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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瓯王驺摇生卒考“九牧维扬外，三江霸越余。入关从汉约，遵海裂秦墟。豪俊宜如此，艰难气不除。策功夷项藉，分壤接无诸。迹异尊黄屋，忠能奉简书。长沙堪伯仲， 百濮定何如。万古开王会，孤城指帝车。灵旗存仿佛，过客尽唏嘘。殿瓦年频坼，霜林日渐疏。躨跜山鬼立，苔藓石堂虚。侧想风云会，乘时草昧初。远涂今日暮，下拜独踌躇。”这是清初学者朱彝尊（１６２９—１７０９）于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游历温州东瓯王庙时所作的《东瓯王庙》诗（见《曝书亭集》卷六）。此诗追溯了东瓯王摇与闽越王无诸，率领越兵从长沙王吴芮，相继揭竿灭秦、佐汉灭楚，建功立业的事迹。这也是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题咏东瓯王摇的诗歌。
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瓯王摇（即闽君摇），驺姓，名摇。其父《史记·东越列传》失载；又据绍兴越文化研究所编《大禹三宗谱》载，绍兴禹陵村《姒氏世谱》称，驺摇父名亲，祖名尊。
唐代学者林宝修撰于元和七年（８１２）成书的《元和姓纂》卷五认为，欧阳为“越王勾践之后，支孙封乌程欧阳亭，因氏焉”。还称欧、瓯等姓，为东瓯王之后，称越姓为越王无彊之后，因其灭于楚，子孙遂以国为姓。
宋代学者章定所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卷四十三云：“《顾氏（宗）谱》云：越王勾践七世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因氏焉。汉初居会稽。” 明代学者凌迪知所撰《万姓统谱》，除承袭《元和姓纂》所说欧、瓯等姓为东瓯王之后，以及驺、越等姓，为越王勾践之后外，还认为：摇姓系“东越王摇之后，以王父名为氏（卷三十）”。
而清代乐清学者施元孚据《欧阳（宗谱）》认为：“越自无彊灭于楚，楚封其子于乌程瓯余山之阳，曰瓯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蜀江瓯阳氏其裔也。然越子孙受封者，惟瓯阳亭侯。余则散而南迁，如《台（州府）志》所谓‘保方城山者’ （即今温岭大溪方山，又名王城山）不一。王（指驺摇）独来东瓯，故氏驺，不氏瓯阳。”（见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五·东瓯王始末》，下同）施元孚认为：欧阳氏源出越王勾践，而顾氏非勾践后裔。因东瓯王摇显贵后，顾氏自附姓于东瓯王摇之后：“曰顾氏者，夏裔有封顾伯者，子孙以国为氏，海宁顾氏其裔也。惟谓顾伯之后，周时世王东瓯，传闻异词，未可深信。大抵王（摇）既贵显，故族类多援之耳。” 《顾氏宗谱》认为：驺摇其父名安朱，生于周赧王四十四（前２７１）年。施元孚却持异议：“《瓯阳谱》以王为无彊七世孙，《顾谱》谓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前２７１）年，亦非也。”其理由是《史记·封禅书》记载东瓯王“信鬼，百六十岁寿”，施元孚据此认为东瓯王就是驺摇，按活百六十岁计算，应是无彊孙或从孙辈，并非无彊七世孙：“自越亡至汉惠三年（前１９２），才百四十二年，则无彊灭时，王（指驺摇）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时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当为无彊孙，否则从孙辈耳。”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顾氏铭宗天荣支瀚派敏士后房谱·顾氏得姓考》中指出： 至我宗顾氏，乃自东汉著闻。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一也；而顾氏乃世居会稽（西汉会稽郡治今苏州），至孙吴时成为顾、陆、朱、张四姓，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二也；况《顾氏世谱》自吴丞相（顾）雍上追受氏之先，以东海王摇之父安朱为一世，后鳞次相承，代传不爽，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三也。
《顾氏世谱》中所列的顾氏宗族谱系，自上古少典氏历５３代至安朱，其子驺摇扶汉破秦有功，汉惠帝封为东瓯王。驺摇子期视受父封顾余侯，后遂以顾氏为姓。从期视上溯１４代即越王勾践。
从唐代《元和姓纂》、宋代《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明代《万姓统谱》、清代《浪迹续谈》，以及《姒氏世谱》、《欧阳世谱》、《顾氏宗谱》来看：一是自越王勾践后的世系不清；二是东瓯王的世系不清。无论是《四库全书》中的姓氏专著，还是姒、顾、欧阳等民间谱牒，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民间宗谱所载东瓯王的世系看，《欧阳世谱》载东瓯王摇为越王无彊的七世孙，显然是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而来。其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已经比较明确：无彊是越王勾践七世孙，东瓯王驺摇则是无彊的七世孙。东瓯王驺摇后又“数世”，方是“举国内徙江淮”的东瓯王广武侯驺望，因不堪闽越国侵扰，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举国迁徙于江淮间。《姒氏世谱》、《欧阳世谱》、《顾氏宗谱》三谱，惟《欧阳世谱》记载最接近于《史记》。
《史记·东越列传》说东瓯王摇，姓驺。而南朝史记专家裴骃在注《史记集解·东越列传》时，引东晋学者徐广（３５２—４２５）观点称“驺，一作‘骆’”；唐代《史记》专家司马贞注《史记·东越列传》时作《索隐述赞》曰：“勾践之裔，是曰无诸。既席汉宠，实因秦余。驺、骆为姓，闽中是居。王摇之立，爰处东隅。”说明“驺、骆为姓”是相通的。清代在台州温岭发现一枚骆镜，清代台州学者戚学标认为：骆镜应是东瓯王驺摇后裔的信物，因“勾践之裔，驺、骆为姓”；“驺，一作‘骆’”。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杂物》①载： 骆镜，径三寸，围圆九寸，重十五两。背文镂异兽如蛟螭状，细字铭圜转，皆铁线篆。词曰：“骆氏作镜四裔服，多贺国家民人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镜光如新，不知何时物，骆氏何处人。《史记（东越列传）》：闽君摇都东瓯，姓驺氏。
（晋）徐广曰：驺，一作骆。（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瓯，骆为姓，闽中是居，王摇之立，爰处东隅。骆氏疑即摇后，君长其地。《博古图》载汉尚方宜子孙鉴铭，词与此同。惟易“尚方”字为“骆氏”，当是尚方铸此镜，其君长仿作，即用其词；又改“子孙力”为“得天力”，则非宜子孙而祝其亲，若忠孝镜也。古器汉以上多不著年号，用韵之古，非六朝人所为。台故为东瓯属邑，所以有此物。藏镜川叶氏。
骆镜重十五两，直径三寸，方圆九寸，上有铭文，皆铁线篆。铁线篆是秦小篆的一种，由秦代《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玉箸书风中脱出，用笔圆活，细硬似铁，划一首尾如线，故名。后世称唐代李阳冰的篆书为“铁线篆”。
《博古图》是指北宋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二十八卷，只有图录和简介， 并未录出具体铭文。在《宣和博古图·鉴总说》中，王黼只是提到及“至于铭其背，则又有作国史语而为四字，有效柏梁体而为七言者”。
骆氏镜铭文：“骆氏作镜四裔服，多贺国家民人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清代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七《驺氏镜铭》（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稍有不同：“驺氏作竟四□服， 多贺国家人民息。□□□□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兮，□ 东王公西王母。”驺氏镜铭当与骆氏镜铭一样，同属东瓯王驺摇之后裔。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胡淑芳教授《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认为此为汉代尚方镜常见的七言铭文。
她列举了明代学者冯惟讷的《古诗纪》、梅鼎祚的《东汉文纪》和民国学者朱剑心先生的《金石学》中所录的汉代铜镜铭文。《古诗纪》所录汉代古镜铭七言诗：“上方作镜四夷服，多保国家人民息，寇乱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无极。”《金石学》（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中记录的“（新莽）王氏博局四神镜”铭文七言诗：“王氏昭镜四夷服，交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 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母（毋）极。”《东汉文纪》中记录的东汉“尚方鉴铭”七言诗：“尚方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 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母（毋）极兮。” 骆氏镜的“铁线篆”铭文与上述所引汉镜七言铭文相较，清代在台州温岭发现的骆氏镜，应是西汉时所铸。因为不仅“勾践之裔，驺、骆为姓”，“驺，一作骆”， 而且从“胡虏殄灭”的骆氏镜铭文看，是指汉武帝北击匈奴。经元朔五年（前１２４） 的漠南之战、元狩二年（前１２１）的河西之战、元狩四年（前１１９）的漠北之战“三大战役”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时的东瓯国虽于建元三年（前１３８）迁于江淮，但其后裔肯定有遗留在台州。因而戚学标认为：一是《宣和博古图》所载西汉尚方宜子孙鉴铭文，词句与骆氏镜相同；二是所改变的只是将“尚方”为“骆氏”，又改“子孙力”为“得天力”；三是台州为古东瓯之政治中心，“所以有此物”。
２１世纪初，台州温岭大溪东瓯国城址与东瓯大墓的文物考古，揭开了东瓯国都城之谜，证实了戚学标的判断，温岭大溪就是东瓯国的政治中心。
至于驺摇生卒年史载不详。不但《史记》、《汉书》无载，连绍兴《姒氏宗谱》也无记载，唯《顾氏宗谱》谓驺摇卒于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据清代施元孚《元孚释耒集·东瓯王辨异》记载：“汉高元年（前２０６），（驺摇）王从诸侯伐秦。又四年，从汉高灭项，封海阳侯；又十年，为汉惠三年，都东瓯……《史记》叙王都东瓯，下即云后数世亡；是王当卒于汉惠时。《顾谱》谓王卒于封王年，颇与史合。”① 从常情分析：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秦始皇降东瓯王与闽越王为君， 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时，作为闽君的驺摇，其年龄应在２５岁—３０岁左右。
汉高祖六年（前２０１）三月，汉高祖封驺摇为齐信侯时，其年龄应在４５岁—５０ 岁左右。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年封为东海（东瓯）王时，其年龄应在５５岁—６０ 岁左右。《顾氏宗谱》谓驺摇卒于是年，虽非信史，也不失为一种参考数。故施元孚引《顾氏宗谱》说驺摇卒于是年，还是可信的。如按驺摇６０岁的生卒年计算，那驺摇应生活年代在前２５２年—前１９２年之间。但从近年台州温岭塘山东瓯大墓考古，其墓中除出土祭天苍璧外，陪葬品几乎全是陶器，这因墓有盗洞而盗墓外，可能与汉文帝提倡“薄葬”有关。
２００６年台州温岭市大溪东瓯大墓的发现，是浙江迄今为止最大的汉墓，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研究员等专家根据存在的东瓯古城址、“陵随城走”的规律、墓的规制以及随葬品等方面鉴定，此墓应为东瓯王驺摇之墓。而温州市鹿城区西山瓯浦垟所谓的“东瓯王驺摇之墓”，始见于南宋绍定（１２２８—１２３３）年间所编的《绍定旧编》。《绍定旧编》记载温州“东瓯王墓”有五处：“太平寺前谢婆埭有两冢，西山吴平山有两冢，均已圮废。惟瓯浦岭东侧之冢尚存。”这明显是后人根据传说而建造的“衣冠冢”。而温州将其作为真墓来对待，１９９２年还列为温州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８年中华书局版的《温州市志》，却还比较实事求是，未将温州“东瓯王墓”列于《温州市志》“文物卷” 中。其实诚如温州市文物考古所长蔡钢铁先生所言，这不过是“后人建造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衣冠冢”（蔡钢铁：《能否公祭东瓯王》，载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温州瞭望的博客》）。
而温岭市大溪东瓯古城址附近的桥里村于１９８１年还发现了九座汉墓。
