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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绾一生学思历程的概括，也是当今学人推动、开展黄绾著作、思想研究的意义之所在。对此，侯外庐、葛荣晋、张克伟、朱湘钰、吴光、张宏敏、王传龙等有文论述。
  侯外庐先生著《明道编序》（１９５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之《黄绾的哲学思想》一文（１９６０），指出：黄绾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由相信宋儒到信仰王守仁，再一次是他晚年背叛王学而对“致良知”说展开批判。① 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编写《浙江人物简志·黄绾》（１９８６）对黄绾的学思历程也有扼要总结：黄绾的早期思想深受朱学的影响；从学王守仁后，转而对王学笃信不疑，成为王守仁的挚友和信徒；王守仁去世后，黄绾对王学开始产生怀疑，在王学风靡当时的时代，独树一帜，批判王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较早对王学进行系统批判的人物。② 葛荣晋先生的黄绾研究系列论文（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４）也先后揭示出了黄绾一生的学思历程，他一生治学三变，早年初师谢铎，学宗程朱；中年转师王阳明，笃信心学；晚年背离王学，而转向实学。
  张克伟《试论黄绾对王学的评骘与乖离》（１９９２）以为：从黄绾一生为学历程来看，他初从谢铎问学，是他接触宋儒理学之始，其后更广泛涉及宋儒之学包括陆九渊、杨时之学。其后拜王阳明为师，并对王学“简易直接”的心学大旨深信不疑。晚年由于思想转变的关系，毅然对师说进行了强烈的剖析，此时的黄绾对社会现象不满，对王门弟子（王畿）把王学引进了禅化、蹈空之境，除了感到无限愤慨之外，更敢于指出王学学理的缺失及提出一己之说以救正其弊， 这无疑是黄绾在对王学的理解与判别上所作出的重大突破。黄绾的学说与王学虽不尽一致，其基本精神则仍是贯通的。① 侯外庐学派传人张安奇、步近智先生合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２００７），有“黄绾由信奉王学转向批评王学”的专题，指出：在学术上，黄绾他早年宗程朱，后转向信奉王学，与王阳明、湛若水建立了深厚友谊，并长期笃信王学、传播王学；到了晚年，他转而以“经世之学”为“圣学”，批评王学为“禅定之学”②。
  王健主编、坚石撰文的《儒学三百题·黄绾的基本观点有哪些？》（２００１）基本上复述了葛荣晋先生的评论，即“黄绾一生，治学三变”，“他思想的变化是明代学术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黄绾晚年所以由王学转向实学，主要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实学思潮影响的结果”③云云。
  王宇研究员撰文《从黄绾到黄宗羲：阳明心学与十七世纪的智识转型》（２００８），以余英时先生的“十七世纪智识转型”为参照，指出从王阳明到黄绾， 再从黄绾到黄宗羲，存有一条阳明心学经世济物的内在理路。可以说，阳明学内在的事功倾向是引起十七世纪智识转变的诱因，黄绾这个个案似乎说明，十七世纪的这次智识转型其萌芽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④ 张宏敏撰文（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指出：作为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黄绾学富五车，“志在天下”，一生立志学“圣人之学”，以“明道”为己任，青年时期师从谢铎，克苦用功于程朱理学；中年时期与王阳明、湛若水结盟共学，曾一度服膺于阳明良知学，并创办“石龙书院”而致力于在浙南一带传播弘扬阳明学，阳明殁后，多次上疏为阳明争取“名分”、撰有《阳明先生行状》、辑刊过阳明存世文献， 还嫁女于王阳明哲嗣王正亿并抚养之长大成人；晚年因出使安南未成而“落职闲住”于黄岩老家，隐居翠屏山，以读书、著书、讲学终老，并能自觉地开展对宋明诸儒之学术思想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具有复古倾向的有自家特色的“艮止执中”之学，堪称中晚明时期王门内部修正运动的先驱。
  朱湘钰博士在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的第四次“近世儒学、家族与宗教工作坊”上，作了一场题为《黄绾学思历程及其意义》（２０１２）的学术报告，指出，王阳明第一代门人中，倾注大量心力于儒家经解者，除季本外，便是黄绾了。相对于季本以阐扬师教为目的而作经解，黄绾的五种《五经原古序》文却无片言只语传播师教，且晚年所撰的《明道编》暗指阳明学“空虚之弊， 误人非细”，故可判断其注经当自有主意；该学术报告还透过黄绾现存著述，探究黄绾初从学于乡贤谢铎，后拜王阳明为师，最终又批评师教的学思历程，据此呈显其藉由诠释儒家经典体现圣人之学的面貌，和欲传续孔孟道统而驳斥宋明儒为禅学的思想特色。① 王传龙博士的博士论文《阳明心学流衍考》分早、中、晚三个阶段对黄绾的学术思想进行解读：早期阶段（１４８０—１５０９），遍览泛观、惩遏人欲；中期阶段（１５１０—１５２８），倾心阳明、“无弗入也”；晚期阶段（１５２９—１５５４），排佛明儒、标举艮止。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