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瓯海区图书馆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绕口令式的妙语说：“凡可说之事皆能说清楚，凡不可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
  东方古老的道佛两门，则一边是各有“道藏佛经万卷”来阐明道佛教义，一边却又分别有“道可道，非常道”、“天机不可泄”与“闭口禅”、“佛曰不可说”之说。在可说与不可说这两个看似相悖的命题上,东西方竟如此惊人一致。这不是奇迹，而是语义学或者语言本身的精神与魅力所在。若将这它放到中国几千年文学传统中去思考，我个人认为它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词文学中所提倡的含蓄、留白之美。而放到现代汉诗中，并不是“节制”之类的定义所能完全涵括的，我认为有一个说法能与之相较，即1985年“他们诗群”代表诗人之一韩东所提出的诗学命题：“诗到语言为止”。虽然这一命题提出至今己近三十年，但它对汉诗创作的促进作用，依然没有消退。
  何为语言？为什么是诗到语言“为止”？我以为，在所有文学中，只有诗的语言是唯一的、不可逆的、不可复制或抄袭的，甚至是不可超越的。换而言之，诗有其完全区别于其他文学的、仅属于自己的语言。诗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就必须到语言“为止”，或者说必须以语言为诗的最高艺术追求。当然，对“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命题的论述、探析，近二十多年来己有很多人专门撰文讨论，这里自不必赘述。
  有趣的是，不知是对韩东的存心抵抗，还是诗人在写作中确有的多维度体验，“诗从语言开始”同样被许多诗人提及，如杨黎、杨春光等，都曾旗帜鲜明地表明过这个立场。而语言之于诗歌，宄竟是起点还是终点，我们倘若再回到文首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就不难理解了。
  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它同时也应该甚至必须是我们在汉诗创作中所要追求的终极境界，无论是“诗到语言为止”还是“诗从语言开始”，实则殊途同归。
  2013年12月18日，于温州楠溪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