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永嘉县图书馆 内容
永嘉县人移居海外迄今已有750余年历史。早期主要是移居东南亚各国，人数稀少。至近代温州辟为通商口岸后，移居海外范围逐渐扩大，或赴欧洲谋生，或东渡日本做工行商，或去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做木工。
县人移居海外，与永嘉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有关。永嘉县治原设于瓯江下游南岸今温州市鹿城区。而温州港处在我国海岸线中段，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均分布在它的近海扇面之内，南北辐射俱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至20世纪初期，以地缘同乡为纽带，移居海外人数日趋增多。泽雅、西岸、北林垟、五凤垟、藤桥等乡镇（今属瓯海县）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到日本做工和贩买温州纸伞、青田石雕等；江北乡（今瓯北镇）农民、手工业者陆续赴新加坡做木工；七都乡船民到洋行、外国驻中国领事馆、外轮上当佣人、水手，俗称“吃洋行饭”，他们中许多人结识“洋人”，先去香港，后移居美、法、英、荷兰等国；桥头、乌牛等乡镇也有不少人出国谋生。永嘉籍华侨以勤劳节俭著称，他们从做杂役、木工、船工、小商小贩发展为经营餐馆、皮革、服装、百货等业，部分华侨进入科技文化界，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华侨与祖国休戚相关。民国时期，侨胞是海外孤儿，受尽歧视、欺凌。建国后，海外侨胞社会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党和政府关心侨胞和归侨、侨眷，重视侨务工作，执行侨务政策，维护侨胞、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永嘉籍侨胞身居异国他乡，心系祖国故土，为祖国革命和家乡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章 旅居海外
第一节 历史
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始于南宋。温州是瓯江流域和浙江南部经济、文化中心，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枢纽。早在唐朝和北宋，就与日本、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国通商往来。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或稍早，温州建立市舶务，专管对外贸易，并设“待远驿”、“来远驿”等，接待国内外客商。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后，温州同南洋等地贸易往来频繁。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永嘉人王德用与其兄王德明变卖家产田地，赴交趾（今越南）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亲与宴会，后以王德用聪敏而富有才艺，备厚礼挽留他，派其兄王德明回国，此为县人移居海外的先驱。
继王德用之后，县人薛氏赴真腊（今柬埔寨）谋生。县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异事”条云：“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查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返国。据此推知，薛氏早在南宋理宗景定2～3年（1261～1262）就已定居真腊。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县人陈宜中（南宋末代宰相）抗元失败后经占城（今越南南部）退居暹罗（今泰国）。
明代至清代前期，温州沿海长期遭倭寇侵扰，海疆不靖。清初，朝廷为防郑成功北上抗清，实行“海禁”、“迁界”等政策，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受到阻碍。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德宗光绪二年（1876）温州辟为商埠后，县人移居海外逐渐增多。19世纪晚期，县人田合通赴德国经商并加入德国籍，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田合通之父，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定居德国。
20世纪初，江北乡吴庆余到印度尼西亚棉兰创办木器公司，随后，乡人吴振鹏、阿唐等先后前往棉兰做木工。民国元年（1912），江北乡堡一村谷培生，堡二村张德清、谷锡龙等人赴新加坡（星洲）做木工。2年（1913），罗浮龙桥村何成迪、何旺福，浦东村潘定汉，码道村吴陈生，塘头村老王等也飘洋过海到新加坡从事木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江北乡人民陆续赴南洋谋生。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北乡学过木工或在上海学过木工手艺的青壮年，纷纷奔赴南洋各地谋生。永嘉县人出洋谋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为生活困难所迫，其次是为避抓壮丁或政治避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年代初，西岸乡、北林垟乡、五凤垟乡及泽雅镇（今属瓯海县）农民与手工业者，为摆脱生活贫困，东渡日本各地做工和贩卖温州纸伞、青田石雕。民国9～12年（1920～1923）春，青田、瑞安、永嘉3县山区交界地赴日本谋生人数高达5000余人，其中永嘉县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西岸乡垟坑村（今属瓯海县）全村有150户5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民国12年（1923)8月，赴日本谋生的有106人；北林垟乡庙后村（今属瓯海县）300户，赴日本谋生150余人，有的一家兄弟几人都去了日本。泽雅镇上村林庆福三兄弟都赴日本谋生；林景崇4兄弟有3人去日本行商小贩。当时这股赴日本热潮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山区农民生活贫困是导致出国的主因；其二，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力；其三，温州距离日本海程较近，旅费节省，从上海至日本神户，每人仅需15元4角（银元），三菱船费只需13元5角；其四，日语易学。民国12年（1923)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永嘉县280余名旅日华工被日人杀死杀伤后，这股旅日热潮才被压抑下来。
民国13年（1924），桥头镇杨忠杰、曾定宣等人赴法国从事行商小贩。
七都乡人移居海外始于民国23年（1934）。岛上居民熟习撑船、航海，一部分人早在外国轮船上当水手或厨师，另一部分人在上海洋行里当佣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国人离开上海返国，抗战胜利后又重返上海，解放战争中再次离沪回国或转到香港经商，七都人大都与其外国雇主同进退。乡人称他们为“吃洋行饭”的人。至1949年止，全乡出国出境41人。
建国后，永嘉县人出国出境人数逐渐增多。他们中有的到香港经商或当劳工，有的经香港移居海外。1950～1962年，累计出国212名，批准携带儿童26名，批准去港澳地区578名。据1962年统计，永嘉籍华侨、华人定居在国外1715名，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尼、法国、意大利、巴西、菲律宾、美国等国，从事木工、海员、厨师、服装加工、开设餐馆业及其他行业。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停止办理出国、出境手续。1972年，根据国务院（1971)48号文件规定，恢复办理出国、出境业务。1974年，批准出国、出境36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县人移居海外渐多。1981～1990年，永嘉县公安局批准核发护照5800人，其中到外国定居、探亲4505人；到港澳定居、探亲1295人。
第二节 分布
永嘉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据1990年末统计，有华侨、华人11654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30个国家。其中：亚洲6个国家，合计3295人，占28.27%；美洲3个国家,3162人，占27.13%；欧洲17个国家，5151人，占44.21%；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个国家，20人，占0.17%；非洲2个国家，26人，占0.22%。
