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石屏诗集》简介《石屏诗集》是南宋江湖派代表戴复古（１１６７—１２４７）的诗词集。戴复古在庆元三年（１１９７）出游之后，诗作渐多。嘉定三年（１２１０）已结而成集，请位居参知政事的楼钥第一个为之品题，这时集无定名，但称大编。嘉定间（１２１５）左右，赵汝谠任湖南转运使时，为戴复古选出１３０首诗，编成《石屏小集》，刊于湖南，这是第一部编定出版的选集。绍定五年（１２３２），戴复古收拾散稿，又有了４００多篇，袁甫就中摘取百首，附于《小集》之后，戴作了自序，这是《石屏续集》。
接着萧泰来又选了《石屏三稿》。后李贾选其近作成《石屏四稿》上卷；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姚镛另选得６０首，成《石屏四稿》下卷。同年九月，戴复古归家途中，路经江西，到渝江尉舍与李贾话别，李贾将上下卷一并入梓，以全其璧。淳祐三年（１２４３），吴子良为新编的《石屏后集》作序，戴复古的侄孙戴东野为此作诗《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中有“新刊后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谁有之”。可见此集有诗千首。
综上所述：《石屏小集》１３０首，《续集》从４００首中选出百首，《三稿》亦当百数，《四稿》上下卷也有百余首，《后集》千余首，《五稿》上下卷不详，也当百余，可知戴复古一生作诗近２０００首。
石屏诗集传至明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庐州通判马金以其家所得抄本，与石屏十世孙六安学正戴镛家藏板本校对异同，以选家眼光，选出诗９１８篇，计近古体１卷９８首，五言律４卷４６８首，七言律１卷２１９首，绝句１卷１３３首。重加编次，按体裁分为７卷，词２５篇，另立１卷，戴敏诗１０首录集首，又取镛所藏戴东野詩１３３首为１卷，其他戴氏诸孙诗９７首，计２７人，另立１卷，附载于后，合为１０卷，定名为《石屏集》。六安州守宋鉴为之刊校，谢铎作序，马金书后，成为定本，通称明弘治本。这个版本是以后明清刻本的祖本。
（二） 潘是仁本《石屏诗集》简介距弘治本出版之百余年后，万历年间潘是仁也编刻了一部《石屏诗集》。
潘是仁字訒叔，新安人，生平无考，只知是明万历间人（万历年号有４７年： １５７３—１６１９）。他编刻过多种宋元诗歌总集，就在他编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的《宋元诗四十二种》中就有《石屏诗集》六卷，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均有收藏。国图和浙图所藏为丛书本，仅为目录和六卷诗，大体上为一个体裁选作１卷，计３７２题、４５３首诗。其中第一卷五言古诗，有诗３４题，５８ 首；第二卷七言古诗，有诗２８题，２９首；第三卷五言律诗，有诗１６３题，１９４首； 第四卷七言律诗，有诗７７题，８６首；第五卷有五言绝句４题７首，六言诗１题２ 首；第六卷七言绝句，有诗６５题，７９首。没有词作和序跋；北大图书馆藏的为单行本，前有《戴石屏先生小序》，说是“是集得之于贺氏家藏旧本”。该本与弘治十卷本的诗９１８首相比，收诗仅只一半不到。
（三） 弘治本与潘刻本之比较北大王岚先生（《全宋诗》中戴复古诗整理者）曾将弘治本与潘刻本比较， 并推测：“潘刻本不是直接根据弘治本来编选的，不过与弘治本有一定渊源关系，也许潘是仁所得贺氏家藏旧本就是辗转出自弘治本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出的明人选本，尽管编校质量不高，因与弘治本有较大差异，还应当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见《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戴复古集》）其差异处有：“（一）分卷、收诗数量及序次不同，潘刻本卷三五言律诗的编次较弘治本全部错乱。（二）弘治本为同题组诗，而潘刻本仅选录其一。（三）弘治本诗注、原校，有多处不见于潘刻本。（四）经校对潘刻本六卷文字，其异文、缺字多同弘治本，但偶有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以上四者之外笔者还可以补充两点差异：（五）异文不同者有时难分正误。（六）弘治本目录对原诗长题都是摘取其关键词来做成目录，目录上的诗题可以简约地反映出诗篇的内容， 而潘刻本则只是简单地摘取诗题的开头几字而不管内容。
