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与五代两宋相比，元明清文人护法出现两大特点：一是五百罗汉栖真的泛神化，即不再专于天台石梁五百罗汉栖真事迹弘传，而是将天台五百罗汉栖真，从罗汉本体扩大至有机的植物（如罗汉松、罗汉竹）、无机的物体（罗汉石、罗汉岭、罗汉洞）等；这亦是天台宗九祖湛然“无情有性”佛性论的反映，故称“泛神化”。二是天台五百罗汉名号化；中国五百罗汉是个群体，缺乏具体名号，不利于佛教弘法。五百罗汉栖真的泛神化与五百罗汉的名号化，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主要标志之一。本处重点研究天台五百罗汉名号化，因为这是中国五百罗汉名号文化的源头。
  中国著名佛教史家、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在《五百罗汉》（李增新、高寿仙著，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 五百罗汉是何时出现在中国的呢？据《高僧传》卷十一（《昙猷传》） 载，他们最初显现于天台山……至于罗汉名号，现存早期的石刻记录有两件：一是建国后在广西宜山县会仙山白龙洞摩崖上，发现了北宋元符元年（１０９８）的《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刻；二是南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十二月所立的《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为南宋人高道素所录，原碑不存，碑文收在《嘉兴续藏》第四十三函中，近代佛寺所塑五百罗汉像，多依之列名。
  白化文先生认为：目前国内最早的五百罗汉名号史料有两处，一是广西宜山的《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罗汉圣号》碑刻，二是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广西宜山五百罗汉名号碑刻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后， 未发挥弘传作用；而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为南宋高道素所录， 明清以来中国佛寺雕塑五百罗汉之名号均据此碑。笔者与白化文先生因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之缘而多次谋面，白先生学问之渊博，性格之幽默，均历历在目。
  笔者以为：白化文先生关于中国五百罗汉的结论是对的，而说《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石刻》（《金石续编》卷十七作《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 的笔录者高道素是南宋人（寒冬虹《乾明院罗汉图录》出版说明亦持此观点）， 则非矣！其实高道素是明万历、崇祯间人，《乾隆大藏经》（即《龙藏》）一百六十一册、《中华大藏经》一百零四册均录有《五百罗汉尊号》一卷，《五百罗汉尊号》即《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下就《龙藏》一百六十一册《五百罗汉尊号》作一考述。
  《五百罗汉尊号》卷首有高道素之子高承埏所作《题罗汉尊号碑（记）》云： 先大夫玄期公之生也，先赠君宇培公实梦明水怀忠、大沩如晦、玉泉道素三高僧投宿，遂以如晦命为小字。长而奇慧，里有圣童之目。年十二，曾王父刺史公以侍养归，携过舍旁竹林庙，庙祝乞大士殿柱联。刺史公方吮墨，而先大夫遽走别室，私作擘窠大书云：“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静经。”刺史公惊喜，辄用题柱。自是益栖心禅学，祖父知而禁之不止也。未几，刺史公与先赠公相继捐馆，外侮踵至，家岌岌且不保，遂抑志工举子业。弱冠举浙闱，皈依莲池大师，以明水为别号。自是且习为禅诵，游戏书画，并有绝诣。性嗜古，图书彝鼎罗列景玄堂中，而精庐古寺残碑断碣，无不搜集，尤性之所耽云。五上春官报罢，至己未（１６１９）感异梦， 更名某（即道素），乃第。即玉泉师故名也。
  一日散步燕市，遇木里浦真如庵僧，售一蠹帧。谛视之，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也。住世十八尊者、石桥五百尊者名号咸备，有绍兴间叶内翰清臣赞曰：“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先大夫亟购归，补缀手书一过，藏之笥中；今二十五年矣。
  客有见而问曰：“先公既笃信大雄氏，此帧奚勿宣传之。”予曰：“先大夫生平，不知人间世有剞劂事也。初出三冠童子军，超次授饩。一战而中副车，再战而魁贤书；既而掇南宫高第，未尝刻一试牍。下笔词赋妙丽，顷刻数千言，而箧无留稿，从未有诗古文辞之刻。总以性近嵇懒，冥悟在心， 不系区区楮墨间也。予且购求良工，以先大夫手书者，寿之金石，广置名山，使览者得尽识尊者名号，生欢喜心。而先大夫夙因或亦不致泯没。客姑俟之。”因备识其颠末如此。时崇祯癸未孟夏高承埏敬识于宝坻官舍。
  纵观高承埏《题罗汉尊号碑（记）》，可分为“高道素生平”、“偶遇五百罗汉尊号碑”、“刊刻五百罗汉尊号碑”出三个层次： 第一，介绍了高道素的生平。
  高道素初名斗光，自幼聪慧，深得父祖喜爱，二十岁皈依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莲池大师云栖袾宏（１５３５—１６１５）。性嗜古籍，尤精金石，其景玄堂中陈列古物，琳琅满目。后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因感梦高僧玉泉道素，遂更名道素， 因而进士及第。故高承埏说“至己未（１６１９）感异梦，更名某乃第，即玉泉师故名也”。《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明诗》载：“高道素，初名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更字玄期。嘉兴人。万历己未（１６１９）进士，除工部主事，历郎中，坐法。有《景玄堂集》。”其字明水，即源自明水怀忠；又字如晦，即源自大沩如晦。
  可见高道素之名字均源自明水怀忠、大沩如晦、玉泉道素三位高僧之法号。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载：“高道素《景玄堂集》十卷。初名斗光，字明水，一字如晦，更字玄期，嘉兴人，工部郎中。”其家世代奉佛，可见一斑。
  高道素生平还见于《嘉兴府志》卷五十《嘉兴列传·高道素传》： 高道素，字明水，原名斗光，字元（元通玄）期，文登孙。道素以进士授虞衡司主事，调营缮。偕太监黄用监造桂邸，分界督造。邸成，迁郎中。
  未几，衡州大风雷，（黄）用所督造寝殿震圯，词连道素，俱逮系。衡绅刘亨甲怨道素建邸时按图徙其宅，嗾问者文致于法。后其子（高）承埏上书讼冤，复原官。道素孝友好义，为诸生时，倡建仁文书院，并置义田。善诗文，工书画。著有《景元堂集》、《明水轩笔记》。（《嘉禾征献录》） 又据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书店，１９３５版）一书介绍，嘉兴高氏祖籍河南萧县。南宋建炎初，高世则扈跸南渡，后赐葬于温州。南宋亡，其后裔高文思避地萧县；其后裔高德于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任职浙东宣慰使都事而还，徙居于浙江嘉兴。其子高逊志于明初迁居嘉兴竹林乡间。高氏在明清两代是“文宦之家”，明代高道素、高承埏父子及清代高佑■均为明清嘉兴高氏“文宦之家”的代表。
  第二，介绍了高道素发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过程。
  高道素因喜好古书金石，平日往往徜徉于北京古玩市场。一日偶遇木里浦真如庵僧人，正售卖一幅被虫蛀蚀的图册。高道素仔细一看，此乃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其中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尊号齐备，另有北宋名臣叶清臣（１０００—１０４９）所作的《石桥罗汉赞》：“觉雄示入灭，尊者俱受记；现彼声闻身，护兹浊恶世；他方自感通，此地真灵秘；一路指桥西，谁明导师意。” 据《明一统志》卷八载：“叶清臣，（苏州）长洲人。天圣初进士。仕为两浙转运副使，疏太湖、盘龙汇、沪渎港，入于海，民赖其利。累迁翰林学士、三司使，知河阳。为人爽迈，数言天下事，皆当时可施行者。有《集》百余卷。” “一路指桥西”之桥，即指天台石梁桥；石桥之西，即天台石梁下方广寺。
  叶清臣在任两浙转运副使时，曾游历天台山，林表民《天台续集》共辑叶清臣《题石桥》、《先照亭》、《大慈寺》、《国清寺》、《送梵才大师归天台》五首诗，其中《题石桥》一诗即《石桥罗汉赞》。叶清臣亦精于天台宗，其《大慈寺》诗云：“佛陇光沉茂草平，树林犹作诵经声。一心三观休分别，秋静山高海月明。”其《国清寺》诗云：“绀雨初成国已清，千灵慈护属仁明。山僧了得真空观，好续炉熏傲太平。”其佛学造诣可见一斑。
  高道素一见《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如获珍宝，急忙出金购归， 并补缀手录住世十八尊者与石桥五百尊者尊号（始于"陈如尊者、终于愿事众尊者）一遍，藏于书箧之中。至高承埏准备付梓刊刻时，已经整整过了二十五年。
  第三，介绍了高承埏于宝坻官舍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历程。
  高道素购归并手书《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后，有人对高承埏说， 令尊笃信佛教，既有《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何不刊印以弘法。高承埏认为，其父生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生员至进士及第，下笔词赋妙丽，顷刻数千言，而书箧无留稿，从未有诗古文辞之刻。受佛教禅宗影响，只求明悟在心，其意不在留著文字间。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孟夏，高承埏任宝坻县（今天津市宝坻区）令时，为了先父之遗愿，遂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宝坻官舍，并作此题记。
