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一） 遗存的时代及性质梅屿山山顶采集到的印纹硬陶瓮、罐的形制和纹饰，均与温州市瓯海杨府山２００９年出土的２件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致，①具有商代晚期的风格。因此，梅屿山出土的陶器时代初步定为商代晚期应该不至于大误。梅屿山所出青铜戈，短胡、细长援体、近援末延展成胡等形制特征与１９９０年出土于台州黄岩小人尖西周土墩墓的青铜戈一致，②也与２００３年出土于温州瓯海杨府山的西周土墩墓青铜戈基本相同。③ 青铜短剑的叶状剑身、剑身后段中空有凸箍等的造型特征也与小人尖西周土墩墓、④杨府山西周土墩墓的青铜短剑相一致。⑤ 朱华东对吴越地区的青铜短剑曾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吴越地区青铜剑在西周早中期多为短剑， 最迟自西周晚期起，剑身长度普遍开始较大幅度增加；到春秋晚期，长剑体系逐渐统一，这时剑长一般在４５—５０厘米之间。剑身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实战的需要。⑥ 梅屿山所出的青铜短剑，长仅２０厘米，是目前所见的吴越地区青铜短剑中剑身最短的一件。根据吴越地区青铜剑由短变长的渐进规律，笔者认为，其器型很有可能为吴越系青铜短剑的祖型，其年代也很可能早于小人尖等周边地区所出的青铜短剑，初步定为西周早期应不成问题。
  梅屿山遗址虽遭破坏，但根据它似有文化层的现象，应是古人活动的遗址。
  石器、陶器就出土于该遗址。但３件青铜器是否也出于遗址需要慎重考虑， 因为这种比较完整的青铜器出土于小型遗址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出土范围不大，不排除有来自墓葬的可能。考虑到浙南地区近年发现的瓯海杨府山、黄岩小人尖西周土墩墓多在类似梅屿山的小山顶上，再加上这３件青铜器出土地点也比较集中，且器物较完整，极有可能为山顶上某一西周时期土墩墓的遗存。
  （二） 关于遗存价值的思考１．反映了台州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梅屿山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存中伴出石器、印纹硬陶和青铜器，由此可知， 浙江台州地区在商周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尽管如此，台州在该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缓慢的。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台州地区所在的浙南的好川文化是良渚文化向该区域迁徙后形成的既有良渚文化因素又有当地土著文化元素的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好川墓地出土的随葬品中，玉器、石器、漆器、陶器组合齐全，数量丰富，制作精美，说明在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的好川文化时期，浙南的社会发展面貌还是光彩夺目的。但到了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的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时，浙南地区却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对缓慢的时期。诸多文化遗存中，不见好川文化时期的精美的玉器，这和良渚文化的突然整体消失颇为相似。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该区域的青铜文化的历史。首先，瓯越先民已在该时期引进了青铜器制造的技术。路桥梅屿山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戈、短剑、斧制作较精致，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台州地区温岭出土的商晚期青铜大盘，①造型精美，纹饰繁复，在商周青铜器中极为罕见。又，１９８９年３ 月，临海市水洋乡水洋村村民在平整宅基时，在距地表１．５米深处出土了一件商代青铜直内戈。戈本身应属兵器，但此戈形制奇特，工艺精湛，不像作武器使用，或是祭祀器物。① 可见商代晚期，该区域的青铜文化已经比较发达。除了路桥梅屿山遗址外，台州地区近年来还在路桥的灵山、②临海的施岙③发现了印纹硬陶。另外，据仙居县文物办同志反映，在地处台州的母亲河———椒江流域的永安溪上游的仙居湫山乡樟树下村北，２０１１年秋也曾采集到不少印纹硬陶残片，说明印纹硬陶制作技术在台州地区已经较为普遍地传播和使用。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浙南地区商周时期土墩墓的葬俗问题。根据近年瓯海杨府山、黄岩小人尖的土墩墓的出土情况，随葬青铜器是浙南地区商周土墩墓的一大特点。路桥梅屿山山顶的青铜器若真的出于土墩墓，就又增加了浙南地区土墩墓随葬青铜器这一葬俗的实例，其意义不可小视。
  ２．反映了台州地区印纹硬陶文化的独特性据王海明先生研究，进入印纹硬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时代，浙南地区的瓯江以南区域，从松阴溪源头的好川岭头岗到下游沿海丘陵地区、飞云江流域普遍发现施黑褐色彩的彩陶器，泰顺司前狮子岗、瑞安山前山出土的黑褐色彩陶和福建庄边山上层彩陶、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出土彩陶及福安等地彩陶相似， 不仅用彩相同，施彩部位也一致，集中在器物口沿和肩部，彩绘图案都是以线条变化组合而成。最能反映浙南地区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当推出土数量占绝对多数的打制石器，以砾石为原料的打制石锛、石斧、半圆形石刀也普遍发现于瓯江以南地区。闽江上游、闽西北山区等地也有较多的发现。④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浙南地区的瓯江以南区域和闽西北、闽东地区的文化存在渊源关系。瓯江以北的台州地区的文化面貌却另有特色，梅屿山遗址发现的陶器以灰陶、灰黄陶为多，灵山遗址、施岙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也以灰陶、灰黄陶为多，红陶碎片有少量发现。而石锛、石斧、半圆形石刀基本不见。
  因此，台州地区印纹硬陶文化面貌有别于瓯江以南地区，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本文原载《东方博物》第４５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