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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有黄绾研究专论，对于中晚年时期的黄绾与王畿之间学术论辩的研究也极为关注。
  容肇祖《王守仁的门人黄绾》（１９３７、１９４０）最早以黄绾的“艮止”与王畿的《艮止精一之旨》进行比较，指出：黄绾的“艮止”以存存为有，与王畿的学说是立在相反的方向的；王畿说艮止，以“无”为宗，黄绾说艮止以“有”为宗，当日二人大约是很相反对的。⑤ 日本学者山下龙二在《黄綰〈明道編〉について（続）》（１９６５）第四部分“黄绾人性论”行文中，以王龙溪的《艮止精一之旨》为参照，对黄绾的“艮止之旨” 予以解读①。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１９８７），其第二编第十五章第一节《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由唐宇元先生撰文完成，氏著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对黄绾与王畿之间的“理学论辩”予以解读。问：黄绾晚年著作《明道编》是以批评“今日朋友”、“今日学者”、“今日君子”、“今日士友”这个形式来表述黄绾的理学思想的，那么，这个“今日朋友”云云究竟何所指？这对于把握黄绾的理学倾向是一个首要的问题。答：王守仁去世后，王畿成为王学宗主， 适值黄绾晚年之时，故黄绾晚年成书的《明道编》，作为批评对象的“今日朋友”、“今日士友”，指的正是王畿等人；但在“辨析毫茫”的争论中，在一些问题上也多少涉及到王学的开创者王守仁的一些观点。当然，黄绾同王畿的争论， 在一些问题上也往往连及王守仁，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要就是针对王守仁。② 嗣后，唐宇元在《黄绾思想新议》（１９９１）中再次重申黄绾《明道编》所“批判和反对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日益禅化的王龙溪等人”，“如果读一读《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对勘《明道编》中所谓‘今日朋友’、‘今日士友’之类，原来基本上是指的王龙溪和与王龙溪观点接近的人”。对于黄绾与王龙溪之间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唐文以为：黄绾与王龙溪在王学中，都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心学观点，他们的分歧在于，作为本体的心是有典有则的实在，还是禅学化的空虚？对心体的体验是需要工夫，还是靠“一念自反”的禅悟？这是黄绾与王龙溪分歧的焦点所在。这种分歧是心学范围内的分歧，但黄绾把这种分歧视为儒与禅的分歧。③ 王凤贤与丁国顺合著《浙东学派研究》第三编《明代：浙东心学思潮的兴起》有《黄绾的“艮止”说和他与王畿的“深辩”》（１９９３）文，氏著认为：黄绾是一位既通程朱理学，又接受阳明心学的学者；黄绾与王畿的交游关系不错，但学术见解上有分歧。据黄宗羲《游雁山记》记载，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黄绾、王畿曾以游浙东雁荡山的机会，“相与深辩”。在“深辩”中，两种观点的对立是明显的，其中黄绾以所谓的“绝学”、“圣学”即“艮止执中之学”来批评王畿的“空无”说，因为王畿把“良知之体”说成是“无事无非”的“无”。在黄绾看来，“止” 这个心体实际就是儒家所说的“天道”、“天理”，具体来说，就是“威仪三千，礼仪三百”的伦理纲常，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而不是空虚的“无”。① 方祖猷先生的《王畿评传》第十四章《（王畿）与同门之辩》（２００１）有王畿与黄绾的“深辩”，对黄绾与王畿之间的学术争鸣进行了解读。氏著以为：王畿与黄绾的学术分歧始于嘉靖十四年的《赠王汝中序》文，主要是不赞成阳明、王畿“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晚年黄绾著《久庵日录》，批评王学，其卷一所录，多处是针对王畿的，并以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对；黄绾指责王畿“习闻禅学之深”，王畿在落职后往访致仕家居的黄绾，与之深辩，未取得共识。② 朱红《黄绾“艮止”思想及其对王畿近禅化的批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指出：王阳明的“四句教”在王门高足钱德洪与王畿之间发生理解上的重大分歧，虽然这在天泉证道时已经存在，但在阳明去世后，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学派的分化。王畿发挥“四句教”为“四无说”，在会讲时常“杂以禅机”，黄绾对此颇为不满，他指出王畿之学近禅为儒学所不取，亦为王门所不取，故以“艮止”思想来纠偏，尝试发挥《易经》中《艮》卦的思想，利用《尚书》、《诗经》、《大学》等儒家理论资源进行佐证，对王畿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纠正，这不但对于浙中王门后学近禅化的倾向具有一定的矫正意义，而且对于明清实学也有一定的开启作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