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序一陈桥驿周琦先生的《东瓯丛考》已经完稿，即将公开问世。读完此稿，让我豁然开朗。全书五卷，分“史脉”、“分治”、“儒学”、“宗教”、“风物”、“文物”等六大领域，六十万余言，基本上把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考证殆遍。这“六考”问世，说句不很得当的话，这个地区这些年来新修的地方志，在某种程度上恐怕就要“退居二线”了。这是一部全面记叙和论证的专著，记叙之详，论证之深，或许是我这个对东瓯并不广泛了解的人，生平读到过有关这个地区的最完整、最全面的著作，是可以列入“藏之名山，传至后人”的卷篇。
  以往，我只知道焦竑有言：“此即所谓东越、闽越、南越也。东越一名东瓯， 今温州；南越始皇所灭，今广州；闽越今福州。皆句践之裔。”①我老家绍兴，是越地中的所谓“于越”，离温州不远，其实都是焦竑所说的“皆句践之裔”的地区。我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在高等学校地理系执教，主要从事区域地理的教学和研究。所以在读到焦竑的此语以前，早已知道了这个统称“百越”的地区， 包括了于越、瓯越、闽越、南越这互相毗连的四大片，都是当时被文化发达的中原人称为“南蛮”的一个大型部族。这些蛮子，他们与中原人相比，当然文化落后，只有“南蛮!舌”的语言，而没有文字。不过在自然地理环境上，这个地区气候暖和，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且有海洋之利。
  在第四纪晚更新世距今最近的一次卷转虫（ａｓｎｍｏｎｉａ）海退以后，这批在海进鼎盛时期纷纷上山的越人部族，在距今约五千年以前，又陆续下山，用他们的落后工具，在这片被海水浸泡了二三千年后又出露的泥泞沼泽上从事垦殖。整个百越地区的越人都是这样。垦殖的效率当然很低，在中原特别是身居高位的人，仍然看不起这批蛮子和他们所处的地域。《管子·水地》曾说： “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在当时，这也是事实。这一大片刚刚从海退后出露的沼泽上，到处都是潮汐直薄的水，越人垦殖的艰辛可以想见。但他们在山区已经过了几千年“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生活，靠山吃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处境。眼看山下的海水逐渐退去，他们为什么不按部族前辈的口口相传，回到海水进入以前的这片平原上去呢。对于这些“祝发文身”的蛮子，在这片泥泞沼泽的苦干，中原人当然嗤之以鼻。不过，时日推移， 随着百越之地被这批蛮子逐渐开发成为稍有成就的垦地以后，中原人中，也有心向往之的。商贾们想到这个据说已具一定规模的地方做生意。在中原的无地农民听说这里土地宽广，谁围垦出来就算谁的，也想到这里来“耕者有其田”。当然，开始也有失败的。做生意的由于不懂得蛮子们需要什么，如《庄子·逍遥游》所记：“宋人资章甫（按，一种帽子）而循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淮南子·说山训》记：“鲁人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南大困穷，以其所修而游于不用之乡。”种田人也是一样，他们在中原，虽然也是受人雇佣而并无土地的，但世代都在那个干燥的黍麦杂粮区劳作，骤然来到这个到处都是水的江南稻作区，区域环境是他们不适应的，作物的耕耘操作过程也是他们毫无经验的。当然不好再回中原去，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越人当然也有仰视中原文化的，他们的统治阶层很希望能够与中原人交往。《竹书纪年》在周成王二十四年下（公元前十世纪）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于越来宾”的记载。这显然是越人与汉人的毗邻地区，民间的来往当然比统治阶层之间的朝贡要早得多，中原人的先进文化也是早就为越人所仰视的。他们显然羡慕汉人的服饰礼教，尤其是除了语言以外还有文字。越人开始按越语的发音借用汉字表达。于是越人语言称自己部族为狔狌犲的发音，就用汉字“越”代替了。不过由于百越的地区大，语言也并不全同，所以同是以汉字表达的越语也并不完全相同。以部族名称的这个“越”字为例，《史记》系统诸书作“越”，但《汉书》系统诸书都作“粤”。① 百越地广人稀，汉人渗入的越来越多，所以越人向汉人学习的机会就不断增加，这也就是越人的汉化过程。随着时代的推移，祝发文身的越人，也开始模仿汉人的服饰，懂得一些汉人行为举止了。
