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清代纸业大发展时期，名优产品倍于往昔；造纸原料种类，互有消长，变化很大，分述如下。
  一、藤纸和麻纸类
  藤纸到了明代已告消失。至于麻纸，虽仍有其名，但名不符实者颇多，有些地方仍用一部分废麻料掺合其他皮料造纸，甚至完全改用楮皮或桑皮，而习惯上仍沿用“黑麻纸”、“白麻纸”的传统名称。
  古代生产麻纸较盛的地区为晋、陕、甘、宁夏及东北等省，以山西为著。据《山西通志》载：“……平阳绵纸，以麻为之，有尺样、双抄诸名，出临汾、襄陵……”。据清同治年间记录，山西麻纸的原料是旧麻与桑皮并用，《中国实业志》（山西项）载：“制造麻纸，以旧麻、桑皮并用，产品有黑白二种，名目繁多，河曲又兼用马莱草，但用量不大……”。山西在历史上产麻纸地区颇广，除临汾、襄陵、河曲外，德保、文水等县亦盛产麻纸，到了清代后期，已告衰落。陕西、宁夏的纸品，已无麻丝成分。关外东三省，如辽阳、铁岭、瓦房店、牛庄、长春、奉天等地，素产麻纸，以废麻屑、麻绳为料，生产毛头纸、窝纸、呈文纸，到了清末，产者不多，仅以废纸掺合，纸质较次，多用以糊制油篓、酒篓、门窗等用途。据日人调查资料记载，在清末民初，10大城市中，只有手工纸作坊44家，工人约千余人。
  二、皮纸类
  清代时楮皮纸和桑皮纸仍占重要地位，产量仅次于竹料纸。名家书画和珍贵典册图书，仍多选用优质皮纸。纯白细软的皮纸，强韧性和耐久性远胜于竹纸，清代早期的玉版纸、连四纸等名优产品，概为皮纸。直到中叶，竹纸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竹料天然漂白技术已告成熟，高级竹纸取代了历史上皮纸的玉版、连史的名称，成为皮料、竹料纸混用纸的名称。据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记载：用皮料连四纸裱成的摺纸、大卷纸，是最好的书写材料，受墨快慢，恰到好处。早期的荆川连纸，是由湖北的皮料连纸得名。所谓连四纸，就是比小幅纸放大四倍的纸总称。清代由于泾县宣纸大放光彩，广受书画家欢迎，于是一般皮纸已见逊色。杨钩在《草堂之灵》一书写道：“纸墨为书画之命根，……然佳纸既不易得，所用复多，以白料、重参为学术之常品，以棉料、生宣为学画之常品可也，胶矾熟纸最不可用；玉版、淳化虽非熟纸只可作书，不可作画，……”。这里所说的白料，就是白皮纸，重参就是加重的皮纸；棉料、生宣均是宣纸，玉版、淳化也是厚皮纸，淳化是代表宋代末用于印刷淳化阁帖所用的一种优质白皮纸。这里所说的皮纸均是楮皮纸。
  浙、皖、赣仍为纯白楮皮纸的重要产地，浙江的常山、开化楮皮纸，仍盛不衰。乾隆时开化皮纸质量极佳，乾隆帝最为赏识，清宫最名贵的殿版书（宫内专印的书），都选用开化皮纸印刷。1932年瑞典亲王来华访问时，参观故宫博物院，见到乾隆时用开化皮纸所印殿版书，非常赞赏，他说：“瑞典现代造纸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瑞典纸在欧洲为第一，能印五色套版，欧洲人士谓中国纸不能印五色彩画，只能用颜色绘画，其实不然，本人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见之殿版书，系用开化皮纸所印，其彩色图画，也完全用最白之开化纸印成，数百年不褪色，且鲜明如画，……”（《申报月刊》三卷三期）。开化纸是用楮皮和参皮（三桠皮）所制，细致洁白，非一般皮纸可比。自清代中期竹料连四（连史纸）盛行以后，由于价格较廉，开化纸逐被排挤。
