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内容
湖州琴书（省级非遗项目）
湖州琴书，俗称“胡琴书”，简称“琴书”。由于它是湖州滩黄的重要分支，所以也有人把湖州琴书称做为“湖滩”。琴书的形成与湖州滩簧的另一个分支——湖剧密不可分。两者在剧（曲）目、音乐上互为相通，艺人亦常常“搭班做小戏，分档唱琴书”，而又各具特色。1924年，“湖滩”的行会组织“明裕社”成立，标识着湖州滩簧的一个繁盛时期。琴书的艺人亦按地域形成“帮别”，有“湖州帮”“德清帮”“长兴帮”“震泽帮”等。流行在湖州、嘉兴各县及江苏吴江一带。茶馆书场，稻场厅堂，都可以成为琴书的演唱场所。
琴书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用湖州方言音韵。一些艺人为适应观众的需求，吸收了苏滩的念白因素，又使他们的演唱更趋文雅。演唱形式有单档、双档和三个档三种。曲目有开篇和正书两类。
2006年，湖州琴书被收入“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先后将《庵堂相会》中《过桥》《带路》两折摄为录像。2006年6月10日，还参加了在杭州吴山广场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演出活动。许多历史照片、史料已归档保存。2007年4月，浙江省文化厅公示湖州琴书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湖州琴书是湖州地方的代表性曲艺品种，在湖州文化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项目。
我的悠扬人生
周芝琴 口述
周芝琴，女，1933年5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琴书”。
我13岁就开始学艺生涯。我的养父蒋佩岩是一位说书大师，生母李玲凤也是一位琴书艺人，从小受家庭熏陶，16岁就独立登台表演。就这样，逐步成长，唱好每一段成为了我努力的目标，从此便开始了我的琴书之路。
早在1945年，年幼的我当时就加入了湖滩的曲艺行会组织“明裕社”学习琴书，尔后拜吴凤珠为师。学艺的时候每天早上4点不到就起床吊嗓子，还要学习口技等基本功。当时和我一起学艺的师兄妹共有18人，不过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下了5个人，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学艺生涯，我记忆犹新。
学习湖剧至少要练7年，3年徒弟，4年“半作”（指一半时间学艺，一半时间做家务）。既要学习琴技又要练习说唱，学习难度可想而知。说琴书时要模仿小姐、丫头、老生和大花脸的声音，所以吊嗓子的练习很重要，难的还不在这里，因为延长琴书时不能有停顿，表演2个多小时即使喉咙干得冒烟了也不能喝一口水，那滋味常人是难以忍受的。当时师傅很严格，特别是演唱琴书时如果谁喝一口茶，被发现了就处以打头等重罚。我有一次就因为如此被师傅的戒尺狠狠地打了。这也就练就了我后来连续说唱3小时不喝一口水嗓子仍然清脆的技艺。
之后养父就让她徒弟教我拉二胡一个月，其他时间都跟着母亲“跑码头”，边表演边学琴。别看艺人们在台上表演很风光，其实过去常常被人称为“跑江湖”，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正由于这么多的艰辛一路走来，才有了我对琴书的终生热爱。
解放后，我的生活渐趋安定，艺术上也趋成熟。这期间，大大小小共获得30多次奖项，特别是在1964年，分别获得了嘉兴专区艺人大汇演和浙江省艺人大汇演一等奖，这些奖项带给了当时32岁的我荣誉，更带给了我对琴书的热情和激情。
1966年“文革”，我被迫转业到了湖州城区供销社工作，于是不得不中断了我挚爱的琴书事业。1979年，45岁的我退休，桐乡评弹团随即聘请我为团里培养学徒，这又重新燃起了我的艺术热情，从此我便奔走在江浙沪一带进行表演，推介和弘扬琴书这门传统的说唱艺术。2006年和2007年，我曾两次参加在杭州吴山广场进行的“文化遗产日”演出，被评定为湖州琴书唯一的一位省级传承人。
在2012年，我去上海“龙王庙”大会演表演《白娘娘水漫金山》，连续半个月，获得了较大成功。在衣裳街大舞台也先后表演长篇《双珠凤》《黄金印》《四香缘》《赵匡胤》《刘金锭》《慈云太子走国》，短篇《西厢记》等等。如今我80岁在琴书舞台上还有很多票友来看我的表演，我非常高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相信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年轻人加入，还有各界人士的齐心努力，湖州琴书一定能够焕发出它的艺术青春。
【整理者：徐婷婷】
湖州三跳（省级非遗项目）
湖州三跳因其伴奏乐器为“三跳板”而得名，是一种用【劝世调】单曲往复，使用湖州当地方言，说唱相间的地方曲艺品种，流行分布于浙北地区，因区域和唱腔流派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帮别”。20世纪初，德清县成立行会组织“正古社”，主要艺人有宋连忠、宋林法、张银林等等。解放后，三跳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艺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德清县曲艺协会，队伍不断扩大，1954年，传统书目《李三宝救嫂》得以整理参加省会演并获演出奖。改革开放以来几近消亡的说唱活动又正常开展起来。常演曲目包括《小金钱》《天宝图》《九美图》《十美图》《万花楼》《三门街》《绿牡丹》等。
湖州三跳 曲艺瑰宝
许丽鸣 口述
许丽鸣，女，1946年6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中华戏曲剧种繁多，表演多样，是中国汉族传统艺术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戏曲，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湖州这样一个杭嘉湖平原上的典型江南小城，也有它专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曲艺曲种，三跳就是其中之一。
三跳，又称“湖州三跳”，名称取自于它的演唱伴奏乐器“三跳板”，也称“三敲板”，因所用板的形状类似行船背纤用的纤板，民间也俗称它为“纤板书”。三跳是一种单曲体的有说有唱的曲艺曲种，使用湖州各地方言，而传入嘉兴桐乡的一支则是使用当地方言。演唱形式有双档和单档之分。双档演唱由两人组成，一人主唱，称为“前场”，另一人敲扁鼓伴奏，称为“后场”，并从主唱曲调落句的尾字开始帮腔，帮腔中衬字含有“嗯—哩云啊——”，因此也习称为“拖哩头”。单档演唱则是以一人演唱并自敲三跳板伴奏，也有自己进行“拖哩头”的，但是比较少见，多数是以三跳板敲出节奏作为间奏，填补“拖哩头”的乐段。三跳曲目与湖州琴书一样，分“开篇”与“正书”。开篇也叫“堂书”，曲目与湖州琴书混用。正书曲目繁多，灵活多样。三跳采用的曲调为“劝世调”一种，演唱时单曲往复，夹以道白，风格质朴平和，似唱似吟，有着较强的乡土气息。因三跳属于杂曲类，曲调旋律的行进有着较大的变化空间，在各个地方土语音韵的影响下，各地的三跳曲调也有了各自的变化，形成了“湖州帮”“德清帮”“南浔帮”“桐乡帮”几个地方流派。
一直以来，三跳主要流行于以吴兴地区为中心的湖州、嘉兴各县、区，鼎盛时期活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东至嘉兴平湖及上海西部乡镇，西至安徽广德，北至江苏宜兴，南至杭州余杭等广大地区，是周边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曲艺曲种。2007年6月，三跳被入选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我之所以与三跳结下不解之缘，并能够成为湖州三跳的传承人之一入选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还应该要从父亲那一辈的渊源算起。解放前，艺人的社会地位不比现在，戏曲就是老古话三六九等中的下九流，只有家境贫寒的孩子才会迫于生计去学这个行当来养家糊口，加之当时三跳盛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不少人便投身于三跳这个行当，我的父亲许云天正是其中之一。他14岁时拜“湖州帮”的代表王广源为师，16岁时已能独立演唱，以口齿清晰、表演逼真、唱腔明快、旋律平和见长而成为早期三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早年，湖州府庙有一书场，以我父亲名字命名，名曰云天书场，父亲书目丰富，坐镇书场，久演不衰。母亲则负责卖票，每人一茶一坐。当时我年纪尚小，又是家中老幺，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便让我放学后跟随她到书场，观看父亲表演，长此以往，便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了三跳这种曲艺。也许是深得父亲的遗传，我在戏曲方面颇有天赋，接受能力极强，加上自己好学，每次在书场听一遍曲目，回家后便能唱得有模有样。后来我又向父亲学习敲板的技法，在父亲的指点下自己摸索，锻炼手腕，钻研曲子和三跳板在节奏上的契合度，就这样开始了三跳的戏曲之路。
14岁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湖州地区曲艺团，正值我父亲任团长，我就正式跟着他学了一年三跳，可以说，我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要求甚严，无论刮风下雨，夏热冬寒，每天清晨五点半到六点，他都会带着我到当时人民公园的假山上练嗓开嗓，风雨无阻。嗓子是戏曲工作者的生命，练嗓是戏曲演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训练，只有每天练嗓开嗓，曲不离口，用丹田运气，才能保持嗓子的柔润度。正是因为当年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持之以恒的训练，我的嗓子才能在发育变声之后，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和柔润度。
1960年，我15岁，当时湖州地区准备推选《黄老头翻身》的三跳曲目参加嘉兴地区的曲艺汇演。开始我并非主唱，但我喜爱三跳，听参加演出的几个人在排练，也经不住在后台跟着唱，正巧被领导听到，就让我上台试唱。领导听完我的演唱后，觉得我声音动听，表演生动，很是满意。我就在这样的一次机遇中成了三跳主唱，开始了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后来演出很成功，并得到了金奖，也受到了湖州文化系统的肯定。
那之后我父亲因嗓音失润改说评话，而当年与我一同进入曲艺团学三跳的许多青年学生，也因各种原因纷纷改行，只剩下我一个三跳演员。父亲考虑到三跳常常需要去外地跑码头，而我女孩子家孤身一人，年纪又小，极不放心，便建议我改唱两人一档的琴书。我也遵从父亲的意见，从那年起改唱琴书。16岁到18岁，我都是作为琴书演员参加曲艺团组织的下乡活动演出，南浔、双林、菱湖、平湖……足迹虽不算遍布天南海北，也算行遍江南清丽地。
19岁时，整个社会兴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安排去平湖参加了社教运动，自此琴书的演唱也中断了。回乡后，又正值“文化大革命”兴起，三跳被作为“四旧”遭到打击，演唱绝迹，而我也被批改转业，分配到双林丝厂继而又转到南浔丝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但是我心心念念都没有忘记过三跳。
33岁那年，我申请调到了湖州烟糖公司做了一名营业员。那时是80年代初，三跳已普遍恢复，演唱也较为兴盛，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演出。当时的湖州文化馆馆长程建中，知道我唱过三跳、琴书后，就写了两个宣传节目让我演唱。一段是《杨丽娜》，讲述的是一位娇生惯养、不注意文明引起群众议论的故事；一段是《邻里之间》，讲的是邻里之间如何互帮互助的故事，反映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于是就用跟三跳异曲同工的“上海说唱”来唱这两个节目。那时五金系统、商业系统也组成了演出小分团，纷纷组织去周边进行文艺演出。嘉兴地委也非常重视文化活动的开展，组织开展周边的文艺汇演，让我演唱《邻里之间》，提倡和谐的社会氛围。当时我工作的烟糖公司一个小组只有7个人，而我应群艺馆的要求常常出去演出，大家都对此颇有微词，但是这也不能减灭我对三跳的热情。从8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逐渐活跃，文化活动逐渐增多，演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也常常会到工人文化宫和转业之前的同行一起排戏演出。《蝶恋花》《重整河山待后生》《故乡是北京》等都是当时经常表演的曲目。而《七十二家房客》更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必演，连续演了十几场。
正式经常性的三跳演出是在我退休后，我的业余时间一下充裕起来，而我的演出热情也丝毫不减当年。当年的群艺馆馆长，现在的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程建中觉得唱三跳的女同志比较少，对我非常重视，又创作了很多节目让我演出：《山里有个亭子》《请到湖州来旅游》等，其中一个批判法轮功的演唱曲目还在省里获得了三等奖。我自己也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艺术团，不间断地从事演出活动。演出地点从湖州的人民剧场、钱业会馆、中心广场、文化广场、升华音乐厅到杭州、嘉兴乃至外省，演出场合从市文联茶话会、市府团拜会、湖笔文化节、湖州嘉兴走亲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到各种全国性的大型曲艺节目，都有着我的积极参与。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由程建中创作，由我和市文化馆民间艺术研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戴育莲合作演出的三跳曲目《三张火车票》，故事题材取自于几年前网上热炒的一个话题：一人购买三张火车票、独占三张火车座位，由这一现象引发的道德争议。《三张火车票》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的决赛，并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东莞赛区节目提名奖，浙江省第六届曲艺新作大赛暨群星奖选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浙江省第四届曲艺杂技魔术节优秀作品奖和创作奖、曲艺类的表演银奖。2013年，我又被评为了“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作为我父亲曲艺艺术的嫡亲传人，我能够参与这么多的演出，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也算不辱父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机会参与到众多的演出活动当中，完全离不开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我对三跳热情的背后，有着无数人的大力支持和默默付出，对此我也觉得非常庆幸和知足。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有一些学生跟着我学过三跳，至今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势严峻，对此我也深感仅靠我一己之力，身单力微。现在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人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却鲜有年轻人接触过三跳这种湖州传统曲艺。而少部分感兴趣的也极少能够在这个行当的学习中坚持下来的，因此能够扛起传承大旗的人几近于无。我一直致力于三跳演出，一是自己对三跳的热情，二也是为了能够把“非遗”的种子传播在更多年轻人的心中。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湖州市政府也加大了对“三跳”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把有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中，开始着力培育“三跳”的年轻人才。如今湖州新风小学和湖师附小都建立了三跳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每个学校有一个二十个左右的学生组成的教学班，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教授一个半小时的课。虽然许多学生到了高年级面临升学压力就放弃了学习三跳，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六年级学生，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学下去，这些都让我倍感欣慰。
