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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划分出如下几个阶段。
  天台宗是在中国隋代创立与发展的。当时智者大师以及他的学生灌顶法师不仅受到当朝皇帝隋文帝的推崇，四方道俗亦是如此，因而盛行于世。天台宗中盛于中唐，湛然大师在中国东南一带将其弘扬，止观之学重新兴起。天台宗的再次兴盛于北宋初年，宗门人才辈出，经典广泛流通；寺院林立，道场庄严；名士争辩，芬芳各异。然而好景不长，即转衰微。元代到明代是天台宗的第三次中兴时期，性澄、湛堂二法师于帝都面谏皇上，请求其下诏恢复旧制。
  无尽传灯法师在幽溪讲堂开始讲学，重新恢复天台祖庭。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属于第四次中兴时期，当时有苍溪、敏羲二位法师再次修复祖塔，刊刻天台宗在典籍，倓虚法师和谛闲法师则创立佛教学校，在南方和北方弘扬天台宗。
  有人把从慧文到灌顶中间在四位祖师所处的时期被称为创建时代，智威到玄朗中间在三位祖师被称为保持时代，湛然到广修中间在三位祖师被称为光大时代，物外到清竦时期被称为沉潜时代，义寂到智圆被称为中兴时代，元、明、清三代则被称为零落时代。
  这些不同的分期方法，反映出对天台宗判定的含义的不标准。周叔迦居士认为，天台宗的标志应该是止观之道。天台宗在精神境界上的追求常常改变，这一点与时代环境和历史发展相适应，也更符合传统的价值观。
  来自印度的龙树菩萨被尊为天台宗的初祖，中国的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则依次为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七祖、八祖、九祖。为了让读者简单明了地了解各位祖师的生平、业绩等方面的情况，本论文以表格的形式表达如下。
  初祖龙树菩萨（梵文Ｎｇｒｊｕｎａ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又译龙猛、龙胜，“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①在印度佛教史上被誉为“第二代释迦”，大约活跃于公元１５０年至２５０年之间，也有说其寿高一百五十（或说二百）的。龙树是大乘佛教史上的第一位伟大论师，他开创的空性中观学说，肇大乘佛教思想之先河。其著述亦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
  《中论》阐发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大智度论》采取中道的立场来彰显般若真理， 《十住毗婆沙论》则以深远的见解来宣扬菩萨之大行。
  他的学说由鸠摩罗什翻译、介绍到中国，大乘空宗的思想因而得以在中华大地弘扬、光大，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龙树菩萨开创的中观学说，不仅大乘学者奉为圭臬，也令小乘学者大为折服。中国大乘八宗，都一致尊奉龙树菩萨为共同的祖师。
  二祖慧文禅师，俗姓高，生卒年代不祥，史称北齐尊者。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资料很少，也不见有著作留传下来。约生于公元五、六世纪间，渤海（今山东）人。仅知其于公元５５３年到５５７年间十分活跃。据《佛祖统计》卷六《慧文传》记载：“师在高齐之世，聚徒千百，专业大乘，独步河淮，时无竞化；所入法门，非世可知。学者仰之，以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师以心观，口授南岳。岳盛弘南方，而师之门人在北者，皆无闻焉。”①师曾诵读《大智度论》，其中说到“一心之中能同时证得三智之果”②，深受启发，恍然大悟，赞叹不已。后又读《中论》，其中有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进一步明白“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是有，空不是空，空有不二，名为中道”③。于是创立了“一心三观”的禅法，并将其传给弟子南岳慧思。
  三祖慧思（５１５—５７７），俗姓李，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东）人。他幼年就很信佛，特别喜欢法华经。曾经拿着经书到坟墓间诵读，深深为其佛陀讲经说法、度化众生的慈悲心所感动，不停地哭泣。据说，当天晚上就梦见普贤菩萨来给他摩顶，从此便智慧大开。师１５岁出家，２０岁受具足戒，师从慧文禅师学习禅法。后来在连续十年的时间里，每天诵持《法华经》，连续七年修持方等忏法和常行三昧，大师深厚的禅定功夫由此奠定。