  高承埏（１６０３—１６４８）明末藏书家、刻书家。字寓公，一字泽外、九遐，晚号弘一居士、鸿一居士。秀水（今嘉兴）人。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中举，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进士，授知迁安县。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调宝坻县令，屡退清兵，后任安徽泾县令，旋迁工部主事。明亡后隐居竹林村窝，拒不仕清。好聚书，家藏书至七万余卷，书分八十椟。校勘不倦。藏书处及刻书处名为“稽古堂”，与当地藏书家项元汴“万卷楼”逐鹿一时。编有《稽古堂藏书目》，钱谦益曾作有《嘉兴高氏家传》。崇祯八年（１６３５）辑刻《稽古堂丛刻》收书十一种，《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二十二种；所刻之书被叶德辉列为明人刻书之精品。顺治五年（１６４８） 卒，年四十六岁。著有《崇祯忠节录》、《诗义裁中》、《自靖录》、《稽古堂集》等。
  （见清王岱《浮槎文集》卷五《高寓公先生传》） 高承埏生平还见于《嘉兴府志》卷五十《嘉兴列传·高承埏传》： 高承埏，字泽外，以进士知迁安县。县数被兵，岁饥逋赋，承埏请减运缓征，流民归者千七百户。调宝坻，边警，县被围，承埏登陴固守，多方防御，城赖以全。改知直隶泾县，数月政成。民歌曰：“琴溪泉，洁而清；岊山阜，高入云；谁其比，高使君！”迁工部主事。白父冤，即乞养归。泾人奉祀于王文成书院。承埏博学强记，虽簿书鞅掌，不废涉览。著有《稽古堂集》。《吴志》并《嘉禾征献录》高承埏其子高佑■亦笃信佛教。《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九《高佑■传》载：“《嘉兴府志》：字念祖，嘉兴人。父承埏尝辑《自靖录》，佑■续成之。博闻强记，尤谙隆（庆）、万（历）以来旧事。著《怀寓堂诗》，脍炙艺林。”《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主体分“十八罗汉尊号”与“（天台）石桥五百罗汉尊号” 两大部分。前为高承埏题记（见前），后为高佑■跋。《跋》云： 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特再授梓，俾得流通。
  试一展卷称诵，便如尊者森列现前，令人瞻仰。而先祖往昔因缘暨先公继述禅喜，咸永永弗替矣。为之偈曰：“诸大阿罗汉，一一垂名号，五百不为多，十八亦非少。各具精进心，乃成无上道，赞叹顶礼者，咸得除烦恼。”念祖居士高佑■沐手敬书。
  高佑■之《跋》弥补了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某些后续细节。即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孟夏，高承埏为了先父之遗愿，遂刊刻《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宝坻官舍，并作题记。而高佑■之《跋》称“吾祖夙具上根，深于禅理，所书罗汉尊号，凡五百一十有八。诸方耆宿，咸赞叹希有。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惜传布未广”。“吾祖”是指高道素书五百十八罗汉尊号，“先公镌之泾县署中”是指高承埏又携《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至安徽泾县完成镌刻的。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高承埏任宝坻县令；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孟夏，高承埏作《题五百罗汉（记）》。高承埏在宝坻积极抗清，坚守宝坻，旋改泾县令。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覆亡。可能是高承埏在宝坻未完成《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刊刻，后又携至泾县续刊。故高佑■云“先公镌之泾县署中”，后因“惜传布未广”，高佑■予以再刊，最终编入明《嘉兴藏》第四十三函，清代编入《乾隆大藏经》第一百六十一册，新中国成立后又编入《中华大藏经》一百零四册，使之广传于世。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夏金华研究员在《佛门之龙象群生之依怙———五百罗汉图像研究》针对“《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真实性可疑，不过是宋人附会云云”的说法，指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有三： 一是高玄期乃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株宏的居家弟子，且“夙具上根， 深于禅理”。从其年十二，即能立时作出“如来已现光明藏，羽客偏持清净经” 的联语来看，高氏佛学修养非同一般，是理所当然的。其子高承埏及孙高佑铠，均为虔诚佛子，且深信因果报应之说，胡乱编造五百罗汉尊号，罪孽深重， 不敢胡来。
  二是从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分类也能看出，其名号的确立，是有经典依据的，并非凭空杜撰而成。其中第一类十八罗汉是据唐玄奘所翻译的《法住记》而排列；第二类五百罗汉是着眼于教义内涵、“以德行立名”方式出现的。此外，还有将近５１位显然是经过筛选的本土高僧，如第１１７尊的悟达国师、第１３１尊的善慧尊者———傅大士、第４８４尊悯不息尊者（慧日）等。
  三是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在明代被收入《大藏经》中。按照惯例，凡人藏之文均须经当时的高僧硕德共同审定通过，是极其严肃的，马虎不得。如莲池株宏所言：“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人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入选《大藏经》，明显属于“通佛法宰官”一类，可见其慎重。由此可见，乾明院的五百应真名号是可靠的，近千年来已渐成定论，难以撼动。
  东土教文入藏，确有严密程序。佛教天台宗著述入选《大藏经》，亦是如此。据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三载：宋真宗时“章懿太后遣使诣天竺，请式法师为国行忏。师上《金光明护国仪》，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宋吕夷简等编纂的《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七载：“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四月，内出天台智者科教经纶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 同加详定，编录入藏。”天台宗著述入藏，亦是经“大内”———皇宫内库发书，经“三藏惟净集左右街僧职，京城义学、文学沙门二十人，同加详定”，方能“编录入藏”。故高道素师傅、明末四大高僧莲池株宏《续入藏诸贤著述》云： 古来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经论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员、汉僧若干员、通佛法宰官若干员，群聚而共议之。有当入而未入者，则元之《天目高峰禅师语录》、国初之《琦楚石禅师语录》，皆宝所之遗珍也。近岁又入藏四十余函，而二师《语录》依然见遗……嗟乎！天台师种种著述，及百年然后得入藏，岂亦时节因缘使之然欤。后更有入藏者，二师之语录其最急矣。特阐而明之。（《竹窗三笔》） 由此可见，夏金华研究员对《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的分析，是非常有理有据的。
  浙江博物馆所编《东方博物》第四十二辑，收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大学常青先生所撰《杭州飞来峰五百罗汉像及其他问题》一文，从文中可以看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比较完整的阳面拓片，漫漶不足３０％，字迹大多清晰可见。
  据常青先生研究：刻于１１３４年的另一块石碑则清楚地记载着两组罗汉（即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的名字，原位于江苏江阴乾明院的这块罗汉碑，毁于１８６０年。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幅清嘉庆或道光年间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正面拓本，我们可以见该碑从上到下，先刻十八罗汉之名，标题是“住世一十八尊者”；再刻五百罗汉之名，标题是“石桥五百尊者”。但北京图书馆并没有发表该碑的背面，南宋（应为明代）儒官高道素记述了该碑，他的不完整记录可见于清代学者缪荃孙编纂的《（民国）江阴续志》。在该书中我们可见碑背刻有许多捐资人名，多数是妇女。碑背有一题记说：赵妙智、孙九十娘等捐资造了一尊弥勒佛像。在中国佛教中，弥勒佛是未来佛；弥勒佛刻在该碑背面，说明１２世纪的南宋中国人，已经将现（住）世的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与未来的弥勒佛融为一体了。也证明南宋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五百罗汉居于天台山的观点。
