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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的“人地关系”的理论，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一定的生活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制约着一定的观念形态。这种人文地理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东瓯史前先民的“人地关系”与生活方式。
（一） 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多在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之处地形主要分为平原、盆地、高原、山地、丘陵五大类，原始聚落的居住形式， 经历了穴居、巢居、半穴居、地面建筑等多种类型的变化。居住形式的变化，反映了史前先民地理环境观念的变化。而对于史前人类来说，河流谷地（盆地） 是人类最好的居处。东瓯史前文明，主要源自东瓯两大水系灵江、瓯江的上游的河流谷地（盆地）。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遗址，已经出现地面建筑。通过对东瓯史前聚落考古，可以折射出东瓯史前先民的择居环境理念，从中分析东瓯史前先民聚落的人地关系。从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看，多为“依山傍水，坐北朝南”。
距今万年的嵊州小黄山遗址面积五万平方米左右，座落于相对高度１０米左右的坡地上。周围是曹娥江上游长乐江宽阔的河谷平原，依山傍水，南面而居，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小黄山文化遗址内分四个阶段、六个文化层，ＡＢ两个聚落，如同一部历史长卷，生动地描述了先民们在此依山傍水聚集而居的生产和生活的场景。一个个或方或圆、很有规则的深土坑，那是先民们储备食物的粮仓———地窖；一块块打磨得异常光滑的磨盘和饼状磨石，那是先民们用以敲碎野板栗等各种坚果作为食物的工具；几处明显的火塘遗迹，表明当时火已完全普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大量的陶器和石器，与良渚石器、跨湖桥陶器、上山遗址出土器皿以及河姆渡陶器传承关系十分明确；从地层中大量发现稻属植物的硅酸体，说明当时小黄山先民已在栽培或利用水稻。这一稻作文化同样说明了它与河姆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关系。人类两个群体和谐并处一地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少见，这为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上游河谷丘陵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聚落形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
距今七千年仙居下汤遗址的地理环境亦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下汤文化遗址距仙居县城西３０公里，北靠八卦山，南临永安溪，西傍四鸟坑， 是一块高出四周约２米的河谷盆地的台地。遗址总面积２．５万平方米（保存较完整的约１万平方米）。永安溪作为灵江两大源头之一，是仙居的主要河流。下汤文化遗址北靠八卦山，三面环溪（永安溪流经遗址南面）的地理环境，既给先民聚落解决了水源问题，又为先民聚落渔猎生产方式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距今三四千年的玉环三合潭遗址和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的地理环境亦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三合潭遗址距玉环县约２公里处的一个面积约４平方公里河谷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该盆地系兰花溪、大福溪和龙潭溪三溪汇流所冲积，在此发现了东瓯史前的干栏式建筑遗址。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背靠括苍山脉，面向瓯江下游平原。亦为三面环山，一方平川之地。
东瓯史前先民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环境观”：一是聚落遗址多为依山傍水之处。生存是东瓯史前先民生活的第一需要，依山傍水，既能解决东瓯史前先民生存的水源问题，又便于农业、采集和渔猎，以解决东瓯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问题。二是聚落遗址多为江河、溪流的汇合处。嵊州小黄山、仙居下汤、玉环三合潭、温州老鼠屿、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的聚落选址多在灵江、瓯江流域的干支流汇合处，说明东瓯史前交通除山前地带外，水上则是主要交通方式。三是聚落遗址多为坐北朝南的向阳之处。东瓯史前先民的聚落遗址多为坐北朝南的台地，说明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已有明确的东南西北“四方”概念，懂得既要选依山傍水之处，又要选坐北朝南的向阳台地。既能宜居生活、方便交通，又能避免洪水侵袭。这就是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环境观的体现。
东瓯沿海岛屿上的聚落遗址多分布在依西北山向的山间平地或环山谷地中。从玉环三合潭聚落遗址分布看，其择居选址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东瓯史前先民懂得台风来自东南方，为避免台风和海暴的袭击，以环山阻避洪灾。“靠海吃海”势必要傍海而居。为避台风侵袭，既靠近海边又三面隆起的山岙是先民居住的理想环境。一是环山能够抵挡台风侵袭，对房屋以及海湾里的舟楫能起到有效地保护作用；二是环山的海滩往往比较平坦，便于泊舟捕涝等海上作业。这一古老的海岛择居理念得以代代传承，如今的渔村大多还是处于在这样的环山之中。这是东瓯史前先民长期与自然界相处而得出的“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和长期积累的择居经验。
（二） 东瓯史前先民的聚落建筑形式已是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自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发现三排长２９．６米，东西走向、排列规则的“立柱式”建筑遗迹后，浙江考古所认为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长房”。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东瓯也随之进入了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时代。玉环三合潭遗址发现了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这是东瓯首次发现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
据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中国文物报》第２版所发表孙国平、田正标、胡继根、杨青的考古文章《三合潭遗址发现罕见商周木构建筑遗迹》。三合潭遗址发掘面积共４５０平方米，堆积深度１．８—３．４米，主要发现了保存较好的成片木构建筑遗迹。成片的木构建筑遗迹发现于距地表约１．５米深的地层里，整个遗迹被战国时期堆积叠压。以密集分布的木桩、木柱为主要形式，所有柱坑开口于战国层下，打破春秋时期地层。木头暴露高度和保存长度首先取决于遗址的地下水位，也与桩、柱所处的具体位置、埋藏深度、自身粗细、木材种类（据初步测定，有的为楠木）等因素有关。共发现直立的大小木桩、木柱１００多根，长度多在１米上下。
