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宫廷用纸
  清朝廷内宫用纸，在康、乾时期，除很小部分由清廷宫纸局（厂）加工生产外，大部分由各地征购或派贡；道光年间官纸厂停办以后，内宫所用各种纸张，概由地方供用。
  清初，顺治年间，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各地造纸业衰落不堪，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即使久负盛名产纸重镇的江西广信府，纸业亦极度衰落，朝廷贡纸难以完成等情况已见前述。但随着政局趋于稳定，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发展，纸的供应逐渐充足，派贡任务，都能完成。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由于洋纸涌入，国内纸业渐趋萎缩，朝廷由地方贡纸仍在进行，名义上当作钱征购，实际上所抵的代价甚低，加上有些地方官商从中克扣，压低纸价，故纸坊所得低于市价；不但如此，还须负责长途运送到京解缴，所需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劳役饷银等开销很大。仅举山西蒲州为例，即可见一般。其时张之洞为山西巡抚，目睹纸户如此痛苦，故具文上奏朝廷，请求停征官纸，改解现金，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九载张之洞的《请将晋省例解捆纸折价解部》奏文略称：“……向以承应官差，为行头胥吏所扰，故蒲州纸户流亡失业，尤为困苦，屡次呈诉求免。综计纸浮（贱）于例价十倍，……即如毛头纸一百万张，呈文纸四万张，合计包裹、绳束、箱箧、毡席，解役行李，共重三、四万斤，晋地路小艰难，任载有限，用大车五十余辆，用驴则三、四百头，……”。蒲州素产麻纸、桑皮纸，但其所产毛头纸、呈文纸，产量远不及山东，而每年仍按例解五十辆大车的纸张，纸户负担很重，被迫流亡失业，故上诉求免。山西贡纸成灾，其他各地，当不能幸免。
  光绪帝御用的五色洒金笺及其他笺纸，很是豪华讲究。京师并不加工此产品，只有苏州制造，但习惯上却令安徽凤阳关官员负责办贡。据上海《益闻报》1249期转录光绪十八年12月28日《京报》刊载：“头品顶载安徽巡抚臣沈秉成跪奉……准总管内务府大臣咨，光绪十八年6月11日懋勤殿奉旨：传安徽巡抚，上使（皇上用）朱红绢四龙幅方笺六百张，见方一尺九寸；五色金蜡笺纸二百张，长六尺宽三尺；五色素蜡笺二百张，长六尺宽三尺；五色洒金笺纸五百张，长六尺宽三尺；徽墨六百碇，每碇重二两，敬谨选制，赶紧解进呈，钦此。……当以徽墨出在徽州，绢幅方蜡笺出在苏州，均离凤阳关甚远，……兹已一律照式如数备齐，……谨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苏州所制的各色加工笺，素负盛名，光绪特下旨选贡此项名贵笺纸，以供御用。
  宫中各部所用纸张，照例均由各地征购派贡，在光绪年间，两淮应进的贡纸，却只归一家纸商独揽，由于有利可图，遂引起其他纸商争夺包拦贡纸任务。据公元1893年《益闻报》1233期载：“内廷所需笺纸，向由两淮贡商叶日昇纸铺主洪承翼顶承充贡，照例制造，依期解送，素无贻误。昔有纸商清吉星等，禀呈两江总督曾忠襄公前，谓该贡商朦充私踞等情，当经批驳不准在案。近又有万恒丰等纸商，具呈两淮运宪辕前，请为转详督宪，更换贡商及承办。江蓉舫以成案未逐，何能率行转请，徒遭批驳。且该贡商叶日昇办事周详，未便移易……”。由此可见当时承办贡纸获利丰厚，故各地纸商争享贡纸之利。
  二、清宫造纸厂