  《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系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缪荃孙（１８８４— １９１９）主纂，其《（民国）江阴续志》卷二十一《石刻记》：“《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残字数百。”“住世十八尊者”中仅存“第五诺矩罗尊者、第六跋陀罗尊者、第七迦理迦尊者”三位尊者名号，“石桥五百尊者”中仅存“第四十二献花提记尊者至四十六波阇提婆尊者、第九十一摩诃俱#尊者至第九十三山顶龙众尊者、第三百四十八尊者福业除尊者至第三百五十二修无德尊者、第三百九十七喜信静尊者至第四百一伏龙施尊者、第四百三十八师子尊尊者至四百九十三师子翻尊者”二十四位尊者名号；总计二十七位罗汉尊者名号。其碑阴镌刻着残存约八十位捐资者的姓氏，绝大多数为女性。碑阴末端还残存“绍兴四年（１１３４）正月初九□”八字。而清中叶著名学者陆耀遹（１７７１—１８３６）编纂的《金石续编》卷十七则载“《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石刻》，绍兴四年十二月（立），正书，在江苏江阴。” 据常青先生研究，南宋《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已毁于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金石续编》与《（民国）江阴续志》两相比较：陆耀遹编纂《金石续编》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还未毁，为何仅载碑名与立碑年月？ 而《（民国）江阴续志》编纂比《金石续编》晚近百年左右，此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已毁半个世纪，为何所载反而比《金石续编》详细得多？前略后详的差距怎么会有那么大？ 陆耀遹为清中叶著名学者，江苏阳湖人，与叔父陆继辂齐名，时称“二陆”。
  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举孝廉方正，试二等，选授阜宁县教谕。工诗，嗜金石。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卒。著有《双白燕堂诗文集》十六卷，又尝补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续编》二十一卷，行于世。仔细翻阅《金石续编》，可见陆耀遹“有则详，缺则略”的编纂原则。当时《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尚存，为何仅载碑名与年月？从其碑文拓片看，此碑上下分为十组，漫漶近两组。也就是说８０％左右尚能辨认。此不知何故？有待进一步研究。
  南宋学者王象之《舆地碑记目》有专文记载江阴的碑目，卷一《江阴军碑记》有《季子墓铭》、《崇圣院铜钟铭》、《通元观铜钟铭》、《季子神赛雨纪石文》、《唐重建兴建寺碑》、《天佑二年筑城记》、《钓台寺石幢》、《武烈大帝庙碑》、《南唐重光院铭》、《光瑛院瑞像殿记》、《招隐院钟楼记》、《明教院释迦殿记》、《文宣王庙记》，总计十三块碑。除《钓台寺石幢》不明年月外，其中唐碑五，五代南唐碑四，宋碑三，无《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之记载。此应为王象之漏记。
  高佑■与朱彝尊交谊十分深厚，高佑■完成《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再刊后，朱彝尊不仅为作《书五百罗汉名记》，还在名著《经义考》中大量引述了高佑■明代经学的研究成果。
  高承埏父子二人还合补《八十八祖道影传赞》四卷。明初宫中藏有诸祖道影八十八帧，洪武元年（１３６８）传摹供奉于金陵牛首山祖堂。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紫柏请画家丁云鹏临摹成册。万历四十三年，憨山德清为此画册作传赞。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嘉禾钱仙去其像，以传赞付梓，然仅刻印七十七祖。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高承埏再补十一祖传，同时增补云栖盐宏、达观真可、憨山德清、雪峤圆信四师传赞，未成即逝；后由其子高佑■重编完成，并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付梓刊行。后编入《嘉兴藏》（新文丰版）第三十一册。《卍续藏》第一百四十七册。
  高佑■不仅笃信佛教，而且还是当时著名学者。清代著名学者梅文鼎《历算全书》卷六《答嘉兴高念祖先生》云： 律历天官，具载二十一史，南北国学并有雕版，国家试士发策，多有及此者，本学者所当知也。然或者以其不切于辞章之用，又其义难骤知，读史者至此，则置而不观。先生独能缕举其异同分合之端以为问，可见其留心之有素，不愧家学之渊源。请陈其管蠡之愚，以求正定。
  梅文鼎是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著有《历算全书》、《明史历志拟稿》、《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勿庵历算书目》等，梁启超曾评价说：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这样一位天文历算大家，尚且钦佩高佑■天文历算“独能缕举其异同分合之端”、“不愧家学之渊源”，而且还请高佑■评判厘正，高佑■之博学专精，于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高道素不是南宋人，而是明万历、崇祯间人。但需指出的是，高道素主旨是弘传天台石桥五百罗汉栖真灵异事迹，故其手书的《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之主体亦是“石桥五百罗汉尊号”。但这仅仅是名号，并无图像。此后在清代普遍出现了以《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为依据而创作的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
  #" 12345689":7 清中叶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分两阶段：第一，揭开帷幕阶段；第二， 全国勃兴阶段。
  第一，揭开帷幕阶段。
  清代最早揭开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帷幕的是乾隆皇帝弘历。在清代诸帝中，惟乾隆对罗汉信仰最为虔诚，对听闻已久的天台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亦非常向往。
  天台有个传闻已久的“乾隆欲游天台山”民间传说：乾隆闻说天台山水神秀，遂问天台籍大臣齐召南，去天台路途路况如何？齐召南深知乾隆游江南， 舟船接踵，车骑蔽日，圣驾驻跸，前呼后拥，所到之处，征夫徭役，供奉特产，民苦不堪言。于是对云：“去天台山高水长，峰高路陡，路途艰险。臣闻邑人有语云：‘腾岭腾半天，长石岭头走半年。’”并拿出箍粽用的粽箬，对乾隆说：“请皇上看看这是天台长石岭长的竹叶。”生在皇宫、长在皇宫的乾隆接过粽箬一看， 哪里见过如此硕大的“竹叶”，确实看呆了；又听说路途非常难走，于是打消了游天台山的念头。齐召南也帮家乡天台躲过了“乾隆欲游天台山”扰民一劫。
  “乾隆欲游天台山”传说充分显示了齐大人的急智。其实腾岭与长石岭均非在天台县，前者在温岭，后者在临海。但天台既可指天台县，亦可指台州。粽箬又称箬竹、箬叶、辽叶、詹竹叶，属于北美箭竹族箬竹组物种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在台州粽箬与竹叶泾渭分明，而在北方称竹叶亦无大错。齐召南利用似是而非的概念来“忽悠”乾隆，乾隆终于被“忽悠”了。天台乡里不忘齐大人恩典，于是形成了“乾隆欲游天台山”的民间传说，以纪念齐大人。
  乾隆未游天台山不假，乾隆对天台山石梁有着浓厚兴趣也不假。其《慈云普护·调寄菩萨蛮》小序云：“一径界重湖间，藤花垂架，鼠姑当风，有楼三层，刻漏钟表在焉；殿供观音大士，其傍为道士庐，宛然天台石桥幽致，渡桥即为上下天光。”①其《陈祼石桥观瀑图》诗云：“松傍对坐两闲翁，翘望飞泉落半空。别有源头俯临者，看从足底泻清潨。”②其《天台松》诗云：“八重山高八百里，梯岩移根弗易矣。植盆雅合作清供，利之所在人趋耳。我欲返淳概禁之，鬻树者应不便此。驱鬻树者归诸农，那得旷土俾耕耔。举此率可例其余，古道何由能复始。
  前墀列石殊$%，石隙种松胜盆里。森竦夭矫恣盘拏，不异天台石桥左右峙。
  数尺宛如数丈形，形以神苞故能尔。徐则子微至今存，斯之未必首肯彼。”③ 乾隆不仅向往天台石梁胜景，而且崇信罗汉信仰。在其御制诗文集中，罗汉信仰诗文就有《题丁观鹏白描十六罗汉卷》、《题罗汉坪》、《牙刻五百罗汉赞》、《刘松年罗汉赞》、《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等十余篇。尤其是《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揭开了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的帷幕。其记云： 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调御丈夫，作天人师，世出世间，示权变法，以度众生。得其门而入其室者，自小乘进至四果，方得谓之罗汉。故《楞严经》富楼那言：“我于佛前，助佛转轮，因狮子吼，成阿罗汉。”十六应真之号，诸经皆有。而《大（智度）论》则云：“五千罗汉，其力最大。”《金刚经》须菩提言：“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是知五千不为多，十六不为少。五百罗汉堂之作，抑亦概于是乎！ 昔苏东坡有《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其言曰：僧应言将造五百罗汉于钱塘，而载以归。夫罗汉何处不可造，而必钱塘乎？及辛未（十六年， １７５１）南巡，至浙若云林、若净慈，无不有五百罗汉之堂。乃知五百之名始自钱塘，其来久矣！ 归而万寿山之大报恩延寿寺适成，寺之西有隙地，因命筑堂以肖钱塘，第云林、净慈皆五百列坐斯。乃置山林、溪涧、宫殿其中，俾步以入者， 后先左右，与袈裟钵锡之侣相周旋。若夫行住坐卧，不拘一律；又非尽跏趺之死灰槁木已也。于诸境界，各取梵经所载，以标其名；而五百人者，不复一一为之安名立字。所为不即不离，如是如是而已。① 此记撰于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乾隆称“辛未南巡”，是指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的首次南巡。乾隆此次南巡曾至杭州灵隐寺与净慈寺，两地均有五百罗汉堂，由此“知五百之名始自钱塘，其来久矣”。回京后，恰逢颐和园内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建成，寺西又有空地，因命仿照杭州净慈寺、灵隐寺五百罗汉样式，建造五百罗汉堂。乾隆仿造杭州净慈寺、灵隐寺五百罗汉样式，并将五百罗汉列坐于山林溪涧、宫殿楼阙之中。五百罗汉行住坐卧不拘一格，尽显罗汉生态。佛教境界，均按佛经所载，以标其名，但五百罗汉却未刻其名号。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中道境界，佛法本来就是这样的。