  大师严守戒律，实践苦行，每天除受食一顿外，不受其他供养。“昼夜摄心，理事筹度”，但是进展不大，于是自我反省，重新回复到慧文传授的“止观并修”。通过对心的观察和思维，他认识到“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这是对慧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一年的夏安居期间，经过二十一天的时间，大师获宿智通，于是乎更加勇猛、遂动八触，发根本初禅。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突然大师四肢瘫软，不能行走，就作观自念：“病从业生，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身如去影，相有体空。”就这样观察自己，想灭颠倒，内心清静，病苦全无。当年的夏安居结束之后，大师感叹还没有什么证悟，为自己的昏沉感到伤感，觉得虚度此生，感到万分惭愧。就在大师放身靠向墙壁的瞬间，豁然开朗，顿悟法华三昧，身心无比舒畅。在此之后，慧思“又发空定，心境廓然”，随后“霍尔开悟”。这一方面利益于慧文“由定发慧”思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长期持颂《法华经》。“以止来去绝分别，远离邪念， 使心安住于一境中；再以观来发起正智，历历分明地照风诸法。这显然是开启了后来天台宗所倡导的‘止观双修、定慧结合’理论的先河。”① 公元５７７年，师到南岳衡山隐居修行，同时嘱咐弟子智顗到陈王朝弘法， 广结法缘。同年６月２０日，慧思禅师召集大众说：“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善行者，随有所需，吾自供给；如无此人，吾当远去。”②大师说完此语之后，竟然无从应答；于是请众人退出，安详示寂。
  四祖智顗（５３８—５９８），字德安，俗姓陈，小名“王道”，又称“光道”，世称智者大师。师出生世家，门第很高，祖籍河南许昌，后移居湖北荆州。少年时代， 虽然周围战火纷飞，但是，因其父亲受到当朝帝王的赏识，仍然过着舒适安定的生活。智师从小即聪明智慧，喜欢到寺院听经闻法。１７岁时，在湖南长沙于佛前发愿：“誓作沙门，荷负正法，为己重任。”但是，父亲不许他出家。于是，智师只好在家苦修。
  ２０岁那年，西魏军消灭梁朝，国破家亡。“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③，不久又遭遇“二亲殄丧，丁艰荼毒”的痛苦，从而坚定了出家的决心，并终于在十八岁那年得以如愿。
  ２２岁时，得知慧思禅师从北方避难南下，在光州在大苏山隐修，于是前往拜见，想师从慧思。师徒二人，一见如故。慧思法师说：“昔在灵山，同听法华， 宿缘所遂，今后来矣！”④即亲授法华三昧，为说四安乐行。智顗则不分晨昏昼夜，勤修苦读，“切柏为香，柏尽则继之以粟；卷帘进月，月尽则燎之以松”⑤。于是前后达七年之久，未曾辜负老师的教诲。公元５６７年，慧思正式传法于智顗，并特别嘱咐道：“汝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⑥自己则独自南下衡岳。
  这一年，智顗遵从师命，与同道法喜等二十七人来到陈朝帝都———建康， 弘扬禅法，受到当朝皇帝的礼遇。朝中许多大臣，听了智顗的讲法，心悦诚服， 求为弟子。许多高僧大德，也亲自迎请智顗前往讲法。智顗在金陵停留八年， 除了创宏禅法，还宣讲了《法华经》、《大智度论》、《禅门修证》等，产生极大影响，为后来天台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后来由于战乱纷繁，人心浮动。虽然听法的人依然很多，可是得法的人却逐年减少。智顗说“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于是，便产生了隐居修禅的念头。
  公元５７５年９月初，智顗来到天台山，于高僧定光所住的北峰，建修禅寺。
  尽管远离帝都，陈王朝也江河日下，但是陈宣帝仍然下诏，给智顗及其弟子们以必要的物质支持。这不仅反映了智顗与当朝帝王的密切关系，也印证了慧思当年的预言。
  天台山九年的实修期间，智顗聚集徒众，昼谈义理，夜习止观。融合教禅体系，成熟“圆融实相”，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修行体系。
