应性强，稻田、塘库、江河、溪流均可养殖，体色五彩斑烂，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并具药用和观赏价值，是“稻鱼共生”理想品种。鱼苗繁育一直延用传统繁育水花（小苗）方法。1980年前，境内仅茗岙、昆阳、岭头、中塘4个乡，21户掌握育苗技术，计亲鱼450对，年育1000万尾。1984～1990年，普及到29个乡镇，91个村，269户，有亲鱼8456对，年均产鱼苗8945万尾，最高的1985年1.6亿尾，除县内自养外，远销青田、仙居、瓯海、瑞安、平阳、泰顺、文成、乐清、温岭、黄岩、定海、洞头、杭州、成都，年输出量10768万尾。育苗要点：选择双龄强健雌雄亲鱼以利优生；提供适宜亲鱼交配水体，流水催情产卵，产卵后适时起卵，掌握好适宜水温催苗；产前做好苗床，配好营养水质，防天敌，保成活率。1984年起，育苗技术提高，选大量水花自培夏花，并利用冬闲田和小坑塘培育冬片鱼种，使养殖田鱼时间外延3～4个月，提高了产量。1988年，进行田鲤提纯复壮试验，选点于溪口乡北山、茗岙乡马界山、瓯渠乡瓯渠，至1990年，鱼色变化明显，红、花田鱼种由原来10％左右增加到40％。
鲢、鳙、草、鳊、罗非鱼 1987年前从外地购入。1987年创办江北和一鱼种场，虽不能自行催情孵化，但能培育夏花和大规格鱼种。安丰越冬场已掌握罗非鱼孵化、饲料、越冬、成鱼与苗种分塘及防治病害技术。
成鱼饲养
稻田养鱼 永嘉是全国稻田养鱼发源地之一，素有“田鱼故乡”之称。唐僖宗时（874～888），今茗岙乡乾口村已盛行稻田养鱼，鱼货转输青田、仙居等县。尔后，山区、半山区稻田养鱼历代相续。建国前后，茗岙、昆阳、大岙、溪下、界坑、西岙、石染、潘坑、黄南、张溪、岭头、表山、五弃、下寮、陡门、中塘、徐岙、瓯渠18个乡，85个村，2万农户，常年养殖9000余亩，年产田鲤约50吨。1962年，稻田养鱼扩大到29个公社，145个生产大队，养鱼农户3万户，年产田鲤181吨。“文化大革命”期间，稻田养鱼面积和产量锐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稻田养鱼业复苏。1977年田鲤产量回升到104吨，1987年稻田养鱼8.3万亩，总产量732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跨入浙江省稻田养鱼重点县的行列。1990年，稻田养鱼遍布全县54个乡（镇）813个村，养殖户65000户，放养面积84189亩，虽受灾影响，鱼产量仍达591吨，其中年产田鲤10吨～30吨22个乡，30吨以上2个乡。
稻田养鱼是山区、半山区人民致富重要门路，是解决“吃鱼难”好办法。1985年，碧莲区稻田养鱼13580亩，产田鲤152吨，产值80万元，相当全年粮食总产值25.6％，养鱼户
平均增收77.2元。海拔400米以上茗岙乡，户均产鱼19公斤。塘上村166养鱼户，产鱼25公斤～50公斤80户，50公斤以上10户。连作稻地区桐州乡田垟村，共219户，其中养鱼户200户，稻田养鱼计300亩，田鲤总产6.03吨，与不养鱼对比，亩均增产稻谷25公斤，增加产值40.7％。
稻田养鱼一直沿用传统平板田小苗放养，管理粗放，产量低。1983年8月15日，温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永嘉县稻田养鱼技术列入科研项目，确定茗岙公社中村片101亩，西岙公社西茂山片51亩，瓯渠公社上方片51.3亩，中塘公社大平山片57.95亩为试验基地，进行稻田养鱼和稻作关系多层次综合利用研究，以解决稻鱼共生矛盾，获取粮鱼双丰收。其后3年中，稻田养鱼先后实行“九改”，即改水花（小苗）放养为夏花和冬片（自培越冬鱼种）放养，以减轻旱年田鲤受灾损失和提高成活率；改盲目密养为合理密度放养；改平板田为沟坑式养鱼，可提高鱼产和降低高温条件下成鱼死亡率；改单一田鲤为田鲤、草鱼、罗非鱼、鲢鱼、鳙鱼多品种混养；改不投饵粗放粗养为投饵精养；改稻鱼共生为稻萍鱼综合利用，达到稻增肥，鱼增饵，粮鱼双丰收，降低成本；改早放养或迟放养为适时放养和适时回收，提高鱼体增长率和成鱼回收率；改固态化肥撒施为渗水拨施，免鱼吞食颗粒化肥死亡；改农药任用为选用，宜用高效低毒农药，慎用对鱼有害农药，忌用使鱼致死农药。
塘库养鱼 山塘养鱼已有千余年历史。黄南乡道基村《林氏宗谱》记载：“后周世宗显德年间（954～959），林文嘉开辟洪蒙，造水塘辟陇亩，以水灌禾，以塘养鲤鲫。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道义崇隆公绍基裘，挥祖鞭，聚族人广开田园、水塘，以塘水润禾和养鱼，民始丰焉。”民国24年（1935），国民党官兵到道基村剿共，毁村中长尾巴塘，掠林德文、叶鸟妹所养塘鱼500余公斤，此后山塘养鱼曾一度中断。建国后，全县仅有少数地方利用山塘养鱼。1979年后，山塘养鱼面积逐年增加，1990年精养水面1785亩，年产量80吨。
1969年前，一些水管员率先在白水沶、半岭、麻山、下岙、小子溪、龙潭背、东占岙等水库以小苗与夏花试养465亩，收效甚微。1971～1988年，由水电局投资继续在上述水库并杨柳潭等水库计水面370亩，混养鲢、鳙、常鱼、鳊鱼，仍因粗放粗养，成效亦低。1989年起，水库养鱼改由农业局水产股与水电局共管，改革经营体制，实行承包责任制，谁放养谁投资，经济自负盈亏，效益显著提高。1990年，养殖水面增至2059亩，总产86吨。
坑塘养鱼 1982年，县农业局组织赴无锡市学习家庭坑塘流水养鱼，并举办培训班。之后，上塘、陡门、绍山、底岙、万寿、朱山等地率先坑塘养鱼。1984年荆源乡朱山村挖坑塘68个流水养鱼，1985年田垟村挖坑塘200个流水养鱼。至1990年，全县坑塘流水养鱼水面达705亩，年产鱼23吨。
内塘养鱼 1981年响山、高浦、乌牛、洋池、箬隆试养190亩，1983年推广江北翁治平精养经验，养殖扩大到268亩。1990年内塘养殖589亩，总产123吨。
外荡养鱼 1955年9月29日贯彻《浙江省水产局外荡养鱼指示》和《温州专署11月25日决定》，在潘桥、塘下、安下、娄桥、干屿、新桥、清政、西山（今均划归瓯海县）建立外荡养殖场，计2800亩。1960年1月，县财政局、银行为外荡养鱼提供资金。1974年，七都公社创办养鱼场300亩，1990年扩大到1220亩，年产量66吨。
江河增殖 瓯江。属永嘉管辖水域历来任其自然采捕。1972年7月10日，建立瓯江渔业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渔业队。当年省政府拨款20万元用于瓯江增殖。到1978年，各级政府共投资37万元，在全流累计投放鲢、草、鳊鱼种730万尾，蟹苗种200公斤，由瓯江渔民协会和渔业队负责养、捕、管。1973年之后，年均捕捞量125吨，其中增殖产品54吨。“文化大革命”期间，渔业管理委员会内部产生矛盾，加上国家停止拨款，1979年流养终止。
溪流。1982年4月，县农业局向瑞安町田引进中华鳌蟹苗19公斤，首次流养于楠溪江上游，1983～1988年增加流放蟹苗266.5公斤，幼蟹36.5公斤。1989年9月，温州市水产局将楠溪江渔业经济开发列为全市五大水产养殖项目之首，拨款5万元，由县农业局水产股负责实施。1989年11月至1990年，在岩坦溪流放挂标田鱼种3.1万尾，草鱼种0.4万尾，蟹苗285公斤。1990年9月，回收鉴定：投入蟹苗1公斤，回收成蟹20公斤；1989年11月放养的尾重25克田鱼回收时尾重达752克，增长29倍。1990年，流养水产品产量60余吨，占年捕捞量46％。
特种水产养殖 黄鳝。1981年，江北和一村最先试养30平方米，因失管低效而停产。1982年，鹤盛谷庄谷教东试养60平方米，投种200公斤，养殖7个月，回收480公斤，因管理粗放，鼠害严重而停产。
鳖。1985年，黄田夹里村农民李啊式率先试养，因工业废水污染死亡而止。1987年，港头乡港头村李一鸣挖稻田筑池0.5亩养鳖，后因多次被人偷盗，于1989年停止养殖。1990年，罗溪乡芦田村谢元龙筑池25平方米，投种500只，精养6个月，个体均重由25克长到150克，最大为400克，后因失管，被人偷盗而停产。同年，江北码道村黄志清投资2.5万元，建池220平方米，自设温室孵化，投种66只计82公斤，孵化养成700只，当年收回投资。
鳗鲡。1986年8月，上塘镇河底村施圣杯、徐贤华与香港高升公司李金奎、林直侠合资创办中外合资永港鳗鱼养殖有限公司。占地35亩，建鳗池37个。固定资产150万元，注册资本50万美元，投资比率为中方51％，港方49％，盈亏按投资比率分摊。后改由县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与港方合资经营，配干部5人，合同工30人。1987年投产，至1988年
共出口鳗鱼154吨，创汇106万美元。至1990年末，因亏损而停产。
牛蛙。1988年，从嘉兴市引种100对，在小若口、枫林、白岩（黄田乡）、戈田、绿嶂五地试养，均因技术落后、管理不善，收效甚微。1990年，山仓村王南京建蛙池0.5亩，引种24对，当年孵化幼蛙3万只，自养1万只，销售2万只，由于建池科学，配饵合理，管理得法，养殖6个月，个体增重300克，投资1万元，产销5.45万元，效益显著。是年，全县有养蛙场8个。
养殖基地 1955年9月，在梧埏、三溪（今均属瓯海县）建淡水鱼养殖基地2800亩。1974年在七都外荡建养殖场300亩，至1980年属公社统一经营，亩产50公斤。1981～1990年，由专业户联产承包，每年亩产均150公斤左右。
1984年，省水产局拨款6万元，在上塘镇横溪村建罗非鱼越冬场一处，面积5亩，因水温测定有误，建后报废。
1987年，创办江北和一村鱼种场，投资13.56万元，建成鱼种塘33亩。当年投产提供优质鱼种23万尾，1988年提供35万尾，1989～1990年每年提供100余万尾。
1987年，市、县决定投资480万元，在江北五星、河田之间围涂1747.5亩，建塘619亩，第一期建成184亩，当年投产，亩产150公斤。1989年，省水产局拨款10万元为基地安装增氧机、高压电路，并优化经营机制组合。1988～1990年，年均亩产增至300公斤，其中翁治平承包的72亩，亩产达416公斤。
作为“星火计划”组成部分，1986～1990年，县农经委先后批准建立江北安丰、黄南肖岭、四川应坑等17个小型水产养殖场，总规模3490亩。
第二节 捕捞
淡水捕捞
溪流捕捞 楠溪江（大楠溪、小楠溪两大支流）、西溪、菇溪、乌牛溪四大溪流为捕捞主要水域要水域。
古代，永嘉先民在溪涧抛石赶鱼，用石〓、石镞捕鱼。随着冶铁业发展，改用铁制渔具捕鱼。近代，捕鱼方法逐步演变，有用雷公藤、栲树叶、蓼等植物捣细拌灶泥或农药鱼藤精、速灭杀丁毒鱼；以硫磺拌铁渣或单一炸药制成炸药包炸鱼；在滩头或溪潭上下游筑渔溜捕鱼以及驯养鸬鹚、使用船网、竹筒捕鱼。其中用农药毒鱼，用炸药炸鱼，用鸬鹚捉鱼，因严重破坏水产资源，先后被列为禁渔之列，但禁而不止。
民国32年（1943），沙头渔田村叶计银在下浦潭一网捕获香鱼51公斤。1963年4月，上塘渔民施成波，在楠溪江下游观下地段捕获雌大鼋2只，分别重27公斤、32公斤，运往浙江博物馆展览。1985年，上塘浦东村渔民杜一祥在楠溪江又捕获雌大鼋1只，重21公斤，送往温州市博物馆展览。
1990年，从事溪流专业捕鱼者425人，兼捕者1000余人，捕捞量222吨，比1981年增加14.6倍。
瓯江捕捞 北宋初年，江北杨河头村80户有100余条小渔船入江捕鱼。旧时，入江捕渔者，均以手划橹摇小舢板，配以篾篓沉江捕鲚鱼。篾篓状如鸡笼，高80公分，围80公分，内有倒刺，系绳于上口，随船吊入江，随潮水翻动，一个渔者掌握100笼，一个潮候可捕鲚鱼10余公斤，因此项作业有碍交通，1975年废止。1977年以后，张网、流网两大作业兴起。1985年，七都、乌牛、三江、黄田、清水埠、罗溪、东岸、上塘、峙口、沙头、江北、梅岙、桥下、朱涂14个乡镇、82个村庄，有1000多户专业捕捞者使用舻艚（船）、丝溜（船）、虾船、百袋船共600余只，1990年捕获淡水产品623吨。
其他水域捕捞 未养殖的塘、库等自然捕捞水面，1974年8000亩，1990年减至4000亩，兼业渔者1500余人。年捕捞量约70吨。
海洋捕捞
永嘉渔民从东晋时开始入海捕鱼，已有1600年历史。建国后，政府扶持渔民出海捕捞。1952年，拨出大米38吨，作为渔业贷款。1958～1979年，县农业银行发放渔贷70余万元扶持黄田、七都、三江乡发展海洋捕捞业。1956年冬，黄田乡金龙清等人联办1艘机帆船、1艘大蓬船，率先投入近海水域敲〓作业。1962年，七都、黄田、三江分别建立海洋捕捞队，拥有机帆船14艘，从事敲〓作业。是年，海产品捕捞量从1955年的20吨跃为1498吨。由于敲〓作业破坏了水产资源，至1979年海产品产量下降到385吨。1980年对捕捞队进行治理整顿，禁止敲〓作业，实行“大包干”，“对船保值承包”，成鱼捕捞量回升。1983～1988年春，渔区家庭工副业兴起，渔民认为“下海打鱼十年，不如家庭工副业一年”，上述三个捕捞队中的39名技术能手弃渔务工，加上银行收回1955～1978年的全额渔业贷款，这些捕捞队先后卖船偿债，海洋捕捞衰落，1988年生产量为零，1990年仅150吨。
第三节 渔政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朝廷在江北杨河头设渔业公所，专管瓯江捕鱼。清仁宗嘉
庆十一年（1806）四月，永嘉县发布《渔业禁令》，立石碑于江北杨河头杨氏宗祠内。《渔业禁令》保护永嘉渔民用小船、丝网在瓯江捕鱼，禁篾篓沉江霸占网业。禁令实行后，处理闽人香聪，惩办悖案藐法越界捕捞的黄玉友等人，划定七都至江心寺后为丝网、小船采捕区。民国27年（11938），永嘉县县长庄强华发布《内河养鱼管理》行政训令。31年（1942），由浙江省第三区渔业管理处管理渔业。
瓯江下游七都岛、灵昆岛及两岸渔霸，在南北港近海水面立木桩圈地设门布网，霸占捕鱼水域历史久远。这些木桩跨越水面31米，每门长15米，高潮露出水面2米～4米，造成3次重大事故，死亡34人，致使海军107号铁驳险遭沉没。1955年4月28日，县府指令102户渔民拔除横洋渔船木桩287门，从而结束延续300余年“横洋星，水老虎”封建把持局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毒鱼、炸鱼、电鱼禁而不止，并愈演愈烈。来自境内和瑞安、瓯海、乐清等县非法捕鱼者多达1000余人。为保护水产资源，1983年县农业局配备渔政员1名，1984年建立永嘉县渔政渔港监督站。同年5月8日，以永政（84)83号《通知》禁止毒、电、炸；保护有价值的水生动物亲体、幼体、卵子；规定采捕标准，捕大留小，实行作业许可证制度。1989年设立永嘉县渔政站及永临分站，1990年又建立永嘉县渔政大楠溪、小楠溪分站。期间，以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形式，进行全县性渔业法规宣传25次，有线广播累计90小时，印发禁令通告2800份，制订乡规民约20个，培训管理员200人次，处理毒、电、炸鱼与哄抢鱼塘及偷鱼案94件472人次，处理违章捕鱼55件23人次，罚款1450元，调解水域纠纷3件，审查发放捕捞许可证1129本。1990年，收取资源增殖费68127元，其中返回流养5万元。
1989年，建立永嘉县渔港渔船监督管理站。到1990年，帮助建成七都、清水埠（含黄田）两个港区码头，年吞吐水产品700吨；对瓯江525只小型渔船发证监督捕捞；帮助渔民配备救生衣270套；开展渔监检查船舶340艘次，被查368人次，查处违章船舶15艘次，罚款855元；收取渔船管理费2567元，除25％上交省、市渔监站，其余作为渔监费用和设备更新费。
建国前，地处瓯江以北的现县境内，工业落后，农业歉收，人民贫困。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户均占有量地主为贫农的8.34倍，雇农的33.7倍，相当数量的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力获得解放，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40年来，尽管经历了“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农业生产几经曲折，但是，党和政府从未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一系列扶持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的颁布如同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全县人民从兴修农田水利着手，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同时推广运用先进科学技术，革新农机具，农业生产仍呈曲线上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永嘉农村出现新的生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各类专业户、联合体大批涌现。1990年，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1.73亿元，粮食总产量171630吨，柑橘总产量5487吨，茶叶总产量290吨，水产品总产量1708吨，生猪饲养量28.73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加3.81倍、1.1倍、235.4倍、2倍、16倍、3.3倍。此外，还开发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在省内外享有盛誉的名特优产品，诸如永嘉乌牛早茶、碧莲早香柚、东皋无核柿、巽宅绞股蓝、陡门金银花、荆源四奶头山羊、茗岙田鱼等。
与此同时，发展农业生产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突出地表现在建设用地不断扩大，耕地逐年减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粮食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已达到较高水平，实现再高产难度增大；山区、半山区面积大，条件差，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自然灾害频繁，抗御能力不足等。
随着农村改革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农业逐步向集约化、专业化、机械化迈进，以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永嘉新农村建设必将再上新台阶。
第一章 生产条件
第一节 耕地
耕地变迁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近500年中，永嘉县耕地面积一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然而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占有量从7亩降至1.15亩。尔后，沿江地区开始围垦海涂扩充耕地，对轮荒地恢复种植，至民国31年（1942），全县有耕地891432亩，人均占有耕地1.18亩。
1949～～1990年，全县人口从34.56万人增加到80.93万人，净增46.37万人。而耕地却从42.39万亩减至36.65万亩，减少5.74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从1.25亩降至0.45亩。
1990年，耕地拥有量超万亩的乡镇有6个，0.51万亩的28个，少于0.5万亩的24个。其中，以瓯北镇最多，为19346亩；表山乡最少，仅2588亩。人均占有量，七都乡最多，为0.81亩；岩头镇、溪口乡、桥头镇最少，均为0.29亩。耕地分布在瓯江沿岸、楠溪江下游的水网平原计12.79万亩，占35％；分布在楠溪江中游河谷盆地为4.74万亩，占13％；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为19.12万亩，占52％。
农田保护
1950～1988年，由县农业部门兼管土地工作。1988年，建立县土地管理局，承担全县土地管理工作。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各项建设用地不断增加，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全县滥用土地、违章建房现象十分严重。1979～1985年，累计占用耕地建房1万亩，其中经审批的仅占4.25％。另外，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挖泥制砖，占用或毁坏一批粮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土地管理工作才纳入依法管理轨道。
为对农田实施依法保护，1990年6月，县府在各地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全县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总面积358842亩，保护率98.05％，保护时间10年。农田保护率高低按经济状况、农业地位和耕地水平分为三种类型：经济发展较快的瓯江沿岸地区为92.7％～95.1％，工矿企业较多的建制镇为95.16％～99.56％，重点产粮区以及耕地较少的纯山区，实行全量保护。
第二节 劳力