根据所处的地势高低、木柱（桩）的密集程度和分布规律、柱子的粗细差异，建筑遗迹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片地势高，木桩数量少，直径多数较细，仅１５厘米上下，挖土坑栽埋的柱子更少，且坑小、柱细、垫板单薄，它们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建筑单元、布局结构均不清楚。
南片地势低，木柱分布非常密集，犹如一片古代的树林，柱子多数粗壮，直径一般在２０厘米以上，最大达８０厘米，而且它们多有深大的柱坑和厚实的垫板，并且在有些宽大、位置关键的柱坑内常常中间栽埋一根粗大的主柱，其周围加立数根较细的护柱，有的还可能是后期维修和加固过程中添立的，另外， 有的柱子与垫板的位置常出现侧偏情形，垫板倾斜较严重。其中，有的垫板完全侧翻，并几乎与柱子平行。由此可见这一带建筑地质条件的特殊性———沿海丘陵坡麓冲积沙层、淤积土层（软土地基）；局部还有少量的小木桩。
南片约８０根柱子的分布可大致区分为３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其中， Ｆ１位于西南部，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纵轴与山坡方向平行，它的四面共由１２丛柱子组成，并且每丛均有柱坑和垫板，转角柱都特别粗大；东西各５丛，南北各３丛，几乎完全对称，长８米，宽６米，总面积约５０平方米。其余的Ｆ２、Ｆ３，布局形式与Ｆ１相近，但不完整。特别是除了如此多的柱坑、柱子以外，未发现任何横向的地板、横梁等木构件，但根据这里的建筑环境、营建地面的海拔高度、所在位置、建筑平面形式、用材大小等方面分析，这片建筑遗迹的性质属干栏建筑的可能性较大。
大量的工具痕显示这里的木材加工完全采用砍、劈、凿、削等方式，残留在柱体上的刃口痕主要呈略弧凸的形状，宽５—６厘米，这与采集到的青铜锛（斧）形状相吻合，而未见任何锯痕。另外，在近２０根较粗的柱子根部发现了完整或残缺的牛鼻形（双目形）凿孔，宽约２０、深约１０厘米，中间竖向的鼻梁多被故意砍断。初步分析它们应与树木的砍伐、堆放、运输或营建过程有关，其性质、功用还令人费解。
三合潭遗址发掘的商周时期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遗迹，保存清晰，平面布局基本完整。以挖坑、垫板、立柱为基本营建手段，并选择丘陵坡麓的冲积沙土地带作为营建空间，这种适应方式显然受制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整个遗址堆积没有表现出二次堆积的基本特征。
它的建筑技术明显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建筑传统，代表了东瓯沿海丘陵气候湿润环境下的建筑文化特色，充分体现了东瓯史前先民适应东瓯沿海丘陵、海岛气候湿润等环境特性的生活智慧。此次发现在东瓯乃至全国商周考古史上尚属罕见。为研究东瓯史前文化开拓、发展，并向青铜文化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东瓯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珍贵的实物依据。
玉环三合潭遗址发现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与其说是东瓯商周时期的建筑，毋宁说是由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东瓯史前先民智慧的结晶。因为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史前文化中的主要建筑形式，它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分上下两层：下层饲养动物或堆放杂物，上层住人。这种建筑适合于中国南方雨水众多、气候湿润、环境潮湿的南方人居住。故晋代博物学家张华在《博物志》（卷一）中说“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江浙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可见，玉环三合潭遗址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亦是由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
（三） 东瓯史前先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自身特色自东瓯最早发现的距今十万年前的“灵江人”头盖骨化石后，说明东瓯的灵江与瓯江水系、已有人类居住，后因海侵而移居山地丘陵地带。在灵江水系两大源头始丰溪与永安溪上游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和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就是实例。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既是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源头，又是东瓯史前文明的主要源头。小黄山文化遗址东扩，发展成为河姆渡文化，南下则成为仙居下汤文化。东瓯史前的另一个文明源头，则是瓯江上游的丽水“好川文化”。两大史前文明的汇流，共同建构了东瓯的史前文明。
从东瓯史前文明看，东瓯史前先民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样，日常生活亦是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方式，也进入石器、陶器、玉器“三器并用” 时代。因区域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瓯史前文明虽亚于北面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难与南面的闽越文化比肩，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东瓯史前文明遗址主要分布在溪江两岸及滨海沿岸比较平缓的岗丘及坡地上，尤以溪江汇合处分布密集。这与已知的宁绍平原与浙北地区杭嘉湖史前遗址，集中分布在平原南缘山前地带、古海湾边的分布特点明显不同。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研究员《浙江南部先秦文化浅析》一文考证，在以溪江为主要交通线的东瓯，溪江汇合处有如今天的交通枢纽。东瓯史前文明遗址多存在于溪江交汇处，是因为这类地点交通最方便。从灵江上游仙居下汤遗址、瓯江上游遂昌好川墓地和飞云江上游泰顺狮子岗以及其下游同类遗存比较，证明东瓯史前文明是从上游向下游发展的。越靠近溪江源头， 越逼近大山，史前文明显得更原始，年代更久远。这是东瓯（包括闽北）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史前文明分布的规律（《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
为什么东瓯史前先民选择深山僻壤作为谋生之地呢？原因就是海侵而移居傍水的丘陵山地，选择沿江平缓岗地为聚落点，过着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 农耕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来随着海退，灵江下游的温黄平原、瓯江的温瑞平原，得以冲积成陆，才发展为以农耕文明为主，采集、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瓯江为界，瓯江以北的农业犁耕文明，由灵江水系的温黄平原发展而来。灵江流域的临海、温岭、黄岩和乐清湾、永嘉等地普遍发现石犁、三角形斜柄石刀和石耨等石器，即是以农耕文明为主，采集、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瓯江以南的飞云江、鳌江流域，至今几乎未发现此类石器。
这一流域普遍发现的粗放型打制石斧、石锛、半圆形石刀，是用于挖掘块茎植物和狩猎剥皮、割取穗实的专门工具。这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农耕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最直接证据。因此，王海明研究员认为飞云江流域聚落特点是“大分散、小聚落、短时间、少堆积（出处同上）”。
