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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和睦相处”到“互相猜忌” 刘邦卒后，汉惠帝继位，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对东越仍奉行汉高祖“分而治之”的策略。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五月，封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台州温岭大溪），世俗号为“东瓯王”。至此，西汉王朝只用区区三个印绶，就形成了东越“三王鼎立”的局面，使东越力量一分为三，互为制约；其中要数闽越实力最强。
这加剧了东越的内讧，导致“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汉书·严助传》），达到了刘邦当初“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福建莆田学院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研究：在吕后八年执政（前１８７—前１８０）时期，对东南诸越民族，因其诸王并立，涣散不和，尤其是对南越国，采取强硬态度。吕后宣布取消对南越国的关市贸易，禁止汉人的铁器及雌性牛、马、羊与南越国交易。这一政策，导致南越王赵佗的强烈反对，于是赵佗发兵攻打长沙王边邑，以示不满。汉文帝即位后，抚慰南越王，才缓和了矛盾。但对“东越三王”，虽与东瓯、闽越相安无事，但镇压了南海王。
南海王“谋反”的诱因是南海王织曾上书、献璧帛给汉文帝，竟被淮南国将吏间忌等截住燔毁。《汉书·淮南王传》载：“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间） 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淮南王）长不遣，谩曰‘忌病’。”一个诸侯国的边吏，竟敢拦截南海王贡品，并受到淮南厉王刘长的包庇。由此足见西汉初期同姓王与异姓王之间的尖锐矛盾。
淮南王刘安曾在上书汉武帝时追述道：“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厉王）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今江西清江县一带），后复反。”（《汉书·严助传》）引起南海王“谋反”后，淮南厉王刘长又遣边将间忌予以镇压，并将其已降军民迁于上淦（时属淮南国庐江郡）。这是东越人第一次北迁。
未几，因不堪于淮南厉王刘长的残酷压迫，“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汉文帝因木已成舟，碍于同宗的情份，不得已“遣使者赍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但淮南厉王刘长并不领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南海王“谋反”的对象主要是淮南厉王，而非西汉王朝。南海王国被除后，使东瓯与闽越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由震惊、警惕而引发对西汉王朝的强烈不满。
汉景帝即位后，刘氏同姓王问题已成心腹之患，严重危及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汉景帝遂用晁错“推恩令”来削藩，《史记·吴王濞列传》载（下引同）：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最终酿成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削藩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割断吴王刘濞与东瓯、闽越的联系，以防止这两股政治势力联结在一起。果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后，派使者南下， 寻求东瓯、闽越的支持。“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汉景帝三年（前１５４）二月中，叛军很快被汉景帝的军队击溃，“吴王兵既破，败走”，退入参与支持“七国之乱”的东瓯国军队所控制的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军营。西汉王朝遣使对东瓯王施加压力，逼迫东瓯王诱杀了吴王刘濞。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死里逃生，急奔闽越国，闽越王收留并保护他，这表明闽越王在七国之乱事件中，是公然反对西汉中央王朝“削藩政策”而同情吴王刘濞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撞） 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 从《史记·吴王濞列传》看，吴王刘濞反汉之心，萌于吴王太子刘贤被汉文帝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继位的汉景帝）博戏时所杀：“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由此久生反心：“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 周代诸侯地不过百里，而吴国封地“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故司马迁认为“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加上汉代文帝、景帝推行“削藩政策”，成为吴王刘濞反汉的“导火索”。刘濞反书“告东越（即东瓯）、楚、淮南三王，与吴王共西面击之”。东瓯欣然出兵万余人相助刘濞，积卷一极参与“七国之乱”。闽越表面则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实则也支持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因受汉王朝的威逼利诱，出于自我保全之计，遂借吴王犒师之名， 命弟夷乌将军“$杀”刘濞。《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 （汉）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立四十二年，反。西到陈留县，还奔丹阳（徒），从东欧（瓯）。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东欧（瓯）王为彭泽王，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
《史记·东越列传》亦载： （东瓯王摇）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前１５４），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 归国。
《史记·东越列传》称东瓯王驺摇“后数世”，应是指驺摇的第三代孙，即孙辈。也就是后来“举国内徙江淮”的东瓯王广武侯驺望。东瓯王驺望以自我保全，诱杀吴王刘濞，“以故皆得不诛，归（东瓯）国”。《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还记载东瓯王因功封为彭泽（今江西九江市彭泽县）王，其弟夷乌将军封为平都（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王。丹徒即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当时东瓯王出兵万余人从吴反汉，屯兵于丹徒。《史记正义》注《东越传列》“独东瓯受汉之购，杀吴王”云：“丹徒，润州（镇江）也。东瓯，即东越也。东越将兵从吴，在丹徒也。”《史记正义》又注《吴王濞列传》引《括地志》云：“汉吴王濞葬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吴录》云：丹徒有吴王冢，在县北，其处名为‘相唐’。”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东瓯王“前乱（七国之乱）后正（反正归汉）”的行动，表示肯定：“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是自我保全的明智之举。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言东瓯被越攻破之后，保守封禺之山，今在武康县也”。封山，今名防风山；禺山今名大山。据德清县地名委员会１９８３年编印的《德清县地名志·自然地理实体·山》载：“防风山，一名封山。
