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晚清，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约六七十年间，中国造纸工业开始步入了历史的转折点，是造纸业实现“新陈代谢”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1000多年传统的手工造纸业日趋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新兴的初期资本主义造纸业开始在神州大地萌芽。我们在研究古代造纸史的同时，特就清末近代造纸业盛衰史作扼要的记述，这对于了解我国古代手工造纸业命运的衰落，及近代机器造纸业诞生的历史概貌，是非常必要的。
  一、手工造纸业的衰落
  从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造纸以至清朝末期，历时约1800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造纸业取得了极光辉的成就，向全世界五大洲传播了造纸术，这把人类文明的火炬，照明了全人类前进的道路。清明中期以后，我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机械的新型造纸工场，但是，从总的来说，我国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一家一户个体经营的小生产方式，沿袭利用原始的生产工艺和简陋工具设备，生产效率低。作业周期长，费工费时，产量低，成本高，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般现象。
  自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前叶，欧洲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得到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的造纸工业，由于印刷行业的机器化及新闻报纸的出现，而使造纸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打浆机、蒸煮器、造纸机以及化学木浆、机械木浆等等。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品种增多，质量逐渐提高，生产扩大，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落后的封建统治下，直至清朝晚期，闭关自守，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洋枪、洋炮，轰破了唯我独尊的美梦。随着“五口通商”、“门户开放”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滚滚而来，国内所有的图书出版、报刊全部成，为洋纸市场，而国产的传统手工纸被排挤出市场，受到空前浩劫，到20世纪初，大多数手工纸被淘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初期进口的洋纸，并不受到一般文人和书画家所欢迎，因为中国人惯用毛笔，洋纸受墨不佳，表现不出中国书法绘画的笔力墨彩。这是由于手工纸和机器纸品质性能不同，加以中国所特有的书法绘画艺术，讲究墨韵，习惯于使用于国产手工纸，不能改变。
  最初，洋人特别是日本人，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特选一种单面光的黄表古纸来推销，随后日本的机制包装纸也开始入侵，挤掉一向包装物品使用的皮纸和竹纸。1896年，上海江西路日人中井伊八所设的沄华洋行，由大阪中井纸店订购白报纸100令运华试销；在此之前，该行已运来王子制纸气田工场产的包装纸500令推销。日本机制洋纸以包装纸（牛皮纸）、白报纸为开路先锋，首先打开了中国市场。1900年上海专门推销东洋纸的第一家商行中井洋行成立，这家规模很小的洋行，竟成为“洋连史”、“洋毛边纸”（有光纸）、“洋包皮纸”、“白报纸”、“模造纸（道林纸）”等东洋纸在中国倾销的专业商行。该商行由曾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的秦长三朗主持，源源运来大批东洋纸，以廉价和赊销的方式诱使中国的纸店替他推销，一方面与西洋纸竞争，夺取中国市场，使各种东洋纸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随后又有服部、大仓、大同、富士等日本洋纸店先后在上海、天津、哈尔滨、香港等地设立分店。欧洲各国的洋纸，也由各国的洋行兼营推销。
  清代一般书刊，原来都采用国产的竹料连史纸、毛边等纸印刷，如上海《孟闻录》、《格致新报》等全用国产连史纸单面印的线装本。上海最早的华文日报为外商美查于1872年创刊的《申报》，开始时使用比毛边纸稍薄的毛太纸单面印刷。光绪年间创办的《苏报》（1896）年以及《沪报》、《文汇报》、《新报》、《益世报》等最初也用毛太纸印刷，但不久则改用有光纸单面印刷。同治十一年（1861年）上海《新闻报》创刊时用白报纸双面印刷。光绪二十二年《苏报》开始改用白报纸，宣统元年（1901年）1月25日《申报》改用白报纸。西人于1850年创办的《北华捷报》（简称《捷报》，NorthChi-naHerald），1864年创办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一开始就用白报纸。英商别发洋行（Kolly&WalshLtd.）于同治九年（1870年）创设，它是19世纪外商在中国上海专门推销国外进口西文书籍的最早洋行，用的全是洋纸印就。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局创立，光绪十五年（1889年）商务印书馆创立，这两家是我国人最早创办的图书出版印刷业的企业，它们开始时全部采用国产纸印刷，但不久除复印古书外全部使用洋纸。
  从以上各报刊和出版社用纸变化的情况，结合清政府于咸丰八年所制定并颁布的《洋纸进口税则》来看，可以推论洋纸正式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应在咸丰年间（1859～1861）。在此之前，已有零星少量洋纸进口，但当时海关通例，小批货品均列入“其他货品”项下，不单独列出，无从了解具体情况。据海关贸易的进口统计，在光绪年间洋纸输入不多，每年仅值十余万两关银，到了本世纪40年代前期，洋纸和木浆进口额高达4000万余元，当时国产手工纸已衰落不堪，国产机器纸尚在萌芽时期，产量微不足道，国内用纸，大多唯洋纸是赖。
  宣统末年，全国报业鉴于报刊用的洋纸为数很大，为了挽回利权，召开了报业会议，议决各报改用国产纸张。但于由国纸价格高，各报社因利之所在，多不愿意改用国纸，故此项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用洋纸取代国产的毛边纸、毛太纸，最早使用的是日本特制一种单面光无帘纹的薄纸“洋毛边”，即今通称的有光纸或油光纸，售价低廉，各报刊和书籍出版商为了降低成本，以图生存，竞相采用。
