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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天台宗也不例外。一千三百多年来， 历尽沧桑，屡有衰荣。观其发展脉络，主要是唐代湛然、宋代知礼、明代传灯、民国谛闲四次中兴。据此为主线，亦相应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初唐至中唐：智威、慧威、玄朗三祖“少晴多晦”；九祖湛然创“无情有性”说，天台一宗，复盛于世；十祖道邃付法最澄，教传日本。
  隋朝覆亡，天台宗失去依托。自初唐至中唐，由于统治者的支持，慈恩、律宗、华严、密宗、禅宗相继崛起。天台宗既失王权之后盾，又乏有影响的高僧， 故相形而见绌。虽有六祖智威（？—６８０）、七祖慧威（６３４—７１３）、八祖玄朗（６７３—７５４）师承弘法，其景象非昔可比：“智者大师去世，到皇朝建中（７８０— ７８４），垂二百载。以斯文相传者，凡五家师：其始曰灌顶，其次曰晋云（智）威， 又其次曰东阳小（慧）威，又其次曰左溪（玄）朗公，其五曰荆溪（湛）然公。顶于同门中慧解第一，能奉师训，集成此书。盖不以文辞为本故也。或失则繁，或得则野，当二威之际，缄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宝（７４２—７５６）中，左溪始弘解说，而知者盖寡。荆溪广以传记数十万言，网罗遗法，勤矣备矣。”（唐梁肃《天台止观统例》）没有创新，也没有发展。正因九祖湛然发挥祖述，“网罗遗法”， 创“无情有性”说，天台宗遂得以中兴。
  湛然（７１１—７８２），俗姓戚，常州晋陵荆溪（江苏宜兴）人。其家世习儒业， 自幼便超然有迈俗志。年十七，访道浙右，遇金华方岩授以止观之法。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始受学于左溪玄朗。玄朗知为道器，诲以所传天台教观要旨，时湛然以“居士”身份受止观之道。天宝七年（７４８），投宜兴君山乡净乐寺出家。寻诣会稽开元寺僧昙一，广究律部。又于吴郡开元寺，敷讲《摩诃止观》。天宝十三年（７５４），玄朗圆寂，湛然“挈密藏独运东南”。他感慨自“智者破斥南北之后，百余年间，学佛之士，莫不自谓双弘定慧，圆照一乘，初无单轮只翼之敝。
  而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即禅宗南宗）；谈法界（指华严宗）、阐名相者（指法相宗）盛于长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为帝王师范，故得侈大其学，自成一家”，遂以中兴天台宗为己任：“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①从而发挥祖述，撰《法华玄义释签》二十卷、《法华文句记》三十卷、《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四十卷，注释三大部，弘阐智者教观之要旨；又有《金刚-》一卷、《止观义例》二卷、《法华五百问》三卷，建立本宗正义，破斥他宗异解，其《十不二门》原为《玄义释签》卷十四中一节，阐立色心、内外、修性等十种不二门，发挥本、迹之深旨，后人以其说在天台教义上占重要地位，录出别行，注解多至五十余部。湛然弘法三十余年，著述凡数十万言，显扬宗风，对抗诸宗，使天台宗复盛于世。
  天宝、大历间（７４２—７７９），玄宗、肃宗、代宗连诏不起，托疾以辞。晚年归天台山国清寺，当台州“大兵（袁晁起义）大饥（大历四年，台州大旱，见《台州府志· 大事纪略》）”之际，学徒云集，视为依怙。建中三年（７８２），寂于佛陇道场，终年七十二，塔于智者茔兆西南隅。
  湛然在佛学上首创“无情有性”说，主要体现在《金刚-》一书中。“金刚-”为印度眼医之工具，借喻讽刺“无明所惑”的华严宗。起因是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大历十年（７７５）曾从湛然受学，后转华严，所撰《华严大疏钞》认为：“《（涅般）经》云：‘佛性除于瓦石。’《（大智度）论》云：‘在非情数中名为法性，在有情数中名为佛法。’明知非情非有觉性。”并引天台宗“性具善恶”说，宣扬佛不断性恶，一阐提（指断绝善根之人）不断性善，以此论证有情有佛性，无情无佛性的观点。但天台宗“性具善恶”是“介尔有心，即具三千”，净染善恶、有情无情统摄其中。显然，澄观割裂了有情与无情二者的关系，背离了“性具善恶”的本意，从而遭到湛然的批判。