据陈士良主编的《大溪镇志》第十三编《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载： “汉土墓群，１９８１年在温岭大溪桥里村冠滑塌岩平整土地时，发现汉墓九座，朝南，排列整齐，每座长２米，宽０．８米，四面土壁，覆盖木板，已开掘两座，发现墓内陶器壶、罐，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定为汉代土坑墓，现已经保存７座。” 清代台州学者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杂物》又记载清代温岭大溪东瓯古城址附近曾出土汉代铜弩机：“铜弩机，樵人于紫莲山普济寺侧两见火光出地上，掘得之。铜质，约长六寸，阔寸许。有首背眼舌，竖翅一脚，肠腹皆具，前后两小圆柱横贯。无识者，诸生叶开基以《博古》、《考古》二图核之，则汉弩机遗制，与安帝时书言府所作正同，但无金错、银错、款识耳。其用全在舌，一拨则腹张，脚后开，竖翅仆前，肠与眼俱动，安箭准望之法，在宋宣和已云失传。此物即非汉物，亦在千百年以上。精光上见，如丰城之剑，不欲终埋地下，亦神矣。相传山尝屯兵，寺南崖顶废炮一截，铁顽锈，至今存，其时则不可悬拟矣。” 从上可以看出：一是台州真实存在的东瓯大墓，附近并有九座汉墓存在， 又有汉代铜弩机发现；二是温州所谓“东瓯王驺摇之墓”，不过是后人纪念性质的“衣冠冢”。两者相较，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二） 驺摇从吴芮平秦灭楚考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七月，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一队被征发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的戍卒，因连日大雨，无法行军，已经不能按期赶到渔阳了。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当斩，队长陈胜与吴广在分析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后，率众戍卒伐木为兵，揭竿为旗，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时被秦始皇废为“闽君”的驺摇，与其族亲无诸、织等，亦闻风而动，率领东瓯与闽越子弟兵加入了鄱阳（今江西）令吴芮的抗秦队伍。《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 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 鄱阳令吴芮，江西余干《吴氏宗谱》载吴芮是吴泰伯的第廿九世孙。后勾践灭吴，吴王后裔四处流散，有以国为氏。战国末，夫差六世孙吴申，事楚考烈王、因谏封春申君，谪居江西余干邓墩之五彩山，是为余干吴氏始迁祖。吴申子即吴芮。据《汉书》卷三十四《吴芮传》载： 吴芮，秦时番（鄱）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 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陈胜、吴广起义时，吴芮为鄱阳令，深得江湖民心。故号“番（鄱）君”。黥（英）布来归，吴芮不仅接纳黥（英）布，而且还以女妻之。闽君驺摇、无诸等率越兵投奔吴芮，吴芮即聚“百越之兵”，共同起事灭秦。灭秦后，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史记·项羽本纪》：“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未几，项羽又“侵夺其地”，吴芮又降为“番（鄱）君”。
因楚国名将项燕曾败越，使越人逃离故土会稽，而避向东瓯与闽越。闽君驺摇、无诸等起兵佐项羽灭秦后，项羽怕闽君驺摇、无诸等封王强大后，会像他们祖先勾践一样，通过“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最后会危及西楚霸王的统治地位，遂不封王。正如《史记·东越列传》所说“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于是驺摇、无诸等又从吴芮“率越人佐汉”灭楚，《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载时驺摇、无诸“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在灭秦时，驺摇、无诸以“越队将”的身份参加灭秦。据明代区大任《百越先贤传》卷一《梅#传》载：“百越已衅秦，推雄杰为长，遂长#。下令举兵，户出壮士一人，领以户将，使合传、胡害将之；战则编为什伍，领以队将，使（驺）摇、毋余（无诸）将之；统其众归（吴）芮。”①因吴芮率领百越之兵，此“队将”，即上述“越队将”。
而灭楚时，驺摇、无诸已经是封食“千八百户”的“千户侯”了。驺摇、无诸参与了刘邦与项羽长达四年的“楚汉相争”，逐鹿中原，平定三秦，统一关中，并引兵垓下，协同彭越、韩信、黥布诸路大军，取得“楚汉相争”关键性决战“垓下之战”的胜利。
由于驺摇、无诸的平秦佐汉功绩，汉高祖于五年（前２０２）二月、六年（前２０１）三月，相继封无诸为闽越王，封驺摇为齐信侯于海阳。《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载：“（汉高祖）六年三月庚子，（封）齐信侯摇、毋（无）余（诸）。
（《史记索隐》：毋（无）余（诸），东越之族也）。”《史记索隐》认为海阳在南越： “海阳亦南越县，《（汉书）·地理志》阙。”《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四库全书本）载：“汉高帝以二都尉皆击项籍有功，复封胡害为贯侯，（驺摇）、毋余（无诸）为海阳（齐信）侯。”据学者考证，多认为海阳即今广东揭阳市。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封吴芮为长沙王。《资治通鉴》（卷十一）载（汉高祖）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 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 据《汉书·吴芮传》，吴芮卒于汉高祖六年（前２０１）：“（吴芮）徙为长沙王， 都临湘，一年薨。”但《史记·高祖本纪》却载吴芮与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等七王于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十月同朝长乐宫：“（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显然，《汉书·吴芮传》有误。
刘邦晚年曾有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但限于汉初“鞭长莫及”的国力，汉高祖和汉惠帝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瓯与闽越，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汉承秦制”，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前２０２），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孝惠三年（前１９２），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资治通鉴》（卷十一）亦载：“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 为了防止东越与南越联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高祖特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于汉高祖十一年（前１９６）五月，以“粤人之俗，好相攻击”，赵陀对稳定南方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为由，特封赵陀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州）。
汉高祖十二年（前１９５）春二月，也是刘邦逝世前的三个月，尚不忘东南越地的稳定，在闽越与南越之间，特地加封了南海王国，以南武侯织亦为越王勾践之后，并“佐汉有功”，封为南海王（都城在闽西龙岩武平县）：“南武侯织，亦粤（越）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汉书·高帝纪下》）刘邦此举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便于制约和分散南越王的势力；二是也可以分散闽越王的势力；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驺摇、无诸通过“平秦、佐汉、灭楚”，终于实现了“复国封王”的夙愿。驺摇立东瓯都城于今台州温岭大溪（详见本书《东瓯都城考》），无诸立闽越都城于今福州。从此，东瓯（东海）、闽越、南海、南越，进入汉初“两越（东、南越）四国” 的鼎立时期。
（三） 从东瓯国到回浦县考１． 从“和睦相处”到“互相猜忌” 刘邦卒后，汉惠帝继位，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对东越仍奉行汉高祖“分而治之”的策略。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五月，封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台州温岭大溪），世俗号为“东瓯王”。至此，西汉王朝只用区区三个印绶，就形成了东越“三王鼎立”的局面，使东越力量一分为三，互为制约；其中要数闽越实力最强。
这加剧了东越的内讧，导致“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汉书·严助传》），达到了刘邦当初“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福建莆田学院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研究：在吕后八年执政（前１８７—前１８０）时期，对东南诸越民族，因其诸王并立，涣散不和，尤其是对南越国，采取强硬态度。吕后宣布取消对南越国的关市贸易，禁止汉人的铁器及雌性牛、马、羊与南越国交易。这一政策，导致南越王赵佗的强烈反对，于是赵佗发兵攻打长沙王边邑，以示不满。汉文帝即位后，抚慰南越王，才缓和了矛盾。但对“东越三王”，虽与东瓯、闽越相安无事，但镇压了南海王。
南海王“谋反”的诱因是南海王织曾上书、献璧帛给汉文帝，竟被淮南国将吏间忌等截住燔毁。《汉书·淮南王传》载：“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间） 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淮南王）长不遣，谩曰‘忌病’。”一个诸侯国的边吏，竟敢拦截南海王贡品，并受到淮南厉王刘长的包庇。由此足见西汉初期同姓王与异姓王之间的尖锐矛盾。
淮南王刘安曾在上书汉武帝时追述道：“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厉王）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今江西清江县一带），后复反。”（《汉书·严助传》）引起南海王“谋反”后，淮南厉王刘长又遣边将间忌予以镇压，并将其已降军民迁于上淦（时属淮南国庐江郡）。这是东越人第一次北迁。
未几，因不堪于淮南厉王刘长的残酷压迫，“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汉文帝因木已成舟，碍于同宗的情份，不得已“遣使者赍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但淮南厉王刘长并不领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南海王“谋反”的对象主要是淮南厉王，而非西汉王朝。南海王国被除后，使东瓯与闽越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由震惊、警惕而引发对西汉王朝的强烈不满。
汉景帝即位后，刘氏同姓王问题已成心腹之患，严重危及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汉景帝遂用晁错“推恩令”来削藩，《史记·吴王濞列传》载（下引同）：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最终酿成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削藩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割断吴王刘濞与东瓯、闽越的联系，以防止这两股政治势力联结在一起。果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后，派使者南下， 寻求东瓯、闽越的支持。“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汉景帝三年（前１５４）二月中，叛军很快被汉景帝的军队击溃，“吴王兵既破，败走”，退入参与支持“七国之乱”的东瓯国军队所控制的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军营。西汉王朝遣使对东瓯王施加压力，逼迫东瓯王诱杀了吴王刘濞。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死里逃生，急奔闽越国，闽越王收留并保护他，这表明闽越王在七国之乱事件中，是公然反对西汉中央王朝“削藩政策”而同情吴王刘濞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撞） 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 从《史记·吴王濞列传》看，吴王刘濞反汉之心，萌于吴王太子刘贤被汉文帝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继位的汉景帝）博戏时所杀：“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由此久生反心：“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 周代诸侯地不过百里，而吴国封地“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故司马迁认为“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加上汉代文帝、景帝推行“削藩政策”，成为吴王刘濞反汉的“导火索”。刘濞反书“告东越（即东瓯）、楚、淮南三王，与吴王共西面击之”。东瓯欣然出兵万余人相助刘濞，积极参与“七国之乱”。闽越表面则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实则也支持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因受汉王朝的威逼利诱，出于自我保全之计，遂借吴王犒师之名， 命弟夷乌将军“$杀”刘濞。《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 （汉）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立四十二年，反。西到陈留县，还奔丹阳（徒），从东欧（瓯）。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东欧（瓯）王为彭泽王，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
