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四河大鼓产生于清康熙、雍正年间河北中部农村的民间曲艺，由当地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木板大鼓”唱腔一般都是较朴素的农村曲调，乡土气息浓厚。其伴奏形式简单，只敲击木板或用一个小三弦伴奏，演员自弹自唱，形式活泼。
  到辛亥革命前后，经高阳艺人马三峰为代表的一代民间艺人的改进，木板大鼓已向西河大鼓的嬗变，并从河北农村流进天津等市井。因“西河大鼓”这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惯称上述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
  长兴河大鼓，是在清朝光绪二年（1877）由河南籍人士李正俄传入，以后他落脚长兴西门姚家桥，家族代代相传，并收学徒，组成队伍一起演出。解放前至20世纪50年代，板鼓说唱在长兴较为盛行。
  李正俄的后人综合长兴当地百姓的欣赏需求，吸取了小南口、山东大口、民间旱船调、京调等音调，形成音质优美，婉转柔和的唱腔，丰富了原有曲调的表现力，增添了长兴色彩，受到长兴百姓的喜爱。“文革”时期西河大鼓说唱被禁演。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河大鼓在当地重新恢复。并通过李氏后代的努力，西河大鼓的说唱内容，已从原来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和寓言笑话等，转向劝人为善的现世教育。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其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草根文化。
  演唱西河大鼓的演员，一般皆站立演唱，书鼓用长腿竹木支架。演员面前摆桌一张，上置矮架书鼓，醒木一块、扇子一把。桌后放一椅，说时可站可坐，而唱时大都起身表演。弦师则坐在演员左侧桌旁。2010年长兴的“西河大鼓”被评定为湖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南闯北唱艺人
  李宏，男，1939年12月出生，长兴县雉城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大鼓书（西河大鼓）”。
  我的祖父叫李正俄，光绪二年时从河南来到长兴出西门的姚家桥毛塔村定居。他是靠卖唱为生的民间艺人，他在河北结识了一位唱西河大鼓的民间艺人，跟那艺人学唱西河大鼓。我父亲李法金自幼也跟随我祖父学唱大鼓，他唱大鼓时音色特别好，记得我6岁时，家中经常有学唱的艺人聚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唱着各种曲调，有旱船调、京剧、大鼓、花鼓，我父亲唱的是西方河大鼓，曲目是《皇龙船》，内容讲的是东汉刘秀逃难的故事。只要我父亲开口一唱，整个屋子就静了下来，大家都凝神聚听。我那时没读书，但记性特别好，大人们在唱我在听。7岁时我已经能将《皇龙船》背着唱出来了。那年春节，我一个人到附近村子里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皇龙船》，大人们看我这么小，就逗我，让我唱一曲给一条年糕。那时毕竟小，也就只能唱那一个曲目，不过年糕还是给我的，让我背都背不动。我11岁除学打大鼓，还学玩旱船，我们这里的三星〓村有个叫包金山的艺人，唱得一手的河南旱船调，而且一首首的唱词很多，我主动去拜访他，在他家里过了一夜，那天夜里，他共唱了41首旱船调的歌曲，我第二天就能全部背着唱出来，我倒认为这是我学唱艺的天份。我在小学里读了三年书，16岁去林城白水滩村帮人放牛，17岁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我就回到自己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那时，到了每年正月，我就自己扎条旱船，并了几个小伴，外出到各村子调旱船“拜门子”，一方面热闹下气氛，二方面搞点收入，香烟、红包啥的。