  当然，首先是从越人的统治阶层之间进行的，以后才逐渐地普及到一般越人。
  此外，在中原的统治阶层中，置蛮夷戎狄于不屑一顾的当然一直有人。但是也有从地理环境角度观察，希望驱走这些!舌南蛮而占有他们土地的。秦始皇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不仅吞并了中原同族的其他六国，而且又驱军南下， 占据了江南，从最北的句吴①，并于越、瓯越、闽越、南越的全部百越之地。秦始皇的野心是想建立一个万世一系的大帝国，所以在中原，他主要消灭韩、赵、魏、楚、燕、齐等国。对于人民，他除了“焚书坑儒”等推除与他不同政见的异端外，其他广大汉人，他仍然让他们“安居乐业”。但对于江南百越之地的被他视为蛮子的人民，策略就完全不同了。他施行了镇压的手段，这就是《越绝书》卷二②和卷八③等所记载的强迫移民的措施。他把要居在百越之间最发达的大越城（今绍兴附近）的越族居民，当然也包括东越和闽越的，用强制手段驱赶到今浙西和皖南地区，然后从中原移入汉人，以改变这个地区的民族结构。被秦始皇迁徙的，当然只是越人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更多的越人，包括于越、瓯越和闽越，他们群起反抗秦始皇的暴政，结果最后遭到杀戮而流散，其中有不少逃到浙东和福建的高山地区，即后来所称的“山越”，并且仍然与山下平原地区的汉人为敌。《后汉书·灵帝纪》：“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资治通鉴》在此条下胡三省注云：“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这些山越人，到晋代才渐次下山，与汉人沟通交往，与汉人杂处。因此，在浙闽一带的汉人之中，必然具有越人的血统。不仅语言和地名多有越语汉译，而且在风俗习惯方面，也仍保留着越人的传统，与中原迥异。
  我生长于越北，又是以区域地理和历史地理研究为专业的文化人，当然很想对百越之地的渊源作一番研究。只是在高校里，我的任务一直不轻，所以我的研究工作只能从我自己所在的“于越”做起。“于越”的中心地区是宁绍平原。所以我每年带领高年级学生，就在这个地区从事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的田野实习。由于担任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这当然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对于序这个地区，我确实较有心得。而且由于在地理学界最高级的期刊《地理学报》发表了几篇论文，得到了前辈学者，如著名的史学家杨向奎先生的称赞。杨先生说：“陈桥驿先生是从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其论文的特点之一是从全面看一斑，并能从一斑以窥全面者，因此在国内外都很著名。”①其实，我研究宁绍平原，重点仍在对“于越”的寻根考察，所以在拙著《越族的发展与流散》②一文中有较详的阐述。我很想研究与于越毗邻的瓯越，但是由于没有实勘的机会， 只能在零星的文献上做点功夫。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高校的上课虽然极不正常，但并无一个较长的暑假，校系都要在暑期中承担一种表面极其重要而其实是劳而无功的任务。所以原来希望利用暑假到东越实勘的打算，始终只是泡影。不过，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有些省已经在早些年就出版了全省乡县地图集， 但浙江省并未做过。省民政厅里的领导觉得我们省也应出版一本分县袖珍地图集，绘上各县人民公社的界线，这是最能称功的举措。于是他们就和杭州大学联系，要我们为他们完成这项任务。绘地图，这是地理系的本行，而且我们省实在早就应该出版一本分县地图集，撇开赶潮流的政治意义，这本来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现在能按“最高指示”的精神，把县内界线绘到人民公社，也是一种符合时代的好事。于是省民政厅要求时间必须抓紧，要快，经费当然由他们提供。
