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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代的历史文化，自明清直到现当代，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一方面，这是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汉族士人、民众头脑里的华夏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他们对异族的统治抱着抵制、怨怒乃至敌视的态度；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元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大元帝国的开创者元世祖忽必烈在刘秉忠、姚枢、许衡、郭守敬、窦默等一班金莲川潜邸儒士的辅佐下，好不容易平定了南宋，建立了多民族共存、南北一统的新王朝。他一面不折不扣、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封建王朝忠实延续者的角色，“保留了宋朝的全部行政机构和官员，并通过努力得到官员们的效忠”①。
他不仅亲近儒士，还“以夏变夷，立经陈纪”②，“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③，并最终确立“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④的汉法推行政策，一面又始终对臣服的民族保持疑忌和防范，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民族不平等的政策，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四等人制”就是忽必烈时期定下来的。
李璮叛乱事件和南宋平定后的江南各地的反元斗争，更使忽必烈对汉人、南人疑忌颇深，在问南宋降官管如德时，竟然说出“江南之民，得无有二心乎”①这样愤激的话。在具体防范措施上，他下令尽拆南人地区的城墙，并制定典章，严禁重修。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江州路申告：因草寇生发，请求修复江淮一带城池二十二处，枢密院官与阿术丞相一同上奏，忽必烈下旨“待修城子里，无体例”，不准修复②。
以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正是元代社会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考察史实，这种矛盾性几乎无处不在。
约在１２８３年，也就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投海后的第四年，见宠于忽必烈的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挖掘了位于浙江绍兴的南宋诸帝的攒宫，将遗骨迁埋至杭州宋故宫下，并在上面建了佛寺，更有甚者还拟以宋高宗所书的《九经》刻石垫为寺基。这一事件随即在江南士人中激起群愤，他们纷纷联名抵制③。忽必烈对杨琏真迦发掘南宋诸帝攒宫的行为应该是默许的，否则杨琏真迦不会那么肆无忌惮。这一事件体现了元统治者对汉文化肆意破坏的一面。
另一面，元统治者却又对汉文化表现出尊重、包容的态度，如在杨琏真迦挖掘南宋诸帝攒宫的这一年，元政府明文规定，要对儒学耆宿多加体恤，“若有耆宿名儒实无依倚者，亦于上项钱内（按：指各类学田收入）约量给付，毋令不应人员中间作弊”④。又如元统治者对宋宗室“时加存恤，使之便安”⑤。可以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说明，杨琏真迦挖掘南宋诸帝攒宫的那一年，也是宋宗室赵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３２）仕元的第十五年了，他不仅受到皇帝的宠爱，至忽必烈时期，他官拜兵部郎中（正五品）、集贤直学士（从四品）、济南路总管府事等职，还与当朝显贵相处十分融洽。大约在１３１１年至１３１４年间，位处蒙元统治阶层的廉野云主办了一场名为“万柳堂雅集”⑥的文化聚会，赵孟頫也在受邀之列。
雅集中，廉野云还邀请了著名作家卢挚参加，并请著名歌姬解语花折荷而歌， 俨然一副汉族士大夫圈子中文化聚会的典型场面。赵孟頫不但为此雅集赋诗，还作《万柳堂图》，蒙汉文化互相交流其乐融融的一面由此可见。
也正因为元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元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解读和评价颇多歧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遗民谢枋得（１２２６— １２８９）、郑思肖（１２４１—１３１８）等人的“九儒十丐”说，认为元朝汉族士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似乎沦落到“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的地步。“九儒十丐”说的出处见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① 几乎所有的元代文学史、文化史著作，都引用到这一则材料，把它作为证明元代文化不昌、文人地位低下的铁证。近年来，有学者细读原文，才发现： “九儒十丐”之说，只是时人拿儒士开玩笑的一个喜剧小品②，用意是批判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科举程文无用之士，他们只会作场屋无用之文，造成了文化厄运，不仅“文运不明，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③，并且“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④。这“三十年”，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刚入元第九年，谢枋得就断言：“文运大明，今其时矣。”⑤因为人们可以抛弃“场屋无用之文”而作“经天纬地”有用之文了。
所以有学者认为，元代不但没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法律，实际上儒士的生计待遇也没有坏到极致。“九儒十丐”之说不过是因异族入侵、江山易代产生的激愤情绪的反映。
还有，忽必烈时期的“四等人制”规定南人地位最低，这实际上是由于江南归附最晚，因此受压也最深，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而仕途艰难的南士反响很大。但压制主要来自各种“北人”，并非忽必烈的方针。仔细阅读史料，我们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忽必烈对南人还是重视的，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忽必烈拟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以钜夫为南人提出异议，忽必烈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①元末开始，南士对忽必烈就有一个好的评价，认为“世祖旧章，南北才人视之无间”，民族等级的“资格之限”是后来才日益严重的。
