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许德纪（1908—1997），字葆真，炳堃次子，清光绪三十四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七日出生于德清县城关镇溪东街祖居。1922年至1926年就读于浙江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理预科求学，后在浙江大学电机系读书，至1932年毕业。次年，赴德国深造。先在柏林德力风根无线电机制造厂实习，继在柏林工业大学电讯系进修，后在柏林西门子弱电公司工作。1938年8月在德国与刘馥英结婚。1939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携眷归国。他在德国的六年中，不仅在理论上得到提高，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成为我国电讯事业的开拓者。是国内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归国后，由于祖国建设的需要，一直远离家乡和亲人，走南闯北，只身在外地工作，曾在重庆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师、教授。1956年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任教授时，又任电子自动化筹备小组负责人。1958年9月、1965年春，任该院四系系主任和二系201教研室任教。文革期间，下放劳动，直至1975年回二系教研室任教授。1987年，在他80岁耄之年才退休。退休后，还一直关怀着祖国的教育和建设事业，将历年积累珍藏的中西文专业书籍1157册无偿捐赠给同济大学电器系，以泽后人。 他归国后的工作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解放前，以发展祖国电讯工业为主；解放后，以发展祖国高等教育事业为主。 他于1939年9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离开德国，由于战乱，经转辗奔波，直至1940年1月才回到国内。又即远赴云南昆明参加筹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三厂”，任工程师兼装配组组长。其时，国内尚不能自己生产电话机，“资源委”曾与德国西门子厂签定合作制造电话机和交换机的合同。1942年，三厂成立小组，由他任组长，研制西门子E型单路载波电话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交通被严重封锁的大后方，他凭借在德国留学、实习期间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奋力实践，调借或自制各种测量仪器和零部件，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E型终端机的制造任务。随后，又自行设计研制成可调带宽的三路载波电报机。这些都是国内首创产品。他的这一系列成果，于1945年受“资源委”的四种奖状。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三厂奉命迁南京，并扩建为“中央有线电器材有限公司”。他先后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技术处处长、技术设计委员，继续为发展祖国电讯工业尽智出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国民党政府拟带一部分重点工厂南迁台湾，并已逐步见诸行动。他出于爱国爱民之心，不愿随国民党政府南迁，遂托故自请“遣散”，辞去本兼各职，返回离别了近10年的上海。从此，走上了为进一步发展祖国高教事业作奉献之新路。 从1949年2月开始，他先在上海市立高等工业专科学校任电机系教授。课程为“电热设备”。1949年5月，在校迎接解放。解放后，百废待兴教为先，党和政府考虑到他的资历，于1950年2月将他安排到同济大学无线电系任教授，主教“电子学”和“电信网络”。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交通大学有线电信系，教授“有线电电信传输原理”、“网络理论”。在当时国内无此现成教材的条件下，他凭着自己所掌握的深厚的外语水平、广博的知识技能，博采众长，挤出时间自编教材授课。既解决了缺乏教材这一难题，又适合国情课文深入浅出，深受学生的欢迎。 1954年，根据有线电信系关于增设选课的建议，他开出了以网络综合为主的“网络选论”；同时又应上海市电信局长途电话站钱家治工程师（后任邮电部总工程师）之邀，讲授“滤波器综合设计”。为巩固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他又在交大刘锦德老师的协助下，别出心裁地推行综合设计方法的计算，其所制成的实物，性能全如理想。通过这一系列创新实践，使原需20余人共同计算一个月的工作，在交大电信系以后的毕业设计中，改为每人各一方案，使单人在2周内即可完成。有的还选用了特殊的设计途径，也可在同时间内完成计算。学生们在他热情耐心教学、辅导和启发下所完成的毕业设计，获得毕业设计评价人钱家治工程师的优良评语。 1956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立，交大有线电信系全系师生西迁成都，组成为“成电”一系。他虽届天命之年，但二话没说，又一次离家远赴成都。是年11月，他任电子自动化筹备小组负责人。经过近两年的拼搏，“成电”四系终于在1958年9月成立，由他任系主任，主教“自动调节原理”。在当时客观条件较困难和过高的保密性要求下，他奋力克服一切困难，对学生们开展计算机专业和遥测遥控专业的教学。1965年春，他改任“成电”二系教授，主教“自动调节原理”。在他年近花甲的1966年开始，历经“十年动乱”离校下放，直到1975年才回到“成电”204教研室工作（该室于1977年扩建为七系）。他虽历经坎坷，且此时仍无开课教学任务（做辅导工作），但他热爱祖国教育事业的爱心始终不变。以近古稀之年，仍充分发挥余热，继续发扬认真负责、求实存真的优良作风，找出了教本中有某些物理现象的错误解释，并将此向开课的教师指出，供任教半导体物理老师作研究。此举得到陈星弼教授的充分肯定：问题确如许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存在。 1979年，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尤其是科教战线犹如再次新生。1979年他调到同济大学任教。先后在机电系、电气系任教授。1983年，他虽已年逾古稀，还主动向上级建议在该校教研室设立“信号、电路与系统”研究生专业，以培养硕士研究生。此建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次年，同济大学电气系即取得第一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电路、信号与系统”学科点，为同济电气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奠定了一块基石，此举，功不可没。在此期间，他的分支方向仍是“一维为主，渐向二维方向发展的数据处理”。为进一步发挥余热，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为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近代数学分析理论”、“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系统辨识理论、“自适应信号处理”、“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系统辨识理论”、“自适应信号处理”、“信号理论”，“时序分析与系统辨识基础”。包括“初步测度论”、“勒贝格积分”、“鞅和新息”、“预测误差方程”、“时序中的几种分解定理”等等。这些都是为进一步提高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课程。 他毕生爱书，藏书颇丰。主要是中西文专业书籍，足见其阅历之博，也是其不倦钻研学问的佐证，不愧为学术带头人。 他治学认真、严谨，有时几近“顽固，”连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处事，事必躬亲，即使年高体衰，依然象年轻人一样保持充沛的工作精力。他待人和蔼可亲，对己严格守则。一生正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此，在“文革”中，也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即使在此期间，他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忠心矢志不移。1979年，中共“成电”党委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他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四川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五届代表和第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第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通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自动化学报》编委和自动控制理论委员会委员。 1997年3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89岁。 长女学文，成都科技大学；次女学书，上海华东化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