  湛然认为：从本质看，佛性（亦称真如、法性、实相、实际、性空等，指绝对不变的“永恒真理”或本体）是世上万物的本体；从现象看，世上万物均是佛性的具体表现；如果说无情无佛性，那等于是说世上万物都无佛性。故云：“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我佛民生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①这是受《大乘起信论》“真如随缘不变”学说影响的结果。湛然批评持“无情无佛性”者，是拘泥经文章句，“迷名而不知义”。
  “无情有性”与智者“说己心中所行之法门”一脉相承，显示了中国佛教富有创造性的鲜明特色。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认为，此说扩大了成佛的范围；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哲学》认为，这是佛性论的重大发展。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撰有《金刚-论注》，发挥了湛然的“无情有性”学说，对日本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湛然寂后，十祖道邃（俗姓王，长安人）及行满（天台山佛陇真觉寺座主）又弘教于天台山。贞元二十年（８０４），日本高僧最澄浮海至天台山求法。从道邃、行满研习天台教观，写尽一宗论疏，并从道邃于台州龙兴寺（即今天宁寺之前身），日本释圆珍《行历抄》云：“大中七年（８６６）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台州）开元寺（即天宁寺）。开元寺者，本龙兴寺基……拆寺以后，于龙兴寺基建开元寺。”最澄在台州龙兴寺受菩萨戒，翌年学成归国，于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创立了日本天台宗。从此，天台教衍东瀛，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之一。
  （二）晚唐至北宋：会昌法难，国清被毁，教典殆尽；螺溪羲寂网罗教典，奠宋代中兴之基础；四明知礼卫天台之正统，平山家山外之争；高丽义天，入宋求法，创高丽之天台宗。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寺院经济的膨胀，加深了与王权的矛盾， 终于导致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从会昌二年到五年（８４２—８４５），全国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所，二十六万僧尼还俗，收回民田数千万顷（《旧唐书·武宗纪》）。此时佛教典籍湮灭散失严重，尤以《法华》、《华严》等章疏为最，导致了天台、华严诸宗的衰落。
  天台宗自湛然、道邃等复盛后，未几又趋消沉。广修、物外、元琇、清竦四祖默默无闻，少有作为。时又战火烽起，大中十三年（８５９），裘甫起义，翌年与唐军决战于天台桐柏宫；中和元年（８８１），临海杜雄、刘文起义，攻占台州（时辖天台、宁海、仙居、临海、黄岩等县，治临海）；乾宁四年（８９７），钱镠又陷台州，台州遂属吴越国（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大事纪略》）。灭佛与战乱，使天台宗难逃厄运。会昌五年（８４５），国清寺被毁；裘甫起义，又建寨于此（清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七）。国清寺虽于大中元年（８４７）“恩旨重兴”，①但已元气大伤，大中七年（８５３）九月，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求法于天台山时，国清寺还是“佛殿初营，僧房未置”（载同上），加之本宗典籍散失殆尽，几致一蹶不振。