关于元代学术文化成就，自元代起，就有人认为，元人不读书，元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元代的诸多文献资料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支撑，如元成宗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儒士郑介夫在奏议中说： 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薮；编修、检阅皆归于门馆富儿，秘监、丞著太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② 到了明清时期，学者对元朝的统治阶级怀有敌意，认为是各征服王朝中最不开化、与汉文化最格格不入的。明季学者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读元史》一文中写道： 顾其君臣，日断断然思以其教而易中国之俗。省台院寺、诸路之长， 非其人不用也；进御之文，非书不览也；名号之锡，非其语不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视中国之地若瓯脱焉， 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国之民若赘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以供吾嗜而已，呜呼！不亦天地之至变不幸者哉？③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的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中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一节：“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对蒙元统治者不重视汉文化的态度颇有微词，他的这一说法也流传较广。
但元明清时期却有不少学者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对元代的历史文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元明之际与刘基、宋濂齐名的浙西文人叶子奇在归顺新朝后的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９）因事下狱，其间，他在笔记《草木子》中历数元代的弊端，但同时也客观地写道：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① 关于文化方面的成就，由元入明官至侍礼郎、《元史》总裁的重要文人王祎认为，元代也是文章盛世：“吁乎！以余观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谓盛矣。”②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杨维桢评价元人之诗：“上逾六朝而薄风雅，吁，亦盛矣！”③两位文人的评价虽有溢美之嫌，但去其华而就其实，应该肯定，元代的文化学术还是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的。
到了二十世纪初，著名史学家陈垣在阅读了大量元代文献后，深为明人有意贬低元代文化而不平，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④。
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末，人们对元代文化成就的偏见并未因陈垣的批评而改变，如有学者断言：“元代是中国文化史上学术思想沦入最沉闷最黑暗的时期。统治者尚武轻文，文化落后，知识贫乏，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越来越低劣。”⑤ 近三十年来，随着学者们对元代文献资料的深入阅读和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元代的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趋于客观、理性、开放，如对元朝的历史，有学者的总体评价是：“它一直处于矛盾斗争之中，但它也一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元朝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繁荣，就是元朝历史的自然产物。”①确实，元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突出，这是蒙元统治阶层保持自己在政治、经济资源享有绝对特权的基本统治政策所决定的，蒙古、色目贵族在军政机构中享有特权和利益，汉人、南人处于社会底层，对于文明程度最高的南人，蒙古统治者更是“深闭固拒，曲为防护”②，以至于南人的仕进机会极少，“王泽之施，少及于南。
渗漉之恩，悉归于北。”③在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方面，元朝极度压榨南方物质财富，以供给塞北两都的挥霍和畸形发展，所谓“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从而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度集中。另一面，元代统治者虽然为了限制南人的仕进一度中断了科考，但他们“希望延续中国王朝的传统”的心思一直保持，推行汉法的政策一直未变，元仁宗时期开设科举考试后，程朱理学也由官学而成为“天下之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朝整个朝代从国家政治哲学到文艺思潮都崇尚复古，用立纲陈纪、恢复法度的复古理念来否定失败的南宋王朝的各种弊端，由忽必烈开创的政治复古思想一直影响了他的子孙们，他们始终在执政思想上力求“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因此自元仁宗到元文宗几代帝王都致力于文治， 对汉人、南人也有所示好，特别是文宗皇帝，深受汉文化熏染，雅好文艺，尊重学者文人，组建奎章阁学士院，借助这一文化机构来使自己进入有序、有效的政治统治轨道。
