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历史
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始于南宋。温州是瓯江流域和浙江南部经济、文化中心，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枢纽。早在唐朝和北宋，就与日本、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国通商往来。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或稍早，温州建立市舶务，专管对外贸易，并设“待远驿”、“来远驿”等，接待国内外客商。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后，温州同南洋等地贸易往来频繁。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永嘉人王德用与其兄王德明变卖家产田地，赴交趾（今越南）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亲与宴会，后以王德用聪敏而富有才艺，备厚礼挽留他，派其兄王德明回国，此为县人移居海外的先驱。
继王德用之后，县人薛氏赴真腊（今柬埔寨）谋生。县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异事”条云：“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查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返国。据此推知，薛氏早在南宋理宗景定2～3年（1261～1262）就已定居真腊。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县人陈宜中（南宋末代宰相）抗元失败后经占城（今越南南部）退居暹罗（今泰国）。
明代至清代前期，温州沿海长期遭倭寇侵扰，海疆不靖。清初，朝廷为防郑成功北上抗清，实行“海禁”、“迁界”等政策，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受到阻碍。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德宗光绪二年（1876）温州辟为商埠后，县人移居海外逐渐增多。19世纪晚期，县人田合通赴德国经商并加入德国籍，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田合通之父，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定居德国。
20世纪初，江北乡吴庆余到印度尼西亚棉兰创办木器公司，随后，乡人吴振鹏、阿唐等先后前往棉兰做木工。民国元年（1912），江北乡堡一村谷培生，堡二村张德清、谷锡龙等人赴新加坡（星洲）做木工。2年（1913），罗浮龙桥村何成迪、何旺福，浦东村潘定汉，码道村吴陈生，塘头村老王等也飘洋过海到新加坡从事木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江北乡人民陆续赴南洋谋生。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北乡学过木工或在上海学过木工手艺的青壮年，纷纷奔赴南洋各地谋生。永嘉县人出洋谋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为生活困难所迫，其次是为避抓壮丁或政治避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年代初，西岸乡、北林垟乡、五凤垟乡及泽雅镇（今属瓯海县）农民与手工业者，为摆脱生活贫困，东渡日本各地做工和贩卖温州纸伞、青田石雕。民国9～12年（1920～1923）春，青田、瑞安、永嘉3县山区交界地赴日本谋生人数高达5000余人，其中永嘉县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西岸乡垟坑村（今属瓯海县）全村有150户5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民国12年（1923)8月，赴日本谋生的有106人；北林垟乡庙后村（今属瓯海县）300户，赴日本谋生150余人，有的一家兄弟几人都去了日本。泽雅镇上村林庆福三兄弟都赴日本谋生；林景崇4兄弟有3人去日本行商小贩。当时这股赴日本热潮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山区农民生活贫困是导致出国的主因；其二，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力；其三，温州距离日本海程较近，旅费节省，从上海至日本神户，每人仅需15元4角（银元），三菱船费只需13元5角；其四，日语易学。民国12年（1923)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永嘉县280余名旅日华工被日人杀死杀伤后，这股旅日热潮才被压抑下来。
民国13年（1924），桥头镇杨忠杰、曾定宣等人赴法国从事行商小贩。
七都乡人移居海外始于民国23年（1934）。岛上居民熟习撑船、航海，一部分人早在外国轮船上当水手或厨师，另一部分人在上海洋行里当佣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国人离开上海返国，抗战胜利后又重返上海，解放战争中再次离沪回国或转到香港经商，七都人大都与其外国雇主同进退。乡人称他们为“吃洋行饭”的人。至1949年止，全乡出国出境41人。
建国后，永嘉县人出国出境人数逐渐增多。他们中有的到香港经商或当劳工，有的经香港移居海外。1950～1962年，累计出国212名，批准携带儿童26名，批准去港澳地区578名。据1962年统计，永嘉籍华侨、华人定居在国外1715名，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尼、法国、意大利、巴西、菲律宾、美国等国，从事木工、海员、厨师、服装加工、开设餐馆业及其他行业。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停止办理出国、出境手续。1972年，根据国务院（1971)48号文件规定，恢复办理出国、出境业务。1974年，批准出国、出境36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县人移居海外渐多。1981～1990年，永嘉县公安局批准核发护照5800人，其中到外国定居、探亲4505人；到港澳定居、探亲1295人。
第二节 分布
