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历来诸多著述中，如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宗典《柯九思年谱》、王伯敏《中国绘画史》、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新版《辞海》等，皆定柯九思卒于至正三年（１３４３），年五十四，似乎已成定论。但近几十年来，另有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钩沉爬梳史料，积极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柯九思的卒年不在至正三年。
  柯九思并非卒于至正三年的证据之一是，柯九思所撰《秀峰寺重兴修造记》，是根据墨拓本录入《丹丘生集》的，其可靠性不容怀疑，因此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即对考证柯九思的卒年，具有重要的作用。此记结尾有“奎章阁学士院鉴书柯九思记，郡僧普慈书，郡人祖顗篆题。至正四年二月既望知事比丘道临永及立”等有关撰书、立碑纪年的记载，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是：柯九思撰写这篇记的时间应该是至正四年（１３４４）二月十六日之前不久的某一天，可见柯九思在至正四年还健在。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柯九思存世作品《渭川素影图》。这幅作品为立轴水墨纸本，钤朱文“柯氏敬仲”印，２００５年春季，在上海工美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成交价１７０５万元。柯九思在这幅画上有款识： 甲申人日，过白雪窗观雪，坐中可如道人征画，遂试绣儿墨为之。丹丘柯九思。① 这幅作品并不是近年才突然出现，实际上早被著录于有关书画史籍上。
  它最早著录于《珊瑚网》卷四十四《胜国十二名家》第十五，又见于《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之四《元季十二名家册》，②注曰：山水间疏林小寺，殊简旷。从著录中可以看出，这幅画原为二十联册中的一幅，这二十幅作品曾由金文鼎收藏，并连缀成册，中间经过徐同美、黄越石、汪砢玉等人收藏，后有金文鼎的二跋及沈周、董其昌、汪砢玉等人的总跋，流传有序，当为真迹。金文鼎，即元末明初书画家金铉（１３６１—１４３６）。《东里续集》卷三二《封从仕郎中书舍人金君墓表》： “文鼎讳铉，文鼎其字，尚素其别字也。……书画皆极造诣。……文鼎卒正统元年闰六月廿四日也，享年七十有六。”《续书史会要》：“金铉，字文鼎，号尚素， 松江人，书工章草，画仿王叔明。”可见金文鼎是一位精于书画的文士，他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十一月二十七日跋称“柯敬仲二纸，笔墨超轶，潇洒天然”①，跋文中所称的“二纸”，指的是上文所说的二十联册中，柯九思有两幅作品（另一幅为《秋林晓色图》）。金文鼎又于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五月四日跋称“曩同俞乐泉过武林，获赵松雪、柯丹丘画。……此册选元季十二名家，自余生平宝爱之”②。沈周（１４２７—１５０９），明代杰出书画家。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玉田生、有竹居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不应科举，专事诗文、书画，是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他的跋文称：“金文鼎先生，淞江人，永乐中以绘事名海内，风流博古，高尚不群，尝见先生图画，大得元人笔意，余亦宗之。此册先生所选凡十二家二十幅，各各品定， 无不臻妙，先生目力高也。今为御史徐同美所藏，同美乃先生郎君礼部之婿， 携来见示，可为胜国名家一时之赏会，良足快也。”董其昌（１５５５—１６３６），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董其昌的跋文是：“画册以元季四大家为难……今又见此册，原为吾乡金文鼎所藏。文鼎画入能品，宜其具择法眼，差觉盛子昭、柯丹丘未能作诸公把臂入林侣耳，然已海内不再得矣。”他对柯九思的画作略有微词，但确认是海内不可多得的佳作。综上所述，柯九思的这幅作品历经元末明初诸多书画鉴赏家的收藏、鉴赏，更何况金文鼎藏画的时间离柯九思生活的年代不远，因此定为真迹不成问题，其“甲申人日”款识，也成了他健在的十分重要的证据，甲申为至正四年（１３４４），人日，即正月初七。然而宗典先生先考定柯九思卒于至正三年（１３４３），然后认为“甲申人日（１３４４年正月七日）距九思去世二月余， 显属伪作”①。这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的。