  由于洋纸是采用新设备（机器），新工艺（新法制浆）、新原料（木浆等）进行大规划生产，故成本很低、质量亦优，比古老的手工纸生产方法，前进一大步，因此洋纸价廉物美，远非一般手工纸所能抗衡。而且洋纸适于印刷机器，能作两面印刷，其品质和规格又适应新式印刷书籍、报刊之要求，故用途日广，国产纸遂逐渐被排挤而衰落。盛产优质竹纸的江西铅山河口镇，清末时已陷入停产状态，据1905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39页载“……查河口白连史纸，商号用以包裹绸缎各物，近来多改用洋包皮纸，虽然粗而有光，不如土纸之光滑细腻，而商号但取其价廉，多乐于购用，致河口纸趋于停歇”。又据刘锦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二考11419项内载：“石城县……坪山一带，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举之前，广销内外，不下百万（两），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之八九”；“毛边纸一项，为瑞金生产大宗，近年来洋纸充斥，销路极滞……”。宣统三年（1991年）正月28日《时报》载：“（江西）纸业分粗细两行，……细纸则因洋纸价廉物美，大受打击，故纸业尤为失败……”。
  清末由于洋纸风行，全国纸业，亦如江西所遭遇的情况，无可幸免。在国产纸中，竹料连史纸是清代最著名的高级品种，亦为洋纸重点打击的对象，无以自保。日本富士造纸公司，有几台造纸机专门制造适合于中国用毛笔书写的“仿连纸”即通称为“洋连史”但此种纸没有帘纹，仍不像中国纸，只是售价比，国产连史纸低廉，，故亦受到一些用户购用。日本真岛制纸所的真岛一郎识破了这个关键，为迎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心理，他首先研究用竹帘代替铜丝网，制成竹帘圆网造纸机，仿造中式竹料连史纸，纸面出现了帘纹，外观颇似中国连史纸。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慎昌纸号首先购进，颇受国人欢迎，大量倾销，真岛制纸所供不应求，除原有两台72英寸造纸机外，又扩充两台64英寸造纸机，专制有竹帘纹的机制连史纸，风行一时。同样的机制连史纸，稍加黄染料调色，改变尺寸，仿成中式的毛边纸。当时日本其他纸厂，亦群起以木浆、棉浆仿制中式纸张。于是中国传统的名牌产品连史纸、毛边纸及其他手工纸类，一蹶不振，逐渐没落。
  二、“洋务运动”与近代民族造纸工业
  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腐朽的封建官僚主义残酷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国民经济日益衰落，手工业日趋破产，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况；但这又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毛泽东同志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形，不仅给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产，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市场。”
  研究中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的起源史，不能不涉及晚清时期所掀起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官僚当权人物，为了保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主张效法西方，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的技术，开展振兴实业的“洋务运动”。这项运动最初是以军事工业为主，及后逐渐扩展到交通、工矿及民用轻工业。在“洋务运动”之风的鼓动下，朝野有识之士，深知变法图存的重要性，在社会各阶层初步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造纸工厂也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在筹建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30家，这是我国新式造纸工业在“启蒙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
  国人鉴于洋纸大量倾销，利权外溢，而国产手工纸又为洋纸所挤压而没落，深为痛惜，极思挽救之策。当时洋纸使用最多的首推报纸，国人对自办造纸厂，自力更生解决报刊用纸的呼声日高，据宣统二年（1910年）由华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中国实业杂志》三卷6期载《自办造纸厂倡议书——全国报界促进会提议案》一文。
  此项倡议虽好，但在清王朝大厦将倾之际，实难实现，然亦足以反映当时国人眼观洋纸独霸中原，利权外溢，迫切希望自设造纸厂，杜绝漏卮。
  机器造纸在西方盛行后，很快传至日本，19世纪后叶，日本机器造纸工业渐趋发达，成为洋纸输入中国的急先锋。我国曾派人去日本学习新法造纸技艺，有些人学成归国后，在兴办纸业方面作出了贡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清朝廷公费派1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亦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自费赴日学习者亦有之。
  可贵的是，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立（后改为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为培养造纸人才，筹办章楚造纸公司，特设立造纸科，这是我国高等工业院校设立造纸科的第一家。据《清代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考11306项记载：“光绪三十三年，黑龙江设北路工业小学堂，分设造纸、制碱二科，实地练习，其原料则取材于当地，其制法则取法于东西洋，……”。
  清朝政府“洋务派”大官僚中，最为人所熟悉而且与造纸工业关系密切的首推李鸿章和张之洞。有文献记载，李鸿章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上海杨树浦创设伦章造纸局（厂）。其实这段历史记载有误。李鸿章的家属李经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与一些官吏商集资100万两，筹建“南通州造纸厂”；李鸿章另一家属李经滇，1907年被清政府派往汉口度支部造纸厂任会办。李鸿章与我国近代造纸工业的关系仅此。至于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汉口亲自督办了几家新式工厂，其中有一家颇负盛名的官办造纸厂，即武昌白沙洲造纸厂。清政府创办的汉口谌家矶度支部造纸厂和湖北省办的武昌白沙洲造纸厂，不但规模大，而且纯属官办的造纸企业，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之一。