元代社会的矛盾和文化的多元特性，促使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严谨的学术态度认识相关问题。何惠鉴先生对元代社会的矛盾性有一个较深刻的论述：“元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民族间的矛盾，宋、金和南北文化的对立， 佛道争衡，儒士和商贾阶级间的敌视，与其他社会上许多不和谐的因素，都对元代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④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元代社会的矛盾性和不和谐因素上。近年来，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对元代不同族群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认为蒙元时期的蒙古、色目、汉人等族群其实并不如以往认识的那么隔阂，他们不但彼此学习，而且还在元代中晚期，形成以这三大族群为主的“多族士人圈”①。这是着重于南北文化和谐发展方面的论述，也是客观公允的。对南北文化问题有更深认识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他认为中国古史中存在“南北对抗，中西交通”的现象②，杨镰先生对这一现象也有很圆通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南北对抗，中西交通”就是指由南方、北方的不同文明的对抗性冲击（战争、掠夺）带来了华夏文明史的转机，比如匈奴与汉，突厥与唐，蒙古与西夏、金、宋；这种历史性的冲撞，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沟通；杨镰先生由此进一步推断，北方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下， 实际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敛与外延。同样道理，江西文人程钜夫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的江南访贤，促进了大批南方士人精英的北进，也必然促进了南北文化更加密切地融合③。
正是在这种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也就是在程钜夫江南访贤后的第四年，艺术大家柯九思诞生了。
大元帝国的开创者元世祖忽必烈在刘秉忠、姚枢、许衡、郭守敬、窦默等一班金莲川潜邸儒士的辅佐下，好不容易平定了南宋，建立了多民族共存、南北一统的新王朝。他一面不折不扣、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封建王朝忠实延续者的角色，“保留了宋朝的全部行政机构和官员，并通过努力得到官员们的效忠”①。
他不仅亲近儒士，还“以夏变夷，立经陈纪”②，“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③，并最终确立“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④的汉法推行政策，一面又始终对臣服的民族保持疑忌和防范，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民族不平等的政策，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四等人制”就是忽必烈时期定下来的。
李璮叛乱事件和南宋平定后的江南各地的反元斗争，更使忽必烈对汉人、南人疑忌颇深，在问南宋降官管如德时，竟然说出“江南之民，得无有二心乎”①这样愤激的话。在具体防范措施上，他下令尽拆南人地区的城墙，并制定典章，严禁重修。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江州路申告：因草寇生发，请求修复江淮一带城池二十二处，枢密院官与阿术丞相一同上奏，忽必烈下旨“待修城子里，无体例”，不准修复②。
以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正是元代社会矛盾性的集中体现。考察史实，这种矛盾性几乎无处不在。
约在１２８３年，也就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投海后的第四年，见宠于忽必烈的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挖掘了位于浙江绍兴的南宋诸帝的攒宫，将遗骨迁埋至杭州宋故宫下，并在上面建了佛寺，更有甚者还拟以宋高宗所书的《九经》刻石垫为寺基。这一事件随即在江南士人中激起群愤，他们纷纷联名抵制③。忽必烈对杨琏真迦发掘南宋诸帝攒宫的行为应该是默许的，否则杨琏真迦不会那么肆无忌惮。这一事件体现了元统治者对汉文化肆意破坏的一面。
另一面，元统治者却又对汉文化表现出尊重、包容的态度，如在杨琏真迦挖掘南宋诸帝攒宫的这一年，元政府明文规定，要对儒学耆宿多加体恤，“若有耆宿名儒实无依倚者，亦于上项钱内（按：指各类学田收入）约量给付，毋令不应人员中间作弊”④。又如元统治者对宋宗室“时加存恤，使之便安”⑤。可以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说明，杨琏真迦挖掘南宋诸帝攒宫的那一年，也是宋宗室赵孟頫（１２５４—１３３２）仕元的第十五年了，他不仅受到皇帝的宠爱，至忽必烈时期，他官拜兵部郎中（正五品）、集贤直学士（从四品）、济南路总管府事等职，还与当朝显贵相处十分融洽。大约在１３１１年至１３１４年间，位处蒙元统治阶层的廉野云主办了一场名为“万柳堂雅集”⑥的文化聚会，赵孟頫也在受邀之列。
雅集中，廉野云还邀请了著名作家卢挚参加，并请著名歌姬解语花折荷而歌， 俨然一副汉族士大夫圈子中文化聚会的典型场面。赵孟頫不但为此雅集赋诗，还作《万柳堂图》，蒙汉文化互相交流其乐融融的一面由此可见。
也正因为元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元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解读和评价颇多歧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遗民谢枋得（１２２６— １２８９）、郑思肖（１２４１—１３１８）等人的“九儒十丐”说，认为元朝汉族士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似乎沦落到“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的地步。“九儒十丐”说的出处见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① 几乎所有的元代文学史、文化史著作，都引用到这一则材料，把它作为证明元代文化不昌、文人地位低下的铁证。近年来，有学者细读原文，才发现： “九儒十丐”之说，只是时人拿儒士开玩笑的一个喜剧小品②，用意是批判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科举程文无用之士，他们只会作场屋无用之文，造成了文化厄运，不仅“文运不明，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③，并且“经存而道废，儒存而道残”④。这“三十年”，是从宋理宗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刚入元第九年，谢枋得就断言：“文运大明，今其时矣。”⑤因为人们可以抛弃“场屋无用之文”而作“经天纬地”有用之文了。
所以有学者认为，元代不但没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法律，实际上儒士的生计待遇也没有坏到极致。“九儒十丐”之说不过是因异族入侵、江山易代产生的激愤情绪的反映。