  考证柯九思的卒年问题，笔者赞同学者王朴仁的观点，他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必须追源究始，重新核查各说来源及资料的可靠性，作客观分析比较。以此为原则，柯氏本人或相交友侪的诗文事迹有清楚记载者当最可靠，但古代书籍版本流传常有错误，所以任何孤证都要存疑，来历不明的传闻更不可靠，必要有其他史实印证相符才可相信。”②笔者由此得到启发，认为考证柯九思的卒年，更要关注与柯九思关系特别密切的友人的诗文事迹，再佐以其他材料，进行旁证辨析。
  与柯九思情谊最深的当然要数虞集，他在题柯九思的《古木新篁图》云： “不见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苍然。蒹葭霜露风连诲，翡翠兰苔月在川。忆昔画图天上作，每题诗句世间传。前村深雪谁高卧，亦有晴虹贯夜船。至正五年秋九月邵庵虞集题。”此诗收入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九，并见于《大观录》卷十八，显然可靠。首句的“不见丹丘四五年”，往往容易理解为柯九思已经离开人间四五年，但细味全诗，并没有一点悼念感伤的气息，我们应该理解成：虞集与柯九思暌违已经四五年了，由此可见柯九思至正五年（１３４５）九月尚在人世。
  柯九思本人的诗文当然也是可靠的材料，对于考证其卒年也甚为关键，柯九思留存于世的诗文中，有一篇重要的文献资料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渔庄记》，收录在《玉山名胜集》中，全文如下： 玉山隐君顾仲瑛氏，治其第之西偏，稍为台池之胜，号玉山佳处。佳处之东，沮洳蓁莽，久且弗治。君观其有异，夷其积水奥草，筑室于上，引溪流绕屋下，于是萦者如带，抱者若环。浏然而清，可# 可濯；悠然而长， 可方可舟。枫林、竹树、兰苕、翡翠，夸奇而献秀者，尽在几格。渔歌野唱， 宛然在苕霅间也。今礼部白野兼善公隶书“渔庄”二字以榜其颜，君日与宾客觞酒赋诗游息其下，世故之孑孑者不芥蒂于胸中。余谓：“君素为吴大姓，青年积学，抱才负艺。出为世用，固可以陈力就列，勤劳王家。退居田里，华榱广厦，可以乐亲戚而延宾友。何所取于渔哉？昔太公之钓渭， 将以大有为也。下而子陵、玄真、天随之流，浮游江湖，果于遗世者也。君将奚取焉？”君曰：“是乌知我者。吾方网罟天地，经纶古今，以络以绎，以悦予心。大有为也，果遗世也，乌知其然，乌知其不然”鉴书博士柯九思记。① 渔庄是元末玉山雅集领袖顾瑛玉山佳处的景点之一，从这篇记中对各处景观的详细描绘中可以看出，柯九思是实地到过渔庄等景点的。作品没有署写作时间，但有一句话却可以帮助我们推证出柯九思写作的大体年份，这句话就是：“今礼部白野兼善公隶书‘渔庄’二字以榜其颜。”礼部白野兼善公，即泰不华，或作达兼善。关于泰不华任职礼部，有两则史料可以证实，一是《元史》卷一百四十三本传：“…… 擢秘书监，改礼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召入史馆，与修辽、宋、金三史，书成，授秘书卿。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九年……寻除江东廉访使，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二是《侨居集》卷七《题瑞竹堂记》：“秘书郎白野达公兼善父，守越有治……至正七年春，服阕，天子以礼部尚书召公北上。”从两则史料可以看出，泰不华任礼部侍郎在至正元年（１３４１）以前，任礼部尚书在至正七年春到至正九年。又顾瑛的《玉山名胜集》载有杨维桢的《玉山佳处序》云： 又稍为园池别墅，治屋庐其中，名其前之轩曰钓月，中之室曰芝云，东曰可诗斋，西曰读书舍。后累石为山，山前之亭曰种玉，登山而憩注者曰小蓬莱，山边之楼曰小游仙，最后之堂曰碧梧翠竹，又见湖光山色之楼，过浣花之溪而草堂在焉。所谓柳堂春、渔庄者，又其东偏之景也。临池之轩曰金粟影，此虎头之痴绝者，合而称之，则曰玉山佳处也。……至正八年八月初吉，会稽杨维桢书于玉山之读书舍。
  从该序可见，“玉山佳处”中的“渔庄”，至正八年或稍早一些时候已经建成。
  综合以上材料，笔者认为，柯九思至少在至正七年（１３４７）还健在。那么至正七年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论。
