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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尊号》卷首有高道素之子高承埏所作《题罗汉尊号碑（记）》云： 先大夫玄期公之生也，先赠君宇培公实梦明水怀忠、大沩如晦、玉泉道素三高僧投宿，遂以如晦命为小字。长而奇慧，里有圣童之目。年十二，曾王父刺史公以侍养归，携过舍旁竹林庙，庙祝乞大士殿柱联。刺史公方吮墨，而先大夫遽走别室，私作擘窠大书云：“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静经。”刺史公惊喜，辄用题柱。自是益栖心禅学，祖父知而禁之不止也。未几，刺史公与先赠公相继捐馆，外侮踵至，家岌岌且不保，遂抑志工举子业。弱冠举浙闱，皈依莲池大师，以明水为别号。自是且习为禅诵，游戏书画，并有绝诣。性嗜古，图书彝鼎罗列景玄堂中，而精庐古寺残碑断碣，无不搜集，尤性之所耽云。五上春官报罢，至己未（１６１９）感异梦， 更名某（即道素），乃第。即玉泉师故名也。
  一日散步燕市，遇木里浦真如庵僧，售一蠹帧。谛视之，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也。住世十八尊者、石桥五百尊者名号咸备，有绍兴间叶内翰清臣赞曰：“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先大夫亟购归，补缀手书一过，藏之笥中；今二十五年矣。
  客有见而问曰：“先公既笃信大雄氏，此帧奚勿宣传之。”予曰：“先大夫生平，不知人间世有剞劂事也。初出三冠童子军，超次授饩。一战而中副车，再战而魁贤书；既而掇南宫高第，未尝刻一试牍。下笔词赋妙丽，顷刻数千言，而箧无留稿，从未有诗古文辞之刻。总以性近嵇懒，冥悟在心， 不系区区楮墨间也。予且购求良工，以先大夫手书者，寿之金石，广置名山，使览者得尽识尊者名号，生欢喜心。而先大夫夙因或亦不致泯没。客姑俟之。”因备识其颠末如此。时崇祯癸未孟夏高承埏敬识于宝坻官舍。
  纵观高承埏《题罗汉尊号碑（记）》，可分为“高道素生平”、“偶遇五百罗汉尊号碑”、“刊刻五百罗汉尊号碑”出三个层次： 第一，介绍了高道素的生平。
  高道素初名斗光，自幼聪慧，深得父祖喜爱，二十岁皈依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莲池大师云栖袾宏（１５３５—１６１５）。性嗜古籍，尤精金石，其景玄堂中陈列古物，琳琅满目。后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因感梦高僧玉泉道素，遂更名道素， 因而进士及第。故高承埏说“至己未（１６１９）感异梦，更名某乃第，即玉泉师故名也”。《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载：“高道素，初名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更字玄期。嘉兴人。万历己未（１６１９）进士，除工部主事，历郎中，坐法。有《景玄堂集》。”其字明水，即源自明水怀忠；又字如晦，即源自大沩如晦。
  可见高道素之名字均源自明水怀忠、大沩如晦、玉泉道素三位高僧之法号。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载：“高道素《景玄堂集》十卷。初名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更字玄期，嘉兴人，工部郎中。”其家世代奉佛，可见一斑。
  高道素生平还见于《嘉兴府志》卷五十《嘉兴列传·高道素传》： 高道素，字明水，原名斗光，字元（元通玄）期，文登孙。道素以进士授虞衡司主事，调营缮。偕太监黄用监造桂邸，分界督造。邸成，迁郎中。
  未几，衡州大风雷，（黄）用所督造寝殿震圯，词连道素，俱逮系。衡绅刘亨甲怨道素建邸时按图徙其宅，嗾问者文致于法。后其子（高）承埏上书讼冤，复原官。道素孝友好义，为诸生时，倡建仁文书院，并置义田。善诗文，工书画。著有《景元堂集》、《明水轩笔记》。（《嘉禾征献录》） 又据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１９３５版）一书介绍，嘉兴高氏祖籍河南萧县。南宋建炎初，高世则扈跸南渡，后赐葬于温州。南宋亡，其后裔高文思避地萧县；其后裔高德于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任职浙东宣慰使都事而还，徙居于浙江嘉兴。其子高逊志于明初迁居嘉兴竹林乡间。高氏在明清两代是“文宦之家”，明代高道素、高承埏父子及清代高佑■均为明清嘉兴高氏“文宦之家”的代表。
  第二，介绍了高道素发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过程。
  高道素因喜好古书金石，平日往往徜徉于北京古玩市场。一日偶遇木里浦真如庵僧人，正售卖一幅被虫蛀蚀的图册。高道素仔细一看，此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其中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尊号齐备，另有北宋名臣叶清臣（１０００—１０４９）所作的《石桥罗汉赞》：“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 据《明一统志》卷八载：“叶清臣，（苏州）长洲人。天圣初进士。仕为两浙转运副使，疏太湖、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累迁翰林学士、三司使，知河阳。为人爽迈，数言天下事，皆当时可施行者。有《集》百余卷。” “一路指桥西”之桥，即指天台石梁桥；石桥之西，即天台石梁下方广寺。
  叶清臣在任两浙转运副使时，曾游历天台山，林表民《天台续集》共辑叶清臣《题石桥》、《先照亭》、《大慈寺》、《国清寺》、《送梵才大师归天台》五首诗，其中《题石桥》一诗即《石桥罗汉赞》。叶清臣亦精于天台宗，其《大慈寺》诗云：“佛陇光沉茂草平，树林犹作诵经声。一心三观休分别，秋静山高海月明。”其《国清寺》诗云：“绀雨初成国已清，千灵慈护属仁明。山僧了得真空观，好续炉熏傲太平。”其佛学造诣可见一斑。