1952年，境内农村劳动力16.92万人，占农业人口48.3％，主要从事个体田间劳动和家庭副业生产。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劳动力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安排，参与农、工、副业的集体生产劳动。人民公社建立头三年，农业生产采取“大兵团”作战形式，农村劳动力实行军事化管理，以班、排、连编制，分业定员由人民公社统一确定编制，无偿调配使用。1962年2月，人民公社改革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劳动力改由生产队安排，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分配原则。1978年以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2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种田有了自主权，劳动效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力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并保持增长势头。1984年，脱离种植业改而从事他业的劳动力有14.28万人，占农村劳力总数33.39万人的42.8％。其中：副业8.37万人，工业2.8万人，运输业0.87万人，建筑业0.81万人，商业、饮食业0.57万人，科技、文教、卫生界0.43万人，服务业0.2万人，其他劳动者0.23万人。1990年，全县有农村劳力37.37万人，从事非农业劳力增至18.68万人，占农村劳力总数50％。其中：工业5.42万人，商业、饮食业2.87万人，服务业2.14万人，副业1.92万人，建筑业1.41万人，运输业0.5万人，科技、文教、卫生界0.44万人，其他劳动者3.98万人。仍经营农业只有18.69万人，且多数为老、弱及妇女劳动力。
第三节 机具
据出土文物考证，距今4000年前永嘉地域已有原始农业。出土的原始农具中，有用于挖土、松土的二孔石犁等。春秋、战国时，已使用青铜、铁制农具。宋、元、明、清时期，普遍使用铁制、木制、竹制农具。民国23～26年（1934～1937），始有抽水机、三齿中耕器、条播机、脱粒机、撒播机等少量农业机具。
建国后，把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根本出路，加快了农业机具革新、推广和应用。1955年，境内引进第一台农业机械，动力18千瓦；1958年，发展到45台，动力484千瓦；1978年，增至2488台，动力19241千瓦；1990年末，全县拥有各类农业机械8982台，总动力72679千瓦，平均每百亩耕地19.8千瓦。农田耕作、脱粒、灌溉、植保、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传统农具
铁制农具 以铁木结构为主，有犁、耖、铁耙、田圈、锄锥、板锄、四齿、斧头、镰刀、柴刀、草刀、长柄弯刀等。这类农具主要用于田间耕作与收割以及开垦整地、松土除草、砍柴割草等。
木制农具 有龙骨水车、水力水车、手拉水车、扁担、吊桶、粪桶、粪杓、稻桶、打稻架、稻桶拔、谷耙等。这类农具主要用于提水灌溉、盛肥施肥、运输和脱粒。
竹制农具 有竹扁担、竹串担、畚箕、篰、箩、簟、稻桶簟、大眼谷筛、糠筛等。这类农具多用于盛物、运肥和收获。
石制农具 有捣臼、手磨等，用于粮食加工。
部分传统农具，以畜、风、水为动力，减轻体力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一些轻巧、耐用、工效高的传统农具——板锄、田圈、镰刀、粪桶、扁担、米筛等，至今仍在农村广泛使用。50年代中后期，全县尚存人力水车1.5万部，在抗旱中发挥很大作用。在山区和半山区还有用吊桶等古老农具提水灌溉农田。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仍基本沿用耕牛犁田、人工插秧、镰刀收割、稻桶脱粒等。
新式农具
1955年春，引进双轮双铧犁3部，在7个农业社作示范耕作，是年共推广60部。1956年，大力推广普及，总数达到1240部。因双轮双铧犁重量大、拉力重、拉运不便等原因，不适应水田作业，1957年下半年停止使用，1960年由供销部门收回作废铁处理。
1958年，在农具革新的群众运动中，推广使用割禾器、大镰刀、中耕器，后因不适应农田作业而逐渐被淘汰。
胶轮手拉车、板车、木船、水泥船等运输工具沿用至今。
现代机具
耕作机具发发发1958年，县农科所率先引进1台苏产“德特—14”轮式拖拉机。1967年，桥下公社埠头大队和下村大队从温州地区农机公司购进4台手扶拖拉机。1968年，桥头公社壬田大队向温州地区农机公司购置1台“丰收—35型”中型拖拉机。70年代，耕作机具的类型和数量均有较大增幅。1978年，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2台，动力1522千瓦；手扶拖拉机474台，动力3993千瓦。类型有“丰收—35型”、“丰收—27型”、“东方红—24型”、“东方红—20型”等。80年代，大中型拖拉机逐渐淘汰，而手扶拖拉机激增。1985年，大中型拖拉机减至68台，手扶拖拉机增至1241台，动力12410千瓦。1990年，全县拥有耕作机械1997台，动力17564千瓦。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8台，手扶拖拉机1872台，机耕船1艘，耕整机96台。
排灌机具 民国23年（1934），永嘉县政府建设科报告称：“县合作社联合会已备有抽水机1台。”1958年，黄田乡中心翻水站建成，装水泵2台，配22千瓦柴油机1台。同年，江北抽水机站建成，装4台水泵，配4台柴油机，动力140千瓦。1980年，七都公社上沙翻水站建成，安装88.2千瓦柴油机1台，配置7.5千瓦潜水泵8台。1990年末，全县拥有排灌机械1005台，总动力9954千瓦。另有农用水泵883台，喷灌机械316套。总提水流量34.55立方米／秒，灌溉面积9.37万亩，其中二级提水3.21万亩。
收获机具 有收割机、脱粒机、风干机。
70年代，黄田公社千石大队购进第1台双圆盘收割机。1982年，桥下公社石马岩农场购置第1台联合收割机。1990年末，全县有“农友—90”微型联合收割机13台，分布在峙口、桥头、东岸、乌牛、黄田、七都、岩头、瓯北8个乡镇。
民国35年（1946），潘桥乡（今属瓯海县）率先使用人力打稻机。1954年，有人力打稻机212台。1970年，开始使用机动打稻机。1990年，全县有人力打稻机15183台，机动打稻机1001台，动力2293千瓦。是年，县农机管理站从长兴县引进稻麦两用自动脱粒机6台，分给岩坦、岩头、沙头、碧莲、四川、永临区农技站使用。
1979年，县农机研究所试制成一套简易谷物风干设备，供三江乡浦东大队使用。后因风干速度慢而停用。
插秧机具 1960年，全县制造和推广插秧机500余台。1972年，引进奉化县农机厂制造的插秧机。1973年，县良种场引进“浙南—72型”人力插秧机。因使用效果不佳，没有大面积推广。
植保机具 50年代，始用人力喷粉器和简易喷雾器。60年代，使用背包式人力喷雾器。1975年，开始使用“工农—36型”担架式喷雾器，全县共35台，分配到主要产粮区使
用。80年代，引进“东方红—18型”和“泰山—18型”背负式弥雾喷雾喷粉机。1990年，全县拥有机动喷雾器76架，动力177千瓦，人力喷雾器46110架。
加工机具 民国34年（1945），芦田村厉青绍和千石村陈中等人开办米厂，配置11.7千瓦柴油机和17.6千瓦旧式柴油机加工机械。建国后，加工机械迅速发展，1973年境内已有加工机械466台，动力4100千瓦；1985年增至1982台，动力18200千瓦；1990年达2411台，动力21137千瓦。其中碾米机1446台，磨粉机1388台，油料加工机械14台，茶叶加工机械186台，饲料加工机械206台，淀粉加工机械628台。1956年，开始使用人力番薯刨丝机，1990年拥有275台。
运输机具 农村拖拉机农忙下田作业，农闲承担运输。80年代，引进农用汽车和农用机动船。1990年，全县有运输机械1784台，动力17262千瓦。其中农用载重汽车36辆，农用运输车991辆，运输拖拉机41辆，农用机动船716艘，大中型拖车22辆，小型拖车1744辆，农用船331只。
机具管理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小农具属社员自有自管，大中型农具为公有公管。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公有农机具承包到个人，私有农具迅速增加。1977年，成立永嘉县农业机械局，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1979年，设立农机管理站23个，配备45个乡镇农机专管员，开展农机管理、配件供应、技术培训等项服务。1984年，县农业机械局并入县农业局，下设农机管理站，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
第二章 所有制 经营体制
第一节 土地私有制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时期，永嘉县一直沿袭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采取掠夺兼并、自由买卖、典当等手段，霸占着大量土地。据土改划定的阶级成分，调查土改前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是：仅占全县总户数2.28％的地主，霸占着全县11.27％的土地，户均达17.46亩，为雇农的33.7倍，贫农的8.34倍，中农的3.8倍。此外，全县35762亩各类众田，名为家族或乡里共有，实为地主、富农、绅士所操纵。无地或少地农民，靠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过活，租赁形式有四种。
定额租 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确定固定租额，不论丰年歉年，均按固定租额交租。民国14年（1925），黄南乡王坑里村农民王启法，一家9口，向地主交定额租4000公斤，剩下500公斤粗粮，只得喝稀汤吃野菜度日。
分成租 按收成比例分租，地主得总产量的五至七成，佃户分总产量的三至五成。民国22年（1933），道基村农民林三金，租种碧油坑村地主2亩田，秋收时在田头分租，实收500公斤出田谷（湿谷），地主分走250公斤，而佃户所得扣除成本外，每工只有1公斤谷。
田皮租 农民遇到天灾人祸，把土地廉价活卖给地主，交收获量的50％做租谷。不交租或少交租，追加一些买款，土地就要归地主所有。
银租 农民向地主借债，按所借金额确定银租，并以“母子利”计息，向债主缴交高额银租。民国27年（1938），永嘉县第十区应坑乡《缴租清册》记载的144笔租帐，属银租的有121笔。
此外，地主对农民剥削手段还有雇工劳役、土地典当、大斗小秤、衙堂院租等。
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前夕，人民政府下令减租减息，废除不合理租制和高利贷剥削，夺回农民部分利益。
第二节 土地改革
民国25年（1936），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驻浙南后，浙南革命人民委员会曾在永嘉县边区开展土地革命，但未能成功。
土改前夕，地主、恶霸疯狂反扑，企图对抗，破坏土改。碧莲大地主徐克次，暗藏枪枝弹药，组织还乡团，搞变天活动；枫林地主分子幕后操纵，挑起宗派械斗；张大屋的恶霸地主聚众揪斗村干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1949年10月，开展反霸、剿匪、减租斗争，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惩治恶霸、地主徐克次等39人，没收恶霸土地10663亩，房屋205间，黄金685钱，银元37枚，耕牛10头，余粮216.8万公斤，为土改扫清障碍。同时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土改顺利进行创造条件。
1950年8月14日成立县土改指挥部，由魏俊哲、刘志民、郑中卿、郭明远、李云河5人负责，下设政策、检查、材料、镇反、生产5个组。10月13日，县委选派干部并组成土改工作队，分赴古庙、雄溪（今属瓯海县）、三垟（今属瓯海县）3乡进行土改试点。11月22日，经过培训的422名土改工作队员分赴各地，土改运动全面铺开。根据“小心谨慎、逐步开展、大胆前进”的方针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充分发挥乡农民协会、村农民协会以及民兵、妇女、青年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发动群众向地主阶级开展说理斗争．在罗浮、永临、沙头、渠口、溪口、枫林、碧莲7个区召开斗争大会327次，斗争地主恶霸758人，判处一批地主恶霸死刑，扫除地主阶级威风，增强农民信心，使土改运动顺利进彳行。通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耕畜、农具、房屋及余粮，征收三代以上的众田，分配土改成果，土改检查和发放土地所有证等工作环节，至1952年1月，土改全面结束。
土改中，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土地28255.8亩，耕牛3583头，农具99710件，粮食1089吨，房屋33593间。其中分给1974户雇农房屋392.5间，耕牛55头，农具4847件，粮食35.5吨；分给32931户贫农房屋4204间，耕牛3251头，农具29913件，粮食424.4吨；分给8588户中农房屋806间，耕牛128头，农具5839件，粮食43.8吨；分给其他阶层223户房屋83.5间，耕牛147头，农具485件，粮食8.6吨。通过土改，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三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土改完成以后，为了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及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把个体农民的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永嘉县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实行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政策，积极引导农民从建立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创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再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底，全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农业互助组
建国前，永嘉县革命老区的中共党组织，曾对军人家属开展互助互济，组织临时性拌工组从事农业生产。至1950年底，全县有临时性拌工组97个，其中较为经常的25个。
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贫、雇农及部分中农资金短缺，耕畜不足，生产上仍遇到不少困难。1951年12月20日，永嘉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决议》，短短几个月中，全县建立互助组200个，其中蓬溪乡（今东皋乡）青年组，枫屿乡（今东岸乡）红旗组，罗浮乡（今江北乡）小东组，岩头镇观顺组，港头乡中藏组、永春组、岩银组、寿庭组，西岸乡（今溪垟乡）寿彰组，汤岙乡（今属枫林镇）汤岙组，绿嶂乡（今属上塘镇）陈岙组，桥下乡西岸组，新桥乡嘉兴组，七甲乡顺善组，永康乡光荣组，共和乡青山组（以上四组今属瓯海县），以及鹤盛乡罗川妇女组为常年互助组。1952年3月31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小心谨慎，稳步前进，广泛宣传，重点办好常年互助组”。当年建组2947个，入组16465户，占总农户17.8％，入组土地83659亩，占总耕地17.8％。次年底，全县有互助组6335个，入组农户40734户，占总农户的47.1％。到1955年末，全县拥有互助组5449个，入组农户43945户，占总农户56.3％，入组耕地264717亩，占耕地总面积75.3%。
互助组实行工换工，产品收益仍归各户。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未改变。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2年3月，县委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丰产户代表会，讨论酝酿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8月16日，县委批准岩头张大屋村张观顺互助组试办县内第一个初级社。11月12日，三溪区新桥乡（今属瓯海县）陈嘉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
1953年春，贯彻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县委指定县委委员、正副部长、科局长、区委书记、区长每人试办一个初级社。至4月5日，又相继建立岩坦乡钢进初级社、溪垟乡幸福初级社、汤岙乡汤岙初级社、港头乡方岙初级社、绿嶂乡陈岙初级社、黄村乡（今属花坦乡）黄村初级社、枫屿乡红旗初级社、桥下乡西岸初级社、邵园乡（今属碧莲镇）邵园初级社和下兴、四村、青山、永兴、永乐、宪诞、德政、红星初级社（以上8社今属瓯海县），以及黄田渔业生产合作社。这些社都不同程度获得农业增产增收，为农民树立了榜样。1954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掀起高潮，到1955年1月，全县共创建初级社827个，入社17739户，占总农户的11.3％。同年4月15日，贯彻浙江省委“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社方针，开展对初级社整顿、巩固工作，将基础较差的308个初级社转为互助组。到年底，全县初级社减至513个，计9684户。
初级社实行“耕牛、农具折价入社抵股金，土地评产入社，比例分红（土地40％，劳力60%），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原则。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9月，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判“坚决收缩”的方针，再次掀起办社高潮。是年11月1日，永嘉县建立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四海山农林牧高级社，社员103人。12月12日，永强区七甲高级社（今属瓯海县）建立，拥有耕地2262.12亩，劳动力821个，由21个初级社组成，入社995户，专业渔民150人，占全乡总农户81％。1956年1月14日，潘桥乡（今属瓯海县）建立集体农庄。1956年末，全县高级社发展到575个，入社农户86267户，占总农户95.3％，入社耕地422967亩，占总耕地90％。
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耕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高级社下设生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到队，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收入提留生产成本、税款、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全部按劳分配，即按劳动工分分配，取消土地分红。允许社员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以利经营家庭副业；分配社员占耕地总面积1.5％～1.8％的自留地，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有一定发展，全县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从1951年的4341万元，提高到1957年的6362万元；粮食总产量从1951年的101765吨，增加到1957年的126375吨。但由于要求过急，步子过快，急躁冒进走弯路，在农业合作化各个时期，存在重发展轻管理，挫伤农民对农业互助合作积极性，一些地方出现闹社、退社事件，但各级政府都及时进行制止和纠正。
第四节 农村人民公社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精神，1958年9月21日，建立上塘人民公社。10月，相继建立江北、黄田、乌牛、古庙、岩头、岩坦、鹤盛、碧莲、四川、永临10个人民公社。至此，全县共建立11个人民公社，下辖71个生产大队（1959年3月改为管理区），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9％，最大的永临公社有17552户。
人民公社为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组织。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集体化，办公机关化。其特点是“一大二公”（“大”，规模大，人多力量大；“公”，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程度提高）。分配上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与供给制相结合；生活上推行伙食供给制，办食堂，吃大锅饭，取消社员自留地。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时期，遍及全县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搅乱农村生产和生活秩序，破坏生产力，粮食产量1961年比1957年下降19.5％，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是年7月1日，县委成立钢铁领导小组。9月15日，抽调5万民工，300名脱产干部，在全县突击兴建263座炼铁小高炉，一场“全党动手，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拉开序幕。为确保实现日出铁5000炉，季产钢5400吨高指标，10月，再追加12万个劳动力，投入烧木炭、洗铁沙、炼钢铁。