  三、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的历史考证
  近100年来在有关我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史的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厂），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
  实际的情况是，伦章造纸厂的前身，是华人集资，聘外人为经理，由外商出面于1881年所创办的华章造纸公司（西文名称：The China Paper Mill Co.），经3年筹建，至1884年开工生产，初创资本75000两，后增至450000两。开办时聘请美商梅特兰（Maithand）任经理，顾问工程师瓦特斯（T·J·Waters），中国工人600余人，其设备为英国莱司城（Leith）厄姆富士登公司（Umpherston&Co.）制造，计有1930毫米长网机一台，25立方米蒸球一台，长筒型煮锅一台，打浆机7部、切布机、切纸机、压光机等。以破布为原料，生产书写的洋连史纸，日产约2吨。
  为了彻底弄清这家纸厂的历史问题，特将其主要原始史料摘录几项如下：
  1.“大约12年前，本埠外商曾一度积极努力兴办各种工业，那时成立两三家公司，准备从事造纸，其中一家至今犹存（即华章造纸厂）已能用外洋方法大量造纸，每天约达二吨……”（见《字林西报》编著《上海今昔观》，1893年版11页）。
  2.“上海华章造纸厂，已决定改组成为一个股份公司，公开集股75000两，每股50两”（见《捷报》1883年4月18日三十卷，419页）。
  3.“华章造纸厂系美国公司，资本45万两，……每月产纸约63万斤，其制品均系粗制洋纸及包装纸，原料由各地输入破布……”（见《清国事情》第一辑，565页，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
  4.“……八十年代外国资本积极在上海建立机器造纸，有两家洋行曾经筹划试办，但未能实现，只有美国资本办的上海华章造纸厂，自1881年开始筹建创立，1884年正式开工，最初资本75000两，……到20世纪初，已增至45万两，月产约65万斤，成为第一个营利极丰的企业”（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所引用的孙毓堂编《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的近代工业》，1958年）。
  以上所摘引的史料，充分说明华章造纸厂于1881年创办，由美商出面经营的最早一家纸厂，因而有些文献认为它是外商企业，其实不然，如光绪八年6月26日（1882年8月9日）上海的《益闻录》198期278页载称：“本埠现有华商鸠合巨资，拟设纸厂一所，已聘美国某西人综司其事，……”。这项最早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后来该厂的很多事实也证明这个厂是华商所办，而聘请外商出面综司其事而已。在晚清时期，华商企业聘请外商出面经营者颇多，其目的可享受到一些优裕待遇。
  李鸿章原北洋大臣，华章造纸厂在1891年改组更名为伦章造纸局（厂）时，曾经请他批准立案，实际上与他并无关系；但华章厂实际是伦章厂的前身，至于所谓“李鸿章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创始人，伦章纸厂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之说，来自《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9、第11334号，吴承洛著《调查各业志略》一文中载：“我国之新式制纸业，始于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在上海所办之伦章造纸厂……”。此论被后人用以讹传讹，几成“历史定论”。
  华章厂变成伦章厂的经过，据一些文献称：“当时曾任上海道台郑观应和候补同知曹善谦等官僚拟私自集资设立造纸公司，他们于1891年向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报，得到批准开办，遂改组（华章）为伦章造纸厂。”（见姚世迦：“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和造纸》1982，2期）。华章厂自1884年开工后，几年期间，由于，日本输入的洋纸大量倾销，而华章厂经营业不佳，又因该厂所用外地破布，夹杂有病菌，海关禁止进入上海，原料日感困难，时有停产，以致将该厂出售，改组为伦章厂，此事肯定得到李鸿章的批准（见荣元恺：“关于我国第一家纸厂的探讨”《中国造纸》1986，2期）。
  我国最早的机器纸厂，除上海华章厂，外，还有广东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即后来盐步造纸厂的前身。该厂于1881—1882年间由华商筹建，与上海华章厂同一时期。据《捷报》1882年9月9日二十九卷、270页载：“广州已成立一个造纸公司，机器业已购妥，现正在兴建厂房。中国向以竹造纸，拿棉絮造纸是否较廉，尚属疑问，但此公司对自己经营之前途很乐观。”由此可以推论，该厂开始成立筹建当在1881年，至迟也在1882年初。因此上海华章厂（1881年）和广州宏远堂纸公司是我国最早的两家纸厂。
  四、晚清时期机器造纸工业的情况
  我国采用机器生产“洋纸”从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渐次发展，至宣统三年（1911）的30年间，，据荣元恺等人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创设的机器纸厂（包括半机械生产的纸厂）共约32家。这是我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的“启蒙时期”的产物。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虽历时30年，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们对于我国近代新式造纸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蒙”和“奠基”的作用。
  这个时期兴建的纸厂，除少数是大厂外，其余规模都较小，设备简陋，有许多在建厂阶段和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质量不高，生产衰退。现仅将其中几家较具规模而且影响较大的企业沿革。加以叙述。