第三节 职业
县人移居海外，大多数以地缘同乡关系聚居在一国或一地谋生、创业。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因年湮世远，其职业状况失考。现可考的有江北乡人吴庆余，是赴南洋做木工最早的一个。20世纪初，他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关帝庙街开设振丰木器公司，雇用工人30余人，江北乡人吴振鹏、阿斌、阿唐等都在这家公司做木工。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吴庆余把振丰木器公司卖给阿唐。20年代初至30年代，江北乡赴新加坡、马来亚从事木器业的人中，有80％左右是在上海学木工手艺后转赴新加坡、马来亚，如陈时权、金学松、金臣芳等。1963年，县人加入新加坡温州会馆580人，其中开设木器公司或木器店428人，占73.79％；从事商业88人，占15.17％；其他职业如理发、车木、漆匠等64人，占11.04％。
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七都镇华侨大部分经所谓“吃洋行饭”途径而出国，主要分布在美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其中以赴美国谋生居多。后出国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浙江省有名的侨乡。七都镇华侨以做工为主，收入微薄，有经济实力者不多。据七都镇府提供的《华侨登记表》，对1880名华侨职业统计：杂工616人，占32.76％；皮革加工208人，占11.06％；服装加工493人，占26.22％；餐馆业311人，占16.54％；其他职业如经商、厨师、装潢等252人，占13.42％。
70～80年代，永嘉籍第一代华侨相继退休，继承祖辈之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其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县人流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江北乡（今瓯北镇）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欧洲、美洲等地谋生、创业。据1993年瓯北镇576名华侨职业调查统计：侨居新加坡华侨288人，其中从事木器业仅30人，占10.42％；木工78人，占27.08％；餐馆业20人，占6.94％；杂工96人，占33.34％；经商24人，占8.33％；其他职业40人，占13.89％。移居荷兰188人，其中开设餐馆124人，占65.96％；厨师19人，占10.11％；杂工23人，占12.23％；经商13人，占6.91％；其他职业9人，占4.79％。移居法国36人，其中从事皮革业14人，占38.89％；餐馆业4人，占11.11％；杂工7人，占19.44％；服装业6人，占16.67％；其他职业5人，占13.89％。移居奥地利19人，其中开设餐馆8人，占42.11％；其他职业11人，占57.89％。移居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华侨45人，人数较少，职业不固定，华侨华人经济发展较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永嘉华侨的境况也大为改善，特别是进入商界的部分华侨，由于勤奋创业，苦心经营，80年代以来，在事业发展上大多比较顺利。谢锦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美国纽约创办联华国际贸易公司；黄宝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法国巴黎3区创办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人合资在巴黎93区蒙特儿创办天一酒楼，还在杭州建造金座大酒店；陈光渝（白泉乡后村人），任美国旧金山市电子公司经理；林秀明（瓯北镇塘头村人），任新加坡通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通业贸易公司东主、远东区总经理；金学松（瓯北镇张堡村人），在新加坡芽笼创办上海顺发木器店，后又在马来西亚设立分工厂；余兴国（七都镇板桥村人），创办香港拆船公司，后又创办联兴海事工程有限公司；夏长松、夏长来兄弟（七都镇樟里村人），分别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办松庄饭店、松青阁酒楼、马可波罗饭店，现都转为开发房地产。此外旅美华侨黄久光、胡维雄（七都镇上沙人），旅法华侨叶洪兴（桥头镇谷联村人）等人通过各自的努力，也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代老华侨在国外谋生、创业，饱尝缺乏文化知识的苦楚，所以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华侨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至1990年12月止，有13位永嘉华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徐小华（碧莲镇下村人），任美国加州市理学院教授；洪天青（桥头镇壬田人），任加蓬石油开发公司工程师；郑祥达（峙口乡河岙人），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经济教授，其子女、媳妇8人均大学毕业，从事电脑、医药、法律、教育、电影工作；徐遐生（枫林镇枫一村人），获哈佛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天文系主任，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天文学会会长；朱昊（荆源乡朱山村人）为医学博士，美国著名心脏病专家。获博士学位的还有周振国、周振亚等。
第二章 东瀛沉冤
第一节 华工遇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和20世纪20年代初，永嘉县泽雅、西岸、北林垟、五凤垟、藤桥、双潮乡（镇）山农和手工业者约1000余人到日本做工及行商小贩。足迹遍布日本各大中城市，尤以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为多。旅日华工，一部分人从事挑煤、挖土、制砖等重体力劳动；另一部分人贩卖温州纸伞和青田石雕。他们在政治上受日人歧视、排斥、打击，在经济上受日本资本家、工头残酷剥削和严重压迫，生活上牛马不如。北洋政府和驻日总领事馆对此却从不过问，致使华工华商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听凭日人摆布。
正当旅日华工华商处境十分困难之际，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民国12年（1923)9月1日至8日，连续震动1000余次，其中大震三、四次，烈度7.9～8.2级，受灾地域东起千叶，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到静冈止，共1府6县，广约2万平方公里。在这次大震灾中，永嘉旅日华工华商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苦不堪言。更严重的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青年团员、在乡军人、警官、军队等（以下简称“日人”），借维持社会秩序为名，手持凶器，在东京大岛町、三河岛等地，大肆屠杀华工华商，抢劫财物。永嘉、瑞安、青田3县的华侨被日人杀害的达700人，其中永嘉华侨280余人，其状惨不忍睹。
旅日华工被日人惨杀之后，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求日本赔偿，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使这个特大惨案尘封70余年。1990年7月起，《温州市志》主编章志诚、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黄胜仁等陪同日本仁木富美子女士多次对原永嘉二十三都、二十五都（今属瓯海县）当年旅日归侨及部分蒙难家属进行调查访问。据幸存者及蒙难家属反映，被杀280余人，都是青壮年。泽雅镇下桥村86岁的林金桃说：“我表兄弟周潘顺、周潘弟，他们是二十三都桂川村人，在地震期间都被惨杀；泽雅镇上村林庆福、林庆洪、林庆三三兄弟也被杀害。”泽雅镇旅日死难者家属林景崇说：“我今年（1990年）86岁，共四个兄弟，长兄林岩昌、次兄林岩贤、三兄林岩高和我同座屋的堂兄林洪及侄子林日珍五人在大岛町八丁目被日人枪杀。”据林金桃、林景崇等人说，永嘉籍华工被杀噩耗传到泽雅时，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哭声连天，震撼山村。这些被杀青壮年，不少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女，他们被杀害后，父母无人赡养，妻子成了寡妇或转嫁他人，可怜至极。
第二节 控诉与交涉
控诉