  高道素一见《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如获珍宝，急忙出金购归， 并补缀手录住世十八尊者与石桥五百尊者尊号（始于"陈如尊者、终于愿事众尊者）一遍，藏于书箧之中。至高承埏准备付梓刊刻时，已经整整过了二十五年。
  第三，介绍了高承埏于宝坻官舍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历程。
  高道素购归并手书《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后，有人对高承埏说， 令尊笃信佛教，既有《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何不刊印以弘法。高承埏认为，其父生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生员至进士及第，下笔词赋妙丽，顷刻数千言，而书箧无留稿，从未有诗古文辞之刻。受佛教禅宗影响，只求明悟在心，其意不在留著文字间。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孟夏，高承埏任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令时，为了先父之遗愿，遂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宝坻官舍，并作此题记。
  高承埏（１６０３—１６４８）明末藏书家、刻书家。字寓公，一字泽外、九遐，晚号弘一居士、鸿一居士。秀水（今嘉兴）人。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中举，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进士，授知迁安县。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调宝坻县令，屡退清兵，后任安徽泾县令，旋迁工部主事。明亡后隐居竹林村窝，拒不仕清。好聚书，家藏书至七万余卷，书分八十椟。校勘不倦。藏书处及刻书处名为“稽古堂”，与当地藏书家项元汴“万卷楼”逐鹿一时。编有《稽古堂藏书目》，钱谦益曾作有《嘉兴高氏家传》。崇祯八年（１６３５）辑刻《稽古堂丛刻》收书十一种，《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二十二种；所刻之书被叶德辉列为明人刻书之精品。顺治五年（１６４８） 卒，年四十六岁。著有《崇祯忠节录》、《诗义裁中》、《自靖录》、《稽古堂集》等。
  （见清王岱《浮槎文集》卷五《高寓公先生传》） 高承埏生平还见于《嘉兴府志》卷五十《嘉兴列传·高承埏传》： 高承埏，字泽外，以进士知迁安县。县数被兵，岁饥逋赋，承埏请减运缓征，流民归者千七百户。调宝坻，边警，县被围，承埏登陴固守，多方防御，城赖以全。改知直隶泾县，数月政成。民歌曰：“琴溪泉，洁而清；岊山阜，高入云；谁其比，高使君！”迁工部主事。白父冤，即乞养归。泾人奉祀于王文成书院。承埏博学强记，虽簿书鞅掌，不废涉览。著有《稽古堂集》。《吴志》并《嘉禾征献录》高承埏其子高佑■亦笃信佛教。《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九《高佑■传》载：“《嘉兴府志》：字念祖，嘉兴人。父承埏尝辑《自靖录》，佑■续成之。博闻强记，尤谙隆（庆）、万（历）以来旧事。著《怀寓堂诗》，脍炙艺林。”《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主体分“十八罗汉尊号”与“（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尊号” 两大部分。前为高承埏题记（见前），后为高佑■跋。《跋》云： 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特再授梓，俾得流通。
  试一展卷称诵，便如尊者森列现前，令人瞻仰。而先祖往昔因缘暨先公继述禅喜，咸永永弗替矣。为之偈曰：“诸大阿罗汉，一一垂名号，五百不为多，十八亦非少。各具精进心，乃成无上道，赞叹顶礼者，咸得除烦恼。”念祖居士高佑■沐手敬书。
  高佑■之《跋》弥补了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某些后续细节。即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孟夏，高承埏为了先父之遗愿，遂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宝坻官舍，并作题记。而高佑■之《跋》称“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吾祖”是指高道素书五百十八罗汉尊号，“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是指高承埏又携《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至安徽泾县完成镌刻的。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高承埏任宝坻县令；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孟夏，高承埏作《题五百罗汉（记）》。高承埏在宝坻积极抗清，坚守宝坻，旋改泾县令。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覆亡。可能是高承埏在宝坻未完成《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刊刻，后又携至泾县续刊。故高佑■云“先公镌之泾县署中”，后因“惜传布未广”，高佑■予以再刊，最终编入明《嘉兴藏》第四十三函，清代编入《乾隆大藏经》第一百六十一册，新中国成立后又编入《中华大藏经》一百零四册，使之广传于世。