  校系经过研究，这个任务由我负责，把本科三、四年级两个班级的五十多位学生让我调配使用，工作要作得快，争取早日让省民政厅出版，当然也会署上杭州大学的校名。我考虑了一番，感到这个课题难度不大。我们系里原有旧时代留下来的１∶５万和１∶２５万整套地形图，是属于“绝密”级的，但现在不必再计较“绝密”了。１９５９年暑假以前，我曾到附近几个县与领导层商量过， 他们一致赞成。这些人常常要出差，有这样一本袖珍地图放在皮包里，对他们是“正中下怀”，所以都表示愿意全力配合，让图集早日出版。
  这个暑假里，我就取出这两套原来是“绝密”的地形图，调配学生到全省各县，有的是一人管一县，有的是一人管二县。与县里的测绘人员，先从我们的地形图上勾划出县境，然后在县境图上工作，把基层单位画到“人民公社”。此外是改正地名，因为当时各县地名多已更改，与我们的地形图差别很多，新地名以“东方红”、“卫星”、“跃进”等为最多，我们都应照改不误。又把全省分成八九片，每片都配一个能力强的学生担任。因为我们的地形图毕竟还是“绝密”级的，必须要为保管。暑假后他们纷纷起程，我则定了全省的几条路线，循路线到各地检查指导。
  １９５８年，为了贯彻“农业大学要办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农大和农学院立刻遵旨奉行。我妻子是浙江农学院的外语教师。他们一迁再迁，全校最后迁到属于瓯越地区的瑞安，教师和学生分头在那里插队落户。反正在城里也很少上课，所以这样做，对教学的影响等并不大。只是生活太苦，我妻子分配在瑞安东部山区的陶山，过着一天三餐番薯丝的生活。一个学校的各系师生全部分散，过的都是这种生活。只是这个指示只维持了一年多，到１９６０年暑期， 又都迁回城内了。
  我穿插这一段，是为我走了全省的好几条路线，但这里只记我走这条我向往已久的东越路线，并且顺便与我们在瑞安陶山的妻子在温州见个面。
  在宁波花三天时间完成了这一片的检查和指导以后，我让几位同学各归各县。这天上午就坐班车到百官镇（上虞的新县城），走过刚刚在这年修成的两边有人行道的原曹娥江大桥，然后在曹娥上班车，目的地是天台。因为我认为这是东越境域的开端，我想在这里召集这一片的同学检查讨论。为此，我特意在车上询问一位操台州口音的旅客：天台有没较好的旅馆？“桃源春”！这是我们天台最好的旅馆，设备考究，而且就在车站边上。从这位旅客的回答中，很以“桃源春”这家旅馆为天台得意，我也因此而放心了。班车在上灯时节才到天台，一下车，果然在店面的闪闪灯光下看到了“桃源春”的招牌，我立刻奔过去，但迎面就看到一块“客满”的牌子，旁边还有一张“三级干部大会”的纸条。我知道天台县只有一条街，就问掌门的：你们街上哪一家旅馆较好？全让干部大会包了，我们不是要搞“大跃进”吗？这时，有两位比较年轻的也走过来，我立刻告诉了他们旅馆被“大跃进”全包的事，我们三人就在“桃源春”门前攀谈起来。我着急的是，时间已晚，找天台绘图的同学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晚上怎么办呢？他们俩原来是从余姚来的便衣公安，到天台来查案的。我给他们看了介绍信，他们知道我只是个绘地图的教师，也就放心了。他们毕竟地头熟，知道街上有两家旅馆，但现在不必再去吃闭门羹了。但他们也知道街梢头有一家统铺小客栈，那里是不会搞“大跃进”的。于是一同往街上走，果然我到这家统铺小客栈，而且老板与他们二位是熟的。于是我们才要到一个三个铺位的统间，墙角上挂了一盏桐油灯。棉被上一股臭味，我只好和衣而睡，而在这里开这一片的碰头会的念头也就打消了。
  次晨恍恍惚惚地醒来，到桐油灯看手表，已经四点半了。天台的这条街很长，我就在他俩还睡得正香的时候离开这个小客栈，走完这条长街到了车站， 买好车票，上第一班车，很快就到了临海。当地确实有比较清洁的旅馆，住下以后，又找到临海的这位同学，要他随即返回天台，通知这一片的会在临海开。
  这位同学的任务不轻，因从天台回来后，还要再到仙居、黄岩和温岭，花了两天时间。我则在临海访问调查，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入东越境内。当时正时橘子丰收的时节，满街都是红桔，每斤只要九分钱。宁波和杭州，凡见橘子就排长队，所以我们都没吃到过橘子，我那时有力气，用一个大口袋买了十多斤。
  并且也访问了正在桔园铲土的桔农。知道这里出产红橘、早橘、槾橘、本地早四个品种，以红橘采摘最早，而本地早品质最好。临海人的方言我基本能懂， 所以在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作了不少访问，并且写在一本专用的本子上。
