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节 清代造纸业综述
  公元1644年2月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紫禁城，明朝覆灭。满族统治者取而代之，于公元1644年入关，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满洲贵族以武力征服全国的过程中，推行“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其所欲”的残酷手段，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为了巩固统治政权，清廷不断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康熙以后情况大为好转，如农业耕地面积，从顺治18年（1661年）全国耕地为549万公顷，到嘉庆17年（公元1812年）增至790万公顷；手工业也得到逐渐发展。清初，对明朝遗留下来的手工业工匠勒令执行“以银代役”和工匠的”轮班”、“坐班”制度，于顺治2年3月15日清廷下令：“各省俱废除匠户为民”（《清世祖实录》卷十六）。从此手工业者对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据《清代刑部钞档》记载，乾隆及嘉庆年间，在手工业作坊内的雇工，地位比以前提高，造纸业工人的地位和工资状况同样也得到改善，这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造纸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劳动者的人身解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毕竟是很有限的。雇佣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发展而恶化。
  一、造纸业资本主义进一步萌芽劳资纠纷迭起
  造纸业虽在明末清初因受战乱的破坏，一度陷入衰落困境，但不久随着政局的平稳，农工商各业都得到恢复并发展，造纸业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末期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也有所增高，表现在某些行业包卖商的活动比明代更加活跃，各地城乡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比明代增多，规模更大。例如，建国后在苏州发现的染纸加工业三集“议定纸坊章程碑”碑文说明在乾隆时有36家染纸加工作坊，工人800余人，分工很，细致，共有刷、拖、洒、推、梅、插、托、表等8个工序；并有拖胶匠、刀纸匠、粘补匠、打杂匠等之分工。雇工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按日按时给发货币工资的雇佣关系”，每月工资一两二钱，刷纸六百张为限额。如果多作，按件计算，可增至四分五厘。作工碑文中还有“严禁纸作坊工匠把持勒增工资”的条例。
  清代随着手工业作坊的兴起，在城市中推行“行会”制度，在作坊中工作的工人，不能摆脱行会的束缚，当时的行会是在政府控制下的组织，行会的行规需要政府认可。根据当时染纸作坊的行规章程可以看出：第一，作坊内有监督工人的把头匠作；第二，与作坊主共同议定工价，纸工不得随意“叫歇”（罢工）加增，如欲加增，按照把持行市以贱为贵律仗八十；第三，官府设“坊甲”稽查各作坊，弹压纸工，严禁纸工不得夜出，违者也重仗递籍；第四，坊主负担纸工的伙食，并有茶点银。
  以上说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染纸加工作坊，并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剥削性，因而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各地时也发生“叫歇”斗争。在康熙、乾隆时期，苏州、杭州、松江、广州、北京等地，工人为了摆脱作坊主和封建政府的束缚，向作坊主进行“齐行叫歇”（全行业罢工）的斗争。
  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各地造纸工场的扩大，雇工日多，劳资纠纷更甚于往日，例如江西主要产纸地区新昌（宜丰）的造纸工人，为了生活问题，曾发生大规模罢工、抢米索食的事件。
  素以产纸闻名的铅山，亦因雇主的剥削和各种积弊而有罢工事件发生。由郑之侨等编撰乾隆《铅山县志》卷一中有所记载。不过官府所宣扬皆为官府和雇主一面之词，尽说纸工如何“拥众歇槽”闹事等，从而掩盖了雇主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行。清末，各地也发生许多事件，最突出的光绪年间，杭州纸箔加工业发生的工人捣毁作坊事件，据《申报》光绪十五年10月10日载；“杭垣砑纸工人，因工作钱少，一律停歇，勒令庄主增价，方准开工，各箔亦以事未议定，皆不发纸，……嗣工人悉箔坊中自设石砑纸，乃纠众前往折去，且声势汹汹，逢物便击，门窗器具，遭蹋无遗，三日内被扰者多至三四十家……”。
  上述事例，可见到了清代，随着对造纸行业雇工盘剥的加剧，工人与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亦日趋尖锐，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早期“工运”在造纸行业中的实例。
  二、造纸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清朝统治期间，正是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勃兴的时代。此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封建王国终于被迫门户开放，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清朝统治时期，国内外的情况非常复杂。在这个时代的造纸业的盛衰、荣枯，紧紧地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据此清代造纸业的演变历史，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衰落阶段
  在明末清初，全国广大地区，一方面由于农民起义，推翻腐朽明王朝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清兵入关，征服中原，各地反满复明的斗争，继之兴起，连年战争，天灾人祸，百业已趋凋零，使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当时的造纸业已十分衰落，例如江西纸业重地的广信府，“地方屡遭兵燹，人民大半逃亡，……其槽坊厂局，久已变成荒芜”（《江西通志》卷二十七）。其他各地的造纸业，无不受到摧残，陷入衰落境地。即使如此，朝廷索取的贡纸，仍“屡电屡饬，”不予放松，但仍难以作到“依期起解”的任务。