《道光德清县志》：封山，以禁止樵采，故名。唐天宝六年（７４７）改名防风山。 大山，原名禺山；《道光德清县志》：禺山，本防风氏所都，后以夏王禺南巡至此，故名。” 封、禺两山中隔二里，禺溪流经其中，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
按常规，东瓯国万余军队参加“七国之乱”，应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保卫东瓯本土，以维持治安。因此东瓯军队总数应在１．５—２万人之间。按每五六人抽一人当兵的比例，东瓯国人口总数应在１２万人左右。东瓯国军队从江苏镇江丹徒，退保德清封禺，说明今德清县一带曾是东瓯国的势力范围。
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王“七国之乱”，但东瓯与闽越二国，因东瓯王诱杀吴王，归心向汉。而闽越虽明则按兵不动，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说明闽越与东瓯这对同根同源的“兄弟王国”关系，已从原先“和睦相处”阶段，转向“相互猜忌”阶段。闽越与西汉王朝的关系亦是如此。
２． 从“反目成仇”到“迁徙江淮” 由于东瓯王“反正归汉”，导致与闽越王“反目成仇”。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后，多次怂恿闽越王郢出兵攻打东瓯。建元元年（前１４０），汉武帝即位之初，闽越与东瓯终于同室操戈，爆发战争。汉武帝当即派汲黯前去察究。然而，汲黯只到吴地就返朝复命，劝汉武帝不予理睬。《史记·汲黯传》载：“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此次闽越与东瓯同室操戈事件，因事见《史记·汲黯传》，为不少研究专著如《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瓯越文化史》等所失载。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闽越王郢因受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的唆使，又出兵攻击东瓯。东瓯食尽且降，边遣使告急求救于汉武帝。《史记·东越列传》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 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卷一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汉书·两粤传》与《汉书·严助传》载略同。此处记载比较重要，它透露出以下两大重要信息： 第一，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对东南百越的“化外心态”。
因东瓯与闽越处于东南百越之地，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越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复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虽然拉近了与中原王朝的距离，但仍相对落后。秦始皇虽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但并未真正实行郡县制，对处于“海天一隅”的东瓯与闽越，仍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实行“羁縻政策”，保留其原有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故秦末天下大乱，东瓯与闽越名义上“由王降为君”，而能迅速集结本部军队，从吴芮佐汉平秦灭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瓯与闽越享有独立自主权的“羁縻政策”。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对东瓯与闽越，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当东瓯与闽越“反目成仇”求救于汉武帝之时，故汲黯云“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太尉田蚡云：“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淮南王刘安亦云：“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汉书·严助传》） 从上可反映出汲黯、田蚡、刘安等人对待东瓯与闽越的“化外心态”：一是自夏商周三代以至于汉，越地为“不居之地”，越民为“不牧之民”，其势“非强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二是越人经常互相攻击，且反复无常；三是越居“五服”之外，属“化外之地”，应弃而莫属。这种“化外心态”正是当时西汉王朝的“主流心态”。
第二，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
闽越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武帝。汉武帝付之廷议，太尉田蚡反对出兵救东瓯，而中大夫庄助则积极主张救东瓯。庄助，《史记》作庄助，《汉书》有《严助传》。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庄为严。后汉武帝力排廷议，派庄助赴会稽郡发兵救东瓯。因刚即帝位，汉武帝不愿“出虎符，发兵郡国”，就命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但会稽郡太守因庄助无虎符仅以节发兵，拒不从命。庄助斩一郡司马， 会稽郡太守才不得已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闻汉军来，未战而退。这一事例，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据北京大学历史系陶新华教授《汉代的“发兵”制度》（《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研究：西汉王朝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羽檄、诏书、节。西汉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
１）虎符：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文帝）二年（前１７８）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史记·孝文本纪》载同） 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颜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汉代虎符是铜制， 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当西汉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 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虎符一般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
