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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晚年哲学著作《明道编》，原有１２卷，今存６卷。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由其子黄承德主持刻成。《明道编》由黄绾晚年的《久庵日录》所记６ 卷，“以见家君发明正学精深”；旧日所记２卷，“以见平生工夫甚切”；还有“诸门人原所记《习业录》４卷”，共１２卷。① 何谓明道？黄绾门人、黄岩儒学教谕吴国鼎说：“斯集为久翁（黄绾）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② 即明白事物的道理。黄绾对四方来石龙书院的学子说：“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张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未有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工夫， 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③ （一） 致良知是禅学王阳明的致良知，是承袭春秋时期孟轲的良知、良能概念，并接受唐代佛教禅宗的佛性思想影响，认为人人具有先天的良知人心，在未受到物质、人欲影响，而即“未发之中”时，是十分完美。一旦受到物人两欲引诱，就会发生与良知背离的言论和行为。南宋朱熹提出，够什么样的条件才称得上是人？答案是具有仁、义、礼、智品质的人。王阳明据此创造致良知理论，所谓“致”，即是去恶从善，保持良知不被欲念淹没成为恶人，就是要“去人欲，存天理”，成为高素质的人，起码是民间所说“做人要有天理良心”。王阳明主张以“良知为纲”，保持人心良知，明辨是非，社会道德原则就会实现。王阳明良知源于中国古代“圣学”，与禅宗佛学结合后，产生致良知学说。他说：“所谓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嫡传”，“知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见《阳明全书》卷６与《年谱》）。
  黄绾在余姚听王阳明讲说“致良知”之后说：“简易直截，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也。”但在严酷的社会现实情况下，王阳明遭到多次陷害，一生艰难曲折， 逝后还被诬鞭。朝野上下，真正善良之辈被压，奸臣小人横行。黄绾在历经宦海数十年之后，认识到古代圣学与禅宗佛学结合的“致良知”无法改变社会，无法改变人心，在人欲、物欲面前，天理良心是相当软弱，甚至不堪一击。
  黄绾作为王阳明的弟子和亲密友人，对致良知始未相信到相信，事实验证而体认致良知空虚之弊的过程，也是黄绾思想转变过程。批判王阳明以禅宗的“本来无一物”，“不思善，不思恶”和“本来面目”是良知的至极思想。其实，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与“龙场悟道”有关联。
  黄绾从天性人情之真入手，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论，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人不可能“去情”，只能使“情”发挥“得其正”。黄绾回顾自己少时走过的一段弯路，先与浮薄之徒为伍，后“悔恨发愤， 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用红黑笔点在“天理”、“人欲” 之木板以自警。如此严厉的改过从新手段，“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黄绾深有体会地说：“由此益知气习移人之易，人心克己之难。”① （二） 义利并重经世之用正其义不谋其利是儒家传统思想，亦是王阳明学说之一。黄绾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统一，又要研究人情，两者要“得其正”。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黄绾说： 饥寒于人最难忍，至若父母妻子尤人所难忍者，一目二日已不可堪， 况于久乎？由此言之，则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今未暇他论，姑以其至近者言之，如父母之于子，子之于父母，夫之于妻，妻之于夫，可谓一体无间矣。然于取与之际，义稍不明，则父母不乐其子，子亦不乐其父母矣； 夫必不乐其妻，妻亦不乐其夫矣。由此言之，则义岂可轻乎？二者皆不可轻，如之何其可也？君子于此处之，必当有道矣。此皆学问之不可不讲者。① 这段话概括为“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从黄绾的论述中，明显表达经世之用的哲学，同时指出王学乃至宋明理学已走向衰落。
  《明道编》由黄绾弟子林文相作序，说其师“与阳明、甘泉二先生，夫子之学，超然独悟，以知止为圣学之要诀，以精思为致知之工夫，以格物为致知之功效”。将黄绾与阳明、（湛）若水相提并论为国内三位哲学大师。

①黄承德《明道编跋》。 ②吴国鼎《明道编跋》。 ③ 同上。 ① 《明道编》卷２。 ①《明道编》卷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