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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至大元年（１３０８）至泰定四年（１３２７），即柯九思十九岁到三十八岁这二十年间，他或居江浙，或游京师，壮游南北两地，广见闻，结名流，笑谈古今， 庋藏书画，英华清越，意气风发，为他日后艺术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他日后的繁华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大元年，柯谦迁诸暨州判官，九思一度随父到山阴小住。他曾写有一首题为《俞希声置竹石于几案间名曰小山阴山阴吾之故乡不能无题》的诗歌： 昔年曾在山阴住，不谓山阴到此堂。苍苔翠竹汝所好，白石清泉吾故乡。禹穴有怀游太史，鉴湖无复赐知章。张帆明日竟东下，雨过西兴树影凉。① 此诗是柯九思晚年流落江南期间所作。诗题及整首诗透露了他对故乡（从更大的范围讲，山阴即今绍兴一带，也是柯九思的故乡）佳山秀水和人文史迹的无限怀念。从诗歌中，我们完全可以感知到柯九思对这一方土地丰厚的人文史迹是多么熟稔。绍兴自古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氛围很浓，根据柯九思《题薛尚功摹钟鼎彝器款识真迹》中说的“余旧于山阴钱德平家屡阅之，诚奇书也。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鉴书博士柯九思书于吴氏逊学斋”②，我们知道柯九思在山阴期间，也已经开始出入于当时的文化名家之宅，浸染鉴藏知识。柯九思有此一段寓居的时光，也是得益匪浅的。
  柯九思青少年时期即有积极的人生志向，我们从他与友人的酬赠诗歌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中晚年时期有一首《送倪仲刚迁浙西》古风体诗，其中开头四句是： 我昔少年气如鹘，万里肩书趼双足。归来思得人中雄，扪虱高谈破聋俗。① 诗中透露了九思早年意气风发、壮志如鹘的人生怀抱，他不愿过着平庸凡俗的生活，志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憧憬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堪为人杰，归来像古代的名士那样扪虱而谈，持清议而振士林的聋俗。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青年时期，当他积累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后，即有游历京师之意。至大三年（１３１０），九思终于有了初上京师之行。宗典先生在年谱里说，九思初上京师那一年，陪赵孟頫胜集，同时结交赵孟頫的二子赵雍②。九思初上京师，就陪同赵孟頫参加文人雅集，一种可能是他们相识于京师后，很快结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诗酒相酬，女学者吴梅影在《唯余笔墨情犹在：赵孟頫传》中做了文学性的描述： 说话间，赵雍领着一个人，笑眯眯走进屋来，他对赵孟頫介绍道：“父亲，孩儿带来新结识的朋友，写得一手率更翁好楷书，画得几竿好竹之江南儒门子弟敬仲。”赵雍身后来客微微笑着，鞠躬说到：“学士大人，在下柯九思，特来向大人请教翰墨丹青。学生更十分敬重大人诗词文章神秀清远、音律之造诣非同凡响———所有，皆值得学生学习多多，望大人不吝指点。学生父亲和大人一样，从前曾任江浙行省儒学提举。”③ 这种描述，绘声绘色，可读性很强，但若作为史实理解，则颇不可取。
  柯谦确曾担任江浙儒学提举，秩从五品，但时间不是上文中所说的至大三年以前，而是在延祐元年（１３１４）至延祐六年（１３１９）间。这之前，柯谦基本上都在浙江境内为官，也基本上住在杭州，中间一度到绍兴路任诸暨州判官，推测也是经常回杭州，目的是为了便于奉养老母。柯谦对这位学识渊博、书画精湛的同辈名流，很有可能很早就认识，所以更大的可能是，赵孟頫在杭州期间，九思即已随父拜识他，否则，一到京师，不会那么快就融进赵孟頫的文化圈子，一起参加胜集的。当代美术史学者万新华也持相同观点：“柯九思拜识赵氏当在早年。又赵早年在杭州任职，柯九思父谦也在钱塘为官，文官之间的交往，属常有之事。柯九思拜识赵氏，就在少年时期。”①当代书法史论家黄惇也认为： “柯九思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十八岁时随父柯谦迁居杭州，可能已得识杭州任上的赵孟頫。”② 关于柯九思与赵孟頫的交往，万新华先生认为“基本上没有文献记载”③， 他们所能加以钩沉的是柯九思晚年为顾瑛题赵雍的《江山秋霁图》古风体诗一首： 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高标雅韵化幽壤，断缣遗楮轻黄金。忆昔京华陪胜集，郎君妙年才二十。江南春雨又相逢，笔底秋山那可及。便欲追踪僧巨然，破墨烂漫还青妍。倚栏人待沧海月，悬崖拂树潇湘烟。老夫最爱扁舟趣，风静波深疑可渡。顾生痴绝忽大叫，指点前峰问归路。④ 柯九思初上京师即陪同赵孟頫参加当时文化名流雅集的历史信息，就是从这首诗里得来的。
  宗典先生在年谱里认为，柯九思与赵雍的结交是在京师，万新华先生又认为柯九思赵孟頫的交往基本上没有文献资料，黄惇先生也把柯九思与赵孟頫的得识于杭州仅推测为一种可能，实际上都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地细读柯九思的史料造成的。细读柯九思的《丹丘生集》，有一首《题赵子昂诗卷三十韵》的五言排律，其中有一段： 昔滞京都久，时从几杖游。通家怜我慧，对酒慰羁愁。妙墨时相赠， 新篇不厌酬。① 这几句诗描摹的是晚年的柯九思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与赵孟頫交往的生活情境，是柯赵两人交厚的直接文献记载。
  笔者认为，赵雍长九思一岁，属于同龄人，柯赵两家又有通家之好，他们两人的结交也当在少年时期，九思随父寓居杭州时期，两人应该即已订交。