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夏金华研究员在《佛门之龙象群生之依怙———五百罗汉图像研究》针对“《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真实性可疑，不过是宋人附会云云”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有三： 一是高玄期乃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株宏的居家弟子，且“夙具上根， 深于禅理”。从其年十二，即能立时作出“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净经” 的联语来看，高氏佛学修养非同一般，是理所当然的。其子高承埏及孙高佑铠，均为虔诚佛子，且深信因果报应之说，胡乱编造五百罗汉尊号，罪孽深重， 不敢胡来。
  二是从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分类也能看出，其名号的确立，是有经典依据的，并非凭空杜撰而成。其中第一类十八罗汉是据唐玄奘所翻译的《法住记》而排列；第二类五百罗汉是着眼于教义内涵、“以德行立名”方式出现的。此外，还有将近５１位显然是经过筛选的本土高僧，如第１１７尊的悟达国师、第１３１尊的善慧尊者———傅大士、第４８４尊悯不息尊者（慧日）等。
  三是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在明代被收入《大藏经》中。按照惯例，凡人藏之文均须经当时的高僧硕德共同审定通过，是极其严肃的，马虎不得。如莲池株宏所言：“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人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入选《大藏经》，明显属于“通佛法宰官”一类，可见其慎重。由此可见，乾明院的五百应真名号是可靠的，近千年来已渐成定论，难以撼动。
  东土教文入藏，确有严密程序。佛教天台宗著述入选《大藏经》，亦是如此。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三载：宋真宗时“章懿太后遣使诣天竺，请式法师为国行忏。师上《金光明护国仪》，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宋吕夷简等编纂的《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七载：“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四月，内出天台智者科教经纶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 同加详定，编录入藏。”天台宗著述入藏，亦是经“大内”———皇宫内库发书，经“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同加详定”，方能“编录入藏”。故高道素师傅、明末四大高僧莲池株宏《续入藏诸贤著述》云： 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有当入而未入者，则元之《天目高峰禅师语录》、国初之《琦楚石禅师语录》，皆宝所之遗珍也。近岁又入藏四十余函，而二师《语录》依然见遗……嗟乎！天台师种种著述，及百年然后得入藏，岂亦时节因缘使之然欤。后更有入藏者，二师之语录其最急矣。特阐而明之。（《竹窗三笔》） 由此可见，夏金华研究员对《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分析，是非常有理有据的。
  浙江博物馆所编《东方博物》第四十二辑，收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大学常青先生所撰《杭州飞来峰五百罗汉像及其他问题》一文，从文中可以看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比较完整的阳面拓片，漫漶不足３０％，字迹大多清晰可见。
  据常青先生研究：刻于１１３４年的另一块石碑则清楚地记载着两组罗汉（即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的名字，原位于江苏江阴乾明院的这块罗汉碑，毁于１８６０年。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幅清嘉庆或道光年间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正面拓本，我们可以见该碑从上到下，先刻十八罗汉之名，标题是“住世一十八尊者”；再刻五百罗汉之名，标题是“石桥五百尊者”。但北京图书馆并没有发表该碑的背面，南宋（应为明代）儒官高道素记述了该碑，他的不完整记录可见于清代学者缪荃孙编纂的《（民国）江阴续志》。在该书中我们可见碑背刻有许多捐资人名，多数是妇女。碑背有一题记说：赵妙智、孙九十娘等捐资造了一尊弥勒佛像。在中国佛教中，弥勒佛是未来佛；弥勒佛刻在该碑背面，说明１２世纪的南宋中国人，已经将现（住）世的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与未来的弥勒佛融为一体了。也证明南宋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五百罗汉居于天台山的观点。