《史记·东越列传》亦载： （东瓯王摇）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前１５４），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 归国。
《史记·东越列传》称东瓯王驺摇“后数世”，应是指驺摇的第三代孙，即孙辈。也就是后来“举国内徙江淮”的东瓯王广武侯驺望。东瓯王驺望以自我保全，诱杀吴王刘濞，“以故皆得不诛，归（东瓯）国”。《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还记载东瓯王因功封为彭泽（今江西九江市彭泽县）王，其弟夷乌将军封为平都（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王。丹徒即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当时东瓯王出兵万余人从吴反汉，屯兵于丹徒。《史记正义》注《东越传列》“独东瓯受汉之购，杀吴王”云：“丹徒，润州（镇江）也。东瓯，即东越也。东越将兵从吴，在丹徒也。”《史记正义》又注《吴王濞列传》引《括地志》云：“汉吴王濞葬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吴录》云：丹徒有吴王冢，在县北，其处名为‘相唐’。”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东瓯王“前乱（七国之乱）后正（反正归汉）”的行动，表示肯定：“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是自我保全的明智之举。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言东瓯被越攻破之后，保守封禺之山，今在武康县也”。封山，今名防风山；禺山今名大山。据德清县地名委员会１９８３年编印的《德清县地名志·自然地理实体·山》载：“防风山，一名封山。
《道光德清县志》：封山，以禁止樵采，故名。唐天宝六年（７４７）改名防风山。
大山，原名禺山；《道光德清县志》：禺山，本防风氏所都，后以夏王禺南巡至此，故名。” 封、禺两山中隔二里，禺溪流经其中，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
按常规，东瓯国万余军队参加“七国之乱”，应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保卫东瓯本土，以维持治安。因此东瓯军队总数应在１．５—２万人之间。按每五六人抽一人当兵的比例，东瓯国人口总数应在１２万人左右。东瓯国军队从江苏镇江丹徒，退保德清封禺，说明今德清县一带曾是东瓯国的势力范围。
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王“七国之乱”，但东瓯与闽越二国，因东瓯王诱杀吴王，归心向汉。而闽越虽明则按兵不动，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说明闽越与东瓯这对同根同源的“兄弟王国”关系，已从原先“和睦相处”阶段，转向“相互猜忌”阶段。闽越与西汉王朝的关系亦是如此。
２． 从“反目成仇”到“迁徙江淮” 由于东瓯王“反正归汉”，导致与闽越王“反目成仇”。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后，多次怂恿闽越王郢出兵攻打东瓯。建元元年（前１４０），汉武帝即位之初，闽越与东瓯终于同室操戈，爆发战争。汉武帝当即派汲黯前去察究。然而，汲黯只到吴地就返朝复命，劝汉武帝不予理睬。《史记·汲黯传》载：“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此次闽越与东瓯同室操戈事件，因事见《史记·汲黯传》，为不少研究专著如《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瓯越文化史》等所失载。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闽越王郢因受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的唆使，又出兵攻击东瓯。东瓯食尽且降，边遣使告急求救于汉武帝。《史记·东越列传》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 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汉书·两粤传》与《汉书·严助传》载略同。此处记载比较重要，它透露出以下两大重要信息： 第一，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对东南百越的“化外心态”。
因东瓯与闽越处于东南百越之地，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越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复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虽然拉近了与中原王朝的距离，但仍相对落后。秦始皇虽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但并未真正实行郡县制，对处于“海天一隅”的东瓯与闽越，仍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实行“羁縻政策”，保留其原有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故秦末天下大乱，东瓯与闽越名义上“由王降为君”，而能迅速集结本部军队，从吴芮佐汉平秦灭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瓯与闽越享有独立自主权的“羁縻政策”。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对东瓯与闽越，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当东瓯与闽越“反目成仇”求救于汉武帝之时，故汲黯云“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太尉田蚡云：“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淮南王刘安亦云：“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汉书·严助传》） 从上可反映出汲黯、田蚡、刘安等人对待东瓯与闽越的“化外心态”：一是自夏商周三代以至于汉，越地为“不居之地”，越民为“不牧之民”，其势“非强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二是越人经常互相攻击，且反复无常；三是越居“五服”之外，属“化外之地”，应弃而莫属。这种“化外心态”正是当时西汉王朝的“主流心态”。
第二，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
闽越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武帝。汉武帝付之廷议，太尉田蚡反对出兵救东瓯，而中大夫庄助则积极主张救东瓯。庄助，《史记》作庄助，《汉书》有《严助传》。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庄为严。后汉武帝力排廷议，派庄助赴会稽郡发兵救东瓯。因刚即帝位，汉武帝不愿“出虎符，发兵郡国”，就命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但会稽郡太守因庄助无虎符仅以节发兵，拒不从命。庄助斩一郡司马， 会稽郡太守才不得已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闻汉军来，未战而退。这一事例，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据北京大学历史系陶新华教授《汉代的“发兵”制度》（《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研究：西汉王朝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羽檄、诏书、节。西汉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
１）虎符：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文帝）二年（前１７８）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史记·孝文本纪》载同） 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颜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汉代虎符是铜制， 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当西汉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 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虎符一般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
２）羽檄：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８）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云：“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３）玺书或诏令：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东汉议郎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清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４）节：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汉光武帝又恢复汉旧。宋代陈傅良说汉代兵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宋代陈元粹也认为两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陈元粹：《补汉兵制序》，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说明汉代兵制，材官（地方预备役步兵部队）、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基本在郡国，《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西汉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傅良《历代兵制·西汉兵制》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会稽郡面临东瓯与闽越两个王国，正是西汉东南边郡。其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兵力相当雄厚。因此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求救，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郡发兵以救东瓯。主要原因就是会稽郡兵力雄厚，尤其是水师。越人多习于水战，故楼船兵多为越人。因时行“郡尉分治”制，会稽郡治苏州，会稽都尉治句章（浙江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
故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就从句章港出发，西汉会稽水军未止，闽越军队自料不敌，引军而还。这是汉代持节发兵的典型一例。