  至大三年（１３１０），赵孟頫奉诏至京师，官拜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②。可见，此次赵孟頫在京师时间不长，但他挤出时间与当时在京师的文化精英相聚交流那是免不了的。初上京师的柯九思有幸得以在这样一位文坛巨子为中心的文化圈里参加燕集，应该是赵孟頫出于有意提携培养的目的。在杭州十年的任职期间，赵孟頫就力倡诗文书画印的复古风气，这种认识与实践，“包含着对承继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高度责任感，因为他看到了南宋以来传统文化的全面式微，时人尚奇怪新异，而轻经典法则，欲重新恢复这些典则规范，则必提倡复古，更何况他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依靠外族蒙古人———不通中国文化的统治者———来完成这一新秩序的建立”③。赵孟頫是年已经五十七岁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急需年轻一辈尽快成长起来，早日立身扬名，来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从而在自己的身后有更多的人接替自己承继弘扬汉文化传统艺术。再加上此时的仁宗为太子在东宫，正积极收用文武之才，以积蓄力量。④ 仁宗为武宗之弟，时仅二十岁，两人在成宗故后夺取王位的过程中，曾相约兄终弟及，因此武宗朝与仁宗朝的承继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仁宗在武宗二年就开始招贤纳士，自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顾忌。此时的赵孟頫也不再是十几年前初赴大都时的位卑名小，经过杭州十年的努力，他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以书画艺术立身的当朝名臣形象，已经成为仁宗周围十分亲近的侍臣。更何况此时的京城中有许多重要官员，是赵孟頫的朋友，他利用京师高层仕人间的雅集，带九思出见，以广交游，以增声价，可见他的热切地提携后进之心。
  而此时的柯九思正如上文讲到的，意气如鹘，肩书万里；怀抱理想，志作豪杰。那么柯九思此时心中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按照通常的理解，他是为了积极求仕，也就是走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儒者所走的求取功名的道路。柯九思当然也有这方面的欲望和诉求。但考察他的人生履迹，笔者认为他的人生理想，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人生第一次出仕机会，即“以父荫，补华亭尉”，但他没有赴任。一般论者都认为“因其武职未就”。这个推断有一定道理，但结合上述所引的“归来思得人中雄，扪虱高谈破聋俗”两句诗，我们似乎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柯九思在杭州即已经结识当时文化界的领袖人物赵孟頫，而艺术创作上的“古意论”，即书画艺术上的复古思想，是在杭州提出并积极践行的。柯九思从小即出入于赵氏居所，深受其艺术思想的熏陶、教育那是一定的，而复古思想从更深的层次理解，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儒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宣言”①。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文化建设和统治不免薄弱。宋元鼎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科考中断、族分“四等”等象征着汉文化衰落的举措，曾经深深地刺伤了汉族特别是江南士人的心，后来，随着元朝廷对汉文化尊重政策的不断加强，许多士人重新燃起仕元的愿望，特别是像柯九思这样出身书香门第而有着传统文化基因的士子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积极把握住元廷对文人管制相对宽松的政策机会，秉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儒者精神，希望在新的时代里，肩负起社会秩序整合、意识形态恢复的使命，而艺术活动和文化言说，恰是实现自身文化价值和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柯九思希望自己像乡贤赵孟頫一样，以自己的名望影响带动当时的文人，以积极的艺术实践使书画所蕴含的汉文化精神重新成为元代的核心文化价值。柯九思就是怀着这样重振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来到大都的。
  柯九思通过京都文化圈的雅集，增加了见闻，见识了他们的才华风采，应该是肯定的。但柯九思此次在京都结识了哪些人，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一个确切的事实是：赵孟頫于１３１０年冬天到达京师后任翰林侍读学士，侍奉皇太子于东宫。时东宫蓄有赵孟頫以及姚隧、阎复、洪革、元明善、张养浩、虞集、商琦、王振鹏等名士，以备东宫，其中赵孟頫当为他们中领袖人物， 笔者推测，赵孟頫到京后，很有可能有一次以他为中心的诗酒“胜集”，上述名士应该大多参加，柯九思也许就在那一次陪侍赵孟頫参加“胜集”的。由于赵孟頫此次居留大都的时间不长，偶尔一两次的雅集，不会给年轻而名声低微的柯九思带来多少声价。我们可以想见，初上京师而怀抱一腔豪情的柯九思还是怏怏而归。
  至大四年（１３１１）至延祐五年（１３１８），柯九思依然在杭州寓居，这期间，他的诗书画艺术不断精进，学识也日益长进，声名也日渐远播，他的交往圈子进一步扩大。
  这期间，柯九思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从大都回来后的第一年，即至大四年（１３１１），比柯九思大十八岁的挚友吾丘衍投湖而亡。吾丘衍虽然隐居教授，但他在文化复古的倡导与实践上，与赵孟頫、柯九思一样，也是不遗余力的，柯九思将他引为同道，而且他虽然身体残疾，但风度气质非凡，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柯九思十分赏识景仰的地方。这样一位挚友的英年早逝，令柯九思肝肠痛断，乃有诗悼念。