第二，东瓯史前民俗北与河姆渡文化相接，南与闽越史前文明相近。
在河姆渡文化与闽越史前文明中，东瓯地处其中。因族缘与地缘的关系， 使得东瓯史前民俗，北与河姆渡文化相接，南与闽越史前文明相近。
从饮食习俗看，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物硅酸体、夹碳陶，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矛、弹丸、箭镞、网坠， 临海以及温黄平原发现的石犁，东瓯史前先民已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以稻米为主食，佐以山中野味、水产品或海产品。从东瓯出土的陶器看，炊煮器主要有釜、甑、鼎，饮食器主要有钵、盘、豆、杯，贮藏器主要有盆、罐等，说明东瓯史前先民通常采用煮、蒸、烤的方法来炊煮食物。
从居住习俗看，东瓯史前先民通常选择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之处。就葬俗而言，瓯江以北未发现大型墓葬群（含石棚墓群），瓯江以南则有大型的好川墓地与石棚墓群。尽管好川墓地发现较多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遗物，灰胎黑皮陶器，祭坛状玉饰片等，然它有别于良渚文化的自身特点更为突出和鲜明。
好川墓地墓坑的长宽比例，与浙北良渚文化墓葬明显不同。前者长宽比较接近，后者的长宽比例大体为二比一。墓葬普遍随葬陶鬶、鼎（三足盘）、罐、尊、杯、盉、豆为基本陶器组合，与良渚文化鼎、豆、壶陶器组合区别明显。好川墓地尽管出土玉器数量不少，也有玉钺出土，但更多的却是体量很小的锥形器和玉饰片，未见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礼用玉器。相反用几何形曲面玉片组成的玉柄状饰、玉嵌镶器，也不见于良渚文化遗址（王海明：《浙江南部先秦文化遗存浅析》）。
福建省博物馆杨琮研究员在《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三章《闽越国文化渊源》中指出，闽越史前文明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以涂饰黑、赭、红等色料的硬质陶、橙黄陶器皿为主要特征，石制工具亦以小型的石锛、石刀、石凿、石箭镞为主。新出现了较大的磨光石斧（钺）、石矛、石戈等兵器。这种文化面貌的遗存可分为两种地方相，即沿海类型与内陆类型。沿海类型的分布区从浙东南的灵江、瓯江流域，直至闽中的闽江下游地区；内陆类型的分布区从浙西南、赣东至闽西北的闽江上游地区。沿海类型与内陆类型的区别之处，前者彩绘陶器种类丰富，在陶器中所占比重大；后者彩绘陶器很少，主要以黑衣陶为主”。杨琮研究员所说的浙东南与浙西南，正是东瓯范围。
这说明闽越史前文明的渊源与东瓯史前文明亦有交叉影响和互动关系。但总的来看，这些习俗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闽越史前文明相比，是大同小异。
第三，东瓯的“好川墓葬”与“石棚墓”反映了东瓯的独特葬俗。
好川文化遗址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的《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一书介绍：好川文化遗址位于今丽水市遂昌县城西１２公里的三仁畲族乡好川村，地处仙霞岭南麓的大山深处，距遂昌县城妙高镇约１２公里，属山间低谷丘陵地貌。发源于好川西约８公里的忠溪经好川襟溪汇入松阴溪，属瓯江水系。
１９９７年夏季在好川村东部土名“岭头岗”的小山岗上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四千平方米，清理墓葬８０处，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等计１０６２件。
经鉴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在浙西南地区是首次发现，为１９９７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
好川文化遗址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众多。在８０处墓葬中，以大中型葬为主，小型墓葬仅８座，占墓葬总数的１０％。墓坑宽大，平面几呈方形，墓坑的长、宽系数多小于１．５米，大于２米的无一发现。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物品比较悬殊：大型墓葬品种类齐全，数量多，制作精；小型墓葬随葬品种类不全，数量很少。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玉器、石器、漆器。其中陶器７６２件，玉器９８ 件，石器１４２件，漆器２６件。陶器以泥质灰陶居多，泥质灰胎黑皮陶占一定的比例，夹砂陶、印纹陶少量。鼎（三足盘）、簋、钵、豆、罐、杯为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陶豆数量占随葬陶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形式丰富，颇具特色。
玉器多锥形器、玉珠等装饰品。漆器上几何形曲面玉片数量较多，在４座墓葬中发现的１２件三重台阶状（祭坛状）曲面玉片，为其他遗址、墓葬所未见。
玉器仅在７座大中型墓葬中发现８件，琮、璧等未见。石镞９５件，是数量最多的石器。石锛３４件，石钺１１件，三孔石刀１件。未发现石耨刀、斜柄石刀、石犁等农耕用具。
粉砂状泥质灰陶是好川文化遗址最主要的陶系，泥质灰胎黑皮陶有一定的数量，这是好川文化遗址陶器的一大特点。好川文化遗址陶豆特别发达，陶豆数量超过其他陶器数量的总和，占出土陶器总数的５７％。陶豆型式丰富，形制演变轨迹清晰，发展序列明确。豆形体高大，豆盘很浅，豆盘下发达的垂棱， 豆把上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圆形、三角形镂孔既是好川文化遗址陶豆最显著的造型特征，也又是好川文化遗址陶豆极具自身特点的装饰风格，它们构成好川文化的一个鲜明的文化特征。陶器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水器多，各有自己的发展序列。除三喙罐为好川文化所特有外，鬶、杯、盉等不同形态的水器有着不同的用途。部分陶杯、陶豆的口垂棱、圈足部位有朱红彩装饰，可能是作为礼器使用。
好川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经鉴定，多透闪一阳起石系列软玉。器形多是体量很小的锥形器、珠及几何造型的曲面玉饰片，玉钺不多，琮、璧等玉礼器没有发现。锥形器尾榫部均无小孔，绝大部分素面无纹。玉钺有宽短、窄长两型， 斜刃多崩缺，与石钺一样有并列双孔的。
亚腰形漆器、柄形漆器是好川文化遗址又一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器物，很可能是好川文化象征某种身份地位的“礼器”。漆器上的饰物经历由石质到玉质的变化过程。镶嵌几何形曲面玉片漆器，集中体现了好川文化精湛的玉作工艺和高超的漆器制作工艺技术。三重台阶状玉饰片目前为好川墓地所独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副所长将“好川墓地”葬俗概括成六大特点： １． 墓穴深大，大部分墓葬开凿于风化的表层基岩中，坑深原在２米以上， 墓葬长宽大多接近，葬具痕迹清晰，也较宽大。
２． 墓向基本一致，东南向居多，少量东北向。东南、东北向墓葬，几乎是垂直的。
３． 人骨架保存较差，保存人骨架的仅２座墓葬，葬式难定。从骨架摆放位置分析，似属二次葬的可能性为大。
４．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玉石器。陶器以泥质灰陶、黑皮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鬶、鼎（三足盘）、盉、圈足罐、带把杯、尊、豆是常见随葬陶器组合。
豆的造型丰富多彩，盛行圆形弧边三角形镂孔装饰。玉锥形器，玉钺，玉柄形饰在大中型墓中普遍随葬，不见玉琮、玉璧；石镞普遍发现，形式很丰富，磨制十分讲究，晚期墓葬还出现仿铜器的石镞。