２）羽檄：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８）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云：“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３）玺书或诏令：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东汉议郎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清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４）节：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卷一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汉光武帝又恢复汉旧。宋代陈傅良说汉代兵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宋代陈元粹也认为两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陈元粹：《补汉兵制序》，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说明汉代兵制，材官（地方预备役步兵部队）、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基本在郡国，《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西汉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傅良《历代兵制·西汉兵制》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会稽郡面临东瓯与闽越两个王国，正是西汉东南边郡。其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兵力相当雄厚。因此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求救，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郡发兵以救东瓯。主要原因就是会稽郡兵力雄厚，尤其是水师。越人多习于水战，故楼船兵多为越人。因时行“郡尉分治”制，会稽郡治苏州，会稽都尉治句章（浙江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
故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就从句章港出发，西汉会稽水军未止，闽越军队自料不敌，引军而还。这是汉代持节发兵的典型一例。
闽越军队撤回闽越后，东瓯王驺望自料不敌于闽越，就乘机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将东瓯举国北迁于江淮间，列入西汉“编户齐民”范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 庐江郡，汉高祖时属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前１６４）为庐江国。汉景帝景帝前四年（前１５３），庐江王刘赐被改封为衡山王，庐江为郡，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东瓯举国的“国”，应是指东瓯都城。有如“国人暴动”的“国”，即指“城内”。据此，东瓯举国四万余人的北迁江淮之间的，应是指东瓯都城范围的军队与百姓等，并非是东瓯国全部百姓。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安徽庐州知府黄云总主修的《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一《兵事志一》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孝武帝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这是秦汉以来，东越人第二次北迁江淮。
３． 从“东越终结”到“东瓯旧地”回浦县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东瓯国旧地被闽越国所占领。从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武帝二伐闽越，到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三伐闽越，直至东越终结。
《史记·东越列传》《汉书·两粤传》虽为明确记载，但《汉书·严助传》中有所表述：“（严）助谕意曰：……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闽越王北侵受挫后，就图谋向南扩张。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就在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的第三年，闽越王郢乘南越王赵佗死后新王赵胡刚立不久的时机，发兵攻略南越辖地。南越王急忙上告汉武帝。汉武帝接报后，立即下诏出师干预。汉军兵分两路直向闽越国，其中韩安国率领的一路，也从会稽出兵。闽越王郢之弟余善，见汉军来势难以抵挡，余善与其他贵族合谋，$杀闽越王郢。并派人把闽越王郢的头颅送至汉军谢罪，西汉王朝也随之罢兵。于是汉朝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并王闽越故地，主要是由余善行使实际的统辖权。
此时汉武帝对东越是奉行“分而冶之”政策的基础上，采取“积极干预”的方针， 这不仅有效地阻止了闽越王势力的扩张，而且使中央王朝在东越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此后，越繇王与东越王“和平共处”了二十五年，直至于闽越国与东越国除。《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知埔焉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卷一 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会稽本是来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根据地，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论·备胡》中述及“盐铁论战”，曾谈到汉武帝所面临的边患时说“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所谓“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是指出动水师，从海上侵入会稽。故汉武帝称闽越王郢“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显然已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汉书·严助传》中“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只是闽越一国而已，何来两国？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闽越侵吞东瓯旧地后，招募东瓯国余部，继而率闽越、东瓯（余部）兵而进攻南越国。故云“闽王率两国击南越”。严助谕汉武帝意旨意云闽越王郢“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这是闽越王郢侵吞东瓯旧地，招募东瓯旧部，进而“率两国（兵）击南越”的最早史料。当今相关专著《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中亦有阐述。
汉武帝两次出兵南下征讨闽越王，但都没有借机侵入东越之地。其原因正如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所分析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如汉武帝对严助所表白的那样：“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汉书·严助传》）可见汉武帝刚继位时，对战争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如同时匈奴族还维持和亲政策一样，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其二，中原人对东越地域不甚了解。如淮南王安上书说东越地“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载同上）。由于上述原因，使汉武帝在初期对用兵东越地仍有疑虑，不敢贸然挺进。
