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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解放前，因为社会动荡，影响了佛教的发展。１９４０年，日本入侵越南， 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不久之后，越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八月革命，保大皇帝退位，同时成立了临时政府。在当时政府的领导下，越南人民开创了越南现代社会的新格局。但由于当时的法兰西统治者想继续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进而再度对越南采取军事制裁也就是对越南发动战争，并且策划要复辟末代保大皇帝，从此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方。
  １９４８年，虽然在一些地方仍在抗法，但是佛教徒坚持致力于佛教振兴事业。当时，河内的孤儿院、蒙馆、慈善工程等在北圻佛教会的支持下纷纷成立。
  在顺化（中圻），觉仙大老和尚和学者黎亭探居士在竹林寺创立道场，开启佛学院，邀请平定省福慧大老和尚当主讲。之后他于慈光寺创立安南佛教会，出版《圆音》佛教月刊，在报国寺成立佛学院以僧众和尼众有研习佛法之处。可以说，黎亭探居士对越南佛教的复兴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称得上是当时越南佛教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传播佛教教义，很多佛教杂志和佛教书籍纷纷发行。
  他创建了“德育佛学青年”和“佛子家庭”各种佛教青年组织，并将《楞严经》翻译为越南语。在１９４９年之后，越南的一些佛教寺院在一些相关人士的组织下得以恢复重建，这就得归根于素莲大师、智海大师等人的明智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对越南佛教文化书籍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同时还成立了许多相关的佛教教会，如原始佛教僧伽教会，越南佛教乞士教会以及天台教观宗、华宗佛教等教派。１９５０年，由梅寿传居士创立的新佛学会成立，名为南越佛学会，代替旧南圻佛学会。
  １９５１年，大概５０多人的僧俗两界人士在顺化慈坛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越南佛教总会。大会期间，大家齐心协力统一全国所有佛教协会，重新组织佛教教会的活动，改变了以往国内佛教组织的混乱状况，增强了佛教界的团结， 使之在组织和形式上较为统一。大会还规定了统一的佛教仪式，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佛教知识，培养青年佛教人才等活动。１９５２年，带有佛舍利的斯里兰卡佛教代表团乘船前往日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联合大会，大家中途在西贡暂停一天，众多的南越佛教徒集会参拜了佛舍利，人数达５万人，此为越南独立后第一次佛教徒集中这么多，显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佛教蒙馆、孤儿院、佛学院，青年佛子团等学校在南、中、北部遍地开花。至１９５４年，越南军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反击法国殖民侵略，最后取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不过， 法国刚退军美国又取而代之。由于日内瓦协议的订立，越南又被分为二部。
  那时南北两部佛教徒又开始抗美救国，争取独立统一。
  在１９５４年开始，越南被美国侵略。当时天主教信徒吴庭艳是那时的总统，信封天主教的他就很排斥其他宗教，在他的组织安排下就采取排斥的态度，特别是佛教采取的政策更加排斥。在这样的压力下，越南的佛教界再次遭受反对势力的排挤。