民国12年（1923)9月1日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后，旅日华工人心惶惶，不知所向。是年9月2日，永嘉县二十三都（今属瓯海县五凤垟乡）坑源村人黄子莲与同乡共174人居住于大岛町八丁目林合吉客栈。9月3日中午，突然有数百日人拥入林合吉客栈，持铁棒、木棍、铁斧、刀等凶械，对黄子莲说，凡有钱的中国人，均可回中国去，请速随他们去。华工均信以为真，随其离栈。到栈外荒场，日人突然勒令华工伏地，随后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残酷杀戮。黄子莲头部被日人砍数刀，右耳中部被砍断，顿时昏倒在地，同乡的死尸压在黄子莲身上。日人杀死其余的173名同乡华工，摸去死尸身上的银钱而去。是日晚，黄子莲负剧痛，从死尸堆里爬出，藏身荒场外荷花田里，无饮无食一昼夜，至九日逃至七丁目一间空屋里，又遭暴徒捆打一顿，幸巧遇七丁目街警，并由街警绑送小松川警署，后转解千叶县难民集中营。10月5日，与灾民乘船遣送回国，10月8日抵达上海。
交涉
死里逃生的黄子莲向旅日难民调查委员会泣诉日人暴行，民国12年（1923)10月15日、16日《民国日报》予以发表后，震动上海，在浙江乃至全国各地激起轩然大波。从10月21日开始，以上海为中心，南北相呼应，全国各地掀起抗议日人惨杀我国旅日华工怒潮。是日，上海市民致电北京外交部：“……日人惨杀华工，数达百计，而于生者又加拘囚，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资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仅布区区，急盼交涉。”10月23日，国民对日外交协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要求：“（甲）严缉凶犯；（乙）惩罚保护不力之官吏；（丙）请求对于被害者之家属以损害赔偿；（丁）保证将来永不发生此事。”同日，温、处两地旅日灾侨陈协丰、林志范、林克斋、毛定楚等1698人联名发表《温处灾侨驳日外务省文》，有理有据揭露日人趁震灾之机惨杀华工的滔天罪行。10月25日，上海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向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抗议信，严厉驳斥日本外务省抵赖血债的谬论，并提出惩凶、抚恤等初步要求。10月26日，温州旅沪同乡会致函全国公团和本埠各公团，要求维护人道，调查温、处二属华工被杀害者的家属及其详细情形，呈报北京外交部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瓯海道尹分饬各县知事暨温、处各公团，详查死者家属，以为交涉之根据。13年（1924)1月，永嘉县知事徐麟祥就近传问黄子莲，调查目睹华侨被害情形的详细报告，呈报外交总长。同年2月25日，外交总长顾维钧，根据王正廷回国后的报告和温州旅沪同乡会提供的材料，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严重抗议，照会详陈惨案经过，提出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和保护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严正要求。日本政府推诿责任，掩盖事实，既不惩办凶手，又不给死者抚恤，使这个惨杀我旅日华工的大血案被尘封70年之久，死者含冤，生者无不为之鸣冤叫屈。由于当时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深受日本政府歧视，致使交涉失败。
第三章 华侨社团
中国人移居国外，世代延续，为联络感情、团结互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业缘同行等为纽带，自发建立起一种社会组织，即华侨社团。
宋、元时期，县人旅居国外寥若晨星，尚未形成华侨社团。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才有县人参加非完全由同乡建立的华侨社团。20年代初，出现以温州同乡为纽带的新加坡温州同乡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80年代，随着同乡移居海外人数的增多，相继出现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各种形式的华侨华人社团。这里仅择县人参加或担任过社团负责人的有关华侨社团，予以记述。
第一节 亚洲华侨社团
新加坡三江会馆
由江西、江苏、浙江三省旅新加坡谋生的华侨组织起来的社团。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立。首任会长潘云卿；1971年7月，金学松（江北乡人）为副会长，黄永兴（三江乡人）为名誉董事；1983～1984年，水铭漳为会长，县人黄益华、金臣芳、蔡明昌、林秀明（瓯北镇塘头人）等为董事，金学松为副会长兼慈善诊疗所主任，金雄臣为监察主任兼产业信托人；1993～1994年，林秀明（副会长兼产业信托人）、金臣芳（监察）为董事。
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
简称共济会。民国11年（1922)9月21日成立，会址东京大岛町三丁目278号番地（“共济会”事务所）。宗旨为“培植德行，户牖知识，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下设若干支部，会长王希天（吉林人）。旅居日本东大岛町、三河岛、神奈川县属横滨、名古屋、歧埠、大阪的永嘉华工华商大多参加共济会。西岸乡黄垟村（今属瓯海县）老归侨潘瑞发曾为会长王希天经常活动的留日青年会煮饭达2年之久。
新加坡温州会馆
前身为温州同乡会。民国12年（1923），由金天放、陈岳书等人倡议创办，租小坡惹兰勿刹150号为会所。以每年农历6月13日（鲁班先师圣诞日）为纪念日。之后会务日臻进展，会所租迁至华丁路30号2楼（今为华丁路20号）。20年（1931），由同乡大会决议，呈请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注册，更名为温州会馆。25年（1936），会员增多，会址随之扩大，购买三龙路35号馆屋。1954年，萧荣昌（瓯北镇马岙村人）、黄方兴（三江乡江头村人）任正副会长。1969年，会馆购买芽笼路33巷7号新会所。会馆活动内容丰富。1977年，县人金学松、金臣芳为正副会长；1981年，金臣芳、林秀明为正副会长；1983～1984年，金学松为会长，林秀明、金臣芳为副会长；1985～1988年，林秀明任会长；1993年，新加坡温州、会馆会长赵齐海，副会长金宗华、李秉萱，监察金臣芳、林秀明，黄益华、黄方兴为荣誉会长，金臣芳、林秀明、余心畴等为名誉会长。
日本新潟县华侨总会
民国29年（1940)9月成立，每四年换选一次。1978～1987年，徐昌星，永嘉县南雅乡天桥村（今属瓯海县）人，历任会长。
日本长野县华侨总会
民国34年（1945）成立长野县华侨联谊组，1950年改为今名，首任会长林恒吉，现任会长林叶通，永嘉西岸（今属瓯海县）人。
日本东京华侨总会
民国35年（1946）成立，潘岩法，永嘉西岸区下寮村（今属瓯海县）人，任顾问。
日本和歌山市华侨总会
1961年成立，戴青童又名姚余朝（岩坦镇闪坑人）任会长。
第二节 欧洲华侨社团
旅荷华侨总会
前身为旅荷华侨瓯海同乡会。民国36年（1947)11月27日成立，会址阿姆斯特丹。1973年改现名，总会下设若干分会。旅荷华人夏俊杰（七都镇樟里人）为旅荷华侨总会常务理事、财政股长，1981年任旅荷华侨总会乌特勒支第6分会会长、中文学校校董。余心畴（瓯北镇龙桥人）任总务，后任旅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旅荷华侨总会是荷兰华侨社团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创办会报《华侨通讯》（半月刊），每期12版，发行量6000份。80年代大力推广母语教育，先后在荷兰首都、acmhen、乌特勒支、海牙等地相继办起中文学校，已形成母语教育网络。
旅法华侨俱乐部
前身是旅法侨工商互助会，成立于1949年。县人韩国仁、潘元禄等均是这个组织的成员。1964年1月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温州旅法华侨向法国政府申请建立旅法华侨俱乐部。1972年，获法国政府批准，会址在巴黎市中心靠近塞纳河右岸的寺庙街上。旅法华侨俱乐部宗旨：“联络感情，促进团结，开展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及有利社会的慈善活动，广泛介绍祖国发展情况。绝不干预法国内政。”杨岳为首届主席，韩国仁为副主席。1974年，购买巴黎3区市政府47路的一个铺位为会址，开展中法文教学、电影放映、歌咏、时事讲座、体育和旅游活动。韩天进，永嘉双潮乡下山村（今属瓯海县）人，任第三届旅法华侨俱乐部主席团成员、常委会委员，第八届任副主席，第九、十届任主席。
旅西班牙温州同乡会
1992年4月17日在瓦伦西亚成立。会长叶克恩（桥头镇谷联村人）。
旅荷浙江永嘉同乡会
1995年2月13日在荷兰成立。宗旨为“传播乡情，联络同乡，加强团结，互助互爱”。首任会长王长寿（瓯北镇河田村人）。
第三节 美洲华侨社团
美东纽约温州同乡会
197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首任会长林仲康，名誉会长谢廷元（七都镇上沙村人）。宗旨为“敦睦乡谊，共谋福利，互助合作，举办公益”。黄益崇（七都镇上沙村人）任第三、四届会长；黄久光（七都镇上沙村人）任八、九届会长，第十、十一届荣誉会长；谢锦昆（七都镇上沙村人）任第十一届副会长、资产保管组主任，会址设在伊利沙白90号5楼6厦。
