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一、“因以其地为治”，是治还是冶？是县治还是东部都尉治？
内容
自《会稽郡典录》所载“因以其地为治”，后人认为“因以其地为冶（县）”，均以为“治”应是“冶”之误。周振鹤先生编著的《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汇集编了唐代学者颜师古、清代学者王先谦对会稽郡中的第二十五个县“治”时的观点。颜师古认为：“‘治’本闽越地。”王先谦认为：“‘治’官本作‘冶’。齐召南云‘冶’各本作‘治’，非也。汉五年（前２０２）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即此冶县。沈约《宋（书州郡）志》云：‘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世，闽越反，灭之，迁徙其民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于会稽。’其说是也。玩师古说，知古本必作‘冶’。
今改正。先谦按：《续（汉书·郡国）志》亦作‘冶’。章安下云‘故冶，闽越也’； 又永宁下注云：永和三年（１３８），以章安东瓯乡为县，是后汉之章安永宁，皆前汉冶县地。后改为东候官。见《太康地记》、《元和（郡县图）志》。《（清）一统志》：故城今闽县东北冶山之麓。《皇朝文献通考》：今福建全省，皆汉冶县地。” 王先谦“‘治’是‘冶’之误”的观点不仅代表了绝大多数古人的观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今人的观点。但仔细考析，其说自难圆。
首先是与汉武帝“迁其民、虚其地”的东越战略背道而驰。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不堪闽越侵扰，举国迁徙于江淮间。至东汉永和三年（１３８），后遗人渐出，东瓯方为章安县东瓯乡。阳嘉元年（１３２），台州曾旌聚众滨海起事，横行于温黄和宁绍平原间，朝廷震动，派兵镇压。为加强浙东南沿海的管理，特地将温黄平原的章安县东瓯乡（今温岭市大溪镇）升格为永宁县。这就是“汉永宁”的由来。闽越地也遭受了“迁民虚地”的经历，西汉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平定东越后，当时并没有在东越实施郡县制的构想，为便于管理，汉武帝采取了“迁其民、虚其地”的东越战略，故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为由，诏军吏皆将其民迁于江淮间。如果汉武帝当初要想在闽越地实施郡县制，就无需“迁民虚地”，多此一举了。可见汉武帝当初并无实施郡县制之构想。
其次是闽越历史上有无冶县的设置，由谁设置？“冶”是指吴越国善于青铜冶炼而得名，吴其实亦为越族，故吴越并称。春秋时期的著名铸剑家越国欧冶子与吴国的干将、莫邪夫妇，即是吴越善冶的代表。吴越之地均有“冶”的遗迹。吴国苏州虎丘的剑池，越国绍兴的铸浦岙、上灶、中灶、下灶、日铸岭，诸暨的五灶和龙泉的剑湖（又名剑池湖），据说都是当年欧冶子铸剑的地方。为纪念欧冶子，绍兴铸浦曾建有欧冶祠。东越之地亦然，闽越国都就名“东冶”。东冶之名始见《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是秦汉之际闽越地尚未实行郡县制时的闽越都市名。历史上因喜“仍沿旧名”，故“东冶”之名不绝于史籍。《汉书·严助传》：“闽王以（建元六年）八月举兵于（东）冶（城）南。”苏林注云：“山名也，今名东冶，属会稽。”《后汉书·东夷传·倭传》：“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 那汉武帝平定东越后，究竟有无设过“冶县”？很遗憾，历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西汉设立冶县是一种“历史推定”，凭什么推定？一凭《汉书地理志》的“治”县，因为“治”即“冶”之误，所以就出现了“冶县”；二凭回浦县，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平定东越起，至西汉始元二年（前８５）以东瓯旧地为回浦县，设立回浦县的目的是为了镇抚东瓯旧地，那设立冶县也应该在此时（也是始元二年）。设立冶县的目的也是为了镇抚闽越旧地。这样，历史推定就“自然形成”：平定东越后，西汉朝廷为了镇抚两越，始元二年，北置回浦县，南置冶县， 形成了镇抚两越的格局。