  负有盛名的皖南徽州、池州、定州楮皮纸，明末清初虽曾一度衰落，但不久又恢复生产，清人赵廷辉有一首诗描述皖南纸乡的盛况：“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叠新墙，沿溪水碓无停息，一片春声撼夕阳。”道出了纸乡人民忙于营建水坝、水碓、焙纸墙发展生产的繁荣景象。到了清代后期，朝廷索取的“官派纸”任务有增无已，槽户不堪其苦，尤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皖南地当要冲，两军长期进行拉锯战，槽户相继被毁，纸工逃亡殆尽。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载：“小岭人口，死亡大半，人相枕籍……”。以致到了清末，昔日盛产皮纸的渍溪、歙县、休宁、黟县、贵池等地，濒于绝产。据《徽州府志》载：“造纸之户沦亡……合郡乃绝无纸矣。”皖南纸业最后只幸存泾县一隅，成为一花独秀局面。
  江西的皮纸业，康、乾之时亦有发展，玉山、铅山等县槽户急剧增加，品种繁多，如白榜纸、中夹纸、勘合纸、玉版纸、大开化纸、小开化纸、棉连七、棉连四、棉连三等皮纸。此外，萍乡在清末盛产一种雪花皮纸，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载：“萍乡县……近有添雪花皮，其枝可为引火（线）纸之用，粗料有大表，炮料、老帘、小表各色，岁共出四万余但；细料有小黄、剔皮二项，价值最贵，岁出三百担；其次有湘表纸，岁出千担……”。
  湖北皮纸，盛产于兴国、麻城、房县、长杨、通山、采风、利川等地，尤以兴国、通山产量最多。据《康熙通志·湖北省》载：“皮纸兴国出多，按此楮皮纸也，……最薄者曰水皮纸，出通山，最薄亦可为引火线者，名曰引纸，亦出通山及武昌……”。
  西南各省楮皮纸，到了清代，尚有发展，广西的大瑶山地区及红水河流域，已发展十几个县生产纱纸（即楮皮纸），尤以桂西北的都安、马山、东蘭等县为最盛。光绪《广西通志》载：“皮纸、竹纸、桂林府各州县均出，穀树木名楮树，中白汁如乳，皮可为纸，土田州各司均出穀纸，以穀皮为之，故名。”“清末民初，桂西北各县共有二千余槽户，年产量约四万担，产品多数运销港粤。贵州皮纸以贵阳府所属各县为盛，光绪《贵州通志》载：“贵阳府定番，翁贵出穀纸，白韧如绵，俗称绵（棉）纸，文史多用之，或以棉纸制帐，厚者名夹纸，油之以为雨具……遵义府之棉纸，亦为特产，以出绥阳者为佳，厚白而坚韧。”四川皮纸产地亦广，据《四川省志》载：“楮纸，保宁、江油均产，夔州、雅州、嘉定及忠州、梁山均出蠲纸（楮纸）、竹纸”。云南皮纸以双抄纸为佳，据《云南通志》载：“滇南之徵江、〓江有精粉纸，甚粗小，仅作冥镪用，腾冲有双抄皮纸，较为精美。”湖南皮纸亦盛，据《湖南通志·长沙府志》载：“衡州、耒阳、彬州、兴宁均产皮纸，而浏阳皮纸机理尤细，与贵州所产相似，制书画屏障特佳。”
  以上所述，概属楮皮纸，说明在清代时仍有所发展。至于桑皮纸，在北方以河北多产，据直隶《顺德府志》载：“河北桑皮纸，自古擅长，今府下名纸，亦以桑皮为之。”迁安桑皮纸，到了清末，仍是桑皮纸主要产地之一，专业纸坊近百家，作为家庭副业的百余家，其原料桑皮来源，除本县外，还从邻县的卢龙、昌黎等地购入。据西人《谭氏报告书》（DecenealReports1902—1911）卷一载：”永平府最著名的工业，为迁安造纸业，该县人民以制造桑皮纸著称……这种纸多销于满洲供糊窗之用，曾有少数运往上海，但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不能与南纸竞争”。迁安纸由于产量大，桑皮供不应求，故有部分品种掺用从南方运来的废纸，《谭纸报告书》称：“秦皇岛为此项用途而输入的废纸数量：1909年195担，1910年188担，1911年76担。”
  山东桑皮纸继明代之后，仍有发展，多达十余县，青城、惠民、阳信等县在清乾隆时产量最盛，泰安在清中叶最发达。蒙阴为花生油产区，使用大量油篓，用桑皮纸糊油篓，故造纸亦盛，至清末境内尚有纸槽百余家。临朐盛产桑条，城西北龙家河两岸及纸坊镇一带，为纸业集中地。聊城地区是古代的东昌府，以产东昌纸（毛头纸、呈文纸等统称）著名。阳谷县鲁庄人民为纪念造纸祖师蔡伦功绩，很久以来，每年农历3月17日举行盛大的“蔡伦庙会”，传至今日。
  浙江桑皮纸，自古称盛，但到了清代，见于文献记录者甚少，东阳县古以产鱼卵纸闻名，但久已不产。据《东阳县志》载：“寻常所用皮纸，大者名呈文纸、棉纸，大抵皆用桑皮、笋壳制成”。此外桐芦、富阳用桑皮混合草浆抄成大幅皮纸，用以加工成防水的桐油纸。