为体现人民公社“基本工资加奖励与供给制”相结合分配制度，至11月，开办公共食堂2465个，用膳397446人，占总人口97.80％。由于吃饭不付钱，粮食浪费严重，四川区陈岙顶生产队食堂，被外县来永嘉烧炭民工无偿吃掉50吨粮食。此后两年，农业歉收，粮食减产，多数食堂口粮严重不足，“饿、病、流、荒”现象普遍。1960年春，全县各地患青紫病、浮肿病等病人数激增，据此，县人委抽调287名医务人员，组成75支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1961年3～4月又动员医务人员，协同省和地区医疗队，组成89个医疗工作组，到农村医治浮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地方病。两年多的大办食堂，烧掉林木几百万立方米，森林资源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在农业生产上大办丰产方、大种高产田表现尤为突出。1958年7月，开展粮食亩产“千、五、万”运动，即小麦一千斤，水稻五千斤，番薯一万斤。为推动高产运动发展，县委在朱涂公社林福大队召开有县、公社、管理区及农业部门领导参加的水稻亩产3150公斤现场验收大会。此后，各地相继公布高产典型：碧莲公社2143亩干部试验田，平均亩产1500公斤，单坵最高亩产达到3000公斤；岩头公社番薯平均亩产1万公斤，粮食年产量比上年翻十番。1959年3月18日县委通报称：上年粮食“高产卫星”都是虚假的。
人民公社化初期，全县大刮“一平二调”风，短短几个月，各公社平调社员口粮2900吨，民房14266间，家具25422件，水产品5吨。此外，无偿调用劳力51300人次。从中贪污、挪用平调物资或平调款的脱产干部和农村干部2034人。
1964年春，全县农村开展“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小四清”运动。接着又开展以“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即“大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工作结束后，1965年2月，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组织新的大跃进，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取得一定成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发生了由生产到政治的转向。1967年1月，县人武部接管农村工作。1969年，建立公社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管理委员会。1974年，学习里塆潭大队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把“农业学大寨”同“批林批孔”挂钩，把发展农业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批判；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再次取消社员自留地。一些地方出现所有制升格和“政治评分”现象，并利用“农业学大寨”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推行极左政策，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
其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社化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断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郑州会议精神，县与公社二级清理退赔“一平二调”款265.4万元。1960年，将收回的自留地归还社员，允许农民开荒扩种和“四旁”植树，谁种谁有。1961年1月，取消公共食堂。10月，将全县11个公社划分成58个（即一乡一社），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队。同时恢复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合作商店为独立核算单位。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由基本工资加奖励改为按劳分配加照顾；粮食分配改为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粮相结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进行拨乱反正。1981年1月，撤销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年3月，撤销农村人民公社，恢复乡村行政建制。
历时25年的人民公社道路虽然曲折，工作上也有过不少失误，但农田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农业生产仍向前发展，粮食总产量从1959年的122375吨，提高到1984年的204780吨，增长近一倍。
第五节 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
1956年春，中共永嘉县委针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生产大呼隆、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先后试行小段包工、四包（包产、包工、包肥、包农具）到队，个人专管地段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收到一定成效。但是，未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一些社员和干部说：若要生产好，就应该把产量包到人。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于5月派出工作组到雄溪乡燎原社（今属瓯海县郭溪镇）试验生产队以下产量责任制。并布置各区、乡在各自的基点社进行试验探索。
以县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部（1957年3月改称农业合作部）干部戴洁天为组长的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和燎原社干部、群众一起探讨生产队以下的产量责任制实施办法。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等多次到燎原社指导试点工作。经过工作组夜以继日地辛勤运作，燎原社试行“三包到队、责任到人、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即“在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的基础上，加上产量责任制”，李云河冠其名为“包产到户”。燎原社试行包产到户后，耕种面积扩大8％，耕畜、农用船利用率提高10％，农田动力排灌达到90％以上，积土杂肥量占全乡总数的83％，两个月内养猪增加170头，工副业生产也得到较快发展。
县委认定试验是成功的。9月中旬在温州城区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推广燎原社经验，部署“多点试验包产到户”。会后，戴洁天撰写《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详细阐述包产到户的具体做法，实施的基础和理由，当前的效果等三个问题，由县委上报中共温州地委。11月19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发表《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评论和署名力禾的《“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的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指责批判。永嘉县委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作法，继续包产到户试验。经与李桂茂商议，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于25日写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学习党的“八大”决议和深入实践的体会》专题答辩报告，署名报送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中央农工部。1957年1月17日，永嘉县委根据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在1月4日省调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整理上报《永嘉县委关于燎原社在三包到队基础上试行生产责任制到户的报告》，作为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经验交流的典型材料。也就在大会期间的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李云河的答辩报告，并加上“编者按”。包产到户在大辩论中得到迅速推广，到1957年2月，永嘉县有255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占全县高级社总数的39％，占全县总农户数的42％；温州地区有1000多个高级社17.8万多农户实行这一办法，占全区总农户数的15％。
各地试行包产到户的消息反映到中共中央后，中央领导人未加细究，即判定是方向错误，1957年3月初，浙江省委明确指示：包产到户是方向道路问题，一定要纠正。温州地委下令：不能试，都停下来。农民单干几千年没有出路，还试什么？3月8日，永嘉县委根据省委、地委指令，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决定：包产到户，除燎原社暂时继续试验，搞清情况再作决定外，其他社一律扭转过来，否则作无组织无纪律论处。人们把这一天称为永嘉的“三八”线。6月，省、地委派工作组到永嘉，发动整风反右，全面纠正包产到户。7月3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社！》的专论，罗织包产到户“十大祸害”。8月以后，全省公开批判永嘉县的包产到户，《浙南大众》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称“永嘉县的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点名李云河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1957年9月至1958年10月，为纠正包产到户，全县派出4600多人次开展批判，先后召开批判会、斗争会1693次，中共永嘉县委被改组，县委农业合作部被指控为“单干部”，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李桂茂被划为中右分子，撤销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职务，职级由13级降为16级，作为一般干部分配到瑞安县塘下公社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职级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县铁工厂劳动；试点工作组组长戴洁天被定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三年，押送原籍监督劳动；县委农业合作部部长韩洪昌被撤销县委常委职务。
20多年来，包产到户一直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一次次遭到上纲上线的批判、打击，但是全县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半山区农民一直在“明统暗分，明统暗包”。坚持包产到户的生产队：1962年3月有176个；1968年有5432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7.32％；1976年有6000多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1978年底仍有1731个生产队暗中实行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各级在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农民又在自发地试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1980年7月6日，中共永嘉县委制定《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建立各业生产责任制，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意见》（永县委〔1980〕85号文件），把“双包”责任制列入“正册”，使之全面推广并逐步完善。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发〔1980〕75号文件），正式允许包产到户，给干部、群众吃下“定心丸”，全县8497个生产队有8109个生产队实行“双包”责任制，占总队数的92.71％。1980年农业总产值达到9994万元，分别比1978年、1979年增长27.28％、15.59％；粮食总产量19.84万吨，分别比1978年、1979年增长13.37％、7.30％，实现农业三年连续大丰收。
1956年永嘉县包产到户冤案的平反正名，从1979年1月开始到1983年8月终于得以彻底解决，当事人及受株连的人先后得到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同时，国内外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纷纷前来调查、访问，撰文介绍和报导，称永嘉县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原中顾委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为永嘉题写“包产到户第一县”，予以肯定。
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农村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后，全县开展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工作。10月，在8746个生产队中，坚持生产大队统一经营、小段包工、定额管理3517个，占40.2％；联产计酬，作业到组333个，占3.8％；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3543个，占40.6％；分田单干1353个，占15.4％。12月，永嘉农村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形式主要有：（1）专业承包；（2）小段包工，定额管理，按件计酬；（3）划分操作组，实行小段包工；（4）旱地包产到户；（5）底分活评；（6）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
1981年1月18日，县委组织县、区、社干部438人，到129个生产队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6月，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168个队，联产承包到组的有248个队，包干到户的有7043个队。1982年，贯彻中发（1982)1号文件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狠抓落实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有8842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9.23％。是年，农业总产值11950万元，比1978年增长52.19％，粮食总产量21349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延长承包期15～20年，开展多种经营，发展专业户和重点户。尔后，有的社员误认为土地使用权即土地所有权，一度出现在责任田中建私房，造坟墓，制砖瓦；有的因投入高，产出少而抛荒；有的怕政策改变，不搞农田基本建设。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消了收益分配，改为国家和承包单位（户）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关系。即按合同规定完成征购任务，缴纳税金，上交村集体提留款和承包费，其余归社员所得。
1984年，加强土地管理，农村干部带头拆基还田，拆坟退耕。建立农田保护区，制止土地抛荒，建立农业基金会，鼓励农田开发。加强村级经济实力，使永嘉县农村沿着双轨制健康运行。
规模经营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县委于1980年10月，提出“要重视专业承包，规模经营”。至1981年6月，由种田能手承包他人土地的种粮专业户168户。1982年春，江北乡和二大队朱炳新，承包水田28.2亩，为县内首例种粮专业大户。至1983年末，全县涌现出农业专业户、重点户16919户，其中种植业9238户，饲养业5741户，水产养殖业1940户。此外，建立各业联合体5227个，形成柑桔、蘑菇、养蜂、养虾等专业村18个。1984年，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下达后，县委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以上，并制定一系列扶持规模经营政策，纠正信贷贷富不贷贫，贷商不贷农，贷熟人不贷生人的偏向；纠正化肥不拆零供应的做法；动员政府各部门积极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商品生产。1986～1990年，县农经委先后批准创办江北鱼种场、三江联中农场等134个种养场，总投资410万元。1990年，全县种养业专业大户年产值10336万元，参与12个专业市场竞争。
1983年，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中，正确处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行村级发包土地，收取承包费等措施，促进村级经济发展壮大。至1990年，全县892个村级经济实体中的407个无集体经济“空壳村”，都有不同程度明显改善。江北乡和三村1981年以前是个空壳村，1981年起步搞“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创办八个村办企业，有固定资产112万元，1988年创总产值306万元，村拥有积累金107.75万元，以自身积累支援农业现代化建设8.9万元，用于本村集镇建设59.9万元，用于村民福利事业和“希望工程”5.53万元，上缴国家税利25万元。
第三章 粮食作物
早在新石器时代，永嘉县地域内先民已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秦汉时期，沿江一带种植业较发达。两晋以后，平原地区水稻栽培成为粮食生产主体。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出现双季间作稻。次年始种占城稻。明《谷谱》载：“温州稻岁两熟，夏熟曰早谷，冬熟曰晚谷。”清朝后期，人口增加，实行精耕细作，重视施肥养田，并开始围垦海涂扩大耕地和轮荒地恢复种植农作物。民国25年（1936）全县（今县境）粮地42.6万亩，亩产247.5公斤，总产95435吨。民国38年（1949），粮地40.7万亩，亩产200公斤，总产83100吨。建国后40余年，永嘉县粮食生产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恢复和发展时期（1949～1957）。完成土地改革，实现农业合作化，持续开展以兴修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实行间作稻改连作稻，粮食产量稳步上升，1957年为126375吨，比1949年增长52.07％。