  公元５８５年，陈后主三次迎请智顗重回金陵讲经说法。智顗应请，在太极殿讲《大智度论》、《仁王波若经》，后主亲往听法，“天子欣然，百僚尽敬”。当年四月，陈后主“于大众内起礼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翌年三月，为陈皇太子授菩萨戒。５８７年，奉命在光宅寺讲《法华经》。５８９年，隋军南下，陈朝灭亡。智顗“策杖荆湘”，以避战乱。隋开皇十一年（５９１），隋文帝之子晋王杨广崇信佛法，反复邀请智顗至江都（今扬州），智顗应邀前往。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金陵殿设千僧会，为晋王受菩萨戒并劝诫说：“方便智度，归宗奉极。
  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并说：“大王纡遵圣禁，名曰总持。”晋王说：“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① “智者大师”的名号由此而来。
  智顗为晋王授菩萨戒后，便离开江都，先后到庐山、潭州、南岳、荆州等地弘法。５９３年，回到家乡荆州当阳玉泉山，为“报答地恩”，在玉泉山建立精舍。
  同年开讲“法华玄义”；翌年又开讲“摩诃止观”。由此而完成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完整建设。荆州玉泉寺是智顗晚年弘法重要场所。
  ５９５年，智顗奉晋王之请，再赴江都。翌年春天，重返天台。吴越之民，夹道欢迎。此时离上次离开时已经过去十二年了，寺宇颓废，人丁不旺。于是智顗决定重修寺宇，整顿寺纲，立“御众法制”１０ 条，后来僧众日益兴旺。有人说此时的智顗“雅好泉石，负杖闲游”，“虽在人间，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静夜，澄神自照，岂不乐哉！”但是此后不久，智顗对侍者说到了对自己后事的一些安排。同年十月，晋王再次迎请。智顗将自己的随身物品作了一些安排，还讲到了将来寺庙的规划。然后随使者出山，行到石城寺（今新昌县大佛寺）时， 便称“有疾”。当时弟子奉药请进，即云：“药能遣病，留残年乎？病不与身合， 药何能遣？年不与心合，药何能留？”拒绝医药。又请进斋饭，则云：“非但步影为离，能无缘无观，即真斋也。吾生劳毒器，死悦休归，世相如是，不足多叹。” 拒绝进食。后来，又将莲花香炉、犀角如意奉还晋王，并说“愿大王芳香不穷， 永保如意！”后又留给晋王一封遗书，其中说道：“国是王国，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扶育黎度，犬马驯养，人岂我忘恩乎！”当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智师即右肋向西而卧，专称弥陀、般若、观音。命弟子洒扫净室，唱《法华经》及《无量寿经》。
  又索函汤漱口，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无量心、四悉檀、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一一法门，摄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凉地。最后要求弟子们要勤修四种三昧，传习佛灯。说完，跏趺而坐，唱三宝名，如入三昧。时值公元５９８年１月７日。春秋６０，僧腊４０。
  智者大师所写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被世人称天台宗三大部。他写的《观音义疏》、《观音玄义》、《观经疏》、《金光明经义疏》和《金光明经文句》等著作，则被称为天台五小部。荆溪大师曾经说道：“本宗以《法华》为宗髓，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故此外加《大智度论》、《大般涅槃经》、《大品般若经》亦为本宗旁依之经论。” 因为智者大师依据《法华经》，开宗说教，于是乎此宗也被称为“法华宗”。
  法华经中的思想通过大师的阐扬而在当时非常流行，又因为大师在浙江省在天台山彻悟法华，圆顿实相，所以立宗名为“天台宗”，这也是当时成立最早的一个宗派。智者当时被世人尊称为天台大师，也认同他是天台宗的初祖。
  五祖灌顶（５６１—６３２），俗姓吴，字法云。原籍江苏宜兴，祖世后移居浙江椒江。早年父亲亡故，７岁依慧拯法师出家。师天性聪慧，诵《涅槃经》能过目不忘，２０岁时受具足戒。公元５８３年，慧拯法师圆寂后，入天台山，依智者大师研习教观，受到大师的器重和栽培。公元５８７年，在金陵听大师讲《法华经》后，将所讲内容整理成书，此即《法华文句》。公元５９３年，大师于玉泉寺开讲《法华玄义》，第二年又讲《摩诃止观》，灌顶都记录整理成书。大师病重时，灌顶“瞻侍晓夕，艰劬尽心”。大师圆寂前，灌顶“亲承遗旨，乃奉留物并诸信物， 哀泣跪受”。
  智者大师门人众多，其中以师事大师十多年的灌顶最为杰出。“对智顗了解之深，非灌顶莫属；对智顗学说把握之真切，也非灌顶莫属。”①智者圆寂后， 灌顶致力于天台宗教理的述说与弘扬，教团的兴隆。他早年致力于对智者大师著作的整理，晚年时自己也有一些著述保存下来，比如说《大般涅槃经玄义》二卷、《大般涅槃经疏》三十三卷、《观心论疏》五卷、《天台八教大意》一卷、《国清百录》四卷、《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一卷等。