  从上所述，可知清初农工商业的衰落和国民经济的贫困状况，造纸业是重要产业之一，自不例外。
  （二）恢复和发展阶段
  在全国性的战争平定以后，清代的工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到了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即所谓“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生产力很快得到发展。农工商业和科学技术、文教事业都有较大的进步，印刷业和图书出版业也出现了空前盛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想从文化上和思想上消灭汉族的反满情绪，以及实现牢固控制社会上层人物的双重目的，康、乾时期着手编修大型图书及大部类书，如《明史》、《康熙字典》、《渊鉴画函》、《佩文韵府》一万卷（明《永乐大典》之后的一部大类书）；乾隆时更大规模纂修书籍，如《通鉴辑要》、《清通典》、《续通志》、《续六献通考》、《续通典》、《清通志》……。特别大的是《四库全书》共收集3457种经典著作，分79337卷，装订成168000册，抄写7部，分存7处，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这些说明了清代的文化和图书印刷出版事业均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发达，故消费纸张空前增加，从而大大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各地造纸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原来基础较好的产纸老区，枯木逢春，而素不产纸或纸业比较落后的地区，也由先进地区来人传授技术，从而不断扩大产纸区域。例如广西的容县、昭平等县，湖南的浏阳，陕西巴山地区，从康熙至咸丰期间，分别由福建、四川等地的造纸技工传授技术，制造竹纸，使这些地区的纸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详见本章第四节）。
  这个阶段大抵是从康熙以至道光（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将近200年，是中国手工纸业历史上鼎盛时期，产纸区域的扩大，产量和品种的增加，产品质量和工艺技术的提高，都是空前的。
  （三）渐趋衰落阶段
  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失败以后，东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中国进行全面侵略。腐朽的清朝统治阶级，丧权辱国，洋枪洋货，滚滚而来，国势垂危，日甚一日。从此以后，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原有的传统手工纸业，逐渐被洋纸所挤压，销售市场日形缩小；加上国民经济的全面衰落，造纸业困难重重，大多濒于停产。
  在此阶段，由于门户大开，欧风东渐，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工艺，也在神州大地广为传播。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在西方新的科学技术启示下，开始认识到“洋为中用”的重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洋务运动”提倡采用西方技术，发展实业。在“洋务运动”浪潮推动下，在清王朝，统治最后30年内，我国开始发展了第一批近代机器造纸工业，各地建设了约30家机器纸厂；虽然这批在“启蒙时期”产生的造纸厂，由于种种原因，大都夭折失败，但它们对我国近代造纸工业的发展，仍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就是已具有约1800年历史的手工纸业，由盛到衰，也是我国造纸业从手工生产开始向机器生产转化的阶段，所以说它是“新陈代谢”、“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
  第二节 造纸原料和品种的演变
  在清代纸业大发展时期，名优产品倍于往昔；造纸原料种类，互有消长，变化很大，分述如下。
  一、藤纸和麻纸类
  藤纸到了明代已告消失。至于麻纸，虽仍有其名，但名不符实者颇多，有些地方仍用一部分废麻料掺合其他皮料造纸，甚至完全改用楮皮或桑皮，而习惯上仍沿用“黑麻纸”、“白麻纸”的传统名称。
  古代生产麻纸较盛的地区为晋、陕、甘、宁夏及东北等省，以山西为著。据《山西通志》载：“……平阳绵纸，以麻为之，有尺样、双抄诸名，出临汾、襄陵……”。据清同治年间记录，山西麻纸的原料是旧麻与桑皮并用，《中国实业志》（山西项）载：“制造麻纸，以旧麻、桑皮并用，产品有黑白二种，名目繁多，河曲又兼用马莱草，但用量不大……”。山西在历史上产麻纸地区颇广，除临汾、襄陵、河曲外，德保、文水等县亦盛产麻纸，到了清代后期，已告衰落。陕西、宁夏的纸品，已无麻丝成分。关外东三省，如辽阳、铁岭、瓦房店、牛庄、长春、奉天等地，素产麻纸，以废麻屑、麻绳为料，生产毛头纸、窝纸、呈文纸，到了清末，产者不多，仅以废纸掺合，纸质较次，多用以糊制油篓、酒篓、门窗等用途。据日人调查资料记载，在清末民初，10大城市中，只有手工纸作坊44家，工人约千余人。
  二、皮纸类
  清代时楮皮纸和桑皮纸仍占重要地位，产量仅次于竹料纸。名家书画和珍贵典册图书，仍多选用优质皮纸。纯白细软的皮纸，强韧性和耐久性远胜于竹纸，清代早期的玉版纸、连四纸等名优产品，概为皮纸。直到中叶，竹纸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竹料天然漂白技术已告成熟，高级竹纸取代了历史上皮纸的玉版、连史的名称，成为皮料、竹料纸混用纸的名称。据谢崧梁在《今文房四谱》记载：用皮料连四纸裱成的摺纸、大卷纸，是最好的书写材料，受墨快慢，恰到好处。早期的荆川连纸，是由湖北的皮料连纸得名。所谓连四纸，就是比小幅纸放大四倍的纸总称。清代由于泾县宣纸大放光彩，广受书画家欢迎，于是一般皮纸已见逊色。杨钩在《草堂之灵》一书写道：“纸墨为书画之命根，……然佳纸既不易得，所用复多，以白料、重参为学术之常品，以棉料、生宣为学画之常品可也，胶矾熟纸最不可用；玉版、淳化虽非熟纸只可作书，不可作画，……”。这里所说的白料，就是白皮纸，重参就是加重的皮纸；棉料、生宣均是宣纸，玉版、淳化也是厚皮纸，淳化是代表宋代末用于印刷淳化阁帖所用的一种优质白皮纸。这里所说的皮纸均是楮皮纸。
  浙、皖、赣仍为纯白楮皮纸的重要产地，浙江的常山、开化楮皮纸，仍盛不衰。乾隆时开化皮纸质量极佳，乾隆帝最为赏识，清宫最名贵的殿版书（宫内专印的书），都选用开化皮纸印刷。1932年瑞典亲王来华访问时，参观故宫博物院，见到乾隆时用开化皮纸所印殿版书，非常赞赏，他说：“瑞典现代造纸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瑞典纸在欧洲为第一，能印五色套版，欧洲人士谓中国纸不能印五色彩画，只能用颜色绘画，其实不然，本人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见之殿版书，系用开化皮纸所印，其彩色图画，也完全用最白之开化纸印成，数百年不褪色，且鲜明如画，……”（《申报月刊》三卷三期）。开化纸是用楮皮和参皮（三桠皮）所制，细致洁白，非一般皮纸可比。自清代中期竹料连四（连史纸）盛行以后，由于价格较廉，开化纸逐被排挤。