在汉武帝征讨闽越王之际，淮南王刘安曾上书建议汉武帝以册封制度代替武力征讨。这个建议，虽然在汉武帝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对后来历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处理周边“四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建议全文保留在《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内，是研究当时东越一篇不可多得的“东越风情录”。
第一，刘安阐明了“华夷”民族的文化差异。刘安强调：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
第二，刘安阐明东越地形复杂，越人反复无常，如汉军不能长期驻守，则胜利无法巩固：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
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刘安阐明内地灾害连年，从政治形势考虑，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卷一第四，刘安阐明东越气候炎热、地多疾疠，且越军强大，汉军难服水土，既难取胜，出兵不如不出兵：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第五，刘安阐明解决东越的方案，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既不劳一兵一卒，又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最后，刘安强调册封政策的优势：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给汉武帝上书时间应在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八月前，因为此年八月，闽越王郢发动了南越国的战争。《汉书·严助传》载： 闽王以（建元六年）八月举兵于冶南（闽越国都东冶之南），士卒罢倦， 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严）助来谕王意。
刘安上书应在此时。刘安的“华夷观”在当时还算比较系统而先进的，事实上也如此。西汉中后期册封政策在周边四夷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此后，刘安“华夷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周边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但刘安做梦也没想到，东越终结，第三次东越人的大迁徙，会迁徙到自己曾经的封国领土上。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相吕嘉等人反对南越王赵兴和太后摎氏所主张的“比内诸侯”的汉化政策，发动兵变，攻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汉武帝借此机会，发兵五路合击南越。当时东越王余善见有利可图，便上书汉王朝自告奋勇率兵八千，配合汉军进攻南越，但余善军队只到潮州揭阳就借故不前了。汉王朝指责东越王“持两端，阴使南越”。实际上东越王只是想乘机扩占地盘，并未有联合南越抗击汉军的意图。汉军于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就迅速攻占了番禺等地，灭亡了南越。
南越国的灭亡，使闽越国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汉军在北边对匈奴也连战告捷。在此形势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汉武帝不能容忍闽越作为一支独立存在的政权力量，决意用武力来清除这个多年隐患。于是在攻破南越国后，汉武帝就令大军移师东向，集结于豫章、梅岭一带，而这一带正是进攻福建的最佳前沿阵地。接着汉武帝又派朱买臣南下会稽郡，策划战船、粮食等作战物质，以供进兵闽越之用。
东越王余善因为闽越面临汉武帝大军压境，要么投降，要么抗击，别无选择。余善选择了后者，率兵北上抵御汉军，并自号为武帝。余善自称为帝，标志着东越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彻底破裂。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强大的汉军于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攻破闽越防线，进入东越地。这时闽越贵族再卷一发生内讧，繇王居股与建成侯敖等密谋，计杀余善，尔后向汉军投降。《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 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 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 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其实早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反叛之时，东越王余善向汉武帝上书， 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余善兵至潮州揭阳，以海上风波为由，遂按兵不动，阴持两端，暗通南越。于时不久，汉武帝就命朱买臣为会稽郡太守， 为平定闽越“备粮食、治楼船、兴水师”。《汉书·朱买臣传》载：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 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古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时朱买臣称：东越王余善居保泉山，泉山地形险要，一夫当关，千夫莫敌。
关于泉山在哪里，林蔚文先生的《汉代东越泉山考》（《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合刊）列举了福建福州说、晋江泉州说、福建浦城说、浙江江山说、浙江永嘉说五说。据其考证，最后只确定了福建浦城说，而排除了其他四说。笔者以为：林蔚文先生的考证史料翔实，无空泛之言，结论令人信服。虽然泉山在福建浦城，但东越王余善“协同”汉军抗击南越，闽越军留潮州揭阳不前，故朱买臣又言“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
因从会稽郡至闽越，都是从杭州湾出海至于福州湾。汉武帝三次征讨闽越，不管是第一次“浮海救东瓯”，还是第二次、第三次“浮海伐闽越”。其故朱买臣所言“发兵浮海，直指泉山”，是讲从会稽郡“发兵浮海”，至福州湾登陆后再“直指泉山”；然后闽越“可破灭也”。后朱买臣与横海将军韩说将会稽水师击东越，因功封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今不少学者对泉山地望争论不止，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上述《汉书·朱买臣传》所载望文而生歧义。
汉武帝灭亡闽越国后，越人“不再有王”。因担心“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影响西汉王朝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就强制东越移民江淮，直接置于西汉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当然，强迫东越移民江淮，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走，主要是把闽越的贵族、官僚和军队迁走；遂“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是东越人第三次迁徙江淮。
汉武帝平东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
东越国除后，汉武帝“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会稽郡）东部都尉，后徙章安”，①将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从句章迁至今台州温黄平原，以镇抚东越。西卷一 汉始元二年（前８５），在东瓯旧地设置了东瓯首县回浦县。东越也由传统的分封制，进入了郡县制的历史时期。但其强制迁徙的贵族都是东越的精英，其结果导致了东南沿海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近千年。直至唐代“安史之乱” 后，才逐步扭转后进局面。司马迁对这一局面，也发出无限感慨：“越虽蛮夷， 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史记·东越列传》）