  清康熙时，战乱趋平，清王朝开始走上太平盛世年代，文教方兴，各方面用纸激增，对名贵纸张亦有所追求，从而促进了纸业的发展，除民间积极发展纸张生产外，清宫廷继明朝之后亦办起纸厂，为宫内制造所用的某些纸张。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在京设立官纸局，从各地选送精于手工纸生产的能工巧匠，派官员监督生产宫廷用纸。
  清代官纸局并未生产与明朝官纸局相类似的宝钞用纸，因清朝未正式发行纸钞，仅在顺治7年试仿明代发行纸币，用民间生产的厚质桑皮纸，木版印发票面为1000小钱纸币，共12贯，名为“钞贯”到顺治十八年就停止发行。康熙时官纸厂制造的官纸，系供大内办公，文牍所用。由于严格规定了标准和要求，官纸质量的优良，造出的纸，逐日进呈检验，并由监督官在纸角上盖下一个红色朱印，印文是：“康熙×年×月×日×××恭进”等字样。当时制造的纯白桑皮纸，用以书写清代宫史书籍及其他重要文牍。清廷并下令各地民间纸厂、坊户，生产的贡纸，均仿效官纸厂的质量标准规格制造，不得违误。清人胡朴安在《纸说》一书中说：“清纸颇多，康熙间用罗纹，乾隆间多尚于粉笺，后有虚白斋纸，近则用宣纸，凡此所录，皆佳者言之也。”事实确如以上所说，清代出产的纸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优良，均胜于前代。康、乾时期清宫官纸厂所制的纸品，其较为名贵者有如下几种，大都仿制古代名纸（见彩图7—彩图9）。
  1.仿澄心堂纸
  清高宗乾隆帝本人，精通书诗，又善书法，挥毫御题，随处可见，故他对于名纸的爱好和讲求之甚，不言而喻。他命令宫廷纸厂研究仿制南唐名纸——澄心堂纸，并派员监造。以桑皮为原料，由他提供的纸样作为标准，尺寸厚薄及纸色光度，不能与原样相差，要求严格。工匠精心制造，终于造出了与700多年前为南唐李后主所珍重并为历代书画家所仰慕的澄心堂纸相媲美的“仿澄心堂纸”。经过乾隆挥毫试用，倍加赞赏，认为“研妙辉光”不亚于南唐佳品。这种纸表面光泽丰润，后经日本内藤虎一郎研究，，认为是利用贝壳磨光表面的加工纸。
  2.仿金粟笺藏经纸
  乾隆时宫廷纸厂又奉命研究仿制宋代有名的金粟藏经笺，乾隆很重视，亲到造纸工厂督促，从配料到抄纸、拖染黄色、上蜡打磨等各项加工操作，不惜工本，仿古精制。所制成的藏经纸，甚为精美，经过检验，合格者都在纸角盖上“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笺”十个朱红印记。这种纸专供宫中书院书写佛经之用。
  3.仿宣德宫笺
  清宫纸厂先后仿制明代官纸厂在宣德年间所制的各种名贵宫笺，如金龙纹笺、洒金五色花笺、梅花玉版笺等，比明代宫笺更为古雅、坚致。据《西清笔记》载：“内宫藏明代香笺甚多，今则尚沿用其旧，亦宋人蜡笺遗意，而坚致过之。上（即乾隆）命造梅花玉版笺，云龙纹笺，仿澄心堂笺诸种尤胜。”
  4.暗花罗纹笺
  康熙时宫中纸厂曾仿西方用铜丝帘抄造有暗花水印罗纹纸，称为“康熙大罗纹纸”；但可能由于中国工人习惯使用竹帘，不善于使用铜丝帘，不久就停用了，所造出的数量不多，鲜为世人所知。据徐子晋《前尘梦影录》载：“老友陈伯君大会，曾觅得康熙年间阔帘罗纹纸数页，周围暗花，边皆六尺。今仅有狭帘，罗纹纸短小，出于竹帘。阔帘铜线织，久已断坏，无人继作”。值得探讨的是，当时用的铜丝帘，“边皆六尺”，这样大幅铜丝帘，从何而来？不知是国内制造或是外来品。所谓“暗花”说是水印图案。这是西方人惯于在铜丝帘上以铜丝焊成某些图案印，模，用以抄制水印纸。
  5.乾隆水印纸
  清宫纸厂在乾隆时制成一种水印纸，称为“乾隆水印纸”，亦属稀有之佳品，据唐鲁孙著《北京琉璃厂南纸店笔墨庄》书中谈到加工纸时称：“……乾隆纸之水印，纸正中有一尺大小水印暗纹，中心一八卦符号之乾卦如‘三’字形，围以团龙，纸质细润洁白。由此可知清初御制纸张，品质亦大佳，其水印纹为以往纸张所未闻，极堪注目。”这里所说的“乾隆纸之水印”，“清初御制纸张”等语，当为清宫纸厂奉乾隆旨意仿制的产品。