  临海片的会开了两天，他们感到县里都很支持，一切比较顺利。我要他们各归各县，自己则背上橘子，坐班车到乐清。目的是为了告诉这里的同学，要他们到温州开会。乐清的方言我已经不懂，虽然也住了一天，但只能和几位小学老师（他们都是本地人）聊天，同样记在本子上，但收获不大。从乐清坐班车到温州是要在瓯江边乘轮渡的。到温州的当天，妻子也从瑞安来到了。但同片内的青田、平阳等县还有待温州的同学去通知。这里已经是东越中心了，可惜语言实在难懂。妻子了解我东访西问的意思，她在陶山吃番薯丝也已经四五个月了，但是也是只能在农学院的师生间谈谈，一直不懂得当地的方言。我当然理解这种语言上的问题。假使有一位北京人到我家乡绍兴，我们用纯粹的绍兴方言与他谈话，他也会有像我这样到温州的感受的。
  我们系绘图室的周丙潮先生知道我此番要到温州，特地设计了为这套地图浸泡底片的特殊盆子，要我到西山陶瓷厂定制。我和妻子步行到厂，虽然制盆的事为他们一口拒绝，但是妻子在门口卖品部中购盆碟之类时，接应我们的是一位能说我们较懂的“普通话”的平阳人。我与他攀谈了颇久，都记入我的本子中。或许是我在温州考察东越的最大收获了。
  三天以后，温州片的同学都已到齐。我看了他们随带的草图，大概都可以通过。因为各县对这本袖珍地图都感兴趣，所以工作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随带的许多橘子，原来是想妻子带些回陶山去的，但是她只惦记家里的四个孩子，她只吃了几只，与会的同学每人也都只吃一只。他们也这样说，杭州人除了有时间排队的，恐怕都还没有吃到过橘子呢。为此，我从公路到金华换火车到家。我家的保姆确实照料得很好，但孩子们吃橘子时欢乐光景，我立即写信告诉了在陶山吃番薯丝的妻子。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和实地考察东越的过程，虽然因为有绘图的任务，特别是时间不长，语言不通，收获并不很多，但我还是感到满意，点点滴滴，都记入我的专用本子。
  为了地图的事，我们忙碌了七八个月，包括绘图室的两位资历不浅的绘图员，都花了很大力气，图稿确实绘成了，倒是省民政厅自己刹了车。因为上级不同意，一个省的民政厅，怎么能出版以“绝密”级地图套绘出来的地图。一场忙碌，只好不了了之。
  １９６１年，我又得到了一次考察瓯越，或者说整个东越地区的机会。那是１９６１年中央发的文件，要沿海各省调查海岸线的情况，不仅要画图，还要填制不少表册。校系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但这一次只要本科四年级学生同去，而教研室的全部教师十余人一律参加。我由于长期带学生在宁绍一带和舟山群岛搞田野实习，图既顺手可绘，表册也填得出来，所以宁海以北的这一段海岸线无须调查。主要是海岸线的南段，还需下一番功夫。对于我来说，正是一个考察东越及瓯越的好机会。
  在暑期中作了一些室内的文献工作，暑假结束，我们就乘火车到金华，然后分搭几次班车到温州。由于这一次是中央文件，打前站的人已经为我们联系好住入温州大学，只要在那里再分析一点文献，就可以上路考察了。我看了具体要求以后，知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只派遣了两位教师和十几位同学走北线，从临海直到三门，以临海为驻地。我们则专事南线，常驻温州。我把绘图和填表册的工作交给教研室的副主任。我自己则经常外出，师生们不知道我做什么，其实我还是倾注于这个古代越地的访问和调查。我们在考察了海上的洞头县以后，就制定了一条向南考察的路线。当时， 物资的缺乏已是严重短缺，但相比来说，温州市内的供应，至少比杭州好得多。
  五马街上的郑德大汤圆店，还有可以随到随吃的高价汤圆。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向南考察的这条路线上的情况，所以同学们都背了一点米，教师则多带了一些干粮。
  我们先到瑞安看了沿海的不少地方，在平阳则把重点放在鳌江。因为《山海经》说“瓯居海中”，所以我对这一带沿海相当注意，而且这和海岸带调查的任务是吻合的。此行在同学中有二三位温州及附近地区人，让我的访问调查工作相当顺利，记入我那个专用本子的事，比前一次所记的更多并更为翔实。
  我们从平阳向南到马站，从马站直下镇霞关，那里有营业的小舢板，从镇霞关所在的南关湾渡到福建沙埕，又溯水上达福鼎。在福鼎过了一宿，次日才坐班车返回温州。在沿山公路上，我们看到了１９６０年８月９日发生的平阳桥墩水库（今属苍南）塌坝的遗迹。当时我们看到的是，坍掉的坝尚存在，而坝下的几个聚落，已经只剩一片范围很大的瓦砾。我们一面俯瞰，一面为当年的受难者哀悼。
  我在这前后两次的东越考察中，特别是第二次，因为时间长，有翻译，而且深入殴越全境，所以收获较多，这一切，都记入我的专用本子上。由于本子封面上写了“东越札记”四字，我是这个“十年灾难”中的重灾户，灾难开指之日， 就被服膺于上头“破四旧”的红卫兵，在翻箱倒柜的抄家中抄走了。