这加剧了东越的内讧，导致“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汉书·严助传》），达到了刘邦当初“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福建莆田学院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研究：在吕后八年执政（前１８７—前１８０）时期，对东南诸越民族，因其诸王并立，涣散不和，尤其是对南越国，采取强硬态度。吕后宣布取消对南越国的关市贸易，禁止汉人的铁器及雌性牛、马、羊与南越国交易。这一政策，导致南越王赵佗的强烈反对，于是赵佗发兵攻打长沙王边邑，以示不满。汉文帝即位后，抚慰南越王，才缓和了矛盾。但对“东越三王”，虽与东瓯、闽越相安无事，但镇压了南海王。
南海王“谋反”的诱因是南海王织曾上书、献璧帛给汉文帝，竟被淮南国将吏间忌等截住燔毁。《汉书·淮南王传》载：“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间） 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淮南王）长不遣，谩曰‘忌病’。”一个诸侯国的边吏，竟敢拦截南海王贡品，并受到淮南厉王刘长的包庇。由此足见西汉初期同姓王与异姓王之间的尖锐矛盾。
淮南王刘安曾在上书汉武帝时追述道：“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厉王）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今江西清江县一带），后复反。”（《汉书·严助传》）引起南海王“谋反”后，淮南厉王刘长又遣边将间忌予以镇压，并将其已降军民迁于上淦（时属淮南国庐江郡）。这是东越人第一次北迁。
未几，因不堪于淮南厉王刘长的残酷压迫，“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汉文帝因木已成舟，碍于同宗的情份，不得已“遣使者赍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但淮南厉王刘长并不领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南海王“谋反”的对象主要是淮南厉王，而非西汉王朝。南海王国被除后，使东瓯与闽越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由震惊、警惕而引发对西汉王朝的强烈不满。
汉景帝即位后，刘氏同姓王问题已成心腹之患，严重危及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汉景帝遂用晁错“推恩令”来削藩，《史记·吴王濞列传》载（下引同）：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最终酿成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削藩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割断吴王刘濞与东瓯、闽越的联系，以防止这两股政治势力联结在一起。果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后，派使者南下， 寻求东瓯、闽越的支持。“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汉景帝三年（前１５４）二月中，叛军很快被汉景帝的军队击溃，“吴王兵既破，败走”，退入参与支持“七国之乱”的东瓯国军队所控制的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军营。西汉王朝遣使对东瓯王施加压力，逼迫东瓯王诱杀了吴王刘濞。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死里逃生，急奔闽越国，闽越王收留并保护他，这表明闽越王在七国之乱事件中，是公然反对西汉中央王朝“削藩政策”而同情吴王刘濞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撞） 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 从《史记·吴王濞列传》看，吴王刘濞反汉之心，萌于吴王太子刘贤被汉文帝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继位的汉景帝）博戏时所杀：“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由此久生反心：“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 周代诸侯地不过百里，而吴国封地“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故司马迁认为“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加上汉代文帝、景帝推行“削藩政策”，成为吴王刘濞反汉的“导火索”。刘濞反书“告东越（即东瓯）、楚、淮南三王，与吴王共西面击之”。东瓯欣然出兵万余人相助刘濞，积卷一极参与“七国之乱”。闽越表面则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实则也支持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因受汉王朝的威逼利诱，出于自我保全之计，遂借吴王犒师之名， 命弟夷乌将军“$杀”刘濞。《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 （汉）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立四十二年，反。西到陈留县，还奔丹阳（徒），从东欧（瓯）。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东欧（瓯）王为彭泽王，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
《史记·东越列传》亦载： （东瓯王摇）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前１５４），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 归国。
《史记·东越列传》称东瓯王驺摇“后数世”，应是指驺摇的第三代孙，即孙辈。也就是后来“举国内徙江淮”的东瓯王广武侯驺望。东瓯王驺望以自我保全，诱杀吴王刘濞，“以故皆得不诛，归（东瓯）国”。《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还记载东瓯王因功封为彭泽（今江西九江市彭泽县）王，其弟夷乌将军封为平都（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王。丹徒即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当时东瓯王出兵万余人从吴反汉，屯兵于丹徒。《史记正义》注《东越传列》“独东瓯受汉之购，杀吴王”云：“丹徒，润州（镇江）也。东瓯，即东越也。东越将兵从吴，在丹徒也。”《史记正义》又注《吴王濞列传》引《括地志》云：“汉吴王濞葬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吴录》云：丹徒有吴王冢，在县北，其处名为‘相唐’。”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东瓯王“前乱（七国之乱）后正（反正归汉）”的行动，表示肯定：“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是自我保全的明智之举。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言东瓯被越攻破之后，保守封禺之山，今在武康县也”。封山，今名防风山；禺山今名大山。据德清县地名委员会１９８３年编印的《德清县地名志·自然地理实体·山》载：“防风山，一名封山。
《道光德清县志》：封山，以禁止樵采，故名。唐天宝六年（７４７）改名防风山。 大山，原名禺山；《道光德清县志》：禺山，本防风氏所都，后以夏王禺南巡至此，故名。” 封、禺两山中隔二里，禺溪流经其中，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