  五代时，周世宗于显德二年（９５５）下诏灭佛，全国废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 毁铜佛以铸钱（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幸天台为吴越内地，未罹此难。又吴越王钱氏数代均崇信佛教，天台高僧德韶（８９１—９７２）与钱镠关系密切，有师生之谊。遂赖其力在天台兴建十三所道场，天台梵刹渐复旧观。天台宗十五祖螺溪羲寂（９１９—９８７），因天台教典国内仅存“零编断简，本折枝摧”， 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疏》而已。时闻朝鲜、日本购求典籍。宋建隆元年（９６０），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向高丽求取天台教典。翌年，高丽光宗王朝遣高僧谛观奉教典至天台，②后又从日本购回一批。于是，天台“一宗教文， 复还中国。螺溪以授宝云，云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 螺溪羲寂“网罗教典，去珠复还”，③奠定了宋代复兴之基础。
  宋初，螺溪羲寂传十六祖宝云义通（９２７—９８８，高丽人）。义通弘教于四明（浙江宁波市），创宝云寺，为四明天台宗道场之一。义通下传十七祖知礼，天台宗由此二次中兴。
  知礼（９６０—１０２８），俗姓金，字约言，四明（宁波）人。七岁丧母，投太平兴国寺僧洪选出家，十五岁受具戒，专研律部。年二十，从宝云义通习天台圆顿之旨，后尽得义通之教，常代师说法。师卒，住乾符寺，遂开讲席，学徒云集。
  既而以堂舍偏狭，于至道元年（９９５）徙城东南隅保恩院。翌年，院主显通舍院与知礼，永作十方住持传演天台教法之地。咸平六年（１００３），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弟子寂照，携其师有关天台教义二十七条问题，请知礼答释。知礼惊其造诣之深，遂作《问目二十七条答释》以解。先后撰《十不二门指要钞》、《别理随缘二十问》、《十义门》及《观心二百问》等，使天台宗蔚然中兴。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创设念佛施戒会，集男女僧俗一万人，同修念佛，求生净土。自此岁以为常，秘书监杨亿白丞相寇准，寇准奏赐紫衣。天禧四年、济公四世祖李遵勖奏其高行，宋真宗特赐“法智大师”号。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祖，世称“四明尊者”。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寂于四明延庆寺，年六十九。禀法领徒之高足，有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等三十余人。
  宋初，天台宗内部爆发了一场“往返各五，绵历七载”的山家山外之争（详王志远《宋初佛学窥豹》），其源可溯至中唐。
  天台宗九祖湛然与华严宗四祖澄观互争正统时，曾互用《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学说来解释本宗教义。前以“性具”为宗，后以“性起”为本。前主“妄心”，后主“真心”。自“会昌法难”后，天台教典散失殆尽，“加之讲习教义中断，正统承传不明，故各逞所见”（项士元《浙江佛教志·天台宗》）。至天台宗十四祖清竦后，派为二流：一为羲寂、义通、知礼、尚贤、本如、梵臻等主妄心观（以所观之境为妄心，即六识）；一为志因、晤恩、源清、庆昭、智圆等主真心观（以所观之境为真心，即真如）。从咸平三年（１０００）至景德三年（１００６），双方展开长达七年的论辩。晤恩、源清、庆昭等只信智者所著《金光明经玄义》略本为真作，主张观心法门应是真心观，从而遭到相信《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为真，并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对。知礼与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终未统一，而分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因其理论接近华严而斥为山外。两者相争，实际上反映了天台宗与华严宗在万物缘起论上的差别。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性起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均具三千之说， 引起门下仁岳和庆昭门下继齐的异议。