  另一件是延祐元年（１３１４），九思二十五岁那年，按照当时的承荫制度，柯九思得补华亭尉。这是当时朝廷主要对五品以上文职官员子弟的“恩赐”，那一年柯九思的父亲六十四岁，授饶州路余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秩从五品，乃得承荫，而九思“不就”。王及先生对此有详尽的分析，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华亭是松江府属县，县尉是协助长官主要着重于捕盗治安等事的副职。当时赋役繁重，华亭一带江南鱼米之乡，官府搜刮更重，而搜刮必以权力武力为辅，九思有可能不愿担任这种职官”；二是“柯谦以九思承荫， 而九思不愿以幼弟承荫”；三是“元廷恢复科举，于是年（１３１４）举行首科乡试。……延祐首试是汉族人盼望了几十年以后才得以实现的，长期的中国传统，读书人视科举为正途，柯九思当然也不例外，不愿就补荫职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回乡参加科举考试”①。所论颇有道理，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柯九思是一位志向远大的青年士子，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考取功名，从而进入仕途，以自己的艺术实践重振汉族文化。
  延祐六年（１３１９），柯九思三十岁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大都之行。经过近十年的人生历练和艺术实践，这一次的京师之游，他似乎更从容自信。此次同行者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朱德润。多年以后，朱德润在九思去世后写的《祭柯敬仲博士文》中深情地回忆了那一段美好时光：“延祐之六祀，予挟册而观光。
  同君游于京国，咸弄翰而翱翔。”①在京师，能够挥笔弄翰而呈“翱翔”之势，说明此时的九思书画艺术已经渐趋成熟，也隐隐使人感觉到他已经名声渐起，自如地活跃于京城的文化圈里和蒙古皇族之家。两则史料可以佐证这种推测。虞集《王公信墓志铭》里写道：“其子（指王信长子）某，与鉴书博士柯九思同以说书事英宗皇帝潜邸，因柯博士来，求书其父之事而表其墓……”②此时柯九思尚未授鉴书博士之职，乃是以幕宾身份，作为英宗招揽的精英智囊团中的一员， 鉴书博士是虞集写这篇墓志铭时的习惯称呼。柯九思此时以讲说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依附于皇太子硕德八剌。我们知道，当时凡是有可能继位的蒙古皇族，身边都聚集着一批博学多才之士，一方面学习治国理政才能，一方面为了储蓄人才，一旦即位这批潜邸英才即可派上用场。柯九思事英宗于潜邸这件事情，想必是他二上京师的一大收获，他始终念念不忘，直到后至元四年（１３３８），他还在《题赵孟頫万寿曲》的第二首中诗提起这段往事：“教坊初奏月中仙，曾侍前皇拜御筵。四海至今思圣主，承平休养德如天。”并特地在诗后做了注解：臣九思尝被旨，俾以说书侍英皇潜邸。柯九思《题赵孟頫万寿曲》共三首诗，《丹邱生集》不载，载《石渠宝笈》卷三十。
  柯九思赴京的时间在延祐六年冬，但据张养浩《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这一年的十一月三十日，柯九思的父亲柯谦卒于杭之僦居，柯九思或于此前回来送终，或于此后立即“丁外艰，返杭居忧”③。那么，朱德润、柯九思的赴京时间就应该是初冬的十月。
  柯九思此次进京应该是有备而来，同时也是以名士的形象出现的。柯九思一到京师，很快进入英宗潜邸，一方面是他渐起的名声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是赵孟頫的关系。由于他跟赵孟頫关系紧密，赵氏在京师很有可能在诸多王公大臣之间或京师文化圈里经常提起这位后起之秀。
  可惜京师这样“咸弄翰而翱翔”的时光太短暂了，很快，柯九思因丁外艰， 不得不南返杭州。
  关于柯九思南返杭州后的第二年即延祐七年（１３２０）的事迹，宗典的《柯九思年谱》有这样的记述：“过姚天福家乞张养浩撰亡父《墓志铭》。”①对于张养浩，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元代名臣和文学家，具体的履历则可以这样描述：张养浩（１２７０—１３２９），字希孟，号云庄，济南历城人，至大初，为监察御史，仁宗时， 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升礼部尚书。英宗时，为参议中书省事，后以父老多病，弃官归养。又尝起为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卒追封滨国公，谥文忠。工散曲及诗， 著有《归田类稿》《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云庄类稿》等。这个姚天福又是谁？ 王及先生在《柯九思诗文集》里说：“（是年），（九思）过姚天福家，乞其岳父张养浩为亡父撰《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②，似乎这个姚天福即是张养浩的女婿无疑。王及先生的这一叙述所依据的应该就是张养浩撰写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里的一句话：“其孤九思由婿故参知政事姚天福家过余泣曰：‘先君平昔辱公为知己，不肖孤又辱爱焉，是再世之契也，先君遗善一二在人者，非公为纪，尚谁托哉？’余诺其言，乃为铭曰……”张养浩是否有这样一个担任过参知政事的女婿姚天福？目前由于缺乏史料的证实，难以随意肯定。不过，元代初年倒是有一个姚天福，是一个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断案如神而颇有名望的治世能臣，人称元代包青天，《新元史》第一百八十四卷中评价他：“汉之汲黯，宋之包拯，元之姚天福，所谓邦之司直者也。” 姚天福作为一代名臣，深受元朝历代皇帝宠爱。在任御史台监察御史时， 姚天福刚毅正直，不畏强悍，多次奏揭权臣，颇为元世祖欣赏，称其为“巴尔思” （蒙语“猛虎”的意思）。至顺元年（１３３０），元文宗还诏命大臣虞集为之撰写神道碑，我们可以在虞集的全集里读到题为《故通奉大夫参知政事大兴府尹赠正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平阳郡公谥忠肃姚公神道碑并序》的神道碑文，藉此了解这位历史人物。通过这通神道碑，我们了解到： 姚天福（１２２９—１３０２），字君祥，山西绛州稷山南阳村人，为唐代名相姚崇之后。