  ２００８年５月应邀参加了温岭大溪的“东瓯古城学术研讨会”，终于有了第三次考察东越的机会。起因是周琦先生给我寄来了他参加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温州瓯文学术研讨会长达５．３万字的论文《东瓯文化源流考》。我看后很同意他的若干观点，给他写了回信。并在温岭大溪“东瓯古城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再论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开篇就提及此事：“周琦先生的《东瓯文化源流考》一文（载《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７年第三期），我早已拜读……这是篇好文章。因为周先生花了很大精力，把历史上大量论述东瓯的文章都搜集起来了。我是一个对东瓯毫无研究的人，读了此文，得益甚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琦先生做学问的功夫，让我获益不浅。在过去我其实只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读到过‘东瓯’。而在周先生的文中，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多学者对东瓯作过研究，实在让我大开眼界，自惭自己的孤陋寡闻。”我在论文中建议要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这次会议考察了温岭大溪东瓯古城遗址和东瓯贵族大墓，并听取了省文物考古所挖掘情况的介绍，收获颇丰。
  目睹现场的一切。本来可以与前两次考察加以联系，但由于在“十年灾难”中，我是一个几濒死难的重点对象，对过去的调查，由于本子被抄，所以恍如隔世。所以那年这一次现场会议，实在是对我这个生长于越地之人，再一次研究东越，并且是很有收获的开端。
  １９８０年以后，由于闭关锁国搞历次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随即收到国外的邀请多次出国讲学。其中特别有感的一次是１９８９年在日本广岛大学研究生院作为客座教授的一个学期。他们以一个地理系的设备，就可以完成诸如１４Ｃ和热释光之类的科学测年操作，而且能从黄海零点以下五十多米处取得贝壳堤的标本，让我能写出具有现代科学测年数据的《越人横渡太平洋》的论文。
  政府重视学校教育，大学能有这样好的设备，而且我所到的各国都是如此，令人不胜感慨。
  此外，我作为一个生长于越地的文化人。百越的境域甚大，其中主要的是于越、瓯越、闽越、南越四大区。据我所知，于越、闽越、南越这三区，不仅都有历史文献（当然以于越为最多），而且都有近代人从事研究，这些近代专家学者，多有论文甚至专著的发表和出版。相比之下，东越在这方面显得相对薄弱，我身居东越近旁，深感遗憾。
  现在，周琦先生在这个课题作了重大的努力，以他孜孜不倦的精力，写出了如此卓越的成果，让我至感满意。希望周先生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应用当前的科学测年手段，再进一步地把东越地域的其他方面，进行角角落落的深入研究，让浙江这个文化大省锦上添花，有厚望焉。
  ２０１３年４月于浙江大学（作者系浙江大学终身教授）

① （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０页。 ① 这类外音汉译的差别情况，至今存在，例如同一个Ｉｔａｌｙ，大陆均译“意大利”，但我在台湾的地图上，也见到有译作“义大利”的。 ①“句吴”也是越人的一支，我在拙作《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已经提出，是在卷转出海进时， 北迁到今苏、皖和浙西山区的，所以语言与文化都与于越相同。 ②《越绝书》卷二：“乌程、余杭、黟、歙、无明、石城县以南，皆放大越移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③《越绝书》卷八：“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①史念海先生《河山三集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此文又单独发表于《史学史研究》。 ②《东南文化》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又收入拙著《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