永嘉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据1990年末统计，有华侨、华人11654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30个国家。其中：亚洲6个国家，合计3295人，占28.27%；美洲3个国家,3162人，占27.13%；欧洲17个国家，5151人，占44.21%；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个国家，20人，占0.17%；非洲2个国家，26人，占0.22%。
第三节 职业
县人移居海外，大多数以地缘同乡关系聚居在一国或一地谋生、创业。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因年湮世远，其职业状况失考。现可考的有江北乡人吴庆余，是赴南洋做木工最早的一个。20世纪初，他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关帝庙街开设振丰木器公司，雇用工人30余人，江北乡人吴振鹏、阿斌、阿唐等都在这家公司做木工。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吴庆余把振丰木器公司卖给阿唐。20年代初至30年代，江北乡赴新加坡、马来亚从事木器业的人中，有80％左右是在上海学木工手艺后转赴新加坡、马来亚，如陈时权、金学松、金臣芳等。1963年，县人加入新加坡温州会馆580人，其中开设木器公司或木器店428人，占73.79％；从事商业88人，占15.17％；其他职业如理发、车木、漆匠等64人，占11.04％。
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七都镇华侨大部分经所谓“吃洋行饭”途径而出国，主要分布在美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其中以赴美国谋生居多。后出国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浙江省有名的侨乡。七都镇华侨以做工为主，收入微薄，有经济实力者不多。据七都镇府提供的《华侨登记表》，对1880名华侨职业统计：杂工616人，占32.76％；皮革加工208人，占11.06％；服装加工493人，占26.22％；餐馆业311人，占16.54％；其他职业如经商、厨师、装潢等252人，占13.42％。
70～80年代，永嘉籍第一代华侨相继退休，继承祖辈之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其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县人流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江北乡（今瓯北镇）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欧洲、美洲等地谋生、创业。据1993年瓯北镇576名华侨职业调查统计：侨居新加坡华侨288人，其中从事木器业仅30人，占10.42％；木工78人，占27.08％；餐馆业20人，占6.94％；杂工96人，占33.34％；经商24人，占8.33％；其他职业40人，占13.89％。移居荷兰188人，其中开设餐馆124人，占65.96％；厨师19人，占10.11％；杂工23人，占12.23％；经商13人，占6.91％；其他职业9人，占4.79％。移居法国36人，其中从事皮革业14人，占38.89％；餐馆业4人，占11.11％；杂工7人，占19.44％；服装业6人，占16.67％；其他职业5人，占13.89％。移居奥地利19人，其中开设餐馆8人，占42.11％；其他职业11人，占57.89％。移居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华侨45人，人数较少，职业不固定，华侨华人经济发展较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永嘉华侨的境况也大为改善，特别是进入商界的部分华侨，由于勤奋创业，苦心经营，80年代以来，在事业发展上大多比较顺利。谢锦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美国纽约创办联华国际贸易公司；黄宝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法国巴黎3区创办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人合资在巴黎93区蒙特儿创办天一酒楼，还在杭州建造金座大酒店；陈光渝（白泉乡后村人），任美国旧金山市电子公司经理；林秀明（瓯北镇塘头村人），任新加坡通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通业贸易公司东主、远东区总经理；金学松（瓯北镇张堡村人），在新加坡芽笼创办上海顺发木器店，后又在马来西亚设立分工厂；余兴国（七都镇板桥村人），创办香港拆船公司，后又创办联兴海事工程有限公司；夏长松、夏长来兄弟（七都镇樟里村人），分别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办松庄饭店、松青阁酒楼、马可波罗饭店，现都转为开发房地产。此外旅美华侨黄久光、胡维雄（七都镇上沙人），旅法华侨叶洪兴（桥头镇谷联村人）等人通过各自的努力，也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代老华侨在国外谋生、创业，饱尝缺乏文化知识的苦楚，所以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华侨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至1990年12月止，有13位永嘉华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徐小华（碧莲镇下村人），任美国加州市理学院教授；洪天青（桥头镇壬田人），任加蓬石油开发公司工程师；郑祥达（峙口乡河岙人），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经济教授，其子女、媳妇8人均大学毕业，从事电脑、医药、法律、教育、电影工作；徐遐生（枫林镇枫一村人），获哈佛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天文系主任，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天文学会会长；朱昊（荆源乡朱山村人）为医学博士，美国著名心脏病专家。获博士学位的还有周振国、周振亚等。