还有，忽必烈时期的“四等人制”规定南人地位最低，这实际上是由于江南归附最晚，因此受压也最深，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而仕途艰难的南士反响很大。但压制主要来自各种“北人”，并非忽必烈的方针。仔细阅读史料，我们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忽必烈对南人还是重视的，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忽必烈拟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以钜夫为南人提出异议，忽必烈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①元末开始，南士对忽必烈就有一个好的评价，认为“世祖旧章，南北才人视之无间”，民族等级的“资格之限”是后来才日益严重的。
关于元代学术文化成就，自元代起，就有人认为，元人不读书，元代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元代的诸多文献资料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支撑，如元成宗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儒士郑介夫在奏议中说： 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薮；编修、检阅皆归于门馆富儿，秘监、丞著太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② 到了明清时期，学者对元朝的统治阶级怀有敌意，认为是各征服王朝中最不开化、与汉文化最格格不入的。明季学者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读元史》一文中写道： 顾其君臣，日断断然思以其教而易中国之俗。省台院寺、诸路之长， 非其人不用也；进御之文，非书不览也；名号之锡，非其语不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视中国之地若瓯脱焉， 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国之民若赘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以供吾嗜而已，呜呼！不亦天地之至变不幸者哉？③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的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中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一节：“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对蒙元统治者不重视汉文化的态度颇有微词，他的这一说法也流传较广。
但元明清时期却有不少学者站在比较公允的立场上，对元代的历史文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元明之际与刘基、宋濂齐名的浙西文人叶子奇在归顺新朝后的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９）因事下狱，其间，他在笔记《草木子》中历数元代的弊端，但同时也客观地写道：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① 关于文化方面的成就，由元入明官至侍礼郎、《元史》总裁的重要文人王祎认为，元代也是文章盛世：“吁乎！以余观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谓盛矣。”②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杨维桢评价元人之诗：“上逾六朝而薄风雅，吁，亦盛矣！”③两位文人的评价虽有溢美之嫌，但去其华而就其实，应该肯定，元代的文化学术还是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的。
到了二十世纪初，著名史学家陈垣在阅读了大量元代文献后，深为明人有意贬低元代文化而不平，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④。
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末，人们对元代文化成就的偏见并未因陈垣的批评而改变，如有学者断言：“元代是中国文化史上学术思想沦入最沉闷最黑暗的时期。统治者尚武轻文，文化落后，知识贫乏，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越来越低劣。”⑤ 近三十年来，随着学者们对元代文献资料的深入阅读和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元代的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趋于客观、理性、开放，如对元朝的历史，有学者的总体评价是：“它一直处于矛盾斗争之中，但它也一直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元朝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繁荣，就是元朝历史的自然产物。”①确实，元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突出，这是蒙元统治阶层保持自己在政治、经济资源享有绝对特权的基本统治政策所决定的，蒙古、色目贵族在军政机构中享有特权和利益，汉人、南人处于社会底层，对于文明程度最高的南人，蒙古统治者更是“深闭固拒，曲为防护”②，以至于南人的仕进机会极少，“王泽之施，少及于南。
渗漉之恩，悉归于北。”③在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方面，元朝极度压榨南方物质财富，以供给塞北两都的挥霍和畸形发展，所谓“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从而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度集中。另一面，元代统治者虽然为了限制南人的仕进一度中断了科考，但他们“希望延续中国王朝的传统”的心思一直保持，推行汉法的政策一直未变，元仁宗时期开设科举考试后，程朱理学也由官学而成为“天下之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朝整个朝代从国家政治哲学到文艺思潮都崇尚复古，用立纲陈纪、恢复法度的复古理念来否定失败的南宋王朝的各种弊端，由忽必烈开创的政治复古思想一直影响了他的子孙们，他们始终在执政思想上力求“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因此自元仁宗到元文宗几代帝王都致力于文治， 对汉人、南人也有所示好，特别是文宗皇帝，深受汉文化熏染，雅好文艺，尊重学者文人，组建奎章阁学士院，借助这一文化机构来使自己进入有序、有效的政治统治轨道。