美国南加州温州同乡会
1995年2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宗旨为“联络同乡情谊，发挥同乡互助，举办同乡公益，共谋同乡福利”。叶康松（瓯北镇珠岙村人）被选为首届副会长兼理事长。
第四章 爱国爱乡
第一节 抗日救亡
民国26年（1937）“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侨居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永嘉侨胞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民国27年（1938)10月，以陈嘉庚为首的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南洋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侨居新加坡、马来亚的永嘉籍华侨陈时权（瓯北镇前牌村人）、林元山（瓯北镇塘头村人）、陈崇龙等人，组织“卖花队”，捐募经费支援祖国抗日；开展抵制日货宣传；组织歌咏队上街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激发华侨抗日爱国热忱。朱启来（瓯北镇礁头人）也为祖国救亡日夜奔波，捐款捐药。
民国30年（1941)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后，大举南侵，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处于危亡之中。永嘉籍华侨陈汉（瓯北镇码道村人）等人不怕流血牺牲，纷纷参加星、马抗日义勇军，与侨居地人民并肩战斗。民国31年（1942)2月15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华侨义勇军与人民游击队合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永嘉籍华侨朱启来、林松和、林岳年（瓯北镇张堡村人）、林洪权（化名林庆未，瓯北镇罗浮村人）、黄方勋（三江乡浦东村人）、陈鸣云（瓯北镇前牌村人）、林仁旁、张必林等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到柔南地区坚持游击战。永嘉侨胞为保卫侨居地神圣领土和祖国抗日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第二节 捐资援乡
购买爱国公债
1956年，陈时权写信动员新加坡华侨购买祖国建设公债。华侨郑朝益、许绍明、林锦夫等数十人，汇款给江北公社（今瓯北镇）9780元，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捐赠
永嘉籍华侨身居海外，心怀桑梓，迫切希望祖国强盛，处处表现赤子之心，积极捐资，帮助家乡兴办教育、卫生、交通及其他公益事业。到1995年4月底，共捐资20241723.50元人民币、42100美元、2000荷兰盾、6200港元。
第三节 投资兴乡
1986年，永嘉县华侨企业公司组织归侨、侨眷投资创办企业，有永嘉县华侨五金机械厂等20家。至1990年，此类企业总产值达3574万元，安排待业人员705人，其中侨眷303人。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县侨务部门和县外经部门积极鼓励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回乡投资办企业。1994年12月，全县有外商、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53家，总投资额3918.6万元，注册资本2728.42万元，引进外资944.78万元。外商独资企业14家，总投资额1389.8万元，注册资本986万元。
第四节 侨汇
建国前，侨汇极少，由中国银行温州支行办理。1955年，县人民银行开办侨汇解付业务。1964年，县人民银行和香港8家银行实行通汇。1990年4月，永嘉县国际业务代理处成立，经营个人外汇储蓄款、外汇票据托收、国外汇入存款等业务。
第五章 侨务管理
第一节 侨务机构
侨办
民国初期，侨务工作由县警察局兼管。建国后，侨务工作由县委统战部兼管；1956年3月，县人委设立华侨事务科；1974年8月，改称永嘉县革命委员会侨务外事办公室；1982年后，易名为永嘉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
侨联
1979年5月28日，召开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永嘉县第一届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金贤臣为主席，郑建夫为副主席，翁玉兰为秘书长，陈秋雁为副秘书长。1984年10月，召开第二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永嘉县第二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冯道旺为主席。叶贵勋、陈秋雁为副主席，陈秋雁兼秘书长，潘娥弟为副秘书长。
在归侨、侨眷比较多的乡镇建立侨属工作委员会或归侨联合会。1960年，成立江北乡侨属工作委员会；1987年，成立七都乡归国华侨联合会；1989年，成立瓯北镇归国华侨联合会；1991年，成立朱涂乡、桥头镇、白云乡、三江乡归国华侨联合会。
第二节 侨务工作
接待侨胞
县侨办、侨联是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桥梁与纽带，是引进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的重要渠道。旅外侨胞归国观光、旅游、回乡探亲、访友，均受到热情接待。县人民政府、侨联、侨办负责人给他们介绍家乡建设成就与变化，并提供生活上方便。侨居新加坡的金雄臣1976年6月回乡观光探亲，温州地区侨务处处长吴承善陪同他游览雁荡山。侨居美国的黄久光，1988年10月1日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深入贯彻，归国观光侨胞逐年增多。1956～1991年，全县接待回乡探亲华侨52114人次。
安置归侨
清末、民国时期，归国侨胞就业困难，生活无着。建国后，人民政府对回归故里定居的侨胞，均按其特长进行合理安置。1951年，旅居马来亚的林臣明回瓯北珠岙定居，被推选为温州地区第二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1956年，瓯北浦西村归侨家属陈美珠被群众选为全国侨眷代表参加全国第四次侨务工作扩大会议，受到周恩来、何香凝等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何香凝亲作“醒狮图”国画相赠。旅法归侨郑建夫、陈秋雁，1979年分别被选为县第一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副秘书长。至1991年，县侨办共发放归侨生活困难补助费17950元。
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县侨办积极宣传贯彻侨务政策，按照国家宪法规定，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1978～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组织专门班子，深入研究，认真处理归侨、侨眷历史遗留问题。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归侨全部得到改正。1985年2月，中共永嘉县委成立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小组，至1987年底，工作基本结束，全县共落实清退土改时期被错误没收的华侨私房15户，面积3590.7平方米。归侨、侨眷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全面复议并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赔偿经济损失，有的安排工作。
华侨物资供应
赡家侨汇物资供应用于解决归侨、侨眷商品供应。1959年，永嘉县给有侨汇的侨户在粮、油、棉、副食品供应方面予以照顾，侨汇折合人民币100元，凭侨汇证明书供应粮食6公斤、食油1公斤、食糖共场所斤、棉布10尺（合3.3米）、猪肉1公斤。1961年，发放华侨特种供应票和华侨高级糕点优待券。1962年7月，每百元人民币侨汇供售粮食15公斤，油、糖各1.5公斤，肉类1公斤，棉布11尺（合3.7米）01962年9月1日起，每百元人民币侨汇供售调整为粮食15公斤、食油2.5公斤、猪肉1.5公斤。1966～1977年，侨务工作受极“左”路线干扰，侨汇物资供应中断。1978年4月，恢复侨汇物资供应。按标准发给侨汇物资供应券，面额5元、10元、15元、100元。每百元人民币侨汇可供应30元商品，其中定量商品12元，粮食10公斤，食油0.25公斤、食糖2.5公斤；选购商品18元，发购货券20张，用以选购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毛线等商品。1979年，每百元人民币侨汇供应标准调整为30元适销商品，其定量商品增加到18元，粮食15公斤，食油1公斤，食糖2公斤，甲乙级香烟6包，肥皂4块，煤球50公斤；选购商品12元。1985年以后，随着市场上物资放开供应，侨汇购物券停用。