  乾隆《题罗汉坪》诗是对《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的一种诗化解释。诗云（括号内文字是乾隆自注）： 净慈五百罗汉像，东坡曾是言其理。（西湖净慈寺有五百罗汉，东坡谒本长老和周长官诗有“卧闻禅老入南山，净扫松风五百间”之句。）我因一再肖为之，不独兀坐而已耳。各种游戏无不具，甲乙作记亦久矣。（予于万寿山肖钱塘建罗汉堂，第不似净慈俱作兀坐状，惟各取梵经所载，自甲至癸作十记，以标其形状，不复一一安名立字，亦惟是不即不离之意耳；热河罗汉堂，则皆列坐，且各具名号。）台坪示此参曼殊，却阙其一艰议拟。安生或具别解乎，（世传安生肖像五百罗汉，曾阙其一，其故不可拟议。要之，一与五百，原无殊视，正不必作分别想。安生亦弗传为何人。）一与五百岂殊视。
  无一即是无五百，所参大士同斯旨。言之是乎抑否乎，掷笔大笑前途指。② 由乾隆诗自注可知，乾隆虽在万寿山造五百罗汉而未标其名，但称“热河罗汉堂，则皆列坐，且各具名号”。热河，即流经承德市的武烈河，上中游有温泉注入，故名。此罗汉堂指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外的“外八庙”之一的五百罗汉堂，建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位于市区北郊狮子园，占地面积共１８亩。乾隆帝曾两次游览浙江海宁安国寺的罗汉堂，对寺内的五百罗汉造像极为欣赏， 于是下旨在承德仿浙江海宁安国寺建造了这座寺庙，并命名为“罗汉堂”。《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八载：“罗汉堂在承德府东北，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建。殿额皆御书，堂中应真像皆仿浙江海宁州安国寺制，有御制《题罗汉堂》诗。”《钦定热河志》卷八十载： 罗汉堂在（热河）行宫北里许，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建。殿额皆御书。
  左右有钟鼓楼，门内天王殿。又内大殿额曰“应真普现”，皆兼四体书；大殿内额曰“会乘证果”。东西配殿各六楹，堂中应真像悉仿海宁安国寺制。
  伏读御制，江南塞北妙相同观，而十六非少五百非多，益证妙谛圆融也。
  《钦定热河志》卷八十还收录了乾隆《题罗汉堂》与《罗汉堂》二诗。
  其《题罗汉堂》诗云： 洁治山堂据漫坡，应真写像各婆娑。江南彼岂塞北此（是间应真像， 肖海宁安国寺为之），十六少非五百多。色见声求总邪道，水流云住契禅那。知然是复何为者，狮子峰高借问他。① 其《罗汉堂》诗云： 五百应真此休夏，香筵列坐貌堂堂。杯从何处同鸥渡，锡驻于斯聚雁行。
  一切有为法皆幻，六如无著偈犹详。佛居净土居尘世，度世婆心正未央。
  此二诗系乾隆于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所题。乾隆帝曾于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二十七年（１７６２）、三十年（１７６５）、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六次巡幸江南，后四次还巡幸了嘉兴府的海宁县。海宁安国寺罗汉堂， 在观潮胜地盐官镇，据《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七载：“海宁县安国寺，《嘉靖浙江通志》：‘在县治西。’《武林梵志》：‘唐开元二年建，名镇国海昌院，会昌五年废。大中四年复置，名齐丰。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额。寺有大悲阁。’……国朝康熙六年，里人张行极倡缘买隙地，构屋四十余楹，供奉五百罗汉。寺为宁邑丛林之首，凡雨旸祈祷、祝圣习仪，皆在于是。称‘海上第一名山’云。”《海塘录》卷八载：“安国寺，《盐官图经》：‘在县西北六百五十步，寺中有悟空塔，塔前有古桧存焉……’《西湖志纂》：‘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三月，圣驾临幸，御题佛殿之额曰：法海安禅。赐题佛殿柱联云：香水护须弥，功德常澄一镜；妙华现优钵，庄严合证三轮。’”《钦定南巡盛典》卷八十八亦载，此年乾隆“驻跸（盐官）安澜园，书赐安国寺额曰：法海安禅。联曰：香水护须弥，功德常澄一镜； 妙华现优钵，庄严合证三轮。”因乾隆在二十七年（１７６２）曾游海宁安国寺罗汉堂，故有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所作《题罗汉堂》与《罗汉堂》诗二首。
  乾隆不仅仿照杭州净慈寺与海宁安国寺五百罗汉像建造颐和园万寿山与承德外八庙之五百罗汉堂，还亲撰《题罗汉堂》、《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等颂扬罗汉功德之诗文。而其据《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给外八庙罗汉堂五百罗汉逐一命名之举正是中国五百罗汉最早“像名合一”的典范！ 乾隆《御制（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碑》在咸丰十年（１８６０）“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被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所焚毁，如今万寿山已找不到五百罗汉堂。
  光绪时慈禧在被焚的五百罗汉堂的遗址上，建了一座清幽的庭院，名曰“清华轩”。现只有罗汉堂前的石桥与堂东的《御制五百罗汉堂记碑》尚存。
  万寿山五百罗汉塑像的神韵风貌，只能在北京图书馆藏《〈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手卷拓本》中才能窥其一斑。此卷心长１８２０厘米，高３９厘米，乾隆撰文并书，王方岳奉绘图。拓本为浓淡两墨色套拓，其人物、河流为淡墨轻拓，文字、草木山石、殿宇楼阁为浓墨重拓。该手卷为初拓本，黄绫大镶套边，球纹方格花锦包首，拓工精良，装裱考究。全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段，每段前图后文，图文并茂，充分展示了画家王方岳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渊博识广的才学。王方岳恭绘的五百罗汉图迎合了乾隆皇帝的心愿，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拓本》于１９５７年入藏北京图书馆。正因为乾隆酷好罗汉，“上有所好，下必甚也”，五百罗汉尊号塑像一体化热潮从清中叶起在全国勃然兴起。
  第二，全国勃兴阶段。
  乾隆皇帝在万寿山与承德外八庙建五百罗汉堂是受浙江云林（灵隐）、净慈、海宁安国等寺之启发，此举对全国佛教寺院影响颇深，不少寺院也纷纷效仿兴建五百罗汉堂。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四川什邡县罗汉寺继承德外八庙罗汉堂皇家建筑之后，最早成为中国民间五百罗汉“像名合一”的寺院。继而常州天宁寺、南岳祝圣寺亦群起而效之。
  甲、四川什邡县罗汉寺什邡县罗汉寺始建于唐景龙三年（７０９），邑人马道一在这里出家修行。该寺毁于元末（１３６８），明洪武四年（１３７１）重建，邑人曹楷植柏三千株；举人徐应聘捐修大悲阁，铸马祖铜像建马祖殿，明末（１６４４），复毁于兵火。到清朝，经月容、礼汀等主持再建，几经修缮、完备至今。罗汉殿里，五百尊罗汉，千姿百态， 行住坐卧，各具神韵，形态逼真，无一雷同，其中尤以疯僧济颠更为逼真：头戴斜插式合掌帽，身穿百衲僧衣，足穿空前绝后天梁僧鞋；右手提酒壶，左手操蒲扇； 一双醉眼，眉目传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与你“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
  寒冬虹《乾明院罗汉图录》（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版）一书的出版说明中介绍了《乾明院阿罗汉图录》序跋与来历：《乾明院五百十八罗汉图录》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版刻阿罗汉图录， 像名合一、版刻精良。清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四川什邡县罗汉寺住持达彻依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本重刻。前有清涪陵邹治仑序和明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的翻刻序文；次有杭州盘谷禅师《题石桥众阿罗汉偈》、《五百画像游戏神通赞》，所记岁月为“崇祯癸未冬月初八刻”；后有清怀阳任思正跋。图像前二页为十八罗汉像，后五十页为五百罗汉像，每页十位阿罗汉，各标罗汉名号。书口题《乾明院阿罗汉图录》。
  邹治仑序粤自龙藏象负，皆为觉岸津梁；宝殿金身，无非化城像教。但灵音之广播靡穷，故法宇之创兴有自。欲洗尘根，须宏佛愿。邑之东北隅，旧有罗汉寺，自明代以前，摇坤荡宇，极规模宏敞之观。迄本朝以来，明地开山，又法轮重辉之日，越今衣钵数传，庙宇巍焕，诚哉住持真界久矣。栖息妙涂，顾殿以名存，而堂无像设。将追胜迹于灵关，难广良缘于法地。苟非大兴土木，焕金碧于鸟革翚飞，何以丕振愚蒙，展焚修于晨钟暮鼓。工将起于一日，资实借乎十方。禅师礼汀，秉志寅清，矢心增建，于焉联络班次，绘像标名。以予有旧游之迹，嘱予以劝善之文。追忆曩年，曾深瞻仰； 抚念今日，用切观成。爰摅小引，用作先驱，伏愿从善如登藏功。指日兰橑桂柱，何异白马重来；垩壁丹楹，仿佛青鞋再峙。自此神仙居第，岂必雾幌云帷；解脱尘氛，自有花宫石榻。如斯盛举，敢委唐捐。将见殿庭古貌， 聿光选佛之场；斗拱留霞，用志真仙之迹。时乾隆五十二年，岁次丁未仲春，涪陵邹治仑沐手序。