  吴庭艳及其家族逐渐囊括权力，常常用以镇压民众的抗议行动，并且其政权对民众的压迫愈演愈烈。１９６３年，佛教徒因受不了那种歧视，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了反抗，弹劾独裁政府之腐败。在警察的镇压下，佛教徒牺牲了很多， 特别是僧侣的自焚。后来他们又继续阻拦佛教徒举行活动，干涉佛教界的信仰自由，他们倒行逆施的行动激起了佛教徒的义愤，引起大批群众抗议。政府于是调动军队来镇压，他们残忍地用枪杀死了八个人，其中几个是儿童。事情发生之后，佛教徒觉得不能再忍了就举行示威游行。净洁大老和尚代表佛教徒向吴庭艳政权提出五条正义合理要求：“一、必须取消禁止悬挂国际佛教旗帜的禁令；二、政府必须实行宗教平等的政策。因现行法律只承认天主教是宗教，佛教被看作社团；三、佛教徒应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应有讲道自由；四、要求政府必须停止屠杀和逮捕佛教徒；五、要求政府对暴行的受难者给予抚恤，同时严惩杀人凶手。”①继５月３０日，顺化僧尼１０００人举行集体绝食，吴庭艳被迫会见了佛教代表，表示考虑他们的要求。
  吴庭艳的暴行引起西贡等地佛教徒的愤怒，５月９日西贡佛教领导写了一封信寄给佛教徒，信的内容说明吴政权的罪恶：“我们佛教徒因为你的种种行为被活埋，流刑，侮辱，如今又不许悬挂国际佛教教旗，这就是佛教的灵魂。佛诞节的纪念日也被取消，至于为了道而牺牲已经在顺化都发生过。”②同时号召“佛教徒全体不分出家和在家，越南本地还是越侨。如果谁对道法还有热心， 我们就一起振作起来，准备为道、国家而战斗，牺牲。”③６月１日在顺化４０００ 多名佛教徒沿着香河西岸前市政府大街游行，僧尼绝食，商人罢市，要求停止对佛教徒的迫害。３日西贡数以千计的佛教徒和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政府军队对群众使用了糜烂性毒气弹来镇压，其中有达香、达好、达心、则宜、则成等僧尼和居士属于天台教观宗一起参加。结果数十人受伤，３５人被捕。天台宗的零风寺、法明寺被封锁。在顺化，数百名配有军犬的警察和军队用催泪弹、燃烧弹和刺刀野蛮镇压１２００名佛教徒、青年和大学生，使２５人死亡或重伤，另有许多人被捕。在北方，人民社论报也支持该活动，“佛教徒的正义斗争与同胞各层在顺化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北方人民对顺化同胞的斗争精神非常佩服。顺化同胞和全南方的百折不挠的战斗，虽然很艰苦，但是我们相信最后你们一定达到胜利的”。① 一个多月斗争之后，佛教领导界想方设法说服吴庭艳政权满足五项愿望， 但是没有结果。反而，在各游行、绝食的战斗活动中，群众被恐吓、镇压。面临争斗风潮可能被消灭，佛教领导界考虑到，“如果老延长绝食、游行这样的运动，没有新的活动肯定会导致厌烦。斗争风潮一定自己被淘汰，消灭”②。这时，佛教领导界收到了广德大老和尚请求自焚的一封信。其实当初各位也不同意广德的请求，因为希望吴政权看到全南方的绝食抗议可能改变主意。不过，几次商量不成，佛教领导界只好同意广德的要求。
  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１日在市中心的十几万僧尼、信徒、观察员、国际报纸者面前，广德大老和尚全身泼上汽油，点火自焚。“广德的非凡、勇敢牺牲已打动越南全国和世界的舆论。他坐在火中的照片在世界的报纸上刊登，他们记者的文章对他写的表现非常佩服。”③广德的遗骸最后被裹在一件黄色的袈裟里，运回舍利寺。广德法师的自焚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也给吴庭艳独裁政权带来很大冲击仿佛天打雷劈。“它对越南佛教在国内和国外有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广德的自焚将南方佛教风潮在１９６３年的斗争转到了新世系，那是在国内和国际的方面上。”④ 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感到必须要考虑佛教的要求。于是，６月１４日至１６ 日政府同意跟佛教领导谈判。会谈之后，吴庭艳和净洁长老签署一项协议： “同意佛教徒随便悬挂佛教旗帜；对于佛教的经典不再进行过于严格的审查， 可以随便出版；允许佛教自由传教，通常各种年内的纪念日不需向政府报告； 对于顺化５月８日事件的相关负责人，不管是谁都要严格地惩罚。”⑤ 其实，吴庭艳政权同意跟佛教领导协议只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暂时的让步是为了准备大规模的镇压。他们寄给各省政府的密信（后被暴露）有如下内容：“为了缓和要佛教僧尼和信徒的情绪和战斗气势，总统和顾问者命令暂时承让他们。各地方要遵守这主张并忍耐等待新命令。现在要准备舆论以新进攻的阶段。且对于各佛教分子包括军官、高级公职等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态度， 要跟踪、调查、肃清。”① ８月２８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发表声明：“最近，越南南方又发生一个很严重，很伤感的情况。吴庭艳政权纵火寺庙，恐怖僧尼和佛教的信徒。
