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清代时楮皮纸和桑皮纸仍占重要地位，产量仅次于竹料纸。名家书画和珍贵典册图书，仍多选用优质皮纸。纯白细软的皮纸，强韧性和耐久性远胜于竹纸，清代早期的玉版纸、连四纸等名优产品，概为皮纸。直到中叶，竹纸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竹料天然漂白技术已告成熟，高级竹纸取代了历史上皮纸的玉版、连史的名称，成为皮料、竹料纸混用纸的名称。据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记载：用皮料连四纸裱成的摺纸、大卷纸，是最好的书写材料，受墨快慢，恰到好处。早期的荆川连纸，是由湖北的皮料连纸得名。所谓连四纸，就是比小幅纸放大四倍的纸总称。清代由于泾县宣纸大放光彩，广受书画家欢迎，于是一般皮纸已见逊色。杨钩在《草堂之灵》一书写道：“纸墨为书画之命根，……然佳纸既不易得，所用复多，以白料、重参为学术之常品，以棉料、生宣为学画之常品可也，胶矾熟纸最不可用；玉版、淳化虽非熟纸只可作书，不可作画，……”。这里所说的白料，就是白皮纸，重参就是加重的皮纸；棉料、生宣均是宣纸，玉版、淳化也是厚皮纸，淳化是代表宋代末用于印刷淳化阁帖所用的一种优质白皮纸。这里所说的皮纸均是楮皮纸。
  浙、皖、赣仍为纯白楮皮纸的重要产地，浙江的常山、开化楮皮纸，仍盛不衰。乾隆时开化皮纸质量极佳，乾隆帝最为赏识，清宫最名贵的殿版书（宫内专印的书），都选用开化皮纸印刷。1932年瑞典亲王来华访问时，参观故宫博物院，见到乾隆时用开化皮纸所印殿版书，非常赞赏，他说：“瑞典现代造纸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瑞典纸在欧洲为第一，能印五色套版，欧洲人士谓中国纸不能印五色彩画，只能用颜色绘画，其实不然，本人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见之殿版书，系用开化皮纸所印，其彩色图画，也完全用最白之开化纸印成，数百年不褪色，且鲜明如画，……”（《申报月刊》三卷三期）。开化纸是用楮皮和参皮（三桠皮）所制，细致洁白，非一般皮纸可比。自清代中期竹料连四（连史纸）盛行以后，由于价格较廉，开化纸逐被排挤。
  负有盛名的皖南徽州、池州、定州楮皮纸，明末清初虽曾一度衰落，但不久又恢复生产，清人赵廷辉有一首诗描述皖南纸乡的盛况：“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叠新墙，沿溪水碓无停息，一片春声撼夕阳。”道出了纸乡人民忙于营建水坝、水碓、焙纸墙发展生产的繁荣景象。到了清代后期，朝廷索取的“官派纸”任务有增无已，槽户不堪其苦，尤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皖南地当要冲，两军长期进行拉锯战，槽户相继被毁，纸工逃亡殆尽。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载：“小岭人口，死亡大半，人相枕籍……”。以致到了清末，昔日盛产皮纸的渍溪、歙县、休宁、黟县、贵池等地，濒于绝产。据《徽州府志》载：“造纸之户沦亡……合郡乃绝无纸矣。”皖南纸业最后只幸存泾县一隅，成为一花独秀局面。
  江西的皮纸业，康、乾之时亦有发展，玉山、铅山等县槽户急剧增加，品种繁多，如白榜纸、中夹纸、勘合纸、玉版纸、大开化纸、小开化纸、棉连七、棉连四、棉连三等皮纸。此外，萍乡在清末盛产一种雪花皮纸，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载：“萍乡县……近有添雪花皮，其枝可为引火（线）纸之用，粗料有大表，炮料、老帘、小表各色，岁共出四万余但；细料有小黄、剔皮二项，价值最贵，岁出三百担；其次有湘表纸，岁出千担……”。
  湖北皮纸，盛产于兴国、麻城、房县、长杨、通山、采风、利川等地，尤以兴国、通山产量最多。据《康熙通志·湖北省》载：“皮纸兴国出多，按此楮皮纸也，……最薄者曰水皮纸，出通山，最薄亦可为引火线者，名曰引纸，亦出通山及武昌……”。
  西南各省楮皮纸，到了清代，尚有发展，广西的大瑶山地区及红水河流域，已发展十几个县生产纱纸（即楮皮纸），尤以桂西北的都安、马山、东蘭等县为最盛。光绪《广西通志》载：“皮纸、竹纸、桂林府各州县均出，穀树木名楮树，中白汁如乳，皮可为纸，土田州各司均出穀纸，以穀皮为之，故名。”“清末民初，桂西北各县共有二千余槽户，年产量约四万担，产品多数运销港粤。贵州皮纸以贵阳府所属各县为盛，光绪《贵州通志》载：“贵阳府定番，翁贵出穀纸，白韧如绵，俗称绵（棉）纸，文史多用之，或以棉纸制帐，厚者名夹纸，油之以为雨具……遵义府之棉纸，亦为特产，以出绥阳者为佳，厚白而坚韧。”四川皮纸产地亦广，据《四川省志》载：“楮纸，保宁、江油均产，夔州、雅州、嘉定及忠州、梁山均出蠲纸（楮纸）、竹纸”。云南皮纸以双抄纸为佳，据《云南通志》载：“滇南之徵江、〓江有精粉纸，甚粗小，仅作冥镪用，腾冲有双抄皮纸，较为精美。”湖南皮纸亦盛，据《湖南通志·长沙府志》载：“衡州、耒阳、彬州、兴宁均产皮纸，而浏阳皮纸机理尤细，与贵州所产相似，制书画屏障特佳。”