５． 较晚阶段墓葬出现“之”字折线纹印软陶和拍印条纹（篮纹）叶脉纹印纹硬陶。
６． 玉石饰片加工极具特色，一般取曲面几何型，正面弧凸抛光，背面弧凹，线切割圆弧痕清晰明显。好川文化遗址是一支分布于浙西南仙霞岭山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下限至夏末商初，约距今４２００—３７００年， 前后积年５００年左右。填补了浙西南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的空白①。
距今三千多年温州鹿城老鼠山川文化遗址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温州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老鼠山发现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达６３５平方米，共清理了３５座好川文化墓葬，６座唐代墓葬，出土了１０００多件石器、陶器、铜器以及大量陶片，并发现了好川文化遗址连片的石构建筑遗迹。老鼠山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大型岗丘型聚落遗址，属于以瓯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好川文化”类型，今被列为第五批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瓯石棚墓 石棚墓系巨石为墓壁并封顶的墓，又称“支石墓”或“抬石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墓葬构筑形式之一。石棚墓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等许多国家沿海地带都有发现，中国则主要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在东瓯境内的台州仙居城西、三门满山岛和温州飞云江流域的瑞安、苍南等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继发现了原始石棚墓（有的发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尤以温州瑞安、苍南一带为多。
台州石棚墓 与温州相比，台州石棚墓的发现要晚于温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台州文管会组织沿海岛屿考古时，在三门县满山岛才发现石棚墓，这是台州发现石棚墓之始。２００８年３月，台州市与仙居县文物部门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仙居县城关西门外石头庙的田野中发现四座石棚墓。或单块竖立，或多块叠砌。其中最完整的一座石室，由三块巨石构成，每块巨石重约２０吨，四五米长的巨舌状天然石块为顶盖，每块巨型盖石都由另外几块大石支叠而成。２００８年５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研究员专程赴仙居考察鉴定后认为，仙居城西石头庙石棚墓地处河谷盆地，石棚墓的巨型支石与盖石系人工搬运所致，可基本确定为石棚墓，时间应在商周时期。仙居城西石头庙石棚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台州东瓯先民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① 温州石棚墓 温州发现的石棚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时间也比台州早。
在瑞安莘塍岱石山、马屿棋盘山、塘下杨梅山、平阳钱仓龙头山和苍南桐桥等处，已发现石棚墓５５座。较有代表性的则是瑞安岱石山与棋盘山石棚墓。
岱石山石棚墓 瑞安是在１９５６年首次发现石棚墓，尤其是１９８３年开始文物普查以来，已相继在莘塍岱石山、马屿棋盘山和塘下杨梅山发现石棚墓共３３座。从发现的座数来说，遗存石棚墓的密集程度，比中国石棚墓的主要分布地辽东半岛还要高。
瑞安岱石山西周石棚墓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葬形制与结构大致为：将地表下挖约０．３米作墓底，少数墓铺以鹅卵石，四角各立一块高约一米的不整条石作支石，其上覆盖一块长约２．７米、宽约２米、厚约０．５米的巨石板，重约数吨，左、右、后三面的支石中间，用块石糊以泥土填塞成墓壁，外又围以块石或夯土，且后壁多紧靠山坡，墓室一般高约０．７米，前方都留有墓门，也有支石为３根、６根，或无支石，仅用块石垒筑成墙体以支撑盖石；也有盖石约长４米、宽３米多，重吨十数吨。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 对岱石山３０多座石棚墓进行发掘。墓中出土陪葬品计有：印纹硬陶罐、豆、鼎、纺轮，原始褐黑釉瓷尊、豆，原始青釉瓷簋、碟、盂、罐、鼎、豆，青铜矛、戈、锛、凿、镢、镞、短剑、小编钟（共７只）以及石凿等。此外，在马屿棋盘山、塘下杨梅山及平阳钱仓龙头山亦发现这类墓葬多座。这种特殊墓葬目前在我国仅辽东半岛有发现。
棋盘山石棚墓 棋盘山海拔１１１．２米，其南面山麓是冲积平原。棋盘山的石棚墓共四座，分布在两个东西相对的山岗上，东山岗墓现存一座，局部残缺，西山岗墓现存一座，基本保持完好。石棚墓由巨石构筑而成，都用不规则的石条作支石承支盖石，明显地建筑在土方台基上面，台基均略呈圆形，高２ 至３米，面积约２５０平方米。墓室占地约２０平方米，盖石长约４．５米、宽３米。根据从墓地土方台基上和盖石下空间内所采集的原始青瓷、印纹硬陶等器皿与残片，棋盘山石墓属于商周时期的墓葬。因棋盘山石棚墓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石棚墓”，所以自１９８３年发现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纷至沓来， 日本、韩国博物馆等国外专家教授，曾先后多次组团对其进行考察。２００１年， 棋盘山石棚墓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副所长在《浙江石棚墓研究》（《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中指出东瓯石棚墓与东北石棚墓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形制结构不同。东北石棚墓与东瓯占主要形式的第一类石棚墓虽有相似之处，但东瓯第一类石棚墓的三壁均用多块长石紧密埋立而成，不管规模大小，无一例外。而东北石棚墓不管是侧壁还是后壁，均是由独块整石埋立而成，因此，墓壁构造上的多块与独块，成为东瓯石棚墓与东北石棚墓在形制结构和构筑方法上最为明显的区别。
第二，石棚构造精粗不同。东北石棚墓的壁石大多经过精细加工，石板大小基本一致，形状规正，有的还凿出凹槽用以三面壁石牢固套合，如此构成的石棚规正精致，俨然是一座经过精心设计加工的石构建筑。而东瓯石棚墓的石材均不经精细加工，石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埋立构筑成墓室后，石棚的整体形状远不如东北石棚的规正和严密。
第三，墓底设施的不同。东北石棚墓底部铺设石板是一种普遍现象，且和墓壁一样也是整块石板，它与三壁之间也是一种严密完美的套合，使东北石棚墓的精致程度更胜一筹。相比之下，东瓯石棚墓显得简单得多，大多墓底为泥面，纵有铺设者，也不是一些自然的卵状小石或扁平的小石块而已。
在中国南方百越民族的葬俗中，悬棺葬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在东瓯墓葬中却非常罕见。而其他如东瓯的丽水好川墓地、温州石棚墓群、老鼠山墓地，台州先秦墓葬亦少悬棺葬。只有三国孙吴丹阳太守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安阳、罗江“安家之民”悬棺葬习俗：“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 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墎也。”（此外，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中“寒石山”条记载天台“寒石山，石室前有立室，参差五色，远望如绶带，旧传为绶带山。产石髓、石脂绝妙。有仙人石棺，蜕骨尚存。旧有僧就视胫骨，几数尺云”。）《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寒石山》载同。这应是东瓯“悬棺葬”之遗孓。而在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跨湖桥文化中亦未发现；其葬俗也比较独特，这都说明东瓯葬俗确实与众不同。