  除了《渔庄记》，顾瑛的《玉山名胜集》里，还辑录了柯九思为玉山佳处中的其他四个景点所题的诗歌四首，即《玉山佳处题诗》《钓月轩题诗》《湖光山色楼题诗》《浣花馆题诗》。顾瑛还辑有《草堂雅集》，卷首即为柯九思诗歌，其中包括《题达兼善渔庄篆文诗》，这些都说明柯九思曾较长时间地盘桓宴游于这些园池之胜。顾瑛在自撰的《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中写道： 又颇鉴古玩好，年踰四十，田业悉付子壻，于旧第之西偏，垒石为小山，筑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馆若干所，旁植杂花木，以梧竹相映带，总名之为玉山佳处。……今年四十有九……大元至正戊戌五月二十九日，顾阿瑛自制并书。汝阳袁华篆额。
  这篇自制墓志铭作于至正十八年戊戌（１３５８）五月，玉山佳处建成于至正九年（１３４９），柯九思为五个景点题诗作文，说明至少有一部分景点已经竣工， 那么也说明柯九思在至正九年还健在于世。
  台州学者徐三见先生有一篇《柯九思卒年考》①，对柯九思的卒年提出了新说，认为当卒于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前后，笔者对此是赞同的。徐先生推测出柯九思的卒年，一个重要的证据即是《故处士邬公墓志铭》。许多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主要是对这篇墓志铭的真伪表示怀疑。该《墓志铭》全文如下： 处士讳庚□□□□邬氏其先会稽人，祖璹宋之季游天台，乐其土风文物之美，娶焉□□□□□，其后子孙众多，分散他处，有居黄山者，有居宁川者，有之他郡而居者。□□□□居五云之南，则其处下渡者也。处士生九年，丧其父，十五年而丧其母。居丧□□□哀不类儿童。既长，就学益知刻苦刮厉，期有所树立，以无忝其祖，恭以持□己，敬以□其人，勤劳约俭，以理其室，而能散其有以衣食。乡邻之贫者，有请□□，具所求弗具， 庚之责也。或劝使仕，则笑不答。匾所居斋曰“德”，日坐其中，以读书勤学为事，怡怡然若有所自得也，而以终其身。至元重建之五年，处士年八十，十一月初四日，其初度也，亲宾咸集，乃立诸子阶下，而语之曰：“若知吾命斋之意乎？闻人必有以遗其子孙。吾少孤，勤劳艰难，以□于此，吾无以若遗也，吾惟种吾德以遗若，若其务滋吾德乎？”未几疾卒，实其年十二月（廿）六日。其子以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壬午葬处士南村风化里纸坊岙之原。考孝祖，母陈姓，娶沈氏，子男四人复亨、谦亨、鼎亨、元和； 女二人，长适黄山茹文森，次适同里张思诚；孙男女二十八人，呜呼！此其种德之报也耶！铭曰： 邬氏之先，来自会稽。未及百年，既蕃既滋。少也幼孤，涕泗号嘘。
  克勤不怠，以植厥基。言树之德，其报维何。如其先人，子孙之多。南村之原，不远□而。□坟四尺，处士之归。① 《故处士邬公墓志铭》中的“邬公”，即邬庚，浙江临海人，其墓在今临海城南约２公里的梓沙岙，其墓志已佚失，但拓片仍然保存于临海博物馆，志文见于清黄瑞的《台州金石录》卷十三。志额篆书“故处士邬公墓志铭”，首题：“宣□□□□书博士朝大夫兼经筵译文官王沂撰，□□□□□奎章阁鉴书博士何九思书，□□□□知制诰宣文阁授经郎儒林郎兼经筵译文馆周伯琦篆。”邬庚虽是一位隐逸乡里的处士，但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饱学之士，名重江浙，与当时的文化名流多有交往。因此，在他子孙为其立墓四年后，其友赵由正裒辑邬庚生前好友二十余人的挽诗，勒石立于墓侧，该诗碑于１９８４年８月征藏于临海市博物馆。清黄瑞的《台州金石录》中记载：“（挽诗）作者皆一时闻人，绎志文与诗，处士德望之清重，子孙之济美，其流风遗韵犹可想见。惜志不载其人，无从印证也。” 从志文看出，志额的篆书者、撰文者、书者，确实都是当时的名流。周伯琦（１２９８—１３６９），字伯温，号玉雪坡真逸，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元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博学工文章，而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元史》卷一八七有传。传中记载，至正元年（１３４１），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伯琦为宣文阁授经郎。元惠宗深知伯琦工书法，特命篆“宣文阁宝”，并且为宣文阁题匾；“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台。除伯琦兵部侍郎，遂与贡师泰同擢监察御史。两人皆南士之望，一时荣之……十三年，迁崇文太监，兼经筵官，代祀天妃。丁内艰。十四年，起复为江东肃政廉访使。