  明吴兴学博必山居士题《罗汉图录》序如来住世，比丘与游不下千百人。俱给孤独园法会明验也。而大众中翘楚类萃为罗汉尊者，特五百一十八人，大都聚三洲英，而始有不亚儒门三千中七十二尔。是可数纪，即可名命，未必不可形象也。但以其人繁冗，而根源事迹，每散见杂出于藏经。夫经部总以如来为主，间寓尊者或百人、十人、三四五人不等参赞其中，无非其体本乎寂净，其用放乎光明，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迥有声闻者也。若是乎，其奇特匪易易传也。
  逃禅辈畴不欲备览无遗，无何阅藏不埒寻常，非竭诚不敢，非历久难周。
  初学栖心内典，大小各五部且未能遍，曷克翻贝叶至三藏耶。是亦类欲测海穷山而苦无径也矣。
  余初授学博于杭，解组后参谒如来多年，古寺名山，殚心觅访，求一罗汉录而竟无得。偶缘选胜山水，路经苏城，无心中逅遇老衲，形貌苍古，持旧籍以售，颇涉蠹残。恳借一观，乃南宋时《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一书也。其绘像似行云流水，其标名如指掌列眉，其班次联络则又分属以五行，真奇观也！ 爰不惜重价购而归藏诸箧，将为娱老玩器尔。抵夜荧光透箧，照于四壁，余甚讶其书为不可秘物也，因捐资急付剞劂行世，为初入禅林者开一便览径。惜乎书首原序残缺过半，难为补缀，仅述其图而未述其序，余衷怀殊怏怏也。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沐手撰。
  任思正跋礼汀既得予敬录《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遂以授诸梓人而剞劂之，不日成书，业为叙述其事矣。究以未得图录，虽欲塑像，未由也。于是乃遍访蜀中名山古刹。凡藏经最多之处，靡不到闻；见博洽之比丘，靡不谘访， 卒不可得。礼汀殊不自安，予亦歉然久之。偶忆曩者《罗汉尊号碑记》，月容曾云得诸工人之手；因思《罗汉图录》，安知不并存于其家。爰令礼汀踪迹之，果闻其图偕在。惟是什袭珍藏，不肯轻以视人。
  而礼汀者，真有心人也。相与极力周旋，多方诱劝，乃得欣然出视。
  礼汀不暇细阅，急促其持与俱来。礼汀欣喜殊甚，共相展阅而瞻仰焉。礼汀谓予曰：“吾观是录，而知五百十八尊者，其入道不相为因，而妙悟各有自得，所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非欤？”予曰：“然。”予不敏， 未能有悟。抑闻昔者僧繇工于画，天皇寺中楞伽罗汉，光辉满室，神趣如生，足显象教之森严。岂其有神助与？抑精诚之所感格欤？兹得此图，而五百十八尊者，永垂范于北寺古刹之中，将见妙道因缘，光辉自在，而法炬于以长明也。礼汀勉乎哉！乾隆丁未仲春怀阳任思正跋。
  通观二序一跋，疑窦重重。前序作者邹治仑，里贯不详，生平无考。既是为什邡罗汉寺住持达彻兴建五百罗汉殿而序，其序竟无一字语及达彻，反提及禅师礼汀嘱序为文。此一奇也！ 查民国衡阳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二十六《清什邡罗汉寺沙门达彻传》，可知达彻即礼汀。据此，达彻礼汀生于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寂于嘉庆七年（１８０２），世寿五十四。原来《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刊刻者、罗汉寺五百罗汉工程主持者即达彻礼汀禅师。
  而明吴兴彭城郡必山居士序之落款更是一奇！ 其一，为何连署二郡名作郡望。吴兴系古郡名，三国东吴孙皓于宝鼎元年（２６６）分吴、丹阳两郡置吴兴郡，为湖州立郡之始；辖区从今浙江临安至江苏宜兴一带，治所乌程，即今湖州吴兴区。彭城郡即今江苏徐州。落款不署真名实姓自古有之，但连署吴兴彭城二郡望，则为亘古未有。必山居士究竟是吴郡人，还是彭城郡人；为何要连署？ 其二，作为佛教居士，竟出不敬之言。既向老衲重金购置南宋《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目的却是“将为娱老玩器尔”！作为佛教居士，不该对佛教出此大不敬之语。
  其三，购书情节类似高道素。高承埏《题五百罗汉尊号》云高道素购《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于老僧；而必山居士亦云购《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于老衲。何其相似乃尔？ 其四，《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仅是五百罗汉尊号，而必山居士所购竟是“像名合一”的《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像名合一”的五百罗汉绘像始于明末画家宋旭，而“像名合一”五百罗汉的佛教建筑则始于清乾隆帝，南宋何来“像名合一”的《乾明院罗汉尊者图录》？又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均别称为尊者，而将罗汉尊者并称，显然是外行人所为，作为佛教居士的必山，岂不明此理？种种疑窦，足证明必山之序是清人伪作。
  查明代《吴彬绘五百阿罗汉图·宋旭绘标名五百阿罗汉图》（中西书局， ２０１０年版）中《吴彬绘本慧通题记》，涪陵邹治仑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系清人将《吴彬绘本慧通题记》“一分为二”，分析而为之。
  慧通题《记名五百罗汉图记》粤自龙藏象负，皆为觉岸津梁；宝殿金身，无非化城像教。但灵音之广播靡穷，故法宇之创兴有自。欲洗尘根，须宏佛愿。邑之北隅，旧有妙香寺，自元代以前，摇坤荡宇，极规模宏敞之观。迄本朝以来，明地开山， 又法轮重辉之日，越今衣钵数传，庙宇巍焕，诚哉住持真界久矣。栖息妙涂，顾殿以名存，而堂无像设。将追胜迹于灵关，难广良缘于法地。苟非大兴土木，焕金碧于鸟革翚飞；何以丕振愚蒙，展焚修于晨钟暮鼓。工将起于一日，资实借乎十方。
  住持智远，秉志寅清，矢心增建。指日兰橑桂柱，何异白马重来；垩璧丹楹，仿佛青鞋再峙。惜未得图册，虽欲塑像，未由也。于是乃遍访蜀中名山古刹，凡藏经最多之处，靡不到闻；见博洽之比丘，靡不谘访，卒不可得。智远殊不自安，予亦歉然久之。便秘告之本南寺曾诚聘莆田吴彬绘制五百罗汉法像之事。其闻而欣喜殊甚。智远者，真有心人也。便急舟至金陵，会晤画师，极力周旋，多方诚劝，乃得欣然应允。亦将数载募化积金十余两，以作画费之资。越年工竣，智远甚喜，邀予共相展阅而瞻仰焉。智远谓予曰：“吾观是图，而知五百尊者其入道不相为因，而妙悟各有自得。所谓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非欤？”予曰：“然。”予不敏，未能有悟。
  今观吴彬所画此众阿罗汉，光辉满室，神趣横生，足显像教之森严，岂其有神助与？抑精诚之所感格欤？兹得此图，而五百尊者永垂范于北寺古刹之中，为镇寺之宝。将见妙道因缘，光辉自在，而法炬于以长明也。时万历癸巳年季春月，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南罗汉寺住持慧通沐手撰并书。
  涪陵邹治仑之序与怀阳任思正之跋，系清人将《吴彬绘本慧通题记》“一分为二”分析而为之。两相比较，其理由有五：第一，两者总体框架皆系《吴彬绘本慧通题记》的总体结构。第二，两者基本语汇均出于《吴彬绘本慧通题记》。
  第三，两者的“创新”，不过将明僧“智远”改为清僧“礼汀”。第四，仅将“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南罗汉寺住持慧通”，易名为“四川什邡县罗汉寺住持达彻”。第五，综上分析，《吴彬绘本慧通题记》正是邹序与任跋的母本。
  查《（民国）重修什邡县志》，任思正与达彻礼汀禅师均有其人。这在《（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八上《艺文·金石》载李调元（１７３４—１８０２）《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中可得以证实： 李调元《罗汉寺新建五百阿罗汉碑》什邡北郭有罗汉寺，肇造于唐中宗时，马祖出家之处也。一时形胜， 为蜀中冠。迨元末而寺毁。明洪武四年，僧会了恩重修前中后三殿。正德初，邑人判簿曹城复植柏三千株，今山门外犹存黛色参天者是也。嗣是重修者，嘉靖中则御史李之珍建大藏经楼，万历中则孝廉徐应聘建大悲阁，皆邑人也。于是巍峨炳焕，既完且美矣。崇祯末，遭献贼之乱，复毁于火。
  本朝康熙初年，云林明地禅师始修殿三层，规模粗备，然所谓罗汉寺者，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有，亦不过如他寺十八尊者而已，无所谓五百罗汉也。
  乾隆中，有僧月容，自新都宝光寺飞锡于兹，始谋募修五百尊者相，以符其实。时有工人持顺治年间浙江嘉兴府楞严寺重刻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将欲募塑，未几圆寂。
  礼汀和尚，丹徒人，月容之衣钵弟子也，自嘉定凌云大佛寺来主是寺， 感师志未遂，又于工人处觅得《五百罗汉图录》，大喜曰：“是可成师之志矣！”立将前后刊行，以为塑像张本。
  时什邡令贵州怀阳任公舒轩讳思正者，素含宿愿，极力怂成。功未半，不意任公即世。后无不虑难其为者，而礼汀遂毅然决计，不殚劳瘁，募化前后得八千余金，乃于两廊旧基起造罗汉殿，延成都塑工曹志伟等，照图录形状分塑两廊，共五百一十八尊。于戊申年（１７８８，乾隆五十三年）八月起，至嘉庆丁巳年（１７９７）四月告竣。于是名与实符，真为罗汉寺矣。
  是役也，固由礼汀诚意感孚，所到乐输，而亦由现任会稽宁公湘维名锜者，继任公后一力赞襄其事，乃克有成。礼汀以众不可没也，欲立碑以述颠末，并刻输金各宦绅男女及诸山宿德各姓名于碑阴，以垂永久，属余为记。
  窃以佛家有四果：一曰思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罗汉。又有三乘：一曰声闻，二曰圆觉，三曰菩萨。声闻者，悟四谛而得道也；圆觉者，悟十二因缘而得道也；菩萨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罗汉得道， 全由佛教，故以声闻为名。而凡有佛寺，皆有之也。初佛既以无上法授迦叶，又属十八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所云“住世十八尊者”是也。
  按佛经十六应真，自第一尊者宾度罗跋啰堕阇起，至十六尊者住茶半托迦止，又合提蜜多罗尊者及宾头卢尊者为十八罗汉。今图录宾度列第九，而以尊戌抟迦列第一，自当以尊号为是。
  所云五百罗汉者，皆佛弟子。今《图录》所云“（天台）石桥五百尊者” 是也。《涅槃经》曰：“昔有五百商人，出海采宝，值千盗攘去，并剜其目。