  幼读春秋通大义。长及青年时，以过人才识被怀仁县推为县吏，不久被征召为县丞。至元初年（１２６４），丞相塔察尔出使北国途经怀仁，代州太守杨阔阔推荐天福才干，深受丞相赏识。至元五年（１２６８），元设御史台，塔察尔为御史大夫， 任天福为架阁管勾兼狱丞。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天福升任监察御史，进入当时最高政治集团。后历任河东道提刑按察副史、嘉议大夫淮西道按察使、刑部尚书、扬州路总管、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姚天福的神道碑目前仍旧保存于山西省稷山县博物馆，该碑高５．１６米，宽１．５４米，厚５６厘米，重达１７吨，是集文物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于一身的三晋名碑。这通名碑中有关于柯九思的历史信息，该碑文开头部分就明确透露：“鉴书博士柯九思，其婿也。”在叙及姚天福的子嗣情况时，又有“女一，归柯九思”的记载。至此，我们才得以真正读懂张养浩撰写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里的一句话：“其孤九思由婿故参知政事姚天福家过余”，意译成现代汉语，即：九思以已故参知政事姚天福家女婿的身份拜访了我。这里必须指出来，宗典先生当时可能囿于史料积累上的不足和阅读史料的不够细心， 所以在《柯九思年谱》里出现“过姚天福家乞张养浩撰亡父《墓志铭》”的错误记叙。按照这样的记叙，姚天福应该还健在，柯九思“过”的是姚天福家。可实际上，柯九思向张养浩乞铭之时，姚天福已经去世十八年，按柯谦的墓志铭，柯九思“过”的是张养浩。当时的九思父子虽然与张养浩有“再世之契”之谊，但毕竟从名望上说，不及姚天福，所以为了及时稳妥地求到柯谦的墓志铭，还是要借重于柯九思的岳父姚天福。姚天福虽然谢世多年，但在朝野上下还是很有影响，否则不会在他谢世近三十年了，朝廷还要为他撰写、树立神道碑。
  查《张养浩年谱》可知，柯九思过访张养浩的那一年，张养浩已经五十一岁了。此年，张养浩被任命为参议中书省事。根据年谱里没有张养浩出京的记载，我们知道，柯九思那一年过访的地点在大都的张养浩之家，因此柯九思实际上又有了一次短暂的赶赴大都之行。《张养浩年谱》里，关于张养浩为柯谦撰写墓志铭的时间，记叙为延祐六年（１３１９），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推敲。我们知道，按照柯九思时代的交通条件，赶赴一趟大都，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柯谦去世又是在延祐六年的仲冬，柯九思一般不大可能于当年年底就赶赴大都。
  而宗典记叙为延祐七年倒是合乎情理的。
  上面引文已经提到，柯谦与张养浩可谓平生知己，柯九思也颇受张养浩的喜爱呵护。柯氏父子是如何结识张养浩的，限于史料的缺乏，我们目前已经不得而知。
  延祐六年（１３１９）底开始直到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底，整整三年，柯九思基本上在浙江为父亲守孝。柯九思哀伤之余，仍不忘心爱的书画艺术，守孝期间和免丧后的一段时日里，有过几次书画收藏和鉴赏活动。一次是１３２１年，柯九思收藏了赵孟頫的真草《千文》，并求元明善为之题跋。元明善（１２６９—１３２２），字复初，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北魏拓跋氏后裔。弱冠游吴中，以文章名于时。曾任集贤侍读学士、翰林学士。谥文敏。工古文，与姚燧并称。柯九思与元明善的结识应该在柯九思初上京师那一段时间，时元氏正在大都担任翰林待制。柯九思为什么在居丧守孝期间的１３２１年还收藏赵孟頫的书法，查赵孟頫年谱可知，至治二年（１３２２）的六月十五日，赵孟頫即与世长辞。笔者推测， 可能赵孟頫已经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即在去世前一年把自己写得比较满意的真草《千文》赠与柯九思珍藏。还有一次是１３２２年，在柯九思免丧之后，他往游京口（今江苏镇江），拜访了比他大十岁的友人郭畀。郭氏家学渊源，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曾在浙江一带任处州青田县腊源巡检、江浙行省辟充掾吏等职，也是以赵孟頫为领袖的文化圈里的人，九思对他十分敬重。这一次在郭畀家，柯九思与杜本、王艮、费雄等书画同道一同观赏了文同的《水墨此君图》，品评激赏，诗酒酬唱，极一时之欢娱。这些书画同道都是饱学之士，品节不凡，如杜本（１２７６—１３５０），字伯元，或作原父，学者称清碧先生，其先自京兆迁居天台。
  或作清江人，隐居武夷山，博学善属文，武宗时被招至京师，未几归隐。元文宗征之不起。顺帝时召为翰林待制，复称疾固辞。工篆隶。有《诗经表义》《清江碧嶂集》《谷音》。王艮是九思少年时即订交的至交，上文已有介绍，兹不赘。费雄，生卒年无考，江夏人，为赵孟頫和管道升的次女婿，学者陶宗仪的岳父，曾任松江昭武大将军、都漕运万户，亦善鉴赏书画。对于郭畀收藏的文同这幅《水墨此君图》，柯九思与杜本他们一同观赏后，曾集体拟有观记一则，后由杜本书： 石室先生墨竹之法，与雪堂先生之书同有钟王妙趣。此卷为天锡郭君所藏，文画苏书，纸蠹而墨色如新，题识俱有可征，得一展玩，何其幸哉！ 会稽王艮、江夏费雄、天台柯九思、京兆杜本同观。本书。① 柯九思对这一幅文画苏书的丹青墨宝的喜爱，简直到了魂牵梦绕的程度， 二十年后的至正二年（１３４２）七月十九日，他流落吴中时又一次观赏到了这幅稀世画卷，与倪瓒在益清亭上细细把玩，不忍释手，并挥毫题跋： 仆平生笃好文笔，所至必求披玩，所见不啻数百卷，真者仅十余耳。