后仁岳及知礼法孙从义反对山家之说（又称后山外派），但知礼门下尚贤、本如、梵臻三家继弘师说，影响甚大，终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盛于宋代。知礼由此尊为中兴之祖，宋释志磐赞云： “自荆溪（湛然）而来，九世二百年矣，弘法传道何世无之。备众体而集大成，辟异端而隆正统者，唯法智一师耳！是宜陪位列祖，称为中兴。”（《佛祖统纪》卷八《知礼传》） 由于知礼及遵式（亦义通高足，号忏主）的影响，天台宗的著述也受到朝廷的重视。咸平六年（１００３）二月，“诏隋智者禅师科教类次刊牍，凡百五十四部， 赐名《天台总录》”（《佛教统纪》卷四十九）。乾兴元年（１０２２），章懿太后遣使至杭州天竺，请遵式为国行忏。遵式“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经）”，天圣四年（１０２６）终于编入，此为天台教典入藏之始。元丰八年（１０８５），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从杭州天竺寺天台宗高僧慈辩习天台教观，更诣天台山佛陇真觉寺， 礼智者塔。义天发宏愿于塔前：“已传慈辩教观，归国敷扬，愿赐冥护。”既还国，“乃建刹号天台，奉慈辩所传教观，立其像为初祖”。① 自此，天台宗正式传入朝鲜。
  （三）南宋至明：天台山禅宗勃然兴起，国清古刹“易教为禅”；性澄湛堂请命大教，诏复旧制；无尽传灯辟幽溪讲堂，重立天台祖庭。
  天台山禅宗之传播，据宋释赞宁《宋高僧传》载，始于唐代佛窟遗则（７７３— ８３０）。其隐天台山佛窟岩，弘牛头禅法四十余年，时称“佛窟学”（《宋高僧传》卷十《遗则传》），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至天台山求法期间，曾从遗则法裔翛然受牛头禅。继之又有平田普岸（７７０—８４３）于大和七年（８３３）于天台山创平田禅院（即后之万年寺，为天台山临济宗活动中心）。后沩山灵祐（７７１—８５３）、黄檗希运（？—８５５）等相继参禅于天台山。五代时，云居德韶（８９１—９７２）于天台山兴建十三道场，弘法眼宗。禅僧全宰于周显德三年（９５６），创明岩寺（唐天台寒山子隐居地，《天台山方外志·山寺考》）。宋有禅僧真歇清了任国清寺住持，此为禅宗“渗透”之始（王郭彦《普陀落伽新志》卷六《禅德》）。自天台宗十六祖宝云义通弘法四明后，尤其是宋元二代，天台弘教即以四明、杭州、嘉兴、苏州、松江、南京一带为重心。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宋高宗下诏“易教为禅”（《天台山方外志·山寺考》）。天台宗祖庭国清寺，遂成禅宗“江南十刹”之一。
  元代，国清寺爆发了“教（天台宗）禅之争”。一谓智者为“开教之祖”，一谓智者为禅宗。双方相持斗讼于官，官无定夺，后由浙僧观无我仍定为“禅”。杭州上天竺寺天台宗高僧性澄湛登（１２５３—１３３０），慨于祖庭国清寺易为禅寺， “乃不远数千里走京师，具奏寺之建置颠末旧制之由，元世祖赐玺书复之”（明释如惺《明高僧传》卷一），还国清之旧制。明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太祖朱元璋诏请禅宗名僧昙噩住持国清，又复为禅寺。
  继四明知礼中兴之后，天台宗分为三家：神照本如住台州东掖山白莲寺； 广智尚贤继知礼而主四明延庆寺；南屏梵臻主杭州南屏兴教寺。均“教宗天台，行归净土”。其中尤以南屏梵臻一系为最盛。元代性澄湛堂、玉岗蒙润、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绝宗善继、东溟慧日（贾似道裔孙），明代原璞士璋、大璞如玘、百松真觉、无尽传灯等高僧尽出其门。天台本山因失祖庭，加之宋明理学与禅宗的崛起，遂失往昔之盛势：“台教正统，智者而下迄螺溪凡十二世，皆弘道兹山。自宝云传教四明，法智中兴之后，是道广被海内。而四明、三吴尤为繁衍。台山者始渐浸微，亦犹佛教盛传震旦，而西域是后终晦而不明。然宋末至大元迄皇明永乐间，而台教弘法不绝者，犹有一线之可继。至弘（治）正（德） 后，则此道绝闻。”（《天台山方外志·高僧传》）明末重兴天台教观、重立天台祖庭的是百松真觉弟子无尽传灯。