  （一）上海华章造纸厂、伦章造纸厂
  该厂创办过程略述如上。自1891年改组为伦章造纸局（厂）后，由上海（卸任）知县曹善谦主持经营，当年生产白矾纸（机制洋连史）600吨，但由于不善经营，连年亏损，1904年将厂抵押给洋商，后经同知衔韩之鹏设法赎回。据《上海道禀陈商务利弊》（刊于1904年3月20日上海《中外日报》）一文称：“……如伦章造纸公司，先由曹守（知县）善谦（经营）亏损，抵押洋商，经同知衔韩之鹏设法收回……”。同时拉入部分新股，至1906年，又告停工。据1907年日本文献《清国事情》卷三，565页载：“……伦章纸厂，资本30万两，每月产纸40万斤，但因负债累累，现已不得不停工”。后该厂转售给广东商人朱培初经营，景况仍然不佳，1909年再度停工，积欠债务，无法清还，债权人向法院申拆，厂主朱培初被收押下狱，厂房被查封，因欠日本债务，所以委托日商宝和洋行出面将厂拍卖。
  此次拍卖，由于出价太低，拍卖未成。因有其他债权人四明银行出面干涉，日商未能再行独自拍卖。该厂自此停工数年之久，直到1915年才由信义洋行买办出身的宝成纱厂经理华商刘柏森承租经营，营利后归还资金，并改为宝源造纸厂。1925年又改为天章造纸西厂，与刘柏森氏所经营的上海浦东天章造纸东厂相对应。
  这家中国最早的机器造纸厂，从1881～1925年几次易主，历尽风霜。新中国成立后，这个70年的老厂，经过技术改造，恢复生产。“文革”时更名为先锋纸厂，后又与上海纪录纸厂合并，称为天章纪录纸厂，专制加工纸。
  （二）广东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
  该厂由华人投资，于1881～1882年间开始筹建，厂址在广东南海县水藤乡盐步村，最初由钟锡良（钟星溪）独资创办，向英国订购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又缺人才，工程进展甚慢，直至1890年由粤海关官员周荣曜加入股金，聘请英国技师，购入英制2285毫米长网纸机一台，于1890年正式开工出纸，以破布为原料，生产洋连史纸、包装纸等，年产约600吨。
  这厂的命运，也同华章厂一样，几经波折，数度改名易主。开工几年后，营业不善连年亏损，至1905年广东官方借故将大部分股权充公，改为官商合办的增源造纸厂；至1906年由广东官厅独办，改名为广东官纸印刷局，简称官纸局。1912～1945年期间，由商人买去，改为盐步造纸厂，后又改为绵远造纸厂。抗日战争时期，为日人强占经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敌产标卖，由军阀罗卓英购去经营。建国后，厂主逃亡国外，无人负责，遂由政府将机器拆迁，并入广州造纸厂。
  （三）上海华昌造纸厂多年来在一些文献对上海的“华章”和“华昌”这两家早期纸厂，混淆不清，误认为两者是一家，其实不然。
  华昌厂是晚清时继华章厂之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二家颇有名气的纸厂。也是以外商的名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厂，厂址在浦东。据《日本纸业综览》653页记载：
  “1899年6月，上海新设之华昌造纸公司浦东工场开始建厂。此公司由美国、法国和中国的资本家合资创立。资本银45万两，后增至60万两。厂中一切设备技术均委托（日本王子制纸会社）大川平三郎设计，由新井要之助、铃木实两人为该厂监工员。”
  又据《中国工业》月刊（1943.5.15）载：“光绪二十四年，中西人士集资在浦东陆家嘴合办上海华昌造纸厂（西文名ShanghaiPa-perCo.），至民国二年（1913），为华俄道胜银行接办，改称上海造纸公司（Shanghai Paper Mill Co.）华名仍称华章造纸厂。因亏损售与日本人经营，改名三菱制纸公司，后二年因抵制日货，存纸销不出去停顿，至1920年，由刘柏森收买，改名宝源纸厂东厂。”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亦载：“……光绪二十四年，由外商设立，华名为华昌造纸厂，民二年改由华俄道胜银行以债权人资格接办，华名改为华章造纸厂，民四年归日商经营，改名为三菱制纸公司，民九年由宝源西厂（即原杨树浦的伦章纸厂）经理刘柏森买回改称宝源东厂，民十一年遭大火停办，修复后于民十四年改为天章造纸东厂……”。
  华昌厂经三年筹建至1901年开始出纸，据《日本纸业综览》655页载：“上海浦东之华昌造纸厂开工出纸，开始营业。有美国制造98英寸长网机二台，主要生产洋连史，其后1905年又添置英制100英寸场克纸机一台”。
  所用的原料因破布价格昂贵，来源困难，故首创碱法漂白稻草浆，为我国自制漂白稻草浆生产文化用纸的先驱。但因大量使用稻草，草价亦上涨，据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6期载：“上海（浦东）烂泥渡附近新设造纸厂一所，惟杨树浦伦章造纸厂一应原料，均系旧布废棉，而此厂（华昌）则用稻草，所出之纸与前厂（伦章）不相上下，故沪上浦东各乡之稻草，皆被收买一空，价遂飞涨，每担需四百文钱左右，闻该厂每月所用稻草，须4500担。”后来由于日本连史纸倾销，难以抗衡，故改用破布、稻草配合生产普通印刷纸、包皮纸等，据1907年《清国事情》卷三、565页载：“华昌纸厂系美公司，资本45万两，使用日本技师，昼夜开工，每月产约约65万斤，其制品系粗制洋纸（白报纸等印刷纸）……有时原料颇感困难。虽然如此，1905年所付股息仍达一分四厘。”但没几年渐入困境，难以维持，原雇用日本技师新井及铃木二人，于1911年解雇回国。
  由于连年亏损，招股增资迄未实现，据《捷报》1912年3月16日载：“上海华昌纸厂增资工作的进行，显不如股东预料之顺利，在已认交4557股，实收仅85股，董事长谓该厂现在（债权人）华俄道胜银行控制之下，该行有权取消抵押纸厂财产之取赎权。此为上海工厂企业普遍失败之另一例证……”。
  招股增资不成，最后被迫解散，氢《日本纸业综览》668页载股东会议决议：“……招股既不可能，但现欠华俄道胜银行抵押债款365000两，应如何解决？结果公议除由债权人任意处分外，无其他办法，决议公司即行解散。”
  道胜银行接办后，改名为华章造纸厂，于1913年复工，聘荷兰人为打浆车间主任，丹麦籍人上海出生的博海生为机修工程师。改组后业务并不见好转，不久又因亏损而停工，旋由日人三菱收购经营。据《日本纸业综览》680页载：“大正四年（1915）八月，停工已久的上海浦东华章造纸公司，出售与合资会社三菱制纸所，由三菱派高桥练龟任厂长，前往接办”。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中国人民爱国热情，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三菱经营的三菱制纸厂，头几年营业尚佳，至此时则难以开展，据（同上书）706页载：“三菱受打击，业务异常困难，出纸无法销售，乃决定出售于华商宝源号（即宝兴盛洋杂货号）主人刘柏森，于大正九年（1920）正式移交刘氏接收。”