建筑侨汇物资供应用于解决归侨、侨眷建房材料。1978年前，对侨户所需的建房材料，由本人申请，领导机关审批后供应。1978年4月，给有侨汇的侨户发“建筑侨汇证明书”，每百元人民币建筑侨汇，供应钢材0.012吨、水泥0.12吨、木材0.56立方米，玻璃0.2平方米。1979年，建筑侨汇留成由15％提高为40％，对侨汇供应建筑材料，取消侨汇总额20％的规定，根据归侨、侨眷实际需要审批。1985年以后，随着建材市场的开放，建筑侨汇物资供应逐步为市场供应所取代。
县人移居海外，与永嘉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有关。永嘉县治原设于瓯江下游南岸今温州市鹿城区。而温州港处在我国海岸线中段，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均分布在它的近海扇面之内，南北辐射俱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至20世纪初期，以地缘同乡为纽带，移居海外人数日趋增多。泽雅、西岸、北林垟、五凤垟、藤桥等乡镇（今属瓯海县）山区农民和手工业者到日本做工和贩买温州纸伞、青田石雕等；江北乡（今瓯北镇）农民、手工业者陆续赴新加坡做木工；七都乡船民到洋行、外国驻中国领事馆、外轮上当佣人、水手，俗称“吃洋行饭”，他们中许多人结识“洋人”，先去香港，后移居美、法、英、荷兰等国；桥头、乌牛等乡镇也有不少人出国谋生。永嘉籍华侨以勤劳节俭著称，他们从做杂役、木工、船工、小商小贩发展为经营餐馆、皮革、服装、百货等业，部分华侨进入科技文化界，成为著名专家、学者。
华侨与祖国休戚相关。民国时期，侨胞是海外孤儿，受尽歧视、欺凌。建国后，海外侨胞社会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党和政府关心侨胞和归侨、侨眷，重视侨务工作，执行侨务政策，维护侨胞、归侨、侨眷合法权益。永嘉籍侨胞身居异国他乡，心系祖国故土，为祖国革命和家乡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第一章 旅居海外
第一节 历史
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始于南宋。温州是瓯江流域和浙江南部经济、文化中心，是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枢纽。早在唐朝和北宋，就与日本、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国通商往来。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或稍早，温州建立市舶务，专管对外贸易，并设“待远驿”、“来远驿”等，接待国内外客商。宋室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后，温州同南洋等地贸易往来频繁。南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永嘉人王德用与其兄王德明变卖家产田地，赴交趾（今越南）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亲与宴会，后以王德用聪敏而富有才艺，备厚礼挽留他，派其兄王德明回国，此为县人移居海外的先驱。
继王德用之后，县人薛氏赴真腊（今柬埔寨）谋生。县人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异事”条云：“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查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返国。据此推知，薛氏早在南宋理宗景定2～3年（1261～1262）就已定居真腊。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县人陈宜中（南宋末代宰相）抗元失败后经占城（今越南南部）退居暹罗（今泰国）。
明代至清代前期，温州沿海长期遭倭寇侵扰，海疆不靖。清初，朝廷为防郑成功北上抗清，实行“海禁”、“迁界”等政策，县人移居海外经商或谋生受到阻碍。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德宗光绪二年（1876）温州辟为商埠后，县人移居海外逐渐增多。19世纪晚期，县人田合通赴德国经商并加入德国籍，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田合通之父，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定居德国。
20世纪初，江北乡吴庆余到印度尼西亚棉兰创办木器公司，随后，乡人吴振鹏、阿唐等先后前往棉兰做木工。民国元年（1912），江北乡堡一村谷培生，堡二村张德清、谷锡龙等人赴新加坡（星洲）做木工。2年（1913），罗浮龙桥村何成迪、何旺福，浦东村潘定汉，码道村吴陈生，塘头村老王等也飘洋过海到新加坡从事木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江北乡人民陆续赴南洋谋生。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北乡学过木工或在上海学过木工手艺的青壮年，纷纷奔赴南洋各地谋生。永嘉县人出洋谋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为生活困难所迫，其次是为避抓壮丁或政治避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年代初，西岸乡、北林垟乡、五凤垟乡及泽雅镇（今属瓯海县）农民与手工业者，为摆脱生活贫困，东渡日本各地做工和贩卖温州纸伞、青田石雕。民国9～12年（1920～1923）春，青田、瑞安、永嘉3县山区交界地赴日本谋生人数高达5000余人，其中永嘉县有1000余人。民国9年（1920），西岸乡垟坑村（今属瓯海县）全村有150户5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民国12年（1923)8月，赴日本谋生的有106人；北林垟乡庙后村（今属瓯海县）300户，赴日本谋生150余人，有的一家兄弟几人都去了日本。泽雅镇上村林庆福三兄弟都赴日本谋生；林景崇4兄弟有3人去日本行商小贩。当时这股赴日本热潮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山区农民生活贫困是导致出国的主因；其二，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力；其三，温州距离日本海程较近，旅费节省，从上海至日本神户，每人仅需15元4角（银元），三菱船费只需13元5角；其四，日语易学。民国12年（1923)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永嘉县280余名旅日华工被日人杀死杀伤后，这股旅日热潮才被压抑下来。
民国13年（1924），桥头镇杨忠杰、曾定宣等人赴法国从事行商小贩。
七都乡人移居海外始于民国23年（1934）。岛上居民熟习撑船、航海，一部分人早在外国轮船上当水手或厨师，另一部分人在上海洋行里当佣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国人离开上海返国，抗战胜利后又重返上海，解放战争中再次离沪回国或转到香港经商，七都人大都与其外国雇主同进退。乡人称他们为“吃洋行饭”的人。至1949年止，全乡出国出境41人。
建国后，永嘉县人出国出境人数逐渐增多。他们中有的到香港经商或当劳工，有的经香港移居海外。1950～1962年，累计出国212名，批准携带儿童26名，批准去港澳地区578名。据1962年统计，永嘉籍华侨、华人定居在国外1715名，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尼、法国、意大利、巴西、菲律宾、美国等国，从事木工、海员、厨师、服装加工、开设餐馆业及其他行业。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停止办理出国、出境手续。1972年，根据国务院（1971)48号文件规定，恢复办理出国、出境业务。1974年，批准出国、出境36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县人移居海外渐多。1981～1990年，永嘉县公安局批准核发护照5800人，其中到外国定居、探亲4505人；到港澳定居、探亲1295人。
第二节 分布
永嘉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据1990年末统计，有华侨、华人11654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30个国家。其中：亚洲6个国家，合计3295人，占28.27%；美洲3个国家,3162人，占27.13%；欧洲17个国家，5151人，占44.21%；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个国家，20人，占0.17%；非洲2个国家，26人，占0.22%。
第三节 职业
