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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别具特色的重要时代，玄学从汉代经学演变而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玄学即“玄远之学”，开始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即“道”、“儒”和合，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讨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为道家的主旨“无”、“自然”和“无为”服务。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道家“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相统一，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尊崇孔子为最高“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太平经》对世事万物采用三分法，天地间各个层次的事物，都由阴、阳、和三要素和合而生成，且认为“和”阴阳两极的统一或中介，是最重要的。《太平经》中的“和合”意识所表达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天地”与“阴阳”的自然“和合”，并且以此形成了规范万物的自然秩序。如“阴阳主和，凡事言阴阳气，当复和合天下而兴之也”①。《太平经》认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各有也共有“同欲和合”、“同志和合”。有了天地的“并心同欲和合”，才可以“发生万物”；有了“男女”的“同志和合”，才可以“成一家”。他主张以“乐”达到阴阳和合，“乐乃可和合阴阳，凡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②。《太平经》更强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王”治之成功，必须和合天地，和合阴阳，并“和合”神灵，遵循规律，达到长治，实现太平之目的。
  南北朝时期，道教不仅形成了更加系统化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理论，还从自身内部进行改革和改造，使主要传播于民间的信众道团组织逐步向受官方承认和支持的正统宗教发展演变。
  因顾欢的《夷夏论》引起的“夷夏之争”促进了儒道释三家相互学习和吸收融合，确立了儒道释三教并立的地位，使儒道释三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三股支柱力量。封建统治者对三家，时而并重，时而尊佛，时而崇道，时而宏儒。三教并立，此消彼长，谁也无法抑制或消除谁。三教唯有融合，即“三谛圆融”，方能繁衍发展。事实就是如此，和合的三教，才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
  冯友兰说道： 在公元三四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他们在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① 南朝改革集大成者高道陶弘景力主三教均善，提出“宗教唯善，法无偏执” （《道藏·授陆敬游十赍文》）的观点，反映了道教发展至成熟阶段的理论自信， 就是三教和合的最好说明。
  公元五世纪，虽然翻译的佛经大量增加，但当时许多佛学大师，包括印度来的鸠摩罗什，却仍然使用道家的术语，如“有”、“无”、“有为”、“无为”来表达佛学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现象促使印度佛学与中国道家哲学的融合，导致中国式的佛学的建立，即佛教中国化的形成。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创宗立派阶段，陈隋之际，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创立天台宗之后，三论宗、净土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密宗等诸宗派林立。禅宗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唐玄奘出使印度带回了许多佛教经典且亲自翻译了东西佛经。在这些翻译过来的佛经里，“和合”的概念亦相当普遍，佛教从因缘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和合理念。《俱舍论》非常倡导“因缘和合”、“僧众和合”等，如“诸佛出现乐，演说正法乐，僧众和合乐，同修勇进乐”。《俱舍论》特别提出“三和合”的概念，即人的根与识、境三者和合，称为“三合”。“触有六种，所谓眼触乃至意触，此复是何？三和所生，谓根境识三和合故有别触生，且五触生可三和合。……如何和合，此即名和合。谓因果义成。或同一果故名和合。”（《俱舍论·分别世品》） 触有六种，即人的六种感觉器官所接触的。六种感觉器官，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由六根产生六识，人身上的六根先要和合，才能使境与识和合。
  《瑜伽师地论》先以生育为例，讲究阴阳“和合”。“尔时父母贪爱俱极，最后决定各出一滴浓厚精血。二滴和合住母胎中合为一段，犹如熟乳凝结之时。
  当于此处，一切种子异熟所摄，执受所依阿赖耶识和合依托。云何和合依托？ 谓此所出浓厚精血合成一段，与颠倒缘中有俱灭。与灭同时即由一切种子识功能力故，有余微细根及大种，和合而生。及余有根同分精血和合抟生。”（《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意地》）阴阳和合，精血凝结而怀胎，称为“和合依托”，故名为“和合而生”。
  综观“和”、“合”、“和合”渊源及其发生发展以及三教和合，同生共存的进程，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值得注意：和合文化从先秦经典，诸子百家的论说，到士大夫的阐发，儒、道、释三家为了扩大影响争夺地盘，进行内部改革，健全教团组织，完善理论体系，不得不向普通民众扩展，借以吸引民众成为信徒。只有得到普通民众的普遍认同并崇拜信仰，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信徒，以壮大自己的阵营。因此，三家共同认可的“和合”理念，亦推向下层民众，并逐渐为下层民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合观念不断深入到民众心灵世界———即和合文化从上层统治阶层向下层平民扩展，继而进一步深入民心。
  经历了南北朝频繁的战争和朝代更替，人们渴望社会稳定，家人团聚，即人与人之间的和合，人与社会之间的和合。广大民众既没有士大夫那种闲情逸致，又少文化素养，他们只需要“和合”的结果。于是，人们幻想出有个专管人间和合事的神，并希望这个神能带来好运，把改善民生的梦寄托在神身上。
  于是，和合的理念与历代集体无意识———敬畏鬼神，祭祀神祀，崇拜超自然力者紧密结合，渴望有一个能使“万合千和万事谐”的和合神来作为心灵寄托物， 即确立一位神祀来寄托和合理念，以祛除灾祸，保佑平安，家人团聚等等。人们从佛教的造像得到启迪———和合神便应运而生。

①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２月，第６４页。 ② 同上，第１３页。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２０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