现对以上差异处进行分析： 石屏一生作诗二千首，弘治本《石屏诗集》也不是全集，本来也是一个宋明选本，潘刻本作为稍晚的一个选本，他是以自家的眼光和更高的要求来选录诗篇。石屏身在江湖，应酬之作是不少的，现在考察其所选内容，大量削减了应酬之作。如弘治本卷五的一批挽诗，多谀辞；迎送之作，如送某某赴某官，都没有实在的内容，删减可以更精炼。也许编者出于控制篇幅的考虑，甚至将原卷五全部删节，戴复古所作五律特别多，达４６８首，要删除一半，就只能忍痛割爱，而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基本得到保留，应该说所选详略得当。笔者曾于１９９３年与人合作选编了一本《石屏诗词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未见过潘刻本，现在粗略一翻，古风部分所选四十四首，只有七首不一样，竟有百分之八十多重合，可见好诗是不会被错过的。因为是选本，并且作为丛书中的一种，收诗数量减少是必然的，不能算作差异，就是组诗只选录其中一二也是应该的。而潘刻本按体裁分卷也比较合理。就是原诗注、原校多处不见， （在入选诗中有戴复古原注３４条，还有７９条底本校对者作的注，被潘是仁删除原注和底本校注各１５条）也只能证明潘是仁选编不够规范，诗注和原校中有许多有用的信息，部分丢失了确实可惜，但也不能以此证明版本差异。考察两者是否同一体系，主要还是看诗篇的排列序次和异文。看潘刻本的序次，各卷各篇均与弘治本几乎完全一样，略有不同处在于Ａ、将弘治本卷一近古体中，切块分出五古和七古，将七古列作卷二，这样体例更严正。而卷中篇序排列两者仍然相同。Ｂ、潘刻本卷三五言律中的次序确实不同。但仔细分析其排列次序，还是有规律可循：如果将它先切成五块，从《岁旦族党会拜》到《题新淦》止为Ａ 块，对应的是弘治本整个卷三。从《清明感伤》到《黄道士出爻》止为Ｂ块，对应的是弘治本卷二。从《寄镇江王子文》到《燕》止为Ｃ块，对应弘治本卷四末段。从《泉难》到《湖上》止为Ｄ块，对应弘治本卷四中段。从《赵端行杜子野》到《访陈复斋》止为Ｅ 块，对应弘治本卷四上段。这里仅《夜吟呈赵东岩》、《感寓二首》、《新岁书怀》、《侄孙亦龙》这四首不守规律外，其它块中的次序仍是不乱的，不过是将弘治本的块序排列成ＢＡＥＤＣ，所以篇序也基本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还是看异文情况。笔者在经过实际逐篇参校后，觉得这两者的异文还是相差不大的，理由有三：一是潘刻本与各本相比一共有异文１４３条， 其中与弘治本一样而相异于台州丛书本的有５４条，占三分之一；二是其中弘汉本错了而潘刻本也错的就有７条；三是两者都缺字的有３条。可见是错同错、缺同缺、异同异。当然两者不同却俱可通的也有２３条，但分析这２３条，有三种不同情况：一是同义词异文，像“攀”：潘刻本作“扳”；“竺”：潘刻本作“竹”；“宴集”：潘刻本作“燕集”。二是字形相似错成异文，像“时”：潘刻本作“诗”；“舒”：潘刻本作“野”；“往”：潘刻本作“住”。“晓烟”：潘刻本作“烧烟”。
三是差错形成异文，只是两者俱可说通，所以无法直接辨明何正何误，像“黄落”：潘刻本作“黄叶”；“泉南”：潘刻本作“泉难”。因此这些异文是并不能证明其各有出处、自成体系的。而其中有一条是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这倒是证明两者体系不同的有力证据，但只有孤例，现在也无法考证潘刻本所据来自何处，也许只是来自潘是仁自己作为诗人和出版家的灵感来补字。至于目录的差异也不能证明就是版本的不同，潘刻本改摘其题头数字，可能不仅只图省事而已，使用起来还是按字序摘录比按关键词摘录方便，比如卷三有《壬寅岁旦景明、子渊、君玉携酒与诗为寿，次韵》，弘治本摘为《岁旦谢送酒》，内容是准确反映了，但很难让人觉得这一题目就是那一题，还不如潘刻本直接摘成《壬寅岁旦》，校对时一目了然，不会出错。
综上所述，潘刻本还是应该认定是源自弘治本，两者没有多少差异，不能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
潘刻本之评价潘刻本作为明刻本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其中有几点可取之处：一是弘治本没有的缺字而潘刻本有，这是最大的贡献，而且该字四库本也有，可见四库本是参校过潘刻本的。二是潘以选家的眼光，选出了一部分精品，且对一些同题组诗也挑选出其中一二首，这样更有利于广泛的流传。三是在编排上将近古体分为五古和七古，将绝句分为五绝和七绝，并将其单列一卷，又将六言诗单独列为一节，这是可取的，更见严谨。而潘刻本遗憾之处是校对不精，错字有２０处。王岚先生认为它“编校质量不高”，的确是如此。再是把底本校注和原注各删除了十五条，十分可惜，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对正确理解诗意很有好处。综观其利弊得失，可以说是瑕瑜互见，所以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原载《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１３第１、２期合刊
