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内容
许丽鸣 口述
许丽鸣，女，1946年6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中华戏曲剧种繁多，表演多样，是中国汉族传统艺术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戏曲，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湖州这样一个杭嘉湖平原上的典型江南小城，也有它专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曲艺曲种，三跳就是其中之一。
三跳，又称“湖州三跳”，名称取自于它的演唱伴奏乐器“三跳板”，也称“三敲板”，因所用板的形状类似行船背纤用的纤板，民间也俗称它为“纤板书”。三跳是一种单曲体的有说有唱的曲艺曲种，使用湖州各地方言，而传入嘉兴桐乡的一支则是使用当地方言。演唱形式有双档和单档之分。双档演唱由两人组成，一人主唱，称为“前场”，另一人敲扁鼓伴奏，称为“后场”，并从主唱曲调落句的尾字开始帮腔，帮腔中衬字含有“嗯—哩云啊——”，因此也习称为“拖哩头”。单档演唱则是以一人演唱并自敲三跳板伴奏，也有自己进行“拖哩头”的，但是比较少见，多数是以三跳板敲出节奏作为间奏，填补“拖哩头”的乐段。三跳曲目与湖州琴书一样，分“开篇”与“正书”。开篇也叫“堂书”，曲目与湖州琴书混用。正书曲目繁多，灵活多样。三跳采用的曲调为“劝世调”一种，演唱时单曲往复，夹以道白，风格质朴平和，似唱似吟，有着较强的乡土气息。因三跳属于杂曲类，曲调旋律的行进有着较大的变化空间，在各个地方土语音韵的影响下，各地的三跳曲调也有了各自的变化，形成了“湖州帮”“德清帮”“南浔帮”“桐乡帮”几个地方流派。
一直以来，三跳主要流行于以吴兴地区为中心的湖州、嘉兴各县、区，鼎盛时期活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东至嘉兴平湖及上海西部乡镇，西至安徽广德，北至江苏宜兴，南至杭州余杭等广大地区，是周边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曲艺曲种。2007年6月，三跳被入选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我之所以与三跳结下不解之缘，并能够成为湖州三跳的传承人之一入选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还应该要从父亲那一辈的渊源算起。解放前，艺人的社会地位不比现在，戏曲就是老古话三六九等中的下九流，只有家境贫寒的孩子才会迫于生计去学这个行当来养家糊口，加之当时三跳盛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不少人便投身于三跳这个行当，我的父亲许云天正是其中之一。他14岁时拜“湖州帮”的代表王广源为师，16岁时已能独立演唱，以口齿清晰、表演逼真、唱腔明快、旋律平和见长而成为早期三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早年，湖州府庙有一书场，以我父亲名字命名，名曰云天书场，父亲书目丰富，坐镇书场，久演不衰。母亲则负责卖票，每人一茶一坐。当时我年纪尚小，又是家中老幺，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便让我放学后跟随她到书场，观看父亲表演，长此以往，便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了三跳这种曲艺。也许是深得父亲的遗传，我在戏曲方面颇有天赋，接受能力极强，加上自己好学，每次在书场听一遍曲目，回家后便能唱得有模有样。后来我又向父亲学习敲板的技法，在父亲的指点下自己摸索，锻炼手腕，钻研曲子和三跳板在节奏上的契合度，就这样开始了三跳的戏曲之路。
14岁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湖州地区曲艺团，正值我父亲任团长，我就正式跟着他学了一年三跳，可以说，我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要求甚严，无论刮风下雨，夏热冬寒，每天清晨五点半到六点，他都会带着我到当时人民公园的假山上练嗓开嗓，风雨无阻。嗓子是戏曲工作者的生命，练嗓是戏曲演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训练，只有每天练嗓开嗓，曲不离口，用丹田运气，才能保持嗓子的柔润度。正是因为当年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持之以恒的训练，我的嗓子才能在发育变声之后，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和柔润度。
1960年，我15岁，当时湖州地区准备推选《黄老头翻身》的三跳曲目参加嘉兴地区的曲艺汇演。开始我并非主唱，但我喜爱三跳，听参加演出的几个人在排练，也经不住在后台跟着唱，正巧被领导听到，就让我上台试唱。领导听完我的演唱后，觉得我声音动听，表演生动，很是满意。我就在这样的一次机遇中成了三跳主唱，开始了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后来演出很成功，并得到了金奖，也受到了湖州文化系统的肯定。
那之后我父亲因嗓音失润改说评话，而当年与我一同进入曲艺团学三跳的许多青年学生，也因各种原因纷纷改行，只剩下我一个三跳演员。父亲考虑到三跳常常需要去外地跑码头，而我女孩子家孤身一人，年纪又小，极不放心，便建议我改唱两人一档的琴书。我也遵从父亲的意见，从那年起改唱琴书。16岁到18岁，我都是作为琴书演员参加曲艺团组织的下乡活动演出，南浔、双林、菱湖、平湖……足迹虽不算遍布天南海北，也算行遍江南清丽地。
19岁时，整个社会兴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安排去平湖参加了社教运动，自此琴书的演唱也中断了。回乡后，又正值“文化大革命”兴起，三跳被作为“四旧”遭到打击，演唱绝迹，而我也被批改转业，分配到双林丝厂继而又转到南浔丝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但是我心心念念都没有忘记过三跳。
