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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蒙联军于绍定六年（１２３３）灭除金国之后，南宋达到复仇目的。次年，宋理宗亲政，改元端平。理宗刚理政务，在丞相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怂勇下，乘蒙古军北撤之时，不顾杜范等群臣的反对，毁掉与蒙古约定的保持河南缓冲地域，兴兵入洛，收复三京。宋军战败后，遂使宋蒙之间由和转战。端平三年（１２３６），蒙古太宗窝阔台遣皇子出兵攻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抗蒙防御以长江为基本防线，上起汉水，下迄淮河，分设江淮、荆襄和巴蜀３个战场，选任勇谋皆备将帅固守防线。“端平入洛”后的第二年即端平二年（１２３５） 开始，蒙古军队大规模南侵，此后四十年战火不断国事艰难。
  杜范于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四月，任兵部尚书，执掌全国军事行政事务。次年六月，任同签书枢密院事，进入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淳祐四年（１２４４）一月，任同知枢密院事，为军事主要决策人之一。同年十二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为军事指挥首长，直接对皇帝负责。这四五年间，蒙古大军频繁南下攻宋城池：淳祐元年包围寿春（今安徽），进攻成都。次年破遂宁、泸州，攻扬州、滁州，破通州（今南通），连续攻叙州（今宜宾）。淳祐三年破资州（今四川资中）， 次年重兵包围寿春。① 杜范肩负军国重任，日以继夜处理军事大事，披沥肝胆， 力挽宋室，指挥调动兵力，坚守荆襄、江淮和巴蜀战场，有效地遏止蒙兵进攻。
  协调荆襄战场　湖北荆襄（荆州、襄阳）是三大主战场之一，南带长江，北扼唐、邓二州，西北溯汉江直抵汉中，西锁长江，东通江淮，为蒙古大军的主攻方向。端平三年（１２３６）二月，襄阳失守，切断与巴蜀联系，江淮又十分危急。
  时杜范任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之职（秘书监似理宗的秘书，崇政殿说书是为理宗讲解艺文古籍，这两个职务都是在皇帝身边），杜范在战争的每个重要环节， 及时向理宗建议御敌之策。当蒙兵南下时，杜范建议宋军后备部队屯兵湖北蔪黄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随时增援荆襄和江淮战场。当襄阳城两军相持时，杜范建议长江防线的各路将领兼任地方，集军政大权，便于统一指挥。襄阳失守后，杜范立即上疏《论襄阳失守札子》，分析失守原因是用人不当，北军叛变，丢失“国之西门，天下喉襟”，提出补救长江防线的一系列措施，防止蒙古军沿江顺流直捣江浙。宋理宗采纳杜范意见，抽调江淮兵力，宋将孟珙先解江陵之围，再收复樊城和襄阳。
  孟珙勇谋皆备，早年抗击金兵屡立战功，与蒙古联兵攻灭金国，又屡败蒙兵进攻，积极经营荆襄防务，并接应四川抗战，成为保障长江中游防线的重要将领。宋朝的国策是重文抑武，唯恐将帅拥兵自重，枢密使多由文臣担任。孟珙原是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部属，杜范取代史嵩为相之后，孟珙派使者祝贺，在贺书中试探杜范对他看法。杜范虽然与史嵩之政见不合，斥史是误国奸相，但对前方抗蒙将士恩威有加，在复信中心怀坦荡地说：“古人谓将相调和则士豫附，自此相与同心殉国。若以术相笼，非范所屑为也。”①孟珙阅后大为感动。杜范将此事奏理宗：“臣近连得孟珙两书，颇有相孚之急，若得边阃无相阻，亦幸事也。”②理宗对孟珙长期率重兵久居荆襄要地“素疑其难制”，见杜范以国事为重调和将相，无倾轧之事，御笔批阅：“孟珙之书，情意相孚，此亦幸事。” 指挥江淮战场　以淮河为防线的江淮战场，包括淮东路、淮西路和长江下游，是保卫南宋朝廷的屏障，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江淮战场的门户是位于淮河北岸的寿春城（今安徽寿县）。这是南宋的北疆要塞，是两军必争之地。
  淳祐四年（１２４４）春，蒙兵又一次包围寿春城，围攻半年不下。同年十二月，蒙兵采用增兵截断五河口战略要地（即淮河北面５条支流汇入淮河的隘口），击败宋蔪州知府吕文德援兵，形成三面包括寿春城之势。五河口失守，兵员粮草受阻，寿春孤城危急。
  杜范经过深思熟虑，于次年二月奏准理宗，调整江淮和荆襄兵力部署，命令镇江、扬州、蕲州的宋军结集统一指挥；命孟珙发兵救援，从东西水陆两路夹击蒙兵。杜范命吕文德带过立功，吕文德率舟师与蒙兵激战五河口，收复五河城，然后配合陆路宋军，在寿春城外形成反包围。寿春城外宋军江淮主力和荆襄援兵，与蒙兵主力决战，蒙兵士气丧失，死伤无数，失败北撤，寿春城又成为南宋北线堡垒。这场战役之后，杜范论功行赏公允无私，前线将士欢欣鼓舞。
  杜范指出蒙古大军扰侵，先以哨骑突入，然后用舟师从清口、五河、涡河等地出淮河，“沿淮士民遁匿深山、以避寇乱，颇有豪杰窃伏其间，千百为群，各相保聚，以十万计。”③对于十万计的民间武装力量，杜范建议朝廷进行收编，为我所用。“若遣一多知有谋之人，挺身而入，见其头目，以示恩信，谕以朝廷之意， 有愿经理浮光者，借其名目，使之率其徒出力经理。”①杜范还提出要赋予“头目”军政之权，“食其地，守其城，俟二三年间，经理有绪，则以群符付之，以为淮西捍蔽，必有应募而出者”。使边防线上两淮地区民间自卫武装的山水寨，成为宋朝军事力量组成部分，并多给自主权，甚至由朝廷任命一方军政主官，使之成为“淮西捍蔽”。主张招抚民间武装，设山水寨的朝臣不少，但建议朝廷赋予一方之寄的大臣，唯有杜范和李弥两人。
  选任巴蜀战场将领　四川巴蜀战场远离南宋朝廷，须选任既对朝廷忠诚， 又能独立担当一面智勇双全的将领。由于四川前期帅臣大多贪庸，理宗经过长期考察，与枢密院大臣多次议论，于淳祐二年（１２４２）六月，提拔东线战场副帅余玠为四川宣谕使，主掌四川军政，此举得到杜范等人的极力支持。同年十二月，杜范建议升余玠为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理宗下旨， 由余玠负责全蜀调度。次年二月，余玠于合川县城东北筑钓鱼城，建立山城防御体系。淳祐三年（１２４３），蒙古将领按竺迩率兵入蜀，在余玠的指挥下，除了若干无险可守的州县外，都获保全。次年一月，杜范上奏余玠及将士大小三十六战功，建议提拔冉琎、冉璞兄弟为合州知府和通判，协助余玠。
  杜范逝世后，钓鱼城成为抗击蒙古大军的前沿阵地。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攻打钓鱼城时被炮火击中头部而死。此人横行欧亚大陆，号称“上帝之鞭”，最高统帅之死，延缓南宋覆灭时间。钓鱼城自杜范在世前二年开始，到南宋灭亡后３年，坚持守城抗战长达３６年之久。

①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宋代》。 ①《宋史》卷４０７《杜范传》。 ②（宋）杜范，《清献集》卷１４。 ③同上，卷１３。 ① （宋）杜范，《清献集》卷１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