  至此，上海在清末以外商为主出面开办的“华章”和“华昌”两字老字号的纸厂，几经沧桑之后，终归华人企业家刘柏森所有，先改为宝源造纸东厂、西厂，随后又改为天章造纸东、西厂。东厂于1921年购进美国三袋式磨木机，自制机械木浆，成为我国自产磨木浆新闻纸和掺用精制漂白稻草与木浆生产双面光道林纸的第一个厂家，此两厂经过多次技术改造，目前已成为上海造纸工业重点企业之一。
  （四）上海龙章造纸厂
  龙章造纸厂是清末创办的几十家民族造纸企业中，始终能够战胜困难，坚持发展比较成功的纸厂。它创办于1904年，厂址在上海龙华附近石灰港，初拟官办，后采取官督商办，1905年聘请日人技师设计建厂，1907年出纸，进展颇快。1909年因亏损乃公开招股增资，此后数年适逢欧战，洋纸来源稀少，故营业颇佳，不断扩充改造，生产道林纸等品种，在国内市场颇有名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国民政府经济部协助，经历重重困难，将所有设备拆迁入川，在重庆建厂（在拆迁航运中曾被日机轰炸而丢失了部分设备），不久由国民政府收购，改名为中央造纸厂，即今日重庆造纸厂的前身。
  负责创办龙章造纸厂的庞元济，原系吴兴殷商，所谓“京官”不是科举考试出身，而是捐官钱买来的。关于龙章厂创办人，除庞，元济领头外，还有苏葆笙（买办）、吴少卿、祝大椿（瑞记洋行买办）等。这几个都是买办，成为后来入伙的商股。
  庞元济受任后，即到日本考察，请求王子造纸株式会社派技师协助建厂。于1905年5月开始建筑。龙章厂由于筹建进展顺利，至1907年3月即建成投产。《光绪政要抄件》（实业七）载有龙章厂开工的报告。清廷以庞办厂有功，“于光绪三十四年1月11日特赏庞氏正二品功牌”。
  庞元济在旧社会创办龙章厂艰苦创业数十年，工作确有实效。同时与其后继的家属庞怡斋、庞赞臣等人善于经营管理也是分不开的，确为我国早期民族造纸工业的楷模。
  龙章厂的设备，委托上海美商茂生洋行购办，主要的有100英寸长网纸机二台，纸机烘缸有4英尺直径者4只，10英尺直径一只，由美国贝洛依特公司（BeloitCo.）制造，日产洋连史纸约28000磅。由二台70马力蒸汽机拖动纸机，另有700马力蒸汽机及100马力柴油机供其他设备的动力。乔登式精浆机2台，1200磅打浆机12台，140立方英尺蒸球2台，以及切布机、除尘机、水泵等；水塔容水量为100万加仑（见日文《支那经济》27页）。龙章厂当时的规模较大，仅次于汉口度支部造纸厂。
  龙章厂自开工以后直至本世纪30年代，虽遭受到多次挫折，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业务迅速发展，生产稳步上升，所生产的洋连史纸，以“双龙”牌为商标，按厚薄分为顶字、天字、头字、特字、正字等几个等级，另外生产一种矾毛边纸行销南北各地，供书画、印刷、裱糊之用。原料以破布为主，旧麻次之，兼用稻草和由湖北运来的龙须草，后又掺用进口木浆生产道林纸、模造纸等西式纸张，在国内市场很受欢迎。
  （五）武昌白沙洲造纸厂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城外白沙洲，创办白沙洲造纸厂，原拟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以集资金，但没有实现，最后决定官办，由湖北官府筹资20万两，后又增至30万两，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筹建。不久张之洞奉命调为军机处大学士，由陈夔龙任总督，造纸厂由工业学堂监督程子大（颂万）接办。该厂有比利时2184毫米长网纸机一台，至1909年建成投产，日产毛边纸、连史纸约3.5吨。但因官僚办厂，经营管理不善，辛亥革命后，无法维持，1913年改由商人好时公司马稚庵承担，公家只收股息，但商人因欠租被押；1916年转由大展公司劳用宏承租，又因供水不足，业务不佳，退租停办；旋由湖北巡抚段某出面商请汉口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富商刘子敬出资承办，然资金太少，亦无法发展生产。在此期间，曾一度筹议与汉口财政部（原度支部）造纸厂合并，但未成功。后由福成公司承租，1919年停办。从此长期陷入停顿状态，原有2台小型长网纸机，因保管不善，大部分锈坏或丢失。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湖北省府建设厅将剩下的8个烘缸及其他残余设备，迁入四川万县，由中元造纸厂经理钱子宁协助筹建“湖北省建设厅造纸厂”，不久，又由钱子宁收购，改为万元造纸厂，即今万县造纸厂的前身。
  从上可知，我国第一家由地方官办官造纸厂的遭遇是很具典型的事例，从史料中得知该厂虽然失败，但它在开始时也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在建厂的同时，即抓造纸原料基地建设，这是我国近代造纸工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创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9日继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向清朝廷禀报关于筹建白沙洲造纸厂进展情况的奏文称：
  “中国造纸旧法，极为繁琐，工程需时，近来东洋新法，多用药水煮制，无论何项腐弃之物，均可化为有用，若不设法改善仿造，难与之抗衡。经升任督臣张之洞选定武昌城外白沙洲地方，筹建造纸专厂，遴委候补道程颂万会同官钱局候补道高松如议章奏办。现该厂工地，一律筑就，房屋次第造成。已与比国鹰德司太尔厂（按：原名是Industrial&Commercial Co.）订立合同，购有能造竹、木、棉、草四种之头等机器，约于九、十月到厂。将将金口至武昌一带大堤两旁，悉种楮树，复辟圃于厂内，悉购各国造纸原料质（植）物，分别栽种，将次第栽植于堤畔。目下业经遍植，明春即可成林。预算将来每日所造纸张，除去一切成本、工资、股息、杂费各项开支而外，总可得有盈余。此鄂省创办造纸厂之大概情形……”。（见《庸盫尚书奏议》卷九）。
  白沙洲造纸厂于1909年夏开工，所制洋连史纸按品级分为十种字号，从最轻的每件15刀重75磅的左字连史，到最重的105磅的佳字连史止。此外还出毛边纸、楮皮纸、京庄报纸、包皮纸等，日产约2.5吨。
  由于官僚腐败厂中贪污盗窃、虚报冒领，尽入亲信腰包，从开工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仅2年多时间，将官钱局所拨官股20万及商股20万两，几乎亏损殆尽。至于向外国订购机器，趁机大捞自不待言，在程子大经营数年间，厂中资财耗尽，而他却成巨富。风声传出，议论纷纷，结果买通官节，仅仅撤职了事。此厂元气耗尽，官方再无力经营。
  以上情况显示了旧中国官办企业的通病。程子大被撤职后，由郑宝琛继任总办，勉强维持，辛亥革命后不久复工，据1912年6月《湖南实业杂志》第一期载：“白沙洲纸厂……自反正（辛亥革命）后，机械破坏不少，旋实业司委蔡存芳为经理，……刻闻业已开工，可造纸20余种，每日（单班12小时）可出纸60把（件），重85磅（共约5000磅）。”
  糊北实业司接办未及一年，又因主管人贪污亏损而停办，由商人好时公司马稚庵租办，据《中华实业丛报》7期载：“该厂因官方无资经营，现改为商办……添购机器，聘请特等技师，大加改良……定于9月8日开工……”。这是1913年的事。