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始于南宋。温州是瓯江流域和浙江南部经济、文化中心，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枢纽。早在唐朝和北宋，就与日本、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国通商往来。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或稍早，温州建立市舶务，专管对外贸易，并设“待远驿”、“来远驿”等，接待国内外客商。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后，温州同南洋等地贸易往来频繁。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永嘉人王德用与其兄王德明变卖家产田地，赴交趾（今越南）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亲与宴会，后以王德用聪敏而富有才艺，备厚礼挽留他，派其兄王德明回国，此为县人移居海外的先驱。
继王德用之后，县人薛氏赴真腊（今柬埔寨）谋生。县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异事”条云：“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查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返国。据此推知，薛氏早在南宋理宗景定2～3年（1261～1262）就已定居真腊。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县人陈宜中（南宋末代宰相）抗元失败后经占城（今越南南部）退居暹罗（今泰国）。
明代至清代前期，温州沿海长期遭倭寇侵扰，海疆不靖。清初，朝廷为防郑成功北上抗清，实行“海禁”、“迁界”等政策，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受到阻碍。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德宗光绪二年（1876）温州辟为商埠后，县人移居海外逐渐增多。19世纪晚期，县人田合通赴德国经商并加入德国籍，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田合通之父，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定居德国。
20世纪初，江北乡吴庆余到印度尼西亚棉兰创办木器公司，随后，乡人吴振鹏、阿唐等先后前往棉兰做木工。民国元年（1912），江北乡堡一村谷培生，堡二村张德清、谷锡龙等人赴新加坡（星洲）做木工。2年（1913），罗浮龙桥村何成迪、何旺福，浦东村潘定汉，码道村吴陈生，塘头村老王等也飘洋过海到新加坡从事木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江北乡人民陆续赴南洋谋生。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北乡学过木工或在上海学过木工手艺的青壮年，纷纷奔赴南洋各地谋生。永嘉县人出洋谋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为生活困难所迫，其次是为避抓壮丁或政治避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年代初，西岸乡、北林垟乡、五凤垟乡及泽雅镇（今属瓯海县）农民与手工业者，为摆脱生活贫困，东渡日本各地做工和贩卖温州纸伞、青田石雕。民国9～12年（1920～1923）春，青田、瑞安、永嘉3县山区交界地赴日本谋生人数高达5000余人，其中永嘉县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西岸乡垟坑村（今属瓯海县）全村有150户5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民国12年（1923)8月，赴日本谋生的有106人；北林垟乡庙后村（今属瓯海县）300户，赴日本谋生150余人，有的一家兄弟几人都去了日本。泽雅镇上村林庆福三兄弟都赴日本谋生；林景崇4兄弟有3人去日本行商小贩。当时这股赴日本热潮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山区农民生活贫困是导致出国的主因；其二，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力；其三，温州距离日本海程较近，旅费节省，从上海至日本神户，每人仅需15元4角（银元），三菱船费只需13元5角；其四，日语易学。民国12年（1923)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永嘉县280余名旅日华工被日人杀死杀伤后，这股旅日热潮才被压抑下来。
民国13年（1924），桥头镇杨忠杰、曾定宣等人赴法国从事行商小贩。
七都乡人移居海外始于民国23年（1934）。岛上居民熟习撑船、航海，一部分人早在外国轮船上当水手或厨师，另一部分人在上海洋行里当佣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国人离开上海返国，抗战胜利后又重返上海，解放战争中再次离沪回国或转到香港经商，七都人大都与其外国雇主同进退。乡人称他们为“吃洋行饭”的人。至1949年止，全乡出国出境41人。
建国后，永嘉县人出国出境人数逐渐增多。他们中有的到香港经商或当劳工，有的经香港移居海外。1950～1962年，累计出国212名，批准携带儿童26名，批准去港澳地区578名。据1962年统计，永嘉籍华侨、华人定居在国外1715名，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尼、法国、意大利、巴西、菲律宾、美国等国，从事木工、海员、厨师、服装加工、开设餐馆业及其他行业。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停止办理出国、出境手续。1972年，根据国务院（1971)48号文件规定，恢复办理出国、出境业务。1974年，批准出国、出境36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县人移居海外渐多。1981～1990年，永嘉县公安局批准核发护照5800人，其中到外国定居、探亲4505人；到港澳定居、探亲1295人。
第二节 分布
