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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区别在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打制，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是磨制。东瓯境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至今尚未发现，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与遗存点则遍及东瓯全境（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
尽管东瓯境内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东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与遗存点，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
从东瓯境内上述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新石器时代东瓯先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虽因地域差异而落后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良渚文化，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一） 东瓯“负山枕海”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构成东瓯史前文明的主要因素人类是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和形成了五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而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三个环境是影响一个区域文化生成的最主要因素。自然地理环境是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自然系统，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构建了文化的地理环境。因而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１５４７—１５９８，台州临海人）在其人文地理学名著《广志绎》中，将浙江划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文化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阻险，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① 东瓯的自然地理环境最大特点是“负山枕海”。根据王士性的划分，东瓯的温黄平原与温瑞平原，天台、仙居、丽水、瓯西等山区，三门湾、台州湾、乐清湾、温州湾等滨海地区，亦可划分成“泽国”、“山谷”、“海滨”三个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文化区，从而形成了“稻作”、“采猎”、“海作”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 导致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少；山谷之民，石气所钟， 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① 王士性认为：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环境）；一定的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观念形态（包括社会制度环境）；而一定的观念形态，则是一定的区域文化生成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
王士性的“文化生态”理论，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相似理论要早２００多年。
王士性的“三种地理类型划分”的人地关系理论，虽是针对封建社会而言， 但对东瓯史前文明也基本适用。因为“三种地理类型”中的东瓯史前先民因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分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一直保存至今。
（二） 东瓯境内的天台山、括苍山、仙霞岭山脉是东瓯史前文明的发祥地目前已知的东瓯史前文化源头，是距今十万年前的台州“灵江人”、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与台州仙居下汤文化以及瓯江源头的好川文化。