闽越军队撤回闽越后，东瓯王驺望自料不敌于闽越，就乘机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将东瓯举国北迁于江淮间，列入西汉“编户齐民”范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 庐江郡，汉高祖时属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前１６４）为庐江国。汉景帝景帝前四年（前１５３），庐江王刘赐被改封为衡山王，庐江为郡，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东瓯举国的“国”，应是指东瓯都城。有如“国人暴动”的“国”，即指“城内”。据此，东瓯举国四万余人的北迁江淮之间的，应是指东瓯都城范围的军队与百姓等，并非是东瓯国全部百姓。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安徽庐州知府黄云总主修的《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一《兵事志一》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孝武帝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这是秦汉以来，东越人第二次北迁江淮。
３． 从“东越终结”到“东瓯旧地”回浦县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东瓯国旧地被闽越国所占领。从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武帝二伐闽越，到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三伐闽越，直至东越终结。
《史记·东越列传》《汉书·两粤传》虽为明确记载，但《汉书·严助传》中有所表述：“（严）助谕意曰：……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闽越王北侵受挫后，就图谋向南扩张。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就在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的第三年，闽越王郢乘南越王赵佗死后新王赵胡刚立不久的时机，发兵攻略南越辖地。南越王急忙上告汉武帝。汉武帝接报后，立即下诏出师干预。汉军兵分两路直向闽越国，其中韩安国率领的一路，也从会稽出兵。闽越王郢之弟余善，见汉军来势难以抵挡，余善与其他贵族合谋，$杀闽越王郢。并派人把闽越王郢的头颅送至汉军谢罪，西汉王朝也随之罢兵。于是汉朝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并王闽越故地，主要是由余善行使实际的统辖权。
此时汉武帝对东越是奉行“分而冶之”政策的基础上，采取“积极干预”的方针， 这不仅有效地阻止了闽越王势力的扩张，而且使中央王朝在东越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此后，越繇王与东越王“和平共处”了二十五年，直至于闽越国与东越国除。《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知埔焉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会稽本是来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根据地，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论·备胡》中述及“盐铁论战”，曾谈到汉武帝所面临的边患时说“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所谓“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是指出动水师，从海上侵入会稽。故汉武帝称闽越王郢“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显然已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汉书·严助传》中“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只是闽越一国而已，何来两国？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闽越侵吞东瓯旧地后，招募东瓯国余部，继而率闽越、东瓯（余部）兵而进攻南越国。故云“闽王率两国击南越”。严助谕汉武帝意旨意云闽越王郢“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这是闽越王郢侵吞东瓯旧地，招募东瓯旧部，进而“率两国（兵）击南越”的最早史料。当今相关专著《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中亦有阐述。
汉武帝两次出兵南下征讨闽越王，但都没有借机侵入东越之地。其原因正如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所分析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如汉武帝对严助所表白的那样：“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汉书·严助传》）可见汉武帝刚继位时，对战争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如同时匈奴族还维持和亲政策一样，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其二，中原人对东越地域不甚了解。如淮南王安上书说东越地“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载同上）。由于上述原因，使汉武帝在初期对用兵东越地仍有疑虑，不敢贸然挺进。
在汉武帝征讨闽越王之际，淮南王刘安曾上书建议汉武帝以册封制度代替武力征讨。这个建议，虽然在汉武帝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对后来历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处理周边“四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建议全文保留在《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内，是研究当时东越一篇不可多得的“东越风情录”。
第一，刘安阐明了“华夷”民族的文化差异。刘安强调：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
第二，刘安阐明东越地形复杂，越人反复无常，如汉军不能长期驻守，则胜利无法巩固：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
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刘安阐明内地灾害连年，从政治形势考虑，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第四，刘安阐明东越气候炎热、地多疾疠，且越军强大，汉军难服水土，既难取胜，出兵不如不出兵：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第五，刘安阐明解决东越的方案，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既不劳一兵一卒，又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最后，刘安强调册封政策的优势：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给汉武帝上书时间应在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八月前，因为此年八月，闽越王郢发动了南越国的战争。《汉书·严助传》载： 闽王以（建元六年）八月举兵于冶南（闽越国都东冶之南），士卒罢倦， 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严）助来谕王意。
刘安上书应在此时。刘安的“华夷观”在当时还算比较系统而先进的，事实上也如此。西汉中后期册封政策在周边四夷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此后，刘安“华夷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周边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但刘安做梦也没想到，东越终结，第三次东越人的大迁徙，会迁徙到自己曾经的封国领土上。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相吕嘉等人反对南越王赵兴和太后摎氏所主张的“比内诸侯”的汉化政策，发动兵变，攻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汉武帝借此机会，发兵五路合击南越。当时东越王余善见有利可图，便上书汉王朝自告奋勇率兵八千，配合汉军进攻南越，但余善军队只到潮州揭阳就借故不前了。汉王朝指责东越王“持两端，阴使南越”。实际上东越王只是想乘机扩占地盘，并未有联合南越抗击汉军的意图。汉军于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就迅速攻占了番禺等地，灭亡了南越。
南越国的灭亡，使闽越国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汉军在北边对匈奴也连战告捷。在此形势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汉武帝不能容忍闽越作为一支独立存在的政权力量，决意用武力来清除这个多年隐患。于是在攻破南越国后，汉武帝就令大军移师东向，集结于豫章、梅岭一带，而这一带正是进攻福建的最佳前沿阵地。接着汉武帝又派朱买臣南下会稽郡，策划战船、粮食等作战物质，以供进兵闽越之用。
东越王余善因为闽越面临汉武帝大军压境，要么投降，要么抗击，别无选择。余善选择了后者，率兵北上抵御汉军，并自号为武帝。余善自称为帝，标志着东越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彻底破裂。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强大的汉军于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攻破闽越防线，进入东越地。这时闽越贵族再次发生内讧，繇王居股与建成侯敖等密谋，计杀余善，尔后向汉军投降。《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 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 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 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其实早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反叛之时，东越王余善向汉武帝上书， 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余善兵至潮州揭阳，以海上风波为由，遂按兵不动，阴持两端，暗通南越。于时不久，汉武帝就命朱买臣为会稽郡太守， 为平定闽越“备粮食、治楼船、兴水师”。《汉书·朱买臣传》载： 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 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古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时朱买臣称：东越王余善居保泉山，泉山地形险要，一夫当关，千夫莫敌。
关于泉山在哪里，林蔚文先生的《汉代东越泉山考》（《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合刊）列举了福建福州说、晋江泉州说、福建浦城说、浙江江山说、浙江永嘉说五说。据其考证，最后只确定了福建浦城说，而排除了其他四说。笔者以为：林蔚文先生的考证史料翔实，无空泛之言，结论令人信服。虽然泉山在福建浦城，但东越王余善“协同”汉军抗击南越，闽越军留潮州揭阳不前，故朱买臣又言“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
因从会稽郡至闽越，都是从杭州湾出海至于福州湾。汉武帝三次征讨闽越，不管是第一次“浮海救东瓯”，还是第二次、第三次“浮海伐闽越”。其故朱买臣所言“发兵浮海，直指泉山”，是讲从会稽郡“发兵浮海”，至福州湾登陆后再“直指泉山”；然后闽越“可破灭也”。后朱买臣与横海将军韩说将会稽水师击东越，因功封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今不少学者对泉山地望争论不止，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上述《汉书·朱买臣传》所载望文而生歧义。
汉武帝灭亡闽越国后，越人“不再有王”。因担心“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影响西汉王朝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就强制东越移民江淮，直接置于西汉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当然，强迫东越移民江淮，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走，主要是把闽越的贵族、官僚和军队迁走；遂“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是东越人第三次迁徙江淮。
汉武帝平东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