  有人告曰：灵鹫佛氏能救汝苦。引至大林精舍，佛为说法，证阿罗汉果， 分形显化。”按五百名位具经中，繁不备录，但相传亦有异词。如《西湖游览志》所载杭州净慈寺塑五百罗汉像，其第四百二十三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侧身伛蹇，斜目觑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礼此炷香，不知何说。今图录四百二十三作最胜藏幢尊者，而阿湿毗尊者位次在二百三十一，毗又作卑，盖不可深考矣。又《一统志》言：“外夷火州有灵山，在土鲁番西北石纹发，番人称为十万罗汉削发涅槃之所。”据此，则又不止五百阿罗汉矣。
  总之，阿罗汉尊者永离诸恶，不受三生界也。佛法所化，如十大弟子、十六沙弥，其眷属自九百以至九千，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今礼汀为此举也，充其善行，虽自百万，俱胝阿庾多以至阿僧祗万万可也，其功德尚可量乎？其所供养，又岂止什邡五百阿罗汉而已哉！殿既成，礼汀又取所遗募金，并马祖殿台井而培补之。于是百废俱兴，岿然为一县之大丛林矣。（下略） 李调元，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墨庄、童山蠢翁。绵州罗江（今四川罗江）人。清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进士。清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僧礼汀主持重修罗汉寺，增塑五百罗汉像，又塑马祖像，至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功成，李调元应礼汀之请而为之记。该文撰于清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通观李调元此碑，可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任思正确有其人，其《乾明院罗汉图录跋》则系伪托。任思正的什邡县令经历比较复杂，曾任思正曾数次出任什邡知县。
  首次是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十一月至任什邡县令。至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十一月左右。《嘉庆什邡县志》卷三十四《职官》载：“任思正，字广平，号舒轩，贵州遵义府怀仁县举人。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十一月任。”同卷又载： “叶宽，安徽安庆府桐城县监生，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正月署。”署，代也，又称署理，署篆，即知县缺任时代理知县。
  任思正复任什邡知县是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八《艺文·金石》载有任思正《移建圣象楼记》：“甲午（１７７４）嘉平之望，余甫莅临兹土。时值军务旁午，凡修举兴废之事，弗暇记及，亦未深考……丁酉（１７７７）春，卜吉迎圣象，安奉于上房……”《（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在《移建圣象记》下注署“邑令任思正”，嘉平，即十二月，又称腊月。这说明任思正自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正月离什邡知县任后，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十二月又复任什邡知县，时间仅隔一年。
  再复次，任思正前后任什邡知县时间长达罕见的十六年。《嘉庆什邡县志》卷三十七《政绩》又载： 任思正，字广平，号舒轩，贵州遵义府仁怀县举人。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令什邡。长于折狱，人有神君之目。尤健于为文。邡士以文求质者，虽军务旁午，亦必为之讲论。奖励士类，培振文风。旧圣庙卑狭，公谕绅士新之。身亲监修，五历寒暑而始竣。又补建书院，添设膏火，延明儒训课，什士沐其教泽，登贤书者数人。后因病卒于署。
  至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二月，任思正还在什邡知县任上，作《捐买棚费膏火田亩记》，记载了任思正捐俸为方亭书院购置乾水田五十余亩的经过。这是《（民国）重修什邡县志》记录任思正的最后一篇文章。至此，任思正两次在什邡知县任上，足足当了十六年的知县！ 从清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的《嘉庆什邡县志》到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的《（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均未收录任思正所谓的《乾明院罗汉图录跋》，足见清嘉庆《嘉庆什邡县志》主修者后任什邡知县纪大奎，到《民国重修什邡县志》主修者王文照，均未认同任思正的《乾明院罗汉图录跋》。此亦足证系后人伪托。任思正跋既伪，邹治仑序亦伪，二者皆本于《吴彬绘本慧通题记》。而必山居士之序更伪，全系凿空之语。
  第二，主持什邡罗汉寺五百罗汉新修工程者为达彻礼汀，而《乾明院罗汉图录》是什邡罗汉寺匠人所创，并非据明崇祯本重刊。据李调元碑记，什邡罗汉寺为临济宗高僧马祖道一出家之处，故号“西川佛都”，后屡建屡毁，乾隆年间，僧月容新都宝光寺驻锡什邡罗汉寺，见寺只建殿三层而无罗汉像，与罗汉寺名实不符，遂发愿重修。时闻塑像匠人持有清顺治间嘉兴楞严寺重刻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即高承埏刊本），将欲募塑，未几月容圆寂。月容嗣法弟子达彻礼汀，江苏丹徒人，自凌云大佛寺来住持罗汉寺，因感师志未遂，于工人处觅得《五百罗汉图录》，立将前后刊行，以为塑像张本。此即达彻礼汀刊行于乾隆丁未孟夏刊本《乾明院罗汉图录》（内又称《罗汉图录》）。罗汉寺匠人，前既持有嘉兴楞严寺重刻南宋《江阴军乾明院罗汉尊号碑记》（高承埏刊本），后复持有《五百罗汉图录》。尊号碑仅记五百罗汉名号，而《五百罗汉图录》则为五百罗汉像。可见《五百罗汉图录》为塑像匠人专门为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而创作，故《乾明院罗汉图录》刊刻者是达彻礼汀；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工程主持者亦是达彻礼汀。
  第三，不管《乾明院罗汉图录》如何作伪，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礼汀主持罗汉寺新修五百罗汉工程一事在清什邡县令彭锡珖《重修罗汉寺山门碑》中亦得到印证。《（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八上《艺文·金石》中载其碑文： 罗汉者，去来隐显以其成道者也。罗汉传于寺者不一，而皆十八尊， 五百尊未之见也。什邡城北寺，马祖道场也，而署以罗汉，不知所昉。
  前月容师主讲兹寺，乃得五百尊者图于工人手，幻矣。礼汀禅师则继月容而塑之，辟以殿楹，次以序列，抑幻之幻与。窃考罗汉辈起，代有传人，类能著论赞，明经义，假立外闻，证以内法。礼汀覃精内典，枕籍宝训， 解吟咏，耽编集，刻《菜羹谭》施人，得观感流俗之源。近乃舍地作养济院， 以栖孤独，慈悲之室，益信而有征。吾知五百尊者之塑非幻也，真也！而论者谓寺名罗汉，故其数以实之，不又固乎！ 寺以内废者举，隳者修，殿宇辉煌，林木荫翳，闲庭别墅，悉有可观，一皆出于礼汀，厥功伟矣。山门之建最后者，后之者，重之也。今则雄敞宏深，一称其寺，邑之人称巨观焉。门内有四天王殿，轩举冠于他寺，像之伟杰如之；绣狮二座，高丈余。计费不下千余金。募之众信而皆为乐助，知必有符乎。挂塔之已事者，要礼汀苦行致之也。夫世尊说法，而天王首为下听；富楼那转轮，而狮猊声以效异，斯皆法门。至著之事，寺备此功，其藏乎礼汀之心，其亦慰乎吾！故慕礼汀之行，为近今所不易得。而以衍马祖之传不虚也。礼汀其然吾言乎哉？是为序。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三《官政》载：“彭锡珖，江西湖口县，进士，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九月署。”彭锡珖，江西湖口人。清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进士。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以汉州牧代什邡知县，后任直隶眉州知州，嘉庆八年（１８０３）任绵州知州。
  由上可知，达彻礼汀整修罗汉寺内外，新修寺内佛像，对罗汉寺而言，不啻再造之功。可见，达彻礼汀在嘉庆初年，尚在什邡罗汉寺。至于彭碑称“前月容师主讲兹寺，乃得五百尊者图于工人手”，与李碑所记稍有不同；但五百罗汉尊号碑与图录均出于塑像匠人，这倒是一致的。礼汀不仅通内典，而且解吟咏，喜编书集。从其编集《乾明院罗汉图录》看，彭碑所称多系溢美之浮词，与客观准确的李调元碑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今李碑尚存什邡罗汉寺。
  不过《乾明院罗汉图录》虽系达彻礼汀伪托，但其整修罗汉寺内外，其功不可没。《乾明院罗汉图录》仍亦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乾明院罗汉图录》的编集，仍是围绕“天台石桥是中国五百罗汉显真地”这个核心主题。其所录元代杭州盘谷禅师的《（天台）石桥众阿罗汉偈》以及《五百罗汉游戏神通赞》，就是典型一例。题前有小引云“昔杭州盘谷禅师号丽水者，尝题《石桥众阿罗汉偈》及《五百罗汉像游戏神通赞》，并附于此。” 石桥众阿罗汉偈五百十八，何道可谈。妙妙妙妙，众阿罗汉。禀五行质，其像可见。
  大雄授记，佛法非幻。般若波罗，无上彼岸。
  五百罗汉像游戏神通赞五百阿罗，化无数像。玉眸秋水寒潭，苍发黄云绿浪。或捏烟拿风， 或骑猊跨象。或踢东海日月球，或折扶桑拄天杖。说甚生龙活虎，何须钢枪铜棒。文殊笑他之蹊跷，观音哂他之怪状。噫！神应莫测妙难量，变化无穷不可方。百尺竿头常把戏，连天带地一粒藏！ 《释氏稽古略续集》（《大正藏》第四十九册）卷一载：“盘谷禅师，号丽水；海盐人。师貌不扬，而志气超迈，博览经史；性耽山水之乐。至元（１２７１—１２９４） 中，游五台、峨嵋、伏牛、少室，名山胜地。尝云：‘足迹半天下。诗名满世间。’ 时附马高丽沈王，闻师德望，具书聘讲华严大意于杭之慧因寺。师展四无碍辩，七众倾伏；王大悦，声价益重。后至松郡精舍，勤修净业，日课弥陀佛号。
