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岩画虽已成为‘永不复返的阶段’的产物，逝去的人们已经沉默，然而岩石却还诉说着远去的生命的喧腾。岩画作为古代先民记录在石头上的形象性史书，而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从它一诞生起就紧密地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信仰、宗教等交织在一起，积淀蕴寓着先民们火一般的炽热、虔诚的情感、观念和心态。”①“这史诗般的画卷，对于今天的人们，除了美的享受，还是一个万花筒，从中可以窥探到人类精神历史的早期篇章。”②仙居岩画作为古越先民的文化遗迹，同样蕴涵了丰富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研究者细加整理和深入挖掘。笔者从仙居地域的历史情况、田野考古、民俗学等角度考察，认为仙居岩画至少蕴涵了以下几方面的文化意蕴。
  （一） 古越先民的农事意识根据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的研究，在我国种类繁多的岩画中，最基本、最常见的岩画约有四十多种，其中生活类母题，在全部岩画中数量最多，占有特殊的位置。这类母题都是反映古代人民生存需要的画面，是对人类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象的描绘。① 仙居岩画也不例外，其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先民为发展农业经济而奋斗的浓重农事意识十分明显。
  仙居地域，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已有古越初民生活栖息在永安溪畔的山间盆地上。其时，“下汤人已脱离了深山的穴居生涯，迁向平原过着定居生活。
  他们以经济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并发展了纺织、制陶和捕捞业，农业和手工业已有了较明确的分工。”②下汤人的主要劳动工具应该是木工和石器农具。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包括仙居盆地在内的浙江地区已从原始农业发展到传统农业，其主要标志是：“（１）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了绝对地位；（２）金属农具取代了木石农具；（３）精耕细作的风格已初步萌芽，轮荒制开始出现。”③ 上述历史现象，已为浙江地区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成果所证实。那么作为“形象性史书”的岩画，对此有否反映呢？ 仙居小方岩岩画的岩壁上，刻凿着一种似“田”字的图像，据王伯敏先生推测，“这个形象或符号，如果可以认定为‘田’形的话，可能与那时当地人的对农事方面所做的某种反映有关系。”④春秋战国时期，浙江诸多地区的山间盆地， 不仅土地广阔而平坦，地势高燥，不受咸潮的威胁，而且水源丰富，有利于定居农业的发展。古越先民们充分利用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不畏艰难，胼手胝足，垦殖耕种，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史书对此颇多记载，如《吴越春秋》卷六记载：“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要发展垦殖耕种，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充裕的农田。仙居是个内陆山区，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可耕之田不是很多，故田土显得尤为珍贵而重要。考察仙居的诸多地域，无论是山间盆地、溪畔平原，还是丘陵山冈，只要略有平坦之地，现代农民便会垦地耕种。由此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先民在他们所涉足定居的平坦之地上，开垦耕种，发展农业，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田”这种物象，是维系人的生命或者说是使人赖以生存的根本之需。他们将其刻凿于经常活动的岩壁上，强烈地体现了他们心中的热爱田地的农事意识。
  仙居小方岩、送龙山、西塘等诸多岩画点，刻凿得最普遍的要数锄耙形图像了。据初步统计，至少在三十个以上。这也不能不使我们联系到当时古越先民对农事的又一种意识的反映。上文已提到，春秋战国时期，于越族的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金属农具取代了木石农具。从几十年来的浙江地区出土的越国青铜器种类来看，青铜农具占有突出的地位。主要有青铜耨、青铜、青铜铲、青铜镰、青铜锄等。其中青铜锄器形有梯形或长方形两式，大小不尽相同，刃部微弧， 顶端有长方形銎可装柄。这种形式的锄，仙居广大的农村地区目前仍在使用，不过已是铁制的，俗称为“平口锄头”。这种形状的锄头在送龙山、西塘等处岩画也有少量发现。仙居诸岩画点中发现最多的锄形图像还是锄耙形，它告诉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仙居山间盆地、丘陵山冈间古越先民曾经普遍使用过这一农具。