受挫和调整时期（1958～1966）。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贯彻实施农业“八字宪法”，水稻高杆品种改矮杆品种，政府增加对农业投入，兴修水利势头不减。然而“大跃进”年代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严重违背自然规律，加之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调参加“大办钢铁”，以及遭受自然灾害，导致1959～1961年粮食生产大滑坡。1961年粮食总产量119105吨，比1957年下降7270吨，减产5.75％。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示后，粮食生产又恢复发展，1966年总产131990吨，比1961年增加12885吨，增长10.82％。
徘徊和停顿时期（1967～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生产受到冲击，十年累计增产20945吨，年递增为2.13％。1976年总产119180吨，比1966年减12810吨，下降9.71％，相当于1959年产粮水平。
上升和持续增长时期（1977～1990）。“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普及农业生产技术，是年粮食总产153990吨，亩产404公斤，实现上“纲要”。1978年，重新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大种高产试验田，大办粮食丰产方，有力促进生产发展，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175025吨，比1976年增长46.86％。1979年以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迅速实现晚稻、玉米杂交化，普及良种良法，实施病虫综合防治、种植冬季绿肥、改良土壤、配方施肥、水旱轮作、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等一系列高产技术措施，粮食生产持续高产。198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1349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1990年，粮食总产171630吨，亩产504公斤，比1949年分别增长1.1倍和1.52倍。
第一节 生产实绩
永嘉县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大麦、元麦、玉米、番薯、马铃薯、芋艿、大豆、蚕豆、豌豆、绿豆、赤豆等。
水稻 已有近2000年栽培史，产量居各类粮食作物之首。按播种期或生育期可分为早稻、连作晚稻、迟中稻、单季晚稻（历史上曾有过早中稻、间作稻、混播稻、再生稻和倒种春）。年栽培水稻32～44万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56％；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64％。1982年，有水稻41.71万亩，总产量142080吨，亩产341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西岙公社后坑生产大队野骨生产队蔡岩芳1.076亩单季晚稻高产试验田，亩产713公斤。1990年，水稻面积41.84万亩，总产113575吨，亩产271.5公斤，总产和亩产分别比1949年增加124.8％和104％。
小麦 播种面积仅次于水稻。民国21年（1932），麦类面积占粮田面积20％。28年（1939）《永嘉麦作黑穗病损失调查》记载：“麦作为永邑重要冬作之一，每年收成丰歉，影响地方民食。”1949～1990年，年均播种10.55万亩，占粮食作物面积14％，产量占粮食总产量5.7%01990年比1949年总产增14317吨，增长161.2％；亩产增89公斤，增长185.42％。
大（元）麦 即皮大麦和稞大麦。1949～1958年，属山区农民喜爱的粮食品种之一。1959年以后，逐步以小麦取代。至1990年，总产只有422吨，且多用作啤酒原料。
玉米 明末清初传入。原为半山区（河谷平原区）主要杂粮。民国37年（1948）种植43000亩，亩产60余公斤。1949～1980年，年播种2～3万亩。80年代，秋玉米逐步被连作稻取代，至1990年全县仅种植0.95万亩，总产1022吨。
番薯 明末清初从福建传入。分夏薯和秋薯两种，以夏薯为主，秋薯大多作为种薯，为永嘉粮食三大支柱之一，产量仅次于水稻，常年种植10万亩左右。50～70年代，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25％。70年代中期起，随着小麦、晚稻和大豆等作物面积扩大，食粮结构变化和果树大量栽培，种植面积逐年缩小，1990年全县种植7.34万亩，亩产337公斤，总产量24797吨。
马铃薯 清朝中期从北方传入境内，是昔日山区群众接荒粮食。建国后，马铃薯生产经历了兴盛、衰落、回升三个时期。50年代面积增加近4倍，总产增长约6倍，1959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达5.01万亩和6925吨。1960年起，马铃薯生产渐趋衰落，至1979年的20年中，有16年播种面积徘徊在1.5万亩上下。80年代，随着食品结构变化，马铃薯作为蔬菜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产量迅速回升。1990年亩产186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总产6262吨，是略低于1959年第二个高产年。
大豆 种植始于宋代，主要用于制作副食品，产地遍布全县，山区多于平原。1949～1955年是大豆生产鼎盛时期，年播种面积稳定在5万余亩。60～70年代，提倡多种高产作物，番薯、玉米面积扩大，大豆生产转入低潮，每年种植0.26～0.89万亩。80年代，人们对大豆需求量逐渐增加，加上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提高，年种植面积恢复到万余亩，单产亦有明显提高。
蚕（豌）豆 属小宗粮食作物。建国初期种植较多，1951年达到6.09万亩。1962年以后，年播种面积均不足万亩。蚕豆俗称槐豆，与麦类等冬种作物轮作或混种。嫩籽作蔬菜，老籽供煮食、炒食或加工成豆制品。豌豆有软壳、硬壳之分。软壳者称剪豆，采嫩荚作蔬菜；硬壳者俗称蚕豆，鲜嫩籽粒炒菜或和米煮饭，老熟籽粒与糯米制成蚕豆粽为群众所喜食。
芋艿、绿豆、赤豆等小杂粮，全县各地均有零星种植，产量很少。荞麦、荠芋和木薯等，历史上亦曾有过种植。
第二节 耕作制度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永嘉县已开始种植双季间作稻。徽宗宣和三年（1121），温州知州苏起的奏折中有：“下行四县（指永嘉、乐清、瑞安、平阳）见禾苗茂盛，枯荄又复生穗，每亩得谷一石七八斗。”可见当时永嘉已出现再生稻。清朝末年，平原水网地区种植间作稻，山区、半山区多种植中稻或番薯，一年一熟。民国期间，间作稻逐步向半山区普及。民国36年（1947）《浙江经济》记载：“永嘉县沙头、碧莲等沿溪畈田也种上双季间作稻。”
建国后，生产条件改善和栽培技术改进，推动耕作制度变革。平原、半山区间作稻改种连作稻，低山区单季稻改种双季稻，旱地实行间套种。1978年后，全县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和旱稻，耕作制度向“多熟、高产”方向发展。1990年，粮食复种指数达到208.72％，比50年代的185.12％提高13.18％。
水田耕作制度
水网平原区 县境南部瓯江北岸楠溪江下游两岸粘土地带是重要商品粮和油菜基地，年提供商品粮15000吨，占全县商品粮82.5％，粮食商品率18.14％。
清朝以来，为双季间作稻区，耕作制度有小（大）麦——间作稻，油菜（或蚕豆）——间作稻，冬闲——间作稻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连作稻逐步取代间作稻。60年代中后期普及冬绿肥（苜蓿、紫云英），形成以绿肥——连作稻为主体、大麦（或小麦、蚕豆、油菜）——连作稻为搭配的新型耕作制度。80年代前期，大麦——连作稻及油菜——连作稻二种类型耕作制度比率有所上升。同时，随着务农劳力减少，以及连作晚稻面积扩大，冬季抛荒面积与日俱增，至80年代后期，冬闲——连作稻成为该区主要耕作制，约占65％。
河谷平原区 地处县境西南部，楠溪江腹地，气候类似盆地，属多类型耕作制度地区，是县内小麦、玉米、大豆重要产区。
传统耕作制度以中稻——秋玉米为主，还有中稻——秋大豆、元（裸）麦或小麦——早中稻——秋玉米或秋大豆或秋番薯。20世纪50年代中期，试种连作稻、混作稻，耕作制度演变成小麦（或元麦）——连作稻（或混作稻）和小麦——中稻——秋菜。60年代中期，扩大绿肥（紫云英）面积，耕作制度以绿肥——双季稻为主，小麦（或元麦）——早稻——秋玉米（或秋大豆）、绿肥——早稻——秋玉米和早中稻——秋玉米为次。60年代后期，提倡多种春粮作物，至70年代后期，小麦——连作稻三熟制占70％左右，另有绿肥——连作稻、小麦——大豆（或花生、西瓜）——晚稻。1980年以后，绿肥与秋玉米面积不断缩减，而小麦和晚稻面积相应递增。
山区 县境北部和西北部，山多地势高，一般在海拔150米～1270米，属单季晚稻地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杂交水稻制种基地，也是红花草子留种基地。
历史上多数田只种一季中晚稻，少数水田实行小麦（或元麦、马铃薯）——中晚稻二熟。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300米以下山区，试种双季稻。60年代，扩大小麦、元麦、油菜及绿肥面积，耕作制度类型增多。70年代后期，小麦面积继续扩大，单位产量不断提高，形成以小麦——杂交晚稻为主的耕作制度，搭配油菜（或绿肥、马铃薯）——杂交晚稻和冬闲——杂交晚稻。80年代中后期，种田效益相对下降，农村劳力转移，双季稻消失，冬种面积也逐渐减少。
旱地耕作制度
1990年，境内有旱地8.83万亩，占耕地22.73％，多分布在山坡、山脚以及沿溪两岸，是番薯、马铃薯、大豆主产区。
旱地传统耕作以番薯一熟制为主，也有小麦（或大麦）——番薯和蚕豆（或豌豆、马铃薯）——番薯（或花生）一年两熟。20世纪60年代，推行番薯园间作绿豆或玉米，扩大小麦播种面积，两熟制面积增加。70年代后期，番薯小象鼻虫危害严重，加之杂交玉米和良种大豆推广，改小麦——番薯两熟为小麦——春大豆（套种）——杂交玉米三熟。80年代，推广番薯套种旱稻，耕作制度以小麦——春大豆——秋玉米和小麦——春玉米（春大豆）——番薯一年三熟为主；小麦——番薯两熟制和番薯一熟制为次；部分地块小麦收后种旱稻、绿豆。1984年，有旱稻22500亩，亩产220公斤。80年代中后期，在工业、副业发达的沿江地区，旱地荒芜日趋严重。1990年，旱地复种指数209.52％，比50年代提高13.18％。
第三节 农技农艺
常规栽培技术
水稻 旧时育秧方法是采用盲谷落田或将谷种浸水后置于箩筐自然露白后播种。秧田不分畦，大秧板水育秧。这种育秧方式烂秧率高。民国31年（1942)4月底，永嘉县农业推广所成立，曾推广盐水选种、合式秧田、甽田栽培等技术。建国后，提倡合理密植，亩栽秧由过去数千丛逐步增加到连作早晚稻均3万丛左右，单季中晚稻1.5～2万丛。20世纪50～60年代，实行三改，即改大板秧田为合式秧田、改落谷密为落谷稀、改水育秧为湿润育秧，并推广塑料薄膜覆盖，小苗带土移栽，秧苗素质提高，水稻生育期缩短。1977～1978年，推广温室无土育秧，出苗快，秧龄短，成秧率高，有利于早稻早插，比水育秧约增产10％。因这种育秧方法费工费本未能普及。1981年，第二季杂交稻推广“两段育秧”，秧龄弹性加大，既为扩大迟熟高产早稻面积创造条件，又免受晚稻迟栽而减产。单季杂交晚稻则采用稀播水育带蘖大秧。
水稻历来实行水作栽培、养水到老办法。建国后，水稻大田管理围绕三个生态指标进行，即前期促早发争多穗，中期促壮杆长大穗，后期养根保叶增粒重。措施运用上，早追肥、早耘田、浅灌勤灌促早发，开沟排水搁田控疯长，活水灌溉、干干湿湿防早衰，收割前10～15天断水，谷粒90％成熟时收割。
小麦 习惯种植方法，水网及河谷平原多采用狭畦阔沟；山区整丘种，只在田后坎和中间开沟，亩点播万余丛。20世纪50年代，推行条播密植，亩播种子5公斤～8公斤。70年代，狭畦改为阔畦，浅宽沟改为深狭沟，点播改为条播或密播。80年代中后期，出现稻板田免耕撒播麦，缓解秋收冬种劳力紧缺与农事季节矛盾。
玉米 境内以秋玉米为主，大暑后立秋前播种。建国前，玉米栽培肥少株稀产量低。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倡增施肥料，合理密植，每亩种植3000～3500株。出苗后及早间苗和补苗，做好开沟排水，严重干旱时适当灌水。总的要求是“促苗、控杆、攻穗、防早衰”。
番薯 传统育苗方法有加温、酿热、露地三种。建国前，一般采用露地冷床穴栽育苗和塘藤、垄藤相结合育苗。20世纪60年代，扩大栏粪垫床增温育苗。70年代后，推广薄膜覆盖保温育苗。有些地方则采用先薄膜覆盖保温育苗（称塘藤），出苗后分栽露地育苗（称垄藤）。育苗过程中掌握：“前期高温催芽，中期适温长苗，后期低温炼苗”。薯地深耕晒白，晴天整地作垄。立夏开压，小满大压，芒种扫尾。夏薯亩插2500株左右，秋薯适当加密。以斜压法为主，入土10厘米，露地2～3节。
马铃薯 种用马铃薯，多引自高寒山区。其途径：一是群众自行串换；二是由农业部门留种基地和外地调入供种。3月上中旬播种，每亩3500～4500穴，苗高7厘米～10厘米时中耕除草并培土，茎叶颜色转黄即可收获。
选育良种
水稻 民国时期，水稻生产一直沿用世代相传变异小的农家品种，种子严重混杂退化。建国后，水稻良种选育、引进和推广，大致经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初期，着重抓地方品种鉴定、评选和利用。1950年，评选早稻505（乐清白）、503和中晚稻细叶青为农家良种。尔后又选用早稻陆财号、江南1224；中稻溪白、细叶青；晚稻白晚京、龙山京、茄园京、三日齐、西瓜红为当家品种。随着栽培技术改进和施肥水平提高，高杆稻不耐肥、易倒伏，增产潜力小弱点逐步显露。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全面实行高杆改矮杆。早稻早中熟品种有小金早、南特号；迟熟品种有矮脚南特、广场矮；连作晚稻有三株京、硬头京、茶山京、农垦58、广场矮、二九矮、爱武、二九多等，以爱武、二九多为当家品种。这一时期，为克服三熟面积扩大带来季节紧、肥料缺等矛盾，采取过“早翻早”、“倒种春”栽培方法。70年代，选用抗病高产品种，早稻有珍汕97号、珍龙13号、广陆矮8号、广陆矮4号、二九青、军协、温选青、青杆黄、竹科2号、红梅早、绍糯以及优质米品种辐8-1、农大8010等。晚稻推广早金凤5号、甲农糯。其中矮脚南特、珍汕97号、珍龙13号、军协、温选青、青杆黄、竹科2号为各个时期早稻当家品种。1977年调查有两季稻品种63个，矮杆水稻面积占61.13％；单季晚稻品种32个，矮杆稻占21.3%0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推广普及杂交稻。1976年，引种汕优6号，至1979年种植7.82万亩，占晚稻总面积35％，单产比常规稻增160公斤。1980年，杂交稻面积上升为70％。1980～1982年，3年累计栽培杂交稻543245亩，比186747亩常规稻单产增加69％。1985年开始，单季晚稻引种抗病、高产、优质杂交新组合汕优63号，取代抗性减弱的汕优6号，亩产提高11％，很快成为当家组合。1985年以后，连作晚稻选用米质较优汕优85号、协优46号、汕优圭33、汕优10号，逐步更换汕优6号。为使杂交水稻高产配套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县农业部门将主要杂交组合绘制成高产栽培模式图供农户仿照。
小麦 建国前，小麦品种有无芒、有芒、赤皮、白皮之分。无芒麦俗称“和尚麦”，有芒麦俗称“蜈蚣麦”。主栽品种有潮港麦、和尚麦、蜈蚣麦、方头麦，均系世代农家品种。民国28年（1939），引进“908”和“105”，一直沿用到建国初。1954年，引种南大2419。20世纪60年代，推广立夏黄、山农205、雅安早、大头黄、矮杆红、百矮早、矮粒多。70年代，随着用肥水平提高，三熟制面积扩大，又先后引进10多个品种试种，其中以早熟抗湿抗锈病的浙麦1号为最优，成为当家品种，淘汰易感病的百矮早、雅安早。1978年，试种温麦9号，表现耐肥抗倒、高产优质，很快成为山区、半山区当家品种，种植面积占70％。80年代后期，推广温麦8号及363，分别因品质差和易倒伏而逐年减少。
大（元）麦 20世纪50～60年代，大麦以六棱大麦、篇枝麦为主，元麦以趟累麦居多。建国后，引种二棱大麦、早熟三号、浙农大一号、浙农大二号、舟麦一号等大麦品种，其中早熟三号分蘖力强、耐肥抗倒、抗病高产、适应性广，70年代成为当家品种，一直延续至今。
玉米 民国年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水田种植的有高脚白和矮脚白等，通称永嘉“白子”。山地种植的有“山粟”和“爆蒲粟”。50年代后期，引进金皇后、满蒲金。70年代后期，引进杂交玉米丹玉6号和旅曲，并成为当家品种。80年代中后期，引进用于旱地三熟制栽培的杂交玉米丹玉13号、掖单12号、掖单13号等品种。通过种植，丹玉13号抗性强、适应性广、产量高，成为旱地当家品种。同时还引种杂交甜玉米、超甜玉米、糯玉米、甜糯玉米和赖氨酸玉米，作为鲜食玉米供应市场。
番薯 旧时，以种植红皮白心六十日、红皮红心六十日、红皮黄心、铁丁番居多。1955年，引种胜利百号，头几年增产明显，后因种性退化，病害严重而淘汰。1961年引自青田县港头村的耐瘠品种港头白，增产显著，很快普及，1965年种植5万余亩，占番薯总面积46％左右，成为当家品种。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引种红头8号、红红一号、牡丹、凤尾、徐州218、荆选4号。后因港头白蔓割病严重，由红红一号和荆选4号逐步顶替。1982年从瑞安县引进瑞薯一号试种，表现块大结薯集中，抗蔓割病，稳产高产，成为现今当家良种。1989年种植7万亩，占番薯总面积96％。
马铃薯 20世纪50～60年代，相继引种10多个品种，深眼窝和甘肃种比较理想。80年代，从东北地区引进克新一号、车农303。
大豆 建国后，境内种植品种有火眼豆、咸塘豆等。20世纪60年代，引进六月豆、兰溪大青豆。80年代初，引进坎山白，成为当家品种至今。
蚕豆 蚕豆品种有宁波豆，其粒较小，还有牛踏扁，粒大形扁。
合理用肥
肥料种类 永嘉县农作物肥料，有土杂肥、绿肥、化肥、矿质肥、微生物肥、饼肥六大类，以农家土杂肥为主。
土杂肥。20世纪50年代，大力倡导增积农家土杂肥。1958年，积肥6800万担，亩均达145担。1961年开始，生产队对土杂肥实行定额投肥，分等论价。70年代，土杂肥数量呈下降趋势，使用量占总用肥量30％。80年代土杂肥使用量再度下降，仅占总用肥量15％。粪尿肥，使用历史最长，用途最广。农户除自积自用外，60年代至70年代，沿江生产队经常去温州市区、洞头、玉环等地购买。厩肥，俗称栏肥，以牲畜栏垫草而成，一般用作水稻基肥和麦作越冬肥。灰肥，有草木灰和焦泥灰两种，作基肥、追肥和盖子肥。河泥，70年代前，沿江水网平原农民挑河泥于冬闲田或春花田畦间作基肥，80年代已消失。堆肥及沤肥，堆肥以秸杆、野草、草皮、垃圾等为原料，混合适量粪尿、石灰等堆腐而成；沤肥是沿江平原田头积肥方式，用河泥、稻草、绿肥及厩肥配搭沤制而成，作为农作物基肥和面肥。
绿肥。有草子、蚕豆青、田菁和绿萍等。草子，系苜蓿、紫云英、苕子统称。19世纪中叶，境内已有苜蓿栽培。1949年，全县种草子0.17万亩。1959年，增至2.7万亩，其中苜蓿占80％，紫云英占20％。20世纪60年代，引进苕子，年种植面积曾达1万亩。1973年，有草子13.9万亩，为历史最多年份。80年代，草子面积锐减，1987年以后，仅有万余亩，其中紫云英占90％。蚕豆青，沿江平原水田冬种蚕豆，山区麦田间作蚕豆，春耕时将摘果后的蚕豆青杆翻入水田作基肥。1949～～1962年，每年种植1万余亩，19631990年，年种植约0.6万亩。田菁，又名咸菁，沿江涂地素有种植习惯，作为改良海涂土壤先锋作物，嫩茎叶作晚稻肥料。50～70年代，年种植面积约200亩。80年代以后，仅瓯北镇仍有少量种植。绿萍，民国时期，三江乡一带已是温州主要萍种产区。建国初期，三江乡每年向邻县提供萍种5万余亩。1958年，全县养萍3万亩。70年代前期，年放养面积增至4万余亩。80年代养萍减少，1983年以后每年养萍不到1万亩，且多分布于偏僻山区，老萍区濒临绝迹。
化肥。清末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后，外商在温州销售“狮子牌”、“娥女牌”、双斧牌”氮素化肥。民国14～18年（1925～1929），温州港进口的各类硫酸铵，永嘉农民喜购德国产“司马牌”肥田粉。建国后，化肥销量呈直线上升，1950年65吨，1960年1433吨，1970年5113吨，1980年27946吨。1980年以后，国家允许计划外化肥议价销售，化肥使用量持续增长。氮肥，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硫酸铵为大宗。1963年，始售销酸铵、石灰氮和尿素。1964年和1966年，分别推广氨水和碳酸氢铵。70年代后期，新增氯化铵。80年代后期，尿素为主，其次是碳酸氢铵和氯化铵，三者合计用量约占氮肥总量90％。磷肥，民国时期始用过磷酸钙，至50年代仍为磷肥主要品种。60年代开始，供应钙镁磷肥。1961年试用从摩纳哥进口的磷矿粉，1972年推广云南产磷矿粉。80年代，钙镁磷肥用量最多，过磷酸钙次之，磷矿粉渐趋消失。钾肥，1959年开始使用，当年销量168吨。1961～1972年停止供应。1973年恢复使用，是年销售4.6吨。之后，用量大幅度上升，至1990年，年销售量达到1764吨。复合肥，60年代中期，推广磷酸二氢钾，用于浸种和根外追肥，在水稻制种田普遍使用。70年代，新增磷酸铵和氮磷钾三元复合肥等肥种。80年代用量激增，1990年复合肥销量达2388吨。