县人移居海外，大多数以地缘同乡关系聚居在一国或一地谋生、创业。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及其后裔，因年湮世远，其职业状况失考。现可考的有江北乡人吴庆余，是赴南洋做木工最早的一个。20世纪初，他在印度尼西亚棉兰关帝庙街开设振丰木器公司，雇用工人30余人，江北乡人吴振鹏、阿斌、阿唐等都在这家公司做木工。民国26年（1937）“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吴庆余把振丰木器公司卖给阿唐。20年代初至30年代，江北乡赴新加坡、马来亚从事木器业的人中，有80％左右是在上海学木工手艺后转赴新加坡、马来亚，如陈时权、金学松、金臣芳等。1963年，县人加入新加坡温州会馆580人，其中开设木器公司或木器店428人，占73.79％；从事商业88人，占15.17％；其他职业如理发、车木、漆匠等64人，占11.04％。
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七都镇华侨大部分经所谓“吃洋行饭”途径而出国，主要分布在美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其中以赴美国谋生居多。后出国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浙江省有名的侨乡。七都镇华侨以做工为主，收入微薄，有经济实力者不多。据七都镇府提供的《华侨登记表》，对1880名华侨职业统计：杂工616人，占32.76％；皮革加工208人，占11.06％；服装加工493人，占26.22％；餐馆业311人，占16.54％；其他职业如经商、厨师、装潢等252人，占13.42％。
70～80年代，永嘉籍第一代华侨相继退休，继承祖辈之业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其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县人流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江北乡（今瓯北镇）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欧洲、美洲等地谋生、创业。据1993年瓯北镇576名华侨职业调查统计：侨居新加坡华侨288人，其中从事木器业仅30人，占10.42％；木工78人，占27.08％；餐馆业20人，占6.94％；杂工96人，占33.34％；经商24人，占8.33％；其他职业40人，占13.89％。移居荷兰188人，其中开设餐馆124人，占65.96％；厨师19人，占10.11％；杂工23人，占12.23％；经商13人，占6.91％；其他职业9人，占4.79％。移居法国36人，其中从事皮革业14人，占38.89％；餐馆业4人，占11.11％；杂工7人，占19.44％；服装业6人，占16.67％；其他职业5人，占13.89％。移居奥地利19人，其中开设餐馆8人，占42.11％；其他职业11人，占57.89％。移居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华侨45人，人数较少，职业不固定，华侨华人经济发展较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永嘉华侨的境况也大为改善，特别是进入商界的部分华侨，由于勤奋创业，苦心经营，80年代以来，在事业发展上大多比较顺利。谢锦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美国纽约创办联华国际贸易公司；黄宝昆（七都镇上沙村人），在法国巴黎3区创办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人合资在巴黎93区蒙特儿创办天一酒楼，还在杭州建造金座大酒店；陈光渝（白泉乡后村人），任美国旧金山市电子公司经理；林秀明（瓯北镇塘头村人），任新加坡通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通业贸易公司东主、远东区总经理；金学松（瓯北镇张堡村人），在新加坡芽笼创办上海顺发木器店，后又在马来西亚设立分工厂；余兴国（七都镇板桥村人），创办香港拆船公司，后又创办联兴海事工程有限公司；夏长松、夏长来兄弟（七都镇樟里村人），分别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办松庄饭店、松青阁酒楼、马可波罗饭店，现都转为开发房地产。此外旅美华侨黄久光、胡维雄（七都镇上沙人），旅法华侨叶洪兴（桥头镇谷联村人）等人通过各自的努力，也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代老华侨在国外谋生、创业，饱尝缺乏文化知识的苦楚，所以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华侨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至1990年12月止，有13位永嘉华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徐小华（碧莲镇下村人），任美国加州市理学院教授；洪天青（桥头镇壬田人），任加蓬石油开发公司工程师；郑祥达（峙口乡河岙人），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经济教授，其子女、媳妇8人均大学毕业，从事电脑、医药、法律、教育、电影工作；徐遐生（枫林镇枫一村人），获哈佛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任天文系主任，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天文学会会长；朱昊（荆源乡朱山村人）为医学博士，美国著名心脏病专家。获博士学位的还有周振国、周振亚等。
第二章 东瀛沉冤
第一节 华工遇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和20世纪20年代初，永嘉县泽雅、西岸、北林垟、五凤垟、藤桥、双潮乡（镇）山农和手工业者约1000余人到日本做工及行商小贩。足迹遍布日本各大中城市，尤以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为多。旅日华工，一部分人从事挑煤、挖土、制砖等重体力劳动；另一部分人贩卖温州纸伞和青田石雕。他们在政治上受日人歧视、排斥、打击，在经济上受日本资本家、工头残酷剥削和严重压迫，生活上牛马不如。北洋政府和驻日总领事馆对此却从不过问，致使华工华商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听凭日人摆布。
正当旅日华工华商处境十分困难之际，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民国12年（1923)9月1日至8日，连续震动1000余次，其中大震三、四次，烈度7.9～8.2级，受灾地域东起千叶，经东京、横滨、横须贺、镰仓、箱根、伊豆，直到静冈止，共1府6县，广约2万平方公里。在这次大震灾中，永嘉旅日华工华商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苦不堪言。更严重的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青年团员、在乡军人、警官、军队等（以下简称“日人”），借维持社会秩序为名，手持凶器，在东京大岛町、三河岛等地，大肆屠杀华工华商，抢劫财物。永嘉、瑞安、青田3县的华侨被日人杀害的达700人，其中永嘉华侨280余人，其状惨不忍睹。
旅日华工被日人惨杀之后，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求日本赔偿，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使这个特大惨案尘封70余年。1990年7月起，《温州市志》主编章志诚、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黄胜仁等陪同日本仁木富美子女士多次对原永嘉二十三都、二十五都（今属瓯海县）当年旅日归侨及部分蒙难家属进行调查访问。据幸存者及蒙难家属反映，被杀280余人，都是青壮年。泽雅镇下桥村86岁的林金桃说：“我表兄弟周潘顺、周潘弟，他们是二十三都桂川村人，在地震期间都被惨杀；泽雅镇上村林庆福、林庆洪、林庆三三兄弟也被杀害。”泽雅镇旅日死难者家属林景崇说：“我今年（1990年）86岁，共四个兄弟，长兄林岩昌、次兄林岩贤、三兄林岩高和我同座屋的堂兄林洪及侄子林日珍五人在大岛町八丁目被日人枪杀。”据林金桃、林景崇等人说，永嘉籍华工被杀噩耗传到泽雅时，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哭声连天，震撼山村。这些被杀青壮年，不少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女，他们被杀害后，父母无人赡养，妻子成了寡妇或转嫁他人，可怜至极。
第二节 控诉与交涉
控诉
民国12年（1923)9月1日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后，旅日华工人心惶惶，不知所向。是年9月2日，永嘉县二十三都（今属瓯海县五凤垟乡）坑源村人黄子莲与同乡共174人居住于大岛町八丁目林合吉客栈。9月3日中午，突然有数百日人拥入林合吉客栈，持铁棒、木棍、铁斧、刀等凶械，对黄子莲说，凡有钱的中国人，均可回中国去，请速随他们去。华工均信以为真，随其离栈。到栈外荒场，日人突然勒令华工伏地，随后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残酷杀戮。黄子莲头部被日人砍数刀，右耳中部被砍断，顿时昏倒在地，同乡的死尸压在黄子莲身上。日人杀死其余的173名同乡华工，摸去死尸身上的银钱而去。是日晚，黄子莲负剧痛，从死尸堆里爬出，藏身荒场外荷花田里，无饮无食一昼夜，至九日逃至七丁目一间空屋里，又遭暴徒捆打一顿，幸巧遇七丁目街警，并由街警绑送小松川警署，后转解千叶县难民集中营。10月5日，与灾民乘船遣送回国，10月8日抵达上海。