  这种农具我们对此十分熟悉，因为它目前还普遍地应用在仙居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手里。它有四齿、皆略弯，既可松土，又可耙（挖）土，俗称“四齿耙”。从出土的古越农具种类看，这种锄耙似乎为仙居地区所特有，别的地区似乎还没有发现。仙居岩画中以锄耙形图像数量最多，说明当时这个物象与古越先民的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他们以虔诚的心理在岩壁上刻凿之，反映了这个物象对保障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古越先民的生活形态仙居小方岩、送龙山、西塘诸地的岩画中，都发现有柴刀形的图像，共计１１ 个，有人以为是鸟头形状，如王伯敏先生即持此说，但仔细辨认，笔者认为应该是柴刀形（图８）。这种形状的柴刀，顶端带钩，刃部尖细，当是为古越先民砍斫树枝、杂草时所用，直至今天，还普遍使用于仙居各地的农民手中，俗称“钩刀”。古越先民在岩壁上刻凿柴刀形图形，无疑折射出了他们当时生活的某种情态。根据上文已引《吴越春秋》卷六“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山民们在山间盆地、丘陵山岗上择地垦荒耕种是常有的事。要开垦地块，难免要清除杂草，人们除了用青铜或铁制镰刀之外，对于一些难以清除的粗大的柴株、草根，还应该普遍用到柴刀。
  干栏式建筑是越人最显著的居住习俗，自新石器时代起，在以后的浙江地区一直绵延不断，无论是平原地区、山间盆地、还是山地密林地区，都曾经流行这种建筑形式。同时，巢居（半穴居）作为一种辅助的居住方式，也较普遍地应用于浙江低山丘陵较为干燥的地区。仙居区域的地形既有溪畔平原，又有山间盆地、丘陵山冈，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先民或筑干栏，或“喜巢居”。正如王伯敏先生所推测的那样：他们“上树砍枝，取木料搭平台，都需要有比较锐利的铁工具。”①笔者认为这钟铁工具应该就是仙居方言俗称为“钩刀”的柴刀。令人惊喜的是：这种柴刀的形制，今天我们在仙居各岩画点的岩壁上发现了。柴刀图像的刻凿， 说明这个物象对于古越先民来说，也是他们生命中所必需的。他们要生存，要维持生命，就要有干栏式或巢居等住所，只有依靠这些住所，人们才能御寒、防兽、避风雨。他们把柴刀形象表现于岩壁上，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中央坑崖刻如果排除它是古越族象形文字的话，笔者认为它也应该是一种抽象性稍强的岩画。这一地点的岩画，有两个形状皆似鸟头鱼身的图像值得我们注意。古越先民为何刻凿鱼形图像？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仙居地区古越先民喜食鱼类生活情形的反映。仙居地区虽未濒临大海，也没有湖泊江河， 但是其地人民或居于溪畔平原，或居于两山相夹的溪涧附近，捕鱼而食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们也像靠近大海的其他越民一样，好食腥味，“饭稻羹鱼”①《史记·货殖列传》张守节《正义》对此就有明确的记载：“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棰叠包裹，煮而食之。”仙居作为内陆山区，鱼类资源不似海滨地区那样丰富，因此更显得珍贵。可以想见，古越先民是把它作为饮食菜肴中的最佳上品的，流传甚久的仙居传统饮食文化“八大碗”中，就有一碗是红烧大鱼，应该是古越先民饮食文化的孑遗。古越先民将其刻凿于岩壁上，反映了他们珍视热爱这一给他们带来营养的动物的心理。
  在送龙山岩画所在的第九级岩壁上，自东往西有序地排列着形似１间房屋、１棵农作物、２丘农田、１棵花卉的图像，在这些图像的南边刻着１条笔直的似溪水或沟状的图纹，如果这些图像的形状真如笔者所推测的那样的话，那么把它们联系起来看，这分明就是一幅古越先民理想的生态农庄图。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腹地的仙居盆地虽然生活栖息着不少的古越先民，但是相对于当时的人口数量来说，那时的土地资源是比较丰富的。一些稍富有的人家喜欢在一些风水宝地上建立农庄小院，应该是有可能的。细看送龙山这幅生态农庄图，有房屋，房屋附近有农作物、农田、花卉，农家小院附近还有一条宽阔的溪流，其画面所表现的古越先民的居住生活形态，在近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证实，据《浙江通史》第二卷描述，古越先民“地面建筑的房屋遗存，在我国东南数省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 住所附近……和水沟。”②从送龙山岩画中体现的农家小庄园图景看，有屋可居，有田可耕，作物丰收，鲜花盛开，房屋附近一条宽阔的溪流，潺潺流淌，可以洗涤、吸热，调节小气候，美化小环境。可见古越先民已初步掌握了一定的生态环境学知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农居生活情形，就是这样的一幅充满生机的图景。