  其真伪可望而知之。文苏同时，德业相望，墨竹之法，亲授彭城，故湖州之竹多雪堂所题。若必东坡题志而定真伪，则胶柱鼓瑟之论也。此卷文画苏题，遂成全美。予旧尝见之，每往来胸中未忘，今复于益清亭中披阅，令人不忍释手，故为之识。同观者倪元镇。至正二年七月十九日，丹邱柯九思书。① 柯九思往游吴中之后，心中牵念的还是大都之行，约在至治三年（１３２３）春季，他又来到了京师。此次柯九思赴京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上文已经讲到，四年前，他二上京师时，差不多已经进入了京师的精英文化圈里，至治元年（１３２１），英宗即位后，作为英宗旧识的朱德润，享受到了优渥的待遇，被授予镇中行中省儒学提举，从五品。而作为朱德润好友的柯九思， 在守孝期满后急欲投奔英宗和朱德润的心思，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可惜，元朝廷政权的不正常更迭，又一次破灭了柯九思心中的理想。那年八月，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御史铁失等弑英宗于南坡卧所，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遇刺后，有感于世事的无常，或由于“政治上失意”，朱德润旋即买舟而南，致仕而归，柯九思与他同归江南。朱德润后来在《祭柯敬仲博士文》中云： 尝与笑谭今古，狎弄杯觞，米家画舫，柯氏秘藏。发缄题于十袭，探古雅于奚囊。
  文中所写应该是他们回到江南之后一两年的情景，那种沉浸于书画艺术鉴赏而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那种笑谈古今、诗酒相娱的情状颇令人动容。而在出发南归之前以及旅途中，他们应该没有这样放松的心情，因为英宗刚刚遇刺，他们的心情难免沉闷，这从朱德润离都时的决绝态度可以感受到。《柯九思年谱》记载：“是年朱德润２９岁，以英宗遇刺遂弃官归，康里巙巙、虞集、袁桷等皆留之，君弗听……”①年谱所载的资料，实本于朱德润的墓志铭：“（朱德润）……买舟而南。是时，康里文献公子山、蜀郡虞文靖公伯生、四明袁文清公伯长辈无不留之，而君弗听也。”② 泰定元年（１３２４），柯九思三十五岁。这时，他的书画艺术（特别是画竹艺术）已经得到文坛前辈的高度首肯。《柯九思年谱》记载：“是年虞集５３岁，为柯九思题墨竹诗七首。”③虞集当时为礼部会试考官，已是文坛巨擘，能够一连为柯九思的墨竹题诗七首，可见其喜爱揄扬之意。那一年，虞集仍旧仕宦大都，柯九思也在大都。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柯九思与虞集有联系的确切时间就在这一年。柯九思初上京师是在１３１０年，其时虞集也在京师，任国子助教之职。柯九思是否得识虞集，找不到文献证明。１３１９年十月左右，柯九思二上大都，根据《虞集年谱》，此年秋天，虞集“丁忧南归”④，两人又失之交臂。
  １３２３年春季或夏初，柯九思又赴大都，虞集已经“蒙召还，复入翰林国史院，为待制”⑤。此年“八月四日，英宗遇弑。虞集等奉诏赴上都，抵榆林闻讯，中途折回”。根据上文已经讲到的虞集等有劝阻朱德润之举，而朱德润与柯九思又是欲同归江南，笔者推测，柯九思与虞集初步认识就在这一年。据《柯九思年谱》和《虞集年谱》记载，从此年后，两人的交往渐趋密切，后竟结为至交。
  泰定二年（１３２５），柯九思艺术乃至人生道路发生了重要转折，因为这一年，柯九思知遇元文宗潜邸，为他以后几年的繁华人生揭开了帷幕。这一年正月，怀王图帖睦尔奉命出居建康（今南京），而柯九思与友人道士赵虚一有建康之游，同时，一位来自浙江黄岩的乡人赵惇也壮游金陵，并与泰不华的恩师、后官至秘书监著作郎、奉训大夫秘书监丞的乐清士子李孝光一同受知于怀王。
  赵惇是南宋宗室后裔，“性介洁，不乐茹腥血，因祝发为沙门”①，他对书画艺术应该比较精通，也善诗，辑有《松石稿》。赵惇对柯九思的墨竹赞叹不已，于是将柯九思引见给怀王。“柯以写竹，遂亲幸”②。元代学者王逢在《读僧惇朴庵松石稿为其徒智升题有序》③中详细记载了柯九思受知怀王的经过。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１３０４—１３３２）。元武宗次子，元明宗弟。元代第十二位皇帝，１３２８—１３２９年在位；后复位，在位时间为１３２９—１３３２年，在位时间共计四年。他是元朝皇帝中有着很深的汉文化修养的一位，自幼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元世祖忽必烈在立朝之初推行“汉化”，其中一项就是兴学设教，对勋戚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史载“至元初，以许衡为集贤馆大学士、国子祭酒，教国子与蒙古大姓四怯薛人员”④，有学者推测，“元文宗可能就是国子、勋戚子弟中受儒学影响比较深的一个”⑤。元明宗在即位时曾说文宗：“囊尝览观书史，迩者得无废乎”⑥，有学者对此分析道：“明宗１６岁被仁宗流放时，文宗１２岁，明宗还记得弟弟‘览观书史’，说明元文宗览观书史的行为给他哥哥明宗留下较深的印象。”⑦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冬季，图帖睦尔与姑母鲁国大长公主之女结婚，鲁国大长公主是一位具有高雅艺术情趣的人，非常热衷举办各种艺术活动和书画收藏，经常召集书画家、鉴赏家共赏她收藏的书画真迹。至治三年（１３２３）三月甲寅，她主持举行了一场书画盛会，“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⑧，声震朝野，在整个元代书画史上都赫赫有名。有学者认为，鲁国大长公主愿意将女儿嫁给当时地位尚不够稳定的文宗，说明文宗的汉文化修养很可能非常投合她的品位，同时也说明元文宗在没有离开京城的时候，与鲁国大长公主关系不错，也受到了鲁国大长公主的文艺熏陶。⑨ １３２５—１３２８年，元文宗为怀王时，一直住在建康、江陵等南方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域，那里浓郁的文化气息进一步熏染了他，使他变得更加风雅洒脱。据虞集《飞龙亭记》记载，当初元文宗出居南方之际，“东南海岳湖江之上，车辙马足，有所至焉”。飞龙亭原名冶亭，为金陵大元兴永寿宫名胜，离元文宗行邸很近，常去游览，虞集在文中详细描述了文宗出游交接的胜事： 一日，传命且至，宝琳出宫门迎候。逾时，从官已奉御供具，及门，则知上已至冶亭久矣。引钟山之形胜，俯城郭之佳丽，顾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从臣以宝琳见，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宝琳顿首，俯伏请罪。上曰：“山径优雅，取便而至，宜尔之不知。