（一） 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多在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之处地形主要分为平原、盆地、高原、山地、丘陵五大类，原始聚落的居住形式， 经历了穴居、巢居、半穴居、地面建筑等多种类型的变化。居住形式的变化，反映了史前先民地理环境观念的变化。而对于史前人类来说，河流谷地（盆地） 是人类最好的居处。东瓯史前文明，主要源自东瓯两大水系灵江、瓯江的上游的河流谷地（盆地）。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遗址，已经出现地面建筑。通过对东瓯史前聚落考古，可以折射出东瓯史前先民的择居环境理念，从中分析东瓯史前先民聚落的人地关系。从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看，多为“依山傍水，坐北朝南”。
距今万年的嵊州小黄山遗址面积五万平方米左右，座落于相对高度１０米左右的坡地上。周围是曹娥江上游长乐江宽阔的河谷平原，依山傍水，南面而居，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小黄山文化遗址内分四个阶段、六个文化层，ＡＢ两个聚落，如同一部历史长卷，生动地描述了先民们在此依山傍水聚集而居的生产和生活的场景。一个个或方或圆、很有规则的深土坑，那是先民们储备食物的粮仓———地窖；一块块打磨得异常光滑的磨盘和饼状磨石，那是先民们用以敲碎野板栗等各种坚果作为食物的工具；几处明显的火塘遗迹，表明当时火已完全普及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大量的陶器和石器，与良渚石器、跨湖桥陶器、上山遗址出土器皿以及河姆渡陶器传承关系十分明确；从地层中大量发现稻属植物的硅酸体，说明当时小黄山先民已在栽培或利用水稻。这一稻作文化同样说明了它与河姆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关系。人类两个群体和谐并处一地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少见，这为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上游河谷丘陵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聚落形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
距今七千年仙居下汤遗址的地理环境亦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下汤文化遗址距仙居县城西３０公里，北靠八卦山，南临永安溪，西傍四鸟坑， 是一块高出四周约２米的河谷盆地的台地。遗址总面积２．５万平方米（保存较完整的约１万平方米）。永安溪作为灵江两大源头之一，是仙居的主要河流。下汤文化遗址北靠八卦山，三面环溪（永安溪流经遗址南面）的地理环境，既给先民聚落解决了水源问题，又为先民聚落渔猎生产方式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距今三四千年的玉环三合潭遗址和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的地理环境亦是“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三合潭遗址距玉环县约２公里处的一个面积约４平方公里河谷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该盆地系兰花溪、大福溪和龙潭溪三溪汇流所冲积，在此发现了东瓯史前的干栏式建筑遗址。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背靠括苍山脉，面向瓯江下游平原。亦为三面环山，一方平川之地。
东瓯史前先民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环境观”：一是聚落遗址多为依山傍水之处。生存是东瓯史前先民生活的第一需要，依山傍水，既能解决东瓯史前先民生存的水源问题，又便于农业、采集和渔猎，以解决东瓯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问题。二是聚落遗址多为江河、溪流的汇合处。嵊州小黄山、仙居下汤、玉环三合潭、温州老鼠屿、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的聚落选址多在灵江、瓯江流域的干支流汇合处，说明东瓯史前交通除山前地带外，水上则是主要交通方式。三是聚落遗址多为坐北朝南的向阳之处。东瓯史前先民的聚落遗址多为坐北朝南的台地，说明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已有明确的东南西北“四方”概念，懂得既要选依山傍水之处，又要选坐北朝南的向阳台地。既能宜居生活、方便交通，又能避免洪水侵袭。这就是东瓯史前先民聚落选址环境观的体现。
东瓯沿海岛屿上的聚落遗址多分布在依西北山向的山间平地或环山谷地中。从玉环三合潭聚落遗址分布看，其择居选址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东瓯史前先民懂得台风来自东南方，为避免台风和海暴的袭击，以环山阻避洪灾。“靠海吃海”势必要傍海而居。为避台风侵袭，既靠近海边又三面隆起的山岙是先民居住的理想环境。一是环山能够抵挡台风侵袭，对房屋以及海湾里的舟楫能起到有效地保护作用；二是环山的海滩往往比较平坦，便于泊舟捕涝等海上作业。这一古老的海岛择居理念得以代代传承，如今的渔村大多还是处于在这样的环山之中。这是东瓯史前先民长期与自然界相处而得出的“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和长期积累的择居经验。
（二） 东瓯史前先民的聚落建筑形式已是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自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发现三排长２９．６米，东西走向、排列规则的“立柱式”建筑遗迹后，浙江考古所认为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长房”。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东瓯也随之进入了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时代。玉环三合潭遗址发现了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这是东瓯首次发现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
据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中国文物报》第２版所发表孙国平、田正标、胡继根、杨青的考古文章《三合潭遗址发现罕见商周木构建筑遗迹》。三合潭遗址发掘面积共４５０平方米，堆积深度１．８—３．４米，主要发现了保存较好的成片木构建筑遗迹。成片的木构建筑遗迹发现于距地表约１．５米深的地层里，整个遗迹被战国时期堆积叠压。以密集分布的木桩、木柱为主要形式，所有柱坑开口于战国层下，打破春秋时期地层。木头暴露高度和保存长度首先取决于遗址的地下水位，也与桩、柱所处的具体位置、埋藏深度、自身粗细、木材种类（据初步测定，有的为楠木）等因素有关。共发现直立的大小木桩、木柱１００多根，长度多在１米上下。
根据所处的地势高低、木柱（桩）的密集程度和分布规律、柱子的粗细差异，建筑遗迹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片地势高，木桩数量少，直径多数较细，仅１５厘米上下，挖土坑栽埋的柱子更少，且坑小、柱细、垫板单薄，它们分布没有明显规律，建筑单元、布局结构均不清楚。