矿质肥料。民国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农民习惯用蛎灰、明矾、石膏壅稻，70年代起基本停用蛎灰、石膏，1983年以后供销部门停止明矾供应。
微生物肥。20世纪50年代后期始用根瘤菌作豆科绿肥的菌肥，70年代用“5406”菌肥拌种，80年代以后微生物肥不再使用。
饼肥。有豆饼、菜籽饼、茶籽饼，主用于水稻、小麦、玉米。建国初期，饼肥属计划分配物资，最高年销量752吨。20世纪70年代后期，饼肥货源短缺，国家停止供应，但少数农民至今仍在使用。
施肥方法 水稻。建国前，水稻施肥以土杂肥为主。20世纪50年代，提倡“开辟肥源，施足基肥，早施苗肥，重施拔节肥，巧施保粒肥”。60年代以后，施肥原则改为“施足基肥，早施追肥，巧施穗粒肥”。施肥方法上，基肥占总肥量60％～70％，以有机肥为主，采用有机肥打底面施少量化肥，追肥以氮素化肥为主。60年代，磷肥普遍用于蘸秧根。70年代，实行：“以有机肥为主，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氮肥为主，氮磷钾相结合；基肥为主，基肥和追肥相结合”的水稻施肥办法，并开始使用钾肥。70年代后期，杂交稻则采用“基肥足而全，苗肥早而速，穗肥巧而准，根外追肥防早衰”施肥方法。1985年后，配方施肥逐步成为水稻施肥主要方法。
麦作。历史上种麦用稀人粪尿滴穴，少量焦泥灰盖子，追肥量少次稀。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施足基肥，早施苗肥，重施腊肥，巧施穗肥”。80年代，改为“施足基肥，早施促蘖肥，看苗施穗肥，后期根外追肥”，同时推广磷酸二氢钾和稀土作根外追肥。
玉米。旧时，玉米用肥单一，施肥量少。建国后，提倡亩施标准肥不少于500公斤。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群众施肥经验基础上，提出“基肥为主，追肥为辅；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氮肥为主，磷肥为辅；攻穗肥为主，攻粒肥为辅”施肥技术。随着杂交玉米普及和施肥水平提高，80年代玉米施肥技术调正为：“适施基肥，紧施苗肥，重施蒲肥，巧施粒肥”，以达到促苗、控杆、攻穗、防早衰。
番薯。习惯用土杂肥作基肥，人粪尿作追肥。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施足基肥，酌施苗肥，巧施夹边肥，追施裂缝肥和根外追肥”。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搭配磷钾肥；苗肥一般用稀薄氮肥，裂缝肥在培土时看苗酌施，后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尿素。
大豆。习惯不施肥或施少量灰肥。20世纪60年代以后，倡导播种时适施氮肥，苗期至始花期酌施磷钾肥，结荚期根外喷钼、硼肥。
施肥技术革新 根外追肥。20世纪50年代用草木灰浸出液作水稻、小麦等作物叶面肥。60年代，改用磷酸二氢钾作根外追肥，至70年代成为多种作物重要施肥方法。80年代，根外追肥年均达10万余亩次。
化肥深施。化肥深施方法有三种。一是化肥拌泥土制成球状泥团塞入稻丛旁，称球肥深施；二是化肥撒施于田面，翻耕耖耙，使化肥均匀分布在耕作层，称全层深施；三是70年代用施肥器深施氨水入土达15厘米～20厘米。
配方施肥。1985年开始实行，是一项“以土定产，以产定氮，因缺补缺，高产栽培”施肥新技术。是年，枫林、溪垟、江北、中塘等乡镇率先应用于早稻生产，成效显著。1987～1990年，全县水稻配方施肥累计约34万亩，增产粮食5000吨。
作物保护
病虫种类 粮食作物主要病害24种，主要虫害28种。
水稻有纹枯病、稻瘟病、白叶枯病、细菌性条斑病、稻恶苗病、稻曲病、矮缩病，螟虫、响虫、卷叶虫、稻蝗、稻象甲、稻蓟马、稻包虫、稻杆潜蝇。
小（大）麦有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纹枯病、大麦坚黑穗病，蚜虫、粘虫、麦叶蜂。
番薯有紫纹羽病、黑斑病、蔓割病、疮痂病、软腐病、根腐病、病毒病，小象鼻虫（又名小象甲）、卷叶蛾、大象甲、番薯甲、斜纹夜蛾、潜叶蛾、旋花天蛾、金龟子。
玉米有小斑病、大斑病、青枯病、黑粉病，玉米螟、斜纹夜蛾、蚜虫。
豆类有赤斑病、豆荚螟、豆象、大豆造桥虫、蚜虫、卷叶虫。
病虫灾害 明、清和民国时期，蝗虫、螟虫、响虫（稻飞虱、浮尘子）危害水稻，交替成灾。民国18年（1929），稻生响而枯者超五成。
1950年，早稻遭螟虫、蝗虫危害达50万亩（指当时县境），损失粮食13％。1952年，铁甲虫成为水稻主要害虫。1955年多种病虫齐发，间作晚稻受二化螟危害枯苗连片。发生小麦杆锈病15万亩，大麦穗病5万亩，番薯小象甲18万亩，大豆豆尺蠖3万亩。是年水稻虫灾面积累计174万亩次。1956～1959年，三化螟为害加剧，二化螟减轻，赤霉病开始为害小麦，储藏的蚕豆出现蚕豆象。1965年，水稻三化螟大发，3万亩重灾田减产五成多。番薯“港头白”遭小象甲危害，上塘公社下堡大队薯块受害率高达94.7％，损失率达84.2％。1966年，永临、罗浮区水稻卷叶虫大发，叶片被害率12.5％～84％。四川区单季晚稻发生严重穗颈瘟。1968年，岩头、岩坦区小麦赤霉病流行。1972年，罗浮区水稻矮缩病、纹枯病发病5.65万亩次。粘虫、麦蚜发病面积占全县麦类总面积20％～30％。1976年，番薯疮痂病发病1800亩，减产四成。1979年，穗颈瘟大流行，严重威胁山区水稻生产。1980年，感染水稻纹枯病21万亩次，发生番薯小象甲5万亩，损失薯丝100吨。1981年，螟虫大发，损失稻谷1500吨，白背飞虱成为早稻后期和晚稻前期主要害虫，受害10万亩。1983年，水稻纹枯病、褐稻虱、卷叶虫并发，被害面积分别为24.3万亩、15万亩、13万亩。1990年，纹枯病和白叶枯病分别损失稻谷890吨和3050吨。发生番薯黑斑病5870亩，蔓割病5462亩，小象甲1.16万亩。
病虫防治 1950年5月21日，成立县治虫指挥部，与实业科合署办公。1955年，设县测螟站，发布虫情警报，指导开展虫害防治。1970年成立县农作物病虫观测站，承担病虫测报工作。1979年，县府建立防治番薯小象甲指挥部，以加强对小象甲防治工作的领导。1981年、1983年，先后建立浙江省永嘉县植物保护站和浙江省永嘉县植物检疫站。1990年，全县有植物保护专业技术骨干16名，镇、乡、村农科员兼任植保员。
建国后，病虫防治水平不断提高。20世纪50年代，以人工防治为主，农药防治为辅。1950年，全县人工捕杀螟卵34.5万块、螟蛾2874万只、蝗卵6.38吨、番薯小象甲3000只、铁甲虫和负泥虫2万只。1955年6月，动员11万人次投入治虫战斗，使用诱蛾煤汽灯3121盏，人工拔除枯心苗1950公斤，推广治虫青油20吨、菜籽饼50吨及少量巴豆。1954年，首次引进六六六粉剂防治水稻螟虫。1958年，半数水稻种子采用“西力生”、“赛力散”浸种。60年代，先后推广使用“1605”、“敌百虫”、“乐果”、“福美胂”等农药治虫灭病。
20世纪70年代，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工作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科学用药为重点，采取保护和利用自然天敌，选用抗病虫品种，更新农药品种等综合防治技术。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引进“叶青双”防治水稻纹枯病和白叶枯病，推广氨基甲酸酯类农药防治害虫。1985年，停用有机氯农药。1989年，建立综合防治示范片16个共3500亩，1990年扩大到4万亩，收到明显降低防治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和提高农业产量的效果。
草鼠兽害 水稻杂草以稗草为主，阔叶类次之。稻板小麦田杂草以看麦娘为主。过去依赖人工除草，1961年始用“2.4—滴”、“五氯酚钠”防治稻田杂草。1972年，引进“除草醚”，次年推广应用1000亩。1984年，推广“草甘膦”杀灭旱地杂草，效果良好。1985年后，推广“绿麦隆”、“绿黄隆”、“双甲隆”防除大小麦杂草。1986年引进“禾大壮”、“杀草丹”、“丁草胺”，防除稻田杂草。1989年，引进“禾草克”杀灭番薯、蔬菜杂草。1990年，化学除草稻田6.05万亩，麦田3.15万亩。
农田鼠害一般年份发生面积20余万亩，鼠密度12％～15％。1987年春，县政府拨专款开展灭鼠运动。是年，全县共投放敌鼠钠盐毒饵105吨，灭鼠铁夹7000只，灭鼠率85.5％，鼠密度从19.9％～24％下降到2.3％～3.4％，鼠口夺粮2750吨。尔后，坚持每年组织数次灭鼠活动。
境内山区兽害严重，危害作物兽类有野猪、山猫狸、野兔、穿山甲等，以野猪、山猫狸为主。1960年以后，山林被毁，野兽相对减少，但野猪、野兔仍严重危害农作物。山区农民采取挖陷阱、设药弹、用猎枪灭兽。
植物检疫 建国初期，植物检疫由农业行政部门管理。20世纪60年代，县农业局指定一名农业干部专管。1983年11月，建立永嘉县植物检疫站，配备专职植检员2名，工作人员4名，区、乡、镇兼职植检员60名。在瓯江大桥、楠溪江大桥设立季节性植检哨卡，境内沿江各渡口均进行植检管理。1984年起，对水稻杂交制种田实行产地检疫制度。1988年10月，开展“植物检疫法制宣传月”活动。
永嘉粮食作物主要检疫对象有：番薯小象鼻虫、番薯瘟病、水稻白叶枯病和细菌性条斑病4种。
番薯小象鼻虫。建国前沿江地区已有此虫为害。建国后，虽长期坚持“春诱、夏保、秋防、冬净”的综合防治措施，然而仍不能有效控制。1964年，番薯虫害普查表明，番薯小象鼻虫由南向北蔓延至沙头三角岩。1972年再延伸到岩头里户村，1979年病区扩展到鲤溪乡和东皋乡，1990年波及45个乡镇。
番薯瘟病。1978年10月，罗溪乡木桥村和罗龙头村首次发现，病田17亩，病源来自瑞安县番薯藤苗。经现场扑灭、划定病区和改种等措施，三年后未见再发病。
水稻白叶枯病。20世纪60年代始发。先后采用土农药与化学农药“401”、氯霉素、五氧吩嗪、叶枯净、叶青双等防治。重灾年病田达10万余亩。1983年以后，此病不再列为检疫对象。
水稻细菌性条斑病。1987年渠口乡坦下村最先发现，发病面积8.5亩，病源来自丽水杂交稻种子。1990年9月普查表明，病区扩大到瓯北、乌牛、仁溪、黄田、东岸、罗溪等14个乡（镇）共42个村，发病面积2725亩。采取刈青烧毁发病中心田块81.6亩，处理病谷40亩，烧毁稻草3000亩，消毒农田3422亩。县政府拨款6万元作为经济补偿。
杂交作物制种
水稻 1976年春，县良种场、江北公社小农场、五〓公社里塆潭大队进行二九南1号A、珍汕97A、二九矮4号A三个不育系繁种试验，面积共1.3472亩，收不育系种子27.5公斤，折亩产20.4公斤。1977年春，县农业局派员赴海南岛繁殖制种亲本供全县制种。是年秋在七都等15个公社144个生产队落实汕优2号、汕优6号、南优2号等杂交组合制种田1425.11亩，总产19785.4公斤，亩产13.9公斤，纯度87.1％。1978年，吸取上年分散制种产量低、质量差教训，确定三江公社浦东、浦西、港头、后江4个生产大队连片的2223.61亩水田为制种基地，改人工隔离为自然隔离，并在制种生产环节上，县农业
局与生产队实行技术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成功创举得到国家农业部充分肯定。当年收杂交种子95367公斤，亩产42.9公斤，纯度95％。按技术承包产量基数超产563967公斤，按该田片前三年晚稻平均产量增产786967公斤。由于技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三江公社制种基地产量逐年上升，质量逐年提高，1982年平均亩产达到77.7公斤，纯度98％以上。在三江公社制种致富影响下，岩头公社河一、江北公社罗浮等生产大队纷纷要求制种，据此，从1979年起，另辟制种新区，制种面积剧增，最多的1980年5027.83亩，加之单产连年上升，出现杂交种子供大于求，到1983年全县积压6万公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在农村迅速展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当时分管县农业局技术业务副局长柯永乐从农民劳动价值规律出发，意识到在三江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制种不会持久，于1982年部署高山单季晚稻地区的岭头公社进行制种亲本表征，并于1983年试制示范。1984年三江公社退出制种后，制种面积锐减，杂交种子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依懒外地调入。1988年，因灾全国各地水稻制种大减产，永嘉杂交种子缺口20多万公斤。1989年春，县府建立由农业、供销、粮食、银行、财税、公安等部门领导参加的杂交稻制种领导小组，承担制种任务的区乡村建立相应机构，实行分级负责制，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杂交稻制种生产。是年，制种面积回升到1660亩，总产12.67万公斤，实现杂交种子自繁、自制、自给。
玉米 20世纪70年代，引入杂交玉米“旅曲”、“丹玉6号”、“浙单1号”试种成功。其中“旅曲”生育期适中，抗逆性强，稳产高产，很快成为秋玉米当家组合。为满足生产需求，1978年向外地购买父、母本种子，定点岩坦公社东岙大队，落实“旅曲”制种104亩，收杂交种子11550公斤，亩产111公斤。1979年，制种地段从1978年一爿垟扩大到三爿垟，面积609亩，涉及岩坦公社东岙、岩坦、坦一、屿北4个大队，收获杂交种子6.85万公斤，亩产112.5公斤，自用2万多公斤，多余种子供应温州地区及外调各地。1980年，生产6.6万公斤杂交种子，销售后积压2万公斤。1981年，玉米制种暂停。1982～1983年，制种基地移到岩头公社溪南大队、跃进大队（现芙蓉下村）、里户大队，累计制种327亩次，生产“旅曲”种子3.57万公斤。后因引种“苏玉1号”、“丹玉13”、“掖单12”等紧凑型玉米新组合优于“旅曲”，加之种植结构起变化，秋玉米主产区岩头等地大力发展西瓜、蔬菜，杂交玉米用种量逐年减少，制种失去固有意义，所需杂交种子专靠外地供应，永嘉玉米制种自此终止。
第四节 农本核算
农本核算始于1981年。是年，选择乌牛、大岙、六龙、碧莲、溪口、港头、峙口7个乡随机抽样40户，按规定对早稻、中稻、连作稻、单季晚稻、番薯、玉米、小麦、大豆8种作物，用69个核算指标，核算结果如下表。
1990年，由平原的江北、朱涂、峙口、罗溪，半山区的沙头、孤山、枫林、港头，山区的下寮、溪口、黄南、潘坑、张溪、西源、石染、巽宅16个乡镇中的132名农户承担该项目，核算结果如下表。
第四章 经济作物
第一节 油料
油菜
油菜是永嘉农村传统经济作物，以采收菜籽榨油为主，亦兼作蔬菜用。1949年，种植0.15万亩，产菜籽54吨。1950～1990年，年均种植油菜0.787万亩，超万亩的年份有10年，播种面积最少的是1966年，仅0.15万亩。1981年，种植面积、菜籽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为2.35万亩和1196吨。是年，罗浮区播种油菜14201亩，占全县油菜面积60.4％；产籽755吨，占全县总产量63.1％。
建国后，油菜栽培采取五项技术措施：一是更换品种。淘汰低产白菜型油菜，先后推广种植“胜利油菜”、“九二油菜”、“沪油1号”、“沪农早”、“丰收4号”、“浙油7号”、“九二13系”、“川油9号”、“480油菜”、“矮脚早”、“79—601”、“甘油5号”、“宁油7号”、“鉴五”等高产、抗病良种；二是适时早播，培育壮苗。一般在10月中旬（寒露——霜降）播种，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小雪——大雪）移栽；三是增加苗数，合理密植。丰产田亩栽8000余株；四是科学施肥。掌握“基肥足、苗肥勤、苔肥重”的施肥原则；五是田间管理勤，病虫防治早。
花生
种植花生多供自食。1949～1990年，年均种植面积1383亩，1950年最多，1977年最少，播种面积分别为0.48万亩和0.03万亩。1990年0.07万亩，总产量120吨，岩头、碧莲、沙头3个区花生面积与产量约占全县80％左右。
40余年来，花生栽培技术经过多次改革，主要是淘汰老品种，选用新品种，“粤油551”为现今当家品种，并采取秋花生留种；适时早播，播种期提前到3月中下旬（春分前后），采用双粒点播；改一次施肥为多次施肥，实行“适施基肥、早施苗肥、重施下针肥”；重视苗期管理，及时补苗，松土除草，防治病虫害。
芝麻
农村历来利用田边地角以及零星杂地种植芝麻，主要作为香料和制作糕点食品用。面积少，产量低。1953年起，芝麻生产纳入国家统计项目，1953～1961年，每年种植27～86亩，总产0.36吨～1吨，亩产10～33公斤。1962年后，不再列为统计项目。
第二节 果品
永嘉果品生产可追溯到公元前200多年。三国时期，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载：“鸡橘子，大如指，味甘，永宁界中有之。”北宋梅尧臣（1002～1062）诗云：“禹贡书厥包，未知黄柑美，竞传洞庭熟，又莫永嘉比。”《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著录，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十月，温州知州韩彦直撰《永嘉橘录》三卷，这是中国第一部柑橘专著。稍后，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五中有“永嘉之柑为天下冠”的评述。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永嘉果树有柑、橘、梅等16种。
民国时期，境内果树以柑橘为主。20世纪20年代初期，全县有果树万余亩。40年代为果树生产衰落时期，1949年果园仅存千余亩，年产果品约1500担，其中柑橘200亩，年产460担。
建国后，历届县委、县府紧紧把握境内山场广阔、水果生产土地资源丰富这一县情，高度重视水果生产，40年中水果生产跨了三大步。1956年，遵照中央农业部“大力提高现有果树的产量和质量，有计划地向山区、荒地扩大垦辟新果园”生产方针，大力推广溪垟乡幸福社柑橘上山经验，取得显著成效，至1978年全县果园发展到18907亩，约为建国初期的19倍。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把发展水果生产作为繁荣永嘉农村经济重要途径，加快水果发展步伐，1979～1985年，净增果园35101亩。1985年11月，温州市水果商品基地建设会议在永嘉召开，进一步推动水果生产。1986年春，县委、县府把发展水果生产视为山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措施，拨出支农周转金74万元扶持水果生产。是年，向黄岩、余姚、义乌、玉环、茶山、大荆等地调入多种水果苗木计235万株，开辟新果园35288亩。
1987年、1988年两年，再辟新果园16632亩，种植果树317万株。1990年，全县拥有果园110852亩，果品总量10180吨，产值1333万元（1990年现行价格），并建立起一批果树生产基地，树种有柑橘、杨梅、枇杷、桃、梨、弥猴桃、梅、杏、李、葡萄等。1954～1990年，购买苗木国家累计投资187.6万元。
柑橘
历史上永嘉是柑橘主要产区，品种以瓯柑、温橘为主。民国25年（1936），永嘉县第三区柑类品种改良生产合作社成立，以改良瓯柑为宗旨。1949年，全县种植200亩，产量23吨，主产地在七都乡和江北乡上村。1954年，溪垟乡幸福社率先引种柑橘上山，建立山地柑橘园100余亩，计3250株，获得成功。1956年起，坚持不懈推广幸福社经验，柑橘种植面积逐年增加，产量直线上升。1990年，全县有柑橘园51685亩（其中温州蜜柑41038亩，占柑橘类79.4％；椪柑6667亩，占12.9％；甜橙2378亩，占4.6％；金柑879亩，占1.7％；瓯柑620亩，占1.2％；温橘103亩，占0.2％），总产量5487吨，总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1949年的258倍与239倍，成为温州市柑橘重点产区，果品远销山东、天津、北京等地。此外，有楚门文旦24.2万株，面积4845亩，年产量40吨；常山胡柚1万株。
杨梅
杨梅是永嘉县土产，种植历史悠久。主要产地在岩头、岩坦、碧莲、沙头。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茶山梅”1000株。1986年开始，又陆续引进“东魁梅”、“荸荠梅”、“黑炭梅”等良种苗木90余万株。1972年杨梅总产量275吨，1985年拥有杨梅园15000亩，总产增至1441吨。1986～1989年为杨梅生产兴盛时期，4年累计新增28584亩，计120.63万株，1990年境内杨梅33816亩，总产量2010吨。桥头镇自1986～1990年共栽植杨梅苗30万株，建立杨梅园11173亩，1990年县人民政府确定为杨梅生产专业镇。
枇杷
主要产地在六龙乡和黄田乡，乌牛岩头、峙口、巽宅等地亦有零星种植。1949年枇杷产量125吨，1957年达1500吨。1975年，面积锐减，产量下降，年产约20吨。1984年，枇杷生产开始回升，有枇杷园1515亩，约6万株，总产137.5吨。1990年，增至5810亩，年产335吨。品种有红砂、白砂两大类，红砂居多。20世纪80年代，引进“大红袍”、“洛阳青”等良种苗木22万株。六龙乡种植枇杷2000余亩，1990年列为枇杷专业乡。
桃