根据“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人地关系规律，海侵之时，古人类毫无疑问退居丘陵高地；海退之日，古人类随着海退的步伐而随进。从海侵时代所退居的丘陵高地，到海退时代所进居的河谷盆地，再到海全退时代所进居的冲积平原。这既是东瓯史前先民的人地关系规律，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人地关系总则。无论是东瓯境内最早的距今十万年前的台州“灵江人”， 距今万年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距今七千年的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还是距今三四千年的丽水与温州好川文化遗址、乐清湾的玉环三合潭文化遗址与乐清白石杨柳滩文化遗址，都遵循“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人地关系规律，即从退居丘陵高地，到进居河谷盆地，再到进居冲积平原（包括沿海岛屿）的“三部曲”。因此陈桥驿先生“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人地关系规律，不仅完全适用于东瓯史前文明研究，也完全适用于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研究。
（三） 东瓯史前先民的生产方式已进入史前“农耕海作”的文明时代王士性的“稻作”、“采猎”、“海作”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是东瓯史前先民的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当然，这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在相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有所交叉。
东瓯史前稻作文明 在东瓯史前农耕文明中的主源之一“稻作文明”中， 距今万年的天台山脉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地层中稻属植物硅酸体与夹炭陶的大量发现，表明小黄山史前先民已栽培或利用水稻。这是对河姆渡文化中发现大量碳化稻谷之谜的最好诠释。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４年发掘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有近４００平方米的稻草及谷粒堆积层，厚达１０至８０厘米。据估计，稻谷数量可达１２０吨左右。经抽样鉴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包括籼稻、粳稻以及籼稻的过渡类型。其中籼稻约占６０．３２％—７４．５６％，粳稻约占２０．５９％— ３９．６８％，籼稻的过渡型约占３．６％—４．４１％。其主源之一，即是天台山脉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因为随着“海退人进”，远古先民从丘陵山地、河谷盆地而进居到冲积平原。
此外，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与距今七千年的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分别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石磨棒、石磨球、石磨盘，尤其是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８方石磨盘和９件石磨球，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为浙江首次发现。下汤文化遗址的石磨盘与磨球与全国其他省份出土的磨盘形制、使用功能稍有不同，它虽制作粗糙，原始而古朴，形制笨拙，但碾谷功能较其他磨盘优越，具有横向辊碾和倒顺旋转的多功能优点。这说明东瓯史前先民已熟练掌握谷物脱粒加工技术。
据福建省博物馆林蔚文研究员《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三章第四节载：自新石器中晚期以来，锄耕乃至犁耕农业开始出现。史前先民已知犁耕破土、翻土耘田、收获收割等农耕程序，农耕技术达到史前文明的最高水平。与之相关的农具有石犁、破土器、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石锄、石铲、石刀、耘田器、石镰、蚌镰等。此时江浙的广大地区，普遍运用了三角形石犁及斜把靴形破土器等犁耕农具。江浙等地出土的石犁形制硕大，有的长达６０厘米左右，推测要一人执柄将刃插入泥土，二人曳绳在前牵引而进。
由于石质犁硬度不高，刃部较脆；一般仅适用于水田或沼泽地区耕作。其入土角度约２０度，犁首工作时向前下方的斜倾度较小，只能浅耕，不能深耕，效能较低。尽管如此，它却标志着从以耒耜发土的刀耕农业发展进步到以犁耕翻土的犁耕农业，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东瓯史前文明看，在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丽水、温州的好川文化遗址，以及温州飞云江流域新石器遗址所出土的石器中，罕见石犁发现。这说明距今七千年至四千多年前的东瓯史前文明，尚处于刀耕农业文明阶段。只有在新石器晚期的东瓯史前文明中，才进入犁耕农业文明阶段。
据１９９８年温州文物处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温州文物综录》记载，在温州１１个县（市、区）２０个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只有乐清市盘石镇重石村四房山遗址才发现三角形双孔石犁（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也发现石犁， 该书失载）。
而在台州九个县（市、区）中，多处发现石犁。尤以温黄平原（含玉环岛）居多。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在台州市路桥区下梁阻浪山发现了石犁头，此为台州境内最早发现石犁。１９８６年临海市城关巾山出土钻孔石犁壁一件。黄岩区澄江沿岸的头陀圣岙、灵石寺、下屿孙家岙、秀岭左坑岙等遗址均出土石犁。温岭市境内的城郊百家山、城北琅岙、泽国镇丹崖山、冠城九龟山和大溪楼旗村均出土石犁。