东越国除后，汉武帝“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会稽郡）东部都尉，后徙章安”，①将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从句章迁至今台州温黄平原，以镇抚东越。西汉始元二年（前８５），在东瓯旧地设置了东瓯首县回浦县。东越也由传统的分封制，进入了郡县制的历史时期。但其强制迁徙的贵族都是东越的精英，其结果导致了东南沿海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近千年。直至唐代“安史之乱” 后，才逐步扭转后进局面。司马迁对这一局面，也发出无限感慨：“越虽蛮夷， 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史记·东越列传》）
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瓯王摇（即闽君摇），驺姓，名摇。其父《史记·东越列传》失载；又据绍兴越文化研究所编《大禹三宗谱》载，绍兴禹陵村《姒氏世谱》称，驺摇父名亲，祖名尊。
唐代学者林宝修撰于元和七年（８１２）成书的《元和姓纂》卷五认为，欧阳为“越王勾践之后，支孙封乌程欧阳亭，因氏焉”。还称欧、瓯等姓，为东瓯王之后，称越姓为越王无彊之后，因其灭于楚，子孙遂以国为姓。
宋代学者章定所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卷四十三云：“《顾氏（宗）谱》云：越王勾践七世孙闽君摇，汉封东瓯。摇别封其子为顾余侯，因氏焉。汉初居会稽。” 明代学者凌迪知所撰《万姓统谱》，除承袭《元和姓纂》所说欧、瓯等姓为东瓯王之后，以及驺、越等姓，为越王勾践之后外，还认为：摇姓系“东越王摇之后，以王父名为氏（卷三十）”。
而清代乐清学者施元孚据《欧阳（宗谱）》认为：“越自无彊灭于楚，楚封其子于乌程瓯余山之阳，曰瓯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蜀江瓯阳氏其裔也。然越子孙受封者，惟瓯阳亭侯。余则散而南迁，如《台（州府）志》所谓‘保方城山者’ （即今温岭大溪方山，又名王城山）不一。王（指驺摇）独来东瓯，故氏驺，不氏瓯阳。”（见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五·东瓯王始末》，下同）施元孚认为：欧阳氏源出越王勾践，而顾氏非勾践后裔。因东瓯王摇显贵后，顾氏自附姓于东瓯王摇之后：“曰顾氏者，夏裔有封顾伯者，子孙以国为氏，海宁顾氏其裔也。惟谓顾伯之后，周时世王东瓯，传闻异词，未可深信。大抵王（摇）既贵显，故族类多援之耳。” 《顾氏宗谱》认为：驺摇其父名安朱，生于周赧王四十四（前２７１）年。施元孚却持异议：“《瓯阳谱》以王为无彊七世孙，《顾谱》谓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前２７１）年，亦非也。”其理由是《史记·封禅书》记载东瓯王“信鬼，百六十岁寿”，施元孚据此认为东瓯王就是驺摇，按活百六十岁计算，应是无彊孙或从孙辈，并非无彊七世孙：“自越亡至汉惠三年（前１９２），才百四十二年，则无彊灭时，王（指驺摇）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时之人，而相隔七世之理哉！王当为无彊孙，否则从孙辈耳。”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顾氏铭宗天荣支瀚派敏士后房谱·顾氏得姓考》中指出： 至我宗顾氏，乃自东汉著闻。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一也；而顾氏乃世居会稽（西汉会稽郡治今苏州），至孙吴时成为顾、陆、朱、张四姓，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二也；况《顾氏世谱》自吴丞相（顾）雍上追受氏之先，以东海王摇之父安朱为一世，后鳞次相承，代传不爽，其为越王之后可证者三也。
《顾氏世谱》中所列的顾氏宗族谱系，自上古少典氏历５３代至安朱，其子驺摇扶汉破秦有功，汉惠帝封为东瓯王。驺摇子期视受父封顾余侯，后遂以顾氏为姓。从期视上溯１４代即越王勾践。
从唐代《元和姓纂》、宋代《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明代《万姓统谱》、清代《浪迹续谈》，以及《姒氏世谱》、《欧阳世谱》、《顾氏宗谱》来看：一是自越王勾践后的世系不清；二是东瓯王的世系不清。无论是《四库全书》中的姓氏专著，还是姒、顾、欧阳等民间谱牒，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民间宗谱所载东瓯王的世系看，《欧阳世谱》载东瓯王摇为越王无彊的七世孙，显然是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而来。其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已经比较明确：无彊是越王勾践七世孙，东瓯王驺摇则是无彊的七世孙。东瓯王驺摇后又“数世”，方是“举国内徙江淮”的东瓯王广武侯驺望，因不堪闽越国侵扰，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举国迁徙于江淮间。《姒氏世谱》、《欧阳世谱》、《顾氏宗谱》三谱，惟《欧阳世谱》记载最接近于《史记》。
《史记·东越列传》说东瓯王摇，姓驺。而南朝史记专家裴骃在注《史记集解·东越列传》时，引东晋学者徐广（３５２—４２５）观点称“驺，一作‘骆’”；唐代《史记》专家司马贞注《史记·东越列传》时作《索隐述赞》曰：“勾践之裔，是曰无诸。既席汉宠，实因秦余。驺、骆为姓，闽中是居。王摇之立，爰处东隅。”说明“驺、骆为姓”是相通的。清代在台州温岭发现一枚骆镜，清代台州学者戚学标认为：骆镜应是东瓯王驺摇后裔的信物，因“勾践之裔，驺、骆为姓”；“驺，一作‘骆’”。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杂物》①载： 骆镜，径三寸，围圆九寸，重十五两。背文镂异兽如蛟螭状，细字铭圜转，皆铁线篆。词曰：“骆氏作镜四裔服，多贺国家民人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镜光如新，不知何时物，骆氏何处人。《史记（东越列传）》：闽君摇都东瓯，姓驺氏。
（晋）徐广曰：驺，一作骆。（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瓯，骆为姓，闽中是居，王摇之立，爰处东隅。骆氏疑即摇后，君长其地。《博古图》载汉尚方宜子孙鉴铭，词与此同。惟易“尚方”字为“骆氏”，当是尚方铸此镜，其君长仿作，即用其词；又改“子孙力”为“得天力”，则非宜子孙而祝其亲，若忠孝镜也。古器汉以上多不著年号，用韵之古，非六朝人所为。台故为东瓯属邑，所以有此物。藏镜川叶氏。
骆镜重十五两，直径三寸，方圆九寸，上有铭文，皆铁线篆。铁线篆是秦小篆的一种，由秦代《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玉箸书风中脱出，用笔圆活，细硬似铁，划一首尾如线，故名。后世称唐代李阳冰的篆书为“铁线篆”。
《博古图》是指北宋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二十八卷，只有图录和简介， 并未录出具体铭文。在《宣和博古图·鉴总说》中，王黼只是提到及“至于铭其背，则又有作国史语而为四字，有效柏梁体而为七言者”。
骆氏镜铭文：“骆氏作镜四裔服，多贺国家民人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清代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七《驺氏镜铭》（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稍有不同：“驺氏作竟四□服， 多贺国家人民息。□□□□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兮，□ 东王公西王母。”驺氏镜铭当与骆氏镜铭一样，同属东瓯王驺摇之后裔。
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胡淑芳教授《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认为此为汉代尚方镜常见的七言铭文。
她列举了明代学者冯惟讷的《古诗纪》、梅鼎祚的《东汉文纪》和民国学者朱剑心先生的《金石学》中所录的汉代铜镜铭文。《古诗纪》所录汉代古镜铭七言诗：“上方作镜四夷服，多保国家人民息，寇乱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无极。”《金石学》（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中记录的“（新莽）王氏博局四神镜”铭文七言诗：“王氏昭镜四夷服，交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 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母（毋）极。”《东汉文纪》中记录的东汉“尚方鉴铭”七言诗：“尚方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 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母（毋）极兮。” 骆氏镜的“铁线篆”铭文与上述所引汉镜七言铭文相较，清代在台州温岭发现的骆氏镜，应是西汉时所铸。因为不仅“勾践之裔，驺、骆为姓”，“驺，一作骆”， 而且从“胡虏殄灭”的骆氏镜铭文看，是指汉武帝北击匈奴。经元朔五年（前１２４） 的漠南之战、元狩二年（前１２１）的河西之战、元狩四年（前１１９）的漠北之战“三大战役”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时的东瓯国虽于建元三年（前１３８）迁于江淮，但其后裔肯定有遗留在台州。因而戚学标认为：一是《宣和博古图》所载西汉尚方宜子孙鉴铭文，词句与骆氏镜相同；二是所改变的只是将“尚方”为“骆氏”，又改“子孙力”为“得天力”；三是台州为古东瓯之政治中心，“所以有此物”。
２１世纪初，台州温岭大溪东瓯国城址与东瓯大墓的文物考古，揭开了东瓯国都城之谜，证实了戚学标的判断，温岭大溪就是东瓯国的政治中心。
至于驺摇生卒年史载不详。不但《史记》、《汉书》无载，连绍兴《姒氏宗谱》也无记载，唯《顾氏宗谱》谓驺摇卒于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据清代施元孚《元孚释耒集·东瓯王辨异》记载：“汉高元年（前２０６），（驺摇）王从诸侯伐秦。又四年，从汉高灭项，封海阳侯；又十年，为汉惠三年，都东瓯……《史记》叙王都东瓯，下即云后数世亡；是王当卒于汉惠时。《顾谱》谓王卒于封王年，颇与史合。”① 从常情分析：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秦始皇降东瓯王与闽越王为君， 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时，作为闽君的驺摇，其年龄应在２５岁—３０岁左右。
汉高祖六年（前２０１）三月，汉高祖封驺摇为齐信侯时，其年龄应在４５岁—５０ 岁左右。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年封为东海（东瓯）王时，其年龄应在５５岁—６０ 岁左右。《顾氏宗谱》谓驺摇卒于是年，虽非信史，也不失为一种参考数。故施元孚引《顾氏宗谱》说驺摇卒于是年，还是可信的。如按驺摇６０岁的生卒年计算，那驺摇应生活年代在前２５２年—前１９２年之间。但从近年台州温岭塘山东瓯大墓考古，其墓中除出土祭天苍璧外，陪葬品几乎全是陶器，这因墓有盗洞而盗墓外，可能与汉文帝提倡“薄葬”有关。
２００６年台州温岭市大溪东瓯大墓的发现，是浙江迄今为止最大的汉墓，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研究员等专家根据存在的东瓯古城址、“陵随城走”的规律、墓的规制以及随葬品等方面鉴定，此墓应为东瓯王驺摇之墓。而温州市鹿城区西山瓯浦垟所谓的“东瓯王驺摇之墓”，始见于南宋绍定（１２２８—１２３３）年间所编的《绍定旧编》。《绍定旧编》记载温州“东瓯王墓”有五处：“太平寺前谢婆埭有两冢，西山吴平山有两冢，均已圮废。惟瓯浦岭东侧之冢尚存。”这明显是后人根据传说而建造的“衣冠冢”。而温州将其作为真墓来对待，１９９２年还列为温州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９８年中华书局版的《温州市志》，却还比较实事求是，未将温州“东瓯王墓”列于《温州市志》“文物卷” 中。其实诚如温州市文物考古所长蔡钢铁先生所言，这不过是“后人建造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衣冠冢”（蔡钢铁：《能否公祭东瓯王》，载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６日《温州瞭望的博客》）。
而温岭市大溪东瓯古城址附近的桥里村于１９８１年还发现了九座汉墓。