  百松真觉（１５３７—１５８９），俗姓王，苏州昆山人。年二十一，弃妻投杭州锅子山出家。旋至苏州依竹堂寺虚白禅师受具戒，后指吴兴谒月亭法师习天台教观。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入天台山居高明寺二十六年，弘扬天台净土法门， “岁无虚席”，时称“妙峰大师”。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寂于高明寺。著有《净土梦谭记》、《法华披荆钺》、《楞严百问书》等，嗣法弟子为无尽传灯（明冯梦祯《明妙峰觉法师塔铭》，见《天台山方外志·文章考》）。
  传灯（１５５４—１６２８），俗姓叶，号无尽，衢州（浙江衢州）人。少投进贤映庵禅师出家，随谒百松习天台教观。万历十年（１５８２）传灯问楞严大定之旨，百松瞪目周视，灯即契入。旋受法衣金云紫袈裟。十四年（１５８６）入天台山住幽溪高明寺，弘天台教观。高明寺为智者所创天台山十二道场之一，号“幽溪道场”。相传智者讲《净名经》于佛陇修禅寺，经忽随风飘至幽溪。智者寻经至此，爱其山“峰峦秀发，清溪鉴心”，遂卜居于此。清泰三年（９３６）辟为寺刹。宋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改额净名，后改高明。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间，“居僧失守， 寺随田废，迹之不可泯者，唯石经幢而已”（《天台山方外志·山寺考》）。传灯感慨祖业凋零，国清又沦为他宗道场。遂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秋，募修寺宇，辟幽溪讲堂，筑楞严坛，重立天台祖庭，并秉承智者大师“三教合一”之遗风，立关羽、岳飞二神为护法伽蓝，时著名文学家屠隆为之作《新建天台祖庭记》。此记追溯了天台宗的兴衰史，认为传灯重立天台祖庭，“嗣智师之法衣， 弘台宗之绝响”，“上弘祖法，下烁群蒙”，使天台宗再盛于东南，其功“庶几章安”（《天台山方外志·文章考》）。
  自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冬，传灯讲《法华经》于四明阿育王寺，迄天启五年（１６２５）“挝退鼓归老台山”，首尾凡四十一春秋。弘法于台州、温州、宁波、绍兴、金华、丽水、嘉兴、湖州、杭州、苏州等地，“年有重席，岁无虚筵”（明释传灯《幽溪别志》卷十五《幽溪道场赠遗考》），并广交名士，冯梦祯、王士性、屠隆、闻龙、陆光祖、杨德政等均执弟子礼，书函往复，诗文酬答，情谊深长。高明寺之重建、天台宗之再盛，彼等出力非浅。
  传灯不仅博通内典，还长于史学、书法、诗文。佛学著述有《楞严经玄义》、《楞严经圆通疏》、《天台传佛心印记注》、《性善恶论》等，《性善恶论》着重阐发了天台宗的“性具善恶”思想；又融会天台“一心三观”之旨，阐扬净土法门，著有《净土生无生论》、《净土法语》等，受到明清净土学者的重视。史志著有《天台山方外志》和《幽溪别志》，为研究天台宗的重要史籍，前者已为《四库全书》所著录。书法，《台州府志·方外》称其“八分书犹工”，今高明寺圆通洞前尚有“看云”等摩崖，笔法雄浑，遒劲有力。诗文尤以描摹山水而见长，辞藻华美，含意深邃，机趣横溢，《巾子岩诗》与《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形胜考》是其代表作。传灯寂后，塔于智者茔之西侧。其法孙受教继之弘于本山，传灯同门传如弘法于杭州，传芳弘法于四明，天台宗再盛于世。
  （四）藕益智旭三教互融，私淑台宗，创灵峰派；苍溪敏羲修建祖塔，刊刻典籍，重兴苏州报恩寺；古虚谛闲创设僧学，弘法南北，天台宗四次中兴；湛山倓虚继弘师业，创华南学佛院，天台法脉始衍港九。
  宋元明清是理学兴盛的时代，理学家从释道二教汲收养料，丰富了理学的内容，从而成为封建文化的主流。随着理学的兴起，佛教为适应时代的发展， 对内调和诸宗思想，主张戒、定、慧三学一致；对外融通儒道二教，主张三教合流。故宋明以降，诸宗虽不乏门户之争，但主体上已呈融会之势。就天台宗而言，知礼、遵式、智圆、本如、湛堂、传灯等，或主教禅一致，或兼弘净土，明代四大高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均不拘一格，兼弘他宗，其中融宗归净而成灵峰派的则是藕益智旭。