  负有盛名的皖南徽州、池州、定州楮皮纸，明末清初虽曾一度衰落，但不久又恢复生产，清人赵廷辉有一首诗描述皖南纸乡的盛况：“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叠新墙，沿溪水碓无停息，一片春声撼夕阳。”道出了纸乡人民忙于营建水坝、水碓、焙纸墙发展生产的繁荣景象。到了清代后期，朝廷索取的“官派纸”任务有增无已，槽户不堪其苦，尤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皖南地当要冲，两军长期进行拉锯战，槽户相继被毁，纸工逃亡殆尽。据泾县小岭《曹氏宗谱》载：“小岭人口，死亡大半，人相枕籍……”。以致到了清末，昔日盛产皮纸的渍溪、歙县、休宁、黟县、贵池等地，濒于绝产。据《徽州府志》载：“造纸之户沦亡……合郡乃绝无纸矣。”皖南纸业最后只幸存泾县一隅，成为一花独秀局面。
  江西的皮纸业，康、乾之时亦有发展，玉山、铅山等县槽户急剧增加，品种繁多，如白榜纸、中夹纸、勘合纸、玉版纸、大开化纸、小开化纸、棉连七、棉连四、棉连三等皮纸。此外，萍乡在清末盛产一种雪花皮纸，据《江西农工商矿记略》载：“萍乡县……近有添雪花皮，其枝可为引火（线）纸之用，粗料有大表，炮料、老帘、小表各色，岁共出四万余但；细料有小黄、剔皮二项，价值最贵，岁出三百担；其次有湘表纸，岁出千担……”。
  湖北皮纸，盛产于兴国、麻城、房县、长杨、通山、采风、利川等地，尤以兴国、通山产量最多。据《康熙通志·湖北省》载：“皮纸兴国出多，按此楮皮纸也，……最薄者曰水皮纸，出通山，最薄亦可为引火线者，名曰引纸，亦出通山及武昌……”。
  西南各省楮皮纸，到了清代，尚有发展，广西的大瑶山地区及红水河流域，已发展十几个县生产纱纸（即楮皮纸），尤以桂西北的都安、马山、东蘭等县为最盛。光绪《广西通志》载：“皮纸、竹纸、桂林府各州县均出，穀树木名楮树，中白汁如乳，皮可为纸，土田州各司均出穀纸，以穀皮为之，故名。”“清末民初，桂西北各县共有二千余槽户，年产量约四万担，产品多数运销港粤。贵州皮纸以贵阳府所属各县为盛，光绪《贵州通志》载：“贵阳府定番，翁贵出穀纸，白韧如绵，俗称绵（棉）纸，文史多用之，或以棉纸制帐，厚者名夹纸，油之以为雨具……遵义府之棉纸，亦为特产，以出绥阳者为佳，厚白而坚韧。”四川皮纸产地亦广，据《四川省志》载：“楮纸，保宁、江油均产，夔州、雅州、嘉定及忠州、梁山均出蠲纸（楮纸）、竹纸”。云南皮纸以双抄纸为佳，据《云南通志》载：“滇南之徵江、〓江有精粉纸，甚粗小，仅作冥镪用，腾冲有双抄皮纸，较为精美。”湖南皮纸亦盛，据《湖南通志·长沙府志》载：“衡州、耒阳、彬州、兴宁均产皮纸，而浏阳皮纸机理尤细，与贵州所产相似，制书画屏障特佳。”
  以上所述，概属楮皮纸，说明在清代时仍有所发展。至于桑皮纸，在北方以河北多产，据直隶《顺德府志》载：“河北桑皮纸，自古擅长，今府下名纸，亦以桑皮为之。”迁安桑皮纸，到了清末，仍是桑皮纸主要产地之一，专业纸坊近百家，作为家庭副业的百余家，其原料桑皮来源，除本县外，还从邻县的卢龙、昌黎等地购入。据西人《谭氏报告书》（DecenealReports1902—1911）卷一载：”永平府最著名的工业，为迁安造纸业，该县人民以制造桑皮纸著称……这种纸多销于满洲供糊窗之用，曾有少数运往上海，但由于运输成本太高，不能与南纸竞争”。迁安纸由于产量大，桑皮供不应求，故有部分品种掺用从南方运来的废纸，《谭纸报告书》称：“秦皇岛为此项用途而输入的废纸数量：1909年195担，1910年188担，1911年76担。”
  山东桑皮纸继明代之后，仍有发展，多达十余县，青城、惠民、阳信等县在清乾隆时产量最盛，泰安在清中叶最发达。蒙阴为花生油产区，使用大量油篓，用桑皮纸糊油篓，故造纸亦盛，至清末境内尚有纸槽百余家。临朐盛产桑条，城西北龙家河两岸及纸坊镇一带，为纸业集中地。聊城地区是古代的东昌府，以产东昌纸（毛头纸、呈文纸等统称）著名。阳谷县鲁庄人民为纪念造纸祖师蔡伦功绩，很久以来，每年农历3月17日举行盛大的“蔡伦庙会”，传至今日。
  浙江桑皮纸，自古称盛，但到了清代，见于文献记录者甚少，东阳县古以产鱼卵纸闻名，但久已不产。据《东阳县志》载：“寻常所用皮纸，大者名呈文纸、棉纸，大抵皆用桑皮、笋壳制成”。此外桐芦、富阳用桑皮混合草浆抄成大幅皮纸，用以加工成防水的桐油纸。
  远在西陲的新疆、西藏，自中原造纸术传到当地后，1000多年来纸业有所发展，所用原料就地取材，多用桑、麻及其他原料。新疆自古产桑、麻，故史书有“闾阎相望，桑床翳野”之句。据乾隆37年（1772年）刊行的《围疆志》载：“回纸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皮絮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书写”。又咸丰6年刊印《新疆图志》中谈到造纸说：“咸丰中，和阗始蒸桑皮造纸，韧厚而少光洁，乌鲁木齐、吐鲁蕃略变其法，杂用棉絮或楮皮、麦杆揉合为之，纸身大抵皆粗率，不可以为书……”。由此可知新疆也出产桑皮、楮皮等纸料，但产品质量不佳，直到清末，有的产品，仍“不可以为书”。20世纪初，西人斯坦因（A·Stein）在和阗考古时，曾看见当时仍用桑皮造纸。从新疆于清代生产的《可兰经》用纸观察，其原料亦为桑皮，纸面涂布淀粉，经过磨光加工。
  西藏造纸起源于唐代，到了清代亦有发展。嘉庆9年（1804）江苏金山人周蔼联随驻藏大臣驻节西藏时写有《竺国记游》一书，内有“……藏纸似茧（纸）而坚韧过之，有广至三、四丈者，余曾购一幅，约长一丈二、三尺，纹理坚致如高丽纸，携至成都，为奴子斯为火所焠，可惜也，……藏纸即藏经纸也。彼地有草一种，叶如槐，花如红花，以其根浸捣浇造，如造皮纸法，常用不禁，坚白而厚，宽长三、四丈者，惟前后藏达赖、班禅可以写经，有私造私售者，亦犯重辟（重罪）云”。这种究系何种皮料制造，该文献没有说明。如此巨幅藏纸，是采用古代所行的“浇纸法”制成。20世纪初，美国亨特博士（D·Hunter）曾到西藏考察，在甘孜摄了一张藏民在溪中浇纸的照片，刊于他所著《古代造纸工艺史》，这是我国“浇纸法”唯一实物图片。据斯坦因在和阗发现8世纪的藏文佛经写本用纸，经化验证明是瑞香科植物雁树皮纤维所制。日本植物学者考察，认为喜马拉雅山麓，自然生长的三桠皮甚多，藏人用以造纸。此外西藏高原怒江上游，生长一种多年生豆科常绿灌木，藏语译音“冬麻”其韧皮纤维良好，藏人多用以造纸。西藏皮料种类颇多，独不见有楮，、桑等原料。西藏造纸业见之于书、诗文献极少，光绪年间，黄沛翘编《西藏图考》卷三中载录了乾隆时人查礼（1716—1763）所写的五言《藏纸诗》，对于藏纸的品质有所品评，特录如下：
  锦城学书人，据笔每惆怅。熟意黄教方，
  特出新奇样。臼捣拓皮浆，帘漾金精穰。
  取材经丈长，宽约二尺放。质坚宛茧练，
  色白旋浏亮。涩喜受渝糜，明勿染尘障。
  题句意图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
  缀之甘为帐。何异高丽楮，洋牋亦复让。
  诗中对藏纸的评价很高，认为成都竹纸，下笔为难，而西藏皮纸，幅大质优，坚韧洁白，作书绘画，随意挥毫，既可糊窗，又可作纸帐，美妙之处，当不让于高丽纸和洋纸。