  《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系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缪荃孙（１８８４— １９１９）主纂，其《（民国）江阴续志》卷二十一《石刻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残字数百。”“住世十八尊者”中仅存“第五诺矩罗尊者、第六跋陀罗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三位尊者名号，“石桥五百尊者”中仅存“第四十二献花提记尊者至四十六波阇提婆尊者、第九十一摩诃俱#尊者至第九十三山顶龙众尊者、第三百四十八尊者福业除尊者至第三百五十二修无德尊者、第三百九十七喜信静尊者至第四百一伏龙施尊者、第四百三十八师子尊尊者至四百九十三师子翻尊者”二十四位尊者名号；总计二十七位罗汉尊者名号。其碑阴镌刻着残存约八十位捐资者的姓氏，绝大多数为女性。碑阴末端还残存“绍兴四年（１１３４）正月初九□”八字。而清中叶著名学者陆耀遹（１７７１—１８３６）编纂的《金石续编》卷十七则载“《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石刻》，绍兴四年十二月（立），正书，在江苏江阴。” 据常青先生研究，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已毁于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金石续编》与《（民国）江阴续志》两相比较：陆耀遹编纂《金石续编》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还未毁，为何仅载碑名与立碑年月？ 而《（民国）江阴续志》编纂比《金石续编》晚近百年左右，此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已毁半个世纪，为何所载反而比《金石续编》详细得多？前略后详的差距怎么会有那么大？ 陆耀遹为清中叶著名学者，江苏阳湖人，与叔父陆继辂齐名，时称“二陆”。
  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举孝廉方正，试二等，选授阜宁县教谕。工诗，嗜金石。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卒。著有《双白燕堂诗文集》十六卷，又尝补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续编》二十一卷，行于世。仔细翻阅《金石续编》，可见陆耀遹“有则详，缺则略”的编纂原则。当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尚存，为何仅载碑名与年月？从其碑文拓片看，此碑上下分为十组，漫漶近两组。也就是说８０％左右尚能辨认。此不知何故？有待进一步研究。
  南宋学者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有专文记载江阴的碑目，卷一《江阴军碑记》有《季子墓铭》、《崇圣院铜钟铭》、《通元观铜钟铭》、《季子神赛雨纪石文》、《唐重建兴建寺碑》、《天佑二年筑城记》、《钓台寺石幢》、《武烈大帝庙碑》、《南唐重光院铭》、《光瑛院瑞像殿记》、《招隐院钟楼记》、《明教院释迦殿记》、《文宣王庙记》，总计十三块碑。除《钓台寺石幢》不明年月外，其中唐碑五，五代南唐碑四，宋碑三，无《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之记载。此应为王象之漏记。
  高佑■与朱彝尊交谊十分深厚，高佑■完成《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再刊后，朱彝尊不仅为作《书五百罗汉名记》，还在名著《经义考》中大量引述了高佑■明代经学的研究成果。
  高承埏父子二人还合补《八十八祖道影传赞》四卷。明初宫中藏有诸祖道影八十八帧，洪武元年（１３６８）传摹供奉于金陵牛首山祖堂。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紫柏请画家丁云鹏临摹成册。万历四十三年，憨山德清为此画册作传赞。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嘉禾钱仙去其像，以传赞付梓，然仅刻印七十七祖。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高承埏再补十一祖传，同时增补云栖盐宏、达观真可、憨山德清、雪峤圆信四师传赞，未成即逝；后由其子高佑■重编完成，并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付梓刊行。后编入《嘉兴藏》（新文丰版）第三十一册。《卍续藏》第一百四十七册。
  高佑■不仅笃信佛教，而且还是当时著名学者。清代著名学者梅文鼎《历算全书》卷六《答嘉兴高念祖先生》云： 律历天官，具载二十一史，南北国学并有雕版，国家试士发策，多有及此者，本学者所当知也。然或者以其不切于辞章之用，又其义难骤知，读史者至此，则置而不观。先生独能缕举其异同分合之端以为问，可见其留心之有素，不愧家学之渊源。请陈其管蠡之愚，以求正定。
  梅文鼎是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著有《历算全书》、《明史历志拟稿》、《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等，梁启超曾评价说：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这样一位天文历算大家，尚且钦佩高佑■天文历算“独能缕举其异同分合之端”、“不愧家学之渊源”，而且还请高佑■评判厘正，高佑■之博学专精，于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高道素不是南宋人，而是明万历、崇祯间人。但需指出的是，高道素主旨是弘传天台石桥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故其手书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之主体亦是“石桥五百罗汉尊号”。但这仅仅是名号，并无图像。此后在清代普遍出现了以《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为依据而创作的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