据陈士良主编的《大溪镇志》第十三编《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载： “汉土墓群，１９８１年在温岭大溪桥里村冠滑塌岩平整土地时，发现汉墓九座，朝南，排列整齐，每座长２米，宽０．８米，四面土壁，覆盖木板，已开掘两座，发现墓内陶器壶、罐，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鉴定为汉代土坑墓，现已经保存７座。” 清代台州学者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八《杂物》又记载清代温岭大溪东瓯古城址附近曾出土汉代铜弩机：“铜弩机，樵人于紫莲山普济寺侧两见火光出地上，掘得之。铜质，约长六寸，阔寸许。有首背眼舌，竖翅一脚，肠腹皆具，前后两小圆柱横贯。无识者，诸生叶开基以《博古》、《考古》二图核之，则汉弩机遗制，与安帝时书言府所作正同，但无金错、银错、款识耳。其用全在舌，一拨则腹张，脚后开，竖翅仆前，肠与眼俱动，安箭准望之法，在宋宣和已云失传。此物即非汉物，亦在千百年以上。精光上见，如丰城之剑，不欲终埋地下，亦神矣。相传山尝屯兵，寺南崖顶废炮一截，铁顽锈，至今存，其时则不可悬拟矣。” 从上可以看出：一是台州真实存在的东瓯大墓，附近并有九座汉墓存在， 又有汉代铜弩机发现；二是温州所谓“东瓯王驺摇之墓”，不过是后人纪念性质的“衣冠冢”。两者相较，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二） 驺摇从吴芮平秦灭楚考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七月，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一队被征发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的戍卒，因连日大雨，无法行军，已经不能按期赶到渔阳了。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当斩，队长陈胜与吴广在分析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后，率众戍卒伐木为兵，揭竿为旗，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时被秦始皇废为“闽君”的驺摇，与其族亲无诸、织等，亦闻风而动，率领东瓯与闽越子弟兵加入了鄱阳（今江西）令吴芮的抗秦队伍。《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 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 鄱阳令吴芮，江西余干《吴氏宗谱》载吴芮是吴泰伯的第廿九世孙。后勾践灭吴，吴王后裔四处流散，有以国为氏。战国末，夫差六世孙吴申，事楚考烈王、因谏封春申君，谪居江西余干邓墩之五彩山，是为余干吴氏始迁祖。吴申子即吴芮。据《汉书》卷三十四《吴芮传》载： 吴芮，秦时番（鄱）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 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陈胜、吴广起义时，吴芮为鄱阳令，深得江湖民心。故号“番（鄱）君”。黥（英）布来归，吴芮不仅接纳黥（英）布，而且还以女妻之。闽君驺摇、无诸等率越兵投奔吴芮，吴芮即聚“百越之兵”，共同起事灭秦。灭秦后，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史记·项羽本纪》：“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未几，项羽又“侵夺其地”，吴芮又降为“番（鄱）君”。
因楚国名将项燕曾败越，使越人逃离故土会稽，而避向东瓯与闽越。闽君驺摇、无诸等起兵佐项羽灭秦后，项羽怕闽君驺摇、无诸等封王强大后，会像他们祖先勾践一样，通过“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精神，最后会危及西楚霸王的统治地位，遂不封王。正如《史记·东越列传》所说“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
于是驺摇、无诸等又从吴芮“率越人佐汉”灭楚，《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载时驺摇、无诸“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在灭秦时，驺摇、无诸以“越队将”的身份参加灭秦。据明代区大任《百越先贤传》卷一《梅#传》载：“百越已衅秦，推雄杰为长，遂长#。下令举兵，户出壮士一人，领以户将，使合传、胡害将之；战则编为什伍，领以队将，使（驺）摇、毋余（无诸）将之；统其众归（吴）芮。”①因吴芮率领百越之兵，此“队将”，即上述“越队将”。
而灭楚时，驺摇、无诸已经是封食“千八百户”的“千户侯”了。驺摇、无诸参与了刘邦与项羽长达四年的“楚汉相争”，逐鹿中原，平定三秦，统一关中，并引兵垓下，协同彭越、韩信、黥布诸路大军，取得“楚汉相争”关键性决战“垓下之战”的胜利。
由于驺摇、无诸的平秦佐汉功绩，汉高祖于五年（前２０２）二月、六年（前２０１）三月，相继封无诸为闽越王，封驺摇为齐信侯于海阳。《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载：“（汉高祖）六年三月庚子，（封）齐信侯摇、毋（无）余（诸）。
（《史记索隐》：毋（无）余（诸），东越之族也）。”《史记索隐》认为海阳在南越： “海阳亦南越县，《（汉书）·地理志》阙。”《广东通志》卷四十四《人物志》（四库全书本）载：“汉高帝以二都尉皆击项籍有功，复封胡害为贯侯，（驺摇）、毋余（无诸）为海阳（齐信）侯。”据学者考证，多认为海阳即今广东揭阳市。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封吴芮为长沙王。《资治通鉴》（卷十一）载（汉高祖）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 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 据《汉书·吴芮传》，吴芮卒于汉高祖六年（前２０１）：“（吴芮）徙为长沙王， 都临湘，一年薨。”但《史记·高祖本纪》却载吴芮与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等七王于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十月同朝长乐宫：“（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显然，《汉书·吴芮传》有误。
刘邦晚年曾有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但限于汉初“鞭长莫及”的国力，汉高祖和汉惠帝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瓯与闽越，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汉承秦制”，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前２０２），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孝惠三年（前１９２），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资治通鉴》（卷十一）亦载：“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 为了防止东越与南越联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高祖特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于汉高祖十一年（前１９６）五月，以“粤人之俗，好相攻击”，赵陀对稳定南方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为由，特封赵陀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州）。
汉高祖十二年（前１９５）春二月，也是刘邦逝世前的三个月，尚不忘东南越地的稳定，在闽越与南越之间，特地加封了南海王国，以南武侯织亦为越王勾践之后，并“佐汉有功”，封为南海王（都城在闽西龙岩武平县）：“南武侯织，亦粤（越）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汉书·高帝纪下》）刘邦此举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便于制约和分散南越王的势力；二是也可以分散闽越王的势力；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驺摇、无诸通过“平秦、佐汉、灭楚”，终于实现了“复国封王”的夙愿。驺摇立东瓯都城于今台州温岭大溪（详见本书《东瓯都城考》），无诸立闽越都城于今福州。从此，东瓯（东海）、闽越、南海、南越，进入汉初“两越（东、南越）四国” 的鼎立时期。
（三） 从东瓯国到回浦县考１． 从“和睦相处”到“互相猜忌” 刘邦卒后，汉惠帝继位，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对东越仍奉行汉高祖“分而治之”的策略。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五月，封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台州温岭大溪），世俗号为“东瓯王”。至此，西汉王朝只用区区三个印绶，就形成了东越“三王鼎立”的局面，使东越力量一分为三，互为制约；其中要数闽越实力最强。
这加剧了东越的内讧，导致“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汉书·严助传》），达到了刘邦当初“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福建莆田学院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研究：在吕后八年执政（前１８７—前１８０）时期，对东南诸越民族，因其诸王并立，涣散不和，尤其是对南越国，采取强硬态度。吕后宣布取消对南越国的关市贸易，禁止汉人的铁器及雌性牛、马、羊与南越国交易。这一政策，导致南越王赵佗的强烈反对，于是赵佗发兵攻打长沙王边邑，以示不满。汉文帝即位后，抚慰南越王，才缓和了矛盾。但对“东越三王”，虽与东瓯、闽越相安无事，但镇压了南海王。
南海王“谋反”的诱因是南海王织曾上书、献璧帛给汉文帝，竟被淮南国将吏间忌等截住燔毁。《汉书·淮南王传》载：“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间） 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淮南王）长不遣，谩曰‘忌病’。”一个诸侯国的边吏，竟敢拦截南海王贡品，并受到淮南厉王刘长的包庇。由此足见西汉初期同姓王与异姓王之间的尖锐矛盾。
淮南王刘安曾在上书汉武帝时追述道：“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指淮南厉王）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今江西清江县一带），后复反。”（《汉书·严助传》）引起南海王“谋反”后，淮南厉王刘长又遣边将间忌予以镇压，并将其已降军民迁于上淦（时属淮南国庐江郡）。这是东越人第一次北迁。
未几，因不堪于淮南厉王刘长的残酷压迫，“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汉文帝因木已成舟，碍于同宗的情份，不得已“遣使者赍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但淮南厉王刘长并不领情：“长不欲受赐，谩曰‘无劳苦者’。”（《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南海王“谋反”的对象主要是淮南厉王，而非西汉王朝。南海王国被除后，使东瓯与闽越感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由震惊、警惕而引发对西汉王朝的强烈不满。
汉景帝即位后，刘氏同姓王问题已成心腹之患，严重危及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汉景帝遂用晁错“推恩令”来削藩，《史记·吴王濞列传》载（下引同）：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最终酿成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汉景帝削藩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割断吴王刘濞与东瓯、闽越的联系，以防止这两股政治势力联结在一起。果然，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后，派使者南下， 寻求东瓯、闽越的支持。“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汉景帝三年（前１５４）二月中，叛军很快被汉景帝的军队击溃，“吴王兵既破，败走”，退入参与支持“七国之乱”的东瓯国军队所控制的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军营。西汉王朝遣使对东瓯王施加压力，逼迫东瓯王诱杀了吴王刘濞。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死里逃生，急奔闽越国，闽越王收留并保护他，这表明闽越王在七国之乱事件中，是公然反对西汉中央王朝“削藩政策”而同情吴王刘濞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撞） 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 从《史记·吴王濞列传》看，吴王刘濞反汉之心，萌于吴王太子刘贤被汉文帝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继位的汉景帝）博戏时所杀：“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由此久生反心：“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 周代诸侯地不过百里，而吴国封地“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故司马迁认为“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加上汉代文帝、景帝推行“削藩政策”，成为吴王刘濞反汉的“导火索”。刘濞反书“告东越（即东瓯）、楚、淮南三王，与吴王共西面击之”。东瓯欣然出兵万余人相助刘濞，积极参与“七国之乱”。闽越表面则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实则也支持吴王刘濞反汉。东瓯王因受汉王朝的威逼利诱，出于自我保全之计，遂借吴王犒师之名， 命弟夷乌将军“$杀”刘濞。《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 （汉）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立四十二年，反。西到陈留县，还奔丹阳（徒），从东欧（瓯）。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东欧（瓯）王为彭泽王，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