元代社会的矛盾和文化的多元特性，促使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严谨的学术态度认识相关问题。何惠鉴先生对元代社会的矛盾性有一个较深刻的论述：“元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民族间的矛盾，宋、金和南北文化的对立， 佛道争衡，儒士和商贾阶级间的敌视，与其他社会上许多不和谐的因素，都对元代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④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元代社会的矛盾性和不和谐因素上。近年来，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对元代不同族群文化交流的研究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认为蒙元时期的蒙古、色目、汉人等族群其实并不如以往认识的那么隔阂，他们不但彼此学习，而且还在元代中晚期，形成以这三大族群为主的“多族士人圈”①。这是着重于南北文化和谐发展方面的论述，也是客观公允的。对南北文化问题有更深认识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他认为中国古史中存在“南北对抗，中西交通”的现象②，杨镰先生对这一现象也有很圆通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南北对抗，中西交通”就是指由南方、北方的不同文明的对抗性冲击（战争、掠夺）带来了华夏文明史的转机，比如匈奴与汉，突厥与唐，蒙古与西夏、金、宋；这种历史性的冲撞，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沟通；杨镰先生由此进一步推断，北方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下， 实际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敛与外延。同样道理，江西文人程钜夫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的江南访贤，促进了大批南方士人精英的北进，也必然促进了南北文化更加密切地融合③。
正是在这种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也就是在程钜夫江南访贤后的第四年，艺术大家柯九思诞生了。
附注
①［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５页。
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３７７页。
③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制官”，纪昀等：《四库全书》第１３６７册，文渊阁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９４册。
④ 郝经：《立政议》，李修生等：《全元文》第４册，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８页。
①(明) 宋濂等撰:《元史》卷-百六十五《管如德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872页。
②《元典章 )卷五九,工部二,《修城子无体例》。
③陈高华: 《略论杨琏真迦和杨暗普父子》,载陈高华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第388- 390 页。
④(元)《庙学典礼》卷三，《永乐大典》)本。
⑤(明) 宋濂等撰。《元史)卷- -百一十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2872页。
⑥关于“万柳堂雅集”，可见傅乐淑的(万柳堂图考》，载《故宫季刊》,第14卷第4期。又见蕭启庆<元朝多族士人的雅来》,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新第6期。
①(元) 谢枋得:《叠山集》卷六,四部丛刊)续集影印糊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
②杨镰: 《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③(元) 谢枋得:《叠山集)卷六,《四部丛刊》续集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刊本。
④同上。
⑤同上。
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百七十二《程柜夫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6页。
②(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明永乐刊本。
③(明)王世贞:《读元史一》,载王世贞《读书后》卷五,天随堂刊本,第7页。
①(明)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
②(明) 王神:《文评》,《王忠文公集)卷十,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
③(元) 杨维桢;《贡礼部玩裔集序》,邱居里等点校《贡氏三家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④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⑤蔡镇楚: 《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32页。
①杨镰: 《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4页。
②(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
③同上。
④何惠鉴: 《元代文人画序说》,裁洪再辛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 -1987)》,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
①萧启庆: 《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载《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化大学，1996年,第165页。
②据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第47页转引.③杨镍: 《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