【整理者：吴云霞】
千面能手，倾囊相授
朱子松 口述
朱子松，男，1953年出生，德清县东溪村李家坝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演出剧照
德清帮作为“湖滩”艺术的重要支派，至今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小戏剧目。俗话说“徒弟出山，师傅讨饭”，据称当时湖州老一辈艺人唯独对德清桐乡艺人们护爱有加。随着他们年老衰退，德清帮异军突起，当年做先生“下科”或“下档”的徒弟们成了顶梁柱。
我1953年出生于德清县东溪村李家坝，13岁起就随父亲朱通林（1912—1993）演滩簧小戏，起初为后场拉二胡，“文革”后接替父亲主演。从台后到台前，有十多年的磨砺。很少有人能单独把滩簧曲调完整地演奏，一般都是跟着演员拉的。现在我即兴用加花的方法拉一段不同的男腔和女腔调给你们听听。我学艺初起先就是用“啥咕啥咕”作为词唱各种曲调，或用一首词如“烧香赋”来填曲。
1980年，加入德清县曲艺协会后，先生朱一天很喜欢我，夸我天生丽质，又善把握各种角色，花旦、花脸、老生、丑旦，都称我“戏抹布”。先生从那时起就开始教我三跳板，取艺名“朱一飞”，先生“上科”我帮腔。我有一把从师爷手上传下来的“灯煤壶”，这把茶壶下放菜油灯，上有烟囱孔，唱书时用，茶不会凉，我有六个师兄，师傅唯独传给了我。师傅朱一天，小名“小狗”，他与杨筱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他们是船上人家。曾表演扫蚕花地，除三跳外，他还会唱评话、琴书和卖梨膏糖……以前我和先生坐船去杭州买东西，在船上会唱唱像《小弟长工》《马浪荡》这样的民歌小调当消遣。我的多才多艺正得益于如此浓郁的艺术氛围。即便是地方戏曲受市场经济冲击走入低谷，我转而卖梨膏糖生计后，每天仍能比其他人多卖一箱。1995年成立“音乐队”后，我又向乐队成员学会了唢呐和鼓板。
三十多年来，我的足迹遍及桐乡、湖州、余杭、临平各地，演出剧目如《借黄糠》《卖青炭》《卖花线》达二十多部，风格各异，深受老百姓喜爱。过去是观众点戏看的，年三十出门，五月份回来，十月份再出去直到年前，演出化妆和服装都很简单，长衫什么的都是借来的。挑一副担子，一把胡琴一块板，三五个人就是一个“挑箱班”。
加入德清县曲艺协会后，我被分配至下舍滩簧组和东千滩簧组蹲点开始五年的教授经历。当时他们把我唱的录下学唱，中间会乱添句子，现在都是如此，其实我们演得是“肉子路头戏”，基本唱词和框架都是固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一一帮他们纠正。1982年后，又受邀在桐乡教滩簧戏。2013年，我又把三跳曲艺带进了禹越镇高桥小学，告诉他们三跳板过去称“国舅”板，“敲三勿敲四”，有“拓”“滚板”和“帮腔”“勿帮腔”的区别。大家跟我一起敲，一二三四……
从最基本的“三合一拍”开始，我告诉孩子们，我学的时候很苦，光这个节奏就敲了很久，而且我当时手臂也是挂下来的，很难看，所以一定要架起来，面带微笑。唱戏，不仅要唱得出，还要能分析讲给别人听，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卖梨膏糖时唱的一个笑话故事《巴哥告状》。
几十年不间断的艺术实践，我成了“湖滩”艺林的核心人物。可是随着专业团队烟消云散，伙伴们相继过世，当时先生收了我们六兄弟，现在健在得还有三个，只有闻鹏飞和我还演出。
学校传承基地的建立给地方戏曲曲艺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与希望。孩子们对用方言表演感到格外新奇与亲切。如果说老一辈怕丢饭碗而有所保留，我则把当年先生教的一板一式不遗余力地细心传给他们，恨不得把心都掏了出来。数月的操练后，孩子们开始用三跳板演唱乡土味十足的《烧香赋》：“一位姑娘轿里呀蹲，两人抬轿就动身，三塔寺里认香源，四个丫头轿后呀跟……”
【整理者：余开陀】
闻永泉和他的说书人生
闻永泉 口述
闻永泉，男，1946年出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拜师学艺
我今年68岁，我的曲艺生涯已逾半个世纪。
1961年，当时我还在德清一中念初二，因为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辍学了。当时农村的茶馆很多，而且都有书场，那里的先生都唱“三跳”，这是一种使用当地方言、说唱相间的地方曲艺，俗称“纤板书”，在校就是文艺骨干的我听得多了，也能模仿着唱上一两段。
当时有位李鸿昇先生，从前做过政府秘书、教书先生，很有文化，人称“书站”，意思是任何故事，只要他拿起书来看过一遍，就能用评书的形式进行表演。我对他十分敬佩，李先生对我这个小后生也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拜李鸿昇先生为师开始学习评书，先生为我取艺名“闻鹏飞”，那年，我15岁。
历史上“三跳”艺人曾成立行会组织，比较著名的有苏州的“光裕社”，湖州的“明裕社”，德清的“正古社”，杭州的“温古社”等。“正古社”的第一任社长叫朱顺宝，乾元镇“城河里”人氏；他的徒弟余洪达（小名如生），人称“铁喉咙如生”的就是李鸿昇的师傅、我的师祖。我投师名门正派，当时的仪式庄严而隆重，程式包括引荐人引荐，写拜师帖，叩头，师父讲“十大戒规”，向同行介绍自己的入室弟子等。
拜师以后，我就跟着师傅去周边农村的各个书场演出。那时候有喝“夜茶”的习惯，老百姓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听说书，每天晚上的观众都有二三百人。我跟着师傅一起演出，主要就是多听、多记，如果是唱“双档”，我的任务就是给先生敲扁鼓伴奏、帮腔，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其实我的师傅有许多本事，比如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可惜我没有时间一一去学。
初出茅庐
1963年1月，我考入了德清曲艺协会，成为了一名青年演员，每月固定工资是34元。
成为正式演员后，团里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有了这封介绍信，我就可以独立演出，也可以贴海报了。当时团里有个业务组，演出任务、演出场地都是他们安排的，我清楚记得，我的第一场独立演出是在余杭塘栖镇的丁湖书场。演出分日夜场，我演了将近10天，做了400多元的营业额，可谓一炮打响。
其实我最擅长的是《说唐传》，全本的《说唐传》需要120天左右才能说完。那时候曲艺团是队伍最小、最灵活的文艺“轻骑兵”，很受群众的欢迎。我们每年中有三个月必须到乡村基层演出，三个月为本县城镇观众服务，三个月学习，三个月出省演出，足迹遍布江浙二省及上海市。
在我的曲艺生涯中，最得意的经历当属在萧山。当年，萧山县城有两家书场，我在其中一家演出以后，整个县城的书迷都被我吸引了过来，许多听众还买了连票，他们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欲罢不能，我连演56场，场场爆满，另一个书场连换了五位说书先生，仍然无法将书迷争夺过去。在长达56天的演出过程中，一些听众还与我建立了友谊：送电影票给我，与我聊天。甚至在我离开萧山以后，还有听众继续与我保持书信往来……
在逾半个世纪的曲艺生涯中，我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我到过茶馆，到过田间地头，还下过轮船演出。有一次，我在下舍遇见一位农民，那位农民说：别人都听你说过书了，就我没有听过。我二话不说，马上为他单独表演。当时那位农民正在耕地，我就跟在他的身后，边走边演，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场特殊的演出。
迎来春天
“文革”中，我回到老家，在生产队里当会计，一干就是9年。
1979年，全县的曲艺工作者重新登记，1982年成立曲艺协会，我出任曲艺团团长。重新开始说唱生涯后，我热情高涨，创作的才能和优势也渐渐显露出来。上世纪80年代，我创作的《德清是个好地方》连演100多场，还获得了湖州市乡镇企业文艺调演创作奖。“农田里是拖拉机、插秧机，建设工地上是推土机、打桩机，农村家庭里是各种各样的电器机”——我自编自演的《新农村百样机》，让周边赶来听书的老百姓听得入了迷。
2009年，我被确定为首批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第一批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跳（德清帮）”代表性传承人。我认为，我在“三跳”传承方面的贡献是：传统“三跳”的调门唱得很慢，我在演出实践中大胆改良，融入了快板、小锣书的元素，使得演唱的节奏加快，让原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也慢慢变得爱听。
我现在每年大概有50多场的演出，每次登台，我都要带着一块写着“德清县曲艺协会”的桌围。以前桌围上写的是“敬亭遗风”四个字，因为柳敬亭是我们说书人的祖师爷。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说书，没地方说书的日子真是难受啊。我知道，老年朋友喜欢听书的很多，希望以前的书场能够重新回来，可以让我把满肚子的书说出来给大家听。
【整理者：陈德明】
“湖滩”也即湖州滩簧（市级非遗项目）
“湖滩”，也即湖州滩簧，是湖州地方戏曲（湖剧，由滩簧小戏发展而来）、曲艺（琴书、三跳）的总称。据《南林从刊·劫余杂识》及《双林镇志》等记载，至晚在咸丰八年（1858）在湖州等地已有“通宵达旦”的演出。1924年（一说1930年），湖州滩簧艺人成立有曲艺行会组织“明裕社”（与苏州的“光裕社”并称），成员遍及旧湖州府的吴兴、德清、长兴及桐乡、江苏吴江的广大地区。吴地方言素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之说，各地滩簧亦“声各小变”。因此，带有地域和音乐流派双重因素的“帮别”称谓应运而生，如德清帮、长兴帮、震泽帮、双林帮、石门帮等。其中，德清帮是湖州滩簧的重要一支，至今仍有民间艺人活跃在以德清为中心的广大乡村中。
“湖滩”的一枝独秀
吴根娣 口述
吴根娣，女，1954年出生，德清县新市镇石泉村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滩簧”。
在“湖滩”风靡一时的年代，老百姓听书是唯一的乐趣。艺人们合起来演戏，分开唱书。说书的人可以上台做戏，做戏的人说不了书。说书比演戏更流行，收入也颇高。我与师傅搭档唱书时要带两个师妹，按行规，师妹是“有吃勿拿工钱的”，师妹们每次看到师傅捧回来一大堆百来元的几分几角欣喜若狂。唱书当时是件很风光的事，我在二十八九岁的那年因为长得清秀些，有一次演完第二天就有人跑过来告诉我表演的照片挂在照相馆了。还有一次，老太太登门把藏在衣服里的录音机拿出来，把她录的我们的演出唱段放给我们听。茶馆听书的观众人山人海，当时，我们坐着苏杭班轮船唱到了大城市杭州六公园。我刚出道不久在安吉递埔镇唱书和父亲搭档唱“杨家将”。我做下档，唱到杨文广要“拿枪”的时候，我错唱成了“拿刀”，一位坐在大门边看场子的老头，他平日总是闭着眼睛听书，听我说“拿刀”，他顿然睁开了眼睛。父亲知道错了，说时急那是快，他马上纠正表了回来，“杨文广今天为什么拿了刀而不是枪呢，因为他从小跟爷爷奶奶学武，样样兵器都会。”那时起，我才真正明白“唱书容易表书难”这句行话了。
回眸岁月
德清的戏曲曲艺发展潮起潮落，历经风雨，从上世纪20年代朱顺宝等人发起“正古社”，到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重建“湖剧团”“县曲艺协会”等，至80年代恢复曲艺协会和曲艺团，历经三代人的重振。我就是在父辈们努力后的光芒下成长起来的。我父亲吴少芳曾任德清县曲艺团团长，是正古社的首批成员之一，1973年他又开始为德清曲艺团恢复到处奔忙。80年代曲艺协会恢复成立时只有7人，在城关镇（现称乾元镇）老轮船码头（务前街78号）租了个书场，当时请了号称“小杨飞”的绍兴艺人到书场唱书。唱书的收入养活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内数十人的生活，很是艰苦。唱书的人过年没好菜，有一次正月里，在东林唱完书，东林的村民特地赶来送给我们两条大鱼表示感谢。后来我重返舞台最大的动力不是图赚多少钱，出去唱戏就是图个开心。
求变生存
虽然费尽心血，还是挽回不了“湖滩”昙花一现的命运。上世纪80、 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它们由盛而衰，德清县社团解散，名存实亡，各位艺人开始寻求出路。为了生存，纷纷组成临时搭班的“音乐乐队”，在各种场合如婚、丧、庙会、企业庆典开业及乡村大舞台上表演。1996年，我在家歇业10年后加入“新市乐队”。
说书不流行，我就改唱庙会仍有一席之地的“宣卷”（古老的宣卷流行于清末民初，是三跳曲艺的前身），说是创举不如说是夹缝中生存。茶花开来早逢春，做媳妇（格）也要做婆孙，孝顺公婆为第一，门前（格）大树好遮阴……这是劝人为善的“十二花名宝卷”，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改编的，十分钟的唱段，俗话连缀，比兴成篇，朴实风趣，听来意犹未尽。现在在农村，常听到其他人也在唱我这个版本，都学了我的腔调。我们还表演妙趣横生的传统滩簧小戏，如《卖青炭》《陆雅臣》《借黄糠》《红灯花轿》《驼背配缺嘴》等。我善演小戏的才能，得益于儿时耳濡目染伯母吴凤珠的滩簧戏表演。
表演形式灵活的“新市乐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足迹遍布大半个江南。有时应对方要求表演坐唱的小戏，在庙会“头场”敲京剧中的“将军令”，表演越剧清唱。甚至在出殡时唱“哭灵”“花名宝卷”“小调”，在婚庆场合，加入铜管乐队吹奏现代歌曲等等。乐队成员个个多才多艺，互为师徒，我加入后就学会了敲铜鼓，同时开始带徒弟，包括沈建芬，谈会文、沈水华、潘江章、李阿丽、李阿英等，教她们扮演小戏《卖青炭》中的“白牡丹”等角色。
收入不高，时感疲惫，我年纪大了，不想干了。但是看到别人开心，我又鼓起了勇气。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冰雪封道，我和班社成员徒步从新市走到钟管演出，当地老百姓很热诚，我们一下子忘记了劳累，一到就投入了演出。
怀念与温存
我现在已不再唱书，特怀念学唱书时的日子。自在安吉递铺镇错把“枪”唱成“刀”后，我体会到了艺海无涯。先生以前唱书，要随身挑一个装满旧书的箱子，白天看书晚上开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唱书一般不换档，我只与父吴少芳和先生杨筱天搭过两档。可惜，他们去世后，我就再没有唱书了。没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没有搭档，诸多经典岌岌可危。刚开始学的时候，先生先教我唱开篇，背念各种赋子，我字认得不多，全凭硬记，那时花了很多工夫。可惜现在不唱了，一些较长的经典赋子如《金殿赋》都记不全了，真恨不得师娘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总在寻找机会唱书。去年六月，我受邀与师兄双档在湖州唱了《红鬃烈马》《双玉节》选段，虽短暂，炎炎夏日，观众亦不多，但多年来首次唱书。后得知师兄妹夫妻搭档也在苏南一带的新农村老年活动室唱书，我想先生在天之灵会很欣慰。
树有千朵，虽然凋落，总有一根，吴语是“湖滩”的根。树有一根，但求一心，我和我的乐队班子用心呵护着家乡的根。我们相信有众心，泥土变黄金，更何况本是黄金的“湖滩”艺术。
【整理者：余开陀】
天生爱戏情有缘
强彩娥 口述
强彩娥，女，1943年2月出生，长兴县洪桥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滩簧”。
我幼年时，家庭贫寒，我父母生有四个子女，我是大女儿，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年幼时我十分想读书，可是家境穷，又因那时父母思想封建，我就没有了读书的命了。然而，我对民间艺术特感兴趣，10岁时我就学会了打莲响，扭秧歌，还学会唱10首山歌。我们娘家在小沉渎的扶栏桥自然村，这里到北墙门钦家很近，我和阿桃、永康几个小伴没事时，经常结伴溜到北墙门钦家听滩簧戏。那时钦家门里一个叫钦水春的民间艺人既会唱滩簧，又会说书，因为他的盲人，当地人叫他“盲眼阿水”。我在钦家墙门听滩簧戏听出了迷，钦水春是我学滩簧戏的入门师父，而正式是12岁那年拜民间艺人张茂林学唱“滩簧”戏。当时与我一起拜师学唱滩簧的共有四人，我是女子，另外三位是男子，但我入门最快。我没学多时，师父就让我去登台演出。12岁的我个子还小，