1986～1990年，引进黄桃苗木38.4万株，水蜜桃4万株。主产区岩头、枫林、峙口、渠口等乡镇。1990年，有桃园6149亩，结果投产1295亩，年产462吨，因其经济效益差，开始衰落。
猕猴桃
永嘉野生猕猴桃资源丰富，主产地在岩坦、四川、岩头等山区。面积550亩以上或年产鲜果90吨以上的有黄南、溪下、潘坑三乡。1987年，永嘉罐头厂与上塘镇浦东饮料厂收购果品分别生产猕猴桃罐头、果浆与果汁饮料，尔后均因质量欠佳而停产。1988年向浙江农科院引进“庐山79。－2”、“龙泉8号”、“庆元82-4”、“黄皮”、“腰鼓”以及新西兰当家品种“海沃德”、“阿利森”等良种苗木1710株，开始人工栽培。1990年，全县野生猕猴桃产量约20万公斤。
名优果品
永嘉早香柚 又名“永嘉香抛”。民国29年（1940），用厦门柚果实种子繁殖，母树种植在碧莲镇对埠自然村。具有成熟早、果形美、风味佳、产量高等优良性状。母树树龄虽已50年，年均结果仍有200多公斤，1989年产量高达364公斤，是年被评为全省柚类名优品种和全国柚类第八名，列入省名优水果名录。至1990年，全县建立早香柚基地500亩，种植苗木42250株。碧莲镇被县政府定为早香柚专业镇。
罗坑杨梅 原产地古庙乡罗坑村，为浙江省名果之一。据罗坑村民间传说，罗坑杨梅是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5）从本地刺梅中选出的大果型品种。在“大跃进”年代，毁梅烧炭炼钢铁，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存百余株，1987年嫁接2.4万株，1990年全县发展到1000亩，计3万余株。罗坑杨梅属迟熟品种，小暑前成熟，果形大，紫黑色，糖份高，风味佳。果品销往温州、丽水等地，颇受好评。
万寿枇杷 黄田乡万寿村是温州闻名的枇杷产地，全村有枇杷近1万株，年产量约60吨。“万寿枇杷”为7个优良单株的统称，其中徐象贵家一株“贵红种”，1984年被评为温州市第一名。1985～1986年，“万寿枇杷”参加省级评比，其中“尧林种”又获全省第一名，被浙江省科委和农业厅列为枇杷优良品种，载入《浙江省枇杷良种》一书。“万寿枇杷”果大核少，皮易剥离，果肉橙红，汁多味甜，既是鲜食佳品，又是制罐上乘原料。
第三节 土特产
茶叶
茶叶以“永嘉乌牛早”茶品质最佳，1984年种植面积1112亩，制炒青绿茶35吨，产值8万元。1987年评为省级名茶，1989年获浙江省优质名茶奖和全国星火计划银质奖，1990年被列为全国推广品种，农业部拨款支持开发。是年，种植1500亩，产量17.5吨，产值140万元。主产地罗溪、仁溪、乌牛各乡。
“永嘉乌牛早”茶属早生茶树品种，春分上市，比一般茶树早15～20天。并具有发芽整齐，轮次分明，老嫩均匀，持嫩性好和耐旱抗病、适应性强等特点。制成炒青茶，条索细紧，色泽翠绿带黄，茶味清香爽口，汤色嫩绿明亮。1985年，“永嘉乌牛早”茶按照“浙江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少量生产上市，很受欢迎，茶叶专家评论：“乌牛早茶，形若雀舌，碧绿甘醇，品质上乘”。
境内茶叶栽培历史久远。明神宗万历《温州府志》载：“永嘉岁进茶芽十斤。茶产楠溪之五十都及五十一、二等都，地近雁山，色香味与雁山茶无异。”民国6年（1917），永嘉设茶叶检查处，茶商公举胡烈光为处长。16年（1927），产茶50吨。20年（1931），永嘉县成立茶业公会。26年（1937），产茶222.5吨。民国31～34年（1942～1945），茶叶外销停滞，产量骤减，总产量仅为抗日战争初期四分之一。1949年，有茶园2000亩，产茶95吨。此后，开始垦复荒芜茶园，更新改造老茶园，1952年茶叶产量恢复到198吨，1958年茶园增至8190亩，产量375吨。1959年，在“一季超全年、夏茶赶春茶、秋茶超夏茶”的口号误导下，主要茶区普遍采摘过度，茶树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以后连年大减产，1961年茶叶产量降至218吨。1962年，国家规定茶叶收购价按牌价给予20％的价外补贴，并实行粮肥奖售政策，从而提高茶农茶叶生产的信心。经过10年努力，1972年茶叶产量320吨，恢复到1957年水平。20世纪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茶叶赶上旺”运动中，一度掀起群众性开山种茶热潮，先后新辟茶园2.5万余亩。1980年开始，茶叶生产趋向专业化、基地化，是年有茶园26368亩。1981年，建立超百亩茶叶基地52个，拥有茶园10960亩；社办茶场12个，经营茶叶2144亩。1990年，全县茶园2万亩，产茶290吨。有茶叶初制厂53处，制茶机械250余台，年加工能力200吨。
蚕桑
蚕桑生产始于1500年前。南朝宋（420～479）郑缉之《永嘉郡记》记载，永嘉有“八辈蚕”；《浙江蚕丝业简史》记载：“齐时，东阳、新安、永嘉等山区也盛植桑树。”清德宗光绪七年（1881）从嘉兴、湖州引入桑苗良种，在永嘉推广。二十三年（1897），孙诒让集资在永嘉创办蚕学馆，选制蚕种，教导饲蚕种桑技术。《温州文史资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温处道童兆蓉到任后，创办蚕桑学堂，教民植桑养蚕，编颁《蚕桑浅说辑要》等书，5年中共购桑秧40万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军入侵，民无宁日，蚕业衰落，1949年蚕茧产量仅9吨。
建国初期，有散栽实生乔木桑42000株。1956年，永嘉被列为全省发展桑蚕生产重点县。是年，着手进行桑蚕品种改良，到1958年春，除边远山区尚保留部分柘叶蚕种，全县普及改良蚕种，淘汰自制土种。1958年秋，省农业厅在永嘉县建立原蚕饲育区，试制中日一代杂交蚕种，当年生产1000张。1959年秋，省农业厅投资3.4万元，在岩头公社溪南大队创办地方国营永嘉蚕种场，1960～1961年制蚕种3万余张，1962年所制蚕种因感染微粒子病毒而烧毁，1963年4月停办。1957年，落实省府“大力发展蚕桑生产”方针，掀起栽桑高潮，至1959年末，桑园增至12190亩，3年共植桑560万株，形成28个蚕桑重点大队，年产蚕茧65吨。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缺，导致大面积挖桑种粮，蚕茧产量锐减，1963年桑园减至3700亩，产茧量降到29吨。之后蚕桑生产出现转机，1964年冬，上塘人民公社敬仁大队种植湖州桑树4.2万株，桑园面积、蚕茧产量又有回升，1966年桑园面积恢复到4500亩，蚕茧产量35吨。1978～～1983年，复栽桑树650万株，桑园增至7000亩。1984年，养蚕3670张，蚕茧总产量117吨，创历史最高纪录。1985年之后，蚕茧产量又趋下降。1986年，拥有100亩以上桑园的23个基地村，有21个毁桑改种其他作物。1990年，全县仅有桑园1100亩，产茧32吨。
1956～1963年，三次引进广东省蓖麻蚕种饲养，共收茧80余公斤，制成丝棉6公斤，并为乐清县提供培养赤眼蜂用蚕茧20公斤。
1966～1972年，共引进53.5公斤柞蚕种，150公斤柞蚕卵，选点黄南乡李家坑、道基村，潘坑乡八亩村，溪口乡陈寮村山上放养，共收茧3.15吨。因效益差停养。
1956～1990年，引桐乡、海宁两县“桐乡青”、“荷叶白”、“红皮大种”等良种嫁接桑苗340万株，自育良种苗330万株，并推广中日一代杂交改良蚕种。
西瓜
永嘉县种植西瓜历史悠久。民国期间（1912～1949），枫林镇沙岗西瓜以质脆味甘而远近闻名。20世纪50年代，每年种植西瓜100余亩。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西瓜种植面积大增，1980年600亩，1985年2200亩，1988年3900亩。1990年3600亩，总产430万公斤。主产地在岩头区岩头、枫林、港头、溪垟四个乡镇，其次是碧莲、四川、沙头、岩坦四个区的部分村。当家品种“新红宝”、“金钟冠龙”、“新澄一号”。产品大部分销往温州市区。
“岩头瓜”质优量多，1990年种植3000亩，总产2500吨，分别占全县83％和58％。
糖蔗
糖蔗主要产地是永临、岩头二区。民国31年（1942），全县产红糖25吨。1949年，种植糖蔗300亩，生产鲜蔗566吨。1958～1979年为糖蔗生产鼎盛时期，1958年种植400亩，总产900吨。1972年，桥头、朱涂、桥下、梅岙公社新辟蔗园700亩，全县糖蔗产量增至2100吨，加工红糖240吨。同年，朱涂和桥下公社各建糖厂1座。1973年，种植糖蔗1200亩，总产3082吨。1978年，种植糖蔗3000亩，总产4955吨，在江北新建糖厂1座。1979年，继续增至5400亩，总产量达6881吨，国家收购红糖535吨，创历史最高纪录。1980年以后，糖蔗生产日趋衰落，至1990年近乎绝迹。
荸荠
农村历来有零星种植荸荠习惯。主要产区分布在水网平原地区和半山区，每年种植100亩左右，年产量40吨～100吨。荸荠属小宗农产品，均在农贸市场直接销售。
黄麻
旧时，黄麻产量居温州各县之首，主产地罗浮、沙头两区。1949年，植麻2600亩，产量396吨。1955年为黄麻生产顶峰年，种植10800亩，总产2160吨，其中罗浮区5700亩，沙头区3900亩。1963～1980年，种植面积稳定在4500亩左右。1982年以后种植面积锐减，至1987年仅百余亩，产量8吨，皆为农户自种自用。
苎麻
境内农村历来利用田边地角种植苎麻，自产自用。1949年，种植800亩，产量12吨。1959年，种植1000亩，产量22吨。1960年起，种植面积税减，产量连续下降。1962年种植面积仅100亩，产量1吨。1985年从湖南省引进苎麻良种“黑皮蔸”、“芦竹青”，1988年总产量升至45吨，1990年总产量降为11吨。
剑麻
1964年，从福建引进10万株“凤尾兰”剑麻苗试种，1965年又引进5万株。至1971年，普及到40个公社，300多个生产大队，种植400万株。是年，收购剑麻白棕绳157.2吨，价值39万元。1976年，发展到600万株，年产剑麻丝3000吨，价值300万元。1978年，将剑麻丝制成白棕绳，年产3000吨，产值600万元。1979年以后，产品滞销，剑麻种植量和产品收购量大减，1988年全县只收购剑麻丝305吨，1990年剑麻生产终止。
棉花
群众素有植棉习惯。民国28年（1939），植棉9850亩，产棉花1207担。日本侵略军入侵时期，棉花生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后，棉花生产迅速恢复，36年（1947），棉田16650亩，产量4495担。1949年，棉田6300亩，总产64吨。1950～1953年，年植棉5000亩左右，年产棉花50吨上下。1954年以后，棉花生产趋向衰落，1958年，强调以粮为纲，棉花种植面积锐减，仅300亩，产量4吨。1959年，棉花种植面积回升到3200亩，产量46吨。1963年，植棉500亩，产量28吨。1966年起，农民种植棉花大多自用。1967～1970年，每年植棉800～1300亩，年产量20吨左右。1971～1974年植棉已很少见，1977年以后近乎绝迹。
烟草
沙头、鹤盛、枫林、碧莲、桥下为烟草主产地。民国36年（1947），全县产烟叶3820担。1949年，种烟草2800亩，产烟叶78吨。20世纪50年代前期，烟草面积减少，1953～1957年，每年种烟草300～500亩，年产烟叶10吨～27吨。1958年，烟草生产开始好转，种植面积1000亩，产量50吨。1963年，国家收购烟草实行奖售，是年烟叶总产量91吨，收购79.2吨。1965年以后，烟草趋零星种植。
药材
据《永嘉县中药材资源普查报告》记载，全县有药用动植物238科940种，其中植物185科878种，属人工栽培主要品种有怀牛膝、白术、佩兰、钩藤、白药、米仁、银花、茯苓、丹皮、山药、积壳、粉葛、槐花、黄枝、吴芋15种。
花卉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提出“绿化祖国”号召，花卉栽培开始受到重视。1962年，从温州市园林管理处和茶山乡引进10余个品种花卉苗木，美化县人民政府大院。1985年，县花卉协会成立，全县掀起种花养花热潮，涌现花木专业户220户，花木种植场18个，岭头乡竹房花木场、江北乡后垟花木场、清水埠君子兰种植场、县特产场花圃、桥头五针松繁殖场、花坦五针松种植场规模较大。是年，受全国各地花木市场不断抬价交易影响，一时花木身价百倍，一株三四年生茶梅价值300元～400元；三年生君子兰每株售价高达数百元乃至数千元。同年7月，在县城举办首次花木展销会。10月，县花卉协会组织花木种植场和花木专业户，参加在杭州举办的全省花木展销会。1986年夏，种花热开始消退，花木价格暴跌，市场萧条，昔日如黄金一般的花木，到1987年已无人问津，花木生产滑入低谷，1990年花木专业户和花木种植场消失。
第四节 蔬菜
农民种植蔬菜，历来是自给性生产，商品率极低。1949年全县种植蔬菜0.65万亩，1958年增至2.5万余亩，1960年上升为4.92万亩。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各地扩大粮食面积，蔬菜面积锐减，1961～1969年，每年种菜0.5～0.88万亩。1978年以后，蔬菜面积逐年回升，1980年1.09万亩，1985年2.26万亩，1988年3.27万亩，1990年3.93万亩，基本满足城乡人民吃菜需要。
品种永嘉县蔬菜有13大类，54个品种。白菜类：普通白菜、山东大白菜、黄芽菜、油冬菜。甘蓝类：球菜（大平头、牛心球）、花椰菜。芥菜类：叶芥、花叶芥（雪里蕻、九头芥）、榨菜。叶菜类：菠菜、芹菜、苋菜、莴苣菜、蕹菜（空心菜）、蒿菜、苦荬菜。根菜类：萝卜（菜头）、胡萝卜（红菜）、芜菁（大头菜）、盘菜。茄果类：茄子、番茄、辣椒、甜椒。
豆类：扁豆、白银豆、刀豆、豇豆、四季豆（龙芽豆）、剪豆。葱蒜类：洋葱、大蒜、葱、韭菜、荞蒜。薯芋类：芋艿、马铃薯、生姜、菊芋（洋芋）。水生菜类：茭白、藕、菱。多年生菜类：黄花菜（针金菜）、竹笋、芦笋。瓜类：黄瓜、蒲瓜、冬瓜、南瓜、丝瓜（天络瓜、八棱瓜）、佛手瓜（肉瓜）。食用菌类：蘑菇、香菇、黑木耳。
选介
蘑菇1971年，黄田、东岸、上塘3个乡镇试种0.78万平方米。1980年，种植面积扩大到9.5万平方米，产量314.4吨，产值61.8万元。1983年，蘑菇生产滑坡，产量降到220.5吨。1984年，县府把蘑菇生产作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重要门路来抓，全面推广东岸乡箬隆村两次发酵科学种菇技术，是年种植蘑菇3.9万平方米，产量562吨。1988年，县府对蘑菇生产专业户优价供应化肥，收购蘑菇实行保护价，当年产蘑菇432吨。1989年植菇36.4万平方米，总产高达797吨。1990年蘑菇生产转入低潮，总产量降至335吨。
香菇 清乾隆《永嘉县志》记载：“永嘉人以霉月断树置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民国3年（1914），岩坦区黄南乡道基等村住山户，用枫树等杂木种香菇历时27年，30年（1941）停产。20世纪60年代，四海山林场、上塘镇三元堂村等地始种香菇。至1987年，香菇种植点扩大到溪南、苍坡、界坑、下坑、下嵊等村。1988年以后，种菇农户逐年减少。1990年，仅下嵊村16户种香菇23万筒，每筒净利润0.9元。
芦笋 即石刁柏。1987年，引进美国芦笋优良品种“加州800”、“加州72”、“玛丽华盛顿500号”，在岩头、枫林、渠口、石柱、泰石、上日川等地率先试种，面积共846亩，翌年收芦笋190.84吨，其中，制罐头出口88吨，创汇29.3万美元；内销78吨，产值66.3万元。1989年，种植面积降到310亩，收购鲜芦笋128.5吨，亩产值983.8元。渠口乡泰石村潘统兴种植1.34亩，产量1684公斤，产值4430元。1990年，芦笋产区茎枯病蔓延，植株大部分枯死，全县仅产芦笋40吨，产值10万元。是年，在岩头、沙头、碧莲等地，新辟芦笋基地600亩。
基地
1962年春，县府在上塘镇郊区建立蔬菜基地190亩。1988年，基地增至255亩，开始实施三项优惠政策：年产蔬菜1000吨，每吨给予经营亏损财政补贴20元；每收购蔬菜50公斤，奖售成品粮票10公斤，平价化肥票2公斤，煤票4.5公斤；分配一定数量蔬菜基地专用化肥。
第五章 畜牧业
畜牧业是永嘉农村传统家庭副业。在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已有原始养猪，秦汉时期有发展，温州地域西晋墓葬品中有陶制猪栏。境内牧业以猪为首，兼养牛、羊、兔、鸡、鸭、鹅，大多自养自食，商品率低，没有形成独立产业。民国31年（1942），有猪88258头，黄牛27683头，水牛1852头，羊3190头，鸡337712只，鸭138397只，鹅24166只。1949年，全县（今县境内）年末存栏猪4万头、黄牛1.59万头、水牛0.10万头、羊0.39万头，家兔5万头，畜牧业产值47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3.34％。
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利于畜牧业发展方针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提倡“私有户养”，推动畜牧业生产高速发展。1957年，全县存栏猪8.25万头、牛2.72万头、羊2.03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1.06倍、0.6倍和4.2倍；畜牧业产值达1113万元，比1949年增加63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7.49％，比1949年提高4.15％。1978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畜牧业生产开始从分散经营、自养自食的传统习惯，向专业化、基地化、商品化方向发展。80年代，畜牧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先后涌现一大批养猪、牛、鸡、鸭、蜂和饲养珍稀动物专业户，同时出现一批联户经营、合股经营大户，以及专业村、专业乡，并逐渐形成与畜牧业相配套的畜禽生产服务体系。1990年，上规模的畜禽专业户达1478户，其中养猪专业户139户，年提供商品猪10961头，仔猪3599头；养牛专业户49户，饲养246头；养羊专业户32户，有山羊1987头；养兔专业户29户，饲养长毛兔1408头；养禽专业户207户，有禽17.33万羽，产鲜蛋792吨；养蜂专业户1021户，计7.68万群；鹌鹑专业户1户，18000余羽。是年全县畜牧业产值4680万元，比1949年增加8.77倍，占农业总产值26.96％。
第一节 家畜
猪
品种 永嘉乌猪。系地方优良品种，属脂肪型，体毛、蹄壳均黑色，早熟易肥，耐粗饲，适应性强，繁殖率高，为民国时期至建国初期当家猪种。母猪主产在田垟、溪垟、仁溪、乌牛一带。
巴克夏猪。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永嘉县中心农场首次引进公猪1头与当地母猪配种。1952年，县家畜配种站又从杭州引进公猪2头。该猪属脂肪型，身披黑色，四肢下部、鼻端及尾尖为白色，嘴短而上翘，体呈圆方形，背短而宽，四肢细短，生长发育快成熟早，采食能力强，容易育肥，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淘汰。
约克夏猪。抗日战争时期首次引进公猪1头，1952年与1984年再引进公猪4头和5头。该猪种属肉脂兼用型，全身白毛，背稍呈弧型，腹线平直，耐粗饲，肥育性能好，但产仔率不高。
苏联大白猪。1965年，县农科所并乌牛公社饲养户共引进3头公猪。该品种全身白毛，皮肤淡红，胸宽而深，背腰微弓，体长，四肢粗壮，繁殖性能好，适应性强，耐粗饲。
长白猪。原名“伦特瑞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猪种。1964年首次引进，全身毛白，耳大前伸，胸深腰长，臀部肌肉丰满，体长而平直，四肢健壮，繁殖性能好，适应性较强。1984～1990年，又陆续引进公猪38头。
杜洛克猪。属瘦肉型猪种。1985年，县家畜良种推广站引进公、母猪各1头，进行纯种繁殖。到1990年，共引进公猪11头，母猪2头。该猪体毛棕色，体长背宽而丰满，臀平厚，大腿肌肉丰满，性情驯良，适应性强，但饲养条件要求高。
温州白猪。选用乐清虹桥猪为母本，苏联大白猪、长白猪为父本，进行三元杂交选育而成，具有生长快，繁殖力强，杂交效果好等优良性状，是比较理想的杂交用父本。1975～1990年，引自温州农科所公猪累计239头，深受群众好评。
此外，建国以来还先后引进“金华两头乌”、“丽水碧湖猪”、“泰顺雅阳猪”、“嘉兴太湖猪”等，但均未推广。
1990年，全县公猪存栏71头，其中“长白猪”22头，“杜洛克猪”11头，“约克夏猪”1头，“温州白猪”37头；母猪6932头，其中“永嘉乌猪”5444头，其他品种1788头（包括杂交母猪与外来母猪）。是年，有配种点69个，人工授精点4个，实行人工授精679头次，体配12416头次，累计改良猪种13095头。