１９８４，在玉环三合潭遗址中发现了东瓯境内最完整的成套石铧犁。台州文物考古专家金祖明（１９３６—２００５）先生在《玉环岛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发掘报告中记载三合潭遗址出土的成套石铧犁３件，分二式： Ⅰ式：２件。石质坚硬，褐色。平面呈不等边三角形。头尖尾凹，两翼刃部平直微内收，器身两面扁平，单面刃。在器身三角处和中心各一单面钻孔， 孔径１．２—３厘米。其中一件长１９．５厘米、翼宽１７．４厘米。
Ⅱ式：１件。平面呈等边三角形，两面扁平，犁头圆弧，尾部内凹，两翼刃部锋利，中部有呈三角形分布的三个单面钻孔。长１８厘米、翼１９．５厘米、边角长１９．５厘米。此件器磨损严重，使用痕迹较明显。
犁壁６件，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两件呈刀形，两面扁平，刃部微内收，背部微弧。器身小端平直，大端呈斜角状，近背处两端各有一圆孔。刃长３０厘米、背长２５厘米、大端宽１５．５厘米、小端宽１０厘米、厚２．１厘米。这两件犁壁与Ⅱ式犁铧出土时相互叠压在一起。
金祖明先生指出，以往各地发现的石铧犁（即石犁头）只知其属农耕破土用具，但却不知如何操作使用。这次叠压在一起出土的全套石铧犁，在中国东瓯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它以犁头为中轴，两侧附上两片呈斜角的石犁壁， 使掘起的泥土向两边卷翻，减轻泥土阻力，以使犁头破土前进。犁头和犁壁上的圆孔，应是缚扎木制的犁脚、犁冲、犁弓和后把柄所用。
据刘仙洲《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载，１９５９年在杭州水田畈发现新石器晚期石犁，但非成套。又据《中国文物大辞典·三孔石犁》（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载，１９７９年在上海松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三孔石犁，长２４厘米，宽２４．５厘米，为沉积板岩，三角形，前端尖锐，两边侧刃， 后缘中间有一凹槽，面上凿三孔，可将犁固定在木座上，现藏上海博物馆。
而从东瓯史前文明考古来看，石犁多发现于台州临海大田平原、温黄平原以及沿海岛屿玉环三合潭；而温州乐清四房山及杨柳滩遗址发现石犁，其地缘与温黄平原仅一山湖雾岭之隔，与玉环同属乐清湾。在温瑞平原与丽水盆地绝少发现石犁，说明台州的犁耕农业文明要早于温州与丽水，当时的温州与丽水尚处于刀耕农业文明阶段。乐清四房山及杨柳滩遗址发现石犁，实质上是台州犁耕农业文明传播所致。
东瓯史前采猎与海作文明 东瓯史前文明除农耕外，山区与滨海地区尚有采猎与海作两种生产方式。东瓯虽多丘陵山地，但已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 出现了以农业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种植兼营畜牧的经济类型。
东瓯史前气候湿润，植被丰富，动植物繁多，这为东瓯史前先民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据林蔚文研究员《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第四章第一节载：距东瓯北界仅仅数百里之遥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动植物遗存。出土动物的骨骼有猕猴、红面猴、梅花鹿、水鹿、四不像、赤麇、小麇、獐、犀、亚洲象、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猫、黑鼠、豪猪、穿山甲以及驯养的猪、狗、水牛等；鸟类骨骼有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鹰等；水产鱼类等有扬子鳄、乌龟、鳖、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鲷、鲻鱼、无齿蚌等。这些动物种类达４７种，其中哺乳类灵长目两种，偶蹄目九种，奇蹄目一种，长鼻目一种，食肉目十一种，啮齿目二种，鳞甲目一种，以及鸟类八种，爬行类三种，鱼类八种及软体动物一种。除了动物外，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橡子、菱角等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史前先民们渔猎采集的生活状况。
而东瓯史前文化遗址虽无像余姚河姆渡遗址那样出土为数众多的动植物残骸遗存，但在文物考古中出土的工具中，仍有踪迹可寻。在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中发现狩猎工具有１５件石斧、３件石钺、２件石矛、３１件石锛，３５枚石镞、５颗石弹丸以及流星索等；丽水遂宁好川文化遗址出土石锛３４件，石钺１１ 件。此外，在台州玉环三合潭、温州老鼠山、乐清白石杨柳滩等文化遗址中，均有狩猎工具出土。东瓯的狩猎与采集经济，虽逊于余姚河姆渡等遗址，但也是普遍存在的。
东瓯的渔业文明最早发现于七千年前，台州下汤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长６．４厘米的石网坠，球形，中间一道凹槽。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东瓯史前先民们，不仅有了农业与畜牧经济，过去在旧石器时代只能在浅水处叉击捕鱼，新石器时代已能在水深处进行网捕作业，在渔业技术上已是更进一步。台州玉环三合潭与温州乐清白石杨柳滩文化遗址，除出土狩猎工具石刀、石钺、石斧、石镞外，还发现陶网坠（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出土陶网坠３２件）、鱼钓、鱼刺、鱼钩等渔具。这反映了随着东瓯沿海史前渔业生产的发展，捕捞工具也在不断进步。