调旱船时主唱是我，我除唱旱船调，还唱“西河大鼓”的曲目，唱得很好听，内容也与人家不同，受到农村人家的欢迎。后来每年各村子的人会来请我出场为他们演唱，在当地我有了点名气。后来，我到安徽广德、郎溪等地的农村走唱，白天在农村小码头卖唱，晚上人家会包场子唱。夜里唱一场，包场费一块半钱，后来是三块钱，那时农村老百姓也穷，有的想要听我唱，但拿不出半分钱，有的干脆在家里捧点米来听唱，唱一夜场有十来斤米，已是很好了，比给钱还实惠。我就是这样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要破四旧，立四新，可是我还在调旱船，唱大鼓。1966年正月初五，有人举报我搞四旧，和“文革”对着干，县里公安局来人了，那天我在南阳村的蒋家五队调旱船，唱大鼓，亏了和公安局一起来的有个是县委的秘书，叫钱鸣盛，是我读书时学校的校长，他让公安局的人不要惊动我，看我在唱些什么？结果他们听我唱的内容都是劝人为善的，边上的人也爱听，他们就走开了。过了没几天，大队里通知我，要我到县里去一次，我心里真得有点怕，怕县里把我关起来。可是后来一了解，原来县里也扎了一条旱船，要我去配合旱船的演唱。那天我去县演唱时，那条旱船就像在河里的划船，哪有我们村扎得那么漂亮。坐旱船的船娘倒也会把着旱船一上一下地舞动。这场面我可得留意着唱，不能唱错词啊！我唱的是革命历史，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开始唱起，一直唱到总路线、大跃进，县里围着很多人，还拍手称我唱得好。这一次虽然让我过了关，但是以后我就停唱了几年，因为红卫兵造反时，对我唱的这一套还是禁止了。
  改革开放了，我又开始我的唱艺生活。我把“小南口”“山东大鼓”“安徽大鼓”等民间曲调融入到“西河大鼓”中，更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县领导听我唱过两次大鼓，他和我握手、照相，还登了两次报，这对我鼓励特别大。我觉得民间艺人的春天又到了。我把我的唱词曲目，印在一张张的纸上，第一次到泗安街上边唱边卖唱词，每张纸卖一毛钱，听唱买唱词的人给我围得太多了，买唱词的人到底有没付钱我也弄不清楚了。后来有朋友给我出点子，教我把唱词装订作一本，每本我卖一块钱，仍然十分好卖。可是，我在煤山卖唱词时，被县文化局抓住了，说这是出售非法出版物，是违法的。当时我看看我的唱词如此好卖，就申请制作录音带，通过县市，最后经省里的批准得到解决，但省里介绍我到南京的一家音像出版社，制作唱片。我去了南京，先两批制出的录音磁带效果很好，在市场上一销而空。可是到后来，这家单位给我用的是两次磁带，那磁带上磁没销干净，放出的音乐有杂音，买我录音磁带的纷纷退货。我在南京与那音响出版社交涉了半个月，最后还是我们浙江省文化部门出面，把我的制版权收回到杭州文艺音像出版社制作。因为我销售我的录音磁带只规定在浙江省范围内，我在安徽广德销售时，我的录音磁带被广德扣去了。为此，我找到原文化厅调到省政府的一位干部，他很负责，给我指点该找的部门，还让我改了一个艺名，把原来我叫李启宏，改作李宏。后来我到北京，找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他们和我讲清楚政策，告诉我民间艺人可以自唱自录，但好唱不好卖，一定要办理上市场销售的手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回到浙江，办理了可在全国销售唱片的文化经营证书，同时我还制作了光盘。我是骑着自行车，在苏浙皖三地的乡村码头卖唱，收入也挺好，我有三个女儿，叫宝花、银花、琴花。其中银花、琴花都跟我出过门，帮助跑码头，卖唱片。那怕是下雪下雨我还在外跑，许多乡村码头我都有朋友，他们都是我唱曲的爱好者，我吃个饭，住个宿的都有去处。
  我现在年纪大了，子女也再不让我外出去跑码头卖唱片了。然而，还有许多唱曲的爱好者会找上门来，邀我去传授技艺，我也挺乐意。不过，我李家经营几代的民间唱腔流派，我总想传下去给自己的后代，可是时代不同了，李家后辈是否能接受我的想法，把李家长辈还留着的民间曲艺传下去？这是我的一个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