  年七十余，无疾预告以时，端坐而寂。有《游山诗集》三卷行世（《高僧传》）。”杭州盘谷禅师的《石桥众阿罗汉偈》是继宋叶清臣《石桥罗汉赞》之后的又一石桥罗汉题偈者。此与李调元碑所记“所云五百罗汉者，皆佛弟子。今《图录》所云（天台）石桥五百尊者是也”的核心主题完全一致。
  其次是《乾明院罗汉图录》虽系达彻礼汀伪托，但什邡罗汉寺五百罗汉塑像仍是中国民间最早的“像名合一”的五百罗汉塑像。这一事实，不容否定。
  乙、常州天宁寺受乾隆《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影响的较深则是常州天宁寺。常州天宁寺雄踞常州东门外，始建于唐永徽年间（６５０—６５５），初名广福寺；北宋政和元年（１１１１）改为现名，已有１３００余年历史。几经毁建，几度更名，向有“东南第一丛林”、“一郡梵刹之冠”之美誉。天宁寺的开山祖师是法融禅师，乾隆曾三次到常州天宁寺拈香，并为寺题“龙城象教”匾额和楹联。其《五百罗汉画像石刻》可称“中国一绝”。１９７５年，台湾读者书店出了一本《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像》，前刊有清嘉庆间常州天宁寺住持了月所撰的《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 观音大士，于圆通会上发菩提心，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获得二德，大慈大悲，悯念众生迷而不觉，现妙净三十二应而为说法。或现宰官身，或现居士身，或现优婆塞等身，随类感化，无非欲令众生一切回光返照，其本体止于至善而已也。
  吾郡太守庐江胡公来主是邦，谆谆然劝民乐业，安分勤善。或于政治暇时，翻阅内典，因敬读太上皇帝《御制五百罗汉堂记》，天语宣扬，成就无量无边功德。爰是特延名手画师，仿摹杭州净慈寺五百尊塑像，绘图勒石，昭垂久远。欲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庶使风俗益臻淳美，闾阎永享太平。
  古云佛教通儒教，真不负为民父母之一片婆心也。了月俯首思维， 《金刚般若经》所称：第一离欲阿罗汉，得无诤三昧。盖罗汉，梵语也。此云应供，谓其人应真得道，堪受人天广大供养。庄严佛土，为世福田。现今太守发心，协同武进大尹周公、阳湖大尹高公，将镌成五百罗汉石版，送至天宁罗汉堂，敬供壁间。宝炬金轮，光照十方法界。
  天宁寺建于东郭，为水陆交冲、舟车络绎之地。晨钟暮鼓，梵呗虔颂圣德之无疆，祝皇图之巩固。兹得奉《五百应真名号图像》装点，楞伽欣睹，法云拥护，佛日增辉。一切往来大众，拈一瓣香信心顶礼，结种种善缘，修层层善果，无非太守暨诸尊官布施激劝之至意。从此宏开觉路，普济群生。积善有余庆，其福德复何可思。时维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岁在屠维协洽仲春之朔，天宁寺住持了月拜撰，奉佛弟子马志书丹，晋陵吴树山镌字。
  了月所称“吾郡太守，庐江胡公来主是邦”，此胡公即安徽庐江胡观澜。胡观澜，字露涵，号双湖。安徽庐江人。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举人。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在慈溪县令任，疏浚慈湖，作《重浚慈湖记》。为缅怀“甬上四先生” 之一杨简师道教泽，于慈湖湖心堤上督建一亭，名“师古亭”，今存。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七月至四十七年（１７８２）二月任苏州知府，六十年（１７９５）三月初八又代理苏州知府，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在常州知府任。重修大观楼，作《大观楼记》，２００７年发现其碑。嘉庆三年（１７９８），组织雕刻《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并题跋，后编入《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像》。
  笔者手头有本《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清嘉庆年间拓印本的影印件。前有嘉庆戊午（１７９８）星沙（长沙别称）刘权之正书《五百罗汉赞》，后有同年常州知府胡观澜跋（正书）。扉页印有“（日本）帝国图书馆”篆书阳文印。日本帝国图书馆是１８７２年建立的，帝国图书馆即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胡氏生平，前文已述。刘权之，字云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 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司经局洗马。四十三年，督安徽学政。预修《四库全书》，在事最久，及《总目提要》告成，以劳擢侍讲，擢大理寺卿，迁左副都御史。
  五十六年，擢礼部侍郎。嘉庆四年，擢左都御史，任吏部尚书。后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年八十卒。《清史稿》有传。
  拓像当作于清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因长沙刘权之《五百罗汉像赞》与常州知府胡观澜跋均撰于是年，比撰于嘉庆四年（１７９９）的天宁寺住持了月《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要早一年。五百罗汉像石刻竣，嵌置天宁寺之翌年，住持了月才撰《天宁寺石刻五百阿罗汉记》。可见《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实为《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拓像》之母本。
  从拓本艺术看，《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风格略显粗犷写形，而《（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风格较为精致达意。在写貌传神上，“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稍逊一筹。可见日本人收藏眼光之精锐。《常州天宁寺五百应真像拓本》，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大谷家亦有旧藏。此罗汉像拓本系日僧伊藤贤道于明治三十九年（１９０６），获之于常州清凉寺住持静波和尚，后呈于法主大谷光瑞氏珍藏。据《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三十五册《武进天宁寺志》（台湾明文书局１９８０年１月）卷六清陆鼎翰《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真像记》载： 自佛法东渐震旦，大江以南，僧伽蓝地以千数，而天宁万寿禅寺实为吴中首刹。宝殿重楼，奇峙殊胜。殿之下翼，以二庑塑天台五百罗汉像， 屑黄金为泥而严饰之。庑之前西偏北向有堂数楹，塑雁荡三百罗汉，髹以五采，旧练灿烂，此土人谓为“花罗汉堂”。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净德月公复刻五百罗汉像于石，嵌置壁间，贤守胡公观澜记之。时海禁宏开，中外通市。海舶涉重洋，恒苦毗岚，遇辄倾覆。
  于是诣寺恭请碑像拓以镇舟中，如法供养，皆得不遇毗岚婆风。仗大神通力，安稳而返乐土。竞施达设般遮于瑟，以伸虔福。是诸功德不可思议。
  故椎石之工日无晷，拓本流传遍于南阎浮提，遐迩贤护来游来瞻，皆敬礼赞叹。
  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寺于寇兵后，主僧及其耆旧孜孜兴复，百废俱举，渐复旧观。而罗汉像石三五零乱于椔翳瓦砾之间，见者惄然伤心。天目西峰凫亹宗公，今海内大善知识者也。日与同袍，搜剔荒秽，仅得完好者少半余， 皆残缺漫漶。于是泛太湖，采贞石于莫釐峰下，命工磨砻延绘。师重抚上石，选民之良者补之，一一具足。经始光绪庚寅（１８９０）五月，迄工于明年三月壬辰。将重构精舍而安奉之。其残石则建奉窣堵波而藏焉。
  属主镜月踵门请记：余惟典午始兴造像，繇南北朝以迄唐宋皆仿效之，而历稽金石刻，未有罗汉造像者。宋元丰间，金华民郑克允始于县东五十里土山冶铁铸罗汉像五百一十有八。明宋景濂《永宁禅庵记》。绍兴四年（１１３４），江阴东乾明院刻名号碑。至国朝嘉庆初，悉皆磨灭。江阴令杨君世绶重榘盖于天宁寺罗汉石像同岁竣工云。
  考朱竹垞（朱彝尊）《名号碑跋》，谓高念祖镂版附释藏。今按《重刻龙藏汇记》，《罗汉尊号》一卷，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奉旨钦定入；此即高氏本也。
  今住持天宁者善静如公、监院冶开镜月二上人也，例得备书。余与凫亹缔般若文字缘，又际补刻罗汉像碑之成，欢喜踊跃，盘辟作礼为之赞曰： （下略） 晚清陆鼎翰《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真像记》，记载了自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天宁寺惨遭兵燹，至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３）三月重新补刻五百罗汉像的历史。天宁寺遭兵燹后，当时嵌置壁间的石刻五百罗汉，被毁散在荆棘与瓦砾丛中。光绪年间，西峰凫亹禅师来与天宁寺方丈善净清如，一起寻觅五百罗汉石刻残片。
  后西峰凫亹禅师竟从海外觅回了原图像拓片，挑选优秀的工匠镌刻。连所用石版，亦均是西峰凫亹禅师乘船到吴县东山采购坚硬的太湖石。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五月，补刻工程开工；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３）三月，补刻工程竣工。今天宁寺尚嵌有邑人陆鼎翰撰《天宁寺补刻五百应真像记》、屠寄撰《常州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名号画像记》等碑刻。“文革”中天宁寺佛像均毁。惟天宁寺五百罗汉石刻像，因以石灰粉刷，写上标语，方免于难。