那时我们太湖边的农村道路泥泞难走，我只好让师兄们帮助背着一起走。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做戏是到邻村大公〓，那次表演的剧目叫《逃楼送花》，我是旦角，做戏里面的千金小姐，我做这角色虽是戏中的正角，但这角色出场演唱较少，是躲在楼台后场的闺房里，让郎中丝线搭脉，这也是师父刻意安排的。那时，看滩簧戏的人真多，节日农闲之季，我们都要赶场子演出。我们这里的农村邀戏班子做戏，由一个村落派米派钱，搭台的都是义工，大家都是为了寻个热闹。我们滩簧戏班人数少，最多也只有十几个人，戏装行头也简单，所以，邀我们去做场戏没大的负担。因为做戏演出毕竟只在农闲节日之际，正业我还得务农，迫于家中负担，我17岁那年到陈桥石矿去上班了。可是在石矿上班没半年，当时的鸿桥（洪桥）公社通知我去公社创办的“长鸿文工团”当演员。我家庭负担重，在石矿上班收入多一点，考虑这原因，我就该留在石矿上班，但以自己的爱好，就该去文工团当演员，我正在思想矛盾之中，公社文工团的领导又来石矿动员我，而且说公社还有个蒲包厂，你可在那上班，比石矿的活要轻松多了。我就听了那位领导的话，在1959年12月20日去报名上班。可是我到了公社后，那领导还是让我进了文工团做演员。公社里安排给我们6个人一个房间，文工团负责人叫夏荣高，他递交了一个剧本给我，内容是关于“统购统销”的宣传。背剧本唱词、排练只有10天时间，1960年元旦就要到长兴县城剧场汇报演出。我把我要演唱的唱词用笔划出，认真记背。我就在后来农村扫盲时上了几天夜校，不认识的字，就请教，那时年轻，记性特好，只要我记背一遍，我扮演角色的唱词就能记住。至于表演的动作，都要自己根据唱词，思考出相应的表演动作来。我们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彩排表演给公社的领导看，他们认为可以了，我们才把整个戏定型。1960年元旦那天，我们“长鸿文工团”乘船到了长兴，在老剧场里演出，当时与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长兴竹器社和煤山派来的文工团。我们滩簧是讲长兴方言的，我们这节目最出色，但在表演中为了一句白口，评委没听清楚，引起了争论。那是我们团里的一位叫豆云发的演员，在演出剧情中有句话叫“勿应该勿听党的话”评委误听为“应该勿听党的话”。这可是政治问题，后来查剧本，重新去县广播站录音，通过演员解释，总算把事情弄清楚。那年春天，我又去嘉兴地区参加汇演，我们演出团的滩簧剧目是《养蚕摘榨叶》，表演的内容是农村妇女养蚕，桑叶不够，为了保住生产队的蚕宝宝，就攀山摘榨叶给蚕吃，我是剧中演攀山的妇女。通过艰难攀登山路，终于采摘到榨叶，解决了生产队养蚕缺叶的困难。这次演出，我们去参加演出的三人，是我上台代表领奖。那时的奖品只是发张奖状，奖些服装，但我们已是十分开心了。公社里还要求文工团配合政治形势，到饭店、街头搞宣传演出，滩簧戏本身轻便简从，剧情一交待，马上就可登场表演。那时我们经常凉帽一戴，赤着脚，条凳上一立，上面横幅一拉，就唱起来了。公社里领导看我表现好，就让我当了文工团长。1961年文工团也下放，我又回到了娘家小沉渎村的扶栏桥自然村。
我回村没多久，我们村东边的北张村，由我师父张茂林牵头，组织了滩簧戏的爱好者做“路头戏”。那时的陈湾石矿投资搭了个好舞台，可是没有经常的戏剧出演。于是，我师父张茂林来请我加入他组建的滩簧戏班，我也就答应了。这时可以做古装戏，如《叶相盗印》《秦香莲》等滩簧名剧。在《秦香莲》这出戏里，我扮演秦香莲，我上台演出时，真得背着旧铺盖，还有一卷草席，让台下观众看得淌眼泪。我们这“路头戏”班子太受当地老百姓欢迎了，那时我们演出也开始收点费，演出一天一夜收60块钱，邀请方还请吃饭，附近史家浜、王家浜等村有时为接到我们演戏，等在路口拦截。有一次，两个村为了邀请我们演戏，结果扯了我们的戏袍。还有一次中秋时节，洪桥供销社请我们在洪桥街上演戏，端出了一笆斗的月饼请我们吃，那时在三年困难时期，能吃上这月饼可是有多高的礼遇！后来，我们在长兴县城里的大众剧场演戏，剧场补给我们每人每天八角钱的津贴，我们演了四天三夜，不久，红卫兵造反了，我们戏班里的所有戏具服装都给烧光了，让我最心疼的是那本演戏用的“戏考”也被烧了，那本“戏考”要还在，我们现在要演出滩簧戏，照着“戏考”看看就知道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拼凑过滩簧的爱好者流动演出，我63岁时去父子岭村演出，得到好评。后来，我和丈夫钦学俊受邀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长兴专场演出。2012年，县里组织家庭“才艺大比拼”活动，我和丈夫同台演出滩簧戏《庵堂相会》，获得了二等奖，还得到奖金五千元。我一生爱演滩簧戏，因为我爱演戏，年轻时对象也找了一个爱唱滩簧的男人，去年我和丈夫结婚五十年的“金婚”纪念日，我们俩还唱了一出滩簧戏。正当我愁着“长兴滩簧”是否后继有人时，上级领导帮助在图影中心小学成立一个“长兴滩簧”传承基地，办了个兴趣班，让我把“长兴滩簧”这门戏曲艺术传承给下一代。村书记、主任还专门为这事来我家，商量小沉渎村传承“长兴滩簧”的事，我好激动，如果村里为传承“长兴滩簧”的事要我出力，我是义不容辞，2013年6月8日，西太湖图影小学作为“长兴滩簧”传承基地正式成立了，学校聘请人为传承人讲师，每周五为固定的授课日。真心的感谢党和政府给我这个机会，我定尽心尽力，把我所学无偿传授给孩子们，如果有机会，我还想上台为喜爱长兴滩簧的百姓唱上一曲！
【整理者：施正强、葛丹，执笔：施正强】
打蛮船（市级非遗项目）
说起打蛮船的起源，应该是从清朝中晚时期开始兴盛起来的。至今传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相传清朝咸丰三年（1853）河南发大水，咸丰六年（1856）发天干。员外韩生员家没有一点吃的，就把妻子张香莲卖给船商南蛮人，以养家糊口。可是，他妻子的哥哥张武举在运粮途中，受菩萨指引听到了船上妹妹的哭声，要用重金赎回妹妹。但南蛮不同意，于是张便怒打蛮船救回妹妹。后来船商南蛮们因此连船都被打毁了，就把它编成故事一路化缘乞讨回到江南。打蛮船这一表演形式就这样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就慢慢地成了民间艺人讨生活的一种手段了。到了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间，湖州“西路长兴至安吉百余里”（引：光绪《孝丰县志》）为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争与接踵而至的瘟疫使湖州西路一带受到重创，“居民十不存一，村墟寥落”（引：光绪《归安县志》）。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令各省招垦荒地，因而大批移民来到安吉、长兴，“荒田多为客民开垦”，也带来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及民间艺术，在当地开花结果。打蛮船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皖南浙北的。打蛮船传承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我们安吉兰田的打蛮船与原发地河南相比，保持了原发地已不复存在的原始状态。
结缘打蛮船 快乐千万家
盛志林 口述
盛志林，男，1944年出生，安吉县递铺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打蛮船”。
我12岁开始学唱大鼓书，以后又学唱打蛮船。
说起打蛮船的起源，应该是从清朝中晚时期开始兴盛起来的。至今传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据我师傅的说法是：相传清朝咸丰三年（1853）河南发大水，咸丰六年（1856）发天干。员外韩生员家没有一点吃的，就把妻子张香莲卖给船商南蛮人，以养家糊口。可是，他妻子的哥哥张武举在运粮途中，受菩萨指引听到了船上妹妹的哭声，要用重金赎回妹妹。但南蛮不同意，于是张便怒打蛮船救回妹妹。后来船商南蛮因此连船都被打毁了，就把它编成故事一路化缘乞讨回到江南。打蛮船这一表演形式就这样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慢慢地就成了民间艺人讨生活的一种手段了。到了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间，湖州“西路长兴至安吉百余里”（据光绪《孝丰县志》）为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争与接踵而至的瘟疫使湖州西路一带受到重创，“居民十不存一，村墟寥落”（据光绪《归安县志》）。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令各省招垦荒地，因而大批移民来到安吉、长兴，“荒田多为客民开垦”，也带来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及民间艺术，在当地开花结果。打蛮船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皖南浙北的。我是从长兴学艺归来而传入安吉的。我们安吉兰田的打蛮船与原发地河南相比，保持了原发地已不复存在的原始状态。
我的师爷陈传和是1910年出生的，到1990年去世。他唱的打蛮船在皖南、浙北一带是很有影响的。他热爱这个活动，热心传带。我的师傅赵纪清（1924—1984）长兴吴山乡人，师傅前后带过七个徒弟，我就是他嫡传的徒弟。当时拜师有很多规矩，要有引荐师和提笔师。拜了师父进了门里，要遵守师道尊严的规矩。不可欺师灭祖、亡师卖道、坑蒙拐骗、撇邪溜拐。要依照遗训传下去。那时候师傅传教很严格，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都非常尊师重教，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当时，从老师手上学到了打蛮船所需的两样东西，一是指功，二是唱功。所训练的功夫就是以手指拨击篾片，弹击清脆的节奏，以鼓面发出各种声音的技巧。我用食指和中指扣擦反弹，以竹鞭鼓锤击鼓，其声为“笃”，打击“皮”时其声“铛”，几种击法视故事情节的需要而用。我根据师傅传授，结合自己几十年经验，积累了一套自己的打击功夫，即：急板时，节奏急快有力，用于武打、热闹、紧张场面；慢哭板时，节奏飘飞而不乱，用于悲伤、凄楚的叙述场面；闹“皮”亮板，节奏轻快而响亮，用以高兴欢快、金榜题名、离后团圆、苦尽甘来等开心场面；花鼓杂板，表现各种喜悲哀乐人物的多种感情复杂场面；节奏快中有慢，时快时慢。再一个就是唱功，也叫嘴功，其实就是唱，就是有什么学什么，要学什么像什么，什么男女声啊，都得学，不过也要靠平时的积累。
我12岁学唱大鼓书，开始拜师学唱打蛮船时，有一定的打、说、演、唱的基础，很受师傅赏识。他教得很仔细，我也学得很认真，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就开始独立地走南闯北开始了一人斜驾蛮船，走村串户，唱打蛮船的江湖生涯。
这就是我平时说唱用的道具蛮船。说唱时服装不甚讲究，力求简朴。
蛮船的构造较为简单，蛮船顶上一“楼”，坐落于船“舱”上，“楼”里一“僧”，“僧”下一香筒，正前一幔“帏”，一对“飘”，右边一锣一鼓，左右各挂一对联，字体奇异。书写为对八仙的赞语：“拐李先生道德高，钟离盘石把扇摇。洞宾背剑清风客，果老骑驴过赵桥。国舅手执阴阳板，湘子云中吹玉箫。仙姑敬奉长生酒，采荷花篮献蟠桃”。“皮”即为锣；“月子”是鼓；“鞭”是鼓锤。
这里的对联也有一个说法：唐明皇时代的张果老是我们民间说唱技艺的鼻祖。他曾任六部官员，对底下的官员很严格，禁止他们收受贿赂。但是唐明皇却偏信一位奸臣谗言，果老无奈之下，辞官回乡。在家乡，将奸臣当道的事编成歌谣，唱给大家听听，告诫大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那时开始，打蛮船便有了规劝人心，提倡善举，谴责邪恶，劝人为善的功能，给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种生活的信念和期盼。
蛮船下有四个（凳）角，也有说法，分别是崔、罗、邓、托四大金刚，这些都是封神榜人物，其中有一个是瘸子。四大金刚十二个时辰轮流转，看时间而唱。四大金刚托着观音过海去化缘，途径龙王宫看见八仙过海火烧龙宫，怕殃及无辜，说服八仙并携带一同去化缘。
打蛮船是一种单人进户拜门表演的立唱曲艺。我一直在浙江安吉以兰田为中心，东至梅溪，南至递铺三官区、西到良朋、鄣吴，北至长兴、安徽广德县的广大地区挨家挨户拜门子演唱。那时候多半是用跑码头、走江湖的形式，走遍五湖四海，路上都有同道中人相陪伴。如果碰到集市人多的话，就会在表演的地方多待几天，少的话，就早点起程赶往下个地方。那时候，同行中竞争也是挺激烈的。我们也有江湖的规定，那就是“斗艺”。什么叫“斗艺”呢？有时候可能会有几个艺人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怎么办呢？谁有资格开唱呢？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同行中就衍生了一条规矩，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好就你唱，你不好就不唱”。唱完之后，不管有多少钱，谁唱完就给谁。我们江湖是有规矩的，没有师傅传教过的，就不算“家门里”，就不能享用这条规定，有师傅传教过的，就必须遵守这条规定。
蛮船进户时，就好比是船靠岸到港口，船头先对偏，再横过船身；蛮船进户，好比是观音菩萨来了，主东家就会进香朝拜，进香拜观音。
而后我就开始演唱。表演时，我手持“鞭”，边敲“皮”“月子”边唱。若是行家，会根据时辰看出四大金刚所处位子，用石头垫在凳脚上说明。
在浙北地区的方言里往往习惯把打蛮船称作唱新闻，劝世文。说唱的内容都源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取材于发生在安吉当地的社会新闻，再以大团圆结局。
我的唱词主要有：长篇打蛮船，一种是唱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故事，传唱于安徽省广德县；另一种是唱清朝咸丰年的《荒年记》故事：“提起蛮船打蛮船，想起咸丰那一年，咸丰三年发大水，咸丰六年发天干……”短篇则根据不同情况演唱“福禄寿喜”等。以说吉利话为主，一般是唱主东人家来日能“招财进宝、做官发财、全家大小健康平安、百无禁忌”等等。在语言修辞上有打比方、夸张、对比、反复等等。演唱上口语化的装饰音较多，曲调有三种形式：两句头（唱道情）、花船调、四平调，过板节奏明显，可现编现唱，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和时代性的特点，
也有按主东人家的家庭摆设见风挂牌，说吉利话，四季发财，以三言、七言、十言为主。“来到你门口看滴滴青喽，主东烧香来邀请喽，香炉请香是有善根来，一对蜡台是放光明，我把你这好一比，香炉好比摇钱树，蜡台好比聚宝盆……”
每逢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我都会进户拜门子，送吉祥话。唱罢起船时，后退三步才离开，就好比是四大金刚手托观音菩萨的船离岸了。唱罢主东家会用香烟或红包酬谢。
我演唱打蛮船曲调主要有三种，曲调开头的两句头用唱道情调唱；上下板两句，但因像办丧事唱道不受人们喜爱，人前门口不常唱；有时用花船调，就是打旱船调，节奏欢快喜庆，深受老百姓喜爱；有时还用四平调，就是安徽花鼓戏调。音韵用的有十三条半韵，其中有昌双韵、清生韵、天仙韵、黑白韵、塞来韵、皮西韵等等。半韵指的是翻板韵，过板节奏明显，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和时代性的特点，同时也有很高的艺术研究和民俗研究价值。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演唱打蛮船的人便少了，因为上面不允许，所以我们跑码头、走江湖的机会就少了。那时候，蛮船是封建糟粕被查封焚毁，我被当作牛鬼蛇神戴高帽游村批斗，那段时间里我停止了我所喜爱的演唱打蛮船。心里很苦闷。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就又重新开始唱。刚开始时，还是和以前一样，跑码头、走江湖。之后就去生产队里唱，去街坊邻居家唱。有婚宴、寿辰，或是新房落成等喜庆的时候，主人家请我去唱。
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枯燥。记得有一次农村里“双抢”刚结束，生产队长叫我去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唱，给大家庆祝庆祝，解解乏。斜背着我新打做的蛮船，来到晒谷场上，稍微歇了歇脚，喝了一口水，就开始了我的演唱。“时候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擂起我的牛皮战鼓……”这时，天边亮起了一道闪电，沉闷的雷声滚滚而来，紧接着大雨倾盆，铺天盖地。可是，场上的观众稍微骚动了一下，很快就安静下来，一点都没有离开的意思。队长叫大家搬到仓库的走廊上继续听我演唱打蛮船。当时，我很感动，所以唱得很卖力，大家听得很入神。那次唱得很迟，但是我一点都没感觉到累。我很高兴，因为这演唱打蛮船的活动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我现在年纪大了，记性、听力都变差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很少唱了。一般都是上级安排我去表演。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的观念已经开始改变，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使农村文化生活不再单调、枯燥。跑码头、走江湖也不再是谋生的主要手段。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老艺人实在是太少了，新学的徒弟根本没有。这也是我最伤感的。