  马稚庵经办一年，因须添购供水设备，拒付租金，双方发生纠纷，至1914年官方将马扣押，又告停工。此后与汉口俄华道胜银行华方经理刘子敬恰商租办，因资金太少，并无结果，后又租给大展公司，据1916年10月《农商公报》三卷3期载：“白沙洲纸厂……十年以前均是亏损，现由大展公司劳用宏与梁伴声合股承租，延产东纸厂，何应华为工程师，每日开工12小时，出纸120多令，质坚色白。“但此厂由于原设计不周，没有蓄水池，供水泵能力又小，长江水位下降时，给水困难，不久又退租停办。
  1918年9月，又租给福成公司王明文，不到半年，复因供水问题未得解决，又告停办。据1919年《安徽实业杂志》20期载：“湖北王兼省长抄送福成公司承租合同咨送省议会请求追认的文件称：“……查该厂造纸机均属旧式，制出纸张只能供印刷报纸之用，又因取水机力过小，一遇水落，无法应用，不能照常生产，当大展公司退租后，寄住客军，房屋机器损坏愈多，福成公司因此关系，年租要求减少……已由署核准承租。”1919年4月《中国实业新报》4期32页也载：“白沙洲造纸厂自福成公司接办后……业于昨日生火试机，不日开工，制造报纸，秋凉后增加夜班，预计每日可出纸五千磅云。”
  福成公司承办至何年，无从查考，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这个停顿已久的纸厂，才由湖北省府建设厅整顿复工，改名为湖北省造纸厂，并委托中元造纸厂另造一台圆网纸机，适逢抗战，机器折迁入四川万县重建。据1945年8月6日《工商新闻》载：“湖北省造纸厂，在武昌白沙洲纸厂原地……当时日产约3.5吨，后因亏损停工，机件多已锈损，零件大部散失。民国27年（1938），武汉撤退，大部分机件运出，省府委托中元纸厂另造圆网机一套，亦同时运存宜
  昌三斗坪……”。后来转运至四川万县设厂。
  （六）汉口度支部（财政部）造纸厂
  这是清朝廷直接投资兴建的一家规模较大的官纸厂，开始筹建时间虽比白沙洲纸厂为早，但因议而不决，实际建成投产则在清廷覆灭之后。这个厂的遭遇，也同前者一样反复曲折。据1903年《东方杂志》一卷2期11页载：“顺天府尹沈，奏为请设立度量衡并造纸局（厂）”。
  奏文交财政处和户部讨论，事隔3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财政处和户部决定筹建造纸局和印刷局，主要为印制钞票，要先派员赴日本考察，再行研究。
  当时有些官员，对建设造纸和印刷局，雄心勃勃，建议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各设纸厂和印刷厂，据《京话日报》第676号（1906年6月）载：“要紧新闻——设立造纸印刷局，财政处会同户部，奏请采办机器，设厂造纸，并设印刷局，奉旨交财政处议奏，现已议准，请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处设立造纸厂、印刷厂一所，选派委员经理。”经光绪皇帝准奏，即派大员率领18人到日本调查办厂章程并学习有关造纸、印刷技术。
  京师造纸厂的厂址，初期拟设在通州，1907年度支部造纸厂批准成立后，即开始向外商洋行洽构机器。但不知何故（据说是洋人建议），厂址不设于通州，改设在汉口刘家庙附近的谌家矶。原先户部和财政处拟在京、津、沪各设造纸厂、印刷厂，由于清王朝已临末日，财政困难，最后决定只在北京白纸坊设立官印局一所，在汉口设造纸厂一所，计划由汉口纸厂生产纸张，供给北京官印刷局使用。北京官印刷局主要任务是印刷纸币、邮票及其他证券、票据。
  汉口造纸厂自1907年筹建到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五载，迄未竣工投产，是年辛亥革命爆发，工作停顿。到了民国二年（1914年），由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善后借款中拨出150万元续建收尾工程，1915年开工，改名为汉口财政部造纸厂。
  开工后产品颇受欢迎，随即扩充设备，增加生产。该厂在当时是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技术和财力最雄厚的纸厂，本当大有作为，但是，因受官僚腐败之害与白沙洲纸厂同一命运，以失败告终。据1919年2月25日长沙《大公报》刊载一篇专访文章称：“汉口财政部造纸厂，开办了多年，机器也很完善，但没有什么成效，因为这是官办企业，没有什么股东干涉，所以办事人可不必求谋工厂之发展，只要谋自己私利就好了，那怕有公正的人主持，也是不能久居其位；即令办理认真而自己是一个门外汉，不晓得节省糜费扩充业务之办法，也是枉然，延到现在，不独没有成效，弄得奄奄一息了。”
  当政腐败不得根除，加之技术人才匮乏，技术设计、管理大权往往操于洋人之手，无人过问，亦是失败原因之一。汉口财政部纸厂自20年代初，即长期停办，直至1938年武汉被日本人侵占前夕，由国民政府经济部雇工仓促拆下残余机件迁川，在成都由建国纸厂重新修配使用。
  （七）广东江门造纸公司
  广东江门造纸公司即今江门造纸厂，从清宣统二年（1910年）创办，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清王朝、民国、新中国的老厂，如同上海龙章厂一样，在旧中国经历数十年的风霜，不断战胜困难，稳步发展，直至今日。现这个厂已成为广东造纸工业骨干企业之一。
  该厂的创业者是广东新会人余文镕、余文铎、余觉之、余乾甫等人，他们中有些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同文书院，因有志于发展我国新式造纸工业，在留日期间曾到日本王子造纸会社的中部工场和气田工场实习年余，并到其他厂参观学习，1909年学成归国，筹集资金，在家乡创设江门造纸公司。厂中办事人员多数是余氏宗族。据《工商半月刊》四卷16～22期“中国造纸工业概况”一文中载称：“江门纸厂，设在新会县文昌沙，宣统二年成立，由余文铎、余乾甫、余觉之三人创办，民国二年开工……日产纸一万磅，总工程师余文镕，日本留学”。又据《中国经济年鉴》第二册（1935年）载：“江门造纸公司，资本166，100元，一次交足，宣统二年余文铎等开始筹办，民国二年二月开工，总经理余文铎，总工程师余文镕，皆留学日本，有造纸经验。”
  江门纸厂是华侨资金创办，据1946年4月29日《正言报》邝梓康著《中国民族造纸工业的检讨》一文称：“……唯一的华侨投资和技术较优的纸厂，就是江门造纸厂，由旅日华侨集资创立……”。但也有人认为余文镕等虽在日本留学，其办厂不一定是华侨资金。江门厂在技术上占有优势，总经理、总工程师等负责人都是留日造纸专家，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方，技术上掌握主动权的结果。
  该厂由于有内行人主持，开始设计时即精打细算，例如，为节约锅炉投资，采用木炭煤气机为动力，有两台总功率为500马力煤气机，其中有200和300马力机各1台，后又添设300马力1台。造纸机由日本南千住机器厂订购90英寸双圆网9缸纸机1台，打浆机5台，蒸煮锅2台。到1914年改造为长网纸机，并增设压光机等，便于生产各种高级纸张。1916年又派余铸东赴日学习造纸，回国后自行制造新式打浆机5台，该厂所用原料为旧棉麻、废纸、稻草等，产品为普通印书纸、新闻纸、打字纸、包装纸等，日产约5吨。
  江门厂开办时资本虽小，但结合实际自行设计施工，自行制造和加工改造设备，讲求经济效益，虽在洋纸倾销挤压下，仍能稳步前进，并不断发展。