  智旭（１５９９—１６５５），字藕益，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镇人，幼崇佛学。年二十四，依德清弟子雪岭出家。年三十二，“拟注《梵网（戒）》，作四阄问佛。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台部”。① 但不以台宗为限，故自称“私淑台宗”。崇祯四年（１６３１）秋，始入灵峰（浙江安吉）造西湖寺。此后游历江浙闽皖诸省，从事宣讲著述，清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寂于灵峰。著述多达一百九十一卷，由弟子编为“宗论（即《灵峰宗论》）”、“释论”两类。
  智旭曾著《周易禅解》、《四书藕益解》，主张儒佛一致。其佛教理论为“融宗（教、禅、律）归净（土）”，既以禅宗参究归于天台教观，又以天台教观应用于念佛法门；天台圆摄一切佛教，念佛也圆摄一切佛教。他鉴于诸宗门户之流弊，主张“禅为佛心、教为佛语、律于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于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灵峰宗论》二之三），提倡戒定慧三学一体，摄归一念，以念佛总摄释迦一代时教，此为智旭“融宗归净”思想的最大特色。后天台宗弘教多据此说，从而形成“融宗归净”的灵峰派，一直绵亘至今。弟子以其继传灯后重兴天台教观，遂追继为“重兴天台教观第三世”（百松真觉为第一世，无尽传灯为第二世）。其《大乘止观释要》、《教观纲宗》为天台宗之入门书。
  智旭之后，清初有天溪受登（１６０７—１６７５）住杭州天溪大觉寺专弘台教三十余年。弟子灵乘、灵耀继绍师业，颇有劳绩。灵乘著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纶贯》及《科注》各一卷；灵耀随侍受登二十余年，康熙元年（１６６２）住嘉兴楞严寺， 曾补刻流通《嘉兴藏》，著有《楞严经观心定解》、《法华经释签缘起序指明》、《四教仪集注节义》、《摩诃止观贯义科》等。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间有性权撰《天台四教仪辅宏记》十卷。咸丰（１８５１—１８６１）间，有智诠（与性权同为幽溪高明派） 弘教于宁波观宗、上虞福仙等刹，著有《法华玄义释签记》十卷。晚清之际，弘天台教者有观竺、敏羲、隆范、寻源、祖印等诸僧。尤以敏羲重建祖塔、刊刻典籍，值书一笔。
  敏羲（１８２７—１８９９），为天台宗第四十世孙。字日种，俗姓安，台州黄岩人。
  年十三，投本县崇德院所林出家。年十七至温岭明因寺从怀中研习《法华经》。
  二十岁受具戒后还本院五载宣讲《法华》。二十六岁参温岭小明因寺永智受天台教观。三十四岁辞师，“游历道场，讲说经论”，于温州密印、台州能仁、天台国清、华顶，黄岩会中（即崇德院）、瑞岩，宁波天宁、杭州天龙、平湖福臻、上海龙华、苏州灵鹫、扬州重宁、高邮寿佛诸刹，“十有二年”①。曾与海盐张常惺同游日本，考察佛教。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春，住持天台山华顶寺，“每岁传戒讲经兼开念佛道场”。时台州战火连年，寺宇毁废甚多。天台山佛陇真觉寺是智者真身塔院。唐时毁于会昌法难，宋建隆（９６０—９６３）初，吴越王钱弘叔命十五祖羲寂重建，后改真觉。明隆庆（１５６７—１５７２）间，二十七世孙真稔又新之。清中叶阮元又捐俸修葺。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又毁于战火，“道场化为草莱”。① 敏羲见祖塔“栋宇倾颓，凄凉殊甚”，遂募银一万七千余元，重建智者大师肉身塔，高二丈一尺，三级十八方，中雕佛像一百二十一区；复建祖殿，以香樟造十七代祖师像；并建饭王殿及僧寮七十二间。自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至十五年（１８８９），“阅岁十稔，塔寺庄严，堂构轮奂”。② 晚年又重兴苏州报恩寺（北寺），编有《苏州报恩塔寺志》。敏羲一生弘法五十余年，刊刻台宗典籍二十四种一百六十一卷。又重梓《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传灯是作传世，实赖敏羲重梓，今之版本，即为敏羲刊本。
  清末民初，天台宗传至四十三世法裔古虚谛闲，创办僧学，弘法南北，出现了第四次中兴。