按常规，东瓯国万余军队参加“七国之乱”，应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保卫东瓯本土，以维持治安。因此东瓯军队总数应在１．５—２万人之间。按每五六人抽一人当兵的比例，东瓯国人口总数应在１２万人左右。东瓯国军队从江苏镇江丹徒，退保德清封禺，说明今德清县一带曾是东瓯国的势力范围。
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王“七国之乱”，但东瓯与闽越二国，因东瓯王诱杀吴王，归心向汉。而闽越虽明则按兵不动，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说明闽越与东瓯这对同根同源的“兄弟王国”关系，已从原先“和睦相处”阶段，转向“相互猜忌”阶段。闽越与西汉王朝的关系亦是如此。
２． 从“反目成仇”到“迁徙江淮” 由于东瓯王“反正归汉”，导致与闽越王“反目成仇”。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后，多次怂恿闽越王郢出兵攻打东瓯。建元元年（前１４０），汉武帝即位之初，闽越与东瓯终于同室操戈，爆发战争。汉武帝当即派汲黯前去察究。然而，汲黯只到吴地就返朝复命，劝汉武帝不予理睬。《史记·汲黯传》载：“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此次闽越与东瓯同室操戈事件，因事见《史记·汲黯传》，为不少研究专著如《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瓯越文化史》等所失载。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闽越王郢因受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的唆使，又出兵攻击东瓯。东瓯食尽且降，边遣使告急求救于汉武帝。《史记·东越列传》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 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卷一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汉书·两粤传》与《汉书·严助传》载略同。此处记载比较重要，它透露出以下两大重要信息： 第一，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对东南百越的“化外心态”。
因东瓯与闽越处于东南百越之地，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越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复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虽然拉近了与中原王朝的距离，但仍相对落后。秦始皇虽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但并未真正实行郡县制，对处于“海天一隅”的东瓯与闽越，仍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实行“羁縻政策”，保留其原有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故秦末天下大乱，东瓯与闽越名义上“由王降为君”，而能迅速集结本部军队，从吴芮佐汉平秦灭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瓯与闽越享有独立自主权的“羁縻政策”。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对东瓯与闽越，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当东瓯与闽越“反目成仇”求救于汉武帝之时，故汲黯云“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太尉田蚡云：“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淮南王刘安亦云：“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汉书·严助传》） 从上可反映出汲黯、田蚡、刘安等人对待东瓯与闽越的“化外心态”：一是自夏商周三代以至于汉，越地为“不居之地”，越民为“不牧之民”，其势“非强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二是越人经常互相攻击，且反复无常；三是越居“五服”之外，属“化外之地”，应弃而莫属。这种“化外心态”正是当时西汉王朝的“主流心态”。
第二，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
闽越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武帝。汉武帝付之廷议，太尉田蚡反对出兵救东瓯，而中大夫庄助则积极主张救东瓯。庄助，《史记》作庄助，《汉书》有《严助传》。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庄为严。后汉武帝力排廷议，派庄助赴会稽郡发兵救东瓯。因刚即帝位，汉武帝不愿“出虎符，发兵郡国”，就命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但会稽郡太守因庄助无虎符仅以节发兵，拒不从命。庄助斩一郡司马， 会稽郡太守才不得已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闻汉军来，未战而退。这一事例，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据北京大学历史系陶新华教授《汉代的“发兵”制度》（《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研究：西汉王朝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羽檄、诏书、节。西汉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
１）虎符：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文帝）二年（前１７８）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史记·孝文本纪》载同） 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颜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汉代虎符是铜制， 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当西汉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 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虎符一般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