  此外，清宫纸厂在乾隆年间曾抄造一种巨幅大纸，使西方造纸家惊奇。在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7年），曾有一位美国学者法兰克林（Benjamin Flanklin，公元1706—1790年），以82岁高龄，怀着学习中国造纸技术的心情，远渡重洋来华，他设法获准参观了清宫纸厂，学到不少技术。他对于制造大幅纸的方法甚感兴趣，回国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向美国费城哲学会（科学院，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建议学习中国抄造大幅纸技术。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制造大幅纸的方法，简便得多了，他们把粉糊胶质直接混在纸浆中，由两人拖着竹帘直接抄成四尺半长的大幅纸，而且只要经过一次压榨，二次风干，二次压平，再把小纸粘连成大纸的办法，可省去大部分麻烦手续，我们都应该学习中国人的巧妙方法……”。该文原刊于1814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后由亨特博士（Dr.DardHunter）引入《古代造纸工艺史》一书中。由此可见当时西方国家还不能抄造大幅纸，而是将小纸粘连为大幅纸。其实这种双人抄的四尺半长的纸幅，如与宋代的三丈、五丈巨纸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当更令西方人瞠目。
  清宫纸厂在康、乾时期能制出许多名纸，这是与乾隆的重视直接相关。乾隆以后，逐渐衰落，到了道光庚子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无宁日，清宫纸厂也日趋没落了。
  三、民间名纸
  清代民间生产的纸品很多，有不少经加工的优良名纸，其风格大多以宫廷纸厂的官纸为标准，一般崇尚清淡古雅，双面裱褙略施砑光的素笺、粉笺，又刻意仿究古法，其中如松江的鞠松华粉素笺最为有名。江苏松江（古称云间及华亭）在明代时所产“松江谈笺”著名于世。清初鞠松华精制粉素笺，在乾隆游江南时，大加赞赏，并令每年采购进贡，由是鞠氏粉笺继谈笺之后，身价百倍。徐子晋《前尘梦影录》载：“云间鞠松华善制粉笺，于纯庙南巡时经进，特蒙睿赏，嗣后每办例贡，华、娄二邑，支领工价，每次约七百余金。余游娄幕时，尚见鞠氏领纸价”。徐子晋在同书中也谈到另一种书写佳纸，谓“虚白斋纸，宜书不宜画，许氏因梁山舟而设”。这是一种施胶矾的白皮纸，专为文人梁山舟撰写《笔史》一书所特制的产品。
  清代的笺纸，承明人制法，种类甚多，如金银花粉蜡笺（彩图10），宫廷大臣贵族书联及立幅多用此纸，甚为名贵。小品笺纸，如水印宣纸的花饰很美，今已无此佳品，鲁迅著的《笺谱》中，收录的佳品颇多。清代的文人喜书写于小品笺纸上，无论粉蜡笺或水印宣纸，其不见风日者，尚能保持完好至今。据《梅溪丛谈》称：“笺纸近以杭州制者为佳，捶笺、粉笺、蜡笺俱可用。盖杭粉细，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苏州俱所不及也。有虚白斋制者，海内盛传，以梁山舟侍讲称之得名，余终嫌其胶矾太重，不能垂久。书笺花样多端……自乾隆四十年间，苏、杭、嘉兴人始为此，愈出愈奇，争相角胜。然总视画工之优劣，次纸笺之高下，花样虽妙，纸质粗松，舍本逐未，可发一笑”。这是说清代乾隆时期，加工笺纸盛行，但必须有优良的原纸，才能加工成好笺纸。
