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湖滩”，也即湖州滩簧，是湖州地方戏曲（湖剧，由滩簧小戏发展而来）、曲艺（琴书、三跳）的总称。据《南林从刊·劫余杂识》及《双林镇志》等记载，至晚在咸丰八年（1858）在湖州等地已有“通宵达旦”的演出。1924年（一说1930年），湖州滩簧艺人成立有曲艺行会组织“明裕社”（与苏州的“光裕社”并称），成员遍及旧湖州府的吴兴、德清、长兴及桐乡、江苏吴江的广大地区。吴地方言素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之说，各地滩簧亦“声各小变”。因此，带有地域和音乐流派双重因素的“帮别”称谓应运而生，如德清帮、长兴帮、震泽帮、双林帮、石门帮等。其中，德清帮是湖州滩簧的重要一支，至今仍有民间艺人活跃在以德清为中心的广大乡村中。
  “湖滩”的一枝独秀
  吴根娣，女，1954年出生，德清县新市镇石泉村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滩簧”。
  在“湖滩”风靡一时的年代，老百姓听书是唯一的乐趣。艺人们合起来演戏，分开唱书。说书的人可以上台做戏，做戏的人说不了书。说书比演戏更流行，收入也颇高。我与师傅搭档唱书时要带两个师妹，按行规，师妹是“有吃勿拿工钱的”，师妹们每次看到师傅捧回来一大堆百来元的几分几角欣喜若狂。唱书当时是件很风光的事，我在二十八九岁的那年因为长得清秀些，有一次演完第二天就有人跑过来告诉我表演的照片挂在照相馆了。还有一次，老太太登门把藏在衣服里的录音机拿出来，把她录的我们的演出唱段放给我们听。茶馆听书的观众人山人海，当时，我们坐着苏杭班轮船唱到了大城市杭州六公园。我刚出道不久在安吉递埔镇唱书和父亲搭档唱“杨家将”。我做下档，唱到杨文广要“拿枪”的时候，我错唱成了“拿刀”，一位坐在大门边看场子的老头，他平日总是闭着眼睛听书，听我说“拿刀”，他顿然睁开了眼睛。父亲知道错了，说时急那是快，他马上纠正表了回来，“杨文广今天为什么拿了刀而不是枪呢，因为他从小跟爷爷奶奶学武，样样兵器都会。”那时起，我才真正明白“唱书容易表书难”这句行话了。
  回眸岁月
  德清的戏曲曲艺发展潮起潮落，历经风雨，从上世纪20年代朱顺宝等人发起“正古社”，到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重建“湖剧团”“县曲艺协会”等，至80年代恢复曲艺协会和曲艺团，历经三代人的重振。我就是在父辈们努力后的光芒下成长起来的。我父亲吴少芳曾任德清县曲艺团团长，是正古社的首批成员之一，1973年他又开始为德清曲艺团恢复到处奔忙。80年代曲艺协会恢复成立时只有7人，在城关镇（现称乾元镇）老轮船码头（务前街78号）租了个书场，当时请了号称“小杨飞”的绍兴艺人到书场唱书。唱书的收入养活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内数十人的生活，很是艰苦。唱书的人过年没好菜，有一次正月里，在东林唱完书，东林的村民特地赶来送给我们两条大鱼表示感谢。后来我重返舞台最大的动力不是图赚多少钱，出去唱戏就是图个开心。
  求变生存
  虽然费尽心血，还是挽回不了“湖滩”昙花一现的命运。上世纪80、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它们由盛而衰，德清县社团解散，名存实亡，各位艺人开始寻求出路。为了生存，纷纷组成临时搭班的“音乐乐队”，在各种场合如婚、丧、庙会、企业庆典开业及乡村大舞台上表演。1996年，我在家歇业10年后加入“新市乐队”。
  说书不流行，我就改唱庙会仍有一席之地的“宣卷”（古老的宣卷流行于清末民初，是三跳曲艺的前身），说是创举不如说是夹缝中生存。茶花开来早逢春，做媳妇（格）也要做婆孙，孝顺公婆为第一，门前（格）大树好遮阴……这是劝人为善的“十二花名宝卷”，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改编的，十分钟的唱段，俗话连缀，比兴成篇，朴实风趣，听来意犹未尽。现在在农村，常听到其他人也在唱我这个版本，都学了我的腔调。我们还表演妙趣横生的传统滩簧小戏，如《卖青炭》《陆雅臣》《借黄糠》《红灯花轿》《驼背配缺嘴》等。我善演小戏的才能，得益于儿时耳濡目染伯母吴凤珠的滩簧戏表演。