现在政府很重视，让我成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我也希望把演唱打蛮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我应该在有生之年在这一方面做些有益的事情。
【整理者：郑濂生、汪群、邵美琴】
大鼓书（说书）（市级非遗项目）
大鼓书起源于唐朝。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以说书、唱坐堂子、应邀到人家家里演唱的形式表演。是一人、一鼓、一云牙板，有说有唱。我们这里所演唱的大鼓书是河南调，是河南一带的表演形式。其表演时一般是：1.坐堂子表演，在茶馆店里、戏园子里、大会堂里一般说长篇小说《天宝图》《地保图》《七侠五义》之类的；2.表演时先要表白，把要唱的内容总括下；3.应邀出去到人家里唱，新年的正月里一般唱《郭子仪大闹玉花灯》《薛刚大闹玉花灯》等比较喜庆的短文；做寿的人家请，到人家屋里唱，一般是唱《郭老拜寿》《八仙会和》《万岁爷登基》等；结婚请，一般是唱《公子跑难》《小姐招亲》之类的小篇；4.表演时有说有唱，说到关键处，往往结束，留下悬念，且听下回分解。其二：是“打蛮船”是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的形式表演的。是一人一小木船，小木船正前是一褂（布做的遮拦）、一锣一鼓挂右边，小船的左上方放一小香筒。小船中间坐一观音菩萨，民间有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之力，一般是演唱者身背小木船单独走街串户拜门子。小木船到了那家门口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了，这户人家先要给观音菩萨上香，再听表演者演唱，演唱者都是唱吉利祝人好运的词，唱毕主东人家要拿点钱或是烟、糖等东西酬谢演唱者。民间艺人其唱词大多现编现唱，历史遗传的只有《荒年记》，其他大多是现编现唱的词无定律。
民间奇葩大鼓书
李世荣 口述
李世荣，男，1946年出生，安吉县梅溪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大鼓书（说书）”。
我叫李世荣，今年68岁，家住安吉县梅溪镇宗址村，祖籍河南。据安吉县志记载，清同治元年至三年，安吉梅溪一带曾发生瘟疫，民室十有九空，几乎断绝人烟。几年后，大量的湖北、河南、温州等地的乡民便迁徙到安吉，生息繁衍。我的祖辈也在这时随着迁徙人群来到安吉，定居梅溪。外来人口迁徙安吉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丰富多彩的传统表演艺术大鼓书。这其中就有我的祖师爷夏云贵，他五大三粗，仪表堂堂，但文思清晰，思路敏捷，大鼓书唱词信手拈来。祖师爷辟有书院，弟子若干，被誉为清末民初“江南书圣”。我师傅胡召宝（1924—2001）便是夏云贵的得意弟子。师傅说书清新自然，字正腔圆，重点鲜明，易懂易记，听过不忘，在梅溪一带影响甚广。
就在这长年累月的精神熏陶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早早地埋下了对大鼓书的情结。孩提时只要有大鼓书听，我比什么都高兴。13岁时就跟着师傅学“旱船”。旱船是走街串户表演，是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的形式。我立在小木船内，船前是一褂（彩布做的遮拦），一锣一鼓挂右边，左上方放一小香筒，小船中间挂一观音菩萨。旱船摇到了哪家门口，这户人家先要给观音菩萨上香。然后，我清清嗓子，尽唱些吉利好运有福、健康的词儿，让听者开心、闹腾，图个吉祥。几年下来，已从“坐船”的“船娘子”，进而成为“撑船”“唱船”的“船拐子”，能唱各种“旱船歌”500多首。在旱船悠悠、摇摇晃晃中不知不觉地过完了我那清苦却又快乐的童年，奠定了我誓当民间艺人的基础。
18岁那年，我决定放弃升学的机会，正式拜胡召宝为师。父母张罗请师傅到家里吃了一顿饭，行了拜师礼。由于我有跑“旱船”那几年的基础，头脑机灵，再加上勤奋好学，嗓音、唱腔都比较好，师傅非常喜欢我，把他的“十八般武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师傅每次坐堂演出，我一次不拉地揣摩师傅的说、唱、做、念、板、打，一招一式，一字一句记在脑里，溶化在心里。慢慢地我就从“打蛮船”过渡到坐堂子表演，说起正儿八经的大鼓书了。
三十而立，我已成为一名独立的说书艺人了。在从艺生活中，不断积累，探索总结，结合师傅的经验，融入自己的体验，加以创新和提升。逐渐把河南大鼓书融入地方的元素和特色，演变成梅溪大鼓书，使之大鼓书形式更加丰富多变，更加富有委婉上口的江南韵味，其板式有快板、慢板、散板等，善于表演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情感。如表现帝王官宦时，用沉稳豪放的“官调”；表现反派角色时，则用阴诈狡黠的“奸调”；表现贫民倍受欺压时，则用如泣如诉的“悲调”，加之在唱腔的间歇处击板，制造声势，惟妙惟肖。我还在大鼓书中融进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将说大鼓书与旱船音乐、车水歌、民间小调音乐等揉合在一起，使大鼓书既有鼓板的韵味，又有民间音乐清新自然的魅力。
这些年来，我钟爱大鼓书，视大鼓书为生命，把说唱大鼓书的舞台搭到了“长三角”，经常巡演上海、安徽、江苏和浙江各地。安徽蚌埠、安庆、宁国，江苏吴江、南京，浙江长兴、德清是我经常去的地方，而更多的还是在安吉，足迹遍布生态城乡，大山深处，广袤农村，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渐渐地有了名声。
同时，我积累了古往今来的许多书目，至今家里藏有许多种历史书籍，我通过消化，改变成了许多历史故事。我珍藏演出的脚本里，最早的为清宣统元年出版的《七侠五义》。如唐代的《罗成传》《粉章楼》《唐明皇游月宫》《八美图》等，宋代的《杨家将》《金鞭记》等，元代的《天宝图》等，明代的《朱元璋传》《火烧庆功楼》等，清代的《慈善太后传》等。许多传统书目我都耳熟能详，演出时绘声绘色，人物丰满，出神入化。根据演唱场合的不同，又有所选择。坐堂子表演一般以说长篇《天宝图》《地保图》《七侠五义》等。正月里，就唱《郭子仪大闹玉花灯》，做寿人家就唱《郭老拜寿》，婚庆喜事就唱《公子落难小姐招亲》之类。我也说现代戏，如《毛主席长征记》《解放军三大战役》等。说现代戏要有现代感，史料要真实，说唱要真情，同样感动人。现代戏说得好，照样有人听。大鼓书也会“卖关子”，说到关键处，往往“且听下回分解”，留下悬念，吊足观众“胃口”。
我从事大鼓书五十载，跑过“三江六码头”，纵观史书五千年。最为让我激动的是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说书人才有了艺术充分发挥展现的空间。回想“文革”年代，说书人禁锢很多，压力很大，“场子”很窘，观众很少，我虽然聘为“文艺宣传队员”、生产队会计，后来又当了民办教师，除了八个“革命样板戏”，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再演传统戏。即使是“样板戏”也只能是照搬照抄，苍白、无力，说者乏力，听者乏味。改革开放后，祖国大地春色满园，真正迎来了文艺繁荣的春天。我顿时来了精神，有了动力，想想自己正值壮年，经验丰富正值黄金时期，经常挑灯夜战，编写改革开放农村出现的新面貌新气象，以段子的形式作为正书的开场白，如《阿三的幸运》《姚老伯捐款》，声情并茂，情感交织，说身边事，唱身边人，引起了观众的共鸣。特别是近几年来安吉开展“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我更是废寝忘食，踊跃参加。2008年10月，我在安吉县“中国·安吉美丽乡村艺术周”的舞台上，把乡村面貌的深刻变化，通过一事一议的精雕细刻，讴歌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非凡成就和业绩。紧接着又以“梅溪旱船”队参加浙江省千镇万村农民“种文化”展示展演活动。2010年又参加了全省文化演出，和上海世博会专场特色文艺演出，受到各地观众好评。相继获得央视综艺频道“大世界”优秀证书、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鼓书”传承人、县“十佳才艺家庭”等荣誉。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之际，我又以拿手好戏“大鼓书”震撼了省、市、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表演现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好像又年轻了许多，精神更加振作。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基层的民间艺人。我要一辈子以大鼓书为伴，立足农村，吸收更多的农村题材的丰富养料，在有生之年，传承好大鼓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魂宝。现在，我得到文化部门及当地乡镇的支持，一方面已带了3个徒弟，言传身教，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大鼓书传人。另一方面开始潜心研究大鼓书史料，整理篇目，去伪存真，留于后人。我相信，大鼓书的传承梦一定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此时此刻，我又情不自禁地又唱起了《争创“美丽中国”新样板》大鼓书：
西苕溪畔春寒料俏，竹乡大地沸腾欢笑。十八大精神处处传颂，字字句句入心入脑。回往展今，澎湃心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豪迈。宅成排，田成方，渠成网，康庄大道通四方，天蓝水清气又净，生态绿化美如画，常怀“五位一体”总布局，常思民族复兴总任务，百尺竿头新目标，再战五年，幸福安吉，争创“美丽中国”新样板。
【整理者：黄文乐、尚亿琴】
大鼓书（西河大鼓）（市级非遗项目）
四河大鼓产生于清康熙、雍正年间河北中部农村的民间曲艺，由当地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木板大鼓”唱腔一般都是较朴素的农村曲调，乡土气息浓厚。其伴奏形式简单，只敲击木板或用一个小三弦伴奏，演员自弹自唱，形式活泼。
到辛亥革命前后，经高阳艺人马三峰为代表的一代民间艺人的改进，木板大鼓已向西河大鼓的嬗变，并从河北农村流进天津等市井。因“西河大鼓”这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惯称上述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
长兴河大鼓，是在清朝光绪二年（1877）由河南籍人士李正俄传入，以后他落脚长兴西门姚家桥，家族代代相传，并收学徒，组成队伍一起演出。解放前至20世纪50年代，板鼓说唱在长兴较为盛行。
李正俄的后人综合长兴当地百姓的欣赏需求，吸取了小南口、山东大口、民间旱船调、京调等音调，形成音质优美，婉转柔和的唱腔，丰富了原有曲调的表现力，增添了长兴色彩，受到长兴百姓的喜爱。“文革”时期西河大鼓说唱被禁演。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河大鼓在当地重新恢复。并通过李氏后代的努力，西河大鼓的说唱内容，已从原来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和寓言笑话等，转向劝人为善的现世教育。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其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草根文化。
演唱西河大鼓的演员，一般皆站立演唱，书鼓用长腿竹木支架。演员面前摆桌一张，上置矮架书鼓，醒木一块、扇子一把。桌后放一椅，说时可站可坐，而唱时大都起身表演。弦师则坐在演员左侧桌旁。2010年长兴的“西河大鼓”被评定为湖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南闯北唱艺人
李宏 口述
李宏，男，1939年12月出生，长兴县雉城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大鼓书（西河大鼓）”。
我的祖父叫李正俄，光绪二年时从河南来到长兴出西门的姚家桥毛塔村定居。他是靠卖唱为生的民间艺人，他在河北结识了一位唱西河大鼓的民间艺人，跟那艺人学唱西河大鼓。我父亲李法金自幼也跟随我祖父学唱大鼓，他唱大鼓时音色特别好，记得我6岁时，家中经常有学唱的艺人聚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唱着各种曲调，有旱船调、京剧、大鼓、花鼓，我父亲唱的是西方河大鼓，曲目是《皇龙船》，内容讲的是东汉刘秀逃难的故事。只要我父亲开口一唱，整个屋子就静了下来，大家都凝神聚听。我那时没读书，但记性特别好，大人们在唱我在听。7岁时我已经能将《皇龙船》背着唱出来了。那年春节，我一个人到附近村子里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皇龙船》，大人们看我这么小，就逗我，让我唱一曲给一条年糕。那时毕竟小，也就只能唱那一个曲目，不过年糕还是给我的，让我背都背不动。我11岁除学打大鼓，还学玩旱船，我们这里的三星〓村有个叫包金山的艺人，唱得一手的河南旱船调，而且一首首的唱词很多，我主动去拜访他，在他家里过了一夜，那天夜里，他共唱了41首旱船调的歌曲，我第二天就能全部背着唱出来，我倒认为这是我学唱艺的天份。我在小学里读了三年书，16岁去林城白水滩村帮人放牛，17岁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我就回到自己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那时，到了每年正月，我就自己扎条旱船，并了几个小伴，外出到各村子调旱船“拜门子”，一方面热闹下气氛，二方面搞点收入，香烟、红包啥的。调旱船时主唱是我，我除唱旱船调，还唱“西河大鼓”的曲目，唱得很好听，内容也与人家不同，受到农村人家的欢迎。后来每年各村子的人会来请我出场为他们演唱，在当地我有了点名气。后来，我到安徽广德、郎溪等地的农村走唱，白天在农村小码头卖唱，晚上人家会包场子唱。夜里唱一场，包场费一块半钱，后来是三块钱，那时农村老百姓也穷，有的想要听我唱，但拿不出半分钱，有的干脆在家里捧点米来听唱，唱一夜场有十来斤米，已是很好了，比给钱还实惠。我就是这样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要破四旧，立四新，可是我还在调旱船，唱大鼓。1966年正月初五，有人举报我搞四旧，和“文革”对着干，县里公安局来人了，那天我在南阳村的蒋家五队调旱船，唱大鼓，亏了和公安局一起来的有个是县委的秘书，叫钱鸣盛，是我读书时学校的校长，他让公安局的人不要惊动我，看我在唱些什么？结果他们听我唱的内容都是劝人为善的，边上的人也爱听，他们就走开了。过了没几天，大队里通知我，要我到县里去一次，我心里真得有点怕，怕县里把我关起来。可是后来一了解，原来县里也扎了一条旱船，要我去配合旱船的演唱。那天我去县演唱时，那条旱船就像在河里的划船，哪有我们村扎得那么漂亮。坐旱船的船娘倒也会把着旱船一上一下地舞动。这场面我可得留意着唱，不能唱错词啊！我唱的是革命历史，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开始唱起，一直唱到总路线、大跃进，县里围着很多人，还拍手称我唱得好。这一次虽然让我过了关，但是以后我就停唱了几年，因为红卫兵造反时，对我唱的这一套还是禁止了。
改革开放了，我又开始我的唱艺生活。我把“小南口”“山东大鼓”“安徽大鼓”等民间曲调融入到“西河大鼓”中，更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县领导听我唱过两次大鼓，他和我握手、照相，还登了两次报，这对我鼓励特别大。我觉得民间艺人的春天又到了。我把我的唱词曲目，印在一张张的纸上，第一次到泗安街上边唱边卖唱词，每张纸卖一毛钱，听唱买唱词的人给我围得太多了，买唱词的人到底有没付钱我也弄不清楚了。后来有朋友给我出点子，教我把唱词装订作一本，每本我卖一块钱，仍然十分好卖。可是，我在煤山卖唱词时，被县文化局抓住了，说这是出售非法出版物，是违法的。当时我看看我的唱词如此好卖，就申请制作录音带，通过县市，最后经省里的批准得到解决，但省里介绍我到南京的一家音像出版社，制作唱片。我去了南京，先两批制出的录音磁带效果很好，在市场上一销而空。可是到后来，这家单位给我用的是两次磁带，那磁带上磁没销干净，放出的音乐有杂音，买我录音磁带的纷纷退货。我在南京与那音响出版社交涉了半个月，最后还是我们浙江省文化部门出面，把我的制版权收回到杭州文艺音像出版社制作。因为我销售我的录音磁带只规定在浙江省范围内，我在安徽广德销售时，我的录音磁带被广德扣去了。为此，我找到原文化厅调到省政府的一位干部，他很负责，给我指点该找的部门，还让我改了一个艺名，把原来我叫李启宏，改作李宏。后来我到北京，找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他们和我讲清楚政策，告诉我民间艺人可以自唱自录，但好唱不好卖，一定要办理上市场销售的手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回到浙江，办理了可在全国销售唱片的文化经营证书，同时我还制作了光盘。我是骑着自行车，在苏浙皖三地的乡村码头卖唱，收入也挺好，我有三个女儿，叫宝花、银花、琴花。其中银花、琴花都跟我出过门，帮助跑码头，卖唱片。那怕是下雪下雨我还在外跑，许多乡村码头我都有朋友，他们都是我唱曲的爱好者，我吃个饭，住个宿的都有去处。