  谛闲（１８５８—１９３２），名古虚，号卓三，俗姓朱，台州黄岩人，自幼习医，年二十，投临海白云山成道出家，不久长兄追回黄岩，越二年，受具戒于天台山国清寺，“冬参夏学，精进不已”。③ 二十六岁至平湖福臻寺从敏羲习天台教观，悟“一心三观”之旨。“复讲小座，同列震惊”，敏羲赞为“法门龙象”。二十八岁于杭州六通寺讲说《法华经》，旋至慈溪圣果庵掩关阅藏三载。出关至上海龙华寺再讲法华，期满复往金山参究，后回天台国清修禅观，咸有省悟。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天台宗高僧迹端定融为上海龙华寺方丈，命谛闲出山相助。定融授记付法，嘱谛闲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此后各丛林礼请讲经，弘法于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东、北京、辽宁、黑龙江等地，岁无虚日。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江苏各界人士于南京创办江苏佛教师范学校，公推谛闲为校长兼总监。谛闲鉴于清末干戈纷起，讲席消沉，乃慨然赴任，遴选各省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成为中国近代开办僧学教育创始人之一。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谛闲住持宁波观宗寺，该寺为四明知礼五世孙介然所建。介然为修观行，于延庆寺东北隅建房六十余间，中有宝阁，环以十六观室，名“十六观堂”。谛闲重修殿宇，改观宗讲寺。翌年秋，创观宗研究社，自任主讲，专研天台教义。后改弘法研究法，规模益备，各方缁素， 云从景集，蔚成东南传习天台教观之中心。仁山、常惺、宝静、显慈、倓虚等近代高僧，均出其门下；社会名流如叶恭绰、蒋维乔、屈映光、黄庆澜、庄庆祥、张星文等俱执弟子礼。民国政府嘉其弘化南北，亦赐“宏阐南宗”、“阐扬台宗”诸匾。
  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授意各界劝进。时谛闲正于北京开讲《楞严经》，闻此嗤之以鼻。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因谛闲、可兴、静权等高僧力争，天台山国清寺易禅为教，复为天台宗之根本道场。中设研究社， 为长期讲经之所。至此，“天台一山，自山顶至山麓，山之阳面，完全为天台宗所有”（陈钟祺《天台山文化史》）。翌年，谛闲寂于宁波观宗寺，塔于慈溪五磊山。
  谛闲一生掩关三次，弘法四十八年，讲肆遍于南北（尤其是关外东三省，历来为天台宗鞭长莫及之地），并创办僧学，高徒辈出，各化一方。其著述宏富， 达一百二十万余言，嗣法弟子湛山倓虚于１９５１年，撷取精华，删繁就简，由叶恭绰、蒋维乔复勘，编成《谛闲法师遗集》十册及《谛闲大师语录》四册，先后由香港华南佛学院刊行于世。“天台一宗，赖以中兴”。① 谛闲寂后，法裔各化一方。宝静继主宁波观宗，弘法于四明；湛山倓虚（１８７５—１９６３），自民国十年（１９２１）至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弘法于华北东北各省，创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青岛湛山寺等十方丛林九所，宏法支院十七所，佛学院十三所，皆以“教宗天台，行归净土”。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谛闲付以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四世。１９５０年南下香港弘法，驻锡荃湾弘法精舍，创华南学佛院（即香港华南佛学院前身）、佛教印经处、天台精舍、谛公纪念堂、清水湾湛山寺等，天台法脉始衍港九。１９６３年寂于香港湛山寺（《净土圣贤录·倓虚传》下册）。嗣法弟子为隆安保贤（１９０８—１９８７），传天台教观第四十五世，笔名“火头僧”，长于文学，以话剧、舞蹈等艺术形式弘扬台宗，创香港佛教青年中心（见香港佛教青年中心所编《怀师集· 保贤传》）。其他天台宗高僧如悟云兴慈（１８８１— １９５０），弘法于苏皖浙赣，讲肆遍开东南。１９２４年创上海法藏寺，内设法藏学院，旨在“教宗天台”。后住持天台山石梁中、下方广寺及华顶诸刹。抗战期间，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同仁会（会址设上海英租界法宝馆内），众推为会长，济赈难民数百万。后归寂石梁方广寺，塔于华顶。其弟子灵源、白圣弘法于台湾基隆大觉寺，白圣曾任台湾中华佛教会会长，徒众颇盛。