饲养 猪是农家饲养量最多的一个畜种。民国22年（1933）《中国实业志》记载：“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县饲养生猪36万头。”抗日战争后期，农村经济衰落，养猪量下降。1949年，全县饲养量为6.66万头，年末存栏4万头。20世纪50年代，饲养量逐年增加，1954年饲养量11.9万头，年末存栏7.14万头。1955年，国家颁布生猪派购政策，实行派购任务与供应饲料及奖售化肥挂钩。1957年6月1日，县人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生猪生产的通知》，是年全县饲养量13.76万头，年末存栏8.25万头。1958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大办集体畜牧场，户养生猪被无偿平调入场。至1960年，全县办场908个，其中县办3个，养猪591头；公社办30个，养猪2036头；管理区办64个，养猪1962头；生产大队办645个，养猪32329头；生产队办166个，养猪1160头；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养猪3260头。畜牧经营的“一大二公”，严重挫伤农户养猪积极性，加之畜牧场经营管理不善，疫病流行，亏本面大，养猪量持续下降。1961年饲养量降至7.01万头，比1957年减少6.75万头。1962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畜牧业“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继续实行生猪收购奖售政策，归还自留地，增分饲料地，调高投肥报酬，养猪业呈现新的生机，饲养量迅速回升。全县养猪数1965年为18.78万头，1966年增至19.51万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畜牧业“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生产方针受到批判，社员养猪被视为搞资本主义而加以限制，1967年饲养量又开始下降，至1975年降到16.56万头，比1966年减少15.12％。是年，中央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重申发展集体养猪，并把养猪生产纳入“农业学大寨”运动，养猪量又有回升。1978年，复建养猪场239个，集体养猪2349头，全县生猪总量达19.16万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生猪生产持续上升，饲养量：1979年23.71万头，1980年24.08万头，1983年26.95万头。1984年，开始出现养猪专业户。1987年，养猪业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1990年，养猪28.73万头，存栏13.75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加3.31倍和2.43倍。有养猪专业大户139户，养猪21446头，占饲养总量7.47％。
农户养猪圈养、放养兼之。平原多为搭栏圈养；山区、半山区普遍放养。饲养管理粗放，饲料以青、粗饲料为主。常见青、粗饲料有番薯藤叶、青菜外叶、萝卜、南瓜、马铃薯、野草、苜蓿、紫云英等。粮食加工的副产品有糠、麸皮、豆腐渣、米皮糠等。饲喂肉猪以青、粗料为主，搭配精料。饲养方法一般采用“吊架子肥育法”，喂料安排“两头精料，中间粗料”。饲喂母猪、仔猪以精料为主，搭配青、粗料。建国后，政府重视畜牧生产，注重科学养猪。人民公社化时期，推广养猪“八字宪法”，从种、繁、料、栏、喂、管、保、工八个方面实行配套技术措施。20世纪70年代初期，推行饲料生喂，降低生产成本。1979年，进行“生猪快速肥育法”试验，用6个月时间，以配合饲料生喂和科学管理养成体重100公斤～125公斤肉猪。1988年，推广“快速养猪技术”，进而缩短饲养期，提高出栏率。80年代，推广瘦肉型猪种，实行多元杂交，采用配合饲料或混合饲料，以及增喂饲料添加剂，提倡硬栏关养，生料、干料喂饲等养猪新技术，提高肉猪出栏率。1990年，养猪专业户和商品猪基地村，普遍采用硬栏关养，改传统“吊架子”饲养法为一条龙配套饲养技术；改汤料喂猪为湿料、干粉料、颗粒饲料喂猪，但仍有部分农户沿用老法喂养。是年，全县推销上海“大江牌”全价猪用饲料300.12吨，收效明显，使猪日增重0.55公斤～0.57公斤，料肉比为1.2∶1。
牛
农户养牛主用使役，老残才作菜牛处理。民国28年（1939），有黄牛27682头，水牛1852头。抗日战争时期，耕牛数量减少。1949年，有牛1.69万头，其中黄牛1.59万头，水牛0.1万头。
建国后，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保护和发展耕牛政策，严禁滥宰乱杀，养牛数量逐年上升。1956年养牛2.75万头，比1949年增长62.7％。农业合作化时期，耕牛折价入社，实行公有轮养，统一使役，部分耕牛年老力衰，集体不愿养又不准农户养而过早淘汰，导致养牛量下降，1962年存栏2.36万头，比1956年减少0.39万头。是年，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保护和繁殖耕牛布告，保障耕牛所有权，鼓励耕牛私养，促进养牛业恢复和发展。1965年养牛2.44万头，1966～1976年，养牛2.21～2.8万头之间。1978年起，以户养为主，1979年政府拨款建立养牛基地57个，并实行养牛奖励政策，规定每繁殖1头水牛犊奖励精饲115公斤，繁殖1头黄牛犊奖励精饲100公斤，向国家投售菜牛、牛皮给予原粮和化肥奖售，调动农户养牛积极性。1980年存栏牛2.67万头，1985年2.91万头，1987年2.99万头，为建国以后养牛最多年份。1990年，全县存栏牛2.84万头，其中黄牛2.39万头，水牛0.32万头，奶牛0.134万头。养牛量比1949年增加1.15万头。
黄牛 永嘉以养黄牛为主，山区、半山区多于沿江平原。体毛大多黄色，亦有黄黑杂色。个体大小差异较大，据抽样84头黄牛测定，成年牛平均体高105.9厘米，体重253.2公斤。多数搭栏关养，大山区有传统放牧习惯，每年清明后放牧于特定山场上，任其觅食，秋后赶回。由于公母牛群混牧配交，导致种性退化，使役能力下降乃至完全丧失。
1956、1979和1980年，分别引进秦川公牛2头。舟山公牛和西门答尔公牛各1头，均因这些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改良所产牛犊不受农民欢迎而中止配种。1979年、1988年和1990年三次引进“温岭高峰牛”共27头，其中公牛17头。至1990年末，累计杂交配种2035头次，繁殖杂交牛1343头。杂交牛所产牛犊平均体重17.2公斤，比本地牛犊14.75公斤，提高16.6％。在同样饲养条件下，一周岁杂交牛平均体重137.5公斤，比本地牛113.2公斤，提高21.5％。杂交牛耐粗饲，采食能力强，体型粗壮，使役挽力佳，适应山区、半山区饲养。
水牛 境内水牛属沼泽型，是沿江平原主要农用畜力。体型粗短壮健，挽力强，使役性能好。1949年仅0.1万头，20世纪50～70年代饲养量增加，1960年0.33万头，1979年增至0.43万头，为水牛饲养量最高年份。尔后，平原地区机耕逐步替代畜耕，饲养量回落。1985年0.34万头，1990年再降至0.32万头，其中种用母牛0.11万头。
20世纪40年代，罗浮、永临、沙头、上塘、清水埠一带率先利用母水牛挤奶。1958年，在岩头、岩坦区推行母牛役、乳兼用，每头日产奶4公斤～6公斤，最高可达9公斤。到1983年末，黄田、乌牛、桥下、三江等地尚有10头挤奶母牛。
为了改良水牛品种，1983～1990年采用良种公牛的冻精人工授精配种累计383头次，产牛犊203头。经杂交改良的一代初生牛犊平均重42公斤，高110厘米，较本地牛犊分别增加41％和10％，生长发育明显加快。
奶牛 1954年，县家畜配种站首次引进黑白花公牛1头，开展奶牛配种业务。1961年，全县有奶牛29头，1965年增至799头，其中杂交牛103头，另有挤奶黄牛40头。“文化大革命”前期，奶牛生产受冲击，加之因武斗温州乳品厂停工，饲养量锐减，曾一度降至300余头。1969年，江北公社和一、和二、和三大队养牛户，联合创办乳品厂，进行牛奶初加工。1970年，饲养量恢复到1965年水平。是年下半年温州乳品厂复工，因而发生二厂争夺奶源现象，后经调解，确定沙头以下老奶区仍由温州乳品厂挤奶。永嘉乳品厂迁址岩头公社溪南大队后，饲养奶牛随之扩大到岩头、港头、枫林、溪垟等地。1971年，全县奶牛存栏1100余头，1973年发展到2310头，创历史最高水平。1974年，部分地区再次批判饲养奶牛，禁止奶牛放牧，造成奶牛饲养量急降，1976年全县存栏仅509头。1978年、1979年永嘉乳品厂两度搬迁，带动了饲养奶牛新区的扩大，奶牛生产大起大落局面宣告结束，1978年回升到715头，产奶1268吨。1984年，存栏1740头，产奶4300吨，并出现奶牛专业村、专业户，上塘镇敬仁村养奶牛104头，江北乡新桥村余光龙饲养10头，年产鲜奶23吨。此后，因饲料涨价，投入产出失衡，奶牛生产稍有滑坡。1985年，饲养1554头，产奶4775吨。1990年，降到1343头，产奶4549吨。
羊
永嘉山区农民，素有养羊习惯，民间流传着“种姜养羊，本短利长”的谚语。清德宗光绪《永嘉县志》记载：“畜属羊有黑、白、花、黄诸种，皆山羊。”民国28年（1939），全县养羊2109头，1949年存栏0.39万头。
建国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养羊业开始发展。1953年存栏0.55万头，1957年跃到2.03万头。1958年，抽调大批劳力大办钢铁烧木炭，森林和山地植被遭破坏，养羊业严重挫折，年末存栏仅0.72万头。20世纪60年代初，粮食紧缺，山区、半山区农民普遍改养猪为养羊，饲养量呈直线上升，1961年，年末存栏为1.93万头，1963年猛增到4.97万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羊年末存栏数徘徊在3.2万～4.26万头之间。1979年，省革委会拨款扶持永嘉山区和革命老区发展食草动物，县安排养羊生产专款6.9万元，先后建立山羊基地65个，并给予养羊物质奖励和实行奖售政策，当年饲养量达到13万余头，年末存栏81620头，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增加20倍。是年，收购菜羊和外调山羊5956头，支援庆元县种羊90头，国家收购羊皮37613张，羊毛2399公斤。尔后，因农村劳务输出和产品价格偏低，经济效益不高等原因，养羊业受到冲击。1980年开始走下坡路，饲养量连年下降，至1985年存栏仅2.91万头，为1962年以来最低水平。1986年，县府拨款20万元，确定四川区、岩坦区以及岩头区岭头、鹤盛、孤山、表山、五〓和永临区荆源、徐岙、瓯渠等23个乡（镇）为山羊生产基地，对养羊专业户与示范户给予扶持，与此同时，省府拨给永嘉种山养更新补贴费0.6万元。1987年，存栏数回升到3.5万头，涌现养羊30头以上专业户74户，有羊3119头。下嵊乡山霞村胡永藏户养88头。此后，因养羊经济效益仍不如他业，饲养量又趋下降，1988年存栏3.15万头，1990年再降至2.41万头，为1949年的6.17倍。
永嘉山羊属皮肉兼用型，耐粗饲，肉膻味少，品质良好，尤以四月龄体重约15公斤时肉质最佳。境内山羊，因种羊初配过早、利用年限过长和放牧近亲繁殖，导致种质逐步退化。
1980年，在畜种资源普查中，发现“四奶头山羊”，该羊属珍稀品种，具繁殖力强，遗传性稳定，抗热、抗湿、体型大等优良性状。1983年有212头，占种山羊21262头0.99％,1987年发展到1800余头。是年，温州市科委将“四奶头山羊”品种选育列为科研项目，由市农科所和县畜牧兽医站共同主持，在“四奶头山羊”重点产区下嵊、巽宅等地建立选育基地，四年中共选育繁殖种用公母羊248头。1990年，全县拥有“四奶头山羊”2960头。
1956～1980年，先后向桐乡、临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地区分别引进“湖羊”、“萨能奶山羊”和“中卫山羊”试养，均因效果欠佳而淘汰。
兔
农村饲养肉用兔历史久远。1949年，存栏5万余头。1950～1955年，年末存栏4万～6万头。1956年，温州市组织兔肉出口，县内养兔增加，年末存栏达8.5万头，翌年再增至9.86万头。1958年，取消自留地，抽调劳力烧炭炼钢铁，兔量暴跌，年末存栏仅2.82万头，比1949年减少2.18万头。1959年以后，鼓励家庭养兔，相继引进中国长毛兔、安哥拉毛用兔和西德长毛兔。由于长毛兔经济效益高，逐步取代本地肉用兔。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短缺，农民以兔代鸡，养兔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61年末存栏达15.52万头。“文化大革命”期间，兔量锐减，年末存栏仅5万～6万头。1979年，政府和职能部门采取多项扶持养兔措施：省下拨补助粮150吨，县安排专项资金3.45万元，创办县种兔场一个，培育养兔示范户300余户，配备种兔600头。由于兔毛畅销，价格上涨，农民养兔积极性很高，毛用兔发展迅猛。是年，兔年末存栏增到17.36万头。1985年，年末存栏高达22.62万头，为历史最高纪录，产兔毛14.1吨。1986年，兔瘟流行，兔毛滞销，养兔业渐趋衰退，是年，年末存栏数降至14.78万头，比上年减少7.84万头。1990年，全县年末存栏只有7.79万头，产兔毛19吨。
养兔饲料，常用青菜、萝卜、番薯藤、玉米叶、野草等。1982年，引进墨西哥饲用玉米以及美国黑麦草、白三叶、大翌豆等牧草试种。1985年以后，重点推广普及黑麦草，1990年种植1960亩。
第二节 家禽
养禽是农村传统家庭副业。种类有鸡、鸭、鹅、鹌鹑等。民国28年（1939），省农业改进所永嘉中心农场记载：“畜禽饲养数：鸡337712羽，鸭138397羽，鹅24166羽、鸽9134只。”37年（1948），浙江省泰生贸易公司载：“永嘉为全省养鸭、养鹅均在5万羽以上的重点县。”1949年底，存栏31.29万羽。
土地改革后，养禽业迅速发展，1957年末存栏59.15万羽，比1949年增加89％。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禽量锐减，1960年末存栏降至20.91万羽。1961年，国家收购鲜蛋奖售饲料粮和食糖，养禽量开始回升，1961～1965年，年末存栏31.86万～44.55万羽。“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呈下降趋势。1977年，进一步贯彻中央（75)20号文件精神：“要在搞好养猪业的同时，鼓励社员养鸡、养鸭、养鹅。”此后数年，禽只大幅度增长，1978年末存栏86.69万羽，1983年末存栏113.41万羽，户均6.9羽，为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掀起养鸭热，年末存栏达17.8万羽，比1983年增长45.7％。1986年上规模的养禽专业户152户，其中养鸭142户，有鸭4.93万羽；养鸡10户，有鸡9458羽。中塘乡前村78户养鸭专业户，年末存栏鸭3.2万羽，月产蛋4.5万公斤，月产值15万元。中塘乡养鹌鹑专业户李炳林年末存栏鹌鹑8000余羽，日产蛋5600只，年净收入1万余元。1990年全县家禽年末存栏87.78万羽，年内出栏72.37万羽，产蛋1858吨，产肉1085吨。其中207户养禽专业户，存栏10.34万羽，出栏肉禽6.27万羽，产蛋792吨。
本地鸡、麻鸭、灰鹅等传统禽种，建国后40余年来逐步淘汰，期间，引养外地禽种22个。鸡有：来克杭、灵昆鸡、芦花鸡、澳洲黑鸡、新浦东、星波罗、罗斯、仙居鸡、火鸡、红波罗、AA鸡、艾维茵、星杂288、星杂579、迪卡鸡、细毛黑骨鸡；鸭有：TD、北京鸭、樱桃谷鸭；鹅有：浙东白鹅、广东狮头鹅。
第三节 养蜂
南朝宋郑缉之在《永嘉郡记》中记载：“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群过，有一蜂先飞，觅止泊处。人知，辄内木桶中，以蜜涂桶中，飞者闻蜜气，或停不过，三四来，便举群悉至。”可知永嘉素有养蜂之习。民国28年（1939），养蜂1636群，1949年减至400群。
1959年起，养蜂业逐步从私有转向集体所有，以农业生产合作社饲养为主，国营农场为辅，并采取贷款扶持、稳定蜜价、供应物资、减免税收、培养人才以及推广科学养蜂等措施，1960年增到1500余群，1965年3198群，1975年7973群。至1978年，有公社养蜂场19个，生产大队养蜂场60个，外出养蜂小组108个，人员897人，拥有13532蜂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养蜂生产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方针，职能部门为养蜂业提供产、供、销全程服务。1987年，成立县蜂产品公司，两年中购销蜂王浆3吨，蜂蜜200吨，产值140万余元。1988年10月，成立县养蜂协会，邀请浙江农业大学陈盛禄副教授来永面授科学养蜂知识。1989年，创办永嘉县楠溪江蜂产品加工厂，在上海食品研究所帮助下，生产皇浆蜜液、蜜液饮料、橘子蜜液3个饮料产品，当年销售30万瓶，产值8万余元。1990年，全县有蜂农1021户，专业养蜂人员3063人，年末拥有蜂群83456群，产蜜4177吨，产蜂王浆18.9吨，总产值1043.3万元，溪垟乡西岸村有养蜂专业户155户，养蜂人员465人，饲养意大利蜂2.17万群，成为养蜂专业村。
今与昔比，养蜂主要革新项目有：
品种改良。旧时，境内饲养蜂群，全系土中蜂。民国30年（1941）冬天，枫林天主教堂波兰传教士高若山从日本引进意大利蜂5群。1953年，溪垟乡西岸村金家煦向温州农科所购买意大利蜂4群。至1971年，在转地饲养蜂群中，有意大利蜂3378群，中蜂847群。1978年，据79个蜂场统计，共有蜂群13532群，中蜂仅16群。意大利蜂经多年饲养种性退化，采取互换蜂王，在不同品系中进行提纯复壮，引进“高加索蜂”和“平湖蜂”蜂王等措施，1988年改良本地意大利蜂2520群。
追花饲养。传统养蜂方法，都是在房前屋后、道坦边、楼窗口设木制圆桶固定饲养，一年割巢取蜜1～2次。1953年，西岸村金家煦率先采用转地追花饲养，春季将蜂群运往南方繁殖，根据蜜源植物分布状况，逐步向北转移，冬季运回越冬。永嘉蜂农转地养蜂主要路线有三条：东线，即广东→广西→南京→山东→东北；中线，即广东或广西→湖南或安徽→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西线，即四川或云南→湖南→陕西→青海→新疆。
技术改进。采用人工奖励饲养促意蜂蜂王在早春超前产卵；流蜜盛期提取子脾集中强群和一王一群改为二王一群进行采蜜；开发蜂王浆生产；改蜂箱闭门运输为开门运输，使蜂王继续产卵，避免蜂群缺水和闷死。
蜜源植物有油菜、紫云英、田菁、玉米、大豆、蚕豆、瓜菜类、柑桔、枇杷、乌桕、板栗、油茶、桉树、马尾松、野山花等。
第四节 疫病防治
种类县畜禽疫病普查办公室经过1987～1989年的3年普查，查清境内曾发生和流行畜禽主要传染病和寄生虫病68种，常见病6种，其中1978年以后传入和发现有猪五号病、牛五号病、牛锥虫病、猪萎缩性鼻炎、鸡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马立克氏病、犬瘟热、兔瘟和兔魏氏梭菌病。
猪病 有猪瘟、“五号病”、乙型脑炎、传染性胃肠炎、流行性感冒、气喘病、红皮病、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仔猪白痢、仔猪黄痢、链球菌病、李氏杆菌病、萎缩性鼻炎、破伤风、水肿病、钩端螺旋体病、弓形虫病、蛔虫和细颈囊尾蚴虫病等21种。以猪温、猪丹毒、猪肺疫危害最重。
猪瘟，俗称“烂肠瘟”，每年都有发生，大流行有3次。1954～1955年，永临、罗浮沿江一带，发病4500余头，除急宰扑杀外，死1200余头。1958年，发病5600余头，死5230头。1963年，实行生猪先检疫后收购屠宰，有效控制了疫病传播。1964～1966年，有35个公社413个大队无猪瘟疫情。1978年，仁溪公社猪瘟严重流行，病死1500余头。
猪丹毒，俗称“打火印”，历年均有散发，80年代发病呈上升趋势。1987～1989年，年发病猪1539～2249头。1990年，降至827头，发病率降到0.3％以下。
猪肺疫，俗称“锁喉疯”，据1980～1989年局部地区统计，共发病4707头，死亡656头。1990年，有20个乡（镇），59个村发生此病，病猪260头，死23头。
牛病 有牛流行热、“五号病”、布氏杆菌病、巴氏杆菌病、结核病、放线菌病、炭疽病、破伤风病、肝片吸虫病、焦虫病和伊氏锥虫病等11种，以炭疽病和流行热危害最大。
炭疽病，俗称“牛疔”，为人畜共患急性传染病。民国17年（1928），上塘浦口发现首例病牛。建国后，路口、桥下、上塘、沙头、峙口、桥头、田垟、梅岙等乡镇先后发病37头全部死亡；感染得病38人，死亡5人，其中1961年9月，田垟公社垟坑、寺前等地发病18人，死4人。1982年之后，未再发现此病。
牛流行热，俗称“牛流感”、“锁脚疯”，1956～～1988年六次大流行，累计发病2979头次，死19头，致死率0.64％。
羊病 有羔羊痢疾、疥癣、绦虫病、肝片吸虫病和羊虱等5种，以羔羊痢疾危害较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常见散发和局部地区流行。1980年，上塘公社横溪羊场7头羔羊皆发病，治愈5头，死亡2头。
兔病 有兔瘟、传染性口炎、魏氏梭菌病、密螺旋体病、球虫病和疥癣病等6种。兔瘟亦称“兔病毒性出血症”，对养兔业威胁极大。1984年11月，桐州乡蒋山村首次发生兔瘟，6头病兔皆死，尔后迅速蔓延至全村，发病率100％。不到1个月，疫情波及40个乡（镇），累计发病43400余头，致死率78.7％。1986年，发病5500头，死4200头。
禽病 有禽霍乱、禽伤寒、禽副伤寒、禽出败、禽霉形体病、禽曲霉菌病、鸡新城疫、鸡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白痢、鸡葡萄球菌病、鸡传染性鼻炎、鸡球虫病、鸡瘟、鸭瘟、鸭病毒性肝炎、小鹅瘟和鹌鹑新城疫共18种。其中以禽霍乱、鸡新城疫、鸭瘟最常见，发病普遍，死亡率又高，对养禽业带来巨大损失。
禽霍乱，俗称“鸡弹”、“鸡累”，发病快，死亡率高。建国前已有此病发生，建国后各地仍有散发，偶而局部地区流行。20世纪80年代养禽业大发展时期，发病数增多。1980年有51个公社320个大队发生此病，病禽9.7万羽，死亡5.2万羽，致死率54％。1981年发病数增至11.8万羽，死亡7.6万羽，死亡率64％。1983年以后，每年进行两次防疫接种，发病率、死亡率都有减少。1990年发病9.3万羽，死亡4.4万羽，致死率47％。
鸡新城疫，俗名“鸡瘟”，建国初期广为流行。1953年，桥下韩埠村养鸡460羽，发病全部死亡。1962年后，加强防疫注射，疫情一度减轻。“文化大革命”期间，防疫工作放松，发病数量回升。20世纪80年代，随着养禽业大发展，一些养鸡专业户、专业村，由于缺乏免疫知识，引起此病暴发。1988年8月，东岸乡李浦村专业户李某养鸡800羽，70日龄，未经免疫，发病后全部死亡。是年，有45个乡（镇）流行“鸡瘟“，病鸡4.1万羽，死亡3.4万羽，死亡率87.8％。