题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对曰：“今在翰林充学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观之，因藏诸箧。问宝琳：“何以字玉林也？”则对曰：“道士烧金石为丹汞，抽鼎中状如琼林玉树， 故取以为名。”上曰：“当雪时，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树木皆玉也，岂不易知乎？更谓之雪林。”后临御，别书“雪林”字赐近臣赵伯宁，而宝琳仍字玉林矣。谓宝琳曰：“吾出游数劳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门，严扃鐍以待余之往来。”自是数至，宝琳野人见上之乐，而忘其微贱，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为留，亦不责也。天历己巳，宝琳与其宫之住持赵嗣祺朝京师，始置先生号以赐，金陵道士之尝得见者，嗣祺曰虚一先生，宝琳曰虚白先生，得之者才二三人耳，盖异其数也。时赐新宫名，而冶亭名飞龙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顾谓曰：“汝犹忆冶亭乎？亭傍松当加长茂。”臣集对曰：“集到冶亭时，未种松也。”上曰：“朕游冶亭，见卿书，以为系千年之思，实慨朕怀。”因命臣集书宫亭新名以赐，而宝琳持归，赐南御史台钱若干，新其宫。① 上面引文中的宝琳，即为永寿宫的住持陈宝琳，与虞集交好，因此文中所记元文宗游赏飞龙亭的细节当为宝琳所告。从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元文宗是那么的儒雅风趣，按照学者邱江宁的说法，“元文宗的行径完全是南方贵介公子的做派，无论与道士的交流还是与山野村夫的相处，都不失风雅真诚。尤其是他令宫中住持做柴门以待他往来，以及他称帝之后与虞集共话冶亭之松的细节，更让人叹服文宗优雅细腻的性情以及汉文化浸染程度之深”①。
  因此元文宗雅好文艺，也能书画，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元文宗“喜作字，每进用儒臣，或亲御宸翰，做敕书以赐之”，“临唐太宗‘永怀’二字以赐库库子山（康里巙巙）”②。文宗的书法，“甚有晋人法度，云汉昭回，非臣庶所能及也”③。文宗对文艺的重视，不亚于宋徽宗和金章宗对书画的癖好。他为怀王时，就喜欢结交江南文士，谈文论艺。以他如此的文化修养和如此的性情，自然也吸引了南方的诸多文士与他亲近。据《李遵道墓志铭》记载：“（士行）闻文皇潜藩在建业，善接纳文士，将往见焉。行至上元县界， 卒，年四十七。天历元年六月一日也。”④李士行是著名画家李衎的儿子，准备从闽中前往建康拜会结识文宗，可惜卒于途中，否则就会像柯九思得遇文宗那样，元代艺坛又将添一段佳话了。
  柯九思得遇这样一个风雅多情而且精通书画的帝皇于潜邸，为他日后翰墨风流的一段岁月启开了不一般的帷幕。而元文宗亲幸这样一位在书画创作、文物鉴赏上都颇有造诣的艺术大家，也为奎章阁的队伍建设铺好了基础。
  泰定四年（１３２７），柯九思在文宗潜邸，时与文宗谈书论画，诗酒相娱。这期间，九思利用自己在文宗身边的名望，为前朝名人古迹的保护做出了贡献。
  事情是这样的：建于南宋、位于杭州西湖栖霞岭下的民族英雄武穆王岳飞的墓葬（其子岳云附葬），到元代初期，“坟渐倾圮。江州岳氏讳士迪者，于王为六世孙，与宜兴州岳氏通谱，合力以起废，庙与寺复完美。久之，王之诸孙有为僧者，居坟之西，为其废坏，庙与寺糜有孑遗”⑤。根据有关史料可知，引文中的“寺”，即岳飞墓旁的香火院褒忠寺。由于作为岳飞子孙的庸僧疏于管理，寺庙又废弃多时，并且寺田七十亩也被典卖给乌程两个乡豪。时人亦奔走呼号，如文人郑元祐就曾致信乌程知县干文传（寿道）、判簿张元明，要求他们出力将寺田归于褒忠寺。柯九思也参与此事。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贞颐为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以书白其事，田之没于人者复归。”也许是出于同乡之谊，陶宗仪将寺田的失而复归之功全部归于柯九思，这是言过其实的。根据学者徐永明的研究，在郑元祐写信给乌程知县干文传之后，“褒忠寺住持可观将此事诉于公堂，才得以收回寺田二十余亩。郑元祐又致信归安县尹牟应复（景阳），希望寺田能全部归还寺庙。待寺田全部收回之后，郑元祐担心日后有变，就再次致信给张元明，要求湖州地方政府能给寺田的所属出示万保不变的文据。”①这封信是这样的： 前日来吴，不遑款一餐，皇恐逮今。岳坟寺僧可观者，备言阁下德政之醇美，可慰。且言忠武王赡坟薄田，虽已复得，而无所执证，虑及久长， 必得湖州路一宗文据，则其田亩将来始不为强有力者所转移也。于是观复至霅川，有丹丘书于何节推，可以为其缓颊处完而畀之。忠武有灵，未必不鉴照在上也……② 信里也明确提到柯九思写信给湖州推官何贞颐的事，可见柯九思“以书白其事”是千真万确的。从郑元祐的信中，我们知道，在寺田复得之后，柯九思在写给何推官的信中，婉言相劝，以情动人，终于使寺庙拿到了万保不变的文据。
  柯九思为什么在这一事件上积极参与？这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元代士人积极凭吊岳飞墓、积极推动重建岳王庙，乃至积极奏请褒封岳飞等活动。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对此作了专门的记载，特别提到元代士人特别喜欢创作吊岳之诗：“自我元统一函夏以来，名人佳士多有诗吊之，不下数十百篇。”③徐永明先生认为，这个数目，当是指陶宗仪亲见的数量，还有他未见到的，因此，当时元人凭吊岳飞的诗应远远在百篇之上。④ 柯九思不但积极参与寺田复归事件，也赋有《岳王墓》诗： 结发行间见此公，两河忠义俟元戎。勋成伊吕终方驾，算胜孙吴亦下风。拂剑未酬千古辱，赐环空坏十年功。奸邪卖国堪流涕，独立西风看去鸿。① 包括柯九思在内的元代文人墨客似乎都有一种“怀岳”情结。这种情结实际上透露了元代士子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蒙元统治者虽然在立国之后实行“以儒治国”，但终元一代，“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现象始终存在，科考长期废止，士人出仕之途狭窄，即使进入仕途，也多沉郁下僚。因此，当他们来到南宋故都杭州的时候，总要前去凭吊民族英雄岳飞，自然而然也就唤起了那种不便表露的被污辱、被损害的历史记忆，对岳飞“精忠报国”的风范油然而生崇敬之心，同时对昏君奸臣的误国卖国之举深感悲哀和痛恨。南宋的灭亡尽管有很多历史原因，但对照岳飞的气节和精神，当时朝野上下普遍缺失的“精忠报国”的凛然之气却是令人怀念不已的。士人们凭吊历史人物，实际上曲折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