１９６９年７月在台州温岭市箬横镇朝西村丈余深的淤土中，发掘出一艘新石器时代完整的樟木独木舟，长７．２米，船头有一方孔，船腹最宽处为１．１米， 船舱留有火炖后挖去炭屑而成的痕迹。时值“文革”，独木舟整体已毁，仅存小一方块船板及照片，今藏温岭市文管会。① 这是东瓯境内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船，表明东瓯沿海史前先民与河姆渡先民一样，已掌握原始的造船技术。当时造船主要工具就是有段石锛。
有段石锛既是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又是东瓯史前文明的主要文化特征。东瓯沿海史前文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斧、有段石锛、有段石凿、陶网坠等渔业生产工具，尤其是有段石锛，这是新石器时期特有的造船工具。它是长方扁形物，刃口斜削，似普通铁锛呈刨刀状。它与普通石锛不同处在于背面，即刃口斜上所向的一面不像正面那样平，而是中间隆起成一条横脊，把背面分成前后两部分，后部较薄，看起来像有两个阶段，所以叫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可以装柄使用，在造独木舟的沿海或岛屿尤其需要。
考古学家据此推断，有段石锛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后来经过百越人逐岛飘航，传至太平洋各岛。由此可见，凡是出土了有段石锛的岛屿，一般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百越人逐岛漂航进行海上活动的所到之处。① 林惠祥教授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载《考古学报》１９５８年第３期）一文中指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然后流传至台湾、菲律宾和玻里尼西亚。” 在东瓯史前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３５件石锛（分六式，最长达１６ 厘米）中，其圆端式有段石锛，体型短肥厚重，磨制粗糙，斜面削刃，刃部平齐的特征，近似河姆渡一二期文化。两侧平齐正方，断面呈矩形的有段石锛相当于河姆渡三四期文化、马家滨晚期文化和罗家谷二期文化。弧形有段石锛、指甲形锛、屋脊式有段石锛相当于青莲岗文化。弧背式有段石锛，形制规整，通体磨光，前后端没有明显分界线的风格，近于马家滨二期文化和河姆渡三期文化。阶级式有段石锛、常形有段石锛在浙东南各遗址都有发现，而Ｂ型有段锛，两端出刃，背呈三角棱，面平齐，断面呈扇形的锛以及饼形砍砸器和流星索则为下汤遗址的独特文化。② 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表明东瓯史前先民早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掌握造船技术。温岭新石器时代独木舟的发现，玉环海岛三合潭文化遗址５件有段石锛的出土（共分三式，最长达２１．５厘米），说明东瓯史前造船业与捕捞业较之下汤文化已有长足发展，并进入航海阶段。
尽管东瓯境内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东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与遗存点，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
从东瓯境内上述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新石器时代东瓯先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虽因地域差异而落后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良渚文化，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一） 东瓯“负山枕海”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构成东瓯史前文明的主要因素人类是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和形成了五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而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三个环境是影响一个区域文化生成的最主要因素。自然地理环境是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自然系统，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构建了文化的地理环境。因而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１５４７—１５９８，台州临海人）在其人文地理学名著《广志绎》中，将浙江划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文化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阻险，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① 东瓯的自然地理环境最大特点是“负山枕海”。