  远在西陲的新疆、西藏，自中原造纸术传到当地后，1000多年来纸业有所发展，所用原料就地取材，多用桑、麻及其他原料。新疆自古产桑、麻，故史书有“闾阎相望，桑床翳野”之句。据乾隆37年（1772年）刊行的《围疆志》载：“回纸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皮絮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书写”。又咸丰6年刊印《新疆图志》中谈到造纸说：“咸丰中，和阗始蒸桑皮造纸，韧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蕃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楮皮、麦杆揉合为之，纸身大抵皆粗率，不可以为书……”。由此可知新疆也出产桑皮、楮皮等纸料，但产品质量不佳，直到清末，有的产品，仍“不可以为书”。20世纪初，西人斯坦因（A·Stein）在和阗考古时，曾看见当时仍用桑皮造纸。从新疆于清代生产的《可兰经》用纸观察，其原料亦为桑皮，纸面涂布淀粉，经过磨光加工。
  西藏造纸起源于唐代，到了清代亦有发展。嘉庆9年（1804）江苏金山人周蔼联随驻藏大臣驻节西藏时写有《竺国记游》一书，内有“……藏纸似茧（纸）而坚韧过之，有广至三、四丈者，余曾购一幅，约长一丈二、三尺，纹理坚致如高丽纸，携至成都，为奴子斯为火所焠，可惜也，……藏纸即藏经纸也。彼地有草一种，叶如槐，花如红花，以其根浸捣浇造，如造皮纸法，常用不禁，坚白而厚，宽长三、四丈者，惟前后藏达赖、班禅可以写经，有私造私售者，亦犯重辟（重罪）云”。这种究系何种皮料制造，该文献没有说明。如此巨幅藏纸，是采用古代所行的“浇纸法”制成。20世纪初，美国亨特博士（D·Hunter）曾到西藏考察，在甘孜摄了一张藏民在溪中浇纸的照片，刊于他所著《古代造纸工艺史》，这是我国“浇纸法”唯一实物图片。据斯坦因在和阗发现8世纪的藏文佛经写本用纸，经化验证明是瑞香科植物雁树皮纤维所制。日本植物学者考察，认为喜马拉雅山麓，自然生长的三桠皮甚多，藏人用以造纸。此外西藏高原怒江上游，生长一种多年生豆科常绿灌木，藏语译音“冬麻”其韧皮纤维良好，藏人多用以造纸。西藏皮料种类颇多，独不见有楮，、桑等原料。西藏造纸业见之于书、诗文献极少，光绪年间，黄沛翘编《西藏图考》卷三中载录了乾隆时人查礼（1716—1763）所写的五言《藏纸诗》，对于藏纸的品质有所品评，特录如下：
  锦城学书人，据笔每惆怅。熟意黄教方，
  特出新奇样。臼捣拓皮浆，帘漾金精穰。
  取材经丈长，宽约二尺放。质坚宛茧练，
  色白旋浏亮。涩喜受渝糜，明勿染尘障。
  题句意图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
  缀之甘为帐。何异高丽楮，洋牋亦复让。
  诗中对藏纸的评价很高，认为成都竹纸，下笔为难，而西藏皮纸，幅大质优，坚韧洁白，作书绘画，随意挥毫，既可糊窗，又可作纸帐，美妙之处，当不让于高丽纸和洋纸。
  三、竹纸类
  清代由于造纸业的大发展，对于造纸原料的需求胜于往昔，麻及皮料等传统造纸原料，已不能满足需要，惟有竹料是最大宗的重要原料，竹纸在清代占主导地位。关于竹纸的发展情况，详见本章第四节。
  四、草纸类
  我国草类资源丰富，但在清代以前，由于纸的产量还不很大，其他原料尚能满足需要，故草类造纸，不甚发展。到了清代有所改变，但品种还不多，单独用草浆生产较优的书写用纸，尚属少见。掺用精制稻草浆制造高级纸者，唯有泾县宣纸而已。至于低级草纸的产量则大有增长，如浙江富阳所产的坑边草纸，成为当地重要产品。桐庐、余杭、新登等县亦盛产草纸，浙江草纸多运销上海、南京及华北各大中城市，多用作包扎商品和卫生纸，到了晚清，各地都有草纸生产，浙江草纸销路缩小。
  包装用草纸，在洋纸和国内机器制包装纸尚不发达以前，商铺包扎物品，主要用草纸，纸质粗厚，在江南各大城市大多用三丁纸、名槽纸等草纸包装南货。富阳还生产一种大幅草纸，是用草浆混合桑皮制成，供商品包装布帛、衣物之用。最粗的草纸有卷爆竹用的爆料纸和建筑用的草筋纸，江西宜黄、崇仁所产的牛舌纸，福建安溪产的角纸，都是作为此项用途的稻草纸。