永嘉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据1990年末统计，有华侨、华人11654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30个国家。其中：亚洲6个国家，合计3295人，占28.27%；美洲3个国家,3162人，占27.13%；欧洲17个国家，5151人，占44.21%；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个国家，20人，占0.17%；非洲2个国家，26人，占0.22%。
第三节 职业
县人移居海外，大多数以地缘同乡关系聚居在一国或一地谋生、创业。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因年湮世远，其职业状况失考。现可考的有江北乡人吴庆余，是赴南洋做木工最早的一个。20世纪初，他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关帝庙街开设振丰木器公司，雇用工人30余人，江北乡人吴振鹏、阿斌、阿唐等都在这家公司做木工。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吴庆余把振丰木器公司卖给阿唐。20年代初至30年代，江北乡赴新加坡、马来亚从事木器业的人中，有80％左右是在上海学木工手艺后转赴新加坡、马来亚，如陈时权、金学松、金臣芳等。1963年，县人加入新加坡温州会馆580人，其中开设木器公司或木器店428人，占73.79％；从事商业88人，占15.17％；其他职业如理发、车木、漆匠等64人，占11.04％。
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七都镇华侨大部分经所谓“吃洋行饭”途径而出国，主要分布在美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其中以赴美国谋生居多。后出国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浙江省有名的侨乡。七都镇华侨以做工为主，收入微薄，有经济实力者不多。据七都镇府提供的《华侨登记表》，对1880名华侨职业统计：杂工616人，占32.76％；皮革加工208人，占11.06％；服装加工493人，占26.22％；餐馆业311人，占16.54％；其他职业如经商、厨师、装潢等252人，占13.42％。
70～80年代，永嘉籍第一代华侨相继退休，继承祖辈之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其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县人流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江北乡（今瓯北镇）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欧洲、美洲等地谋生、创业。据1993年瓯北镇576名华侨职业调查统计：侨居新加坡华侨288人，其中从事木器业仅30人，占10.42％；木工78人，占27.08％；餐馆业20人，占6.94％；杂工96人，占33.34％；经商24人，占8.33％；其他职业40人，占13.89％。移居荷兰188人，其中开设餐馆124人，占65.96％；厨师19人，占10.11％；杂工23人，占12.23％；经商13人，占6.91％；其他职业9人，占4.79％。移居法国36人，其中从事皮革业14人，占38.89％；餐馆业4人，占11.11％；杂工7人，占19.44％；服装业6人，占16.67％；其他职业5人，占13.89％。移居奥地利19人，其中开设餐馆8人，占42.11％；其他职业11人，占57.89％。移居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华侨45人，人数较少，职业不固定，华侨华人经济发展较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永嘉华侨的境况也大为改善，特别是进入商界的部分华侨，由于勤奋创业，苦心经营，80年代以来，在事业发展上大多比较顺利。谢锦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美国纽约创办联华国际贸易公司；黄宝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法国巴黎3区创办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人合资在巴黎93区蒙特儿创办天一酒楼，还在杭州建造金座大酒店；陈光渝（白泉乡后村人），任美国旧金山市电子公司经理；林秀明（瓯北镇塘头村人），任新加坡通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通业贸易公司东主、远东区总经理；金学松（瓯北镇张堡村人），在新加坡芽笼创办上海顺发木器店，后又在马来西亚设立分工厂；余兴国（七都镇板桥村人），创办香港拆船公司，后又创办联兴海事工程有限公司；夏长松、夏长来兄弟（七都镇樟里村人），分别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办松庄饭店、松青阁酒楼、马可波罗饭店，现都转为开发房地产。此外旅美华侨黄久光、胡维雄（七都镇上沙人），旅法华侨叶洪兴（桥头镇谷联村人）等人通过各自的努力，也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代老华侨在国外谋生、创业，饱尝缺乏文化知识的苦楚，所以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华侨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至1990年12月止，有13位永嘉华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徐小华（碧莲镇下村人），任美国加州市理学院教授；洪天青（桥头镇壬田人），任加蓬石油开发公司工程师；郑祥达（峙口乡河岙人），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经济教授，其子女、媳妇8人均大学毕业，从事电脑、医药、法律、教育、电影工作；徐遐生（枫林镇枫一村人），获哈佛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天文系主任，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天文学会会长；朱昊（荆源乡朱山村人）为医学博士，美国著名心脏病专家。获博士学位的还有周振国、周振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