长枪锁南班陷宁国，伯琦与僚佐仓皇出见之，寻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书，未行，改浙西肃政廉访使。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余观，纠言伯琦失陷宁国，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尔承制假伯琦参知政事，招谕平江张士诚。”①从传中可以看出，周伯琦晚年多在江浙一带游宦。从有关史料可知，他的人生晚年与台州多有联系，如至正十七年，他为台州路撰并书《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甚为巧合的是，邬庚的墓志《故处士邬公墓志铭》也篆额、树立于此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他与台州的一些文士（如邬庚）乃至上流社会有着较多的交往。邬庚墓志的撰写者王沂，字师鲁（一作思鲁），祖籍云中，徙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其父由金仕元，南宋亡，到江南任职。王沂于延祐二年（１３１５）中进士。历任临淮县尹、嵩州同知；元文宗至顺间为翰林编修，后历国子博士、翰林待制，元顺帝至正初，任礼部尚书。曾主持元统元年（１３３３）科举，以“总裁官”的身份编定辽、金、宋三朝史。卒于至正二十二年（１３６２）以后。有文名，并能诗。曾筑石田山房以居。由于诗文集《伊滨集》早佚，所以论元诗文者很少涉及王沂。清初顾嗣立编《元诗选》即未见王沂诗。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王沂《伊滨集》二十四卷，其中诗文各十二卷。生平事迹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伊滨集》提要、《嘉靖真定府志》卷五、卷二七、曾廉《元书》卷八九。从《故处士邬公墓志铭》中可知，邬庚的墓志撰写、树立于至正十七年，这与王沂卒于至正二十二年以后的情况也相符。该墓志显示的周伯琦、王沂所任职务与史实基本相符，篆额、撰写年代与他们的活动、存世年代也没有牴牾矛盾之处，而且更为可信的是，这通墓志铭的拓片还珍藏于临海博物馆，因此清黄瑞《台州金石录》中的这篇墓志铭的真实性是不成问题的。
  既然考定了《故处士邬公墓志铭》的真伪，那么柯九思为该墓志书于至正十七年的史实，也是可信的。徐三见先生在《柯九思卒年考》中就柯九思是墓志书写者问题，有翔实可靠的推考：“可惜的是，邬庚的卒与葬并不同时，而且两者相距十八年之多。从撰写墓志的通例来说，卒葬的具体时日是可以临时填书的，不过，柯九思是墓志的书写者，从所见的墓志拓片来看，‘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壬午’诸字与通篇的书体风格完全一致。因此，将柯九思的卒年定在是年之后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柯九思晚年大都寓居吴中，与故乡台州的关系虽有一点，但不是很大，柯九思为什么能够为邬庚书写墓志铭？柯九思认识邬庚吗？或者虽然不认识， 抑或至少听说过邬庚之名？这中间或许有谁作了推介？笔者钩沉史料，认为有一个人也许是关键，这个人就是柯九思的好友泰不华。上文已经介绍过了， 临海籍的泰不华实际也是柯九思的乡邻，他应该认识临海的处士邬庚，其证据有二：一是泰不华在临海的居所与邬庚所在的村庄“下渡”很近，清黄瑞在《台州金石录》卷十三即《故处士邬公墓志铭》一文后，有一个按语： 处士讳庚，居下渡……下渡即古下津，《赤城志》：在县东南二里，今郭东之下桥，南江之下浦，皆其地。泰不华诗“安仁宅”……其所居当在今下桥一带。
  二是在邬庚去世后，泰不华曾为之写了挽诗，邬庚墓志铭后的按语云： （邬庚）后至元五年卒，年八十。葬以至正十七年，碑即立于此时。后四年，又有泰不华等二十余人挽诗之刻。
  需要说明的是，至正十七年的“后四年”，即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离泰不华去世之年（１３５２），已经是九年了。据按语中所说“有泰不华等二十余人挽诗之刻”，即后至元五年（１３３９），邬庚去世后不久，泰不华等即写有挽诗，而刻成挽诗已经是邬庚去世之后二十二年了。
  上文讲到，徐三见先生推考出柯九思卒于至正十七年之后，他还用反证之法，证实了这个推测。他举顾瑛的《玉山逸稿》中的《拜石坛记》有关顾瑛得石之始末及柯九思见石慕拜情景的记载为例：“后至元戊寅（１３３８）四月下浣，以粟易得苏题假山，归而立诸庭中。翌年，柯敬仲下访，见而奇之，再拜题名而·１６６·　翰墨飘萧去。”此记载又说：“又思丹邱（柯九思）、白野（泰不华）不二十年皆仙去。”由此徐先生认为： 泰不华卒于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方国珍之“难”，距１３３９年为十三年； 若柯九思卒于至正三年（１３４３），距１３３９年仅四年，则文中谓“不二十年皆仙去”似乎不是太确，而应作“十余年皆仙去”才合理。由此反证，柯九思的卒年当在其拜石之后近２０年这段时间内。
