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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偏安江南１５３年，朝政腐败，歌舞西湖，历任３０多位丞相，很少有清廉勤政者。唯有杜范一生清廉，为国日夜操劳，史志古籍中给予极高的评述。
  杜范出身贫寒，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自３２岁步入仕途，至６４岁逝世，无论是官居九品，还是位居极品，清贫乐道，过着“味淡甘无穷”的生活。杜范的前任丞相陈自强，公开向下级索取贿赂，四方致书点名“某物亦献”，纵容子弟亲属活动，凡仕进者，先要“关通货贿”。杜范的后任丞相贾似道，更是权势熏赫醉生梦死，除广收贿赂外，在西湖葛岭建半闲堂、养乐圃、集芳园和多宝阁， 沉湎斗蟋蟀玩乐，称为“蟋蟀丞相”。
  杜范生活十分俭朴，年轻时吃的是粗粮，晚年体衰厚粥充饥；住的是“仅蔽风雨”旧屋，过往人们莫知是丞相所居；家产仅有五亩薄田，是早年任知府时朝廷所赐的“职田”。杜范的俸禄，大部用于救济贫苦百姓，扶植杜氏后辈和救济布衣之交及馈赠门客。又拒收礼金，严于律己，因而时常入不敷出，甚至身穿旧衣，袍短不遮脚。杜范有诗云：“宦尘役役走长途，岁晚离家只自吁。风入破舆寒彻骨，雪穿疏幌乱沾须。”杜范的《清献集》卷４记载，有一富户邀请杜范到家盛宴款待，一日富户拜访杜范，时已中午留饭，仅有葱羹麦饭，富户发怒告辞，杜范作诗相送：“葱疗丹田麦疗饥，葱羹麦饭两相宜。请君试上城头望，多少人家午未炊。” 杜范从未为杜氏家族子弟谋取一官半职，国史、府县志未见记载，师友、门人，个个清贫度日。杜范《清献集》中向朝廷荐举是优秀地方官，如宁国府通判尹焕、翁逢龙，永嘉学派葛应龙等，而属于杜氏南湖学派门人如车氏一族、项诜、项采（“从杜南湖、方山游”）、张子善（“从杜范游”）、邱渐（“与杜范为布衣交少；乡人尊称木居先生”）、方仪（邱渐弟子，“诸贤俱爱敬之”）、潘希宗（车若水弟子）等，这些人才学甚高，但杜范均不荐举，如张子善，杜范称为“真纯静朴、美玉良木”，亦终老乡间。《台州府志》、黄岩旧志将南湖学派众多门人列为“遗逸人物”。
  宋朝开国初，宋太祖公开鼓励大臣“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因而官员只要有钱就置歌伎追欢寻乐，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官越大，家中歌伎越多，权奸们更多，形成全社会上下蓄家伎成风。作风正派的如北宋丞相王旦、韩琦、欧阳修，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参知政事周必大，名人文士如苏东坡、范成大，还有南宋文天祥也是“声伎满前”。甚至布衣之徒南宋名士方应龙也“买姬妾数十人，吹笙鼓琴歌舞以娱宾客”；南宋黄岩谢希孟辞官后，在台州宴请金华陈亮，“借郡中伎乐，燕之东湖”。宋代，私人的歌伎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或百余人，惟有杜范没有蓄养歌伎。
  杜范逝世后，宋末著名史家方秋崖撰《祭杜丞相文》，将杜范与司马光并论，说：“与文正（司马光）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劳瘁，以遗其身者无不同。然青山流水，居无五亩之园。”宋末诗人戴昺诗有“有官居鼎鼐，无地起高楼”之句。《续资治通鉴》说：“清修苦节，室庐仅蔽风雨。”《宋史》将杜范与礼部尚书李韶并称，“以廉直著，时称李杜”。清代史学家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说，中国历史上有七个“李杜”，均以功绩人品学识廉正著称，有东汉李固与杜乔、李云与杜众、李膺与杜密，晋代杜预与李冲，唐代李白与杜甫、李商隐与杜牧，宋代杜范与李韶。清末学者王舟瑶撰《清献集后序》，论述南宋３０多位丞相，认为杜范可称为“南渡宰臣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