  表演形式灵活的“新市乐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足迹遍布大半个江南。有时应对方要求表演坐唱的小戏，在庙会“头场”敲京剧中的“将军令”，表演越剧清唱。甚至在出殡时唱“哭灵”“花名宝卷”“小调”，在婚庆场合，加入铜管乐队吹奏现代歌曲等等。乐队成员个个多才多艺，互为师徒，我加入后就学会了敲铜鼓，同时开始带徒弟，包括沈建芬，谈会文、沈水华、潘江章、李阿丽、李阿英等，教她们扮演小戏《卖青炭》中的“白牡丹”等角色。
  收入不高，时感疲惫，我年纪大了，不想干了。但是看到别人开心，我又鼓起了勇气。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冰雪封道，我和班社成员徒步从新市走到钟管演出，当地老百姓很热诚，我们一下子忘记了劳累，一到就投入了演出。
  怀念与温存
  我现在已不再唱书，特怀念学唱书时的日子。自在安吉递铺镇错把“枪”唱成“刀”后，我体会到了艺海无涯。先生以前唱书，要随身挑一个装满旧书的箱子，白天看书晚上开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唱书一般不换档，我只与父吴少芳和先生杨筱天搭过两档。可惜，他们去世后，我就再没有唱书了。没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没有搭档，诸多经典岌岌可危。刚开始学的时候，先生先教我唱开篇，背念各种赋子，我字认得不多，全凭硬记，那时花了很多工夫。可惜现在不唱了，一些较长的经典赋子如《金殿赋》都记不全了，真恨不得师娘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总在寻找机会唱书。去年六月，我受邀与师兄双档在湖州唱了《红鬃烈马》《双玉节》选段，虽短暂，炎炎夏日，观众亦不多，但多年来首次唱书。后得知师兄妹夫妻搭档也在苏南一带的新农村老年活动室唱书，我想先生在天之灵会很欣慰。
  树有千朵，虽然凋落，总有一根，吴语是“湖滩”的根。树有一根，但求一心，我和我的乐队班子用心呵护着家乡的根。我们相信有众心，泥土变黄金，更何况本是黄金的“湖滩”艺术。
  天生爱戏情有缘
  强彩娥，女，1943年2月出生，长兴县洪桥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滩簧”。
  我幼年时，家庭贫寒，我父母生有四个子女，我是大女儿，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年幼时我十分想读书，可是家境穷，又因那时父母思想封建，我就没有了读书的命了。然而，我对民间艺术特感兴趣，10岁时我就学会了打莲响，扭秧歌，还学会唱10首山歌。我们娘家在小沉渎的扶栏桥自然村，这里到北墙门钦家很近，我和阿桃、永康几个小伴没事时，经常结伴溜到北墙门钦家听滩簧戏。那时钦家门里一个叫钦水春的民间艺人既会唱滩簧，又会说书，因为他的盲人，当地人叫他“盲眼阿水”。我在钦家墙门听滩簧戏听出了迷，钦水春是我学滩簧戏的入门师父，而正式是12岁那年拜民间艺人张茂林学唱“滩簧”戏。当时与我一起拜师学唱滩簧的共有四人，我是女子，另外三位是男子，但我入门最快。我没学多时，师父就让我去登台演出。12岁的我个子还小，
  那时我们太湖边的农村道路泥泞难走，我只好让师兄们帮助背着一起走。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做戏是到邻村大公〓，那次表演的剧目叫《逃楼送花》，我是旦角，做戏里面的千金小姐，我做这角色虽是戏中的正角，但这角色出场演唱较少，是躲在楼台后场的闺房里，让郎中丝线搭脉，这也是师父刻意安排的。那时，看滩簧戏的人真多，节日农闲之季，我们都要赶场子演出。我们这里的农村邀戏班子做戏，由一个村落派米派钱，搭台的都是义工，大家都是为了寻个热闹。我们滩簧戏班人数少，最多也只有十几个人，戏装行头也简单，所以，邀我们去做场戏没大的负担。因为做戏演出毕竟只在农闲节日之际，正业我还得务农，迫于家中负担，我17岁那年到陈桥石矿去上班了。可是在石矿上班没半年，当时的鸿桥（洪桥）公社通知我去公社创办的“长鸿文工团”当演员。我家庭负担重，在石矿上班收入多一点，考虑这原因，我就该留在石矿上班，但以自己的爱好，就该去文工团当演员，我正在思想矛盾之中，公社文工团的领导又来石矿动员我，而且说公社还有个蒲包厂，你可在那上班，比石矿的活要轻松多了。我就听了那位领导的话，在1959年12月20日去报名上班。