２）羽檄：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８）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云：“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３）玺书或诏令：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东汉议郎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清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４）节：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卷一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汉光武帝又恢复汉旧。宋代陈傅良说汉代兵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宋代陈元粹也认为两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陈元粹：《补汉兵制序》，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说明汉代兵制，材官（地方预备役步兵部队）、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基本在郡国，《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西汉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傅良《历代兵制·西汉兵制》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会稽郡面临东瓯与闽越两个王国，正是西汉东南边郡。其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兵力相当雄厚。因此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求救，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郡发兵以救东瓯。主要原因就是会稽郡兵力雄厚，尤其是水师。越人多习于水战，故楼船兵多为越人。因时行“郡尉分治”制，会稽郡治苏州，会稽都尉治句章（浙江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
故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就从句章港出发，西汉会稽水军未止，闽越军队自料不敌，引军而还。这是汉代持节发兵的典型一例。
闽越军队撤回闽越后，东瓯王驺望自料不敌于闽越，就乘机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将东瓯举国北迁于江淮间，列入西汉“编户齐民”范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 庐江郡，汉高祖时属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前１６４）为庐江国。汉景帝景帝前四年（前１５３），庐江王刘赐被改封为衡山王，庐江为郡，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东瓯举国的“国”，应是指东瓯都城。有如“国人暴动”的“国”，即指“城内”。据此，东瓯举国四万余人的北迁江淮之间的，应是指东瓯都城范围的军队与百姓等，并非是东瓯国全部百姓。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安徽庐州知府黄云总主修的《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一《兵事志一》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孝武帝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这是秦汉以来，东越人第二次北迁江淮。
３． 从“东越终结”到“东瓯旧地”回浦县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东瓯国旧地被闽越国所占领。从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武帝二伐闽越，到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三伐闽越，直至东越终结。
《史记·东越列传》《汉书·两粤传》虽为明确记载，但《汉书·严助传》中有所表述：“（严）助谕意曰：……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闽越王北侵受挫后，就图谋向南扩张。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就在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的第三年，闽越王郢乘南越王赵佗死后新王赵胡刚立不久的时机，发兵攻略南越辖地。南越王急忙上告汉武帝。汉武帝接报后，立即下诏出师干预。汉军兵分两路直向闽越国，其中韩安国率领的一路，也从会稽出兵。闽越王郢之弟余善，见汉军来势难以抵挡，余善与其他贵族合谋，$杀闽越王郢。并派人把闽越王郢的头颅送至汉军谢罪，西汉王朝也随之罢兵。于是汉朝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并王闽越故地，主要是由余善行使实际的统辖权。
此时汉武帝对东越是奉行“分而冶之”政策的基础上，采取“积极干预”的方针， 这不仅有效地阻止了闽越王势力的扩张，而且使中央王朝在东越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此后，越繇王与东越王“和平共处”了二十五年，直至于闽越国与东越国除。《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知埔焉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卷一 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会稽本是来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根据地，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论·备胡》中述及“盐铁论战”，曾谈到汉武帝所面临的边患时说“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所谓“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是指出动水师，从海上侵入会稽。故汉武帝称闽越王郢“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显然已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汉书·严助传》中“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只是闽越一国而已，何来两国？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闽越侵吞东瓯旧地后，招募东瓯国余部，继而率闽越、东瓯（余部）兵而进攻南越国。故云“闽王率两国击南越”。严助谕汉武帝意旨意云闽越王郢“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这是闽越王郢侵吞东瓯旧地，招募东瓯旧部，进而“率两国（兵）击南越”的最早史料。当今相关专著《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中亦有阐述。
汉武帝两次出兵南下征讨闽越王，但都没有借机侵入东越之地。其原因正如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所分析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如汉武帝对严助所表白的那样：“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汉书·严助传》）可见汉武帝刚继位时，对战争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如同时匈奴族还维持和亲政策一样，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其二，中原人对东越地域不甚了解。如淮南王安上书说东越地“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载同上）。由于上述原因，使汉武帝在初期对用兵东越地仍有疑虑，不敢贸然挺进。
在汉武帝征讨闽越王之际，淮南王刘安曾上书建议汉武帝以册封制度代替武力征讨。这个建议，虽然在汉武帝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对后来历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处理周边“四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建议全文保留在《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内，是研究当时东越一篇不可多得的“东越风情录”。