我现在年纪大了，子女也再不让我外出去跑码头卖唱片了。然而，还有许多唱曲的爱好者会找上门来，邀我去传授技艺，我也挺乐意。不过，我李家经营几代的民间唱腔流派，我总想传下去给自己的后代，可是时代不同了，李家后辈是否能接受我的想法，把李家长辈还留着的民间曲艺传下去？这是我的一个心结。
【整理者：施正强、葛丹，执笔：施正强】
湖州琴书，俗称“胡琴书”，简称“琴书”。由于它是湖州滩黄的重要分支，所以也有人把湖州琴书称做为“湖滩”。琴书的形成与湖州滩簧的另一个分支——湖剧密不可分。两者在剧（曲）目、音乐上互为相通，艺人亦常常“搭班做小戏，分档唱琴书”，而又各具特色。1924年，“湖滩”的行会组织“明裕社”成立，标识着湖州滩簧的一个繁盛时期。琴书的艺人亦按地域形成“帮别”，有“湖州帮”“德清帮”“长兴帮”“震泽帮”等。流行在湖州、嘉兴各县及江苏吴江一带。茶馆书场，稻场厅堂，都可以成为琴书的演唱场所。
琴书以二胡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用湖州方言音韵。一些艺人为适应观众的需求，吸收了苏滩的念白因素，又使他们的演唱更趋文雅。演唱形式有单档、双档和三个档三种。曲目有开篇和正书两类。
2006年，湖州琴书被收入“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先后将《庵堂相会》中《过桥》《带路》两折摄为录像。2006年6月10日，还参加了在杭州吴山广场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演出活动。许多历史照片、史料已归档保存。2007年4月，浙江省文化厅公示湖州琴书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湖州琴书是湖州地方的代表性曲艺品种，在湖州文化史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项目。
我的悠扬人生
周芝琴 口述
周芝琴，女，1933年5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琴书”。
我13岁就开始学艺生涯。我的养父蒋佩岩是一位说书大师，生母李玲凤也是一位琴书艺人，从小受家庭熏陶，16岁就独立登台表演。就这样，逐步成长，唱好每一段成为了我努力的目标，从此便开始了我的琴书之路。
早在1945年，年幼的我当时就加入了湖滩的曲艺行会组织“明裕社”学习琴书，尔后拜吴凤珠为师。学艺的时候每天早上4点不到就起床吊嗓子，还要学习口技等基本功。当时和我一起学艺的师兄妹共有18人，不过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下了5个人，回忆起那段艰苦的学艺生涯，我记忆犹新。
学习湖剧至少要练7年，3年徒弟，4年“半作”（指一半时间学艺，一半时间做家务）。既要学习琴技又要练习说唱，学习难度可想而知。说琴书时要模仿小姐、丫头、老生和大花脸的声音，所以吊嗓子的练习很重要，难的还不在这里，因为延长琴书时不能有停顿，表演2个多小时即使喉咙干得冒烟了也不能喝一口水，那滋味常人是难以忍受的。当时师傅很严格，特别是演唱琴书时如果谁喝一口茶，被发现了就处以打头等重罚。我有一次就因为如此被师傅的戒尺狠狠地打了。这也就练就了我后来连续说唱3小时不喝一口水嗓子仍然清脆的技艺。
之后养父就让她徒弟教我拉二胡一个月，其他时间都跟着母亲“跑码头”，边表演边学琴。别看艺人们在台上表演很风光，其实过去常常被人称为“跑江湖”，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正由于这么多的艰辛一路走来，才有了我对琴书的终生热爱。
解放后，我的生活渐趋安定，艺术上也趋成熟。这期间，大大小小共获得30多次奖项，特别是在1964年，分别获得了嘉兴专区艺人大汇演和浙江省艺人大汇演一等奖，这些奖项带给了当时32岁的我荣誉，更带给了我对琴书的热情和激情。
1966年“文革”，我被迫转业到了湖州城区供销社工作，于是不得不中断了我挚爱的琴书事业。1979年，45岁的我退休，桐乡评弹团随即聘请我为团里培养学徒，这又重新燃起了我的艺术热情，从此我便奔走在江浙沪一带进行表演，推介和弘扬琴书这门传统的说唱艺术。2006年和2007年，我曾两次参加在杭州吴山广场进行的“文化遗产日”演出，被评定为湖州琴书唯一的一位省级传承人。
在2012年，我去上海“龙王庙”大会演表演《白娘娘水漫金山》，连续半个月，获得了较大成功。在衣裳街大舞台也先后表演长篇《双珠凤》《黄金印》《四香缘》《赵匡胤》《刘金锭》《慈云太子走国》，短篇《西厢记》等等。如今我80岁在琴书舞台上还有很多票友来看我的表演，我非常高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相信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年轻人加入，还有各界人士的齐心努力，湖州琴书一定能够焕发出它的艺术青春。
【整理者：徐婷婷】
湖州三跳（省级非遗项目）
湖州三跳因其伴奏乐器为“三跳板”而得名，是一种用【劝世调】单曲往复，使用湖州当地方言，说唱相间的地方曲艺品种，流行分布于浙北地区，因区域和唱腔流派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帮别”。20世纪初，德清县成立行会组织“正古社”，主要艺人有宋连忠、宋林法、张银林等等。解放后，三跳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艺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德清县曲艺协会，队伍不断扩大，1954年，传统书目《李三宝救嫂》得以整理参加省会演并获演出奖。改革开放以来几近消亡的说唱活动又正常开展起来。常演曲目包括《小金钱》《天宝图》《九美图》《十美图》《万花楼》《三门街》《绿牡丹》等。
湖州三跳 曲艺瑰宝
许丽鸣 口述
许丽鸣，女，1946年6月出生，湖州吴兴区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中华戏曲剧种繁多，表演多样，是中国汉族传统艺术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戏曲，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我们湖州这样一个杭嘉湖平原上的典型江南小城，也有它专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曲艺曲种，三跳就是其中之一。
三跳，又称“湖州三跳”，名称取自于它的演唱伴奏乐器“三跳板”，也称“三敲板”，因所用板的形状类似行船背纤用的纤板，民间也俗称它为“纤板书”。三跳是一种单曲体的有说有唱的曲艺曲种，使用湖州各地方言，而传入嘉兴桐乡的一支则是使用当地方言。演唱形式有双档和单档之分。双档演唱由两人组成，一人主唱，称为“前场”，另一人敲扁鼓伴奏，称为“后场”，并从主唱曲调落句的尾字开始帮腔，帮腔中衬字含有“嗯—哩云啊——”，因此也习称为“拖哩头”。单档演唱则是以一人演唱并自敲三跳板伴奏，也有自己进行“拖哩头”的，但是比较少见，多数是以三跳板敲出节奏作为间奏，填补“拖哩头”的乐段。三跳曲目与湖州琴书一样，分“开篇”与“正书”。开篇也叫“堂书”，曲目与湖州琴书混用。正书曲目繁多，灵活多样。三跳采用的曲调为“劝世调”一种，演唱时单曲往复，夹以道白，风格质朴平和，似唱似吟，有着较强的乡土气息。因三跳属于杂曲类，曲调旋律的行进有着较大的变化空间，在各个地方土语音韵的影响下，各地的三跳曲调也有了各自的变化，形成了“湖州帮”“德清帮”“南浔帮”“桐乡帮”几个地方流派。
一直以来，三跳主要流行于以吴兴地区为中心的湖州、嘉兴各县、区，鼎盛时期活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东至嘉兴平湖及上海西部乡镇，西至安徽广德，北至江苏宜兴，南至杭州余杭等广大地区，是周边地区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性曲艺曲种。2007年6月，三跳被入选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我之所以与三跳结下不解之缘，并能够成为湖州三跳的传承人之一入选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还应该要从父亲那一辈的渊源算起。解放前，艺人的社会地位不比现在，戏曲就是老古话三六九等中的下九流，只有家境贫寒的孩子才会迫于生计去学这个行当来养家糊口，加之当时三跳盛行，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欢迎，不少人便投身于三跳这个行当，我的父亲许云天正是其中之一。他14岁时拜“湖州帮”的代表王广源为师，16岁时已能独立演唱，以口齿清晰、表演逼真、唱腔明快、旋律平和见长而成为早期三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早年，湖州府庙有一书场，以我父亲名字命名，名曰云天书场，父亲书目丰富，坐镇书场，久演不衰。母亲则负责卖票，每人一茶一坐。当时我年纪尚小，又是家中老幺，为了方便照顾，母亲便让我放学后跟随她到书场，观看父亲表演，长此以往，便耳濡目染，也渐渐喜欢上了三跳这种曲艺。也许是深得父亲的遗传，我在戏曲方面颇有天赋，接受能力极强，加上自己好学，每次在书场听一遍曲目，回家后便能唱得有模有样。后来我又向父亲学习敲板的技法，在父亲的指点下自己摸索，锻炼手腕，钻研曲子和三跳板在节奏上的契合度，就这样开始了三跳的戏曲之路。
14岁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湖州地区曲艺团，正值我父亲任团长，我就正式跟着他学了一年三跳，可以说，我唯一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对我要求甚严，无论刮风下雨，夏热冬寒，每天清晨五点半到六点，他都会带着我到当时人民公园的假山上练嗓开嗓，风雨无阻。嗓子是戏曲工作者的生命，练嗓是戏曲演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训练，只有每天练嗓开嗓，曲不离口，用丹田运气，才能保持嗓子的柔润度。正是因为当年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持之以恒的训练，我的嗓子才能在发育变声之后，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稳定性和柔润度。
1960年，我15岁，当时湖州地区准备推选《黄老头翻身》的三跳曲目参加嘉兴地区的曲艺汇演。开始我并非主唱，但我喜爱三跳，听参加演出的几个人在排练，也经不住在后台跟着唱，正巧被领导听到，就让我上台试唱。领导听完我的演唱后，觉得我声音动听，表演生动，很是满意。我就在这样的一次机遇中成了三跳主唱，开始了第一次的大型文艺汇演。后来演出很成功，并得到了金奖，也受到了湖州文化系统的肯定。
那之后我父亲因嗓音失润改说评话，而当年与我一同进入曲艺团学三跳的许多青年学生，也因各种原因纷纷改行，只剩下我一个三跳演员。父亲考虑到三跳常常需要去外地跑码头，而我女孩子家孤身一人，年纪又小，极不放心，便建议我改唱两人一档的琴书。我也遵从父亲的意见，从那年起改唱琴书。16岁到18岁，我都是作为琴书演员参加曲艺团组织的下乡活动演出，南浔、双林、菱湖、平湖……足迹虽不算遍布天南海北，也算行遍江南清丽地。
19岁时，整个社会兴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安排去平湖参加了社教运动，自此琴书的演唱也中断了。回乡后，又正值“文化大革命”兴起，三跳被作为“四旧”遭到打击，演唱绝迹，而我也被批改转业，分配到双林丝厂继而又转到南浔丝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但是我心心念念都没有忘记过三跳。
33岁那年，我申请调到了湖州烟糖公司做了一名营业员。那时是80年代初，三跳已普遍恢复，演唱也较为兴盛，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演出。当时的湖州文化馆馆长程建中，知道我唱过三跳、琴书后，就写了两个宣传节目让我演唱。一段是《杨丽娜》，讲述的是一位娇生惯养、不注意文明引起群众议论的故事；一段是《邻里之间》，讲的是邻里之间如何互帮互助的故事，反映都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于是就用跟三跳异曲同工的“上海说唱”来唱这两个节目。那时五金系统、商业系统也组成了演出小分团，纷纷组织去周边进行文艺演出。嘉兴地委也非常重视文化活动的开展，组织开展周边的文艺汇演，让我演唱《邻里之间》，提倡和谐的社会氛围。当时我工作的烟糖公司一个小组只有7个人，而我应群艺馆的要求常常出去演出，大家都对此颇有微词，但是这也不能减灭我对三跳的热情。从80年代开始，社会风气逐渐活跃，文化活动逐渐增多，演出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也常常会到工人文化宫和转业之前的同行一起排戏演出。《蝶恋花》《重整河山待后生》《故乡是北京》等都是当时经常表演的曲目。而《七十二家房客》更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必演，连续演了十几场。
正式经常性的三跳演出是在我退休后，我的业余时间一下充裕起来，而我的演出热情也丝毫不减当年。当年的群艺馆馆长，现在的戏剧曲艺家协会主席程建中觉得唱三跳的女同志比较少，对我非常重视，又创作了很多节目让我演出：《山里有个亭子》《请到湖州来旅游》等，其中一个批判法轮功的演唱曲目还在省里获得了三等奖。我自己也参加了老年大学的艺术团，不间断地从事演出活动。演出地点从湖州的人民剧场、钱业会馆、中心广场、文化广场、升华音乐厅到杭州、嘉兴乃至外省，演出场合从市文联茶话会、市府团拜会、湖笔文化节、湖州嘉兴走亲团、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到各种全国性的大型曲艺节目，都有着我的积极参与。而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由程建中创作，由我和市文化馆民间艺术研究（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戴育莲合作演出的三跳曲目《三张火车票》，故事题材取自于几年前网上热炒的一个话题：一人购买三张火车票、独占三张火车座位，由这一现象引发的道德争议。《三张火车票》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的决赛，并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东莞赛区节目提名奖，浙江省第六届曲艺新作大赛暨群星奖选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一等奖，浙江省第四届曲艺杂技魔术节优秀作品奖和创作奖、曲艺类的表演银奖。2013年，我又被评为了“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作为我父亲曲艺艺术的嫡亲传人，我能够参与这么多的演出，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也算不辱父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机会参与到众多的演出活动当中，完全离不开国家、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我对三跳热情的背后，有着无数人的大力支持和默默付出，对此我也觉得非常庆幸和知足。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有一些学生跟着我学过三跳，至今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势严峻，对此我也深感仅靠我一己之力，身单力微。现在社会日新月异，年轻人接触面和知识面都很广，却鲜有年轻人接触过三跳这种湖州传统曲艺。而少部分感兴趣的也极少能够在这个行当的学习中坚持下来的，因此能够扛起传承大旗的人几近于无。我一直致力于三跳演出，一是自己对三跳的热情，二也是为了能够把“非遗”的种子传播在更多年轻人的心中。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湖州市政府也加大了对“三跳”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把有关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中，开始着力培育“三跳”的年轻人才。如今湖州新风小学和湖师附小都建立了三跳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每个学校有一个二十个左右的学生组成的教学班，我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教授一个半小时的课。虽然许多学生到了高年级面临升学压力就放弃了学习三跳，但我还是碰到了一个非常感兴趣的六年级学生，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学下去，这些都让我倍感欣慰。