可是我到了公社后，那领导还是让我进了文工团做演员。公社里安排给我们6个人一个房间，文工团负责人叫夏荣高，他递交了一个剧本给我，内容是关于“统购统销”的宣传。背剧本唱词、排练只有10天时间，1960年元旦就要到长兴县城剧场汇报演出。我把我要演唱的唱词用笔划出，认真记背。我就在后来农村扫盲时上了几天夜校，不认识的字，就请教，那时年轻，记性特好，只要我记背一遍，我扮演角色的唱词就能记住。至于表演的动作，都要自己根据唱词，思考出相应的表演动作来。我们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彩排表演给公社的领导看，他们认为可以了，我们才把整个戏定型。1960年元旦那天，我们“长鸿文工团”乘船到了长兴，在老剧场里演出，当时与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长兴竹器社和煤山派来的文工团。我们滩簧是讲长兴方言的，我们这节目最出色，但在表演中为了一句白口，评委没听清楚，引起了争论。那是我们团里的一位叫豆云发的演员，在演出剧情中有句话叫“勿应该勿听党的话”评委误听为“应该勿听党的话”。这可是政治问题，后来查剧本，重新去县广播站录音，通过演员解释，总算把事情弄清楚。那年春天，我又去嘉兴地区参加汇演，我们演出团的滩簧剧目是《养蚕摘榨叶》，表演的内容是农村妇女养蚕，桑叶不够，为了保住生产队的蚕宝宝，就攀山摘榨叶给蚕吃，我是剧中演攀山的妇女。通过艰难攀登山路，终于采摘到榨叶，解决了生产队养蚕缺叶的困难。这次演出，我们去参加演出的三人，是我上台代表领奖。那时的奖品只是发张奖状，奖些服装，但我们已是十分开心了。公社里还要求文工团配合政治形势，到饭店、街头搞宣传演出，滩簧戏本身轻便简从，剧情一交待，马上就可登场表演。那时我们经常凉帽一戴，赤着脚，条凳上一立，上面横幅一拉，就唱起来了。公社里领导看我表现好，就让我当了文工团长。1961年文工团也下放，我又回到了娘家小沉渎村的扶栏桥自然村。
  我回村没多久，我们村东边的北张村，由我师父张茂林牵头，组织了滩簧戏的爱好者做“路头戏”。那时的陈湾石矿投资搭了个好舞台，可是没有经常的戏剧出演。于是，我师父张茂林来请我加入他组建的滩簧戏班，我也就答应了。这时可以做古装戏，如《叶相盗印》《秦香莲》等滩簧名剧。在《秦香莲》这出戏里，我扮演秦香莲，我上台演出时，真得背着旧铺盖，还有一卷草席，让台下观众看得淌眼泪。我们这“路头戏”班子太受当地老百姓欢迎了，那时我们演出也开始收点费，演出一天一夜收60块钱，邀请方还请吃饭，附近史家浜、王家浜等村有时为接到我们演戏，等在路口拦截。有一次，两个村为了邀请我们演戏，结果扯了我们的戏袍。还有一次中秋时节，洪桥供销社请我们在洪桥街上演戏，端出了一笆斗的月饼请我们吃，那时在三年困难时期，能吃上这月饼可是有多高的礼遇！后来，我们在长兴县城里的大众剧场演戏，剧场补给我们每人每天八角钱的津贴，我们演了四天三夜，不久，红卫兵造反了，我们戏班里的所有戏具服装都给烧光了，让我最心疼的是那本演戏用的“戏考”也被烧了，那本“戏考”要还在，我们现在要演出滩簧戏，照着“戏考”看看就知道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拼凑过滩簧的爱好者流动演出，我63岁时去父子岭村演出，得到好评。后来，我和丈夫钦学俊受邀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长兴专场演出。2012年，县里组织家庭“才艺大比拼”活动，我和丈夫同台演出滩簧戏《庵堂相会》，获得了二等奖，还得到奖金五千元。我一生爱演滩簧戏，因为我爱演戏，年轻时对象也找了一个爱唱滩簧的男人，去年我和丈夫结婚五十年的“金婚”纪念日，我们俩还唱了一出滩簧戏。正当我愁着“长兴滩簧”是否后继有人时，上级领导帮助在图影中心小学成立一个“长兴滩簧”传承基地，办了个兴趣班，让我把“长兴滩簧”这门戏曲艺术传承给下一代。村书记、主任还专门为这事来我家，商量小沉渎村传承“长兴滩簧”的事，我好激动，如果村里为传承“长兴滩簧”的事要我出力，我是义不容辞，2013年6月8日，西太湖图影小学作为“长兴滩簧”传承基地正式成立了，学校聘请人为传承人讲师，每周五为固定的授课日。真心的感谢党和政府给我这个机会，我定尽心尽力，把我所学无偿传授给孩子们，如果有机会，我还想上台为喜爱长兴滩簧的百姓唱上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