33岁那年，我申请调到了湖州烟糖公司做了一名营业员。那时是80年代初，三跳已普遍恢复，演唱也较为兴盛，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演出。当时的湖州文化馆馆长程建中，知道我唱过三跳、琴书后，就写了两个宣传节目让我演唱。一段是《杨丽娜》，讲述的是一位娇生惯养、不注意文明引起群众议论的故事；一段是《邻里之间》，讲的是邻里之间如何互帮互助的故事，反映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于是就用跟三跳异曲同工的“上海说唱”来唱这两个节目。那时五金系统、商业系统也组成了演出小分团，纷纷组织去周边进行文艺演出。嘉兴地委也非常重视文化活动的开展，组织开展周边的文艺汇演，让我演唱《邻里之间》，提倡和谐的社会氛围。当时我工作的烟糖公司一个小组只有7个人，而我应群艺馆的要求常常出去演出，大家都对此颇有微词，但是这也不能减灭我对三跳的热情。从8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逐渐活跃，文化活动逐渐增多，演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也常常会到工人文化宫和转业之前的同行一起排戏演出。《蝶恋花》《重整河山待后生》《故乡是北京》等都是当时经常表演的曲目。而《七十二家房客》更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必演，连续演了十几场。
正式经常性的三跳演出是在我退休后，我的业余时间一下充裕起来，而我的演出热情也丝毫不减当年。当年的群艺馆馆长，现在的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程建中觉得唱三跳的女同志比较少，对我非常重视，又创作了很多节目让我演出：《山里有个亭子》《请到湖州来旅游》等，其中一个批判法轮功的演唱曲目还在省里获得了三等奖。我自己也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艺术团，不间断地从事演出活动。演出地点从湖州的人民剧场、钱业会馆、中心广场、文化广场、升华音乐厅到杭州、嘉兴乃至外省，演出场合从市文联茶话会、市府团拜会、湖笔文化节、湖州嘉兴走亲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到各种全国性的大型曲艺节目，都有着我的积极参与。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由程建中创作，由我和市文化馆民间艺术研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戴育莲合作演出的三跳曲目《三张火车票》，故事题材取自于几年前网上热炒的一个话题：一人购买三张火车票、独占三张火车座位，由这一现象引发的道德争议。《三张火车票》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的决赛，并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东莞赛区节目提名奖，浙江省第六届曲艺新作大赛暨群星奖选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浙江省第四届曲艺杂技魔术节优秀作品奖和创作奖、曲艺类的表演银奖。2013年，我又被评为了“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作为我父亲曲艺艺术的嫡亲传人，我能够参与这么多的演出，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也算不辱父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机会参与到众多的演出活动当中，完全离不开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我对三跳热情的背后，有着无数人的大力支持和默默付出，对此我也觉得非常庆幸和知足。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有一些学生跟着我学过三跳，至今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势严峻，对此我也深感仅靠我一己之力，身单力微。现在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人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却鲜有年轻人接触过三跳这种湖州传统曲艺。而少部分感兴趣的也极少能够在这个行当的学习中坚持下来的，因此能够扛起传承大旗的人几近于无。我一直致力于三跳演出，一是自己对三跳的热情，二也是为了能够把“非遗”的种子传播在更多年轻人的心中。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湖州市政府也加大了对“三跳”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把有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中，开始着力培育“三跳”的年轻人才。如今湖州新风小学和湖师附小都建立了三跳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每个学校有一个二十个左右的学生组成的教学班，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教授一个半小时的课。虽然许多学生到了高年级面临升学压力就放弃了学习三跳，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六年级学生，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学下去，这些都让我倍感欣慰。