鸭瘟，俗称“大头瘟”。1984年，鸭瘟遍及21个乡31个村，发病8050羽，死亡6100羽，致死率76%01986年8月，中塘前一村胡某，从缙云县购入蛋鸭650羽，发病死亡540羽，并传染了另外两户，总计发病750羽，致死率84％。是年，发病地区13个乡（镇）36个村，发病鸭4100羽，死亡2650羽，致死率65％。1984年以后，采用鸭瘟疫苗预防，病情得到控制。
蜂病 有蜂螨病、孢子虫病、幼虫腐臭病、麻痹病、白垩病和囊状幼虫病等6种。
蜂螨病，俗称“蜂虱”。此病在中蜂中历来存在。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意大利蜂引进和推广，病害逐渐加重，发病相当普遍。70年代，已达到有蜂就有螨的严重程度。80年代后，随着杀螨剂推广和使用，逐渐得到控制。
白垩病，又叫“石灰质病”。主要侵害幼虫，使其死亡。20世纪60年代初已存在，虽无大流行，仍时断时续常有发生，十分顽固，难以消灭。
防疫
建国前，兽医兽药奇缺，农民又不懂科学知识，往往求神拜佛求消灾，牲畜一旦发病感染蔓延迅速，死亡率高，制约着畜牧业发展。
建国后，贯彻“以防为主，养防结合，防重于治”防疫方针，开展畜禽预防接种工作。20世纪50年代实施牛炭疽、气肿疽、猪瘟、猪丹毒预防接种。对牛炭疽和气肿疽疫区，采用高密度连续预防措施，消灭气肿疽，控制牛炭疽。60年代对猪瘟、猪丹毒、牛炭疽、鸡新城疫、禽出败预防接种后，疫情减轻或得到控制。70年代以后，预防疫病有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牛炭疽、兔瘟、兔魏氏梭菌病、禽出败、鸡新城疫、鸭瘟等。1982年后，未见牛炭疽复发，兔魏氏梭菌病、兔瘟、猪瘟和鸭瘟控制较好。1982～1990年底，畜禽预防接种坚持春秋两季防疫，对哺乳仔猪猪瘟与蛋用鸡新城疫免疫接种2～3次。
扑灭疫病坚持“早、快、严、少”原则，采取行政手段和技术、经济措施相结合。在疫区采取“封、检、处、消”综合防疫措施后，对控制和扑灭“五号病”、布氏杆菌阳性牛和鸭瘟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畜禽屠宰检疫工作，1985年以前由食品部门负责，1985年国务院颁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农贸市场中畜禽及其产品检疫工作由农业部门主管。1986～1989年，共检疫牛羊肉20余吨，猪肉3万余头，家禽约5万羽。1985～1987年，在瓯江大桥北岸、三江码头和上塘镇分别设置交通检疫点，共检疫家畜6万余头，家禽14万羽。1987年，瓯江大桥北岸检疫点撤销，其业务移交温州市交通检疫站，站址改设在瓯江南岸。
1990年，全县检疫活畜禽52269头（羽），畜禽产品592.3吨，畜皮7.31万张，处理肉类4.7吨。
兽医机构
建国前，县内无兽医防疫机构，畜禽疫病由民间兽医或阉割手治疗。
1952年，建立县畜牧兽医站。1955年后，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相继建立，并陆续配备专职畜牧兽医干部。1956年3月，乌牛乡兽医站成立。1963年，罗浮、永临、岩头、上塘、沙头、碧莲、四川、岩坦兽医站成立。至1990年底，拥有区级兽医站8所，乡（镇）兽医站14所，均属集体事业编制。1984年，建立县畜牧兽医联站，为区、乡兽医站经济联合体，亦属集体事业编制。1985年，建立县家畜家禽防疫检疫站，为县级兽医行政监督管理机构，属全民体制事业单位。
防疫检疫队伍经过40余年建设逐步壮大。1952年，选送4名乡村干部参加省农业厅畜牧专业培训班后，即成为永嘉首批兽医干部。1953年后，大中专院校畜牧兽医毕业生陆续分配到县。截至1990年末，农业部门共有畜牧兽医干部27名，其中大专学历13人，中专学历8人；具中级技术职称7人，初级技术职称15人。集体性质区乡兽医站职工65人，亦农亦医村级兽医防疫员185人。配备兽医卫生监督员7名，兽药监督员3名。
此外，县食品公司有兽医干部2名，区级食品经营站有专职兽医共11人，县饲料公司有畜牧技术人员1名。
第六章 渔业
东晋时期，永嘉先民已入海捕鱼。南北朝时，开始张网作业。唐僖宗时（874～888），茗岙乡乾口村已盛行稻田养鱼。明孝宗弘治《温州府志》载：“宋代，永嘉土贡石首鱼、水母线、虾米、鲻虫、蟛蜞、壳菜、龟脚。”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海氛不靖，渔业停顿。《永嘉要览》载，民国31年（1942）全县有渔民4100余人，大多分布于天河、四甲、七甲、下垟、沙村、宁田、石浦、灵昆、永安、前街、状元、蒲州、瞿江等乡。集散地点，大部在永强区，石浦乡，宁
田乡，大浦、小浦等地。渔产种类计有黄鱼、带鱼、白鱼、鲳鱼、蝦皮、墨鱼、鲜蝦等。鱼船759艘。民国37年（1948），浙江省建设厅在《战时渔业状况》中记述：“永嘉县沿海一带渔具简陋，旧网破帆，渔民生活艰难，渔业萧条，处于衰落时期。”1949年水产品仅100吨，其中淡水捕捞80吨，淡水养殖20吨。
建国后，政府大力扶持渔业生产。1950年在渔区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严惩渔霸20人，建立渔民协会。1952年春，开展渔业互助合作，县人民政府拨出大米3.8万公斤，扶持海洋捕捞。1954年黄田、七都等乡村相继建立渔业生产合作社，拥有专业渔户288户，从事瓯江和近海水产捕捞。1956年，全县实现渔业合作化。1957年，由于海洋捕捞业兴起，海水产品产量跃到1095吨。20世纪60年代初期，敲〓作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水产品产量徘徊不前。直至1985年，多种方式淡水养殖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并取得成效，水产品产量才开始明显回升。1990年水产品总量达到1708吨，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淡水产品产量占91％。
1984年普查，境内渔业可利用水面140149亩，其中内塘758亩，外荡2618亩，山塘2849亩，水库2326亩，坑塘500亩，溪流66730亩，瓯江64368亩。此外，全县可养鱼稻田106816亩。七都、黄田、三江、乌牛、罗溪、江北、清水埠等乡、镇渔民可出海捕捞。溪流水域主要分布在沙头以上山区、半山区；瓯江水域局限于罗浮、永临、沙头区及上塘、清水埠镇；塘库水域则遍布各地。
第一节 养殖
鱼苗繁育
田鲤 俗称“田鱼”，是经历代选育而成的地方性最早养殖的主要经济鱼类。具适应性强，稻田、塘库、江河、溪流均可养殖，体色五彩斑烂，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并具药用和观赏价值，是“稻鱼共生”理想品种。鱼苗繁育一直延用传统繁育水花（小苗）方法。1980年前，境内仅茗岙、昆阳、岭头、中塘4个乡，21户掌握育苗技术，计亲鱼450对，年育1000万尾。1984～1990年，普及到29个乡镇，91个村，269户，有亲鱼8456对，年均产鱼苗8945万尾，最高的1985年1.6亿尾，除县内自养外，远销青田、仙居、瓯海、瑞安、平阳、泰顺、文成、乐清、温岭、黄岩、定海、洞头、杭州、成都，年输出量10768万尾。育苗要点：选择双龄强健雌雄亲鱼以利优生；提供适宜亲鱼交配水体，流水催情产卵，产卵后适时起卵，掌握好适宜水温催苗；产前做好苗床，配好营养水质，防天敌，保成活率。1984年起，育苗技术提高，选大量水花自培夏花，并利用冬闲田和小坑塘培育冬片鱼种，使养殖田鱼时间外延3～4个月，提高了产量。1988年，进行田鲤提纯复壮试验，选点于溪口乡北山、茗岙乡马界山、瓯渠乡瓯渠，至1990年，鱼色变化明显，红、花田鱼种由原来10％左右增加到40％。
鲢、鳙、草、鳊、罗非鱼 1987年前从外地购入。1987年创办江北和一鱼种场，虽不能自行催情孵化，但能培育夏花和大规格鱼种。安丰越冬场已掌握罗非鱼孵化、饲料、越冬、成鱼与苗种分塘及防治病害技术。
成鱼饲养
稻田养鱼 永嘉是全国稻田养鱼发源地之一，素有“田鱼故乡”之称。唐僖宗时（874～888），今茗岙乡乾口村已盛行稻田养鱼，鱼货转输青田、仙居等县。尔后，山区、半山区稻田养鱼历代相续。建国前后，茗岙、昆阳、大岙、溪下、界坑、西岙、石染、潘坑、黄南、张溪、岭头、表山、五弃、下寮、陡门、中塘、徐岙、瓯渠18个乡，85个村，2万农户，常年养殖9000余亩，年产田鲤约50吨。1962年，稻田养鱼扩大到29个公社，145个生产大队，养鱼农户3万户，年产田鲤181吨。“文化大革命”期间，稻田养鱼面积和产量锐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稻田养鱼业复苏。1977年田鲤产量回升到104吨，1987年稻田养鱼8.3万亩，总产量732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跨入浙江省稻田养鱼重点县的行列。1990年，稻田养鱼遍布全县54个乡（镇）813个村，养殖户65000户，放养面积84189亩，虽受灾影响，鱼产量仍达591吨，其中年产田鲤10吨～30吨22个乡，30吨以上2个乡。
稻田养鱼是山区、半山区人民致富重要门路，是解决“吃鱼难”好办法。1985年，碧莲区稻田养鱼13580亩，产田鲤152吨，产值80万元，相当全年粮食总产值25.6％，养鱼户
平均增收77.2元。海拔400米以上茗岙乡，户均产鱼19公斤。塘上村166养鱼户，产鱼25公斤～50公斤80户，50公斤以上10户。连作稻地区桐州乡田垟村，共219户，其中养鱼户200户，稻田养鱼计300亩，田鲤总产6.03吨，与不养鱼对比，亩均增产稻谷25公斤，增加产值40.7％。
稻田养鱼一直沿用传统平板田小苗放养，管理粗放，产量低。1983年8月15日，温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永嘉县稻田养鱼技术列入科研项目，确定茗岙公社中村片101亩，西岙公社西茂山片51亩，瓯渠公社上方片51.3亩，中塘公社大平山片57.95亩为试验基地，进行稻田养鱼和稻作关系多层次综合利用研究，以解决稻鱼共生矛盾，获取粮鱼双丰收。其后3年中，稻田养鱼先后实行“九改”，即改水花（小苗）放养为夏花和冬片（自培越冬鱼种）放养，以减轻旱年田鲤受灾损失和提高成活率；改盲目密养为合理密度放养；改平板田为沟坑式养鱼，可提高鱼产和降低高温条件下成鱼死亡率；改单一田鲤为田鲤、草鱼、罗非鱼、鲢鱼、鳙鱼多品种混养；改不投饵粗放粗养为投饵精养；改稻鱼共生为稻萍鱼综合利用，达到稻增肥，鱼增饵，粮鱼双丰收，降低成本；改早放养或迟放养为适时放养和适时回收，提高鱼体增长率和成鱼回收率；改固态化肥撒施为渗水拨施，免鱼吞食颗粒化肥死亡；改农药任用为选用，宜用高效低毒农药，慎用对鱼有害农药，忌用使鱼致死农药。
塘库养鱼 山塘养鱼已有千余年历史。黄南乡道基村《林氏宗谱》记载：“后周世宗显德年间（954～959），林文嘉开辟洪蒙，造水塘辟陇亩，以水灌禾，以塘养鲤鲫。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道义崇隆公绍基裘，挥祖鞭，聚族人广开田园、水塘，以塘水润禾和养鱼，民始丰焉。”民国24年（1935），国民党官兵到道基村剿共，毁村中长尾巴塘，掠林德文、叶鸟妹所养塘鱼500余公斤，此后山塘养鱼曾一度中断。建国后，全县仅有少数地方利用山塘养鱼。1979年后，山塘养鱼面积逐年增加，1990年精养水面1785亩，年产量80吨。
1969年前，一些水管员率先在白水沶、半岭、麻山、下岙、小子溪、龙潭背、东占岙等水库以小苗与夏花试养465亩，收效甚微。1971～1988年，由水电局投资继续在上述水库并杨柳潭等水库计水面370亩，混养鲢、鳙、常鱼、鳊鱼，仍因粗放粗养，成效亦低。1989年起，水库养鱼改由农业局水产股与水电局共管，改革经营体制，实行承包责任制，谁放养谁投资，经济自负盈亏，效益显著提高。1990年，养殖水面增至2059亩，总产86吨。
坑塘养鱼 1982年，县农业局组织赴无锡市学习家庭坑塘流水养鱼，并举办培训班。之后，上塘、陡门、绍山、底岙、万寿、朱山等地率先坑塘养鱼。1984年荆源乡朱山村挖坑塘68个流水养鱼，1985年田垟村挖坑塘200个流水养鱼。至1990年，全县坑塘流水养鱼水面达705亩，年产鱼23吨。
内塘养鱼 1981年响山、高浦、乌牛、洋池、箬隆试养190亩，1983年推广江北翁治平精养经验，养殖扩大到268亩。1990年内塘养殖589亩，总产123吨。
外荡养鱼 1955年9月29日贯彻《浙江省水产局外荡养鱼指示》和《温州专署11月25日决定》，在潘桥、塘下、安下、娄桥、干屿、新桥、清政、西山（今均划归瓯海县）建立外荡养殖场，计2800亩。1960年1月，县财政局、银行为外荡养鱼提供资金。1974年，七都公社创办养鱼场300亩，1990年扩大到1220亩，年产量66吨。
江河增殖 瓯江。属永嘉管辖水域历来任其自然采捕。1972年7月10日，建立瓯江渔业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渔业队。当年省政府拨款20万元用于瓯江增殖。到1978年，各级政府共投资37万元，在全流累计投放鲢、草、鳊鱼种730万尾，蟹苗种200公斤，由瓯江渔民协会和渔业队负责养、捕、管。1973年之后，年均捕捞量125吨，其中增殖产品54吨。“文化大革命”期间，渔业管理委员会内部产生矛盾，加上国家停止拨款，1979年流养终止。
溪流。1982年4月，县农业局向瑞安町田引进中华鳌蟹苗19公斤，首次流养于楠溪江上游，1983～1988年增加流放蟹苗266.5公斤，幼蟹36.5公斤。1989年9月，温州市水产局将楠溪江渔业经济开发列为全市五大水产养殖项目之首，拨款5万元，由县农业局水产股负责实施。1989年11月至1990年，在岩坦溪流放挂标田鱼种3.1万尾，草鱼种0.4万尾，蟹苗285公斤。1990年9月，回收鉴定：投入蟹苗1公斤，回收成蟹20公斤；1989年11月放养的尾重25克田鱼回收时尾重达752克，增长29倍。1990年，流养水产品产量60余吨，占年捕捞量46％。
特种水产养殖 黄鳝。1981年，江北和一村最先试养30平方米，因失管低效而停产。1982年，鹤盛谷庄谷教东试养60平方米，投种200公斤，养殖7个月，回收480公斤，因管理粗放，鼠害严重而停产。
鳖。1985年，黄田夹里村农民李啊式率先试养，因工业废水污染死亡而止。1987年，港头乡港头村李一鸣挖稻田筑池0.5亩养鳖，后因多次被人偷盗，于1989年停止养殖。1990年，罗溪乡芦田村谢元龙筑池25平方米，投种500只，精养6个月，个体均重由25克长到150克，最大为400克，后因失管，被人偷盗而停产。同年，江北码道村黄志清投资2.5万元，建池220平方米，自设温室孵化，投种66只计82公斤，孵化养成700只，当年收回投资。
鳗鲡。1986年8月，上塘镇河底村施圣杯、徐贤华与香港高升公司李金奎、林直侠合资创办中外合资永港鳗鱼养殖有限公司。占地35亩，建鳗池37个。固定资产150万元，注册资本50万美元，投资比率为中方51％，港方49％，盈亏按投资比率分摊。后改由县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与港方合资经营，配干部5人，合同工30人。1987年投产，至1988年
共出口鳗鱼154吨，创汇106万美元。至1990年末，因亏损而停产。
牛蛙。1988年，从嘉兴市引种100对，在小若口、枫林、白岩（黄田乡）、戈田、绿嶂五地试养，均因技术落后、管理不善，收效甚微。1990年，山仓村王南京建蛙池0.5亩，引种24对，当年孵化幼蛙3万只，自养1万只，销售2万只，由于建池科学，配饵合理，管理得法，养殖6个月，个体增重300克，投资1万元，产销5.45万元，效益显著。是年，全县有养蛙场8个。
养殖基地 1955年9月，在梧埏、三溪（今均属瓯海县）建淡水鱼养殖基地2800亩。1974年在七都外荡建养殖场300亩，至1980年属公社统一经营，亩产50公斤。1981～1990年，由专业户联产承包，每年亩产均150公斤左右。
1984年，省水产局拨款6万元，在上塘镇横溪村建罗非鱼越冬场一处，面积5亩，因水温测定有误，建后报废。
1987年，创办江北和一村鱼种场，投资13.56万元，建成鱼种塘33亩。当年投产提供优质鱼种23万尾，1988年提供35万尾，1989～1990年每年提供100余万尾。
1987年，市、县决定投资480万元，在江北五星、河田之间围涂1747.5亩，建塘619亩，第一期建成184亩，当年投产，亩产150公斤。1989年，省水产局拨款10万元为基地安装增氧机、高压电路，并优化经营机制组合。1988～1990年，年均亩产增至300公斤，其中翁治平承包的72亩，亩产达416公斤。
作为“星火计划”组成部分，1986～1990年，县农经委先后批准建立江北安丰、黄南肖岭、四川应坑等17个小型水产养殖场，总规模3490亩。
第二节 捕捞
淡水捕捞
溪流捕捞 楠溪江（大楠溪、小楠溪两大支流）、西溪、菇溪、乌牛溪四大溪流为捕捞主要水域要水域。
古代，永嘉先民在溪涧抛石赶鱼，用石〓、石镞捕鱼。随着冶铁业发展，改用铁制渔具捕鱼。近代，捕鱼方法逐步演变，有用雷公藤、栲树叶、蓼等植物捣细拌灶泥或农药鱼藤精、速灭杀丁毒鱼；以硫磺拌铁渣或单一炸药制成炸药包炸鱼；在滩头或溪潭上下游筑渔溜捕鱼以及驯养鸬鹚、使用船网、竹筒捕鱼。其中用农药毒鱼，用炸药炸鱼，用鸬鹚捉鱼，因严重破坏水产资源，先后被列为禁渔之列，但禁而不止。
民国32年（1943），沙头渔田村叶计银在下浦潭一网捕获香鱼51公斤。1963年4月，上塘渔民施成波，在楠溪江下游观下地段捕获雌大鼋2只，分别重27公斤、32公斤，运往浙江博物馆展览。1985年，上塘浦东村渔民杜一祥在楠溪江又捕获雌大鼋1只，重21公斤，送往温州市博物馆展览。
1990年，从事溪流专业捕鱼者425人，兼捕者1000余人，捕捞量222吨，比1981年增加14.6倍。
瓯江捕捞 北宋初年，江北杨河头村80户有100余条小渔船入江捕鱼。旧时，入江捕渔者，均以手划橹摇小舢板，配以篾篓沉江捕鲚鱼。篾篓状如鸡笼，高80公分，围80公分，内有倒刺，系绳于上口，随船吊入江，随潮水翻动，一个渔者掌握100笼，一个潮候可捕鲚鱼10余公斤，因此项作业有碍交通，1975年废止。1977年以后，张网、流网两大作业兴起。1985年，七都、乌牛、三江、黄田、清水埠、罗溪、东岸、上塘、峙口、沙头、江北、梅岙、桥下、朱涂14个乡镇、82个村庄，有1000多户专业捕捞者使用舻艚（船）、丝溜（船）、虾船、百袋船共600余只，1990年捕获淡水产品623吨。
其他水域捕捞 未养殖的塘、库等自然捕捞水面，1974年8000亩，1990年减至4000亩，兼业渔者1500余人。年捕捞量约70吨。
海洋捕捞
永嘉渔民从东晋时开始入海捕鱼，已有1600年历史。建国后，政府扶持渔民出海捕捞。1952年，拨出大米38吨，作为渔业贷款。1958～1979年，县农业银行发放渔贷70余万元扶持黄田、七都、三江乡发展海洋捕捞业。1956年冬，黄田乡金龙清等人联办1艘机帆船、1艘大蓬船，率先投入近海水域敲〓作业。1962年，七都、黄田、三江分别建立海洋捕捞队，拥有机帆船14艘，从事敲〓作业。是年，海产品捕捞量从1955年的20吨跃为1498吨。由于敲〓作业破坏了水产资源，至1979年海产品产量下降到385吨。1980年对捕捞队进行治理整顿，禁止敲〓作业，实行“大包干”，“对船保值承包”，成鱼捕捞量回升。1983～1988年春，渔区家庭工副业兴起，渔民认为“下海打鱼十年，不如家庭工副业一年”，上述三个捕捞队中的39名技术能手弃渔务工，加上银行收回1955～1978年的全额渔业贷款，这些捕捞队先后卖船偿债，海洋捕捞衰落，1988年生产量为零，1990年仅150吨。
第三节 渔政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朝廷在江北杨河头设渔业公所，专管瓯江捕鱼。清仁宗嘉
庆十一年（1806）四月，永嘉县发布《渔业禁令》，立石碑于江北杨河头杨氏宗祠内。《渔业禁令》保护永嘉渔民用小船、丝网在瓯江捕鱼，禁篾篓沉江霸占网业。禁令实行后，处理闽人香聪，惩办悖案藐法越界捕捞的黄玉友等人，划定七都至江心寺后为丝网、小船采捕区。民国27年（11938），永嘉县县长庄强华发布《内河养鱼管理》行政训令。31年（1942），由浙江省第三区渔业管理处管理渔业。
瓯江下游七都岛、灵昆岛及两岸渔霸，在南北港近海水面立木桩圈地设门布网，霸占捕鱼水域历史久远。这些木桩跨越水面31米，每门长15米，高潮露出水面2米～4米，造成3次重大事故，死亡34人，致使海军107号铁驳险遭沉没。1955年4月28日，县府指令102户渔民拔除横洋渔船木桩287门，从而结束延续300余年“横洋星，水老虎”封建把持局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毒鱼、炸鱼、电鱼禁而不止，并愈演愈烈。来自境内和瑞安、瓯海、乐清等县非法捕鱼者多达1000余人。为保护水产资源，1983年县农业局配备渔政员1名，1984年建立永嘉县渔政渔港监督站。同年5月8日，以永政（84)83号《通知》禁止毒、电、炸；保护有价值的水生动物亲体、幼体、卵子；规定采捕标准，捕大留小，实行作业许可证制度。1989年设立永嘉县渔政站及永临分站，1990年又建立永嘉县渔政大楠溪、小楠溪分站。期间，以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形式，进行全县性渔业法规宣传25次，有线广播累计90小时，印发禁令通告2800份，制订乡规民约20个，培训管理员200人次，处理毒、电、炸鱼与哄抢鱼塘及偷鱼案94件472人次，处理违章捕鱼55件23人次，罚款1450元，调解水域纠纷3件，审查发放捕捞许可证1129本。1990年，收取资源增殖费68127元，其中返回流养5万元。
1989年，建立永嘉县渔港渔船监督管理站。到1990年，帮助建成七都、清水埠（含黄田）两个港区码头，年吞吐水产品700吨；对瓯江525只小型渔船发证监督捕捞；帮助渔民配备救生衣270套；开展渔监检查船舶340艘次，被查368人次，查处违章船舶15艘次，罚款855元；收取渔船管理费2567元，除25％上交省、市渔监站，其余作为渔监费用和设备更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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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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