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１）王阳明、湛若水的赞赏正德五年（１５１０），三十而立的黄绾正式出仕；是年冬即与有明一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９）、湛若水（１４６６—１５６０）结识订交，并笃志于圣人之学、之道。《明儒学案·黄绾传》对黄、王、湛三人结交过程有简要描述：“先生（黄绾）初师谢文肃，及官都事，闻阳明讲学，请见。阳明曰：‘作何工夫？’对曰： ‘初有志，工夫全未。’阳明曰：‘人患无志，不患无工夫可用。’复见甘泉，相与矢志于学。”③ 共学京师之时，湛若水对黄绾的学识才干，极为欣赏。比如在正德七年（１５１２）正月十五日，应黄绾之请，湛若水为黄绾祖父黄孔昭诗文集《定轩先生存稿》撰跋文，其中湛若水对黄绾的“文行学术”予以赞叹：“余（湛若水）久与其孙后军都事绾游，其文行学术信有由，然而直趋濂洛不懈，而骎骎乎古圣贤之域矣！”④据此，可见王阳明、湛若水对中年黄绾志业的钦佩与赏识。
（２）朱节的推荐嘉靖改元（１５２２），诏征遗逸，时阳明门生、巡按山东监察侍御朱节（１４７５— １５２３）特疏荐黄绾，赞其：“志专正道，素行惬于舆情；心存王佐，学术明于泽物。”⑤嗣后，黄绾起升南京都察院经历，并参与了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事件，并受到明世宗的赏识。
（３）何瑭的赞叹嘉靖五年（１５２６）春，黄绾第二次致仕离开南都之时，何瑭（１４７４—１５４３）受僚友之托，作《赠石龙黄先生致仕序》，其中对黄绾在武宗朝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之业绩予以彰著：“石龙在武宗朝，始仕为后府都事，时垢弊纷然，石龙悉簿正之。中有武职，依凭中贵，侵官银至万计，莫敢问者。石龙竟发其事，中贵虽衔之，无以害也。已而乞致仕去。”又对黄绾在嘉靖改元之后再次出仕南京都察院经历司经历之业绩予以告白：“石龙持宪奉公，上下倚赖，差遣刑名、簿书、出纳之际，惟清惟允，虽丝毫必尽其心。”继而又对黄绾在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中的主张予以说明：“会‘大礼议’起，廷臣意见不同，互相攻击。石龙谓：‘廷臣不和则君心疑，上下之情，扞格不通，为害非细。’乃具疏论救，因援古证今， 明大礼之所宜从甚辨。”据此，何瑭得出结论：“石龙之才之守亦略可见矣，非贤者固不能也。”与此同时，何瑭还对黄绾早年始师陈石峰习举子业，继师谢铎学古文辞，后又与王阳明、湛甘泉讲明心学之奥的师承、游学经历予以揭橥，得出“石龙之贤，谓其渊源有自，可也；谓其深造独得，亦可也，皆不必深论”的判断。① （４）席书的嘉许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礼部尚书席书（１４６１—１５２７）等受命纂修《明伦大典》，特举荐黄绾与事，称其“才堪太用，学裕纂修”。对此，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有“尚书席公书、侍郎胡公世宁各疏荐公‘才堪太用，学裕纂修’。起升光禄寺少卿，纂修《明伦大典》”云云。② 嘉靖六年（１５２７）诠选翰林之时，明世宗朱厚熜（１５０７—１５６７）对时任大理寺左少卿的黄绾亦偏爱有加，亲自提拔黄绾入翰林，兼侍讲学士、充讲官，并对其才能予以肯定：“尔以不群之才、卓越之见，故超资宠用，以图治弘功。”③ （５）王廷相的赞叹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春，王廷相（１４７４—１５４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黄绾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王廷相至南都履任之后，直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夏去京师任职。在这三四年间，王廷相与黄绾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颇为频繁。
而对黄绾的学术思想首次进行系统评价者，当推王廷相。王廷相在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初所成《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文中，以为黄绾乃是“有道之士”，视功名如浮烟流埃。“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际，视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遘于时也，结茅会友于紫霄之山，讲习唐、虞、周、孔之道， 宴然若将终身焉。及其既遘于时也，葆光韬志，逊而远之，其视矫矫亢亢，不胜其满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黄子，有道之士也。其于功名之际，曾何诩诩然居之哉？”①这里，王廷相对黄绾所秉持奉行的儒者出处之道，表示认可。
嘉靖十二年春，王廷相曾花了三个月时间拜读黄绾诗文集———《石龙集》，成序文一种，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余读《石龙集》，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重维度，扼要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要义与文学成就：“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可也。”②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
嘉靖十二年夏，王廷相在《石龙书院学辩》一文中结合自己在南都任职三年期间与黄绾的论道、交游，认为黄绾系“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 每得闻其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③黄绾也正是受王廷相的影响，逐步放弃了中年时期对阳明良知学的信仰，严“儒佛之辩”，返归四子六经之书。晚年赋闲家居之后，又重构儒家圣学道统论，发明了“艮止执中之学”。
（６）何诏的称颂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左右，时任南京工部尚书何诏（１４６０—１５３５）对黄绾任职南都的政绩有肯定性评价，许之“以明达之才，成硕茂之业”，“黄子贰礼南都也，禋祀之牺牲，登豆之果蔬，无不裁定区画，薄正民便，公廨营局医药之务，无不修缮，处分咸有实惠；摄刑部也，烛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讼狱乃清； 摄都台也，端范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宪跻贞轨；摄操江也，防御有略，经理周尽，弭盗四事，深中机宜”①。据此，亦可见黄绾的政治才干。