  清代精制笺纸之处为杭州，刻工则为皖南，大宗产品则在北京，其染色纸有的用宣纸，有的用竹纸。北京在清代时加工的色笺甚为有名，据胡朴安《纸说》称：“产纸之区虽在江南，而制纸终逊于北，今日北京所制色笺，有非南中可能及也。岂不以数百年之首都，文人学士之所聚会提倡者有人欤？……而今亦能独具匠心，韧诸巧制，信笺格式花样，北京所造优于上海。”当时北京以多色套印的花色小笺著名，加工原纸多来自南方。所称“南纸店”，主要业务是经营南方所产纸张兼加工各色纸笺。与“南纸店”相对应的是“京纸铺”，以经营北方所产的纸张为主，如东昌纸、毛头纸、高丽纸（迁安桑皮纸）等品种，兼加工各色纸笺，如倭子、银花、秣秸、冷布等。
  北京南纸店加工的色笺，花样繁多，用各种有机药物为染料，据唐鲁孙《北京琉璃厂的南纸店笔墨庄》书内载：他本人“曾亲见用黄柏、胭脂、栀子、赤芍各种有色药料槌碎熬汁后分别拖染，则成之仿宋色笺，或油画家以浅绛浅碧手绘成云龙、汉瓦等图案之联纸，以及套印梅花喜神谱当笺纸用之梅花喜神笺，……”。这是有关北京往昔加工纸的一些实录史料。
  清时京师加工纸铺多集中于琉璃厂地区，南纸店很发达，最早开店的松竹斋、清秘阁等老店为京师负盛名的纸店。早年盛行科举会试所用卷纸、白楷以及京内外各官家所用奏摺、办公簿记、帐册、书画纸、各色加工纸笺，均由南纸店制备经销。在南纸店中至今仍有名的是“荣宝斋”，其前身即“松竹斋”创业于康熙11年（公元1612年），光绪20年（公元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
  清代前期，官家和民间所用纸笺较为朴实淡雅，但到了清末，慈禧太后擅权以后，朝风一变，一切力求奢华，用纸亦趋向华丽，一般书画卷轴，喜用绫绢为边。胶矾浓重的福字五色洒金朱笺，称为绢福高蜡笺，甚为流行，原纸产于徽州楮皮纸，由苏州加工。至于民间用纸，多数仍尚素雅，后来宣纸盛行，书画家都乐于使用这种不施脂粉的汪六吉生宣和虎皮宣纸、槟榔宣纸（见彩图11），多数文人不喜欢用施胶矾过重的粉蜡笺或俗气的红色朱笺。如《今文房四谱》称：“光滑粗浮者，蜡笺、朱笺、院红之类，全不受墨，久浮纸面，……现行西洋纸，大都如此。”至于花色小笺、诗笺、信笺、柬笺，仍尚古雅，而以明末《十竹斋笺谱》的风格为规范。清末，上海纸店有仿薛涛笺出售，从现藏纸样观察，纸质甚为细匀，单色淡黄，上印有山水花鸟图案，下题“水高镇日乐幽居。薛涛笺”字样，极为雅致。其他比较简单的水印单色小笺，各地都有，广泛用作诗笺、信笺。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次年举行考试，招收天下贤士，当时考卷是一种黄色佳纸，据《梵天卢丛录》载：“……孙某尝应太平天国天朝试院乡试，落第以归，然所颁试题纸，其子孙今犹藏，未敢轻弃。纸黄色，宽大类吟（诗）笺，每纸一题，凡策、议、论、诗、判等五题，须五纸，纸端黔‘天官丞相’小印颗……此纸国中藏者不多，殊为可珍。”此纸可能是拖染淡黄色的加工纸。
  清代出现一种仿明代宣德羊脑笺的加工纸，观其纸样为黑色，满幅印有极为精致工整的“卍”字形图案缎纹，光泽清雅，此纸仍甚流行。
  民间销量最大的染色纸，其颜色主要有红、黄、蓝、绿四种，原纸先拖胶矾，干后再单面刷色。原纸多用竹纸如毛边纸，最好是重边，例如刷重边梅红。若刷两次的称京槽重染，其色深红，普通的梅红纸又简称新纹纸，黄色的称毛边刷黄，两面黄的称黄表纸。因需要量大，故在抄纸前先加姜黄粉于纸浆中染黄，叫做浆内施色，成纸干后不再染色。
  为适应民间大量需要，各大城市都没有加工纸作坊，苏州城内桃花坞是吴中加工纸坊集中的闹市。同治年间，后起之秀的福州市染色加工纸坊多达数十家，据《闽产异录》载：“福州纸坊三四十间，以和纸染花笺，砑蜡则为蜡笺。兴化产红花，施写梅染纸，价廉工省，然不及重槽重染之深红。又有米色纸，名九牧，乳细为贉头、为慎眉，坚实不烂。本省各县所出纸张，每市数十万金，以之书画，终逊宣城、泾县两处（宣纸）。”