  除此之外，士子们实际还有更深的一种情怀。蒙元王朝毕竟是凭藉武力征服金、宋而建立起来的朝代，一段时期内，儒家的伦理规范或者说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严重。柯九思等文人凭吊怀念岳飞，讴歌表彰岳飞，是希望元朝政府和社会积极宣扬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借此重新确立儒家忠贞保国的伦理规范，乃至恢复中华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
  柯九思在元文宗潜邸期间，能够积极参与岳飞墓旁寺田的复归事件，也赋诗凭吊岳王墓，并不回避自己的民族感情的流露，一方面说明当时整个朝野言论环境的宽松，一方面也说明元文宗可能非常理解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情，同时也说明了元文宗也已经较深地受到了汉文化的浸润，所以能够允许柯九思以在文宗潜邸的身份和名望去积极推动有利于儒家伦理规范重立的举措。
  至大元年（１３０８）至泰定四年（１３２７）的二十年间，柯九思汲汲奔波于江浙和京师之间，其艰辛劳碌的情状不难想见。他这样辗转奔波，并不时地游历官宦贵胄之家，到底为了什么？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他是为了积极谋求仕途。这实际上是古代士子很普遍的人生选择，可就是这样的选择，也“从而招来非议，以致明清的文人画家对其嗤之以鼻。正因为这样，后世文人把他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加以批判”①。有学者认为他“一直对仕途功名比较热衷，生前大部分时间在名利场上追逐，而并没有像同时代人那样急流勇退（如黄公望在张闾案受累入狱之后，寄身于方外，逍遥于天地之间；朱德润在元英宗遇弑之后南还归隐，以诗文书画终老；而曹知白、倪瓒之辈俱不乐仕进，栖心林壑，饮酒唱和，书画自娱）。这是他不明智的地方，以致被人们误会，留下了许多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把柄……”②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儒者的人生道路只有两途，所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也就是仕、隐两种选择。时局混乱或文化衰退之时，士子则多隐逸林泉，以乐其志；社会相对稳定或文教勃兴之际，文人则纷奔仕进，乐于功名，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皇家”，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元代社会也不例外。在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之前，汉族士人“隐于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所不在”③。就在这样的境况下，也还是有一些士人积极寻求出仕机会。如柯九思的友人郭畀就曾经于大德末年、至大初年在京口、大都和杭州之间，风尘仆仆地奔走营求。柯九思生活于元代中期，社会相对稳定，出处与行藏的大节观念已经渐趋淡薄，特别是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开始的恢复科考举措，激发了许多文人士子的仕进愿望。更重要的是， 柯九思的长辈赵孟頫在南人世家子弟出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程钜夫的再三劝说举荐下终于出仕，并以出众的才华深受元廷重用，这一事例对南方士人的谋求出仕之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柯九思的青壮年时期，与赵孟頫接触比较频繁，其人生出处的选择，无疑也应该受到了赵孟頫的影响。确实， 柯九思在人生的美好年华里，也像元代不少士人一样，积极营谋仕进之路。但我们不当以一般的世俗眼光看待他的人生选择，不要轻率地把他的汲汲于功名视为有损于名节之举。尤其是当今的学者，更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考察他的选择。柯九思作为一名士子，积极求取功名，特别是在社会相对稳定、文化日趋兴盛的元代中期，为了立身扬名，奔走官宦贵胄之间，本身就无可厚非。同时，对柯九思的汲汲于仕进之路，我们更应该从更深的层次理解他。上文笔者已经谈到，柯九思青少年时期即胸怀大志，后来又在赵孟頫的影响下，志在“复古”，亦即为了汉文化的重振而图有所担当和作为。因此，柯九思在江浙京师之间的二十年奔走营求，实是为了实现心中的宏伟理想的文化自觉行为。

①(元) 顾瑛辑,杨赚、祁学明.张颐青整理:《草堂雅集)卷一 ，中华书局,2008年,第28页。 ②(清) 卞永誉纂辑:《式古堂书画汇考)(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2013年版,第572页。 ①王及: 《柯九思诗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宗典: 《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 ③吴梅影: 《唯余笔墨情就在一赵 孟類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4页。 ①万新华: 《柯九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②赏博: 《从杭州到大都一赵 孟頹书法评传》。上海书面出版社,2003年.第54页。柯九思随父柯谦迁居应该是从大德元年(1297)九思八岁时,到大德十-年(1307)九思十八岁时,已经整十年。