《史记·东越列传》亦载： （东瓯王摇）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前１５４），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 归国。
《史记·东越列传》称东瓯王驺摇“后数世”，应是指驺摇的第三代孙，即孙辈。也就是后来“举国内徙江淮”的东瓯王广武侯驺望。东瓯王驺望以自我保全，诱杀吴王刘濞，“以故皆得不诛，归（东瓯）国”。《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还记载东瓯王因功封为彭泽（今江西九江市彭泽县）王，其弟夷乌将军封为平都（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王。丹徒即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当时东瓯王出兵万余人从吴反汉，屯兵于丹徒。《史记正义》注《东越传列》“独东瓯受汉之购，杀吴王”云：“丹徒，润州（镇江）也。东瓯，即东越也。东越将兵从吴，在丹徒也。”《史记正义》又注《吴王濞列传》引《括地志》云：“汉吴王濞葬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吴录》云：丹徒有吴王冢，在县北，其处名为‘相唐’。”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东瓯王“前乱（七国之乱）后正（反正归汉）”的行动，表示肯定：“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是自我保全的明智之举。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言东瓯被越攻破之后，保守封禺之山，今在武康县也”。封山，今名防风山；禺山今名大山。据德清县地名委员会１９８３年编印的《德清县地名志·自然地理实体·山》载：“防风山，一名封山。
《道光德清县志》：封山，以禁止樵采，故名。唐天宝六年（７４７）改名防风山。
大山，原名禺山；《道光德清县志》：禺山，本防风氏所都，后以夏王禺南巡至此，故名。” 封、禺两山中隔二里，禺溪流经其中，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乡。
按常规，东瓯国万余军队参加“七国之乱”，应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保卫东瓯本土，以维持治安。因此东瓯军队总数应在１．５—２万人之间。按每五六人抽一人当兵的比例，东瓯国人口总数应在１２万人左右。东瓯国军队从江苏镇江丹徒，退保德清封禺，说明今德清县一带曾是东瓯国的势力范围。
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王“七国之乱”，但东瓯与闽越二国，因东瓯王诱杀吴王，归心向汉。而闽越虽明则按兵不动，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说明闽越与东瓯这对同根同源的“兄弟王国”关系，已从原先“和睦相处”阶段，转向“相互猜忌”阶段。闽越与西汉王朝的关系亦是如此。
２． 从“反目成仇”到“迁徙江淮” 由于东瓯王“反正归汉”，导致与闽越王“反目成仇”。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逃难入闽越后，多次怂恿闽越王郢出兵攻打东瓯。建元元年（前１４０），汉武帝即位之初，闽越与东瓯终于同室操戈，爆发战争。汉武帝当即派汲黯前去察究。然而，汲黯只到吴地就返朝复命，劝汉武帝不予理睬。《史记·汲黯传》载：“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此次闽越与东瓯同室操戈事件，因事见《史记·汲黯传》，为不少研究专著如《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瓯越文化史》等所失载。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闽越王郢因受吴王子刘子华、刘子驹的唆使，又出兵攻击东瓯。东瓯食尽且降，边遣使告急求救于汉武帝。《史记·东越列传》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 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汉书·两粤传》与《汉书·严助传》载略同。此处记载比较重要，它透露出以下两大重要信息： 第一，反映了西汉王朝中对东南百越的“化外心态”。
因东瓯与闽越处于东南百越之地，历来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越王勾践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复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虽然拉近了与中原王朝的距离，但仍相对落后。秦始皇虽置东瓯与闽越地为闽中郡，但并未真正实行郡县制，对处于“海天一隅”的东瓯与闽越，仍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地”，实行“羁縻政策”，保留其原有政治、军事、社会结构。故秦末天下大乱，东瓯与闽越名义上“由王降为君”，而能迅速集结本部军队，从吴芮佐汉平秦灭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瓯与闽越享有独立自主权的“羁縻政策”。汉承秦制，西汉王朝对东瓯与闽越，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当东瓯与闽越“反目成仇”求救于汉武帝之时，故汲黯云“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太尉田蚡云：“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淮南王刘安亦云：“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 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汉书·严助传》） 从上可反映出汲黯、田蚡、刘安等人对待东瓯与闽越的“化外心态”：一是自夏商周三代以至于汉，越地为“不居之地”，越民为“不牧之民”，其势“非强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二是越人经常互相攻击，且反复无常；三是越居“五服”之外，属“化外之地”，应弃而莫属。这种“化外心态”正是当时西汉王朝的“主流心态”。
第二，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
闽越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武帝。汉武帝付之廷议，太尉田蚡反对出兵救东瓯，而中大夫庄助则积极主张救东瓯。庄助，《史记》作庄助，《汉书》有《严助传》。因避东汉明帝讳，改庄为严。后汉武帝力排廷议，派庄助赴会稽郡发兵救东瓯。因刚即帝位，汉武帝不愿“出虎符，发兵郡国”，就命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但会稽郡太守因庄助无虎符仅以节发兵，拒不从命。庄助斩一郡司马， 会稽郡太守才不得已发兵，“浮海救东瓯”。闽越闻汉军来，未战而退。这一事例，体现了西汉王朝的“发兵制度”。据北京大学历史系陶新华教授《汉代的“发兵”制度》（《史学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研究：西汉王朝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羽檄、诏书、节。西汉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
１）虎符：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四《文帝纪》：“（汉文帝）二年（前１７８）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史记·孝文本纪》载同） 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颜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汉代虎符是铜制， 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当西汉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 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虎符一般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
２）羽檄：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８）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云：“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３）玺书或诏令：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东汉议郎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清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 ４）节：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汉光武帝又恢复汉旧。宋代陈傅良说汉代兵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宋代陈元粹也认为两汉“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陈元粹：《补汉兵制序》，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版）。说明汉代兵制，材官（地方预备役步兵部队）、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基本在郡国，《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西汉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傅良《历代兵制·西汉兵制》说“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会稽郡面临东瓯与闽越两个王国，正是西汉东南边郡。其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军）兵力相当雄厚。因此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求救，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郡发兵以救东瓯。主要原因就是会稽郡兵力雄厚，尤其是水师。越人多习于水战，故楼船兵多为越人。因时行“郡尉分治”制，会稽郡治苏州，会稽都尉治句章（浙江宁波市江北区乍浦乡城山渡）。
故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就从句章港出发，西汉会稽水军未止，闽越军队自料不敌，引军而还。这是汉代持节发兵的典型一例。
闽越军队撤回闽越后，东瓯王驺望自料不敌于闽越，就乘机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将东瓯举国北迁于江淮间，列入西汉“编户齐民”范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史记）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 庐江郡，汉高祖时属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前１６４）为庐江国。汉景帝景帝前四年（前１５３），庐江王刘赐被改封为衡山王，庐江为郡，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东瓯举国的“国”，应是指东瓯都城。有如“国人暴动”的“国”，即指“城内”。据此，东瓯举国四万余人的北迁江淮之间的，应是指东瓯都城范围的军队与百姓等，并非是东瓯国全部百姓。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安徽庐州知府黄云总主修的《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一《兵事志一》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孝武帝建元三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这是秦汉以来，东越人第二次北迁江淮。