根据王士性的划分，东瓯的温黄平原与温瑞平原，天台、仙居、丽水、瓯西等山区，三门湾、台州湾、乐清湾、温州湾等滨海地区，亦可划分成“泽国”、“山谷”、“海滨”三个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文化区，从而形成了“稻作”、“采猎”、“海作”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 导致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少；山谷之民，石气所钟， 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① 王士性认为：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环境）；一定的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观念形态（包括社会制度环境）；而一定的观念形态，则是一定的区域文化生成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
王士性的“文化生态”理论，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相似理论要早２００多年。
王士性的“三种地理类型划分”的人地关系理论，虽是针对封建社会而言， 但对东瓯史前文明也基本适用。因为“三种地理类型”中的东瓯史前先民因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分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一直保存至今。
（二） 东瓯境内的天台山、括苍山、仙霞岭山脉是东瓯史前文明的发祥地目前已知的东瓯史前文化源头，是距今十万年前的台州“灵江人”、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与台州仙居下汤文化以及瓯江源头的好川文化。
根据“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人地关系规律，海侵之时，古人类毫无疑问退居丘陵高地；海退之日，古人类随着海退的步伐而随进。从海侵时代所退居的丘陵高地，到海退时代所进居的河谷盆地，再到海全退时代所进居的冲积平原。这既是东瓯史前先民的人地关系规律，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人地关系总则。无论是东瓯境内最早的距今十万年前的台州“灵江人”， 距今万年天台山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距今七千年的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还是距今三四千年的丽水与温州好川文化遗址、乐清湾的玉环三合潭文化遗址与乐清白石杨柳滩文化遗址，都遵循“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人地关系规律，即从退居丘陵高地，到进居河谷盆地，再到进居冲积平原（包括沿海岛屿）的“三部曲”。因此陈桥驿先生“海进人退，海退人进”的人地关系规律，不仅完全适用于东瓯史前文明研究，也完全适用于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研究。
（三） 东瓯史前先民的生产方式已进入史前“农耕海作”的文明时代王士性的“稻作”、“采猎”、“海作”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是东瓯史前先民的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当然，这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会在相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有所交叉。
东瓯史前稻作文明 在东瓯史前农耕文明中的主源之一“稻作文明”中， 距今万年的天台山脉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地层中稻属植物硅酸体与夹炭陶的大量发现，表明小黄山史前先民已栽培或利用水稻。这是对河姆渡文化中发现大量碳化稻谷之谜的最好诠释。１９７３至１９７４年发掘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有近４００平方米的稻草及谷粒堆积层，厚达１０至８０厘米。据估计，稻谷数量可达１２０吨左右。经抽样鉴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包括籼稻、粳稻以及籼稻的过渡类型。其中籼稻约占６０．３２％—７４．５６％，粳稻约占２０．５９％— ３９．６８％，籼稻的过渡型约占３．６％—４．４１％。其主源之一，即是天台山脉北麓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因为随着“海退人进”，远古先民从丘陵山地、河谷盆地而进居到冲积平原。
此外，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与距今七千年的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分别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石磨棒、石磨球、石磨盘，尤其是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８方石磨盘和９件石磨球，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为浙江首次发现。下汤文化遗址的石磨盘与磨球与全国其他省份出土的磨盘形制、使用功能稍有不同，它虽制作粗糙，原始而古朴，形制笨拙，但碾谷功能较其他磨盘优越，具有横向辊碾和倒顺旋转的多功能优点。这说明东瓯史前先民已熟练掌握谷物脱粒加工技术。
