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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绾的思想定位，是开展黄绾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根本性问题。
对此，学人见仁见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１）反道学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二十章题曰“王廷相、黄绾、吕坤的反道学思想”（１９６０），这里，侯外庐、范文澜先生以“反道学”来指称黄绾的哲学思想。① （２）气学葛荣晋先生在《王廷相和明代气学》（１９９０）一书中指出：黄绾一生，治学三变。大体说来，正德五年入仕以前，他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入仕至嘉靖七年王阳明卒，他由宗程朱转师于王阳明，由客观唯心论转向主观唯心论；黄绾晚年，由信奉心学进而批判心学，由心学转向气学。黄绾所以能够由王阳明“心学”转向唯物论，除了社会政治原因外，这同他接受王廷相等人的气学思想的影响，是直接有关的。② （３）实学容肇祖先生《王守仁的门人黄绾》（１９３７—１９４０）一文结论认为黄绾的思想有“实习实行的精神”、“跑上实用的道路”：“黄绾很有实习实行的精神，他的态度有点像后来的颜元。他主张思考，主张学，主张实行，主张求功效，主张近人情，以致知为精思，以物则之当然为格物，以治生为游艺。自然他亦有注重于向内的修养之处，所谓艮止以存心，不免明儒好标宗旨的习气，但是他反对无思无为，仍是跑上实用的道路的。他对于人生哲学，是贡献着实用的实行的精神，较之王守仁的学说是更要踏上切实的地步了。”③ 葛荣晋先生在对王廷相、黄绾的气学（《王廷相和明代气学》，１９９０）进行论证之后，又转向研究王廷相、黄绾的实学。其在《黄绾实学思想简论》（１９８９）中指出：黄绾是明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治学三变，早年初师谢铎，学宗程朱；中年转师王阳明，笃信心学；晚年背离王学，而转向实学。《明道编》是他批评宋明理学的战斗檄文，也是他的实学思想的重要著作。黄绾晚年由心学转向实学，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和实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在以王廷相为代表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下，黄绾逐步背离王学， 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人物之一。黄绾的实学思想，在学术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揭露和批评宋明理学的空虚之弊和禅学本质，二是阐释他的“艮止执中”之学。① 值得注意的是，唐宇元在《黄绾思想新议》（１９９１）文中对容肇祖、葛荣晋二位先生对黄绾的学术定位有质疑，以为“对于黄绾的思想，容肇祖先生在４０年代著文称黄氏早年尊崇王学，但他晚年‘转变了’，在王学营垒中，他第一个起来‘不留余地’地反对王学，并早在明末顾、黄、王以前，在黄绾那里就有了启蒙思想。（《浙东黄绾思想》②，载《燕京学报》第２７期，１９４０年６月）自此以后，一些论者相沿此说，竞相拔高，以至时下又把黄绾列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一个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提倡经世致用的启蒙人物”，“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③。
方奕亮的硕士论文《黄绾研究（１４７７—１５５１）》（１９９５），沿用容肇祖先生的观点，指出：黄绾的思想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既可启导明末实学思潮的出现， 亦下开清初反宋儒的先路。黄绾所提出的主张，如他的反虚务实，肯定私欲的价值和重视理财等观念，影响后世深远；这些思想不单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更将之发扬光大，到明末清初，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风靡明代思想界的“心学”没落，实学思潮继之而兴。④ 王宝汉的硕士论文《黄绾理学思想研究》（１９９９）也沿用容肇祖先生的观点，以为“黄绾切实的学风也成为后来实学的先驱”：因著禅学“无思无为”之说，黄绾特别重视“功效”与“经世”，虽然并未立刻化身为“致用”之学，但其思考方向的确是朝“实学”迈进的；颜元与黄绾皆是以“复古”为方向、以“切实”为精神、以“经世”为理想的思想家①。