南片地势低，木柱分布非常密集，犹如一片古代的树林，柱子多数粗壮，直径一般在２０厘米以上，最大达８０厘米，而且它们多有深大的柱坑和厚实的垫板，并且在有些宽大、位置关键的柱坑内常常中间栽埋一根粗大的主柱，其周围加立数根较细的护柱，有的还可能是后期维修和加固过程中添立的，另外， 有的柱子与垫板的位置常出现侧偏情形，垫板倾斜较严重。其中，有的垫板完全侧翻，并几乎与柱子平行。由此可见这一带建筑地质条件的特殊性———沿海丘陵坡麓冲积沙层、淤积土层（软土地基）；局部还有少量的小木桩。
南片约８０根柱子的分布可大致区分为３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其中， Ｆ１位于西南部，平面呈南北向的长方形，纵轴与山坡方向平行，它的四面共由１２丛柱子组成，并且每丛均有柱坑和垫板，转角柱都特别粗大；东西各５丛，南北各３丛，几乎完全对称，长８米，宽６米，总面积约５０平方米。其余的Ｆ２、Ｆ３，布局形式与Ｆ１相近，但不完整。特别是除了如此多的柱坑、柱子以外，未发现任何横向的地板、横梁等木构件，但根据这里的建筑环境、营建地面的海拔高度、所在位置、建筑平面形式、用材大小等方面分析，这片建筑遗迹的性质属干栏建筑的可能性较大。
大量的工具痕显示这里的木材加工完全采用砍、劈、凿、削等方式，残留在柱体上的刃口痕主要呈略弧凸的形状，宽５—６厘米，这与采集到的青铜锛（斧）形状相吻合，而未见任何锯痕。另外，在近２０根较粗的柱子根部发现了完整或残缺的牛鼻形（双目形）凿孔，宽约２０、深约１０厘米，中间竖向的鼻梁多被故意砍断。初步分析它们应与树木的砍伐、堆放、运输或营建过程有关，其性质、功用还令人费解。
三合潭遗址发掘的商周时期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遗迹，保存清晰，平面布局基本完整。以挖坑、垫板、立柱为基本营建手段，并选择丘陵坡麓的冲积沙土地带作为营建空间，这种适应方式显然受制于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整个遗址堆积没有表现出二次堆积的基本特征。
它的建筑技术明显地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部分建筑传统，代表了东瓯沿海丘陵气候湿润环境下的建筑文化特色，充分体现了东瓯史前先民适应东瓯沿海丘陵、海岛气候湿润等环境特性的生活智慧。此次发现在东瓯乃至全国商周考古史上尚属罕见。为研究东瓯史前文化开拓、发展，并向青铜文化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东瓯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珍贵的实物依据。
玉环三合潭遗址发现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与其说是东瓯商周时期的建筑，毋宁说是由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东瓯史前先民智慧的结晶。因为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史前文化中的主要建筑形式，它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分上下两层：下层饲养动物或堆放杂物，上层住人。这种建筑适合于中国南方雨水众多、气候湿润、环境潮湿的南方人居住。故晋代博物学家张华在《博物志》（卷一）中说“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江浙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可见，玉环三合潭遗址的榫卯结构干栏式建筑，亦是由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
（三） 东瓯史前先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自身特色自东瓯最早发现的距今十万年前的“灵江人”头盖骨化石后，说明东瓯的灵江与瓯江水系、已有人类居住，后因海侵而移居山地丘陵地带。在灵江水系两大源头始丰溪与永安溪上游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和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就是实例。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既是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源头，又是东瓯史前文明的主要源头。小黄山文化遗址东扩，发展成为河姆渡文化，南下则成为仙居下汤文化。东瓯史前的另一个文明源头，则是瓯江上游的丽水“好川文化”。两大史前文明的汇流，共同建构了东瓯的史前文明。
从东瓯史前文明看，东瓯史前先民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样，日常生活亦是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方式，也进入石器、陶器、玉器“三器并用” 时代。因区域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瓯史前文明虽亚于北面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难与南面的闽越文化比肩，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东瓯史前文明遗址主要分布在溪江两岸及滨海沿岸比较平缓的岗丘及坡地上，尤以溪江汇合处分布密集。这与已知的宁绍平原与浙北地区杭嘉湖史前遗址，集中分布在平原南缘山前地带、古海湾边的分布特点明显不同。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研究员《浙江南部先秦文化浅析》一文考证，在以溪江为主要交通线的东瓯，溪江汇合处有如今天的交通枢纽。东瓯史前文明遗址多存在于溪江交汇处，是因为这类地点交通最方便。从灵江上游仙居下汤遗址、瓯江上游遂昌好川墓地和飞云江上游泰顺狮子岗以及其下游同类遗存比较，证明东瓯史前文明是从上游向下游发展的。越靠近溪江源头， 越逼近大山，史前文明显得更原始，年代更久远。这是东瓯（包括闽北）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史前文明分布的规律（《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
为什么东瓯史前先民选择深山僻壤作为谋生之地呢？原因就是海侵而移居傍水的丘陵山地，选择沿江平缓岗地为聚落点，过着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 农耕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来随着海退，灵江下游的温黄平原、瓯江的温瑞平原，得以冲积成陆，才发展为以农耕文明为主，采集、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瓯江为界，瓯江以北的农业犁耕文明，由灵江水系的温黄平原发展而来。灵江流域的临海、温岭、黄岩和乐清湾、永嘉等地普遍发现石犁、三角形斜柄石刀和石耨等石器，即是以农耕文明为主，采集、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瓯江以南的飞云江、鳌江流域，至今几乎未发现此类石器。
这一流域普遍发现的粗放型打制石斧、石锛、半圆形石刀，是用于挖掘块茎植物和狩猎剥皮、割取穗实的专门工具。这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农耕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最直接证据。因此，王海明研究员认为飞云江流域聚落特点是“大分散、小聚落、短时间、少堆积（出处同上）”。
第二，东瓯史前民俗北与河姆渡文化相接，南与闽越史前文明相近。
在河姆渡文化与闽越史前文明中，东瓯地处其中。因族缘与地缘的关系， 使得东瓯史前民俗，北与河姆渡文化相接，南与闽越史前文明相近。
