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德清县图书馆

冰心
  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吴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曾从进步的朋友那里，看到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我当时就感到它与当时一般的妇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妇女争取解放，宣传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切中时弊的进步思想。读后我对这个刊物的主编沈兹九产生了无限的钦佩。她眼界之高，见识之广，不是一般普通妇女编辑所能企及的。可惜的是《妇女园地》刊行不久，即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逼迫停刊了。而接着出来的《妇女生活》也是沈兹九主编的，我更是高兴得不断地读着。1935年到1936之间，是我的老伴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教学期满七年的例假，我们到欧美旅游了一年，回到祖国几天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938年，文藻在敌后的云南大学执教，我和孩子为逃避空袭，住到云南郊外的呈贡。那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诱是文藻在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从重庆到呈贡来看我们说“蒋夫人宋美龄对我说，‘我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同学谢冰心，抗战后躲在云南，应该请她来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做点文化教育工作。”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应邀到了重庆。其实，我和宋美龄并没有同过学。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得了学士学位，同时又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才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读硕士学位的。那时宋美龄已经读完本科四年而离开了。
  我到重庆就任后，发现那“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原来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而文化教育组的工作，就是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钦佩的沈兹九大姐。她就是认为文化教育组应该做些抗日救国工作，而同宋美龄进行多次斗争。宋美龄仍是固执己见，兹九大姐才愤而辞职的。这些话是在我就任后不久，同时还在指委会工作的史良和刘清扬悄悄告诉我的（那时她们为了统战工作，暂时留在会内）。我觉得我是落进了圈套！我立即写了辞呈，退还了工资，连夜搬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去。
  我真正见到沈兹九同志，是在解放后“十年动乱”后期的北京。那时各民主党派正合组召开政治学习会。她是民主同盟会的会员，我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见，惊诧地发现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声如洪钟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识妇女。她的发言总是十分透彻、精采，和我交谈时也是笑容满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触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爱的女友之一。
  我从1980年初伤腿后，行动不便，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了。沈大姐大概身体也不好，我们几乎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年的1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讣告，我不禁潸然泪下。从此，我们在世上没有相见的机会了！安息吧，沈兹九大姐，您一生为党、为国、为人民特别是为妇女做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工作，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是不朽的！
  1990年2月2日雪夜
  （转载《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