李书增、岺青、孙玉杰、任金鉴著《中国明代哲学》（２００２），其中《黄绾的思想》一文沿用葛荣晋的说法，指出：黄绾到了晚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以及王学空虚之弊的暴露，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由信奉心学转向批评王守仁及其后学，并在批评中走向了实学。② 台湾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也有文对黄绾的“实用实行哲学”（２００２）予以考察③。
王传龙的博士论文（２０１５）认为，黄绾晚年宣扬主动思考，看重世俗功业， 强调学问之功效，具有鲜明的实践主义精神。④ （４）“理学”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１９８７），其第二编第十五章第一节《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由唐宇元先生撰文完成，称黄绾为理学家，其思想属理学，比如有“黄氏晚年所编的《明道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研究黄绾的理学，主要依靠今存的《明道编》”、“黄绾与王畿的理学论证”、“对黄绾的理学评价”云云⑤。
谷方编著的《中国哲学辞典》（１９９０）在“明代哲学人物”中列有“黄绾”条目，称黄绾在批判当时各家学说的过程中建立了以知止为主旨的哲学体系，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然有所批判，但他仍然属于理学家。⑥ 王宝汉的硕士学位论文题曰《黄绾理学思想研究》（１９９９），即主要从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考察黄绾思想，以为黄绾“的理学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晚年的《明道编》之中”，“《明道编》六卷非常集中地呈现出黄绾晚年的理学思想”。氏著针对《明道编》、《石龙集》的相关资料予以分析，先介绍黄绾的生平与成长背景，再论述其中心思想，及黄绾对于心、性、天之看法，接着分述其义利观、志功说与修养论，最后归纳出黄绾理学特色，并探讨黄绾晚年思想转变之因。① 林家骊教授著《谢铎及茶陵诗派》（２００８）以为黄绾业师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所以以为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黄绾为“浙中王门”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艮止”学说的形成与谢铎的蒙学教育密不可分②。
（５）“心学”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在“浙中王门学案”之中为黄绾树传立案，现代学者研究黄绾进而对黄绾思想的定位，是绕不过《明儒学案》的。易言之，黄绾作为王阳明弟子的身份是不容怀疑的。一般称王阳明的良知学为“心学”，那么称黄绾之学为“心学”，也就顺理成章。
唐宇元先生撰文的《宋明理学史（下册）》第二编第十五章第一节《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１９８７），称黄绾的思想为“理学”③；嗣后，唐宇元在《黄绾思想新议》（１９９１）中则又称黄绾的思想为“心学”，指出“黄绾的心学特点，是以《彖传》‘艮止’论说心为本体及其体验方法”，“黄绾以‘艮止’论证心体的绝对性及其实在性，与王阳明以心为本的心学，并无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相异的话，则是王阳明多从思辨方面论证心的本体意义，而黄绾则是多从三代圣王、儒家经典的所谓‘典要’方面，论证心体的”。④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钱明研究员著《浙中王学研究》（２００９）则称“黄绾著述，既有理论性的，也有政论性的，更有注释性的，可以说在以心学治经学方面他是开了浙中王门乃至整个阳明学派之先河的”⑤。这里，钱明研究员把黄绾视作一位心学家。