接着萧泰来又选了《石屏三稿》。后李贾选其近作成《石屏四稿》上卷；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姚镛另选得６０首，成《石屏四稿》下卷。同年九月，戴复古归家途中，路经江西，到渝江尉舍与李贾话别，李贾将上下卷一并入梓，以全其璧。淳祐三年（１２４３），吴子良为新编的《石屏后集》作序，戴复古的侄孙戴东野为此作诗《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中有“新刊后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谁有之”。可见此集有诗千首。
综上所述：《石屏小集》１３０首，《续集》从４００首中选出百首，《三稿》亦当百数，《四稿》上下卷也有百余首，《后集》千余首，《五稿》上下卷不详，也当百余，可知戴复古一生作诗近２０００首。
石屏诗集传至明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庐州通判马金以其家所得抄本，与石屏十世孙六安学正戴镛家藏板本校对异同，以选家眼光，选出诗９１８篇，计近古体１卷９８首，五言律４卷４６８首，七言律１卷２１９首，绝句１卷１３３首。重加编次，按体裁分为７卷，词２５篇，另立１卷，戴敏诗１０首录集首，又取镛所藏戴东野詩１３３首为１卷，其他戴氏诸孙诗９７首，计２７人，另立１卷，附载于后，合为１０卷，定名为《石屏集》。六安州守宋鉴为之刊校，谢铎作序，马金书后，成为定本，通称明弘治本。这个版本是以后明清刻本的祖本。
（二） 潘是仁本《石屏诗集》简介距弘治本出版之百余年后，万历年间潘是仁也编刻了一部《石屏诗集》。
潘是仁字訒叔，新安人，生平无考，只知是明万历间人（万历年号有４７年： １５７３—１６１９）。他编刻过多种宋元诗歌总集，就在他编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的《宋元诗四十二种》中就有《石屏诗集》六卷，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均有收藏。国图和浙图所藏为丛书本，仅为目录和六卷诗，大体上为一个体裁选作１卷，计３７２题、４５３首诗。其中第一卷五言古诗，有诗３４题，５８ 首；第二卷七言古诗，有诗２８题，２９首；第三卷五言律诗，有诗１６３题，１９４首； 第四卷七言律诗，有诗７７题，８６首；第五卷有五言绝句４题７首，六言诗１题２ 首；第六卷七言绝句，有诗６５题，７９首。没有词作和序跋；北大图书馆藏的为单行本，前有《戴石屏先生小序》，说是“是集得之于贺氏家藏旧本”。该本与弘治十卷本的诗９１８首相比，收诗仅只一半不到。
（三） 弘治本与潘刻本之比较北大王岚先生（《全宋诗》中戴复古诗整理者）曾将弘治本与潘刻本比较， 并推测：“潘刻本不是直接根据弘治本来编选的，不过与弘治本有一定渊源关系，也许潘是仁所得贺氏家藏旧本就是辗转出自弘治本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出的明人选本，尽管编校质量不高，因与弘治本有较大差异，还应当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见《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戴复古集》）其差异处有：“（一）分卷、收诗数量及序次不同，潘刻本卷三五言律诗的编次较弘治本全部错乱。（二）弘治本为同题组诗，而潘刻本仅选录其一。（三）弘治本诗注、原校，有多处不见于潘刻本。（四）经校对潘刻本六卷文字，其异文、缺字多同弘治本，但偶有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以上四者之外笔者还可以补充两点差异：（五）异文不同者有时难分正误。（六）弘治本目录对原诗长题都是摘取其关键词来做成目录，目录上的诗题可以简约地反映出诗篇的内容， 而潘刻本则只是简单地摘取诗题的开头几字而不管内容。