（７）罗洪先的钦佩江右阳明学者罗洪先（１５０４—１５６４）在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前后任职京师之时与黄绾结识，此时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黄绾，因奉使安南未行、落职闲住，二人遂于京郊别过。七八年之后，即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黄绾有书信与罗洪先，罗氏覆函（《奉黄久庵公》），对黄绾的才华、志业有高度评价：“先生（案：黄绾）抱世不常有之资，操物无以尚之志，而又当舍我其谁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关系，岂小小哉！”②言语之中，对同道黄绾得不到朝廷重用之事，表示了极大的伤感与惋惜。
（２）朱节的推荐嘉靖改元（１５２２），诏征遗逸，时阳明门生、巡按山东监察侍御朱节（１４７５— １５２３）特疏荐黄绾，赞其：“志专正道，素行惬于舆情；心存王佐，学术明于泽物。”⑤嗣后，黄绾起升南京都察院经历，并参与了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事件，并受到明世宗的赏识。
（３）何瑭的赞叹嘉靖五年（１５２６）春，黄绾第二次致仕离开南都之时，何瑭（１４７４—１５４３）受僚友之托，作《赠石龙黄先生致仕序》，其中对黄绾在武宗朝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之业绩予以彰著：“石龙在武宗朝，始仕为后府都事，时垢弊纷然，石龙悉簿正之。中有武职，依凭中贵，侵官银至万计，莫敢问者。石龙竟发其事，中贵虽衔之，无以害也。已而乞致仕去。”又对黄绾在嘉靖改元之后再次出仕南京都察院经历司经历之业绩予以告白：“石龙持宪奉公，上下倚赖，差遣刑名、簿书、出纳之际，惟清惟允，虽丝毫必尽其心。”继而又对黄绾在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中的主张予以说明：“会‘大礼议’起，廷臣意见不同，互相攻击。石龙谓：‘廷臣不和则君心疑，上下之情，扞格不通，为害非细。’乃具疏论救，因援古证今， 明大礼之所宜从甚辨。”据此，何瑭得出结论：“石龙之才之守亦略可见矣，非贤者固不能也。”与此同时，何瑭还对黄绾早年始师陈石峰习举子业，继师谢铎学古文辞，后又与王阳明、湛甘泉讲明心学之奥的师承、游学经历予以揭橥，得出“石龙之贤，谓其渊源有自，可也；谓其深造独得，亦可也，皆不必深论”的判断。① （４）席书的嘉许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礼部尚书席书（１４６１—１５２７）等受命纂修《明伦大典》，特举荐黄绾与事，称其“才堪太用，学裕纂修”。对此，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有“尚书席公书、侍郎胡公世宁各疏荐公‘才堪太用，学裕纂修’。起升光禄寺少卿，纂修《明伦大典》”云云。② 嘉靖六年（１５２７）诠选翰林之时，明世宗朱厚熜（１５０７—１５６７）对时任大理寺左少卿的黄绾亦偏爱有加，亲自提拔黄绾入翰林，兼侍讲学士、充讲官，并对其才能予以肯定：“尔以不群之才、卓越之见，故超资宠用，以图治弘功。”③ （５）王廷相的赞叹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春，王廷相（１４７４—１５４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黄绾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王廷相至南都履任之后，直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夏去京师任职。在这三四年间，王廷相与黄绾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颇为频繁。
而对黄绾的学术思想首次进行系统评价者，当推王廷相。王廷相在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初所成《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文中，以为黄绾乃是“有道之士”，视功名如浮烟流埃。“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际，视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遘于时也，结茅会友于紫霄之山，讲习唐、虞、周、孔之道， 宴然若将终身焉。及其既遘于时也，葆光韬志，逊而远之，其视矫矫亢亢，不胜其满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黄子，有道之士也。其于功名之际，曾何诩诩然居之哉？”①这里，王廷相对黄绾所秉持奉行的儒者出处之道，表示认可。
嘉靖十二年春，王廷相曾花了三个月时间拜读黄绾诗文集———《石龙集》，成序文一种，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余读《石龙集》，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重维度，扼要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要义与文学成就：“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可也。”②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
嘉靖十二年夏，王廷相在《石龙书院学辩》一文中结合自己在南都任职三年期间与黄绾的论道、交游，认为黄绾系“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 每得闻其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③黄绾也正是受王廷相的影响，逐步放弃了中年时期对阳明良知学的信仰，严“儒佛之辩”，返归四子六经之书。晚年赋闲家居之后，又重构儒家圣学道统论，发明了“艮止执中之学”。
（６）何诏的称颂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左右，时任南京工部尚书何诏（１４６０—１５３５）对黄绾任职南都的政绩有肯定性评价，许之“以明达之才，成硕茂之业”，“黄子贰礼南都也，禋祀之牺牲，登豆之果蔬，无不裁定区画，薄正民便，公廨营局医药之务，无不修缮，处分咸有实惠；摄刑部也，烛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讼狱乃清； 摄都台也，端范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宪跻贞轨；摄操江也，防御有略，经理周尽，弭盗四事，深中机宜”①。据此，亦可见黄绾的政治才干。
（７）罗洪先的钦佩江右阳明学者罗洪先（１５０４—１５６４）在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前后任职京师之时与黄绾结识，此时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黄绾，因奉使安南未行、落职闲住，二人遂于京郊别过。七八年之后，即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黄绾有书信与罗洪先，罗氏覆函（《奉黄久庵公》），对黄绾的才华、志业有高度评价：“先生（案：黄绾）抱世不常有之资，操物无以尚之志，而又当舍我其谁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关系，岂小小哉！”②言语之中，对同道黄绾得不到朝廷重用之事，表示了极大的伤感与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