山东大学陈坚教授《黄绾的“艮止”心学：兼谈黄绾心学的天台佛学性格》（２００９、２０１２）指出：黄绾通过对《周易·艮》卦的创造性解读，建立了一个从“心性论”的角度而不是从“实学”的角度来反对王阳明心学的所谓“艮止”心学，在当时独树一帜。① （６）“其说不可取” 与上述数种观点正面肯定黄绾思想的学术地位不同，也有学者比如劳思光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１９８０）就对容肇祖在《明代思想史》中极力“推崇久庵之学”表示不满，以为“以哲学史标准言，其（黄绾）说实无可取”“其论点不外常识，未能接触儒学之真问题及真理路也”；“今观《明道编》，则久庵之说，粗疏混乱，于儒学内部问题既无确切了解，释经训诂，亦随意强说”②。
张学智教授的《明代哲学史》（２０００）、《中国儒学史（明代卷）》（２０１１）指出：因黄绾的著作大部分散逸，就传世的《明道编》来看，黄绾实践上的破斥有余，而理论上的发明不足。对有宋诸大儒的批评，皆攻其一点，未能深入其中。对乃师王阳明，有时为了批评之需，故为断章取义。因不能平心理解，所以显得肤廓无力。但他对当时学弊的批评、纠举，在明代儒学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③ 与劳思光先生的基调相仿，董平教授著《浙江思想学术思想史》（２００５）， “很坦率地说”：“黄绾之‘艮止’说在理论上是粗疏不严密的，他至少尚未明确给出‘内艮之止’本身之合理性的规范性规定；换言之，心体之‘止’当止于何所、以及缘何当止于该所这一问题，在他那里仍然是不明确的。”“黄绾晚年反出师门，背叛王学，不再认为阳明之学乃圣学，而是竭力诋之为禅学异端，断言其空虚之弊，必至误人非细。《明史》本传述黄绾政事，谓‘时皆以倾狡目之’， 其《赞》又云‘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然则斯亦恐有以与其‘艮止’之说乎？”④ 此外，李申教授的《中国哲学史文献学·黄绾》（２０１２）也根据《明史》之论， 再次拿所谓的“倾狡”论对黄绾人格予以评述：“从人品上说，黄绾不是一个始终一贯的儒者。”⑤ （７）“道学家” 与“反道学”论调相反，张宏敏的博士论文《黄绾道学思想之进展》（２０１４） 基于冯友兰、姜广辉、余英时、蔡方鹿等先生对“道学”范畴的解读定位，以为明代儒者黄绾学术思想的准确定位是“道学”：黄绾一生治学“三变”，早年崇奉程朱理学，中年皈依阳明心学，晚年服膺经学元典，以为指称处于不断演变之中的黄绾儒学思想，以“道学”之名指称更为科学、合理一些。再有，黄绾早年即因“志于求道”而放弃科举，中年黄绾因“欲学以全夫性之道”而与王阳明、湛若水“订三人终身共学之盟”。王廷相撰《石龙集序》又以“明道”一词厘定黄绾之学，而黄绾晚年读书笔记《久庵日录》的汇编又以“明道编”定名：故而以“道学”一词称谓黄绾的学术思想也符合黄绾本人的意图。总之，黄绾是一位古典的道学家，一位学以致用的儒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位具有“卫道”情怀且主张“儒学经世”的儒学家。
对此，学人见仁见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１）反道学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二十章题曰“王廷相、黄绾、吕坤的反道学思想”（１９６０），这里，侯外庐、范文澜先生以“反道学”来指称黄绾的哲学思想。① （２）气学葛荣晋先生在《王廷相和明代气学》（１９９０）一书中指出：黄绾一生，治学三变。大体说来，正德五年入仕以前，他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入仕至嘉靖七年王阳明卒，他由宗程朱转师于王阳明，由客观唯心论转向主观唯心论；黄绾晚年，由信奉心学进而批判心学，由心学转向气学。黄绾所以能够由王阳明“心学”转向唯物论，除了社会政治原因外，这同他接受王廷相等人的气学思想的影响，是直接有关的。② （３）实学容肇祖先生《王守仁的门人黄绾》（１９３７—１９４０）一文结论认为黄绾的思想有“实习实行的精神”、“跑上实用的道路”：“黄绾很有实习实行的精神，他的态度有点像后来的颜元。他主张思考，主张学，主张实行，主张求功效，主张近人情，以致知为精思，以物则之当然为格物，以治生为游艺。自然他亦有注重于向内的修养之处，所谓艮止以存心，不免明儒好标宗旨的习气，但是他反对无思无为，仍是跑上实用的道路的。他对于人生哲学，是贡献着实用的实行的精神，较之王守仁的学说是更要踏上切实的地步了。”③ 葛荣晋先生在对王廷相、黄绾的气学（《王廷相和明代气学》，１９９０）进行论证之后，又转向研究王廷相、黄绾的实学。其在《黄绾实学思想简论》（１９８９）中指出：黄绾是明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治学三变，早年初师谢铎，学宗程朱；中年转师王阳明，笃信心学；晚年背离王学，而转向实学。《明道编》是他批评宋明理学的战斗檄文，也是他的实学思想的重要著作。