  古越先民在辛勤的农耕之余，有没有文化娱乐生活呢？在《越绝书》、《吴越春秋》、《说苑》等文献中保存着不少吴越的诗歌、谣谚，说明包括仙居山区在内的吴越之地人民也是富有艺术生活情调的。既然他们在劳动中产生文学艺术，那么在劳作之余，他们也应该是有文化娱乐活动的。那么作为仙居山间盆地、丘陵山冈上的古越先民，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形态是怎样的呢？ 在上张西塘高山塘岩画上，笔者发现了分布在不同方位上的５个棋盘形图像，每个棋盘图像由２个长方形纵横交叠而成。对于这些棋盘形图像，我们不能简单轻率地认为是现代农家小孩玩棋子时刻上去的。因为中国棋子作为娱乐活动的起源是很早的，相传始于尧时。查考有关文献也是可以找到一些信息的，如晋张华《博物志》中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现代农家小孩尚能刻画与西塘岩画画面上相似的棋盘来走石头棋子这一点，就否定仙居古越先民在岩画上刻凿棋盘的真实性。
  仙居一境，南、北、西面三面环山，“地非都会，崇山绾带，苍岭一线，仅通闽道，而车辙罕至”。① 千百年来，地域的封闭性很强，一些民俗活动绵延不绝，经久不衰，是十分自然的。从西塘岩画上诸多棋盘形图像，我们完全可以大胆设想，这是古越先民农耕之余发明的一种用石子作棋子、在岩壁上刻凿简易方格形作棋盘的一种游戏娱乐活动（图９）。
  （三） 古越先民的宗教意识浙江地区的原始宗教意识可谓源远流长，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漫长历史中，越族先民的图腾信仰、自然崇拜、灵魂观念等等，都呈现出诡谲幽隐的色彩。
  崇拜图腾是人类早期的一种宗教信仰，它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在氏族社会中，图腾是先民们崇拜的对象，是氏族的象征和标志。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和民俗学资料都表明，古越先民相信本氏族都与鸟、蛇等动物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认为它们都是本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从而出现图腾崇拜的现象。
  浙江地区的鸟图腾崇拜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距今７０００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在河姆渡遗址上，曾出土了一块刻着两只相向而飞的神鸟的象牙板和一件上刻两组相同鸟纹的骨匕以及其他有鸟形刻纹的石器，可见古越初民有强烈的崇鸟意识。后来到良渚文化时期，鸟神崇拜更加明显。古越先民的鸟图腾崇拜，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如《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鸟夷卉服。”这里的“鸟夷”就是东南沿海一带以鸟为图腾的一支古越族，包括生活在浙江地区的古越人。晋张华《博物志·异鸟》云：“越地深山中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越人谓此鸟为越祀之祖。”直至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人民还普遍存有鸟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绍兴坡塘曾出土战国时期铜质房屋模型，其攒尖顶的中心立一根八角柱，上饰“大鸠尾”，研究者认为，这是鸟图腾崇拜的一种孑遗。① 此外，从民俗学角度考察， 在中原人眼里，越人的语言堪称“南蛮■舌”，意即越人的语言是一种“鸟语”。
  其中“于越”的“于”字即鸟的嘘声。这也反映了越人鸟崇拜的某种迹象。
  仙居地区作为内陆山区，地处崇山峻岭，林木蓊郁，自古以来，禽鸟遍布， 种类繁多，据《（万历）仙居县志》卷四“禽属”条记载，仙居山区比较多见的鸟类有“鹳、鹊、鹰、鸠、莺、凫、燕、鹭、雉鸡、竹鸡、山鸡、郭公、画眉、啄木、青丝、白雪、伯劳、青翠、黄头、勃鸽、鸳鸯、子规、乌鸦、白头翁、十二红、黄雀、鸽鹪、八哥、黄鹂”等，可以想见，仙居山间的古越先民对这些鸟类是非常熟悉的，也十分愿意与它们“认亲”，从而把它们作为图腾而加以崇拜。仙居小方岩岩画所在的大岩壁中间，刻有一鸟头人身形图像，四肢作舞蹈状（图１０）。另外一处，刻有一只似鹰状起立雄视的鸟。中央坑崖刻也至少刻有三个鸟头鱼身形图像。这些岩画图像应该是古越人鸟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在仙居小方岩岩画鸟头人身形图像附近，我们还可以看到多个似“田”字的形象，如果把鸟头形与“田”字形联系起来，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古越人所独有的名为“鸟田”的一种种田方法。《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载：“……畴粪桑麻， 播种五谷……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 大小有差，进退有行……”“大越”指会稽， 为古越国中心地带，春秋战国时，仙居也属其地。所谓“鸟田”就是候鸟群在农田里捉虫啄草松土，以利于人耕种。《越绝书》卷八还说到“鸟田”的另一种解释， 就是禹死后，他的神灵为了报答大越之民对其厚葬之功，让鸟代人种田；这当然是十足的神话，但却是越人鸟崇拜的极好见证。仙居岩画中的鸟头形、“田” 字形图像，笔者认为应该是古越先民“鸟田”现象的文化遗迹。上文也已经提到，从民俗学角度看，仙居地区至今尚可找到鸟图腾崇拜的文化孑遗。把它们联系起来，古越先民的崇鸟意识就更加有力的得到证实了。