交涉
死里逃生的黄子莲向旅日难民调查委员会泣诉日人暴行，民国12年（1923)10月15日、16日《民国日报》予以发表后，震动上海，在浙江乃至全国各地激起轩然大波。从10月21日开始，以上海为中心，南北相呼应，全国各地掀起抗议日人惨杀我国旅日华工怒潮。是日，上海市民致电北京外交部：“……日人惨杀华工，数达百计，而于生者又加拘囚，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资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仅布区区，急盼交涉。”10月23日，国民对日外交协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要求：“（甲）严缉凶犯；（乙）惩罚保护不力之官吏；（丙）请求对于被害者之家属以损害赔偿；（丁）保证将来永不发生此事。”同日，温、处两地旅日灾侨陈协丰、林志范、林克斋、毛定楚等1698人联名发表《温处灾侨驳日外务省文》，有理有据揭露日人趁震灾之机惨杀华工的滔天罪行。10月25日，上海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向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抗议信，严厉驳斥日本外务省抵赖血债的谬论，并提出惩凶、抚恤等初步要求。10月26日，温州旅沪同乡会致函全国公团和本埠各公团，要求维护人道，调查温、处二属华工被杀害者的家属及其详细情形，呈报北京外交部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瓯海道尹分饬各县知事暨温、处各公团，详查死者家属，以为交涉之根据。13年（1924)1月，永嘉县知事徐麟祥就近传问黄子莲，调查目睹华侨被害情形的详细报告，呈报外交总长。同年2月25日，外交总长顾维钧，根据王正廷回国后的报告和温州旅沪同乡会提供的材料，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严重抗议，照会详陈惨案经过，提出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和保护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严正要求。日本政府推诿责任，掩盖事实，既不惩办凶手，又不给死者抚恤，使这个惨杀我旅日华工的大血案被尘封70年之久，死者含冤，生者无不为之鸣冤叫屈。由于当时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深受日本政府歧视，致使交涉失败。
第三章 华侨社团
中国人移居国外，世代延续，为联络感情、团结互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业缘同行等为纽带，自发建立起一种社会组织，即华侨社团。
宋、元时期，县人旅居国外寥若晨星，尚未形成华侨社团。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才有县人参加非完全由同乡建立的华侨社团。20年代初，出现以温州同乡为纽带的新加坡温州同乡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80年代，随着同乡移居海外人数的增多，相继出现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各种形式的华侨华人社团。这里仅择县人参加或担任过社团负责人的有关华侨社团，予以记述。
第一节 亚洲华侨社团
新加坡三江会馆
由江西、江苏、浙江三省旅新加坡谋生的华侨组织起来的社团。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立。首任会长潘云卿；1971年7月，金学松（江北乡人）为副会长，黄永兴（三江乡人）为名誉董事；1983～1984年，水铭漳为会长，县人黄益华、金臣芳、蔡明昌、林秀明（瓯北镇塘头人）等为董事，金学松为副会长兼慈善诊疗所主任，金雄臣为监察主任兼产业信托人；1993～1994年，林秀明（副会长兼产业信托人）、金臣芳（监察）为董事。
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
简称共济会。民国11年（1922)9月21日成立，会址东京大岛町三丁目278号番地（“共济会”事务所）。宗旨为“培植德行，户牖知识，联络感情，互相帮助”。下设若干支部，会长王希天（吉林人）。旅居日本东大岛町、三河岛、神奈川县属横滨、名古屋、歧埠、大阪的永嘉华工华商大多参加共济会。西岸乡黄垟村（今属瓯海县）老归侨潘瑞发曾为会长王希天经常活动的留日青年会煮饭达2年之久。
新加坡温州会馆
前身为温州同乡会。民国12年（1923），由金天放、陈岳书等人倡议创办，租小坡惹兰勿刹150号为会所。以每年农历6月13日（鲁班先师圣诞日）为纪念日。之后会务日臻进展，会所租迁至华丁路30号2楼（今为华丁路20号）。20年（1931），由同乡大会决议，呈请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注册，更名为温州会馆。25年（1936），会员增多，会址随之扩大，购买三龙路35号馆屋。1954年，萧荣昌（瓯北镇马岙村人）、黄方兴（三江乡江头村人）任正副会长。1969年，会馆购买芽笼路33巷7号新会所。会馆活动内容丰富。1977年，县人金学松、金臣芳为正副会长；1981年，金臣芳、林秀明为正副会长；1983～1984年，金学松为会长，林秀明、金臣芳为副会长；1985～1988年，林秀明任会长；1993年，新加坡温州、会馆会长赵齐海，副会长金宗华、李秉萱，监察金臣芳、林秀明，黄益华、黄方兴为荣誉会长，金臣芳、林秀明、余心畴等为名誉会长。
日本新潟县华侨总会
民国29年（1940)9月成立，每四年换选一次。1978～1987年，徐昌星，永嘉县南雅乡天桥村（今属瓯海县）人，历任会长。
日本长野县华侨总会
民国34年（1945）成立长野县华侨联谊组，1950年改为今名，首任会长林恒吉，现任会长林叶通，永嘉西岸（今属瓯海县）人。
日本东京华侨总会
民国35年（1946）成立，潘岩法，永嘉西岸区下寮村（今属瓯海县）人，任顾问。
日本和歌山市华侨总会
1961年成立，戴青童又名姚余朝（岩坦镇闪坑人）任会长。
第二节 欧洲华侨社团
旅荷华侨总会
前身为旅荷华侨瓯海同乡会。民国36年（1947)11月27日成立，会址阿姆斯特丹。1973年改现名，总会下设若干分会。旅荷华人夏俊杰（七都镇樟里人）为旅荷华侨总会常务理事、财政股长，1981年任旅荷华侨总会乌特勒支第6分会会长、中文学校校董。余心畴（瓯北镇龙桥人）任总务，后任旅荷华侨总会名誉会长。旅荷华侨总会是荷兰华侨社团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创办会报《华侨通讯》（半月刊），每期12版，发行量6000份。80年代大力推广母语教育，先后在荷兰首都、acmhen、乌特勒支、海牙等地相继办起中文学校，已形成母语教育网络。
旅法华侨俱乐部
前身是旅法侨工商互助会，成立于1949年。县人韩国仁、潘元禄等均是这个组织的成员。1964年1月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温州旅法华侨向法国政府申请建立旅法华侨俱乐部。1972年，获法国政府批准，会址在巴黎市中心靠近塞纳河右岸的寺庙街上。旅法华侨俱乐部宗旨：“联络感情，促进团结，开展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及有利社会的慈善活动，广泛介绍祖国发展情况。绝不干预法国内政。”杨岳为首届主席，韩国仁为副主席。1974年，购买巴黎3区市政府47路的一个铺位为会址，开展中法文教学、电影放映、歌咏、时事讲座、体育和旅游活动。韩天进，永嘉双潮乡下山村（今属瓯海县）人，任第三届旅法华侨俱乐部主席团成员、常委会委员，第八届任副主席，第九、十届任主席。
旅西班牙温州同乡会
1992年4月17日在瓦伦西亚成立。会长叶克恩（桥头镇谷联村人）。
旅荷浙江永嘉同乡会
1995年2月13日在荷兰成立。宗旨为“传播乡情，联络同乡，加强团结，互助互爱”。首任会长王长寿（瓯北镇河田村人）。
第三节 美洲华侨社团
美东纽约温州同乡会
197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首任会长林仲康，名誉会长谢廷元（七都镇上沙村人）。宗旨为“敦睦乡谊，共谋福利，互助合作，举办公益”。黄益崇（七都镇上沙村人）任第三、四届会长；黄久光（七都镇上沙村人）任八、九届会长，第十、十一届荣誉会长；谢锦昆（七都镇上沙村人）任第十一届副会长、资产保管组主任，会址设在伊利沙白90号5楼6厦。
美国南加州温州同乡会
1995年2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宗旨为“联络同乡情谊，发挥同乡互助，举办同乡公益，共谋同乡福利”。叶康松（瓯北镇珠岙村人）被选为首届副会长兼理事长。
第四章 爱国爱乡
第一节 抗日救亡