  综上所述，笔者是认同徐先生所考证的柯九思的卒年的，也就是说，柯九思在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前后还健在。那么也许有学者会问，从过去许多学者考证的柯九思卒年１３４３年到徐先生考证的柯九思卒年１３５８年期间，越到后来，其活动的踪迹为什么越来越少甚或几乎不见？比如，号称玉山雅集中“诸集之最盛”的是至正戊子（１３４８）二月十九之会，就不见柯九思的身影。杨维桢所作的《雅集志》对这次盛会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 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桢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辨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为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旁侍而指画，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琼英也。一时人品，疏通俊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向也。时期而不至者，勾曲外史张雨、永嘉徵君李孝光、东海倪瓒、天台陈基也。① 这次盛会，无论从场景的布置、参会之人的广泛还是雅集的内容看，都堪称精心准备、规模空前，除了张雨、李孝光、倪瓒、陈基由于各种原因期而未至外，一时名流都几乎云集于此，杨维桢、姚文奂、剡韶、顾瑛、李立、张渥、顾晋、于立、顾元臣等都来了，还有艺妓翡翠屏、天香秀等，可以说是良辰美景赏心悦事“四美”皆具，贤主、嘉宾“二难”齐备，可是却独独少了柯九思。我们知道柯九思与顾瑛的关系非比寻常，在座的诸公也大多是柯九思的好友，他们事先一定是要盛情邀请的。既然柯九思此时还健在于世，他为什么不参加？如果临时有事情“期而未至”，那杨维桢也会特意点出来，像张雨他们一样。
  从上述所引的柯九思所写《渔庄记》以及《玉山佳处题诗》《钓月轩题诗》《湖光山色楼题诗》《浣花馆题诗》《题达兼善渔庄篆文诗》等诗文看，柯九思在至正八、九年间，还经常活动于玉山佳处，可见柯九思总体上还是寓居于吴中的，那么柯九思没有参加玉山这次“诸集之最”的盛会，简直就匪夷所思。一种的可能是柯九思短期外出，接不到邀请。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于杨维桢、顾瑛他们举办的盛会期间，正迷恋于修炼丹药，不愿离开居所。这是有一定根据的。
  上文述及，柯九思没有真正皈依道教，但到人生晚年，他的思想中有崇尚道教的一面，却是不容置疑的。
  柯九思晚年的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他流落吴中，仕途无望，虽然儒家的淑世情怀始终未泯，但也难免偶有消沉的时候。如上文已经引述的他的《潞阳客舍和储生韵》诗云：“痛苦有谁怜贾谊，形容已老似冯唐。”他题王蒙《惠麓小隐图》诗曰：“瑶华省识君王面，国破家全欲断魂。每见英雄扶社稷，未闻帏薄正乾坤。梁园文献谁能征，惠麓诗书子独存。至正归来成小隐，旋栽蔬果口清尊。”①虽然是描述王蒙的境遇，实际也是柯九思的思想写照。这种痛苦伤感的情绪，容易导致寄身物外、向宗教寻求心灵庇护的想法。柯九思早年即有道教思想萌芽，如自号“丹丘生”、“五云阁吏”，又如在《书次韵谦父诗并序》一诗中说：“身居钟鼎多清事，志在山林入短篇。”②到晚年，他的道教情怀更甚，我们从他晚号“非幻道者”也可感受得到，他的道士一般的生活方式，比如修炼、服食丹药，我们从有关史料也证实了。他的挚友虞集在题柯九思画扇诗云：“松根茯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寿千岁。……长馋篝火新雨霁，羽人丹丘期不至。”杨瑀的《山居新话》记载：“友人柯敬仲、陈云峤、甘允从三人皆服防风通圣散，每日须进一服以为常。”①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在柯九思晚年的一段岁月里，足不出户，日进一服。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他怎么会离开居所赴玉山雅集？ 