① 宽显静权（１８８１— １９６０），弘法于江浙两省，其功尤以中兴祖庭国清寺为最。１９３０年，静权回山礼祖，时值可兴住持国清。静权助谛闲、可兴等力争，复国清寺之旧制（讲寺），又协同可兴重兴国清寺。自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修建大雄殿、天王殿、韦驮殿、金刚殿、迎塔楼等十三处，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０年，又新建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等， 国清遂成东南梵刹之冠。又于寺中创天台宗研究社，兼国清、观宗二研究社主讲，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１９５７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后寂于国清寺，塔于香光茅篷。② 新中国成立后，天台宗虽于“大跃进”（１９５８）、“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中一度受挫，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清寺（１９７３年国务院下令重修）、高明寺、真觉寺、石梁中、下方广寺、赤城山紫云洞、济公院等相继修葺一新，国清寺创设了“天台山佛学研究社”、高明寺开办了“幽溪讲苑”，青岛湛山寺、长春般若寺亦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天台宗又呈复兴之势。当前天台山与东南亚、欧美各国往来亦日趋频繁。国清寺住持唯觉（１９１９—１９９０），于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７年两度访日；可明住持出访日本、韩国；达云法师于１９８９年赴美传戒；日本天台宗山田惠谛座主，于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９年四度朝礼祖庭，并建“祖师碑亭”及“般若心经塔”；日本日莲宗于国清寺大雄殿西侧建“妙法莲华经经幢”，以示日莲宗与国清寺的渊源关系；韩国天台宗在国清寺后，兴建“中韩祖师纪念堂”，内立智者大师、高丽义天、圆月上觉三尊雕像，以示不忘祖庭；美籍华侨夏荆山又于洛杉矶成立了“天台山国清寺护法会”，捐建观音殿及华顶寺。此外，英、法、德、意、韩、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各界人士，或朝巡祖庭，或游览观光，或拍摄影视，或考察研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扩大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① 《佛祖统纪》卷七、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六。 ① 唐释湛然《金刚-》、《大正藏》卷四十六。 ①（唐）沈欢：《国清寺止观堂记》，见《全唐文·唐文续拾》卷六。 ②详见周琦《台州海外交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③见《佛祖统纪》卷八及《宋高僧传·羲寂传》。 ① 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并参见《佛祖统纪》卷十四。 ① 明释智旭《灵峰宗论》卷首《八不道人传》。 ① 《吴县志·释道·敏羲传》卷七十七上，“释道”一。 ①（清）李宗邺：《重建天台山真觉寺记》，见附敏羲所刻《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②同上。 ③宝静：《谛公老法师别传》，见《谛公老法师语录》（上册）。 ① 蒋维乔：《谛闲大师碑铭》，宝静：《谛公老法师别传》，见《谛公老法师语录》下册。 ①兴慈：《兴慈法师自传》，见《台州佛教通讯》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②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名僧录·静权传》，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