  他们把学校关门，逮捕无数教授、学生。他们的野蛮罪恶，天诛地灭。他们的凶残行为，我们人民无比地愤怒。世界上都反对，进步的美国人民也表示不平。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同胞要团结一致，不分别阶层，宗教，坚决斗争以克复民族自由，宗教自由。”②号召南方同胞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坚决斗争。
  看到国内外反对的呼声日益增高。面对这样的压力，吴庭艳只好撤销戒严命令。吴庭艳政权曾努力把天主教变成国教。吴庭艳相信天主教的信徒不愿意跟着共产党，曾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佛教的各支派应该团结起来，发展组织，广泛势力等等。这样才可以跟吴庭艳抗衡。虽然南方佛教那段时间的情况不是很好，但是佛教算是有了相当的发展。”③关于这点儿，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南方人民的反抗、对抗吴庭艳政权独裁政策的抵抗精神。在释广德大老和尚的自焚事件以及之后的一些信徒们为了抗议吴庭艳政权的独裁政策，相继有人牺牲，这一系列血的教训导致当时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军事政变，共同推翻了吴庭艳的独裁政权。１９６３ 年１１月１日，在西贡发生了大政变，以杨文明和阮文绍为首的共和越南军队已取代了吴庭艳政权，结束了吴庭艳９年独裁制度的统治。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柔打算逃跑到外国去，但是中途被自己的手下杀害。
  １９７５年越南解放，国家统一。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河内首都举行了全国佛教统一代表大会，有１６５名僧尼代表各系派来参与，成立了“越南佛教教会”。该教会由越南佛教北传（大乘）、南传（小乘）和乞士派组成的。北传包括：统一越南佛教教会、南越佛学会、临济派、净土宗、古山门、华宗教会、六合僧、天台教观宗、禅宗、密宗、古传佛教教会等。南传有：高棉原始佛教教会、原始佛教僧伽教会。乞士有：越南乞士僧伽佛教教会、越南尼界乞士佛教教会。在他们会合在一起之后，佛教教会迅速在首都河内和胡志明市成立了两所办事处， 与此同时成立了正规的‘越南佛教教会’①，并且规定只能佛教才能采用教会这种称呼，除此其他的各个宗派改成系派。可以说“这是越南佛教历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它满足了全国僧尼佛教徒热切的渴望，同时给佛教徒继续发扬爱国、护国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为越南社会主义服务，给世界上带来了安乐、和平。”② 据统计，越南人民大约有８０％的民众内心很尊崇佛教，佛教的思想在人民心中扮演着很高的地位，受过佛教思想熏陶和听过佛教讲座的民众占到全国人数的７５％，内心信仰佛教的人数有６０％。
  当前越南民众中出家僧尼到达３２０００余人，新建寺庙１４０００余座。这些资源现在都在统一的系统下管理和维护。除了中央教会包括４４省，佛教城会以外。中央教会知事会同还对９部———僧事、教育、社会慈善、弘法、文化、仪式、引导佛子、寺庙经济、国际佛教和越南佛学研究所———各活动负责。
  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胡志明市、河内市、顺化市先后建立了佛学相关教育机构，性质类似于学校，学制均四年，学院所学的包括内典和外典相关的课程，外典就是一些基础课包括越南语、历史、哲学等大学基础课程，所谓内典的课程就是指佛教协会内部所规定的必修佛学课程。
  从１９７０年前后起，越南佛教学校开创了留学生政策，还有公费保送僧人出国留学的机会，先后培养了德念、善议、明珠、净行，智广等高僧。他们到印度、台湾、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特别是几年来去留学的僧尼数量与日俱增。他们留学回来之后，对越南佛教有很大的帮助。据统计当今的佛教界有博士学位的佛学博士有近２００名，这些博士们在世界各地宣传佛法的思想，近几年越南还将有５０名留学生回国，为越南佛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除此之外，在胡志明市、巴地、头顿省和芹苴省等各地也都还建佛学高等学院，这些学府在佛学界乃至教育界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在越南的３１ 个省份都建有佛学相关的中学，可见越南政府对佛学发展重视程度是举足轻重的。中学学校的僧尼除了学佛教课程以外，还学普通课，毕业后可报考佛学院，也可报考国民教育系统院校，因此很多佛学院僧尼同时也在各大学学习， 所受教育更为全面。由此可见，越南佛教一直都十分重视僧人的教育，重视僧才的培养。