  三、竹纸类
  清代由于造纸业的大发展，对于造纸原料的需求胜于往昔，麻及皮料等传统造纸原料，已不能满足需要，惟有竹料是最大宗的重要原料，竹纸在清代占主导地位。关于竹纸的发展情况，详见本章第四节。
  四、草纸类
  我国草类资源丰富，但在清代以前，由于纸的产量还不很大，其他原料尚能满足需要，故草类造纸，不甚发展。到了清代有所改变，但品种还不多，单独用草浆生产较优的书写用纸，尚属少见。掺用精制稻草浆制造高级纸者，唯有泾县宣纸而已。至于低级草纸的产量则大有增长，如浙江富阳所产的坑边草纸，成为当地重要产品。桐庐、余杭、新登等县亦盛产草纸，浙江草纸多运销上海、南京及华北各大中城市，多用作包扎商品和卫生纸，到了晚清，各地都有草纸生产，浙江草纸销路缩小。
  包装用草纸，在洋纸和国内机器制包装纸尚不发达以前，商铺包扎物品，主要用草纸，纸质粗厚，在江南各大城市大多用三丁纸、名槽纸等草纸包装南货。富阳还生产一种大幅草纸，是用草浆混合桑皮制成，供商品包装布帛、衣物之用。最粗的草纸有卷爆竹用的爆料纸和建筑用的草筋纸，江西宜黄、崇仁所产的牛舌纸，福建安溪产的角纸，都是作为此项用途的稻草纸。
  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多用麦草、蒲草；陕北、甘肃、宁夏产马莲（蔺）草，这种草很象兰花，故又称马兰草；西北盐碱地区生长的无节草，称为织机草或芨芨草；东北产的乌拉草。以上这些野生草类，在清代末期，当地居民已用以抄造粗草纸。
  我国开始用蔗渣造纸，始于清末，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四，考11314项载（江西）上高县张仲曙初（张东铭）在徐家渡设造纸厂，以蔗渣造纸，光绪二十九年，由县评禀请奖六品功牌。此项史料，《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亦详细记载，可认为这是我国使用蔗渣造纸的开端。
  清代草浆生产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仿照竹浆、皮浆的精制方法，精制漂白草浆，早在江西、福建等地试制成功，以期降低成本，掺用于皮料或竹料制造洁白上等纸。著名的泾县宣纸，用一定配比的精稻草浆与檀皮浆制造此种高级的书画纸。稻草浆之所以能配制于其他长纤维制造优良纸张，主要是当时日光漂白法已达到实用，大大提高了稻草浆的纯洁度和白度的技术成果。至于我国采用西法制造草浆，则始于20世纪初年，光绪30年（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10期载：“湖南善化张君，自日本返里，学得稻草造纸之法，如法制造，出纸颇佳，与赣省抚州皮纸无异，湘中伞店皆采用之。”值得探讨的是，张君用西法制得的稻草纸，能与皮纸同样强韧而用以制伞，尚须考证。又汉口有陈兴泰使用稻草、蔗渣、芦苇等草类原料制造日用纸张，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东方杂志》三卷3期载：“陈兴泰于汉口桥口地方，设一造纸厂，先以芦柴（芦苇）、蔗渣、稻草杆等物，试造日用纸张，候有成效，再购机器制造洋纸。”以上可以说明我国在清末时期是采用西法制造草类纸浆的开端。
  五、废纸的利用
  我国早在宋朝就用废纸回抄，称为“还魂纸”，并在杭州设有专门回收废纸商店。
  《天工开物》中称：“还魂纸盛行北方，虽寸条片角（废纸）在地，随手即取再造。”实际情况确切如此，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国都，废纸很多，元、明时期，京城南郊白纸坊，“居民以纸为业”，白纸坊因此得名，那时大多利用废纸回抄“还魂纸”。清朝时京师纸业更有发展，白纸坊成为首都造纸业大本营，文献称：“白纸坊废纸堆积如山”。清末，虽有洋纸输入，而白纸坊专用废纸生产的大众化“还魂纸”作坊，仍有二百余家，从业数千人。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生产的“还魂纸，”远不及北京之盛，南方称白色“还魂纸”曰“六印参”，灰色而略带字墨迹者称“抄缸纸”。
  利用废字纸回抄，在我国古代有一种“敬惜字纸，不敢秽用”的传统封建思想。即使到了清朝仍有“惜字会”组织，字是圣人所造，有字的纸，不许糟蹋，因此专门收集废旧字纸，投入“惜字炉”焚化，而造成浪费。
  清朝末年，新的思想逐渐战胜旧的观念，废纸回抄已甚风行，采用西方新法处理废纸亦始执行。据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10期载：“（四川）刘开芹等，以泰西各国造纸法，多应用废物旧纸炼化而成。川省残书旧纸不可胜计，拟用新法涤去墨迹，制成佳纸，可获大利，现禀奉商务总局批准试办。”此举可说是我国采用新技术，进行废纸脱墨的开端。
  第三节 清宫纸厂与民间名纸
  一、宫廷用纸
  清朝廷内宫用纸，在康、乾时期，除很小部分由清廷宫纸局（厂）加工生产外，大部分由各地征购或派贡；道光年间官纸厂停办以后，内宫所用各种纸张，概由地方供用。
  清初，顺治年间，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各地造纸业衰落不堪，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即使久负盛名产纸重镇的江西广信府，纸业亦极度衰落，朝廷贡纸难以完成等情况已见前述。但随着政局趋于稳定，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发展，纸的供应逐渐充足，派贡任务，都能完成。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由于洋纸涌入，国内纸业渐趋萎缩，朝廷由地方贡纸仍在进行，名义上当作钱征购，实际上所抵的代价甚低，加上有些地方官商从中克扣，压低纸价，故纸坊所得低于市价；不但如此，还须负责长途运送到京解缴，所需包装材料、运输工具、劳役饷银等开销很大。仅举山西蒲州为例，即可见一般。其时张之洞为山西巡抚，目睹纸户如此痛苦，故具文上奏朝廷，请求停征官纸，改解现金，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九载张之洞的《请将晋省例解捆纸折价解部》奏文略称：“……向以承应官差，为行头胥吏所扰，故蒲州纸户流亡失业，尤为困苦，屡次呈诉求免。综计纸浮（贱）于例价十倍，……即如毛头纸一百万张，呈文纸四万张，合计包裹、绳束、箱箧、毡席，解役行李，共重三、四万斤，晋地路小艰难，任载有限，用大车五十余辆，用驴则三、四百头，……”。蒲州素产麻纸、桑皮纸，但其所产毛头纸、呈文纸，产量远不及山东，而每年仍按例解五十辆大车的纸张，纸户负担很重，被迫流亡失业，故上诉求免。山西贡纸成灾，其他各地，当不能幸免。
  光绪帝御用的五色洒金笺及其他笺纸，很是豪华讲究。京师并不加工此产品，只有苏州制造，但习惯上却令安徽凤阳关官员负责办贡。据上海《益闻报》1249期转录光绪十八年12月28日《京报》刊载：“头品顶载安徽巡抚臣沈秉成跪奉……准总管内务府大臣咨，光绪十八年6月11日懋勤殿奉旨：传安徽巡抚，上使（皇上用）朱红绢四龙幅方笺六百张，见方一尺九寸；五色金蜡笺纸二百张，长六尺宽三尺；五色素蜡笺二百张，长六尺宽三尺；五色洒金笺纸五百张，长六尺宽三尺；徽墨六百碇，每碇重二两，敬谨选制，赶紧解进呈，钦此。……当以徽墨出在徽州，绢幅方蜡笺出在苏州，均离凤阳关甚远，……兹已一律照式如数备齐，……谨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苏州所制的各色加工笺，素负盛名，光绪特下旨选贡此项名贵笺纸，以供御用。