强调冶县是西汉朝廷所置的正史有《晋书·地理志下》：“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前２０２）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 然而，冶县究竟是西汉朝廷所设置？还是来自另外的力量？大概不少历史学家虽在肯定存在冶县的同时，又苦于找不到西汉朝廷设置冶县的历史记载。于是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冶县是民间所自立。代表民间自立冶县的正史有《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南道条》：“闽：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 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会稽郡。晋置晋安郡。
宋、齐因之，陈置闽州，又改为丰州。隋平陈改为泉州，炀帝改为闽州，又为建安郡。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皆治闽县。” 此后，南宋梁克家、陈傅良编著的《淳熙三山志》与明清时期的《八闽通志》和《福建通志》的“沿革”均奉《旧唐书·地理志》中“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为圭臬。但此说亦难圆。主要是自立冶县是何人、何时、何地所立？自立冶县能得到西汉朝廷的认同吗？这一切的一切都靠历史的推定。既不知冶县为何人于何时所立，也不知冶县之疆域是囊括东瓯、闽越故地，还是仅有闽越一地？如此均无明确记载，历史推定也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编著《后汉书·郡国志》时，也稀里糊涂的写上“章安故冶，闽越地”这条引发后人千年笔墨官司的历史公案！ 再次《汉书·地理志》的“治”，既非“冶”字，亦非县名，而应是个衍字。东冶与冶县，前者是闽越国都城之名，后者是历代史家的历史推定之名，史书并无明确无误的记载（有亦是沿用旧名）。《汉书·地理志》虽有“治”之名，历代史家均以为是“冶”之误。其实“治”是个衍字，因为在“会稽郡”二十六个县名中，二十五个县名下面或多或少都有解释，惟独“治”下面，就连一个字的解释也没有，这应是上面县名解释的后挂字的衍字，如“钱唐”下的“西部都尉治”、“回浦”下的“南部都尉治”和“%”下的“（王）莽曰：海治”。如失误多书一个“治”字，就单独成为一个县名，因此“治”应是个衍字。综上分析：汉武帝时既未立过冶县，闽越民间也无明确史料记载自立过冶县。《汉书·地理志》的“治”字，应是个衍字。闽越最早建县的应该是东汉建安元年（１９６）设立的候官县。
今改正。先谦按：《续（汉书·郡国）志》亦作‘冶’。章安下云‘故冶，闽越也’； 又永宁下注云：永和三年（１３８），以章安东瓯乡为县，是后汉之章安永宁，皆前汉冶县地。后改为东候官。见《太康地记》、《元和（郡县图）志》。《（清）一统志》：故城今闽县东北冶山之麓。《皇朝文献通考》：今福建全省，皆汉冶县地。” 王先谦“‘治’是‘冶’之误”的观点不仅代表了绝大多数古人的观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今人的观点。但仔细考析，其说自难圆。
首先是与汉武帝“迁其民、虚其地”的东越战略背道而驰。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不堪闽越侵扰，举国迁徙于江淮间。至东汉永和三年（１３８），后遗人渐出，东瓯方为章安县东瓯乡。阳嘉元年（１３２），台州曾旌聚众滨海起事，横行于温黄和宁绍平原间，朝廷震动，派兵镇压。为加强浙东南沿海的管理，特地将温黄平原的章安县东瓯乡（今温岭市大溪镇）升格为永宁县。这就是“汉永宁”的由来。闽越地也遭受了“迁民虚地”的经历，西汉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平定东越后，当时并没有在东越实施郡县制的构想，为便于管理，汉武帝采取了“迁其民、虚其地”的东越战略，故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为由，诏军吏皆将其民迁于江淮间。如果汉武帝当初要想在闽越地实施郡县制，就无需“迁民虚地”，多此一举了。可见汉武帝当初并无实施郡县制之构想。
