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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等奉敕编撰《明世宗实录·黄绾传》时，对黄绾评论道：黄绾，浙江黄岩人。正德中，以祖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嘉靖改元， 为南京都察院经历，以议“大礼”与张、桂合，迁南京工部员外郎，谢病免归。未几，复起为光禄寺少卿，与修《明伦大典》，寻升大理少卿，改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经筵讲官。《大典》成，进詹事。久之，进南京礼部右侍郎， 转礼部左。时大同军乱后，反侧子犹攘臂鼓啸，人心汹汹，代王请遣大臣安集，上命绾往。绾抚辑流亡，分别善恶，悉索其倡乱党与诛之，还奏称旨。母忧，服阕，即其家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抚谕安南，未行，落职闲住。至是，卒于家。
  绾有文学，明习国家故事，博辩捷给。吏干亦敏瞻，故虽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为忝。然其倾狡善变，不专一节，初以讲学取声誉，比“议礼”，见举朝不悦，复首鼠避去，事定乃复扬扬自负，力附张、桂，锄所憎忌。
  尝上书，以隐语撼大学士杨一清，公论恶之。及夏言有宠，复附言而非张孚敬。迹其终始，真倾危之士哉！① 《明世宗实录》对黄绾的文学成就、吏治才干即仕宦业绩的成就是认可的， 但是鉴于黄绾于“大礼议”中之言行，并先后与杨一清、张璁等交恶故，致使张居正等对黄绾的人品有“倾狡善变，不专一节”的负面评价。也正是《明世宗实录》对黄绾人品的负面评价，直接导致了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修史书、传记文献中在对黄绾进行评论之时，有“倾狡善变，不专一节”、“真倾危之士”云云。
  明代文史大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在编撰《嘉靖以来首辅传》之“张孚敬、杨一清传”后，附有对黄绾的简要介绍与评论：“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以祖荫得官，至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以侍郎致仕，卒。绾虽起纨袴而精儒士业，兼长吏事，喜功名，第■阉捭阖，君子所羞称。”①这里，王世贞对黄绾的评价是功过、是非参半。又，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之中述及“任子官位大于所由”时， 以“国朝重科目一途，任子多不得大位”为立论前提；然而“官位大于所由者”亦有之，并以黄绾为例，“南京工部右侍郎黄公孔昭任子绾，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二品”，“黄绾为詹事、学士，咸极清华之选”。② 要之，在王世贞看来，黄绾由任子官至礼部尚书的仕宦经历，乃奇事奇闻之一案例。此外，王世贞还对黄绾所撰《王文成公行状》与钱德洪所编《王阳明年谱》之中有相左之事进行考辨③， 进而指出《行状》与《年谱》所记史实（孰是孰非）之优劣，以澄清王阳明生平事迹之可商榷处。
  明嘉靖、万历年间晋江学者何乔远（１５５８—１６３１）辑明朝十三代遗事而编成《名山藏》。其《臣林纪》中，在对张璁仕宦经历详加追述之后，将黄绾视为“议大礼贵者七人”之一（其余六人系黄宗明、霍韬、方献夫、桂萼、席书、熊浃） 进行立传。其中，对黄绾吏治才干予以肯定：“其于国家典故明习通练，吏治干局亦自赡敏。”然而对黄绾“倾狡避就、不专一节”的人品多有微词：“其初与张、桂同疏，已见举朝不悦，自引去。事定乃出，力附张、桂，锄所憎忌，尝上书以隐语倾杨一清。及夏言用事，复附言而非张孚敬也。”④ 明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俞汝楫（生卒年不详）编《礼部志稿·列传》之中有《尚书黄绾传》⑤，对黄绾的仕宦历程简要介绍之后，对黄绾的才学、吏干予以积极评论，然而对黄绾的人品多有负面议论，即《明世宗实录》中所言“倾狡善变， 不专一节”、“迹其终始，真倾危之士也”。
  明季学者谈迁（１５９３—１６５７）著《国榷》，对“前礼部尚书黄绾”的评价亦出自于《明世宗实录》“黄绾传”，对黄绾人品作负面评论，有“倾狡善佞，始附张、桂，后附夏言有宠。迹其终始，真倾危之士哉”云云⑥。
  此外，明万历年间江右王门学者邓元锡（１５２９—１５９３）著《皇明书》⑦，其卷四十三“心学述”为黄绾列名、树传。
  应该承认，无论正面评价，抑或负面微词，双方对黄绾的吏治才干皆能予以充分认可。而对黄绾人品之负面微词之论，其始作俑者即是明官修《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十四“嘉靖三十三年九月壬寅条”的《黄绾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