黄博先生在书中的表述不够明晰。故特作申述。 ③万新华: 《柯九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④(元) 顾瑛辑.杨豪祁学明、张疆青整理:《草堂雅集)卷- ,中华书局,2008年,第16页。 ①柯九思;《丹丘生集)當四(仙居丛书影印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517页。 ②(明) 宋廉等:《元史)卷- -百七十二(赵孟類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022页。 ③黄悖: 《从杭州到大都一赵孟规书法评传》，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30页。围同上,第45页。 ①姜金军: 《“古意论"探微一以 赵孟類书画艺术为视角》,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61页。 ① 王及：《柯九思诗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页。 ①宗典:《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②王艇点校: 《虞集全集)(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30页。 ③宗奧;《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①宗典: 《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29页。 ②王及: 《柯九思请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① 王及：《柯九思诗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３页。 ① 王及：《柯九思诗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２页。 ①宗典:《柯九思年谱》.载(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服社。1985年.第230页。 ②周伯琦: 《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存复斋文弗}附录。《四部丛刊续编}(71).上海书店1985年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印。 ③宗典: 《柯九思年谱》，载(柯九思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国罗鹭:《虞集年谱).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⑤同上,第73页。 ①王及: 《柯九思诗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明)宋廩等,《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2192页. ◎邱江宁: 《元代奎章阁学土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⑥(明) 宋镰等:《元史卷三- -《明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696页。 ⑦邱江宁: 《元代奎章阁學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③(元) 袁楠:《鲁国大长公主图面记》.李修生等编{金元文>第23母,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83页。 ⑨邱江宁: 《元代奎章阁学士魔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① 虞集：《飞龙亭记》，见王珽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０５页。 ①邱江宁 《元代奎章阁學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②《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二O，《四库全书》(文湖阁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9册。第597页。 ③陶宗仪: 《书史会要》,载徐永明.杨光耀整理(陶宗仪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 -585 页。 ④苏天爵: 《滋溪文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314页。 ⑤(元) 陶宗仪:《南村银耕录)港三。 ①徐永明:《元代文人与岳飞基}.《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 辑),中华书局,2012年,第147-148页。 ②徐水明点校: 《郑元枯集卷七.浙江大学出版牡,2010年,第174页。 ③徐永明.杨光辉: 《陶宗仅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国徐永明: 《元代文人与岳飞基).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辑)。中华 书局,2012年,第140页。 ①柯九思:《丹丘生集)卷四,李镜渠编(仙居丛书)(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影印本,2013年，第525页。 ①万新华: 《柯九思).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页。 ②同上,第15页。 ③(元) 元好间:《市隐斋记》，{遗山文集1楼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