黄绾晚年由心学转向实学，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和实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在以王廷相为代表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下，黄绾逐步背离王学， 成为当时实学思潮的重要人物之一。黄绾的实学思想，在学术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揭露和批评宋明理学的空虚之弊和禅学本质，二是阐释他的“艮止执中”之学。① 值得注意的是，唐宇元在《黄绾思想新议》（１９９１）文中对容肇祖、葛荣晋二位先生对黄绾的学术定位有质疑，以为“对于黄绾的思想，容肇祖先生在４０年代著文称黄氏早年尊崇王学，但他晚年‘转变了’，在王学营垒中，他第一个起来‘不留余地’地反对王学，并早在明末顾、黄、王以前，在黄绾那里就有了启蒙思想。（《浙东黄绾思想》②，载《燕京学报》第２７期，１９４０年６月）自此以后，一些论者相沿此说，竞相拔高，以至时下又把黄绾列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一个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提倡经世致用的启蒙人物”，“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③。
方奕亮的硕士论文《黄绾研究（１４７７—１５５１）》（１９９５），沿用容肇祖先生的观点，指出：黄绾的思想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既可启导明末实学思潮的出现， 亦下开清初反宋儒的先路。黄绾所提出的主张，如他的反虚务实，肯定私欲的价值和重视理财等观念，影响后世深远；这些思想不单为后世学者所承袭，更将之发扬光大，到明末清初，更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风靡明代思想界的“心学”没落，实学思潮继之而兴。④ 王宝汉的硕士论文《黄绾理学思想研究》（１９９９）也沿用容肇祖先生的观点，以为“黄绾切实的学风也成为后来实学的先驱”：因著禅学“无思无为”之说，黄绾特别重视“功效”与“经世”，虽然并未立刻化身为“致用”之学，但其思考方向的确是朝“实学”迈进的；颜元与黄绾皆是以“复古”为方向、以“切实”为精神、以“经世”为理想的思想家①。
李书增、岺青、孙玉杰、任金鉴著《中国明代哲学》（２００２），其中《黄绾的思想》一文沿用葛荣晋的说法，指出：黄绾到了晚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和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以及王学空虚之弊的暴露，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由信奉心学转向批评王守仁及其后学，并在批评中走向了实学。② 台湾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也有文对黄绾的“实用实行哲学”（２００２）予以考察③。
王传龙的博士论文（２０１５）认为，黄绾晚年宣扬主动思考，看重世俗功业， 强调学问之功效，具有鲜明的实践主义精神。④ （４）“理学”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１９８７），其第二编第十五章第一节《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由唐宇元先生撰文完成，称黄绾为理学家，其思想属理学，比如有“黄氏晚年所编的《明道编》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研究黄绾的理学，主要依靠今存的《明道编》”、“黄绾与王畿的理学论证”、“对黄绾的理学评价”云云⑤。
谷方编著的《中国哲学辞典》（１９９０）在“明代哲学人物”中列有“黄绾”条目，称黄绾在批判当时各家学说的过程中建立了以知止为主旨的哲学体系，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然有所批判，但他仍然属于理学家。⑥ 王宝汉的硕士学位论文题曰《黄绾理学思想研究》（１９９９），即主要从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考察黄绾思想，以为黄绾“的理学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晚年的《明道编》之中”，“《明道编》六卷非常集中地呈现出黄绾晚年的理学思想”。氏著针对《明道编》、《石龙集》的相关资料予以分析，先介绍黄绾的生平与成长背景，再论述其中心思想，及黄绾对于心、性、天之看法，接着分述其义利观、志功说与修养论，最后归纳出黄绾理学特色，并探讨黄绾晚年思想转变之因。① 林家骊教授著《谢铎及茶陵诗派》（２００８）以为黄绾业师谢铎“是浙东理学的传人”，所以以为黄绾“也是著名的理学家”；黄绾为“浙中王门”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艮止”学说的形成与谢铎的蒙学教育密不可分②。
