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柯九思少年时期，正是元代前中期之交。而他的父亲柯谦，是由宋入元的儒士，此时已届不惑，成了江南儒学界的重要人物。
  元代前期，江南特别是浙江一带，政治地位可谓一落千丈，杭州虽仍是江浙行省的治所，但政治中心的地位已成明日黄花，不复存在。浙江地区的士人属于等级和地位最低的南人，由宋入元，他们备受摧抑，在政治领域充分感受到了繁华逝尽的落寞和悲凉。元朝初期和末年，浙江地区的吏治腐败和管理混乱现象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普遍存在，但政治上的压抑和统治上的腐败，没有消减浙江地区在文化方面的繁荣。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人文积淀、浙江人的勤劳睿智，加上元朝政府严于武力防范而疏于思想文化控制，使得浙江地区仍然保持了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士人们在政治领域发展空间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倾注于文教事业，浙江地区的文化呈现了一如往昔的兴盛景象。浙江是元代最重要的印刷业中心之一，杭州刻书最为繁盛。
  其他各地的书院和私家书坊也大量刊刻书籍。所刻之书大多质量精良，为元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元代浙江的书院教育在前代的基础上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旧有的书院基本得到延续，而新创书院更是星罗棋布。元代基层普遍设社，每社均置社学，进行业余的普及性教育，浙江也不例外，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盛举。元代浙江名流辈出，其中从事私家教育者颇不乏人， 如许谦、黄溍、杨维桢等都培养了不少学术和文学人才。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元代初期废科举，直至仁宗时期重开科考，中间停废达半个世纪之久，江南一带的许多隐逸之士或不满于异族的统治，或有感于仕途的无望，在诗酒自娱的同时，出于一种文化担当，创办书院、乡校，从事民间教育，以此振兴儒学。
  如柯九思的家乡浙江仙居，有一位隐逸乡间的学者兼诗人翁森（１２５５—１３２６）， “隐居教授，取朱文公白鹿洞学规以为训，从游者前后至八百余人”①，“（翁）森建乡学以淑教子弟，乃构书舍三十楹，安教近远异邑诸生”①。翁森通晓经史， 博学多闻，又擅于歌诗，虽隐逸乡间，却名闻台州，当时台州路治所临海也有许多士子学者慕名从学，如一代文化名流周润祖、杨同翁、项炯都曾师事于他。
  浙江一带，像翁森这样的隐逸之士在乡间从事文教、传播儒学的例子很多。在元代，尽管读书不能显贵，但士子的藏书读书之风颇盛。从文献记载看，元代民间藏书楼遍天下，仅名万卷堂之藏书处就很多，如江西学者吴澄的藏书处名“志雅堂”，藏书两万卷；浙江学者杨维桢少年时，家中就有书数万卷；浙江临海的陈贻范、陈贻序兄弟北宋时建有藏书楼“庆善楼”，历代相传，三百年不衰，至元朝陈孚时，其家族藏书楼为“万卷楼”。士子们不但积极藏书，还乐于读书， 宋末元初天台诗人黄庚有《书怀》诗云：“万卷诗书千古事，一窗灯火十年心。
  功名梦断身无用，闲补离骚学楚吟。”②因为元初长期不开科举，元人无功利之心，更能潜心读书，读书也更多乐趣。如翁森写过《四时读书乐》，道尽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读书乐趣，且看第一首言春日读书之乐：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③ 其境界多么让人心驰神往！ 刻书业的繁盛、书院教育的发展、社学的设置、隐逸士子的从教、民间读书风气的蔚起，都极大地推动了浙江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元代前期的浙江文化，并没有因为时代的鼎革而影响了它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浙江的文化）“上承宋代之强劲，下启明清之辉煌，风华未减，繁荣犹存，依然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值得充分注意”④。
  柯九思的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地域里，他的父亲也在这个有“人文渊薮”之美誉的地方积极有为地从事官学管理工作。

① 《光绪仙居县志》（沈在秀标注本），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５５页。 ①仙居县談竹乡下郑村藏8翁氏宗诺》卷之四《行第》。 ②(元) 黄庚:《月屋漫稿》,清抄本。 ③张峋: 《翁森集校注),现代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④桂栖鹏.楼毅生等:《浙江通史)(元代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