  丙、南岳祝圣寺南岳衡山是天台山佛教、道教的故乡。天台宗初创祖师慧文、智&、灌顶均曾在此修持。天台山道教上清派高道司马承祯、应夷节、徐灵府等亦在此修炼。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清代佛像拓本》上下两册，以及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清刻佛教五百罗汉像》（均２００６年出版）之下册，均是《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尤其是前者，系《（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之合编。《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前有平江李元度光绪六年《祝圣寺石锲五百罗汉像记》，次为刘权之《五百罗汉像赞》、胡观澜《石桥五百尊罗汉像》跋，后附郢西吴锦章光绪七年《南岳五百罗汉像记》。可见《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拓本》，是集《（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与《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像》拓本之大成。
  祝圣寺是南岳六大佛教丛林之一，唐代高僧承远（７１２—８０２）始建，初名弥陀台寺，唐贞元年间（７８５—８０５），诏为弥陀寺。唐会昌五年（８４５）遭毁，五代重建。宋太宗时，更名为胜业寺。清康熙五十一年，逢康熙帝六十大寿，湖南官员为祝康熙寿而建行宫，请改祝圣寺。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朱批允改祝圣寺。祝圣寺亦是天台净土道场，唐承远及弟子法照以及般舟和尚均为天台净土高僧， 民国僧人空也曾于祝圣寺举办了天台宗学校。
  李元度光《祝圣寺石锲五百罗汉像记》云： 《妙法莲华经》有《五百弟子受记品》，言五百阿罗汉为佛大弟子，佛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令护持宣照无量无边佛法，教化众生；次第当得成佛，同号普明。尔时五百阿罗汉于佛前受记已，欢喜踊跃，此贤劫中授受源流也。
  自像教流传震旦，栖真天台，于是杭州净慈寺、北平香山寺，并有五百应真塑像。宋东坡居士有《罗汉赞》，唐僧贯休、宋李伯时，并画阿罗汉。
  我朝高宗皇帝有《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又御制《十六应真像赞》，非精通内典，学贯天人，未繇仰窥万一也。毗陵天宁寺故有五百罗汉锲石像，系从净慈寺模缋入石者。嘉庆中，郡守胡作记，学使刘文恪赞之。咸同间， 寺经兵燹，像毁无存矣。心月上人持戒律，兼工铁笔。尝拓得天宁寺本， 发愿重锲之。阅三寒暑乃成，敬嵌南岳祝圣寺壁间。
  谨按：祝圣寺古为胜业寺，唐建初名弥陀寺，一称般舟道场，柳子厚有《般舟和尚碑》；楚王马殷改为报国寺，宋为神霄宫，后复为寺，赐额胜业。国朝康熙四十四年，巡抚赵恭毅公拟请驾南巡，乃以寺基为行宫。后十年，巡抚王公之枢奏改行宫为祝圣寺。诏赐藏经一部，以镇兹山，真无上胜因也。
  今心月手镌五百应真像，供奉寺中，实海内希有之本。能使十方大众各生恭敬心、欢喜心、皈依心，勇猛精进，以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当与灵岳并寿天地间，历千劫而不朽也。谨书此，以志岁月。光绪六年（１８７９）夏四月平江李元度记并书。
  碑文为行书体，碑下落款旁刻阳文“元度印信”，阴文“次青”二篆印。李元度（１８２１—１８８７），字次青，又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年更号超然老人。湖南平江县人。清朝大臣，学者。四岁丧父。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以举人官黔阳县教谕。咸丰间入曾国藩幕，后随之东征西讨，屡有建功。同治初，擢云南按察使。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迁贵州布政使，同年九月卒于官。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天岳山馆诗集》《南岳志》二十六卷。
  其中，《国朝先正事略》荟萃清朝一代有关文献材料，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清史稿》有传。
  吴锦章《南岳五百罗汉像记》南岳祝圣寺戒僧心月，性敏慧，多艺能，有古宝月希白之风。常州天宁寺石刻五百应真图像，为祇园至宝。咸同间毁于兵，世共惜之。心月乃发愿重摹，得精本钩勒上石，历三寒暑，毕工于长沙。将谋载归本寺，为堂以奉之。平江李方伯既为之叙，博考斯图之源流，详哉其言之矣。兹心月复出所拓全帙见示，属跋其后。
  余自愧于内典宗旨，素未参究，无以塞其意。第综揽其图，积多至五百幅，而须眉意趣，千变万化，无一不超妙入神，令人不复思天宁旧本。此其夙慧之深，愿力之宏，有志竟成，皆宜有称于后者也。
  蒙常慨念晚近儒术之衰，无论精微广大，修己牖民之道，未克见胜任弗忝者；即中古以降相传之车服礼器、名物度数，以及古先哲人冠裳剑佩、雅歌揖让之声容，学士大夫，未闻或肄业及之，顾断断焉争执一说，谓将传周孔之心，绍闻知之统。然乎？否乎？ 今心月之为释，于彼法得失，吾不得而知。独念彼介然一身，殚三岁之劳，无所为而为，卒俾已亡殆尽五百众之法相，由此复显于世。充是心也，坚卓而不移，恒久以有功，于天下事何所不能为者。其必由渐入悟，大阐宗风， 证无上果也无疑矣！贤哉心月，缁流中指不多屈者欤？虽然，论佛于今日， 亦岂若曩时之盛；而笃信其道，好古敏求者，犹时有心月其人。乃茫茫世宙中，托迹章逢者充韧庠序，将毋有抗心希古求七十子之徒，心摹而手追之，不至焉不止者乎。吾安得旦莫遇之，以与吾心月交驰而竞进也哉。
  余既乐斯图之不泯，又念其事为吾辈所难能，为太息而书之。心月幸毋以示人，使识者诮余拙于为说而自襮其颣也。光绪辛巳（１８８１）清明后五日郢西吴锦章书。
  碑文为行书，碑左下刻阳文“吴锦章印”，阴文“云谷手书”二篆印。吴锦章，字云谷，湖北武汉人，官至二品衔。从李元度、吴锦章二记中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南岳祝圣寺五百罗汉像仍深受五百罗汉栖真天台山石桥之影响。
  第二，亦深受乾隆《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之影响。第三，其拓本系心月为得之于常州天宁寺，母本均是《（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
  祝圣寺僧心月，据甘建华主编的《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心月（？— １８８１），清湖南衡山县人。木匠出身，少时出家为沙弥。同治年间（１８６２— １８７４）来南岳祝圣寺修行。喜绘画，工铁笔，创有《衡岳图》。” 上述二碑，李记成文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吴记成文于七年（１８８１）。李记常州天宁寺五百罗汉碑“咸同间毁于兵”，后心月法师“得天宁寺本”而摹刻之。
  因常州天宁寺补刻五百罗汉像在光绪十八年竣工，而祝圣寺镌刻五百罗汉像竣工在光绪七年。
  至于心月如何获得天宁寺拓本，李吴光绪两碑记并无记载。而李氏主纂的《南岳志·祝圣寺新建罗汉堂记》载： 余友严镇总兵长沙刘君培元闻此举，走告余曰：“某在军中时，得五百罗汉画册于新安。画精绝，以贝叶代缣楮，神采如生。某转赠前赣南镇总兵同县陈君金鳌。盍令陈君舍诸岳寺，同结最上因。”余力赞之。陈君果以属转寄诸寺。于是锲者、绘者，不期并集，称合璧焉。
  由此亦知，心月于其它寺院中得天宁寺拓本（详周跃华《南岳衡山祝圣寺清刻五百罗汉造像碑考》）。受祝圣寺五百罗汉刻像影响的有武汉归元寺罗汉堂。
  据《归元禅寺志》上册《文物卷·五百脱塑稀世奇珍》（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载，归元寺早年藏有清嘉庆常州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像拓本；道光之季，归元寺拟建罗汉堂，黄陂王氏应聘，以拓片为本，历时九年，方塑成彩塑五百罗汉。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又毁于战火。后陆续重建五十年，至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才告竣。此时，南岳祝圣寺石刻五百罗汉像竣工，归元寺请拓本两部，即今归元寺现存《五百罗汉像》十卷本与十五卷本。该志认为：中国汉族寺院五百罗汉都是来源于天台山，归元寺也不例外。
  归元寺罗汉堂布局成“田”字型建筑格局，这是吸收了杭州净慈寺五百罗汉堂的建筑风格。工艺采用“脱胎漆塑”，即中国佛教造像史上著名工艺“干漆夹苎”造像工艺。笔者早在《天台山佛像简史》（载《东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最早介绍了天台山佛像的传统工艺“干漆夹苎”技艺：干漆夹苎工艺分“脱胎干漆”与“木心干漆”两种，前者系在泥上敷以麻布，再多次反复涂漆，待干燥后，去泥而空其外壳；后者系在木型上涂漆而成。这种干漆分量很轻，造型厚实稳重。唐鉴真坐像即由其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采用“干漆夹苎”造像工艺珍制而成，被誉为“唐招提派”，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今列为日本国宝。武汉归元寺罗汉雕塑工艺亦渊源于此。中国工艺大师汤春甫先生的天台山中华佛教城仍采用传统“干漆夹苎”造像工艺，所制佛像远播欧美与东南亚等地。“干漆夹苎”造像工艺已经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祝圣寺罗汉堂的五百罗汉像石刻，十年“文革”中已全部被毁，现仅存拓本在南岳庙的书画馆中陈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南岳祝圣寺与常州天宁寺的五百罗汉刻像拓本，对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薪火相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２０１５年笔者将这两者母本———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天台）石桥五百尊罗汉像》与日本、美国所藏百幅《天台石桥五百罗汉画》以《台州文化学刊》专号形式结集为《天台石桥五百罗汉翰墨传日美》一书，以完整完美形式奉献给海内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