  公元６３２年８月７日，灌顶于天台山国清寺圆寂，世寿七十二，法腊五十二。被视为天台宗第五祖，世称章安大师（因今浙江椒江古称临海章安）。
  六祖智威（？—６８９），俗姓蒋，浙江缙云人。１８岁时，奉父母之命准备从外地回家娶妻。途中遇到一印度僧人对他说：“少年，何意欲违昔日重誓耶？”并告诉智威往昔所发五愿，即“一愿临终正念，二愿不堕三途，三愿人中托生，四愿意童真出家，五愿不为流俗之僧”。智威听后深有感触，不再回家，就直接去国清寺找章安大师。后受具足戒。诚心修持，定慧俱发，证法华三昧。“昼讲夜禅，手写藏典”。闻风而至者众多。有习禅者三百人，听讲者七百人。
  大师身长七尺，骨法古秀。每当其升座说法时，有紫云覆顶，状如宝盖。
  有时一日往返八十里讲经说法，未偿稍作休息，也不觉得累，如有神助。大师擅长文辞，其所撰《桃岩寺碑》、《头陀寺碑》等，皆被人赞为绝妙。公元６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师于国清寺止观堂趺坐而化。世称法华尊者。
  七祖慧威（６３４—７１３）俗姓刘，婺州乌伤（现浙江东阳）人。幼年即出家，受具足戒。听说智威大师正在大力弘扬天台教法，于是前往听法。师“乐静居山，罕交人事”，后归止东阳山谷。然登门求教者不知其数，左溪玄朗是其杰出弟子。
  八祖玄朗（６７３—７５４），字慧明，俗姓傅，浙江义乌人。９岁出家，２１岁至光州（今河南潢川），师从岸律师受具足戒，专攻律学。后来，他博览群书，比较异同，特别精通《涅槃经》。又听说天台宗可以“清众滞”、“趣一理”。于是前往东阳拜会慧威大师，弘研习止观。不久对天台宗教义解习无遗。师后来隐居于左溪之岩洞，独坐一室，生活极其简朴，行头陀行。以草为衣，掬泉而饮；与群猿为友，召雀鸟听经。“食无重味，居必偏厦。非因寻经典，不燃一烛；非因觐圣容，不行一步。其细行修心，盖徇律法之治，遂得远域沙门，邻境耄耋，拥室填门。若冬阳夏阴，旨召而自至也。”① 师对天台佛学及儒、道各家，均有所研究。撰有《法华科文》二卷，传法门人有十二，而以荆溪湛然为嫡传。晚年以三观玄旨传授湛然，天台宗得以发扬光大。
  公元７５４年９月１９日，八祖玄朗忽然对学生们说：“吾六即道圆，万行无碍；戒为心本，汝等师之。”随后便端坐示寂，世寿八十。世称左溪尊者。
  九祖湛然（７１１—７８２），俗姓戚，祖籍江苏宜兴，“家本儒墨”，自幼聪颖绝伦，有超凡脱俗之气。１７岁时，游历浙东，寻师问道，遇金华方岩禅师授以止观之法。公元７３０年，受教于玄朗大师。大师慧眼识英才，授以天台教观要旨。
  公元７４８年，于宜兴净乐寺出家。不久又前往会稽开元寺，随昙一律师学习律法。公元７５４年，玄朗圆寂。湛然感慨当时的天台宗，受抑不振；出于对天台宗的拥戴，湛然决心中兴天台宗。
  公元７６６—７７９年间，湛然住锡于天台赤城山悟月洞，后居佛陇。“大布而衣，一床而居”，尽管生活艰苦，仍然每天教授学生。“以身诲人，耆年不倦”。
  有学者认为：“湛然出世，辟它教之说，继智者大师之学，创天台新义，方使天台一宗‘焕然中兴’，传承不绝。与华严、唯识、禅、律诸宗并驾齐驱，为繁荣唐代中国佛教做出了贡献。”② 公元７８２年２月５日，师示疾于佛陇道场。临终前对弟子们说：“道无方， 性无体；生欤死欤，其旨一贯。吾归骨此山，报尽今日，要与汝辈谈道而诀。夫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不一不异谓之中。在凡为三因，在圣为三德。燃炬则初后相同，涉相则浅深异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这段遗言的中心思想，未离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的天台教旨，由此可见湛然对弘扬天台宗的信心和决心。说完这段话，大师便独处一室，安然坐化。世寿七十二，法腊四十三。
  大师一生为中兴天台宗，勤奋努力，被尊为天台宗第九祖。其主要思想是“无情有性”说，大师认为草木瓦石都有佛性。他又综合了《大乘起信论》中的道理，为天台宗的严密教理确立了基础，因而被称为中兴天台宗的祖师。大师有多部著作留世，如《法华玄义释签》十卷、《法华文句疏记》三十卷、《法华文句科文》六卷、《摩诃止观辅行传经决》十卷、《止观义例》二卷、《止观辅行搜要记》十卷、《金刚"》一卷、《维摩经略疏》十卷、《维摩经疏记》三卷、《法华三昧补助仪》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愿行观门骨目》二卷、《始终心要》一卷等。