据万新华先生研究：防风通圣散并不是杨瑀认为的“凉药”，而是一种热毒药，在丹药书上称为“五灵丹”，又称“寒食散”，是历史上流传最广、服用者最多的一种丹药。正常人服用后，血液循环加速，身体微微发热，如酒醉一般，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故服用五灵丹，不论是为了长生不老，或者为了治病养生，还是为了借机放纵生活，都被清闲无聊的士大夫所接受。② 从现有史料看， 柯九思晚年身体总体还是可以，他的炼服丹药，主要还是为了“长生不老”。不过，他的追求长生，笔者认为，似乎与一般文士不同，他意在强身健体，目的是更有精力积极致力于恢复弘扬汉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复古的道路上还想奋发有为，我们从他晚年的积极从事书画鉴赏、创作等行迹即可感受到。
  柯九思越到人生的晚年，史料反映的活动踪迹特别是玉山雅集活动信息越少，一方面或许是他沉迷于炼丹服药，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是由于元末动荡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民间秘密团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率领红巾军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十三年五月，泰州张士诚及其弟张士德、张士信举兵，与其他起义遥相呼应，使得富庶安逸的江南不再有往日的升平和安宁，玉山雅集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第二年，起义军逼近昆山，之后形势越来越动荡，比如顾瑛在起义军进入昆山后，被迫携带老母及全家逃往松江五湖三泖地区避乱。这次避乱，玉山佳处遭到了洗劫，与顾瑛交好的许多文人墨客的口咏手书之诗赋书画大多丢失。钓月轩也因之遭毁，芝芸堂的藏书因火俱焚， 估计与友朋们交往的诗赋手泽也付之一炬。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一文记载吴淞一带的动荡景象说：“劫掠奸杀，残不忍言。”③在这种形势下，吴中一带的文士不复有雅集之兴，风流云散，各自奔忙，有的选择了平淡的文士生活，如秦约、王蒙、袁华，有的像倪瓒选择了逃避，甚至有人选择了归隐，如王冕。笔者估计柯九思也是避居某地，其苟延残喘之状可以想见。

①王力春: 《柯九思卒年新说》,载(山东文学),2011年第8期。 ②(清) 下永誉:《式古堂书面汇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2012年,第1417页。 ①(清)卞永错:《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2012年,第1418页。 ②同上,第 1418.1419页。 ①宗典: 《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83页。 ②王朴仁: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7期,2013年7月。 ① （元）顾瑛：《玉山名胜集》（杨镰等整理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３６页。 ① 徐三见：《柯九思卒年考》，载《东方博物》第１辑，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①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卷十三。 ①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七《周伯琦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４２９７页。 ① （元）顾瑛：《玉山名胜集》（杨镰、叶爱欣整理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４６—４７页。 ①王及: 《柯九思诗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②同上,第16页。 ①宗典:《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②万新华: 《柯九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③(明) 陶宗仪:《南村银耕录)番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