【整理者：吴云霞】
千面能手，倾囊相授
朱子松 口述
朱子松，男，1953年出生，德清县东溪村李家坝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演出剧照
德清帮作为“湖滩”艺术的重要支派，至今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小戏剧目。俗话说“徒弟出山，师傅讨饭”，据称当时湖州老一辈艺人唯独对德清桐乡艺人们护爱有加。随着他们年老衰退，德清帮异军突起，当年做先生“下科”或“下档”的徒弟们成了顶梁柱。
我1953年出生于德清县东溪村李家坝，13岁起就随父亲朱通林（1912—1993）演滩簧小戏，起初为后场拉二胡，“文革”后接替父亲主演。从台后到台前，有十多年的磨砺。很少有人能单独把滩簧曲调完整地演奏，一般都是跟着演员拉的。现在我即兴用加花的方法拉一段不同的男腔和女腔调给你们听听。我学艺初起先就是用“啥咕啥咕”作为词唱各种曲调，或用一首词如“烧香赋”来填曲。
1980年，加入德清县曲艺协会后，先生朱一天很喜欢我，夸我天生丽质，又善把握各种角色，花旦、花脸、老生、丑旦，都称我“戏抹布”。先生从那时起就开始教我三跳板，取艺名“朱一飞”，先生“上科”我帮腔。我有一把从师爷手上传下来的“灯煤壶”，这把茶壶下放菜油灯，上有烟囱孔，唱书时用，茶不会凉，我有六个师兄，师傅唯独传给了我。师傅朱一天，小名“小狗”，他与杨筱天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他们是船上人家。曾表演扫蚕花地，除三跳外，他还会唱评话、琴书和卖梨膏糖……以前我和先生坐船去杭州买东西，在船上会唱唱像《小弟长工》《马浪荡》这样的民歌小调当消遣。我的多才多艺正得益于如此浓郁的艺术氛围。即便是地方戏曲受市场经济冲击走入低谷，我转而卖梨膏糖生计后，每天仍能比其他人多卖一箱。1995年成立“音乐队”后，我又向乐队成员学会了唢呐和鼓板。
三十多年来，我的足迹遍及桐乡、湖州、余杭、临平各地，演出剧目如《借黄糠》《卖青炭》《卖花线》达二十多部，风格各异，深受老百姓喜爱。过去是观众点戏看的，年三十出门，五月份回来，十月份再出去直到年前，演出化妆和服装都很简单，长衫什么的都是借来的。挑一副担子，一把胡琴一块板，三五个人就是一个“挑箱班”。
加入德清县曲艺协会后，我被分配至下舍滩簧组和东千滩簧组蹲点开始五年的教授经历。当时他们把我唱的录下学唱，中间会乱添句子，现在都是如此，其实我们演得是“肉子路头戏”，基本唱词和框架都是固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一一帮他们纠正。1982年后，又受邀在桐乡教滩簧戏。2013年，我又把三跳曲艺带进了禹越镇高桥小学，告诉他们三跳板过去称“国舅”板，“敲三勿敲四”，有“拓”“滚板”和“帮腔”“勿帮腔”的区别。大家跟我一起敲，一二三四……
从最基本的“三合一拍”开始，我告诉孩子们，我学的时候很苦，光这个节奏就敲了很久，而且我当时手臂也是挂下来的，很难看，所以一定要架起来，面带微笑。唱戏，不仅要唱得出，还要能分析讲给别人听，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卖梨膏糖时唱的一个笑话故事《巴哥告状》。
几十年不间断的艺术实践，我成了“湖滩”艺林的核心人物。可是随着专业团队烟消云散，伙伴们相继过世，当时先生收了我们六兄弟，现在健在得还有三个，只有闻鹏飞和我还演出。
学校传承基地的建立给地方戏曲曲艺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生机与希望。孩子们对用方言表演感到格外新奇与亲切。如果说老一辈怕丢饭碗而有所保留，我则把当年先生教的一板一式不遗余力地细心传给他们，恨不得把心都掏了出来。数月的操练后，孩子们开始用三跳板演唱乡土味十足的《烧香赋》：“一位姑娘轿里呀蹲，两人抬轿就动身，三塔寺里认香源，四个丫头轿后呀跟……”
【整理者：余开陀】
闻永泉和他的说书人生
闻永泉 口述
闻永泉，男，1946年出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三跳”。
拜师学艺
我今年68岁，我的曲艺生涯已逾半个世纪。
1961年，当时我还在德清一中念初二，因为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辍学了。当时农村的茶馆很多，而且都有书场，那里的先生都唱“三跳”，这是一种使用当地方言、说唱相间的地方曲艺，俗称“纤板书”，在校就是文艺骨干的我听得多了，也能模仿着唱上一两段。
当时有位李鸿昇先生，从前做过政府秘书、教书先生，很有文化，人称“书站”，意思是任何故事，只要他拿起书来看过一遍，就能用评书的形式进行表演。我对他十分敬佩，李先生对我这个小后生也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拜李鸿昇先生为师开始学习评书，先生为我取艺名“闻鹏飞”，那年，我15岁。
历史上“三跳”艺人曾成立行会组织，比较著名的有苏州的“光裕社”，湖州的“明裕社”，德清的“正古社”，杭州的“温古社”等。“正古社”的第一任社长叫朱顺宝，乾元镇“城河里”人氏；他的徒弟余洪达（小名如生），人称“铁喉咙如生”的就是李鸿昇的师傅、我的师祖。我投师名门正派，当时的仪式庄严而隆重，程式包括引荐人引荐，写拜师帖，叩头，师父讲“十大戒规”，向同行介绍自己的入室弟子等。
拜师以后，我就跟着师傅去周边农村的各个书场演出。那时候有喝“夜茶”的习惯，老百姓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主要就是听说书，每天晚上的观众都有二三百人。我跟着师傅一起演出，主要就是多听、多记，如果是唱“双档”，我的任务就是给先生敲扁鼓伴奏、帮腔，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现在想想还挺怀念的。其实我的师傅有许多本事，比如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可惜我没有时间一一去学。
初出茅庐
1963年1月，我考入了德清曲艺协会，成为了一名青年演员，每月固定工资是34元。
成为正式演员后，团里马上就给开了介绍信。有了这封介绍信，我就可以独立演出，也可以贴海报了。当时团里有个业务组，演出任务、演出场地都是他们安排的，我清楚记得，我的第一场独立演出是在余杭塘栖镇的丁湖书场。演出分日夜场，我演了将近10天，做了400多元的营业额，可谓一炮打响。
其实我最擅长的是《说唐传》，全本的《说唐传》需要120天左右才能说完。那时候曲艺团是队伍最小、最灵活的文艺“轻骑兵”，很受群众的欢迎。我们每年中有三个月必须到乡村基层演出，三个月为本县城镇观众服务，三个月学习，三个月出省演出，足迹遍布江浙二省及上海市。
在我的曲艺生涯中，最得意的经历当属在萧山。当年，萧山县城有两家书场，我在其中一家演出以后，整个县城的书迷都被我吸引了过来，许多听众还买了连票，他们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欲罢不能，我连演56场，场场爆满，另一个书场连换了五位说书先生，仍然无法将书迷争夺过去。在长达56天的演出过程中，一些听众还与我建立了友谊：送电影票给我，与我聊天。甚至在我离开萧山以后，还有听众继续与我保持书信往来……
在逾半个世纪的曲艺生涯中，我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我到过茶馆，到过田间地头，还下过轮船演出。有一次，我在下舍遇见一位农民，那位农民说：别人都听你说过书了，就我没有听过。我二话不说，马上为他单独表演。当时那位农民正在耕地，我就跟在他的身后，边走边演，这也是我所经历过的一场特殊的演出。
迎来春天
“文革”中，我回到老家，在生产队里当会计，一干就是9年。
1979年，全县的曲艺工作者重新登记，1982年成立曲艺协会，我出任曲艺团团长。重新开始说唱生涯后，我热情高涨，创作的才能和优势也渐渐显露出来。上世纪80年代，我创作的《德清是个好地方》连演100多场，还获得了湖州市乡镇企业文艺调演创作奖。“农田里是拖拉机、插秧机，建设工地上是推土机、打桩机，农村家庭里是各种各样的电器机”——我自编自演的《新农村百样机》，让周边赶来听书的老百姓听得入了迷。
2009年，我被确定为首批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第一批湖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三跳（德清帮）”代表性传承人。我认为，我在“三跳”传承方面的贡献是：传统“三跳”的调门唱得很慢，我在演出实践中大胆改良，融入了快板、小锣书的元素，使得演唱的节奏加快，让原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也慢慢变得爱听。
我现在每年大概有50多场的演出，每次登台，我都要带着一块写着“德清县曲艺协会”的桌围。以前桌围上写的是“敬亭遗风”四个字，因为柳敬亭是我们说书人的祖师爷。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说书，没地方说书的日子真是难受啊。我知道，老年朋友喜欢听书的很多，希望以前的书场能够重新回来，可以让我把满肚子的书说出来给大家听。
【整理者：陈德明】
“湖滩”也即湖州滩簧（市级非遗项目）
“湖滩”，也即湖州滩簧，是湖州地方戏曲（湖剧，由滩簧小戏发展而来）、曲艺（琴书、三跳）的总称。据《南林从刊·劫余杂识》及《双林镇志》等记载，至晚在咸丰八年（1858）在湖州等地已有“通宵达旦”的演出。1924年（一说1930年），湖州滩簧艺人成立有曲艺行会组织“明裕社”（与苏州的“光裕社”并称），成员遍及旧湖州府的吴兴、德清、长兴及桐乡、江苏吴江的广大地区。吴地方言素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之说，各地滩簧亦“声各小变”。因此，带有地域和音乐流派双重因素的“帮别”称谓应运而生，如德清帮、长兴帮、震泽帮、双林帮、石门帮等。其中，德清帮是湖州滩簧的重要一支，至今仍有民间艺人活跃在以德清为中心的广大乡村中。
“湖滩”的一枝独秀
吴根娣 口述
吴根娣，女，1954年出生，德清县新市镇石泉村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滩簧”。
在“湖滩”风靡一时的年代，老百姓听书是唯一的乐趣。艺人们合起来演戏，分开唱书。说书的人可以上台做戏，做戏的人说不了书。说书比演戏更流行，收入也颇高。我与师傅搭档唱书时要带两个师妹，按行规，师妹是“有吃勿拿工钱的”，师妹们每次看到师傅捧回来一大堆百来元的几分几角欣喜若狂。唱书当时是件很风光的事，我在二十八九岁的那年因为长得清秀些，有一次演完第二天就有人跑过来告诉我表演的照片挂在照相馆了。还有一次，老太太登门把藏在衣服里的录音机拿出来，把她录的我们的演出唱段放给我们听。茶馆听书的观众人山人海，当时，我们坐着苏杭班轮船唱到了大城市杭州六公园。我刚出道不久在安吉递埔镇唱书和父亲搭档唱“杨家将”。我做下档，唱到杨文广要“拿枪”的时候，我错唱成了“拿刀”，一位坐在大门边看场子的老头，他平日总是闭着眼睛听书，听我说“拿刀”，他顿然睁开了眼睛。父亲知道错了，说时急那是快，他马上纠正表了回来，“杨文广今天为什么拿了刀而不是枪呢，因为他从小跟爷爷奶奶学武，样样兵器都会。”那时起，我才真正明白“唱书容易表书难”这句行话了。
回眸岁月
德清的戏曲曲艺发展潮起潮落，历经风雨，从上世纪20年代朱顺宝等人发起“正古社”，到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重建“湖剧团”“县曲艺协会”等，至80年代恢复曲艺协会和曲艺团，历经三代人的重振。我就是在父辈们努力后的光芒下成长起来的。我父亲吴少芳曾任德清县曲艺团团长，是正古社的首批成员之一，1973年他又开始为德清曲艺团恢复到处奔忙。80年代曲艺协会恢复成立时只有7人，在城关镇（现称乾元镇）老轮船码头（务前街78号）租了个书场，当时请了号称“小杨飞”的绍兴艺人到书场唱书。唱书的收入养活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内数十人的生活，很是艰苦。唱书的人过年没好菜，有一次正月里，在东林唱完书，东林的村民特地赶来送给我们两条大鱼表示感谢。后来我重返舞台最大的动力不是图赚多少钱，出去唱戏就是图个开心。
求变生存
虽然费尽心血，还是挽回不了“湖滩”昙花一现的命运。上世纪80、 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它们由盛而衰，德清县社团解散，名存实亡，各位艺人开始寻求出路。为了生存，纷纷组成临时搭班的“音乐乐队”，在各种场合如婚、丧、庙会、企业庆典开业及乡村大舞台上表演。1996年，我在家歇业10年后加入“新市乐队”。
说书不流行，我就改唱庙会仍有一席之地的“宣卷”（古老的宣卷流行于清末民初，是三跳曲艺的前身），说是创举不如说是夹缝中生存。茶花开来早逢春，做媳妇（格）也要做婆孙，孝顺公婆为第一，门前（格）大树好遮阴……这是劝人为善的“十二花名宝卷”，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改编的，十分钟的唱段，俗话连缀，比兴成篇，朴实风趣，听来意犹未尽。现在在农村，常听到其他人也在唱我这个版本，都学了我的腔调。我们还表演妙趣横生的传统滩簧小戏，如《卖青炭》《陆雅臣》《借黄糠》《红灯花轿》《驼背配缺嘴》等。我善演小戏的才能，得益于儿时耳濡目染伯母吴凤珠的滩簧戏表演。
表演形式灵活的“新市乐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足迹遍布大半个江南。有时应对方要求表演坐唱的小戏，在庙会“头场”敲京剧中的“将军令”，表演越剧清唱。甚至在出殡时唱“哭灵”“花名宝卷”“小调”，在婚庆场合，加入铜管乐队吹奏现代歌曲等等。乐队成员个个多才多艺，互为师徒，我加入后就学会了敲铜鼓，同时开始带徒弟，包括沈建芬，谈会文、沈水华、潘江章、李阿丽、李阿英等，教她们扮演小戏《卖青炭》中的“白牡丹”等角色。
收入不高，时感疲惫，我年纪大了，不想干了。但是看到别人开心，我又鼓起了勇气。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冰雪封道，我和班社成员徒步从新市走到钟管演出，当地老百姓很热诚，我们一下子忘记了劳累，一到就投入了演出。
怀念与温存
我现在已不再唱书，特怀念学唱书时的日子。自在安吉递铺镇错把“枪”唱成“刀”后，我体会到了艺海无涯。先生以前唱书，要随身挑一个装满旧书的箱子，白天看书晚上开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唱书一般不换档，我只与父吴少芳和先生杨筱天搭过两档。可惜，他们去世后，我就再没有唱书了。没有更多的演出机会，没有搭档，诸多经典岌岌可危。刚开始学的时候，先生先教我唱开篇，背念各种赋子，我字认得不多，全凭硬记，那时花了很多工夫。可惜现在不唱了，一些较长的经典赋子如《金殿赋》都记不全了，真恨不得师娘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总在寻找机会唱书。去年六月，我受邀与师兄双档在湖州唱了《红鬃烈马》《双玉节》选段，虽短暂，炎炎夏日，观众亦不多，但多年来首次唱书。后得知师兄妹夫妻搭档也在苏南一带的新农村老年活动室唱书，我想先生在天之灵会很欣慰。
树有千朵，虽然凋落，总有一根，吴语是“湖滩”的根。树有一根，但求一心，我和我的乐队班子用心呵护着家乡的根。我们相信有众心，泥土变黄金，更何况本是黄金的“湖滩”艺术。
【整理者：余开陀】
天生爱戏情有缘
强彩娥 口述
强彩娥，女，1943年2月出生，长兴县洪桥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湖州滩簧”。
我幼年时，家庭贫寒，我父母生有四个子女，我是大女儿，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年幼时我十分想读书，可是家境穷，又因那时父母思想封建，我就没有了读书的命了。然而，我对民间艺术特感兴趣，10岁时我就学会了打莲响，扭秧歌，还学会唱10首山歌。我们娘家在小沉渎的扶栏桥自然村，这里到北墙门钦家很近，我和阿桃、永康几个小伴没事时，经常结伴溜到北墙门钦家听滩簧戏。那时钦家门里一个叫钦水春的民间艺人既会唱滩簧，又会说书，因为他的盲人，当地人叫他“盲眼阿水”。我在钦家墙门听滩簧戏听出了迷，钦水春是我学滩簧戏的入门师父，而正式是12岁那年拜民间艺人张茂林学唱“滩簧”戏。当时与我一起拜师学唱滩簧的共有四人，我是女子，另外三位是男子，但我入门最快。我没学多时，师父就让我去登台演出。12岁的我个子还小，