第一，刘安阐明了“华夷”民族的文化差异。刘安强调：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
第二，刘安阐明东越地形复杂，越人反复无常，如汉军不能长期驻守，则胜利无法巩固：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
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刘安阐明内地灾害连年，从政治形势考虑，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卷一第四，刘安阐明东越气候炎热、地多疾疠，且越军强大，汉军难服水土，既难取胜，出兵不如不出兵：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第五，刘安阐明解决东越的方案，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既不劳一兵一卒，又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最后，刘安强调册封政策的优势：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给汉武帝上书时间应在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八月前，因为此年八月，闽越王郢发动了南越国的战争。《汉书·严助传》载： 闽王以（建元六年）八月举兵于冶南（闽越国都东冶之南），士卒罢倦， 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严）助来谕王意。
刘安上书应在此时。刘安的“华夷观”在当时还算比较系统而先进的，事实上也如此。西汉中后期册封政策在周边四夷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此后，刘安“华夷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周边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但刘安做梦也没想到，东越终结，第三次东越人的大迁徙，会迁徙到自己曾经的封国领土上。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相吕嘉等人反对南越王赵兴和太后摎氏所主张的“比内诸侯”的汉化政策，发动兵变，攻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汉武帝借此机会，发兵五路合击南越。当时东越王余善见有利可图，便上书汉王朝自告奋勇率兵八千，配合汉军进攻南越，但余善军队只到潮州揭阳就借故不前了。汉王朝指责东越王“持两端，阴使南越”。实际上东越王只是想乘机扩占地盘，并未有联合南越抗击汉军的意图。汉军于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就迅速攻占了番禺等地，灭亡了南越。
南越国的灭亡，使闽越国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汉军在北边对匈奴也连战告捷。在此形势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汉武帝不能容忍闽越作为一支独立存在的政权力量，决意用武力来清除这个多年隐患。于是在攻破南越国后，汉武帝就令大军移师东向，集结于豫章、梅岭一带，而这一带正是进攻福建的最佳前沿阵地。接着汉武帝又派朱买臣南下会稽郡，策划战船、粮食等作战物质，以供进兵闽越之用。
东越王余善因为闽越面临汉武帝大军压境，要么投降，要么抗击，别无选择。余善选择了后者，率兵北上抵御汉军，并自号为武帝。余善自称为帝，标志着东越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彻底破裂。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强大的汉军于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攻破闽越防线，进入东越地。这时闽越贵族再卷一发生内讧，繇王居股与建成侯敖等密谋，计杀余善，尔后向汉军投降。《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 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 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 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其实早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反叛之时，东越王余善向汉武帝上书， 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余善兵至潮州揭阳，以海上风波为由，遂按兵不动，阴持两端，暗通南越。于时不久，汉武帝就命朱买臣为会稽郡太守， 为平定闽越“备粮食、治楼船、兴水师”。《汉书·朱买臣传》载：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 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古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时朱买臣称：东越王余善居保泉山，泉山地形险要，一夫当关，千夫莫敌。
关于泉山在哪里，林蔚文先生的《汉代东越泉山考》（《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合刊）列举了福建福州说、晋江泉州说、福建浦城说、浙江江山说、浙江永嘉说五说。据其考证，最后只确定了福建浦城说，而排除了其他四说。笔者以为：林蔚文先生的考证史料翔实，无空泛之言，结论令人信服。虽然泉山在福建浦城，但东越王余善“协同”汉军抗击南越，闽越军留潮州揭阳不前，故朱买臣又言“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
因从会稽郡至闽越，都是从杭州湾出海至于福州湾。汉武帝三次征讨闽越，不管是第一次“浮海救东瓯”，还是第二次、第三次“浮海伐闽越”。其故朱买臣所言“发兵浮海，直指泉山”，是讲从会稽郡“发兵浮海”，至福州湾登陆后再“直指泉山”；然后闽越“可破灭也”。后朱买臣与横海将军韩说将会稽水师击东越，因功封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今不少学者对泉山地望争论不止，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上述《汉书·朱买臣传》所载望文而生歧义。
汉武帝灭亡闽越国后，越人“不再有王”。因担心“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影响西汉王朝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就强制东越移民江淮，直接置于西汉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当然，强迫东越移民江淮，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走，主要是把闽越的贵族、官僚和军队迁走；遂“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是东越人第三次迁徙江淮。
汉武帝平东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
东越国除后，汉武帝“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会稽郡）东部都尉，后徙章安”，①将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从句章迁至今台州温黄平原，以镇抚东越。西卷一 汉始元二年（前８５），在东瓯旧地设置了东瓯首县回浦县。东越也由传统的分封制，进入了郡县制的历史时期。但其强制迁徙的贵族都是东越的精英，其结果导致了东南沿海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近千年。直至唐代“安史之乱” 后，才逐步扭转后进局面。司马迁对这一局面，也发出无限感慨：“越虽蛮夷， 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史记·东越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