现对以上差异处进行分析： 石屏一生作诗二千首，弘治本《石屏诗集》也不是全集，本来也是一个宋明选本，潘刻本作为稍晚的一个选本，他是以自家的眼光和更高的要求来选录诗篇。石屏身在江湖，应酬之作是不少的，现在考察其所选内容，大量削减了应酬之作。如弘治本卷五的一批挽诗，多谀辞；迎送之作，如送某某赴某官，都没有实在的内容，删减可以更精炼。也许编者出于控制篇幅的考虑，甚至将原卷五全部删节，戴复古所作五律特别多，达４６８首，要删除一半，就只能忍痛割爱，而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基本得到保留，应该说所选详略得当。笔者曾于１９９３年与人合作选编了一本《石屏诗词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未见过潘刻本，现在粗略一翻，古风部分所选四十四首，只有七首不一样，竟有百分之八十多重合，可见好诗是不会被错过的。因为是选本，并且作为丛书中的一种，收诗数量减少是必然的，不能算作差异，就是组诗只选录其中一二也是应该的。而潘刻本按体裁分卷也比较合理。就是原诗注、原校多处不见， （在入选诗中有戴复古原注３４条，还有７９条底本校对者作的注，被潘是仁删除原注和底本校注各１５条）也只能证明潘是仁选编不够规范，诗注和原校中有许多有用的信息，部分丢失了确实可惜，但也不能以此证明版本差异。考察两者是否同一体系，主要还是看诗篇的排列序次和异文。看潘刻本的序次，各卷各篇均与弘治本几乎完全一样，略有不同处在于Ａ、将弘治本卷一近古体中，切块分出五古和七古，将七古列作卷二，这样体例更严正。而卷中篇序排列两者仍然相同。Ｂ、潘刻本卷三五言律中的次序确实不同。但仔细分析其排列次序，还是有规律可循：如果将它先切成五块，从《岁旦族党会拜》到《题新淦》止为Ａ 块，对应的是弘治本整个卷三。从《清明感伤》到《黄道士出爻》止为Ｂ块，对应的是弘治本卷二。从《寄镇江王子文》到《燕》止为Ｃ块，对应弘治本卷四末段。从《泉难》到《湖上》止为Ｄ块，对应弘治本卷四中段。从《赵端行杜子野》到《访陈复斋》止为Ｅ 块，对应弘治本卷四上段。这里仅《夜吟呈赵东岩》、《感寓二首》、《新岁书怀》、《侄孙亦龙》这四首不守规律外，其它块中的次序仍是不乱的，不过是将弘治本的块序排列成ＢＡＥＤＣ，所以篇序也基本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还是看异文情况。笔者在经过实际逐篇参校后，觉得这两者的异文还是相差不大的，理由有三：一是潘刻本与各本相比一共有异文１４３条， 其中与弘治本一样而相异于台州丛书本的有５４条，占三分之一；二是其中弘汉本错了而潘刻本也错的就有７条；三是两者都缺字的有３条。可见是错同错、缺同缺、异同异。当然两者不同却俱可通的也有２３条，但分析这２３条，有三种不同情况：一是同义词异文，像“攀”：潘刻本作“扳”；“竺”：潘刻本作“竹”；“宴集”：潘刻本作“燕集”。二是字形相似错成异文，像“时”：潘刻本作“诗”；“舒”：潘刻本作“野”；“往”：潘刻本作“住”。“晓烟”：潘刻本作“烧烟”。
三是差错形成异文，只是两者俱可说通，所以无法直接辨明何正何误，像“黄落”：潘刻本作“黄叶”；“泉南”：潘刻本作“泉难”。因此这些异文是并不能证明其各有出处、自成体系的。而其中有一条是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这倒是证明两者体系不同的有力证据，但只有孤例，现在也无法考证潘刻本所据来自何处，也许只是来自潘是仁自己作为诗人和出版家的灵感来补字。至于目录的差异也不能证明就是版本的不同，潘刻本改摘其题头数字，可能不仅只图省事而已，使用起来还是按字序摘录比按关键词摘录方便，比如卷三有《壬寅岁旦景明、子渊、君玉携酒与诗为寿，次韵》，弘治本摘为《岁旦谢送酒》，内容是准确反映了，但很难让人觉得这一题目就是那一题，还不如潘刻本直接摘成《壬寅岁旦》，校对时一目了然，不会出错。
综上所述，潘刻本还是应该认定是源自弘治本，两者没有多少差异，不能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
潘刻本之评价潘刻本作为明刻本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其中有几点可取之处：一是弘治本没有的缺字而潘刻本有，这是最大的贡献，而且该字四库本也有，可见四库本是参校过潘刻本的。二是潘以选家的眼光，选出了一部分精品，且对一些同题组诗也挑选出其中一二首，这样更有利于广泛的流传。三是在编排上将近古体分为五古和七古，将绝句分为五绝和七绝，并将其单列一卷，又将六言诗单独列为一节，这是可取的，更见严谨。而潘刻本遗憾之处是校对不精，错字有２０处。王岚先生认为它“编校质量不高”，的确是如此。再是把底本校注和原注各删除了十五条，十分可惜，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对正确理解诗意很有好处。综观其利弊得失，可以说是瑕瑜互见，所以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原载《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１３第１、２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