那时我们太湖边的农村道路泥泞难走，我只好让师兄们帮助背着一起走。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做戏是到邻村大公〓，那次表演的剧目叫《逃楼送花》，我是旦角，做戏里面的千金小姐，我做这角色虽是戏中的正角，但这角色出场演唱较少，是躲在楼台后场的闺房里，让郎中丝线搭脉，这也是师父刻意安排的。那时，看滩簧戏的人真多，节日农闲之季，我们都要赶场子演出。我们这里的农村邀戏班子做戏，由一个村落派米派钱，搭台的都是义工，大家都是为了寻个热闹。我们滩簧戏班人数少，最多也只有十几个人，戏装行头也简单，所以，邀我们去做场戏没大的负担。因为做戏演出毕竟只在农闲节日之际，正业我还得务农，迫于家中负担，我17岁那年到陈桥石矿去上班了。可是在石矿上班没半年，当时的鸿桥（洪桥）公社通知我去公社创办的“长鸿文工团”当演员。我家庭负担重，在石矿上班收入多一点，考虑这原因，我就该留在石矿上班，但以自己的爱好，就该去文工团当演员，我正在思想矛盾之中，公社文工团的领导又来石矿动员我，而且说公社还有个蒲包厂，你可在那上班，比石矿的活要轻松多了。我就听了那位领导的话，在1959年12月20日去报名上班。可是我到了公社后，那领导还是让我进了文工团做演员。公社里安排给我们6个人一个房间，文工团负责人叫夏荣高，他递交了一个剧本给我，内容是关于“统购统销”的宣传。背剧本唱词、排练只有10天时间，1960年元旦就要到长兴县城剧场汇报演出。我把我要演唱的唱词用笔划出，认真记背。我就在后来农村扫盲时上了几天夜校，不认识的字，就请教，那时年轻，记性特好，只要我记背一遍，我扮演角色的唱词就能记住。至于表演的动作，都要自己根据唱词，思考出相应的表演动作来。我们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彩排表演给公社的领导看，他们认为可以了，我们才把整个戏定型。1960年元旦那天，我们“长鸿文工团”乘船到了长兴，在老剧场里演出，当时与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长兴竹器社和煤山派来的文工团。我们滩簧是讲长兴方言的，我们这节目最出色，但在表演中为了一句白口，评委没听清楚，引起了争论。那是我们团里的一位叫豆云发的演员，在演出剧情中有句话叫“勿应该勿听党的话”评委误听为“应该勿听党的话”。这可是政治问题，后来查剧本，重新去县广播站录音，通过演员解释，总算把事情弄清楚。那年春天，我又去嘉兴地区参加汇演，我们演出团的滩簧剧目是《养蚕摘榨叶》，表演的内容是农村妇女养蚕，桑叶不够，为了保住生产队的蚕宝宝，就攀山摘榨叶给蚕吃，我是剧中演攀山的妇女。通过艰难攀登山路，终于采摘到榨叶，解决了生产队养蚕缺叶的困难。这次演出，我们去参加演出的三人，是我上台代表领奖。那时的奖品只是发张奖状，奖些服装，但我们已是十分开心了。公社里还要求文工团配合政治形势，到饭店、街头搞宣传演出，滩簧戏本身轻便简从，剧情一交待，马上就可登场表演。那时我们经常凉帽一戴，赤着脚，条凳上一立，上面横幅一拉，就唱起来了。公社里领导看我表现好，就让我当了文工团长。1961年文工团也下放，我又回到了娘家小沉渎村的扶栏桥自然村。
我回村没多久，我们村东边的北张村，由我师父张茂林牵头，组织了滩簧戏的爱好者做“路头戏”。那时的陈湾石矿投资搭了个好舞台，可是没有经常的戏剧出演。于是，我师父张茂林来请我加入他组建的滩簧戏班，我也就答应了。这时可以做古装戏，如《叶相盗印》《秦香莲》等滩簧名剧。在《秦香莲》这出戏里，我扮演秦香莲，我上台演出时，真得背着旧铺盖，还有一卷草席，让台下观众看得淌眼泪。我们这“路头戏”班子太受当地老百姓欢迎了，那时我们演出也开始收点费，演出一天一夜收60块钱，邀请方还请吃饭，附近史家浜、王家浜等村有时为接到我们演戏，等在路口拦截。有一次，两个村为了邀请我们演戏，结果扯了我们的戏袍。还有一次中秋时节，洪桥供销社请我们在洪桥街上演戏，端出了一笆斗的月饼请我们吃，那时在三年困难时期，能吃上这月饼可是有多高的礼遇！后来，我们在长兴县城里的大众剧场演戏，剧场补给我们每人每天八角钱的津贴，我们演了四天三夜，不久，红卫兵造反了，我们戏班里的所有戏具服装都给烧光了，让我最心疼的是那本演戏用的“戏考”也被烧了，那本“戏考”要还在，我们现在要演出滩簧戏，照着“戏考”看看就知道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拼凑过滩簧的爱好者流动演出，我63岁时去父子岭村演出，得到好评。后来，我和丈夫钦学俊受邀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长兴专场演出。2012年，县里组织家庭“才艺大比拼”活动，我和丈夫同台演出滩簧戏《庵堂相会》，获得了二等奖，还得到奖金五千元。我一生爱演滩簧戏，因为我爱演戏，年轻时对象也找了一个爱唱滩簧的男人，去年我和丈夫结婚五十年的“金婚”纪念日，我们俩还唱了一出滩簧戏。正当我愁着“长兴滩簧”是否后继有人时，上级领导帮助在图影中心小学成立一个“长兴滩簧”传承基地，办了个兴趣班，让我把“长兴滩簧”这门戏曲艺术传承给下一代。村书记、主任还专门为这事来我家，商量小沉渎村传承“长兴滩簧”的事，我好激动，如果村里为传承“长兴滩簧”的事要我出力，我是义不容辞，2013年6月8日，西太湖图影小学作为“长兴滩簧”传承基地正式成立了，学校聘请人为传承人讲师，每周五为固定的授课日。真心的感谢党和政府给我这个机会，我定尽心尽力，把我所学无偿传授给孩子们，如果有机会，我还想上台为喜爱长兴滩簧的百姓唱上一曲！
【整理者：施正强、葛丹，执笔：施正强】
打蛮船（市级非遗项目）
说起打蛮船的起源，应该是从清朝中晚时期开始兴盛起来的。至今传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相传清朝咸丰三年（1853）河南发大水，咸丰六年（1856）发天干。员外韩生员家没有一点吃的，就把妻子张香莲卖给船商南蛮人，以养家糊口。可是，他妻子的哥哥张武举在运粮途中，受菩萨指引听到了船上妹妹的哭声，要用重金赎回妹妹。但南蛮不同意，于是张便怒打蛮船救回妹妹。后来船商南蛮们因此连船都被打毁了，就把它编成故事一路化缘乞讨回到江南。打蛮船这一表演形式就这样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就慢慢地成了民间艺人讨生活的一种手段了。到了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间，湖州“西路长兴至安吉百余里”（引：光绪《孝丰县志》）为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争与接踵而至的瘟疫使湖州西路一带受到重创，“居民十不存一，村墟寥落”（引：光绪《归安县志》）。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令各省招垦荒地，因而大批移民来到安吉、长兴，“荒田多为客民开垦”，也带来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及民间艺术，在当地开花结果。打蛮船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皖南浙北的。打蛮船传承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我们安吉兰田的打蛮船与原发地河南相比，保持了原发地已不复存在的原始状态。
结缘打蛮船 快乐千万家
盛志林 口述
盛志林，男，1944年出生，安吉县递铺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打蛮船”。
我12岁开始学唱大鼓书，以后又学唱打蛮船。
说起打蛮船的起源，应该是从清朝中晚时期开始兴盛起来的。至今传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据我师傅的说法是：相传清朝咸丰三年（1853）河南发大水，咸丰六年（1856）发天干。员外韩生员家没有一点吃的，就把妻子张香莲卖给船商南蛮人，以养家糊口。可是，他妻子的哥哥张武举在运粮途中，受菩萨指引听到了船上妹妹的哭声，要用重金赎回妹妹。但南蛮不同意，于是张便怒打蛮船救回妹妹。后来船商南蛮因此连船都被打毁了，就把它编成故事一路化缘乞讨回到江南。打蛮船这一表演形式就这样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慢慢地就成了民间艺人讨生活的一种手段了。到了清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三年（1864）间，湖州“西路长兴至安吉百余里”（据光绪《孝丰县志》）为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战场之一。战争与接踵而至的瘟疫使湖州西路一带受到重创，“居民十不存一，村墟寥落”（据光绪《归安县志》）。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令各省招垦荒地，因而大批移民来到安吉、长兴，“荒田多为客民开垦”，也带来了丰富的本土文化及民间艺术，在当地开花结果。打蛮船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皖南浙北的。我是从长兴学艺归来而传入安吉的。我们安吉兰田的打蛮船与原发地河南相比，保持了原发地已不复存在的原始状态。
我的师爷陈传和是1910年出生的，到1990年去世。他唱的打蛮船在皖南、浙北一带是很有影响的。他热爱这个活动，热心传带。我的师傅赵纪清（1924—1984）长兴吴山乡人，师傅前后带过七个徒弟，我就是他嫡传的徒弟。当时拜师有很多规矩，要有引荐师和提笔师。拜了师父进了门里，要遵守师道尊严的规矩。不可欺师灭祖、亡师卖道、坑蒙拐骗、撇邪溜拐。要依照遗训传下去。那时候师傅传教很严格，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都非常尊师重教，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当时，从老师手上学到了打蛮船所需的两样东西，一是指功，二是唱功。所训练的功夫就是以手指拨击篾片，弹击清脆的节奏，以鼓面发出各种声音的技巧。我用食指和中指扣擦反弹，以竹鞭鼓锤击鼓，其声为“笃”，打击“皮”时其声“铛”，几种击法视故事情节的需要而用。我根据师傅传授，结合自己几十年经验，积累了一套自己的打击功夫，即：急板时，节奏急快有力，用于武打、热闹、紧张场面；慢哭板时，节奏飘飞而不乱，用于悲伤、凄楚的叙述场面；闹“皮”亮板，节奏轻快而响亮，用以高兴欢快、金榜题名、离后团圆、苦尽甘来等开心场面；花鼓杂板，表现各种喜悲哀乐人物的多种感情复杂场面；节奏快中有慢，时快时慢。再一个就是唱功，也叫嘴功，其实就是唱，就是有什么学什么，要学什么像什么，什么男女声啊，都得学，不过也要靠平时的积累。
我12岁学唱大鼓书，开始拜师学唱打蛮船时，有一定的打、说、演、唱的基础，很受师傅赏识。他教得很仔细，我也学得很认真，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就开始独立地走南闯北开始了一人斜驾蛮船，走村串户，唱打蛮船的江湖生涯。
这就是我平时说唱用的道具蛮船。说唱时服装不甚讲究，力求简朴。
蛮船的构造较为简单，蛮船顶上一“楼”，坐落于船“舱”上，“楼”里一“僧”，“僧”下一香筒，正前一幔“帏”，一对“飘”，右边一锣一鼓，左右各挂一对联，字体奇异。书写为对八仙的赞语：“拐李先生道德高，钟离盘石把扇摇。洞宾背剑清风客，果老骑驴过赵桥。国舅手执阴阳板，湘子云中吹玉箫。仙姑敬奉长生酒，采荷花篮献蟠桃”。“皮”即为锣；“月子”是鼓；“鞭”是鼓锤。
这里的对联也有一个说法：唐明皇时代的张果老是我们民间说唱技艺的鼻祖。他曾任六部官员，对底下的官员很严格，禁止他们收受贿赂。但是唐明皇却偏信一位奸臣谗言，果老无奈之下，辞官回乡。在家乡，将奸臣当道的事编成歌谣，唱给大家听听，告诫大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那时开始，打蛮船便有了规劝人心，提倡善举，谴责邪恶，劝人为善的功能，给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种生活的信念和期盼。
蛮船下有四个（凳）角，也有说法，分别是崔、罗、邓、托四大金刚，这些都是封神榜人物，其中有一个是瘸子。四大金刚十二个时辰轮流转，看时间而唱。四大金刚托着观音过海去化缘，途径龙王宫看见八仙过海火烧龙宫，怕殃及无辜，说服八仙并携带一同去化缘。
打蛮船是一种单人进户拜门表演的立唱曲艺。我一直在浙江安吉以兰田为中心，东至梅溪，南至递铺三官区、西到良朋、鄣吴，北至长兴、安徽广德县的广大地区挨家挨户拜门子演唱。那时候多半是用跑码头、走江湖的形式，走遍五湖四海，路上都有同道中人相陪伴。如果碰到集市人多的话，就会在表演的地方多待几天，少的话，就早点起程赶往下个地方。那时候，同行中竞争也是挺激烈的。我们也有江湖的规定，那就是“斗艺”。什么叫“斗艺”呢？有时候可能会有几个艺人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怎么办呢？谁有资格开唱呢？为了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同行中就衍生了一条规矩，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好就你唱，你不好就不唱”。唱完之后，不管有多少钱，谁唱完就给谁。我们江湖是有规矩的，没有师傅传教过的，就不算“家门里”，就不能享用这条规定，有师傅传教过的，就必须遵守这条规定。
蛮船进户时，就好比是船靠岸到港口，船头先对偏，再横过船身；蛮船进户，好比是观音菩萨来了，主东家就会进香朝拜，进香拜观音。
而后我就开始演唱。表演时，我手持“鞭”，边敲“皮”“月子”边唱。若是行家，会根据时辰看出四大金刚所处位子，用石头垫在凳脚上说明。
在浙北地区的方言里往往习惯把打蛮船称作唱新闻，劝世文。说唱的内容都源于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取材于发生在安吉当地的社会新闻，再以大团圆结局。
我的唱词主要有：长篇打蛮船，一种是唱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故事，传唱于安徽省广德县；另一种是唱清朝咸丰年的《荒年记》故事：“提起蛮船打蛮船，想起咸丰那一年，咸丰三年发大水，咸丰六年发天干……”短篇则根据不同情况演唱“福禄寿喜”等。以说吉利话为主，一般是唱主东人家来日能“招财进宝、做官发财、全家大小健康平安、百无禁忌”等等。在语言修辞上有打比方、夸张、对比、反复等等。演唱上口语化的装饰音较多，曲调有三种形式：两句头（唱道情）、花船调、四平调，过板节奏明显，可现编现唱，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和时代性的特点，
也有按主东人家的家庭摆设见风挂牌，说吉利话，四季发财，以三言、七言、十言为主。“来到你门口看滴滴青喽，主东烧香来邀请喽，香炉请香是有善根来，一对蜡台是放光明，我把你这好一比，香炉好比摇钱树，蜡台好比聚宝盆……”
每逢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我都会进户拜门子，送吉祥话。唱罢起船时，后退三步才离开，就好比是四大金刚手托观音菩萨的船离岸了。唱罢主东家会用香烟或红包酬谢。
我演唱打蛮船曲调主要有三种，曲调开头的两句头用唱道情调唱；上下板两句，但因像办丧事唱道不受人们喜爱，人前门口不常唱；有时用花船调，就是打旱船调，节奏欢快喜庆，深受老百姓喜爱；有时还用四平调，就是安徽花鼓戏调。音韵用的有十三条半韵，其中有昌双韵、清生韵、天仙韵、黑白韵、塞来韵、皮西韵等等。半韵指的是翻板韵，过板节奏明显，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和时代性的特点，同时也有很高的艺术研究和民俗研究价值。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演唱打蛮船的人便少了，因为上面不允许，所以我们跑码头、走江湖的机会就少了。那时候，蛮船是封建糟粕被查封焚毁，我被当作牛鬼蛇神戴高帽游村批斗，那段时间里我停止了我所喜爱的演唱打蛮船。心里很苦闷。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就又重新开始唱。刚开始时，还是和以前一样，跑码头、走江湖。之后就去生产队里唱，去街坊邻居家唱。有婚宴、寿辰，或是新房落成等喜庆的时候，主人家请我去唱。
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枯燥。记得有一次农村里“双抢”刚结束，生产队长叫我去生产队的晒谷场上唱，给大家庆祝庆祝，解解乏。斜背着我新打做的蛮船，来到晒谷场上，稍微歇了歇脚，喝了一口水，就开始了我的演唱。“时候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擂起我的牛皮战鼓……”这时，天边亮起了一道闪电，沉闷的雷声滚滚而来，紧接着大雨倾盆，铺天盖地。可是，场上的观众稍微骚动了一下，很快就安静下来，一点都没有离开的意思。队长叫大家搬到仓库的走廊上继续听我演唱打蛮船。当时，我很感动，所以唱得很卖力，大家听得很入神。那次唱得很迟，但是我一点都没感觉到累。我很高兴，因为这演唱打蛮船的活动能给别人带来快乐，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我现在年纪大了，记性、听力都变差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很少唱了。一般都是上级安排我去表演。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的观念已经开始改变，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使农村文化生活不再单调、枯燥。跑码头、走江湖也不再是谋生的主要手段。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老艺人实在是太少了，新学的徒弟根本没有。这也是我最伤感的。
现在政府很重视，让我成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我也希望把演唱打蛮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我应该在有生之年在这一方面做些有益的事情。