从饮食习俗看，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物硅酸体、夹碳陶，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矛、弹丸、箭镞、网坠， 临海以及温黄平原发现的石犁，东瓯史前先民已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以稻米为主食，佐以山中野味、水产品或海产品。从东瓯出土的陶器看，炊煮器主要有釜、甑、鼎，饮食器主要有钵、盘、豆、杯，贮藏器主要有盆、罐等，说明东瓯史前先民通常采用煮、蒸、烤的方法来炊煮食物。
从居住习俗看，东瓯史前先民通常选择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之处。就葬俗而言，瓯江以北未发现大型墓葬群（含石棚墓群），瓯江以南则有大型的好川墓地与石棚墓群。尽管好川墓地发现较多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遗物，灰胎黑皮陶器，祭坛状玉饰片等，然它有别于良渚文化的自身特点更为突出和鲜明。
好川墓地墓坑的长宽比例，与浙北良渚文化墓葬明显不同。前者长宽比较接近，后者的长宽比例大体为二比一。墓葬普遍随葬陶鬶、鼎（三足盘）、罐、尊、杯、盉、豆为基本陶器组合，与良渚文化鼎、豆、壶陶器组合区别明显。好川墓地尽管出土玉器数量不少，也有玉钺出土，但更多的却是体量很小的锥形器和玉饰片，未见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礼用玉器。相反用几何形曲面玉片组成的玉柄状饰、玉嵌镶器，也不见于良渚文化遗址（王海明：《浙江南部先秦文化遗存浅析》）。
福建省博物馆杨琮研究员在《闽越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三章《闽越国文化渊源》中指出，闽越史前文明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以涂饰黑、赭、红等色料的硬质陶、橙黄陶器皿为主要特征，石制工具亦以小型的石锛、石刀、石凿、石箭镞为主。新出现了较大的磨光石斧（钺）、石矛、石戈等兵器。这种文化面貌的遗存可分为两种地方相，即沿海类型与内陆类型。沿海类型的分布区从浙东南的灵江、瓯江流域，直至闽中的闽江下游地区；内陆类型的分布区从浙西南、赣东至闽西北的闽江上游地区。沿海类型与内陆类型的区别之处，前者彩绘陶器种类丰富，在陶器中所占比重大；后者彩绘陶器很少，主要以黑衣陶为主”。杨琮研究员所说的浙东南与浙西南，正是东瓯范围。
这说明闽越史前文明的渊源与东瓯史前文明亦有交叉影响和互动关系。但总的来看，这些习俗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闽越史前文明相比，是大同小异。
第三，东瓯的“好川墓葬”与“石棚墓”反映了东瓯的独特葬俗。
好川文化遗址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的《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一书介绍：好川文化遗址位于今丽水市遂昌县城西１２公里的三仁畲族乡好川村，地处仙霞岭南麓的大山深处，距遂昌县城妙高镇约１２公里，属山间低谷丘陵地貌。发源于好川西约８公里的忠溪经好川襟溪汇入松阴溪，属瓯江水系。
１９９７年夏季在好川村东部土名“岭头岗”的小山岗上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四千平方米，清理墓葬８０处，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等计１０６２件。
经鉴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在浙西南地区是首次发现，为１９９７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
好川文化遗址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众多。在８０处墓葬中，以大中型葬为主，小型墓葬仅８座，占墓葬总数的１０％。墓坑宽大，平面几呈方形，墓坑的长、宽系数多小于１．５米，大于２米的无一发现。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物品比较悬殊：大型墓葬品种类齐全，数量多，制作精；小型墓葬随葬品种类不全，数量很少。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玉器、石器、漆器。其中陶器７６２件，玉器９８ 件，石器１４２件，漆器２６件。陶器以泥质灰陶居多，泥质灰胎黑皮陶占一定的比例，夹砂陶、印纹陶少量。鼎（三足盘）、簋、钵、豆、罐、杯为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陶豆数量占随葬陶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形式丰富，颇具特色。
玉器多锥形器、玉珠等装饰品。漆器上几何形曲面玉片数量较多，在４座墓葬中发现的１２件三重台阶状（祭坛状）曲面玉片，为其他遗址、墓葬所未见。
玉器仅在７座大中型墓葬中发现８件，琮、璧等未见。石镞９５件，是数量最多的石器。石锛３４件，石钺１１件，三孔石刀１件。未发现石耨刀、斜柄石刀、石犁等农耕用具。
粉砂状泥质灰陶是好川文化遗址最主要的陶系，泥质灰胎黑皮陶有一定的数量，这是好川文化遗址陶器的一大特点。好川文化遗址陶豆特别发达，陶豆数量超过其他陶器数量的总和，占出土陶器总数的５７％。陶豆型式丰富，形制演变轨迹清晰，发展序列明确。豆形体高大，豆盘很浅，豆盘下发达的垂棱， 豆把上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圆形、三角形镂孔既是好川文化遗址陶豆最显著的造型特征，也又是好川文化遗址陶豆极具自身特点的装饰风格，它们构成好川文化的一个鲜明的文化特征。陶器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水器多，各有自己的发展序列。除三喙罐为好川文化所特有外，鬶、杯、盉等不同形态的水器有着不同的用途。部分陶杯、陶豆的口垂棱、圈足部位有朱红彩装饰，可能是作为礼器使用。
好川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经鉴定，多透闪一阳起石系列软玉。器形多是体量很小的锥形器、珠及几何造型的曲面玉饰片，玉钺不多，琮、璧等玉礼器没有发现。锥形器尾榫部均无小孔，绝大部分素面无纹。玉钺有宽短、窄长两型， 斜刃多崩缺，与石钺一样有并列双孔的。
亚腰形漆器、柄形漆器是好川文化遗址又一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器物，很可能是好川文化象征某种身份地位的“礼器”。漆器上的饰物经历由石质到玉质的变化过程。镶嵌几何形曲面玉片漆器，集中体现了好川文化精湛的玉作工艺和高超的漆器制作工艺技术。三重台阶状玉饰片目前为好川墓地所独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副所长将“好川墓地”葬俗概括成六大特点： １． 墓穴深大，大部分墓葬开凿于风化的表层基岩中，坑深原在２米以上， 墓葬长宽大多接近，葬具痕迹清晰，也较宽大。
２． 墓向基本一致，东南向居多，少量东北向。东南、东北向墓葬，几乎是垂直的。
３． 人骨架保存较差，保存人骨架的仅２座墓葬，葬式难定。从骨架摆放位置分析，似属二次葬的可能性为大。
４．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玉石器。陶器以泥质灰陶、黑皮陶为主，少量夹砂陶。陶鬶、鼎（三足盘）、盉、圈足罐、带把杯、尊、豆是常见随葬陶器组合。
豆的造型丰富多彩，盛行圆形弧边三角形镂孔装饰。玉锥形器，玉钺，玉柄形饰在大中型墓中普遍随葬，不见玉琮、玉璧；石镞普遍发现，形式很丰富，磨制十分讲究，晚期墓葬还出现仿铜器的石镞。
５． 较晚阶段墓葬出现“之”字折线纹印软陶和拍印条纹（篮纹）叶脉纹印纹硬陶。
６． 玉石饰片加工极具特色，一般取曲面几何型，正面弧凸抛光，背面弧凹，线切割圆弧痕清晰明显。好川文化遗址是一支分布于浙西南仙霞岭山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下限至夏末商初，约距今４２００—３７００年， 前后积年５００年左右。填补了浙西南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的空白①。