  宫中各部所用纸张，照例均由各地征购派贡，在光绪年间，两淮应进的贡纸，却只归一家纸商独揽，由于有利可图，遂引起其他纸商争夺包拦贡纸任务。据公元1893年《益闻报》1233期载：“内廷所需笺纸，向由两淮贡商叶日昇纸铺主洪承翼顶承充贡，照例制造，依期解送，素无贻误。昔有纸商清吉星等，禀呈两江总督曾忠襄公前，谓该贡商朦充私踞等情，当经批驳不准在案。近又有万恒丰等纸商，具呈两淮运宪辕前，请为转详督宪，更换贡商及承办。江蓉舫以成案未逐，何能率行转请，徒遭批驳。且该贡商叶日昇办事周详，未便移易……”。由此可见当时承办贡纸获利丰厚，故各地纸商争享贡纸之利。
  二、清宫造纸厂
  清康熙时，战乱趋平，清王朝开始走上太平盛世年代，文教方兴，各方面用纸激增，对名贵纸张亦有所追求，从而促进了纸业的发展，除民间积极发展纸张生产外，清宫廷继明朝之后亦办起纸厂，为宫内制造所用的某些纸张。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在京设立官纸局，从各地选送精于手工纸生产的能工巧匠，派官员监督生产宫廷用纸。
  清代官纸局并未生产与明朝官纸局相类似的宝钞用纸，因清朝未正式发行纸钞，仅在顺治7年试仿明代发行纸币，用民间生产的厚质桑皮纸，木版印发票面为1000小钱纸币，共12贯，名为“钞贯”到顺治十八年就停止发行。康熙时官纸厂制造的官纸，系供大内办公，文牍所用。由于严格规定了标准和要求，官纸质量的优良，造出的纸，逐日进呈检验，并由监督官在纸角上盖下一个红色朱印，印文是：“康熙×年×月×日×××恭进”等字样。当时制造的纯白桑皮纸，用以书写清代宫史书籍及其他重要文牍。清廷并下令各地民间纸厂、坊户，生产的贡纸，均仿效官纸厂的质量标准规格制造，不得违误。清人胡朴安在《纸说》一书中说：“清纸颇多，康熙间用罗纹，乾隆间多尚于粉笺，后有虚白斋纸，近则用宣纸，凡此所录，皆佳者言之也。”事实确如以上所说，清代出产的纸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优良，均胜于前代。康、乾时期清宫官纸厂所制的纸品，其较为名贵者有如下几种，大都仿制古代名纸（见彩图7—彩图9）。
  1.仿澄心堂纸
  清高宗乾隆帝本人，精通书诗，又善书法，挥毫御题，随处可见，故他对于名纸的爱好和讲求之甚，不言而喻。他命令宫廷纸厂研究仿制南唐名纸——澄心堂纸，并派员监造。以桑皮为原料，由他提供的纸样作为标准，尺寸厚薄及纸色光度，不能与原样相差，要求严格。工匠精心制造，终于造出了与700多年前为南唐李后主所珍重并为历代书画家所仰慕的澄心堂纸相媲美的“仿澄心堂纸”。经过乾隆挥毫试用，倍加赞赏，认为“研妙辉光”不亚于南唐佳品。这种纸表面光泽丰润，后经日本内藤虎一郎研究，，认为是利用贝壳磨光表面的加工纸。
  2.仿金粟笺藏经纸
  乾隆时宫廷纸厂又奉命研究仿制宋代有名的金粟藏经笺，乾隆很重视，亲到造纸工厂督促，从配料到抄纸、拖染黄色、上蜡打磨等各项加工操作，不惜工本，仿古精制。所制成的藏经纸，甚为精美，经过检验，合格者都在纸角盖上“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笺”十个朱红印记。这种纸专供宫中书院书写佛经之用。
  3.仿宣德宫笺
  清宫纸厂先后仿制明代官纸厂在宣德年间所制的各种名贵宫笺，如金龙纹笺、洒金五色花笺、梅花玉版笺等，比明代宫笺更为古雅、坚致。据《西清笔记》载：“内宫藏明代香笺甚多，今则尚沿用其旧，亦宋人蜡笺遗意，而坚致过之。上（即乾隆）命造梅花玉版笺，云龙纹笺，仿澄心堂笺诸种尤胜。”
  4.暗花罗纹笺
  康熙时宫中纸厂曾仿西方用铜丝帘抄造有暗花水印罗纹纸，称为“康熙大罗纹纸”；但可能由于中国工人习惯使用竹帘，不善于使用铜丝帘，不久就停用了，所造出的数量不多，鲜为世人所知。据徐子晋《前尘梦影录》载：“老友陈伯君大会，曾觅得康熙年间阔帘罗纹纸数页，周围暗花，边皆六尺。今仅有狭帘，罗纹纸短小，出于竹帘。阔帘铜线织，久已断坏，无人继作”。值得探讨的是，当时用的铜丝帘，“边皆六尺”，这样大幅铜丝帘，从何而来？不知是国内制造或是外来品。所谓“暗花”说是水印图案。这是西方人惯于在铜丝帘上以铜丝焊成某些图案印，模，用以抄制水印纸。
  5.乾隆水印纸
  清宫纸厂在乾隆时制成一种水印纸，称为“乾隆水印纸”，亦属稀有之佳品，据唐鲁孙著《北京琉璃厂南纸店笔墨庄》书中谈到加工纸时称：“……乾隆纸之水印，纸正中有一尺大小水印暗纹，中心一八卦符号之乾卦如‘三’字形，围以团龙，纸质细润洁白。由此可知清初御制纸张，品质亦大佳，其水印纹为以往纸张所未闻，极堪注目。”这里所说的“乾隆纸之水印”，“清初御制纸张”等语，当为清宫纸厂奉乾隆旨意仿制的产品。
  此外，清宫纸厂在乾隆年间曾抄造一种巨幅大纸，使西方造纸家惊奇。在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7年），曾有一位美国学者法兰克林（Benjamin Flanklin，公元1706—1790年），以82岁高龄，怀着学习中国造纸技术的心情，远渡重洋来华，他设法获准参观了清宫纸厂，学到不少技术。他对于制造大幅纸的方法甚感兴趣，回国后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向美国费城哲学会（科学院，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建议学习中国抄造大幅纸技术。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制造大幅纸的方法，简便得多了，他们把粉糊胶质直接混在纸浆中，由两人拖着竹帘直接抄成四尺半长的大幅纸，而且只要经过一次压榨，二次风干，二次压平，再把小纸粘连成大纸的办法，可省去大部分麻烦手续，我们都应该学习中国人的巧妙方法……”。该文原刊于1814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后由亨特博士（Dr.DardHunter）引入《古代造纸工艺史》一书中。由此可见当时西方国家还不能抄造大幅纸，而是将小纸粘连为大幅纸。其实这种双人抄的四尺半长的纸幅，如与宋代的三丈、五丈巨纸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当更令西方人瞠目。
  清宫纸厂在康、乾时期能制出许多名纸，这是与乾隆的重视直接相关。乾隆以后，逐渐衰落，到了道光庚子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无宁日，清宫纸厂也日趋没落了。
  三、民间名纸
  清代民间生产的纸品很多，有不少经加工的优良名纸，其风格大多以宫廷纸厂的官纸为标准，一般崇尚清淡古雅，双面裱褙略施砑光的素笺、粉笺，又刻意仿究古法，其中如松江的鞠松华粉素笺最为有名。江苏松江（古称云间及华亭）在明代时所产“松江谈笺”著名于世。清初鞠松华精制粉素笺，在乾隆游江南时，大加赞赏，并令每年采购进贡，由是鞠氏粉笺继谈笺之后，身价百倍。徐子晋《前尘梦影录》载：“云间鞠松华善制粉笺，于纯庙南巡时经进，特蒙睿赏，嗣后每办例贡，华、娄二邑，支领工价，每次约七百余金。余游娄幕时，尚见鞠氏领纸价”。徐子晋在同书中也谈到另一种书写佳纸，谓“虚白斋纸，宜书不宜画，许氏因梁山舟而设”。这是一种施胶矾的白皮纸，专为文人梁山舟撰写《笔史》一书所特制的产品。