３． 从“东越终结”到“东瓯旧地”回浦县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东瓯国旧地被闽越国所占领。从建元六年（前１３５）汉武帝二伐闽越，到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三伐闽越，直至东越终结。
《史记·东越列传》《汉书·两粤传》虽为明确记载，但《汉书·严助传》中有所表述：“（严）助谕意曰：……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句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闽越王北侵受挫后，就图谋向南扩张。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就在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的第三年，闽越王郢乘南越王赵佗死后新王赵胡刚立不久的时机，发兵攻略南越辖地。南越王急忙上告汉武帝。汉武帝接报后，立即下诏出师干预。汉军兵分两路直向闽越国，其中韩安国率领的一路，也从会稽出兵。闽越王郢之弟余善，见汉军来势难以抵挡，余善与其他贵族合谋，$杀闽越王郢。并派人把闽越王郢的头颅送至汉军谢罪，西汉王朝也随之罢兵。于是汉朝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余善为东越王，并王闽越故地，主要是由余善行使实际的统辖权。
此时汉武帝对东越是奉行“分而冶之”政策的基础上，采取“积极干预”的方针， 这不仅有效地阻止了闽越王势力的扩张，而且使中央王朝在东越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此后，越繇王与东越王“和平共处”了二十五年，直至于闽越国与东越国除。《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知埔焉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会稽本是来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根据地，桑弘羊在著名的《盐铁论·备胡》中述及“盐铁论战”，曾谈到汉武帝所面临的边患时说“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所谓“越东海略浙江之南”，是指出动水师，从海上侵入会稽。故汉武帝称闽越王郢“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显然已对汉朝构成重大威胁。《汉书·严助传》中“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只是闽越一国而已，何来两国？东瓯举国北迁江淮后，闽越侵吞东瓯旧地后，招募东瓯国余部，继而率闽越、东瓯（余部）兵而进攻南越国。故云“闽王率两国击南越”。严助谕汉武帝意旨意云闽越王郢“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这是闽越王郢侵吞东瓯旧地，招募东瓯旧部，进而“率两国（兵）击南越”的最早史料。当今相关专著《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福建史稿（古代）》、《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中亦有阐述。
汉武帝两次出兵南下征讨闽越王，但都没有借机侵入东越之地。其原因正如彭文宇教授《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所分析的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如汉武帝对严助所表白的那样：“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汉书·严助传》）可见汉武帝刚继位时，对战争还是持慎重的态度，如同时匈奴族还维持和亲政策一样，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其二，中原人对东越地域不甚了解。如淮南王安上书说东越地“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载同上）。由于上述原因，使汉武帝在初期对用兵东越地仍有疑虑，不敢贸然挺进。
在汉武帝征讨闽越王之际，淮南王刘安曾上书建议汉武帝以册封制度代替武力征讨。这个建议，虽然在汉武帝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对后来历代中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处理周边“四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建议全文保留在《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内，是研究当时东越一篇不可多得的“东越风情录”。
第一，刘安阐明了“华夷”民族的文化差异。刘安强调：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
第二，刘安阐明东越地形复杂，越人反复无常，如汉军不能长期驻守，则胜利无法巩固：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
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刘安阐明内地灾害连年，从政治形势考虑，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 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第四，刘安阐明东越气候炎热、地多疾疠，且越军强大，汉军难服水土，既难取胜，出兵不如不出兵：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第五，刘安阐明解决东越的方案，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既不劳一兵一卒，又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最后，刘安强调册封政策的优势：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给汉武帝上书时间应在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八月前，因为此年八月，闽越王郢发动了南越国的战争。《汉书·严助传》载： 闽王以（建元六年）八月举兵于冶南（闽越国都东冶之南），士卒罢倦， 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余善，以成其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严）助来谕王意。
刘安上书应在此时。刘安的“华夷观”在当时还算比较系统而先进的，事实上也如此。西汉中后期册封政策在周边四夷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此后，刘安“华夷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周边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但刘安做梦也没想到，东越终结，第三次东越人的大迁徙，会迁徙到自己曾经的封国领土上。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相吕嘉等人反对南越王赵兴和太后摎氏所主张的“比内诸侯”的汉化政策，发动兵变，攻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汉武帝借此机会，发兵五路合击南越。当时东越王余善见有利可图，便上书汉王朝自告奋勇率兵八千，配合汉军进攻南越，但余善军队只到潮州揭阳就借故不前了。汉王朝指责东越王“持两端，阴使南越”。实际上东越王只是想乘机扩占地盘，并未有联合南越抗击汉军的意图。汉军于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就迅速攻占了番禺等地，灭亡了南越。
南越国的灭亡，使闽越国完全陷入孤立。与此同时，汉军在北边对匈奴也连战告捷。在此形势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汉武帝不能容忍闽越作为一支独立存在的政权力量，决意用武力来清除这个多年隐患。于是在攻破南越国后，汉武帝就令大军移师东向，集结于豫章、梅岭一带，而这一带正是进攻福建的最佳前沿阵地。接着汉武帝又派朱买臣南下会稽郡，策划战船、粮食等作战物质，以供进兵闽越之用。
东越王余善因为闽越面临汉武帝大军压境，要么投降，要么抗击，别无选择。余善选择了后者，率兵北上抵御汉军，并自号为武帝。余善自称为帝，标志着东越与西汉王朝的政治关系彻底破裂。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强大的汉军于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攻破闽越防线，进入东越地。这时闽越贵族再次发生内讧，繇王居股与建成侯敖等密谋，计杀余善，尔后向汉军投降。《史记·东越列传》载：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原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 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余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 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余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 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其实早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南越国反叛之时，东越王余善向汉武帝上书， 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余善兵至潮州揭阳，以海上风波为由，遂按兵不动，阴持两端，暗通南越。于时不久，汉武帝就命朱买臣为会稽郡太守， 为平定闽越“备粮食、治楼船、兴水师”。《汉书·朱买臣传》载： 是时，东越数反复，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 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古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时朱买臣称：东越王余善居保泉山，泉山地形险要，一夫当关，千夫莫敌。
关于泉山在哪里，林蔚文先生的《汉代东越泉山考》（《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合刊）列举了福建福州说、晋江泉州说、福建浦城说、浙江江山说、浙江永嘉说五说。据其考证，最后只确定了福建浦城说，而排除了其他四说。笔者以为：林蔚文先生的考证史料翔实，无空泛之言，结论令人信服。虽然泉山在福建浦城，但东越王余善“协同”汉军抗击南越，闽越军留潮州揭阳不前，故朱买臣又言“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
因从会稽郡至闽越，都是从杭州湾出海至于福州湾。汉武帝三次征讨闽越，不管是第一次“浮海救东瓯”，还是第二次、第三次“浮海伐闽越”。其故朱买臣所言“发兵浮海，直指泉山”，是讲从会稽郡“发兵浮海”，至福州湾登陆后再“直指泉山”；然后闽越“可破灭也”。后朱买臣与横海将军韩说将会稽水师击东越，因功封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今不少学者对泉山地望争论不止，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上述《汉书·朱买臣传》所载望文而生歧义。
汉武帝灭亡闽越国后，越人“不再有王”。因担心“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影响西汉王朝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就强制东越移民江淮，直接置于西汉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当然，强迫东越移民江淮，并不是把全部越人都迁走，主要是把闽越的贵族、官僚和军队迁走；遂“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这是东越人第三次迁徙江淮。
汉武帝平东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
东越国除后，汉武帝“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会稽郡）东部都尉，后徙章安”，①将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从句章迁至今台州温黄平原，以镇抚东越。西汉始元二年（前８５），在东瓯旧地设置了东瓯首县回浦县。东越也由传统的分封制，进入了郡县制的历史时期。但其强制迁徙的贵族都是东越的精英，其结果导致了东南沿海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近千年。直至唐代“安史之乱” 后，才逐步扭转后进局面。司马迁对这一局面，也发出无限感慨：“越虽蛮夷， 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余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史记·东越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