  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多用麦草、蒲草；陕北、甘肃、宁夏产马莲（蔺）草，这种草很象兰花，故又称马兰草；西北盐碱地区生长的无节草，称为织机草或芨芨草；东北产的乌拉草。以上这些野生草类，在清代末期，当地居民已用以抄造粗草纸。
  我国开始用蔗渣造纸，始于清末，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四，考11314项载（江西）上高县张仲曙初（张东铭）在徐家渡设造纸厂，以蔗渣造纸，光绪二十九年，由县评禀请奖六品功牌。此项史料，《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亦详细记载，可认为这是我国使用蔗渣造纸的开端。
  清代草浆生产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仿照竹浆、皮浆的精制方法，精制漂白草浆，早在江西、福建等地试制成功，以期降低成本，掺用于皮料或竹料制造洁白上等纸。著名的泾县宣纸，用一定配比的精稻草浆与檀皮浆制造此种高级的书画纸。稻草浆之所以能配制于其他长纤维制造优良纸张，主要是当时日光漂白法已达到实用，大大提高了稻草浆的纯洁度和白度的技术成果。至于我国采用西法制造草浆，则始于20世纪初年，光绪30年（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10期载：“湖南善化张君，自日本返里，学得稻草造纸之法，如法制造，出纸颇佳，与赣省抚州皮纸无异，湘中伞店皆采用之。”值得探讨的是，张君用西法制得的稻草纸，能与皮纸同样强韧而用以制伞，尚须考证。又汉口有陈兴泰使用稻草、蔗渣、芦苇等草类原料制造日用纸张，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方杂志》三卷3期载：“陈兴泰于汉口桥口地方，设一造纸厂，先以芦柴（芦苇）、蔗渣、稻草杆等物，试造日用纸张，候有成效，再购机器制造洋纸。”以上可以说明我国在清末时期是采用西法制造草类纸浆的开端。
  五、废纸的利用
  我国早在宋朝就用废纸回抄，称为“还魂纸”，并在杭州设有专门回收废纸商店。
  《天工开物》中称：“还魂纸盛行北方，虽寸条片角（废纸）在地，随手即取再造。”实际情况确切如此，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国都，废纸很多，元、明时期，京城南郊白纸坊，“居民以纸为业”，白纸坊因此得名，那时大多利用废纸回抄“还魂纸”。清朝时京师纸业更有发展，白纸坊成为首都造纸业大本营，文献称：“白纸坊废纸堆积如山”。清末，虽有洋纸输入，而白纸坊专用废纸生产的大众化“还魂纸”作坊，仍有二百余家，从业数千人。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生产的“还魂纸，”远不及北京之盛，南方称白色“还魂纸”曰“六印参”，灰色而略带字墨迹者称“抄缸纸”。
  利用废字纸回抄，在我国古代有一种“敬惜字纸，不敢秽用”的传统封建思想。即使到了清朝仍有“惜字会”组织，字是圣人所造，有字的纸，不许糟蹋，因此专门收集废旧字纸，投入“惜字炉”焚化，而造成浪费。
  清朝末年，新的思想逐渐战胜旧的观念，废纸回抄已甚风行，采用西方新法处理废纸亦始执行。据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10期载：“（四川）刘开芹等，以泰西各国造纸法，多应用废物旧纸炼化而成。川省残书旧纸不可胜计，拟用新法涤去墨迹，制成佳纸，可获大利，现禀奉商务总局批准试办。”此举可说是我国采用新技术，进行废纸脱墨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