【整理者：郑濂生、汪群、邵美琴】
大鼓书（说书）（市级非遗项目）
大鼓书起源于唐朝。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以说书、唱坐堂子、应邀到人家家里演唱的形式表演。是一人、一鼓、一云牙板，有说有唱。我们这里所演唱的大鼓书是河南调，是河南一带的表演形式。其表演时一般是：1.坐堂子表演，在茶馆店里、戏园子里、大会堂里一般说长篇小说《天宝图》《地保图》《七侠五义》之类的；2.表演时先要表白，把要唱的内容总括下；3.应邀出去到人家里唱，新年的正月里一般唱《郭子仪大闹玉花灯》《薛刚大闹玉花灯》等比较喜庆的短文；做寿的人家请，到人家屋里唱，一般是唱《郭老拜寿》《八仙会和》《万岁爷登基》等；结婚请，一般是唱《公子跑难》《小姐招亲》之类的小篇；4.表演时有说有唱，说到关键处，往往结束，留下悬念，且听下回分解。其二：是“打蛮船”是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的形式表演的。是一人一小木船，小木船正前是一褂（布做的遮拦）、一锣一鼓挂右边，小船的左上方放一小香筒。小船中间坐一观音菩萨，民间有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之力，一般是演唱者身背小木船单独走街串户拜门子。小木船到了那家门口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了，这户人家先要给观音菩萨上香，再听表演者演唱，演唱者都是唱吉利祝人好运的词，唱毕主东人家要拿点钱或是烟、糖等东西酬谢演唱者。民间艺人其唱词大多现编现唱，历史遗传的只有《荒年记》，其他大多是现编现唱的词无定律。
民间奇葩大鼓书
李世荣 口述
李世荣，男，1946年出生，安吉县梅溪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大鼓书（说书）”。
我叫李世荣，今年68岁，家住安吉县梅溪镇宗址村，祖籍河南。据安吉县志记载，清同治元年至三年，安吉梅溪一带曾发生瘟疫，民室十有九空，几乎断绝人烟。几年后，大量的湖北、河南、温州等地的乡民便迁徙到安吉，生息繁衍。我的祖辈也在这时随着迁徙人群来到安吉，定居梅溪。外来人口迁徙安吉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丰富多彩的传统表演艺术大鼓书。这其中就有我的祖师爷夏云贵，他五大三粗，仪表堂堂，但文思清晰，思路敏捷，大鼓书唱词信手拈来。祖师爷辟有书院，弟子若干，被誉为清末民初“江南书圣”。我师傅胡召宝（1924—2001）便是夏云贵的得意弟子。师傅说书清新自然，字正腔圆，重点鲜明，易懂易记，听过不忘，在梅溪一带影响甚广。
就在这长年累月的精神熏陶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早早地埋下了对大鼓书的情结。孩提时只要有大鼓书听，我比什么都高兴。13岁时就跟着师傅学“旱船”。旱船是走街串户表演，是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的形式。我立在小木船内，船前是一褂（彩布做的遮拦），一锣一鼓挂右边，左上方放一小香筒，小船中间挂一观音菩萨。旱船摇到了哪家门口，这户人家先要给观音菩萨上香。然后，我清清嗓子，尽唱些吉利好运有福、健康的词儿，让听者开心、闹腾，图个吉祥。几年下来，已从“坐船”的“船娘子”，进而成为“撑船”“唱船”的“船拐子”，能唱各种“旱船歌”500多首。在旱船悠悠、摇摇晃晃中不知不觉地过完了我那清苦却又快乐的童年，奠定了我誓当民间艺人的基础。
18岁那年，我决定放弃升学的机会，正式拜胡召宝为师。父母张罗请师傅到家里吃了一顿饭，行了拜师礼。由于我有跑“旱船”那几年的基础，头脑机灵，再加上勤奋好学，嗓音、唱腔都比较好，师傅非常喜欢我，把他的“十八般武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师傅每次坐堂演出，我一次不拉地揣摩师傅的说、唱、做、念、板、打，一招一式，一字一句记在脑里，溶化在心里。慢慢地我就从“打蛮船”过渡到坐堂子表演，说起正儿八经的大鼓书了。
三十而立，我已成为一名独立的说书艺人了。在从艺生活中，不断积累，探索总结，结合师傅的经验，融入自己的体验，加以创新和提升。逐渐把河南大鼓书融入地方的元素和特色，演变成梅溪大鼓书，使之大鼓书形式更加丰富多变，更加富有委婉上口的江南韵味，其板式有快板、慢板、散板等，善于表演不同人物的身份和情感。如表现帝王官宦时，用沉稳豪放的“官调”；表现反派角色时，则用阴诈狡黠的“奸调”；表现贫民倍受欺压时，则用如泣如诉的“悲调”，加之在唱腔的间歇处击板，制造声势，惟妙惟肖。我还在大鼓书中融进了当地的民间音乐，将说大鼓书与旱船音乐、车水歌、民间小调音乐等揉合在一起，使大鼓书既有鼓板的韵味，又有民间音乐清新自然的魅力。
这些年来，我钟爱大鼓书，视大鼓书为生命，把说唱大鼓书的舞台搭到了“长三角”，经常巡演上海、安徽、江苏和浙江各地。安徽蚌埠、安庆、宁国，江苏吴江、南京，浙江长兴、德清是我经常去的地方，而更多的还是在安吉，足迹遍布生态城乡，大山深处，广袤农村，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渐渐地有了名声。
同时，我积累了古往今来的许多书目，至今家里藏有许多种历史书籍，我通过消化，改变成了许多历史故事。我珍藏演出的脚本里，最早的为清宣统元年出版的《七侠五义》。如唐代的《罗成传》《粉章楼》《唐明皇游月宫》《八美图》等，宋代的《杨家将》《金鞭记》等，元代的《天宝图》等，明代的《朱元璋传》《火烧庆功楼》等，清代的《慈善太后传》等。许多传统书目我都耳熟能详，演出时绘声绘色，人物丰满，出神入化。根据演唱场合的不同，又有所选择。坐堂子表演一般以说长篇《天宝图》《地保图》《七侠五义》等。正月里，就唱《郭子仪大闹玉花灯》，做寿人家就唱《郭老拜寿》，婚庆喜事就唱《公子落难小姐招亲》之类。我也说现代戏，如《毛主席长征记》《解放军三大战役》等。说现代戏要有现代感，史料要真实，说唱要真情，同样感动人。现代戏说得好，照样有人听。大鼓书也会“卖关子”，说到关键处，往往“且听下回分解”，留下悬念，吊足观众“胃口”。
我从事大鼓书五十载，跑过“三江六码头”，纵观史书五千年。最为让我激动的是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说书人才有了艺术充分发挥展现的空间。回想“文革”年代，说书人禁锢很多，压力很大，“场子”很窘，观众很少，我虽然聘为“文艺宣传队员”、生产队会计，后来又当了民办教师，除了八个“革命样板戏”，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再演传统戏。即使是“样板戏”也只能是照搬照抄，苍白、无力，说者乏力，听者乏味。改革开放后，祖国大地春色满园，真正迎来了文艺繁荣的春天。我顿时来了精神，有了动力，想想自己正值壮年，经验丰富正值黄金时期，经常挑灯夜战，编写改革开放农村出现的新面貌新气象，以段子的形式作为正书的开场白，如《阿三的幸运》《姚老伯捐款》，声情并茂，情感交织，说身边事，唱身边人，引起了观众的共鸣。特别是近几年来安吉开展“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我更是废寝忘食，踊跃参加。2008年10月，我在安吉县“中国·安吉美丽乡村艺术周”的舞台上，把乡村面貌的深刻变化，通过一事一议的精雕细刻，讴歌了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非凡成就和业绩。紧接着又以“梅溪旱船”队参加浙江省千镇万村农民“种文化”展示展演活动。2010年又参加了全省文化演出，和上海世博会专场特色文艺演出，受到各地观众好评。相继获得央视综艺频道“大世界”优秀证书、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鼓书”传承人、县“十佳才艺家庭”等荣誉。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之际，我又以拿手好戏“大鼓书”震撼了省、市、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表演现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好像又年轻了许多，精神更加振作。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基层的民间艺人。我要一辈子以大鼓书为伴，立足农村，吸收更多的农村题材的丰富养料，在有生之年，传承好大鼓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魂宝。现在，我得到文化部门及当地乡镇的支持，一方面已带了3个徒弟，言传身教，努力培养他们成为大鼓书传人。另一方面开始潜心研究大鼓书史料，整理篇目，去伪存真，留于后人。我相信，大鼓书的传承梦一定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此时此刻，我又情不自禁地又唱起了《争创“美丽中国”新样板》大鼓书：
西苕溪畔春寒料俏，竹乡大地沸腾欢笑。十八大精神处处传颂，字字句句入心入脑。回往展今，澎湃心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豪迈。宅成排，田成方，渠成网，康庄大道通四方，天蓝水清气又净，生态绿化美如画，常怀“五位一体”总布局，常思民族复兴总任务，百尺竿头新目标，再战五年，幸福安吉，争创“美丽中国”新样板。
【整理者：黄文乐、尚亿琴】
大鼓书（西河大鼓）（市级非遗项目）
四河大鼓产生于清康熙、雍正年间河北中部农村的民间曲艺，由当地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木板大鼓”唱腔一般都是较朴素的农村曲调，乡土气息浓厚。其伴奏形式简单，只敲击木板或用一个小三弦伴奏，演员自弹自唱，形式活泼。
到辛亥革命前后，经高阳艺人马三峰为代表的一代民间艺人的改进，木板大鼓已向西河大鼓的嬗变，并从河北农村流进天津等市井。因“西河大鼓”这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惯称上述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
长兴河大鼓，是在清朝光绪二年（1877）由河南籍人士李正俄传入，以后他落脚长兴西门姚家桥，家族代代相传，并收学徒，组成队伍一起演出。解放前至20世纪50年代，板鼓说唱在长兴较为盛行。
李正俄的后人综合长兴当地百姓的欣赏需求，吸取了小南口、山东大口、民间旱船调、京调等音调，形成音质优美，婉转柔和的唱腔，丰富了原有曲调的表现力，增添了长兴色彩，受到长兴百姓的喜爱。“文革”时期西河大鼓说唱被禁演。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河大鼓在当地重新恢复。并通过李氏后代的努力，西河大鼓的说唱内容，已从原来历史演义、民间故事、通俗小说和寓言笑话等，转向劝人为善的现世教育。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其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草根文化。
演唱西河大鼓的演员，一般皆站立演唱，书鼓用长腿竹木支架。演员面前摆桌一张，上置矮架书鼓，醒木一块、扇子一把。桌后放一椅，说时可站可坐，而唱时大都起身表演。弦师则坐在演员左侧桌旁。2010年长兴的“西河大鼓”被评定为湖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走南闯北唱艺人
李宏 口述
李宏，男，1939年12月出生，长兴县雉城镇人。湖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项目为“大鼓书（西河大鼓）”。
我的祖父叫李正俄，光绪二年时从河南来到长兴出西门的姚家桥毛塔村定居。他是靠卖唱为生的民间艺人，他在河北结识了一位唱西河大鼓的民间艺人，跟那艺人学唱西河大鼓。我父亲李法金自幼也跟随我祖父学唱大鼓，他唱大鼓时音色特别好，记得我6岁时，家中经常有学唱的艺人聚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唱着各种曲调，有旱船调、京剧、大鼓、花鼓，我父亲唱的是西方河大鼓，曲目是《皇龙船》，内容讲的是东汉刘秀逃难的故事。只要我父亲开口一唱，整个屋子就静了下来，大家都凝神聚听。我那时没读书，但记性特别好，大人们在唱我在听。7岁时我已经能将《皇龙船》背着唱出来了。那年春节，我一个人到附近村子里挨家挨户“拜门子”唱《皇龙船》，大人们看我这么小，就逗我，让我唱一曲给一条年糕。那时毕竟小，也就只能唱那一个曲目，不过年糕还是给我的，让我背都背不动。我11岁除学打大鼓，还学玩旱船，我们这里的三星〓村有个叫包金山的艺人，唱得一手的河南旱船调，而且一首首的唱词很多，我主动去拜访他，在他家里过了一夜，那天夜里，他共唱了41首旱船调的歌曲，我第二天就能全部背着唱出来，我倒认为这是我学唱艺的天份。我在小学里读了三年书，16岁去林城白水滩村帮人放牛，17岁农村成立人民公社，我就回到自己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那时，到了每年正月，我就自己扎条旱船，并了几个小伴，外出到各村子调旱船“拜门子”，一方面热闹下气氛，二方面搞点收入，香烟、红包啥的。调旱船时主唱是我，我除唱旱船调，还唱“西河大鼓”的曲目，唱得很好听，内容也与人家不同，受到农村人家的欢迎。后来每年各村子的人会来请我出场为他们演唱，在当地我有了点名气。后来，我到安徽广德、郎溪等地的农村走唱，白天在农村小码头卖唱，晚上人家会包场子唱。夜里唱一场，包场费一块半钱，后来是三块钱，那时农村老百姓也穷，有的想要听我唱，但拿不出半分钱，有的干脆在家里捧点米来听唱，唱一夜场有十来斤米，已是很好了，比给钱还实惠。我就是这样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要破四旧，立四新，可是我还在调旱船，唱大鼓。1966年正月初五，有人举报我搞四旧，和“文革”对着干，县里公安局来人了，那天我在南阳村的蒋家五队调旱船，唱大鼓，亏了和公安局一起来的有个是县委的秘书，叫钱鸣盛，是我读书时学校的校长，他让公安局的人不要惊动我，看我在唱些什么？结果他们听我唱的内容都是劝人为善的，边上的人也爱听，他们就走开了。过了没几天，大队里通知我，要我到县里去一次，我心里真得有点怕，怕县里把我关起来。可是后来一了解，原来县里也扎了一条旱船，要我去配合旱船的演唱。那天我去县演唱时，那条旱船就像在河里的划船，哪有我们村扎得那么漂亮。坐旱船的船娘倒也会把着旱船一上一下地舞动。这场面我可得留意着唱，不能唱错词啊！我唱的是革命历史，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开始唱起，一直唱到总路线、大跃进，县里围着很多人，还拍手称我唱得好。这一次虽然让我过了关，但是以后我就停唱了几年，因为红卫兵造反时，对我唱的这一套还是禁止了。
改革开放了，我又开始我的唱艺生活。我把“小南口”“山东大鼓”“安徽大鼓”等民间曲调融入到“西河大鼓”中，更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县领导听我唱过两次大鼓，他和我握手、照相，还登了两次报，这对我鼓励特别大。我觉得民间艺人的春天又到了。我把我的唱词曲目，印在一张张的纸上，第一次到泗安街上边唱边卖唱词，每张纸卖一毛钱，听唱买唱词的人给我围得太多了，买唱词的人到底有没付钱我也弄不清楚了。后来有朋友给我出点子，教我把唱词装订作一本，每本我卖一块钱，仍然十分好卖。可是，我在煤山卖唱词时，被县文化局抓住了，说这是出售非法出版物，是违法的。当时我看看我的唱词如此好卖，就申请制作录音带，通过县市，最后经省里的批准得到解决，但省里介绍我到南京的一家音像出版社，制作唱片。我去了南京，先两批制出的录音磁带效果很好，在市场上一销而空。可是到后来，这家单位给我用的是两次磁带，那磁带上磁没销干净，放出的音乐有杂音，买我录音磁带的纷纷退货。我在南京与那音响出版社交涉了半个月，最后还是我们浙江省文化部门出面，把我的制版权收回到杭州文艺音像出版社制作。因为我销售我的录音磁带只规定在浙江省范围内，我在安徽广德销售时，我的录音磁带被广德扣去了。为此，我找到原文化厅调到省政府的一位干部，他很负责，给我指点该找的部门，还让我改了一个艺名，把原来我叫李启宏，改作李宏。后来我到北京，找到了广播电影电视部，他们和我讲清楚政策，告诉我民间艺人可以自唱自录，但好唱不好卖，一定要办理上市场销售的手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回到浙江，办理了可在全国销售唱片的文化经营证书，同时我还制作了光盘。我是骑着自行车，在苏浙皖三地的乡村码头卖唱，收入也挺好，我有三个女儿，叫宝花、银花、琴花。其中银花、琴花都跟我出过门，帮助跑码头，卖唱片。那怕是下雪下雨我还在外跑，许多乡村码头我都有朋友，他们都是我唱曲的爱好者，我吃个饭，住个宿的都有去处。
我现在年纪大了，子女也再不让我外出去跑码头卖唱片了。然而，还有许多唱曲的爱好者会找上门来，邀我去传授技艺，我也挺乐意。不过，我李家经营几代的民间唱腔流派，我总想传下去给自己的后代，可是时代不同了，李家后辈是否能接受我的想法，把李家长辈还留着的民间曲艺传下去？这是我的一个心结。
【整理者：施正强、葛丹，执笔：施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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