  目前，越南佛教徒的主要修行法门以净土念佛为主，禅宗次之。僧人仍严格按照中国佛教传统的规定：行者，出家前的考验和锻炼阶段，一到三年； 沙弥、沙弥尼，一到三年的考验和锻炼阶段后才受沙弥戒；大德、师姑，遵守沙弥戒三年才受比丘戒；上座、尼师，戒腊满２０夏、４０岁以上的僧尼；和尚、尼长，戒腊满４０夏、６０岁以上。各位出家人受戒之后，每年从农历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要参加三个月的夏安居①，集中到当地几个大寺庙一起生活、修学。
  越南佛教受到越南政府的积极扶持。胡志明曾说：“佛教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有益于国家和社会。”②因为越南佛教这样跟国家同甘共苦有两千年的历史，所以越南领导大部分对佛教有好感，越南共产党给佛教良好的发展条件， 也允许干部信仰佛教。
  在越南统一前，由于战争和南方政府的迫害，许多越南僧侣和佛教信徒流落国外，他们把本国的佛教也带到了他国。现在在法国、日本、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越南佛教团。释一行禅师在法国的南方成立梅村道场，其他的国家也有道场属于梅村的系统，如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一行禅师的出家教团有世界上各国的８００名成员，他们对弘法、作佛事等方面的影响力很大，并且已经成立了越南佛教徒协会，成员还包括南亚、东南亚和法国佛教徒，是法国佛教界的主要力量。此外，１９８０年天台教观宗的则福法师也到澳大利亚成立道场，他的徒弟现在也在美国等地方尽力创立道场，弘扬佛法。此外，在美国洛杉矶、夏威夷等地，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堪培拉等地，在日本和西欧等国，都有不少越南佛教徒在弘法。解放后，政府因为对他们没有什么疑惑，所以给了他们很好的条件，让他们跟内地的僧尼、居士顺利来往联系，互相帮助，弘扬佛法，调行佛事。
  可以说，现在越南佛教于质和量的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寺庙都被创修并创建得宏伟华丽，来寺庙拜佛、学佛的信徒数量不断增加，每座寺庙在住持和僧众的领导下都有修学、弘法和组织引导佛徒等不一样的方式，不过，他们最终目的都是把佛法传给大家。佛教的入世精神已被越南大众僧尼彻底实现。总之，对于越南现在大部分的老百姓，在生活中佛教不可缺乏，在政府、僧尼和居士们的结合上共同努力下，越南佛教日益发展。

①《国家存档中心２》，材料记号０４ ＨＳ．８３５２。 ②《越南佛教总会副会主的一封信１９６３年４月９日》，慈倓寺藏书。 ③同上。 ①《伟大救国抗美战争》２集，１９６１—１９６４，事实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１页。 ②阮凯：《深寺庙老和尚和退休少将》，《劳动报》２４号，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５日。 ③陈文富：《佛教与民族》，宗教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４２页。 ④黎塨：《越南南方佛教风潮１９６３年》，顺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９页。 ⑤《国慧报》，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①南成：《越南佛教的斗争》，化道院出版，１９６４年，第２６页。 ②《胡志明主席的宣布话关于现在越南南方情形》，《人民军队报》，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９日，第１页。 ③黎塨：《越南南方佛教风潮１９６３年》，顺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７页。 ①越南佛教教会最高的两个机关。 ②《越南若干宗教》，政府宗教班出版，１９９５年，第４４页。 ①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僧尼禁止外出，而在寺院中专心坐禅修学。 ②释智光：《越南佛教运动》，见《海潮音》周报１４号，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３日，第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