【整理者：吴云霞】
许丽鸣，女，1946年6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中华戏曲剧种繁多，表演多样，是中国汉族传统艺术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戏曲，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湖州这样一个杭嘉湖平原上的典型江南小城，也有它专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曲艺曲种，三跳就是其中之一。
三跳，又称“湖州三跳”，名称取自于它的演唱伴奏乐器“三跳板”，也称“三敲板”，因所用板的形状类似行船背纤用的纤板，民间也俗称它为“纤板书”。三跳是一种单曲体的有说有唱的曲艺曲种，使用湖州各地方言，而传入嘉兴桐乡的一支则是使用当地方言。演唱形式有双档和单档之分。双档演唱由两人组成，一人主唱，称为“前场”，另一人敲扁鼓伴奏，称为“后场”，并从主唱曲调落句的尾字开始帮腔，帮腔中衬字含有“嗯—哩云啊——”，因此也习称为“拖哩头”。单档演唱则是以一人演唱并自敲三跳板伴奏，也有自己进行“拖哩头”的，但是比较少见，多数是以三跳板敲出节奏作为间奏，填补“拖哩头”的乐段。三跳曲目与湖州琴书一样，分“开篇”与“正书”。开篇也叫“堂书”，曲目与湖州琴书混用。正书曲目繁多，灵活多样。三跳采用的曲调为“劝世调”一种，演唱时单曲往复，夹以道白，风格质朴平和，似唱似吟，有着较强的乡土气息。因三跳属于杂曲类，曲调旋律的行进有着较大的变化空间，在各个地方土语音韵的影响下，各地的三跳曲调也有了各自的变化，形成了“湖州帮”“德清帮”“南浔帮”“桐乡帮”几个地方流派。
一直以来，三跳主要流行于以吴兴地区为中心的湖州、嘉兴各县、区，鼎盛时期活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东至嘉兴平湖及上海西部乡镇，西至安徽广德，北至江苏宜兴，南至杭州余杭等广大地区，是周边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曲艺曲种。2007年6月，三跳被入选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我之所以与三跳结下不解之缘，并能够成为湖州三跳的传承人之一入选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还应该要从父亲那一辈的渊源算起。解放前，艺人的社会地位不比现在，戏曲就是老古话三六九等中的下九流，只有家境贫寒的孩子才会迫于生计去学这个行当来养家糊口，加之当时三跳盛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不少人便投身于三跳这个行当，我的父亲许云天正是其中之一。他14岁时拜“湖州帮”的代表王广源为师，16岁时已能独立演唱，以口齿清晰、表演逼真、唱腔明快、旋律平和见长而成为早期三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早年，湖州府庙有一书场，以我父亲名字命名，名曰云天书场，父亲书目丰富，坐镇书场，久演不衰。母亲则负责卖票，每人一茶一坐。当时我年纪尚小，又是家中老幺，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便让我放学后跟随她到书场，观看父亲表演，长此以往，便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了三跳这种曲艺。也许是深得父亲的遗传，我在戏曲方面颇有天赋，接受能力极强，加上自己好学，每次在书场听一遍曲目，回家后便能唱得有模有样。后来我又向父亲学习敲板的技法，在父亲的指点下自己摸索，锻炼手腕，钻研曲子和三跳板在节奏上的契合度，就这样开始了三跳的戏曲之路。
14岁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湖州地区曲艺团，正值我父亲任团长，我就正式跟着他学了一年三跳，可以说，我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要求甚严，无论刮风下雨，夏热冬寒，每天清晨五点半到六点，他都会带着我到当时人民公园的假山上练嗓开嗓，风雨无阻。嗓子是戏曲工作者的生命，练嗓是戏曲演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训练，只有每天练嗓开嗓，曲不离口，用丹田运气，才能保持嗓子的柔润度。正是因为当年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持之以恒的训练，我的嗓子才能在发育变声之后，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和柔润度。
1960年，我15岁，当时湖州地区准备推选《黄老头翻身》的三跳曲目参加嘉兴地区的曲艺汇演。开始我并非主唱，但我喜爱三跳，听参加演出的几个人在排练，也经不住在后台跟着唱，正巧被领导听到，就让我上台试唱。领导听完我的演唱后，觉得我声音动听，表演生动，很是满意。我就在这样的一次机遇中成了三跳主唱，开始了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后来演出很成功，并得到了金奖，也受到了湖州文化系统的肯定。
那之后我父亲因嗓音失润改说评话，而当年与我一同进入曲艺团学三跳的许多青年学生，也因各种原因纷纷改行，只剩下我一个三跳演员。父亲考虑到三跳常常需要去外地跑码头，而我女孩子家孤身一人，年纪又小，极不放心，便建议我改唱两人一档的琴书。我也遵从父亲的意见，从那年起改唱琴书。16岁到18岁，我都是作为琴书演员参加曲艺团组织的下乡活动演出，南浔、双林、菱湖、平湖……足迹虽不算遍布天南海北，也算行遍江南清丽地。
19岁时，整个社会兴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安排去平湖参加了社教运动，自此琴书的演唱也中断了。回乡后，又正值“文化大革命”兴起，三跳被作为“四旧”遭到打击，演唱绝迹，而我也被批改转业，分配到双林丝厂继而又转到南浔丝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但是我心心念念都没有忘记过三跳。