  清代的笺纸，承明人制法，种类甚多，如金银花粉蜡笺（彩图10），宫廷大臣贵族书联及立幅多用此纸，甚为名贵。小品笺纸，如水印宣纸的花饰很美，今已无此佳品，鲁迅著的《笺谱》中，收录的佳品颇多。清代的文人喜书写于小品笺纸上，无论粉蜡笺或水印宣纸，其不见风日者，尚能保持完好至今。据《梅溪丛谈》称：“笺纸近以杭州制者为佳，捶笺、粉笺、蜡笺俱可用。盖杭粉细，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苏州俱所不及也。有虚白斋制者，海内盛传，以梁山舟侍讲称之得名，余终嫌其胶矾太重，不能垂久。书笺花样多端……自乾隆四十年间，苏、杭、嘉兴人始为此，愈出愈奇，争相角胜。然总视画工之优劣，次纸笺之高下，花样虽妙，纸质粗松，舍本逐未，可发一笑”。这是说清代乾隆时期，加工笺纸盛行，但必须有优良的原纸，才能加工成好笺纸。
  清代精制笺纸之处为杭州，刻工则为皖南，大宗产品则在北京，其染色纸有的用宣纸，有的用竹纸。北京在清代时加工的色笺甚为有名，据胡朴安《纸说》称：“产纸之区虽在江南，而制纸终逊于北，今日北京所制色笺，有非南中可能及也。岂不以数百年之首都，文人学士之所聚会提倡者有人欤？……而今亦能独具匠心，韧诸巧制，信笺格式花样，北京所造优于上海。”当时北京以多色套印的花色小笺著名，加工原纸多来自南方。所称“南纸店”，主要业务是经营南方所产纸张兼加工各色纸笺。与“南纸店”相对应的是“京纸铺”，以经营北方所产的纸张为主，如东昌纸、毛头纸、高丽纸（迁安桑皮纸）等品种，兼加工各色纸笺，如倭子、银花、秣秸、冷布等。
  北京南纸店加工的色笺，花样繁多，用各种有机药物为染料，据唐鲁孙《北京琉璃厂的南纸店笔墨庄》书内载：他本人“曾亲见用黄柏、胭脂、栀子、赤芍各种有色药料槌碎熬汁后分别拖染，则成之仿宋色笺，或油画家以浅绛浅碧手绘成云龙、汉瓦等图案之联纸，以及套印梅花喜神谱当笺纸用之梅花喜神笺，……”。这是有关北京往昔加工纸的一些实录史料。
  清时京师加工纸铺多集中于琉璃厂地区，南纸店很发达，最早开店的松竹斋、清秘阁等老店为京师负盛名的纸店。早年盛行科举会试所用卷纸、白楷以及京内外各官家所用奏摺、办公簿记、帐册、书画纸、各色加工纸笺，均由南纸店制备经销。在南纸店中至今仍有名的是“荣宝斋”，其前身即“松竹斋”创业于康熙11年（公元1612年），光绪20年（公元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
  清代前期，官家和民间所用纸笺较为朴实淡雅，但到了清末，慈禧太后擅权以后，朝风一变，一切力求奢华，用纸亦趋向华丽，一般书画卷轴，喜用绫绢为边。胶矾浓重的福字五色洒金朱笺，称为绢福高蜡笺，甚为流行，原纸产于徽州楮皮纸，由苏州加工。至于民间用纸，多数仍尚素雅，后来宣纸盛行，书画家都乐于使用这种不施脂粉的汪六吉生宣和虎皮宣纸、槟榔宣纸（见彩图11），多数文人不喜欢用施胶矾过重的粉蜡笺或俗气的红色朱笺。如《今文房四谱》称：“光滑粗浮者，蜡笺、朱笺、院红之类，全不受墨，久浮纸面，……现行西洋纸，大都如此。”至于花色小笺、诗笺、信笺、柬笺，仍尚古雅，而以明末《十竹斋笺谱》的风格为规范。清末，上海纸店有仿薛涛笺出售，从现藏纸样观察，纸质甚为细匀，单色淡黄，上印有山水花鸟图案，下题“水高镇日乐幽居。薛涛笺”字样，极为雅致。其他比较简单的水印单色小笺，各地都有，广泛用作诗笺、信笺。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次年举行考试，招收天下贤士，当时考卷是一种黄色佳纸，据《梵天卢丛录》载：“……孙某尝应太平天国天朝试院乡试，落第以归，然所颁试题纸，其子孙今犹藏，未敢轻弃。纸黄色，宽大类吟（诗）笺，每纸一题，凡策、议、论、诗、判等五题，须五纸，纸端黔‘天官丞相’小印颗……此纸国中藏者不多，殊为可珍。”此纸可能是拖染淡黄色的加工纸。
  清代出现一种仿明代宣德羊脑笺的加工纸，观其纸样为黑色，满幅印有极为精致工整的“卍”字形图案缎纹，光泽清雅，此纸仍甚流行。
  民间销量最大的染色纸，其颜色主要有红、黄、蓝、绿四种，原纸先拖胶矾，干后再单面刷色。原纸多用竹纸如毛边纸，最好是重边，例如刷重边梅红。若刷两次的称京槽重染，其色深红，普通的梅红纸又简称新纹纸，黄色的称毛边刷黄，两面黄的称黄表纸。因需要量大，故在抄纸前先加姜黄粉于纸浆中染黄，叫做浆内施色，成纸干后不再染色。
  为适应民间大量需要，各大城市都没有加工纸作坊，苏州城内桃花坞是吴中加工纸坊集中的闹市。同治年间，后起之秀的福州市染色加工纸坊多达数十家，据《闽产异录》载：“福州纸坊三四十间，以和纸染花笺，砑蜡则为蜡笺。兴化产红花，施写梅染纸，价廉工省，然不及重槽重染之深红。又有米色纸，名九牧，乳细为贉头、为慎眉，坚实不烂。本省各县所出纸张，每市数十万金，以之书画，终逊宣城、泾县两处（宣纸）。”
  高级加工纸，因工料较繁杂，成本和售价很高，同治八年（1869年），独幅双料拖蜡笺，每张工料五两零九分，洒金蜡笺，每张另加金箔工料一两一钱五分二厘，共计六两二钱四分二厘；又五色洒金笺，长一丈六尺，每长一尺加骨力绢需银一两，颜料工银三钱，金箔需银一钱四分七厘，洒金工资三分，每尺共计银一两四钱七分八厘，每张共计银二十三两六钱四分八厘。如此高贵，真是“尺纸寸金”。这种加工纸，显然一般庶民、寒士唯有望“纸”兴叹，只有王公贵族方能享用。
  清末北京有一家书店，名叫“老二西堂”，据《驰名京华老字号》一书内载：这家书店“到光绪年间承揽了宫内装钉玉牒业务。玉牒是王室家谱，用纸很考究，装钉玉牒的纸是御制的，名叫榜纸，纸纹细腻，有韧性，色白，经久不变，比上乘宣纸尤佳。每张榜纸的价钱，折合四块银元……”。值得探讨的是，此种名贵榜纸从“御制”的产品来揣测，一种可能是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清宫纸厂奉御命而精制的产品贮存下来，专供王室所用；另一可能是清宫纸厂停办以后，由上方下令到民间纸厂承制。此纸“有韧性”、“色白耐久不变”，应是上等皮纸，与明、清时安徽的安庆大榜纸和浙江常山、开化的榜纸是同类产品，故此纸也有可能出自南方。
  光绪年间，浙江诸暨某纸坊，在重赏之下，制出三丈余长巨纸，堪称奇迹，是清代造纸业者，继承前代创造巨纸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的产品。
  从造纸技术及其原理来说，采用“浇纸法”制造巨纸完全可能；如本章第二节皮纸类中曾谈到西藏用“浇纸法”制成“有广（长）三、四丈者”的藏经纸。然而不论是采用“抄纸法”或“烧纸法”，造纸工技艺的精湛，动作的协调一致，固然甚为重要，但对于纸帘和帘床框架的结构也就是“底模”是否完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故首先必须把它制作良好，方能造成佳纸。
  清代集古代造纸技术大成，又加以革新和发展，故名纸辈出，品种繁多，除上述者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书画专用的宣纸，进入全盛时代。清代绘画，除极少数宫廷画家如仇英、郎世宁（意大利人，27岁即来中国，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专绘西洋画供奉内廷）等人专以绢底作画外，绝大多数画家则用纸底；且尚用“生纸”，有人以用“熟纸”为可耻，书法中亦有“生纸”为主，如清初名画家四大王，清中期名画家四小王都是以纸为底。扬州画派“八大怪”则非纸不画。清代以前，我国尚无书画专用纸，故清初时画家所用的纸，尚为自由选择，随各人所好，在纸肆中择优而用，而以优质楮皮纸为主。但为时不久，几乎全部采用宣纸，从此宣纸竟成书画专用纸，盛行于世（详见本章第五节专论宣纸）。