  高级加工纸，因工料较繁杂，成本和售价很高，同治八年（1869年），独幅双料拖蜡笺，每张工料五两零九分，洒金蜡笺，每张另加金箔工料一两一钱五分二厘，共计六两二钱四分二厘；又五色洒金笺，长一丈六尺，每长一尺加骨力绢需银一两，颜料工银三钱，金箔需银一钱四分七厘，洒金工资三分，每尺共计银一两四钱七分八厘，每张共计银二十三两六钱四分八厘。如此高贵，真是“尺纸寸金”。这种加工纸，显然一般庶民、寒士唯有望“纸”兴叹，只有王公贵族方能享用。
  清末北京有一家书店，名叫“老二西堂”，据《驰名京华老字号》一书内载：这家书店“到光绪年间承揽了宫内装钉玉牒业务。玉牒是王室家谱，用纸很考究，装钉玉牒的纸是御制的，名叫榜纸，纸纹细腻，有韧性，色白，经久不变，比上乘宣纸尤佳。每张榜纸的价钱，折合四块银元……”。值得探讨的是，此种名贵榜纸从“御制”的产品来揣测，一种可能是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清宫纸厂奉御命而精制的产品贮存下来，专供王室所用；另一可能是清宫纸厂停办以后，由上方下令到民间纸厂承制。此纸“有韧性”、“色白耐久不变”，应是上等皮纸，与明、清时安徽的安庆大榜纸和浙江常山、开化的榜纸是同类产品，故此纸也有可能出自南方。
  光绪年间，浙江诸暨某纸坊，在重赏之下，制出三丈余长巨纸，堪称奇迹，是清代造纸业者，继承前代创造巨纸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的产品。
  从造纸技术及其原理来说，采用“浇纸法”制造巨纸完全可能；如本章第二节皮纸类中曾谈到西藏用“浇纸法”制成“有广（长）三、四丈者”的藏经纸。然而不论是采用“抄纸法”或“烧纸法”，造纸工技艺的精湛，动作的协调一致，固然甚为重要，但对于纸帘和帘床框架的结构也就是“底模”是否完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故首先必须把它制作良好，方能造成佳纸。
  清代集古代造纸技术大成，又加以革新和发展，故名纸辈出，品种繁多，除上述者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书画专用的宣纸，进入全盛时代。清代绘画，除极少数宫廷画家如仇英、郎世宁（意大利人，27岁即来中国，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专绘西洋画供奉内廷）等人专以绢底作画外，绝大多数画家则用纸底；且尚用“生纸”，有人以用“熟纸”为可耻，书法中亦有“生纸”为主，如清初名画家四大王，清中期名画家四小王都是以纸为底。扬州画派“八大怪”则非纸不画。清代以前，我国尚无书画专用纸，故清初时画家所用的纸，尚为自由选择，随各人所好，在纸肆中择优而用，而以优质楮皮纸为主。但为时不久，几乎全部采用宣纸，从此宣纸竟成书画专用纸，盛行于世（详见本章第五节专论宣纸）。
  清代书画用纸的加工法比较简单，据钱梅溪的《梅溪丛谈》称：“捶纸，纸类不一，各随所制，近所用者，不过竹料、棉料（皮纸）两种，竹料用之印书，棉料用之写字，然纸质虽细，总有灰性存乎其间，落笔必渗（墨）。故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浆或白芨或胶水拖之，然后卷在木杆上，以椎千捶万捶，则求性去，纸质坚，米南宫制纸亦用此法。若欲求性自退，非百余年不可，然其质仍松不可用。”这是清代一般书面纸采用的捶纸加工法，但纸铺中有的不用浆拖加工，只加蜡压平而已，名之为“煮捶宣纸”。纸铺从纸厂收购的原生纸，先将纸面的毛丝用刀刮去，如煮捶宣，则洒水雾润潮，待干后加蜡砑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