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造纸业虽在明末清初因受战乱的破坏，一度陷入衰落困境，但不久随着政局的平稳，农工商各业都得到恢复并发展，造纸业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末期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也有所增高，表现在某些行业包卖商的活动比明代更加活跃，各地城乡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比明代增多，规模更大。例如，建国后在苏州发现的染纸加工业三集“议定纸坊章程碑”碑文说明在乾隆时有36家染纸加工作坊，工人800余人，分工很，细致，共有刷、拖、洒、推、梅、插、托、表等8个工序；并有拖胶匠、刀纸匠、粘补匠、打杂匠等之分工。雇工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按日按时给发货币工资的雇佣关系”，每月工资一两二钱，刷纸六百张为限额。如果多作，按件计算，可增至四分五厘。作工碑文中还有“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资”的条例。
  清代随着手工业作坊的兴起，在城市中推行“行会”制度，在作坊中工作的工人，不能摆脱行会的束缚，当时的行会是在政府控制下的组织，行会的行规需要政府认可。根据当时染纸作坊的行规章程可以看出：第一，作坊内有监督工人的把头匠作；第二，与作坊主共同议定工价，纸工不得随意“叫歇”（罢工）加增，如欲加增，按照把持行市以贱为贵律仗八十；第三，官府设“坊甲”稽查各作坊，弹压纸工，严禁纸工不得夜出，违者也重仗递籍；第四，坊主负担纸工的伙食，并有茶点银。
  以上说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染纸加工作坊，并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剥削性，因而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各地时也发生“叫歇”斗争。在康熙、乾隆时期，苏州、杭州、松江、广州、北京等地，工人为了摆脱作坊主和封建政府的束缚，向作坊主进行“齐行叫歇”（全行业罢工）的斗争。
  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各地造纸工场的扩大，雇工日多，劳资纠纷更甚于往日，例如江西主要产纸地区新昌（宜丰）的造纸工人，为了生活问题，曾发生大规模罢工、抢米索食的事件。
  素以产纸闻名的铅山，亦因雇主的剥削和各种积弊而有罢工事件发生。由郑之侨等编撰乾隆《铅山县志》卷一中有所记载。不过官府所宣扬皆为官府和雇主一面之词，尽说纸工如何“拥众歇槽”闹事等，从而掩盖了雇主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清末，各地也发生许多事件，最突出的光绪年间，杭州纸箔加工业发生的工人捣毁作坊事件，据《申报》光绪十五年10月10日载；“杭垣砑纸工人，因工作钱少，一律停歇，勒令庄主增价，方准开工，各箔亦以事未议定，皆不发纸，……嗣工人悉箔坊中自设石砑纸，乃纠众前往折去，且声势汹汹，逢物便击，门窗器具，遭蹋无遗，三日内被扰者多至三四十家……”。
  上述事例，可见到了清代，随着对造纸行业雇工盘剥的加剧，工人与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亦日趋尖锐，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早期“工运”在造纸行业中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