  以上所述，概属楮皮纸，说明在清代时仍有所发展。至于桑皮纸，在北方以河北多产，据直隶《顺德府志》载：“河北桑皮纸，自古擅长，今府下名纸，亦以桑皮为之。”迁安桑皮纸，到了清末，仍是桑皮纸主要产地之一，专业纸坊近百家，作为家庭副业的百余家，其原料桑皮来源，除本县外，还从邻县的卢龙、昌黎等地购入。据西人《谭氏报告书》（DecenealReports1902—1911）卷一载：”永平府最著名的工业，为迁安造纸业，该县人民以制造桑皮纸著称……这种纸多销于满洲供糊窗之用，曾有少数运往上海，但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不能与南纸竞争”。迁安纸由于产量大，桑皮供不应求，故有部分品种掺用从南方运来的废纸，《谭纸报告书》称：“秦皇岛为此项用途而输入的废纸数量：1909年195担，1910年188担，1911年76担。”
  山东桑皮纸继明代之后，仍有发展，多达十余县，青城、惠民、阳信等县在清乾隆时产量最盛，泰安在清中叶最发达。蒙阴为花生油产区，使用大量油篓，用桑皮纸糊油篓，故造纸亦盛，至清末境内尚有纸槽百余家。临朐盛产桑条，城西北龙家河两岸及纸坊镇一带，为纸业集中地。聊城地区是古代的东昌府，以产东昌纸（毛头纸、呈文纸等统称）著名。阳谷县鲁庄人民为纪念造纸祖师蔡伦功绩，很久以来，每年农历3月17日举行盛大的“蔡伦庙会”，传至今日。
  浙江桑皮纸，自古称盛，但到了清代，见于文献记录者甚少，东阳县古以产鱼卵纸闻名，但久已不产。据《东阳县志》载：“寻常所用皮纸，大者名呈文纸、棉纸，大抵皆用桑皮、笋壳制成”。此外桐芦、富阳用桑皮混合草浆抄成大幅皮纸，用以加工成防水的桐油纸。
  远在西陲的新疆、西藏，自中原造纸术传到当地后，1000多年来纸业有所发展，所用原料就地取材，多用桑、麻及其他原料。新疆自古产桑、麻，故史书有“闾阎相望，桑床翳野”之句。据乾隆37年（1772年）刊行的《围疆志》载：“回纸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皮絮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书写”。又咸丰6年刊印《新疆图志》中谈到造纸说：“咸丰中，和阗始蒸桑皮造纸，韧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蕃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楮皮、麦杆揉合为之，纸身大抵皆粗率，不可以为书……”。由此可知新疆也出产桑皮、楮皮等纸料，但产品质量不佳，直到清末，有的产品，仍“不可以为书”。20世纪初，西人斯坦因（A·Stein）在和阗考古时，曾看见当时仍用桑皮造纸。从新疆于清代生产的《可兰经》用纸观察，其原料亦为桑皮，纸面涂布淀粉，经过磨光加工。
  西藏造纸起源于唐代，到了清代亦有发展。嘉庆9年（1804）江苏金山人周蔼联随驻藏大臣驻节西藏时写有《竺国记游》一书，内有“……藏纸似茧（纸）而坚韧过之，有广至三、四丈者，余曾购一幅，约长一丈二、三尺，纹理坚致如高丽纸，携至成都，为奴子斯为火所焠，可惜也，……藏纸即藏经纸也。彼地有草一种，叶如槐，花如红花，以其根浸捣浇造，如造皮纸法，常用不禁，坚白而厚，宽长三、四丈者，惟前后藏达赖、班禅可以写经，有私造私售者，亦犯重辟（重罪）云”。这种究系何种皮料制造，该文献没有说明。如此巨幅藏纸，是采用古代所行的“浇纸法”制成。20世纪初，美国亨特博士（D·Hunter）曾到西藏考察，在甘孜摄了一张藏民在溪中浇纸的照片，刊于他所著《古代造纸工艺史》，这是我国“浇纸法”唯一实物图片。据斯坦因在和阗发现8世纪的藏文佛经写本用纸，经化验证明是瑞香科植物雁树皮纤维所制。日本植物学者考察，认为喜马拉雅山麓，自然生长的三桠皮甚多，藏人用以造纸。此外西藏高原怒江上游，生长一种多年生豆科常绿灌木，藏语译音“冬麻”其韧皮纤维良好，藏人多用以造纸。西藏皮料种类颇多，独不见有楮，、桑等原料。西藏造纸业见之于书、诗文献极少，光绪年间，黄沛翘编《西藏图考》卷三中载录了乾隆时人查礼（1716—1763）所写的五言《藏纸诗》，对于藏纸的品质有所品评，特录如下：
  锦城学书人，据笔每惆怅。熟意黄教方，
  特出新奇样。臼捣拓皮浆，帘漾金精穰。
  取材经丈长，宽约二尺放。质坚宛茧练，
  色白旋浏亮。涩喜受渝糜，明勿染尘障。
  题句意图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
  缀之甘为帐。何异高丽楮，洋牋亦复让。
  诗中对藏纸的评价很高，认为成都竹纸，下笔为难，而西藏皮纸，幅大质优，坚韧洁白，作书绘画，随意挥毫，既可糊窗，又可作纸帐，美妙之处，当不让于高丽纸和洋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