  （八）其他纸厂
  从光绪七年（188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30年间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各省开办的纸厂，除上列7家在当时较具规模，影响较大外，尚有各省开办及拟办的纸厂，有史料可查的分别简列如下：
  1.香港大成造纸公司
  被英国占领的香港，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广东人刘色创办大成造纸公司。刘色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与曾在英国纸厂工作的华侨谢英明合作创办，购得英制84英寸长网机全套设备，于1887年建成出纸。厂址设于有水源的湾仔，以破布为原料，仿造中式连史纸等，初期营业尚佳。1888年又向香港瑞吉银号贷款，添置第二台纸机及附属设备，均用蒸汽为动力。扩建后有84英寸长网纸机2台，切布机1台，10英尺直径蒸球5座，600磅打浆机10台，1000磅成浆机4台，全厂设备较为齐全。但由于工人操作技术较差，产品质量低，废次品多，长期不得解决，以致销售困难，陷入半停工状态。
  1891年，刘色将全厂资金抵押，由债权人瑞吉银号接办，仍请谢英明任工程师，营业尚可维持。1929年港府为之解决居民饮水间题，与该厂协议，利用纸厂水塘扩大为蓄水池，厂房及设备全部价购，港府将机器标卖，结果仍由谢英明以大生造纸公司购入，运往广州另建广州造纸厂。
  2.台湾中寮机器竹纸工场
  这是台湾第一家机器纸厂，系台籍寥皆得创办。他曾在日本学习造纸，购得一台小型圆网纸机，于光绪24年（1898年）设厂于台南新营白河庄关平岭，1900年开工，制造迷信用的竹料纸，叫做“礼拜纸”。
  3.四川彭县造纸厂
  据《东方杂志》一卷10期载：“四川彭县纸厂沟原有纸厂（手工纸厂）销路甚旺，近有某绅商由粤购备造纸新机器，仿用西法，削竹入机器中，旋转旋复即成纸浆。欲制何纸，即置浆于某机（造纸机），一昼夜可出纸数万张。”
  4.浙江衢州造纸厂
  据《东方杂志》称：“衢州产之竹纸，向称极佳，近因洋纸倾销，以致生涯冷淡。刻有该业吴某集众筹资，议购机器设厂，仿照东邻办法造纸，以挽利权，并遣人赴日学习，以便传授。”（此厂并未办成）。
  5.浙江宁波通益造纸厂
  据（同上刊二卷2期）称：”宁商赵家奎，集股创设通益造纸厂于（宁波）北门外，已奉禀商部注册。”（此厂未办成）。
  6.台湾中寮第二造纸厂
  1904年台胞廖皆得又在台南萌山设竹纸工场，是为中寮竹纸厂的第二家，据日人调查资料，此二家都是机器造纸的小厂。
  7.台湾玉山竹纸厂
  1904年，台胞黄文来，在台湾嘉义郡番路庄设立玉山竹纸工场，用机器打浆，手工抄纸，有工人数十名的半机械化纸厂。
  8.重庆富川造纸厂
  据《东方杂志》1905年二卷8期173页载：“川省纸业自洋纸盛行后，利权大为所夺，重庆陈崇功君，留学东洋实业专门，已历四载，于造纸及制瓷织布等工艺，均有心得，乙己年（光绪三十一年）返渝，即集资万余金，在郡城南五挂石地方，创设富川造纸公司，专收一切无用草料及破布等，以资造纸……”。
  9.泸洲川南造纸公司
  据（同上刊二卷11期）载：“泸i州属忠信、崇义等乡所产山竹，岁可造纸二十余万捆、值银二十万两以外，现有合江某君，筹设川南造纸公司，采用西法机器造纸……”。（按：此厂亦未办成）。
  10.四川梁山造纸公司
  据《广益丛报》1905年第23号载：梁山向产黄表纸，行销省内外，邑人李济川有志于新式纸业，联合十余人，集资10万元，在该县梁平设造纸公司，从事黄表纸之改良制造。
  11.福建浦南造纸厂
  据1905年12月5日《时报》载：“漳州龙岩一带，所产竹料甚多……闻在籍户部郎中胡廷清，拟在浦南（属龙岩县）地方设浦南造纸厂，资本30万元，已集得十分之三，其章程悉仿上海龙章厂所订办法。已于日前专差赴部注册，机器一项，胡部郎拟亲赴东京视察购办云。”（按：此厂亦未办成）。
  12.广西兴安官办造纸公司
  1906年《东方杂志》三卷6期载：“广西兴安向出纸料（竹料），而制造尚未大兴，近经工商矿局派员会同地方官勘购厂地，设一机器造纸公司，并委吕笃及戴哲文二人前往主持业务。”（按：此厂亦未办成）。
  13.四川忠州造纸厂
  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隗瀛涛、李有明、李润苍等编撰《四川近代史》（1985年12月版），引自《四川官报》戊申（1908年13册）资料称：“忠州（忠县）造纸厂由留学日本东京化学专科，通江人吴铸九，（1906年）筹集股本，组织一化学造纸厂，吸收残废账薄及各字纸，以药水融化，令墨迹沉下，纸料浮上，复造成纸，其质不减外洋。所造颇能适用，闻其价甚廉矣。”这是我国最早施行的“废纸脱墨法”的报导。又《广益丛报》1906年第9号载：“其纸质坚厚，商家用以裹物极受欢迎，嘉（定）、叙（府）、泸（州）、渝（重庆），均寄资订购。”
  14.成都乐利造纸公司
  据《中国机器造纸发展简史》（初稿）载：“乐利造纸厂，设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于1908年全部机器运到成都，在东门外三官堂附近建厂，于宣统元年二月试车出纸，以生产有光纸为目的，后因亏本，于宣统三年停办。”
  另有说与上述不同者。据《四川官报》丁未年（1907）第一期载：1906年开办成都乐利造纸公司，由劝业道同孝怀倡导，由商人朱秉堃集资（10万元）承办，吸收官股，并为四川官府生产8种公牍纸张，川省暗记官状格纸，由劝业道定价，公牍纸每张钱二文半，官状格每张30文。其产品除公文纸外，也仿制着色洋纸。据李喆人回忆录《乐利纸厂略历》称：该厂由于缺乏制浆生产设备，仅维持一年即停产。
  15.山东济南滦源造纸厂
  1906年成立，厂设于西门外铜元局前街，官商合办，有扬克式长网纸机一台，聘德国技师设计安装，于1909年开工。开工后由于产量低，连年亏损，1916年出售，山东督学马学良以7万元租赁承办，改为成业造纸厂；至1919年又因资金不足，由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等人以35万元购买，改为华兴造纸厂。据《中国实业志》（1934年）载：“滦源造纸厂改成业后，因资金不足，营业不佳，原定资本100万元，只收四分之一，至民国8年，让渡于华兴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年4月正式开工。”此厂由华兴经营后，业务有发展，至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王子造纸系统侵占，加以扩建改造，生产卷烟纸等，该厂即今山东造纸东厂的前身。
  16.天津新兴造纸公司
  据《各省工艺汇志》四卷12期，实业19项（1907.7）载：“新兴造纸公司，天津职商杨宝慧集银13万两所创，禀经工艺总局转详新督袁尚书（袁世凯）批准，咨部立案。”（按：此厂未办成）。
  17.四川夹江造纸厂
  据吴玉章：《四川》第3号（1907年）“十月记事一览”文载：“夹江县素为川省产纸之区，由于洋行盛行，致纸业日坏一日。该县于1907年出现新式造纸业。某商邀约数人，集股数千金，聘人赴东洋购办机器、药料，以图改良。药水若干种，购回后即设厂试造，新出之品，坚韧洁白，与洋纸无大异。”