（５）“心学”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在“浙中王门学案”之中为黄绾树传立案，现代学者研究黄绾进而对黄绾思想的定位，是绕不过《明儒学案》的。易言之，黄绾作为王阳明弟子的身份是不容怀疑的。一般称王阳明的良知学为“心学”，那么称黄绾之学为“心学”，也就顺理成章。
唐宇元先生撰文的《宋明理学史（下册）》第二编第十五章第一节《黄绾的学行与“艮止”说》（１９８７），称黄绾的思想为“理学”③；嗣后，唐宇元在《黄绾思想新议》（１９９１）中则又称黄绾的思想为“心学”，指出“黄绾的心学特点，是以《彖传》‘艮止’论说心为本体及其体验方法”，“黄绾以‘艮止’论证心体的绝对性及其实在性，与王阳明以心为本的心学，并无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相异的话，则是王阳明多从思辨方面论证心的本体意义，而黄绾则是多从三代圣王、儒家经典的所谓‘典要’方面，论证心体的”。④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钱明研究员著《浙中王学研究》（２００９）则称“黄绾著述，既有理论性的，也有政论性的，更有注释性的，可以说在以心学治经学方面他是开了浙中王门乃至整个阳明学派之先河的”⑤。这里，钱明研究员把黄绾视作一位心学家。
山东大学陈坚教授《黄绾的“艮止”心学：兼谈黄绾心学的天台佛学性格》（２００９、２０１２）指出：黄绾通过对《周易·艮》卦的创造性解读，建立了一个从“心性论”的角度而不是从“实学”的角度来反对王阳明心学的所谓“艮止”心学，在当时独树一帜。① （６）“其说不可取” 与上述数种观点正面肯定黄绾思想的学术地位不同，也有学者比如劳思光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１９８０）就对容肇祖在《明代思想史》中极力“推崇久庵之学”表示不满，以为“以哲学史标准言，其（黄绾）说实无可取”“其论点不外常识，未能接触儒学之真问题及真理路也”；“今观《明道编》，则久庵之说，粗疏混乱，于儒学内部问题既无确切了解，释经训诂，亦随意强说”②。
张学智教授的《明代哲学史》（２０００）、《中国儒学史（明代卷）》（２０１１）指出：因黄绾的著作大部分散逸，就传世的《明道编》来看，黄绾实践上的破斥有余，而理论上的发明不足。对有宋诸大儒的批评，皆攻其一点，未能深入其中。对乃师王阳明，有时为了批评之需，故为断章取义。因不能平心理解，所以显得肤廓无力。但他对当时学弊的批评、纠举，在明代儒学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③ 与劳思光先生的基调相仿，董平教授著《浙江思想学术思想史》（２００５）， “很坦率地说”：“黄绾之‘艮止’说在理论上是粗疏不严密的，他至少尚未明确给出‘内艮之止’本身之合理性的规范性规定；换言之，心体之‘止’当止于何所、以及缘何当止于该所这一问题，在他那里仍然是不明确的。”“黄绾晚年反出师门，背叛王学，不再认为阳明之学乃圣学，而是竭力诋之为禅学异端，断言其空虚之弊，必至误人非细。《明史》本传述黄绾政事，谓‘时皆以倾狡目之’， 其《赞》又云‘绾之倾狡，乃不足道矣’，然则斯亦恐有以与其‘艮止’之说乎？”④ 此外，李申教授的《中国哲学史文献学·黄绾》（２０１２）也根据《明史》之论， 再次拿所谓的“倾狡”论对黄绾人格予以评述：“从人品上说，黄绾不是一个始终一贯的儒者。”⑤ （７）“道学家” 与“反道学”论调相反，张宏敏的博士论文《黄绾道学思想之进展》（２０１４） 基于冯友兰、姜广辉、余英时、蔡方鹿等先生对“道学”范畴的解读定位，以为明代儒者黄绾学术思想的准确定位是“道学”：黄绾一生治学“三变”，早年崇奉程朱理学，中年皈依阳明心学，晚年服膺经学元典，以为指称处于不断演变之中的黄绾儒学思想，以“道学”之名指称更为科学、合理一些。再有，黄绾早年即因“志于求道”而放弃科举，中年黄绾因“欲学以全夫性之道”而与王阳明、湛若水“订三人终身共学之盟”。王廷相撰《石龙集序》又以“明道”一词厘定黄绾之学，而黄绾晚年读书笔记《久庵日录》的汇编又以“明道编”定名：故而以“道学”一词称谓黄绾的学术思想也符合黄绾本人的意图。总之，黄绾是一位古典的道学家，一位学以致用的儒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位具有“卫道”情怀且主张“儒学经世”的儒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