据福建省博物馆林蔚文研究员《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三章第四节载：自新石器中晚期以来，锄耕乃至犁耕农业开始出现。史前先民已知犁耕破土、翻土耘田、收获收割等农耕程序，农耕技术达到史前文明的最高水平。与之相关的农具有石犁、破土器、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石锄、石铲、石刀、耘田器、石镰、蚌镰等。此时江浙的广大地区，普遍运用了三角形石犁及斜把靴形破土器等犁耕农具。江浙等地出土的石犁形制硕大，有的长达６０厘米左右，推测要一人执柄将刃插入泥土，二人曳绳在前牵引而进。
由于石质犁硬度不高，刃部较脆；一般仅适用于水田或沼泽地区耕作。其入土角度约２０度，犁首工作时向前下方的斜倾度较小，只能浅耕，不能深耕，效能较低。尽管如此，它却标志着从以耒耜发土的刀耕农业发展进步到以犁耕翻土的犁耕农业，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东瓯史前文明看，在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丽水、温州的好川文化遗址，以及温州飞云江流域新石器遗址所出土的石器中，罕见石犁发现。这说明距今七千年至四千多年前的东瓯史前文明，尚处于刀耕农业文明阶段。只有在新石器晚期的东瓯史前文明中，才进入犁耕农业文明阶段。
据１９９８年温州文物处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温州文物综录》记载，在温州１１个县（市、区）２０个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只有乐清市盘石镇重石村四房山遗址才发现三角形双孔石犁（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也发现石犁， 该书失载）。
而在台州九个县（市、区）中，多处发现石犁。尤以温黄平原（含玉环岛）居多。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在台州市路桥区下梁阻浪山发现了石犁头，此为台州境内最早发现石犁。１９８６年临海市城关巾山出土钻孔石犁壁一件。黄岩区澄江沿岸的头陀圣岙、灵石寺、下屿孙家岙、秀岭左坑岙等遗址均出土石犁。温岭市境内的城郊百家山、城北琅岙、泽国镇丹崖山、冠城九龟山和大溪楼旗村均出土石犁。
１９８４，在玉环三合潭遗址中发现了东瓯境内最完整的成套石铧犁。台州文物考古专家金祖明（１９３６—２００５）先生在《玉环岛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发掘报告中记载三合潭遗址出土的成套石铧犁３件，分二式： Ⅰ式：２件。石质坚硬，褐色。平面呈不等边三角形。头尖尾凹，两翼刃部平直微内收，器身两面扁平，单面刃。在器身三角处和中心各一单面钻孔， 孔径１．２—３厘米。其中一件长１９．５厘米、翼宽１７．４厘米。
Ⅱ式：１件。平面呈等边三角形，两面扁平，犁头圆弧，尾部内凹，两翼刃部锋利，中部有呈三角形分布的三个单面钻孔。长１８厘米、翼１９．５厘米、边角长１９．５厘米。此件器磨损严重，使用痕迹较明显。
犁壁６件，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两件呈刀形，两面扁平，刃部微内收，背部微弧。器身小端平直，大端呈斜角状，近背处两端各有一圆孔。刃长３０厘米、背长２５厘米、大端宽１５．５厘米、小端宽１０厘米、厚２．１厘米。这两件犁壁与Ⅱ式犁铧出土时相互叠压在一起。
金祖明先生指出，以往各地发现的石铧犁（即石犁头）只知其属农耕破土用具，但却不知如何操作使用。这次叠压在一起出土的全套石铧犁，在中国东瓯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它以犁头为中轴，两侧附上两片呈斜角的石犁壁， 使掘起的泥土向两边卷翻，减轻泥土阻力，以使犁头破土前进。犁头和犁壁上的圆孔，应是缚扎木制的犁脚、犁冲、犁弓和后把柄所用。
据刘仙洲《中国农业机械发明史》（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载，１９５９年在杭州水田畈发现新石器晚期石犁，但非成套。又据《中国文物大辞典·三孔石犁》（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载，１９７９年在上海松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三孔石犁，长２４厘米，宽２４．５厘米，为沉积板岩，三角形，前端尖锐，两边侧刃， 后缘中间有一凹槽，面上凿三孔，可将犁固定在木座上，现藏上海博物馆。
而从东瓯史前文明考古来看，石犁多发现于台州临海大田平原、温黄平原以及沿海岛屿玉环三合潭；而温州乐清四房山及杨柳滩遗址发现石犁，其地缘与温黄平原仅一山湖雾岭之隔，与玉环同属乐清湾。在温瑞平原与丽水盆地绝少发现石犁，说明台州的犁耕农业文明要早于温州与丽水，当时的温州与丽水尚处于刀耕农业文明阶段。乐清四房山及杨柳滩遗址发现石犁，实质上是台州犁耕农业文明传播所致。
东瓯史前采猎与海作文明 东瓯史前文明除农耕外，山区与滨海地区尚有采猎与海作两种生产方式。东瓯虽多丘陵山地，但已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 出现了以农业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种植兼营畜牧的经济类型。
