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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瓯王“反正归汉”，导致与闽越王“反目成仇”。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后，多次怂恿闽越王郢出兵攻打东瓯。建元元年（前１４０），汉武帝即位之初，闽越与东瓯终于同室操戈，爆发战争。汉武帝当即派汲黯前去察究。然而，汲黯只到吴地就返朝复命，劝汉武帝不予理睬。《史记·汲黯传》载：“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此次闽越与东瓯同室操戈事件，因事见《史记·汲黯传》，为不少研究专著如《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瓯越文化史》等所失载。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闽越王郢因受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的唆使，又出兵攻击东瓯。东瓯食尽且降，边遣使告急求救于汉武帝。《史记·东越列传》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 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汉书·两粤传》与《汉书·严助传》载略同。此处记载比较重要，它透露出以下两大重要信息： 第一，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对东南百越的“化外心态”。
  因东瓯与闽越处于东南百越之地，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越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复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虽然拉近了与中原王朝的距离，但仍相对落后。秦始皇虽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但并未真正实行郡县制，对处于“海天一隅”的东瓯与闽越，仍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实行“羁縻政策”，保留其原有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故秦末天下大乱，东瓯与闽越名义上“由王降为君”，而能迅速集结本部军队，从吴芮佐汉平秦灭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瓯与闽越享有独立自主权的“羁縻政策”。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对东瓯与闽越，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当东瓯与闽越“反目成仇”求救于汉武帝之时，故汲黯云“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太尉田蚡云：“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淮南王刘安亦云：“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汉书·严助传》） 从上可反映出汲黯、田蚡、刘安等人对待东瓯与闽越的“化外心态”：一是自夏商周三代以至于汉，越地为“不居之地”，越民为“不牧之民”，其势“非强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二是越人经常互相攻击，且反复无常；三是越居“五服”之外，属“化外之地”，应弃而莫属。这种“化外心态”正是当时西汉王朝的“主流心态”。
  第二，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
  闽越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武帝。汉武帝付之廷议，太尉田蚡反对出兵救东瓯，而中大夫庄助则积极主张救东瓯。庄助，《史记》作庄助，《汉书》有《严助传》。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庄为严。后汉武帝力排廷议，派庄助赴会稽郡发兵救东瓯。因刚即帝位，汉武帝不愿“出虎符，发兵郡国”，就命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但会稽郡太守因庄助无虎符仅以节发兵，拒不从命。庄助斩一郡司马， 会稽郡太守才不得已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闻汉军来，未战而退。这一事例，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据北京大学历史系陶新华教授《汉代的“发兵”制度》（《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研究：西汉王朝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羽檄、诏书、节。西汉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
  １）虎符：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文帝）二年（前１７８）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史记·孝文本纪》载同） 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颜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汉代虎符是铜制， 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当西汉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 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虎符一般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
  ２）羽檄：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８）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云：“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３）玺书或诏令：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东汉议郎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清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４）节：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汉光武帝又恢复汉旧。宋代陈傅良说汉代兵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宋代陈元粹也认为两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陈元粹：《补汉兵制序》，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说明汉代兵制，材官（地方预备役步兵部队）、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基本在郡国，《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西汉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傅良《历代兵制·西汉兵制》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会稽郡面临东瓯与闽越两个王国，正是西汉东南边郡。其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兵力相当雄厚。因此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求救，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郡发兵以救东瓯。主要原因就是会稽郡兵力雄厚，尤其是水师。越人多习于水战，故楼船兵多为越人。因时行“郡尉分治”制，会稽郡治苏州，会稽都尉治句章（浙江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
  故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就从句章港出发，西汉会稽水军未止，闽越军队自料不敌，引军而还。这是汉代持节发兵的典型一例。
  闽越军队撤回闽越后，东瓯王驺望自料不敌于闽越，就乘机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将东瓯举国北迁于江淮间，列入西汉“编户齐民”范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 庐江郡，汉高祖时属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前１６４）为庐江国。汉景帝景帝前四年（前１５３），庐江王刘赐被改封为衡山王，庐江为郡，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东瓯举国的“国”，应是指东瓯都城。有如“国人暴动”的“国”，即指“城内”。据此，东瓯举国四万余人的北迁江淮之间的，应是指东瓯都城范围的军队与百姓等，并非是东瓯国全部百姓。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安徽庐州知府黄云总主修的《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一《兵事志一》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孝武帝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这是秦汉以来，东越人第二次北迁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