其次是闽越历史上有无冶县的设置，由谁设置？“冶”是指吴越国善于青铜冶炼而得名，吴其实亦为越族，故吴越并称。春秋时期的著名铸剑家越国欧冶子与吴国的干将、莫邪夫妇，即是吴越善冶的代表。吴越之地均有“冶”的遗迹。吴国苏州虎丘的剑池，越国绍兴的铸浦岙、上灶、中灶、下灶、日铸岭，诸暨的五灶和龙泉的剑湖（又名剑池湖），据说都是当年欧冶子铸剑的地方。为纪念欧冶子，绍兴铸浦曾建有欧冶祠。东越之地亦然，闽越国都就名“东冶”。东冶之名始见《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东冶是秦汉之际闽越地尚未实行郡县制时的闽越都市名。历史上因喜“仍沿旧名”，故“东冶”之名不绝于史籍。《汉书·严助传》：“闽王以（建元六年）八月举兵于（东）冶（城）南。”苏林注云：“山名也，今名东冶，属会稽。”《后汉书·东夷传·倭传》：“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 那汉武帝平定东越后，究竟有无设过“冶县”？很遗憾，历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西汉设立冶县是一种“历史推定”，凭什么推定？一凭《汉书地理志》的“治”县，因为“治”即“冶”之误，所以就出现了“冶县”；二凭回浦县，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平定东越起，至西汉始元二年（前８５）以东瓯旧地为回浦县，设立回浦县的目的是为了镇抚东瓯旧地，那设立冶县也应该在此时（也是始元二年）。设立冶县的目的也是为了镇抚闽越旧地。这样，历史推定就“自然形成”：平定东越后，西汉朝廷为了镇抚两越，始元二年，北置回浦县，南置冶县， 形成了镇抚两越的格局。强调冶县是西汉朝廷所置的正史有《晋书·地理志下》：“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前２０２）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候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 然而，冶县究竟是西汉朝廷所设置？还是来自另外的力量？大概不少历史学家虽在肯定存在冶县的同时，又苦于找不到西汉朝廷设置冶县的历史记载。于是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冶县是民间所自立。代表民间自立冶县的正史有《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南道条》：“闽：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 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会稽郡。晋置晋安郡。
宋、齐因之，陈置闽州，又改为丰州。隋平陈改为泉州，炀帝改为闽州，又为建安郡。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皆治闽县。” 此后，南宋梁克家、陈傅良编著的《淳熙三山志》与明清时期的《八闽通志》和《福建通志》的“沿革”均奉《旧唐书·地理志》中“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东冶县”为圭臬。但此说亦难圆。主要是自立冶县是何人、何时、何地所立？自立冶县能得到西汉朝廷的认同吗？这一切的一切都靠历史的推定。既不知冶县为何人于何时所立，也不知冶县之疆域是囊括东瓯、闽越故地，还是仅有闽越一地？如此均无明确记载，历史推定也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编著《后汉书·郡国志》时，也稀里糊涂的写上“章安故冶，闽越地”这条引发后人千年笔墨官司的历史公案！ 再次《汉书·地理志》的“治”，既非“冶”字，亦非县名，而应是个衍字。东冶与冶县，前者是闽越国都城之名，后者是历代史家的历史推定之名，史书并无明确无误的记载（有亦是沿用旧名）。《汉书·地理志》虽有“治”之名，历代史家均以为是“冶”之误。其实“治”是个衍字，因为在“会稽郡”二十六个县名中，二十五个县名下面或多或少都有解释，惟独“治”下面，就连一个字的解释也没有，这应是上面县名解释的后挂字的衍字，如“钱唐”下的“西部都尉治”、“回浦”下的“南部都尉治”和“%”下的“（王）莽曰：海治”。如失误多书一个“治”字，就单独成为一个县名，因此“治”应是个衍字。综上分析：汉武帝时既未立过冶县，闽越民间也无明确史料记载自立过冶县。《汉书·地理志》的“治”字，应是个衍字。闽越最早建县的应该是东汉建安元年（１９６）设立的候官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