  湛然之后，为道邃（年寿不详，陕西长安人，７６６—７７９年受学于湛然大师， 尊为天台十祖，日本国天台始祖）、广修（？—８４３年，浙江东阳人，道邃的高徒， 天台十一祖）、物外（？—８８５年，福建福州人，广大修弟子，天台十二祖）、元琇（年寿不详，天台人，物外的弟子，天台十三祖）、清竦（年寿不详，天台人，元琇的弟子，天台十四祖）、羲寂（公元９１９—９８７年，浙江温州人，清竦的弟子，天台十五祖）、义通（公元９２７—９８８年，高丽国人，天台十六祖）等诸祖，天台宗得以继续弘扬，后来还传到了日本、高丽等国，影响极大。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包括天台宗在内，遭逢过唐武宗的会昌法难（８４５）及唐末五代（９０７—９６０）的战乱，天台宗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但是，到了公元９０８年，吴越国得以建立，国主数代信奉佛法，因此，天台宗又受到了较好的庇护。
  由于义通大师门下的弟子们对智者大师《金光明玄义》广本是否真实产生了怀疑，有了“唯心论”和“实相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就逐渐分裂为二个派别，于是乎在北宋初年产生了“山家”、“山外”之争，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山家派主张实相论，以知礼、遵式二位法师为代表，倡导“妄心观”学说；山外派以慈光志因、孤山智圆二师为代表，主张唯心论，倡导“真心观”。其中，以山家派一系人才济济，比较兴隆，被后世看作正宗的天台宗。
  元明清时期的天台宗，由于诸多高僧大德们的精进努力，不仅法脉得以延续，而且取得了进展。元世祖至元年间，由于高僧性澄的奏请，元世祖命重修国清寺。公元１３０１年，又赐予天台宗兴教寺田百顷。到了明代，以传灯大师为代表的诸位祖师，继承和发扬了智者大师的思想。传灯大师之后，跨越明清二代的蕅益智旭大师（１５９９—１６５５）最为著名。他学识渊博，定慧双修。精通天台、法相、戒律、净土诸宗，并且以天台宗的思想来加以统摄。大师以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为宗旨，以此来发挥天台宗的思想，又主张释、道、儒三教合一，并力求佛教各宗派的和谐，对后世启发很大，是继传灯之后的又一位天台宗大师。
  民国以后，谛闲（１８５１—１９３２）创立观宗研究社和观宗学舍，培育天台宗人才。天台宗因此再度振兴。谛闲师专修天台教观，到很多地方讲经说法，大江南北都留下了足迹。门下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代表性的法师有仁山、常惺、宝静、静修、倓虚、禅定、可端等。倓虚大师（１８７５—１９６３）在１９２５年，曾接受谛闲大师付法，成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代传人。

① 朱封鳌：《天台宗》，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３页。 ①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５页。 ②朱封鳌：《天台宗》，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页。 ③ 朱封鳌：《天台宗概说》，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页。 ①朱封鳌：《天台宗概说》，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页。 ②朱封鳌：《天台宗概说》，第２３页。 ③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４页。 ④朱封鳌：《天台宗概说》，第２８页。 ⑤朱封鳌：《天台宗概说》，第２８页。 ⑥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８５页。 ① 朱封鳌：《天台宗概说》，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１页。 ① 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概述》，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５页。 ①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４页。 ②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２７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