距今三千多年温州鹿城老鼠山川文化遗址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在温州鹿城区上戍乡渡头村老鼠山发现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发掘总面积达６３５平方米，共清理了３５座好川文化墓葬，６座唐代墓葬，出土了１０００多件石器、陶器、铜器以及大量陶片，并发现了好川文化遗址连片的石构建筑遗迹。老鼠山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大型岗丘型聚落遗址，属于以瓯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好川文化”类型，今被列为第五批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瓯石棚墓 石棚墓系巨石为墓壁并封顶的墓，又称“支石墓”或“抬石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墓葬构筑形式之一。石棚墓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等许多国家沿海地带都有发现，中国则主要集中分布在辽东半岛。在东瓯境内的台州仙居城西、三门满山岛和温州飞云江流域的瑞安、苍南等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继发现了原始石棚墓（有的发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尤以温州瑞安、苍南一带为多。
台州石棚墓 与温州相比，台州石棚墓的发现要晚于温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台州文管会组织沿海岛屿考古时，在三门县满山岛才发现石棚墓，这是台州发现石棚墓之始。２００８年３月，台州市与仙居县文物部门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仙居县城关西门外石头庙的田野中发现四座石棚墓。或单块竖立，或多块叠砌。其中最完整的一座石室，由三块巨石构成，每块巨石重约２０吨，四五米长的巨舌状天然石块为顶盖，每块巨型盖石都由另外几块大石支叠而成。２００８年５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研究员专程赴仙居考察鉴定后认为，仙居城西石头庙石棚墓地处河谷盆地，石棚墓的巨型支石与盖石系人工搬运所致，可基本确定为石棚墓，时间应在商周时期。仙居城西石头庙石棚墓的发现，对于研究台州东瓯先民商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① 温州石棚墓 温州发现的石棚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时间也比台州早。
在瑞安莘塍岱石山、马屿棋盘山、塘下杨梅山、平阳钱仓龙头山和苍南桐桥等处，已发现石棚墓５５座。较有代表性的则是瑞安岱石山与棋盘山石棚墓。
岱石山石棚墓 瑞安是在１９５６年首次发现石棚墓，尤其是１９８３年开始文物普查以来，已相继在莘塍岱石山、马屿棋盘山和塘下杨梅山发现石棚墓共３３座。从发现的座数来说，遗存石棚墓的密集程度，比中国石棚墓的主要分布地辽东半岛还要高。
瑞安岱石山西周石棚墓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葬形制与结构大致为：将地表下挖约０．３米作墓底，少数墓铺以鹅卵石，四角各立一块高约一米的不整条石作支石，其上覆盖一块长约２．７米、宽约２米、厚约０．５米的巨石板，重约数吨，左、右、后三面的支石中间，用块石糊以泥土填塞成墓壁，外又围以块石或夯土，且后壁多紧靠山坡，墓室一般高约０．７米，前方都留有墓门，也有支石为３根、６根，或无支石，仅用块石垒筑成墙体以支撑盖石；也有盖石约长４米、宽３米多，重吨十数吨。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 对岱石山３０多座石棚墓进行发掘。墓中出土陪葬品计有：印纹硬陶罐、豆、鼎、纺轮，原始褐黑釉瓷尊、豆，原始青釉瓷簋、碟、盂、罐、鼎、豆，青铜矛、戈、锛、凿、镢、镞、短剑、小编钟（共７只）以及石凿等。此外，在马屿棋盘山、塘下杨梅山及平阳钱仓龙头山亦发现这类墓葬多座。这种特殊墓葬目前在我国仅辽东半岛有发现。
棋盘山石棚墓 棋盘山海拔１１１．２米，其南面山麓是冲积平原。棋盘山的石棚墓共四座，分布在两个东西相对的山岗上，东山岗墓现存一座，局部残缺，西山岗墓现存一座，基本保持完好。石棚墓由巨石构筑而成，都用不规则的石条作支石承支盖石，明显地建筑在土方台基上面，台基均略呈圆形，高２ 至３米，面积约２５０平方米。墓室占地约２０平方米，盖石长约４．５米、宽３米。根据从墓地土方台基上和盖石下空间内所采集的原始青瓷、印纹硬陶等器皿与残片，棋盘山石墓属于商周时期的墓葬。因棋盘山石棚墓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石棚墓”，所以自１９８３年发现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纷至沓来， 日本、韩国博物馆等国外专家教授，曾先后多次组团对其进行考察。２００１年， 棋盘山石棚墓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副所长在《浙江石棚墓研究》（《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中指出东瓯石棚墓与东北石棚墓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形制结构不同。东北石棚墓与东瓯占主要形式的第一类石棚墓虽有相似之处，但东瓯第一类石棚墓的三壁均用多块长石紧密埋立而成，不管规模大小，无一例外。而东北石棚墓不管是侧壁还是后壁，均是由独块整石埋立而成，因此，墓壁构造上的多块与独块，成为东瓯石棚墓与东北石棚墓在形制结构和构筑方法上最为明显的区别。
第二，石棚构造精粗不同。东北石棚墓的壁石大多经过精细加工，石板大小基本一致，形状规正，有的还凿出凹槽用以三面壁石牢固套合，如此构成的石棚规正精致，俨然是一座经过精心设计加工的石构建筑。而东瓯石棚墓的石材均不经精细加工，石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埋立构筑成墓室后，石棚的整体形状远不如东北石棚的规正和严密。
第三，墓底设施的不同。东北石棚墓底部铺设石板是一种普遍现象，且和墓壁一样也是整块石板，它与三壁之间也是一种严密完美的套合，使东北石棚墓的精致程度更胜一筹。相比之下，东瓯石棚墓显得简单得多，大多墓底为泥面，纵有铺设者，也不是一些自然的卵状小石或扁平的小石块而已。
在中国南方百越民族的葬俗中，悬棺葬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在东瓯墓葬中却非常罕见。而其他如东瓯的丽水好川墓地、温州石棚墓群、老鼠山墓地，台州先秦墓葬亦少悬棺葬。只有三国孙吴丹阳太守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安阳、罗江“安家之民”悬棺葬习俗：“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 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墎也。”（此外，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中“寒石山”条记载天台“寒石山，石室前有立室，参差五色，远望如绶带，旧传为绶带山。产石髓、石脂绝妙。有仙人石棺，蜕骨尚存。旧有僧就视胫骨，几数尺云”。）《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寒石山》载同。这应是东瓯“悬棺葬”之遗孓。而在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跨湖桥文化中亦未发现；其葬俗也比较独特，这都说明东瓯葬俗确实与众不同。
附注
① 王海明：《浙江南部先秦文化浅析》，刊《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印，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
① 《台州日报》２００８年７月７日。
① 温州文物处主编：《温州文物综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