  18.河南罗山造纸厂
  据1907年《东方杂志》四卷12期200页载：“河南罗山产竹，可供纸料，近由张、丁二君招集股本，设立罗山造纸公司，以机器造纸，近已开办，出纸甚佳。”（此厂不久停办）。
  19.江苏镇江造纸公司
  据《各省工艺汇志》四卷12期（1907.7）载：“尹克昌等发起招集股金25万两，在镇江北固山下创办镇江机器造纸公司，与中国最大之书局，报馆约定出货销路云。”但该厂因考虑不周，规模过大，资金不足，加以主持人有侵吞股款行为，未几即以机器向大清银行抵押，至宣统三年，厂房尚未建成，而告破产，机器被银行拍卖抵债，尹氏被地方官收押。
  20.江苏南通州造纸厂
  据《各省工艺汇志》四卷12期载：“南通绅士徐君等，创设机器造纸厂，以南通州所产络麻、楮皮、桑皮、蒲草、蔺草、稻麦秆、玉米秆等制造，已集资2万元，先行开办，已禀由商会转呈农工商部核定。”又据《捷报》1907年1月14日17页载：“关于南通州设立造纸厂事，户部业经奏报，该厂资本为200万两，完全由华北及华中的中国官吏及绅商于明年认股，每股50两，以便财力稍逊者便于认购。上海职商刘石泉道台，被选为该厂总经理，以李经启为驻厂经理，……纸厂将仿照西法组织有限公司，机器将于明初向美国订购。”
  根据以上史料分析，南通州纸厂最初是由徐某等以2万元资金试办的小纸厂，随着就有华北及华中官吏及绅商等准备筹资200万两开办大型纸厂，投资额与汉口度支部纸厂相当，由上海道台官员兼任总经理。这个厂究竟结果如何？迄未发现有关史料可查，可能并未建成，否则这样大型纸厂，决不会不为后人所知。
  21.台湾三菱竹纸厂
  据日本纸业资料记载：1908年，日本三菱制纸会社决定在台湾斗六厅下林内庄附近，购下厂基及大片竹林，开始建厂，定名为三菱竹纸工场，作为该公司分场。并将该公司在日本国内的商砂工场蒸著锅及78英寸圆网纸机运台安装，但因成绩不佳，历年亏损，至1914年停办。
  22.辽宁沈阳官纸局
  1909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称：“……因纸张翔贵，又在（沈阳）城中设立官纸局，均已先后开办，建厂购机备料，及常年经费，皆于磅余项下开销……”。此厂可能是机器打浆手工抄纸的半机械化小厂。
  23.吉林志强造纸公司
  该厂设在吉林永吉，据《中国机器造纸发展简史》147页载：“（东北）国人创办的制纸工厂，以吉林志强造纸公司为最早，成立于宣统二年，当时资本为吉平银30万两。至宣统三年，发生火灾被焚后，请求收回官办，但未得成功，拖延至民国3年停办。”该公司购得日本制圆网造纸机1台，日产能力1吨，由日本技师安装，宣统三年秋试车，以树皮、高粱秆为原料，制造普通印刷纸，但未几即遭火灾。
  24.四川铜梁造纸厂
  据《四川近代史》载：四川铜梁县纸业，在光绪初即开始改良，“光绪二年，有侯姓者从事改良，以树皮为原料，成绩欠佳。后经人投资，始获相当效果。乃由邑人筹款万余元购买机器设备，终因不得其法遂告失败。”
  又鍾崇敏：《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彭洋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均列出四川在清末所建7家造纸厂一览表，其中铜梁造纸厂建厂的年份是宣统二年（1910），而不是光绪二年。
  25.湖南章楚造纸厂
  据1911年《湖南实业杂志》一卷4期12页载：“湖南一些热心振兴纸业的人士，集资筹建章楚造纸公司，并登报发表一篇热情洋溢鼓动人心的倡议书。”
  此厂系当时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制纸科师生发起筹建的，当初有一日人技师，厂址在长沙南郊豹子岭，有日制880毫米双网三缸纸机1台，附有压光机、切纸机等。于1913年正式成立后，改为华丰纸厂，但经营不善，不久告停。1933年由湖南省建设厅出资改组成官商合办的湖南造纸公司。
  总计以上所列，从1881～1911年清朝覆灭为止，30年间已建成或筹建的大小纸厂共32家（注：这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其中有数家未办成。从分布地区来说，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已有十几个省市和地区，这些纸厂官办和官商合办只有三家，绝大部分为商办；纸厂规模除前面所列7家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全外，其他都是设备简陋（有一、二家是半机械半手工纸厂），规模很小的纸厂。遗憾的是这批早期民族造纸企业，其后事如何？绝大多数均无文献可查，不知其下落，到民国初年，只剩下十余家而已。
  在“启蒙时期”创办起来的民族造纸工业，其失败的原因，据当时担任官方工业调查大员吴承洛所作的结论，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考11334项载吴承洛“调查各业志略”一文中略称：
  “我国的新式纸业，……全归失败，溯其原因：一、水质不良；二、交通不便，布缕之供给较小；三、木浆仰求国外；四、碱、漂粉、树脂等亦仰给舶来，根本缺陷，故难发展……”。这四个原因，其中说水质不良，这不尽符合实际，造纸用水，固然重要，但全国几十家纸厂未必都受到“水质不良”的影响。至于说交通不便，以及木浆、烧碱、漂粉等仰给国外，这倒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一切化工原材料、设备器材以至铜网、毛布……无一不依赖舶来品，对于生产确有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最根本原因，首先是封建官僚的腐败，浸透到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这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其次是缺乏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非常缺乏，当时创办的几个较具规模的纸厂，都是依靠洋人，从设计、设备选型、施工以至生产管理的技术大权，全操于洋人之手，自己不懂，又无经验，因而产生许多脱离本国实际的不良后果；三是当时国内工业环境和各项基础设施，协作条件等还不具备，给工厂带来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四是清末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交将煎迫，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苛捐杂税负担沉重，工商业备受摧残。由于这些原因，在洋纸的挤压下，无力抗衡图存。
  总之，我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经过清末30年的艰苦播种耕耘，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对于我国现代化造纸工业的发展，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