  清代书画用纸的加工法比较简单，据钱梅溪的《梅溪丛谈》称：“捶纸，纸类不一，各随所制，近所用者，不过竹料、棉料（皮纸）两种，竹料用之印书，棉料用之写字，然纸质虽细，总有灰性存乎其间，落笔必渗（墨）。故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浆或白芨或胶水拖之，然后卷在木杆上，以椎千捶万捶，则求性去，纸质坚，米南宫制纸亦用此法。若欲求性自退，非百余年不可，然其质仍松不可用。”这是清代一般书面纸采用的捶纸加工法，但纸铺中有的不用浆拖加工，只加蜡压平而已，名之为“煮捶宣纸”。纸铺从纸厂收购的原生纸，先将纸面的毛丝用刀刮去，如煮捶宣，则洒水雾润潮，待干后加蜡砑光即可。
  第四节 竹纸生产大发展
  清代，由于社会消费纸张与日俱增，为满足需要，各地除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继续发展皮纸的传统名优产品外，而在南部地区，开发量大面广竹料资源，是清代纸业最重要的环节；同时竹纸的生产技术及漂白竹浆的精制法，自明及清经过不断改进，已达到成熟阶段，充分发挥竹纸的优势，不论是产量、质量、品种各方面都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成为清代造纸业居于主导地位的重要产品。下面逐一论述这个时期竹纸的发展概况。
  一、竹纸产区不断扩大
  我国南部各省，产竹地区分布很广，除原有已生产竹纸的老区继续经营并进一步发展外，那些素不生产竹纸或纸业比较落后的地区，也在先进地区的扶助下艰苦创业，不断扩大竹纸生产基地。
  福建是竹纸业最发达的先进地区之一，福建造纸工匠，也是传播竹纸生产技术的能手，早在元明时期，江西纸业中心的铅山及其他邻近地区，已有不少福建纸工在这些地方安营设寨，发展当地纸业。清代时，原来只生产楮皮纸的广西，得到闽人之助开始生产竹纸，深受其惠，据史鸣皋等编撰乾隆《梧州府志》卷三，27页载：“在康熙年间，闽、潮来容（县），始创纸蓬（纸坊）于山中，今有蓬百余间，工匠动以千计。”又据封祝唐等编撰《容县志》卷六载：“康熙间，有闽人来容作福纸，春初采扶竹（嫩竹）各种笋之未成竹者，渍以石灰，沤于山地，越月碾漉成絮，濯以清流，又迎月下槽，随捞随烘，因面成纸。每槽司役五、六人，岁可获百余金。至乾隆间，多至二百余槽，如遇荒年，借役力以全活者甚众”。这是在康熙年间闽人来到广西素不产竹纸的梧州地区容县等地传授制造竹纸的史实。
  广西昭平县原来既不产竹子，也没有其他造纸业，后由福建纸工前来从传授种竹纸开始，以至全套造纸技术，当地竹纸业遂得到发展起来，成为该县重要产品。据李树楠等编撰《昭平县志》卷六载：“昭平县所属归化、勤江、佛丁、丹竹、仙回、马江等处，均有竹纸厂。制造之初，因同治年间姓王者来自闽疆，侨居太区、丹竹、上泗冲一带，见该地山岭旷弃，且土地最宜种竹造纸，乃携竹六本来昭种植，渐以繁兴，借以造纸者，迄今垂七十余年。此物为本邑生产大宗，销流之广，运及云、贵、川、黔、钦廉、越南。”
  广西南部许多地区，自清初康熙以至清末同治年间，先后有闽人到该地区传授种竹造纸技术之后，遂使竹纸业从无到有，迅速得到发展，并扩散到桂西北各县，成为广西造纸业重要基地之一。
  湖南浏阳在清初只能生产粗劣竹纸，很落后，到了咸丰年间，始由福建蒲城人到浏阳传授制造熟料竹纸的技术，在张坊、石头山、长塘坑一带办纸坊，制造精细毛边纸、官堆纸，此后各地群起仿造，并进而制造天然漂白竹纸。至清末，湖南已成为我国竹纸主要产区之一，仅张坊镇即有竹纸厂七八十家，纸质同福建的连史纸、毛边纸不相上下。
  在扩大竹纸产区的许多事例中，更值得重视的是，后起之秀的陕西大巴山地区的竹纸业，发展很快。巴山地区，人烟稀少，竹料资源虽很丰富，可是造纸业很落后，到了清代中后期，竟成为四川和湖广造纸工匠开发竹纸业的新区，与当地居民共同发展巴山竹纸业。道光年间，负责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区军事的严如煜，深入巴山地区考察研究各地形势和风土物产，特别是对竹纸制造业作了精细的考察，在他所著《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和《三省边防备览》等书中载称：“洋县龙亭为蔡伦封邑，西乡、定远皆旧洋州地，今多纸厂”；“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各地皆有纸厂”；“西乡纸厂二十余家，定远逾百，近日洋县、华阳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家，厂大者匠作雇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山西（边）居民佃山内有竹林者，夏至前后，男妇摘笋砍竹作捆，赴（纸）厂售卖，处处有之，借以图生者，常以万计，……”。专卖竹料的人竟达成万之众。
  据以上所述，可知巴山地区竹纸业当时发展迅速，规模很大，其“大厂雇工百数十人，小厂亦有四五十人”，即使在盛产竹纸的江南各省亦属少见。
  又据道光三年卢坤著《秦疆治略》一书，也有关于陕西纸业的记载，纸业已发展到十几个县，而且有的纸厂多系四川人、湖广人。据称：“岐山县南乡有纸厂七座，厂主雇工均系四川、湖广人”；“汉中府定远厅，嘉庆8年新设纸厂……川人过半，湖广次之，土著甚少，……并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员众多”；“西乡县……境内客民居多，土著不过一、二；山内有纸厂三十二座，……每厂工匠数十人”；“兴安府安康县有纸厂六十三座，工匠众多”；“兴安府砖坪厂、纸厂三十二处，每处工人十余人……”。此处宝鸡、紫阳、商南、孝义等县亦有少数纸厂。
  陕西巴山地区纸业，经营者以四川、湖广人居多，由于资源丰富，条件优越，故清代中叶以后，纸业甚为兴盛，成为我国中原西部纸业重地，其产品多供西北各地。
  严如煜对大巴山竹纸业甚感兴趣，他写了一篇描述巴山纸业生产情况的五言长诗《纸厂咏》，是一篇兼具技术性和文学性颇有价值的纸史诗篇（载于《三省边防备荒》卷九），仅抄数韵如下：
  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二千余年来，遗法传乡里。
  新篁四五月，千亩束青紫；方塘甃砖石，尺竿浸药水。
  成泥奋铁锤，缕缕成丝枲；精液凝瓶甑，急火沸鼎耳。
  几回费沟漉，作意净渣滓；入槽揭小帘，玉版层层起。
  染渍增色彩，纵横生纹理；虽无茧绵坚，倘供管城使。
  驮赴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阳大小巴，厂屋簇蜂垒。
  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
  清末，陕西又从四川招聘竹纸技工，开班传授造纸技术，以开发华山地区竹纸业。