33岁那年，我申请调到了湖州烟糖公司做了一名营业员。那时是80年代初，三跳已普遍恢复，演唱也较为兴盛，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演出。当时的湖州文化馆馆长程建中，知道我唱过三跳、琴书后，就写了两个宣传节目让我演唱。一段是《杨丽娜》，讲述的是一位娇生惯养、不注意文明引起群众议论的故事；一段是《邻里之间》，讲的是邻里之间如何互帮互助的故事，反映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于是就用跟三跳异曲同工的“上海说唱”来唱这两个节目。那时五金系统、商业系统也组成了演出小分团，纷纷组织去周边进行文艺演出。嘉兴地委也非常重视文化活动的开展，组织开展周边的文艺汇演，让我演唱《邻里之间》，提倡和谐的社会氛围。当时我工作的烟糖公司一个小组只有7个人，而我应群艺馆的要求常常出去演出，大家都对此颇有微词，但是这也不能减灭我对三跳的热情。从8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逐渐活跃，文化活动逐渐增多，演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也常常会到工人文化宫和转业之前的同行一起排戏演出。《蝶恋花》《重整河山待后生》《故乡是北京》等都是当时经常表演的曲目。而《七十二家房客》更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必演，连续演了十几场。
正式经常性的三跳演出是在我退休后，我的业余时间一下充裕起来，而我的演出热情也丝毫不减当年。当年的群艺馆馆长，现在的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程建中觉得唱三跳的女同志比较少，对我非常重视，又创作了很多节目让我演出：《山里有个亭子》《请到湖州来旅游》等，其中一个批判法轮功的演唱曲目还在省里获得了三等奖。我自己也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艺术团，不间断地从事演出活动。演出地点从湖州的人民剧场、钱业会馆、中心广场、文化广场、升华音乐厅到杭州、嘉兴乃至外省，演出场合从市文联茶话会、市府团拜会、湖笔文化节、湖州嘉兴走亲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到各种全国性的大型曲艺节目，都有着我的积极参与。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由程建中创作，由我和市文化馆民间艺术研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戴育莲合作演出的三跳曲目《三张火车票》，故事题材取自于几年前网上热炒的一个话题：一人购买三张火车票、独占三张火车座位，由这一现象引发的道德争议。《三张火车票》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的决赛，并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东莞赛区节目提名奖，浙江省第六届曲艺新作大赛暨群星奖选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浙江省第四届曲艺杂技魔术节优秀作品奖和创作奖、曲艺类的表演银奖。2013年，我又被评为了“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作为我父亲曲艺艺术的嫡亲传人，我能够参与这么多的演出，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也算不辱父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机会参与到众多的演出活动当中，完全离不开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我对三跳热情的背后，有着无数人的大力支持和默默付出，对此我也觉得非常庆幸和知足。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有一些学生跟着我学过三跳，至今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势严峻，对此我也深感仅靠我一己之力，身单力微。现在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人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却鲜有年轻人接触过三跳这种湖州传统曲艺。而少部分感兴趣的也极少能够在这个行当的学习中坚持下来的，因此能够扛起传承大旗的人几近于无。我一直致力于三跳演出，一是自己对三跳的热情，二也是为了能够把“非遗”的种子传播在更多年轻人的心中。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湖州市政府也加大了对“三跳”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把有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中，开始着力培育“三跳”的年轻人才。如今湖州新风小学和湖师附小都建立了三跳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每个学校有一个二十个左右的学生组成的教学班，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教授一个半小时的课。虽然许多学生到了高年级面临升学压力就放弃了学习三跳，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六年级学生，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学下去，这些都让我倍感欣慰。
【整理者：吴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