民国26年（1937）“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侨居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永嘉侨胞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民国27年（1938)10月，以陈嘉庚为首的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南洋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侨居新加坡、马来亚的永嘉籍华侨陈时权（瓯北镇前牌村人）、林元山（瓯北镇塘头村人）、陈崇龙等人，组织“卖花队”，捐募经费支援祖国抗日；开展抵制日货宣传；组织歌咏队上街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激发华侨抗日爱国热忱。朱启来（瓯北镇礁头人）也为祖国救亡日夜奔波，捐款捐药。
民国30年（1941)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后，大举南侵，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处于危亡之中。永嘉籍华侨陈汉（瓯北镇码道村人）等人不怕流血牺牲，纷纷参加星、马抗日义勇军，与侨居地人民并肩战斗。民国31年（1942)2月15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华侨义勇军与人民游击队合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永嘉籍华侨朱启来、林松和、林岳年（瓯北镇张堡村人）、林洪权（化名林庆未，瓯北镇罗浮村人）、黄方勋（三江乡浦东村人）、陈鸣云（瓯北镇前牌村人）、林仁旁、张必林等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到柔南地区坚持游击战。永嘉侨胞为保卫侨居地神圣领土和祖国抗日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第二节 捐资援乡
购买爱国公债
1956年，陈时权写信动员新加坡华侨购买祖国建设公债。华侨郑朝益、许绍明、林锦夫等数十人，汇款给江北公社（今瓯北镇）9780元，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捐赠
永嘉籍华侨身居海外，心怀桑梓，迫切希望祖国强盛，处处表现赤子之心，积极捐资，帮助家乡兴办教育、卫生、交通及其他公益事业。到1995年4月底，共捐资20241723.50元人民币、42100美元、2000荷兰盾、6200港元。
第三节 投资兴乡
1986年，永嘉县华侨企业公司组织归侨、侨眷投资创办企业，有永嘉县华侨五金机械厂等20家。至1990年，此类企业总产值达3574万元，安排待业人员705人，其中侨眷303人。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县侨务部门和县外经部门积极鼓励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回乡投资办企业。1994年12月，全县有外商、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投资企业53家，总投资额3918.6万元，注册资本2728.42万元，引进外资944.78万元。外商独资企业14家，总投资额1389.8万元，注册资本986万元。
第四节 侨汇
建国前，侨汇极少，由中国银行温州支行办理。1955年，县人民银行开办侨汇解付业务。1964年，县人民银行和香港8家银行实行通汇。1990年4月，永嘉县国际业务代理处成立，经营个人外汇储蓄款、外汇票据托收、国外汇入存款等业务。
第五章 侨务管理
第一节 侨务机构
侨办
民国初期，侨务工作由县警察局兼管。建国后，侨务工作由县委统战部兼管；1956年3月，县人委设立华侨事务科；1974年8月，改称永嘉县革命委员会侨务外事办公室；1982年后，易名为永嘉县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
侨联
1979年5月28日，召开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永嘉县第一届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金贤臣为主席，郑建夫为副主席，翁玉兰为秘书长，陈秋雁为副秘书长。1984年10月，召开第二届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永嘉县第二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冯道旺为主席。叶贵勋、陈秋雁为副主席，陈秋雁兼秘书长，潘娥弟为副秘书长。
在归侨、侨眷比较多的乡镇建立侨属工作委员会或归侨联合会。1960年，成立江北乡侨属工作委员会；1987年，成立七都乡归国华侨联合会；1989年，成立瓯北镇归国华侨联合会；1991年，成立朱涂乡、桥头镇、白云乡、三江乡归国华侨联合会。
第二节 侨务工作
接待侨胞
县侨办、侨联是广泛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桥梁与纽带，是引进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的重要渠道。旅外侨胞归国观光、旅游、回乡探亲、访友，均受到热情接待。县人民政府、侨联、侨办负责人给他们介绍家乡建设成就与变化，并提供生活上方便。侨居新加坡的金雄臣1976年6月回乡观光探亲，温州地区侨务处处长吴承善陪同他游览雁荡山。侨居美国的黄久光，1988年10月1日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深入贯彻，归国观光侨胞逐年增多。1956～1991年，全县接待回乡探亲华侨52114人次。
安置归侨
清末、民国时期，归国侨胞就业困难，生活无着。建国后，人民政府对回归故里定居的侨胞，均按其特长进行合理安置。1951年，旅居马来亚的林臣明回瓯北珠岙定居，被推选为温州地区第二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1956年，瓯北浦西村归侨家属陈美珠被群众选为全国侨眷代表参加全国第四次侨务工作扩大会议，受到周恩来、何香凝等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何香凝亲作“醒狮图”国画相赠。旅法归侨郑建夫、陈秋雁，1979年分别被选为县第一届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副秘书长。至1991年，县侨办共发放归侨生活困难补助费17950元。
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县侨办积极宣传贯彻侨务政策，按照国家宪法规定，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1978～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组织专门班子，深入研究，认真处理归侨、侨眷历史遗留问题。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归侨全部得到改正。1985年2月，中共永嘉县委成立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小组，至1987年底，工作基本结束，全县共落实清退土改时期被错误没收的华侨私房15户，面积3590.7平方米。归侨、侨眷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全面复议并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赔偿经济损失，有的安排工作。
华侨物资供应
赡家侨汇物资供应用于解决归侨、侨眷商品供应。1959年，永嘉县给有侨汇的侨户在粮、油、棉、副食品供应方面予以照顾，侨汇折合人民币100元，凭侨汇证明书供应粮食6公斤、食油1公斤、食糖共场所斤、棉布10尺（合3.3米）、猪肉1公斤。1961年，发放华侨特种供应票和华侨高级糕点优待券。1962年7月，每百元人民币侨汇供售粮食15公斤，油、糖各1.5公斤，肉类1公斤，棉布11尺（合3.7米）01962年9月1日起，每百元人民币侨汇供售调整为粮食15公斤、食油2.5公斤、猪肉1.5公斤。1966～1977年，侨务工作受极“左”路线干扰，侨汇物资供应中断。1978年4月，恢复侨汇物资供应。按标准发给侨汇物资供应券，面额5元、10元、15元、100元。每百元人民币侨汇可供应30元商品，其中定量商品12元，粮食10公斤，食油0.25公斤、食糖2.5公斤；选购商品18元，发购货券20张，用以选购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毛线等商品。1979年，每百元人民币侨汇供应标准调整为30元适销商品，其定量商品增加到18元，粮食15公斤，食油1公斤，食糖2公斤，甲乙级香烟6包，肥皂4块，煤球50公斤；选购商品12元。1985年以后，随着市场上物资放开供应，侨汇购物券停用。
建筑侨汇物资供应用于解决归侨、侨眷建房材料。1978年前，对侨户所需的建房材料，由本人申请，领导机关审批后供应。1978年4月，给有侨汇的侨户发“建筑侨汇证明书”，每百元人民币建筑侨汇，供应钢材0.012吨、水泥0.12吨、木材0.56立方米，玻璃0.2平方米。1979年，建筑侨汇留成由15％提高为40％，对侨汇供应建筑材料，取消侨汇总额20％的规定，根据归侨、侨眷实际需要审批。1985年以后，随着建材市场的开放，建筑侨汇物资供应逐步为市场供应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