  仙居西塘村高山塘岩画中，有多个蛇形图像，一般长都在一米以上，最长者竟达二米，这些图像应该是古越先民蛇崇拜的一种体现。越人以蛇为图腾， 文献中也多有记载，《说文解字·虫部》说：“蛮，南蛮，蛇种。”又说：“闽，东南越，蛇种。”这里的“南蛮”、“东南越”说的就是越民族。所谓“蛇种”意即信奉蛇图腾的民族。《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载，伍子胥受命筑城，“乃相尝水、象天法地”，吴“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而“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巳为地户）”，“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吴国在东南城门上立木蛇，这与越国崇拜蛇图腾有关。
  古越先民的崇蛇情结，至今在仙居民间尚可找到一些文化遗存。上文提到的民间敬蛇习俗，就是一个明证。仙居岩画中的蛇形图像则从美术考古发现的角度，证实了古越先民比较广泛的蛇图腾崇拜现象。
  仙居上张西塘村“冷水湾头”有南北２个岩画点，在南边岩画点所在的岩面上发现有人工刻凿的３个大小不等的臼状石窟。仔细观察、辨析，这些臼状石窟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杯状坑”或“杯状小凹穴”。据盖山林先生介绍，在我国，从新疆、内蒙古到东南沿海的江苏、台湾、澳门的岩画，都发现有这种符号。
  在国外，亚洲、北美洲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这种杯状小凹穴岩画是岩画艺术的普遍样式。① 它是世界岩画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关于这种杯状小凹穴岩画的文化意蕴，各地均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太阳或星云的符号，还有认为它们只是作为滚球游戏用的，不过普遍都认为它是某种宗教意识的体现。瑞士考古学家Ｆ．Ｔｒａｙｏｎ认为那些刻有杯状坑的石板，很显然是祭坛，其中有的杯状坑可能用来盛酒或其他祭品的。② 前苏联考古学家Ａ．Ｎ．奥克拉德尼科夫等人认为，“在古代东方宗教中，特别是在古代及后来的印度宗教中，在古代中国的祭祀雕像中，这种凹坑到处与崇拜母亲———土地的多产有关。这是生孩子的母亲的标志，象征整个生命的开始。”③ 前苏联学者Ｅ．Ａ．奥克拉德尼科娃在《北美太平洋沿岸和西伯利亚的岩画》中说，无论在北美太平洋沿岸，还是在西伯利亚都是用杯状凹坑鼓舞多产，也就是把它看作女阴的符号。在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那里，女人在生小孩之前，丈夫要在山上举行祈祷仪式，之后在山上制作杯状凹坑，以祈求繁殖。在印度， 它则被认为是丰产的象征，也是女性性别的标志。④ 因此，杯状坑一类题材的岩画，应该是古代先民生殖崇拜意识留给今人的文化史迹。仙居西塘“冷水湾头”３个杯状坑图像也应作如是观。
  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角度考察仙居诸岩画点，笔者发现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岩画所处的地势都比较高，海拔都在５００米以上，二是岩画所在的岩壁对面不远处往往有一座或多座高耸云天的山峦。由此可见古越先民在选择崖刻地点时，不是随意乱来的，而是择善而作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刻制岩画之前心中存有某种意识或理念，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意识或理念呢？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古代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角度来考虑问题。根据我国南方瓯越地区近年来的先秦时期古墓葬方面的考古发现，一些学者认为：“从同期南方其他地区主要墓葬形式来看，不管是土墩墓、石棚墓还是石室墓、悬棺葬，都有尚高倾向，这可能反映了古代南方民族的崇天观念或灵魂归天的观念。”①受这一观点启发，笔者认为：散刻于地形隐蔽的深山丛林中的仙居岩画所在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可能是一个宗教祭仪场所，其中的不少画面或符号，极有可能是古越先民原始宗教思想的外化形式和心态密码；同时，他们把崖刻地点选在崇山峻岭之上，而且所选崖刻地点对面有更高的山峰巍然耸峙，说明古越先民具有强烈的自然崇拜意识：即崇尚大山、崇尚高天的原始宗教色彩。
  （原载《东南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