东瓯史前气候湿润，植被丰富，动植物繁多，这为东瓯史前先民的采集和狩猎，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据林蔚文研究员《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第四章第一节载：距东瓯北界仅仅数百里之遥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动植物遗存。出土动物的骨骼有猕猴、红面猴、梅花鹿、水鹿、四不像、赤麇、小麇、獐、犀、亚洲象、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大灵猫、小灵猫、花面猫、黑鼠、豪猪、穿山甲以及驯养的猪、狗、水牛等；鸟类骨骼有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鹰等；水产鱼类等有扬子鳄、乌龟、鳖、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鲷、鲻鱼、无齿蚌等。这些动物种类达４７种，其中哺乳类灵长目两种，偶蹄目九种，奇蹄目一种，长鼻目一种，食肉目十一种，啮齿目二种，鳞甲目一种，以及鸟类八种，爬行类三种，鱼类八种及软体动物一种。除了动物外，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橡子、菱角等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史前先民们渔猎采集的生活状况。
而东瓯史前文化遗址虽无像余姚河姆渡遗址那样出土为数众多的动植物残骸遗存，但在文物考古中出土的工具中，仍有踪迹可寻。在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中发现狩猎工具有１５件石斧、３件石钺、２件石矛、３１件石锛，３５枚石镞、５颗石弹丸以及流星索等；丽水遂宁好川文化遗址出土石锛３４件，石钺１１ 件。此外，在台州玉环三合潭、温州老鼠山、乐清白石杨柳滩等文化遗址中，均有狩猎工具出土。东瓯的狩猎与采集经济，虽逊于余姚河姆渡等遗址，但也是普遍存在的。
东瓯的渔业文明最早发现于七千年前，台州下汤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长６．４厘米的石网坠，球形，中间一道凹槽。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东瓯史前先民们，不仅有了农业与畜牧经济，过去在旧石器时代只能在浅水处叉击捕鱼，新石器时代已能在水深处进行网捕作业，在渔业技术上已是更进一步。台州玉环三合潭与温州乐清白石杨柳滩文化遗址，除出土狩猎工具石刀、石钺、石斧、石镞外，还发现陶网坠（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出土陶网坠３２件）、鱼钓、鱼刺、鱼钩等渔具。这反映了随着东瓯沿海史前渔业生产的发展，捕捞工具也在不断进步。
１９６９年７月在台州温岭市箬横镇朝西村丈余深的淤土中，发掘出一艘新石器时代完整的樟木独木舟，长７．２米，船头有一方孔，船腹最宽处为１．１米， 船舱留有火炖后挖去炭屑而成的痕迹。时值“文革”，独木舟整体已毁，仅存小一方块船板及照片，今藏温岭市文管会。① 这是东瓯境内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船，表明东瓯沿海史前先民与河姆渡先民一样，已掌握原始的造船技术。当时造船主要工具就是有段石锛。
有段石锛既是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又是东瓯史前文明的主要文化特征。东瓯沿海史前文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斧、有段石锛、有段石凿、陶网坠等渔业生产工具，尤其是有段石锛，这是新石器时期特有的造船工具。它是长方扁形物，刃口斜削，似普通铁锛呈刨刀状。它与普通石锛不同处在于背面，即刃口斜上所向的一面不像正面那样平，而是中间隆起成一条横脊，把背面分成前后两部分，后部较薄，看起来像有两个阶段，所以叫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可以装柄使用，在造独木舟的沿海或岛屿尤其需要。
考古学家据此推断，有段石锛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后来经过百越人逐岛飘航，传至太平洋各岛。由此可见，凡是出土了有段石锛的岛屿，一般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百越人逐岛漂航进行海上活动的所到之处。① 林惠祥教授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载《考古学报》１９５８年第３期）一文中指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然后流传至台湾、菲律宾和玻里尼西亚。” 在东瓯史前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３５件石锛（分六式，最长达１６ 厘米）中，其圆端式有段石锛，体型短肥厚重，磨制粗糙，斜面削刃，刃部平齐的特征，近似河姆渡一二期文化。两侧平齐正方，断面呈矩形的有段石锛相当于河姆渡三四期文化、马家滨晚期文化和罗家谷二期文化。弧形有段石锛、指甲形锛、屋脊式有段石锛相当于青莲岗文化。弧背式有段石锛，形制规整，通体磨光，前后端没有明显分界线的风格，近于马家滨二期文化和河姆渡三期文化。阶级式有段石锛、常形有段石锛在浙东南各遗址都有发现，而Ｂ型有段锛，两端出刃，背呈三角棱，面平齐，断面呈扇形的锛以及饼形砍砸器和流星索则为下汤遗址的独特文化。② 台州仙居下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段石锛，表明东瓯史前先民早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掌握造船技术。温岭新石器时代独木舟的发现，玉环海岛三合潭文化遗址５件有段石锛的出土（共分三式，最长达２１．５厘米），说明东瓯史前造船业与捕捞业较之下汤文化已有长足发展，并进入航海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