  以上事例，说明清代竹纸生产地区不断扩大，并迅速发展。更有趣的是：江西早在元明时，竹纸业在其邻省浙江特别是福建的影响下，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有许多地方尚为空白点，例如地处赣南而盛产竹子的宁都，直到光绪年间还未有纸业。光绪年间有两个书生魏菘国、李啸峰，见到满山翠竹，遂萌发创办纸业的雄心，经过十多年艰苦创业，大有成就，最后竟有近万人以纸业为生，陈炽著《续富国策》卷一中“种竹造纸说”一文，记载了此事。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清代的竹纸业已大为普及。其中以湖南发展最快，造出有名的漂白竹纸“二贡纸”，纯白细薄，为旧时卷烟卷的佳品，湖南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江西、福建、浙江、四川等省的主要竹纸产地；广西到了清末，竹纸业已由南部向各地发展达20多县。
  远在海外的台湾、硫球群岛，用纸多由福建输出，台湾居民祖籍大多闽、淅，台湾盛产竹子，居民在明末清初，即开始在嘉义一带抄纸，以桂竹为原料，抄造迷信用纸，称为“礼拜纸”，多分布在竹南、苗栗、竹山、梅山等地，及后发展到几个县，但只能生产低级竹纸。日本侵占时期，在埔里设有绵纸厂，以楮皮（台人称鹿仔皮）为原料，用日本方法抄造皮纸。硫球群岛古称萨州，被日本占领后改为冲绳，据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萨州物产录》载：“硫球所用纸，多由中国运入，近年始自造唐纸（竹纸），但纸质远不如外来者”。据《武江年表》一书载，硫球竹纸业的创始人，“……筠庭云：硫球人新垣亲云，为了研究竹纸制法，三次渡海至福州，访得其法，始回萨州创造唐纸。”
  二、竹纸的品种和质量
  到了清代，竹浆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因而纸的品种和质量，大有改观。竹浆精制技术，从明末开始，将皮料日光漂白经验，应用于竹浆，提高竹纸的白度，实现了与皮料连四同样洁白的竹纸，称为“竹料连四”，以示区别。竹料连四由于纤维比皮料短，韧性又不及皮料纸，但易于砑光，首先为裱纸家所赏识。
  清朝中期以后，竹料连四产量日增，竹亦较皮料为廉，用途渐趋普遍，许多素用皮料连四者遂由竹料连四取而代之，于是渐消除了“竹料”二字，单称“连四纸”，在江西亦称“连泗纸”。这种纸最初在福建山区制造，所以称为“里山连四”，后来又改称为“连史纸”直到现在。连史纸成为漂白竹料高级书写纸的专用名词，它也是竹纸类中所有品种中的特优产品。迨近世机器造纸兴起之后，用漂白棉浆为原料，由长网造纸机仿造的中国手工高级纸，也称为“洋连史”。也有用漂白木浆为原料，用圆网造纸机加竹帘仿造“机连纸”，而对手工抄造的则称为“本连纸”。自从有了大量的廉价竹料连四流行以后，逐渐淘汰了价格昂贵的皮料连四。同样自从清末出现了“洋连史”和民国初的“机连史”以后，其价格比手工连史纸低廉，故手工纸被排挤而逐渐衰落。
  关于“连四纸”名称的由来，最初曾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从小皮纸的幅度放宽四倍而称为连四；一种是由福建造纸家连氏兄弟而得名，据《浙江之纸业》第一章“中国手工造纸业之沿革中”中称：“漳州府有绵（皮）纸，名连三、连四，盖造纸者连氏兄弟其行为三为四也。”连氏有四兄弟，老四出纸最佳，所以称为“连四”；最后一种说法是连字代表福建的连城县，四字是代表纸幅放宽四倍，连四纸就是连城的大尺寸白皮纸。此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因连城最早生产皮纸，颇为有名，后来生产竹料连史纸也驰名全国，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连城境内的山坡土岭，摊晒竹丝饼遍地，白茫茫一片，进行日光漂白，连城是连史纸的重要产地之一。
  清初，竹料连四虽仿效皮纸连四的日光漂白法，但竹料的精制手续比皮料繁难得多，故还在摸索试行阶段时，成纸颜色并不很白，仅和明末较好的官堆纸或贡川纸一样呈淡白色。在乾隆年间编撰的《铅山县志》和《广信府志》中，都还没有竹料连四纸的记载，经过积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从改进蒸料、洗料，特别是增加日光漂白翻堆次数和延长曝晒时间，任其日晒雨淋，充分进行氧化漂白，才能得到较高的纯洁度和白度，这种演变过程相当缓慢，决非一举即能成功，我们从现存的许多古籍书画实物标本观察研究，可以窥见其进化的概略。例如印刷年份为嘉庆9年，上面盖有红色《刘海洒金笺》圆形图记的初期竹料连四纸，纸质很均匀细密，其颜色较贡川纸稍白，但还未达到纯白，可作为初期竹料漂白纸的代表。
  约过五六十年后，荣怡庵编的《六也曲谱》，刊印年份是同治元年，仍用竹料连四纸，白度较前者大有提高，虽还比不上纯白的皮料纸和泾县的连四纸，相比之下，白中带灰，已接近于近代漂白竹浆连史纸的水平，这标志着竹料精制技术到了晚清已有很大进步，由此可以推测出竹料连史纸发展的大致年代。
  江西广信府铅山、陈坊、石塘两镇的造纸业，在明末清初虽曾受到严重破坏，但到康、乾之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蒋继沫等编撰的乾隆《广信府志》载：“铅山之纸精洁，业者众多，小民借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以产连史纸、毛边纸著名，因此铅山同明代一样，成为高级竹纸的重要产地之一。据《江西工务记略》载：“铅山所产纸张，道光末洋纸未行时，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其名目有连四、贡川、竹纸等类，皆以嫩竹为之，……并用连泗为名，表示和皮料连四有所区别。纸槽共有二百余处……”。这是最早出现竹料连四纸品名的文献记载。后来漂白技术不断提高，有了纯白连史纸。因此竹料连四、连泗、连史这三个命名的过程，也是标志着竹料精制漂白技术改进提高的三个阶段。
  陈坊是赣东和闽北地区纸张的重要集散地，在其周围纸坊甚多，但镇内并无纸厂，有纸行数十家，专门经营纸张的销售业务，该镇背靠武夷山，小船从这里沿溪下放，可达信江流域的河口镇（今铅山县治）及弋阳县，福建境内邵武县所产的纸，都用人工挑至陈坊镇出售，故陈坊遂成为赣闽边区纸业的重镇，光绪年间，每年可销售纸张价值约四十万两。
  作为闽赣两省分水岭的武夷山，东从仙霞岭起，向西绵延直到汀洲瑞金的武平，千峰百峦，两省边界犬牙交错，在两侧的丛山峻岭之间，竹林密布，溪流纵横，清朝中期以后，这个地区计有十余个县，到处都设有造纸作坊或槽户，是两省竹纸主要品种如连史纸、毛边纸、毛太纸等的重要产地。
  清初有名文人朱彝尊（公元1627～1729年）和好友查慎行（1650～1727年），结伴游山玩水，他们从江西信州（广信府）到建州（福建建宁府），漫游纸乡，一路之上沉浸在山青水秀，风光迷人的自然美景怀抱中，诗兴大发，每人轮流赋两句相联的诗句，信口而出，居然作成了很有造纸史料价值的《观造竹纸联句五十韵》的五言诗，全诗一百句，叙事怀情，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崇安、建阳、建瓯一带造纸盛情，内容极为丰富，仅摘录数韵联句如下：
  信州入建州，篁竹见于筱；
  居人以作纸，用〓不用老。
  遑惜箫笛竹，缘坡一例倒；
  束缚见清渊，杀青待存缟。
  出诸鼎镬中，多受杵臼捣；
  不辞身糜烂，素质终身保。
  层层细帘揭，滔滔活火〓；
  舍粗乃得精，去湿忽就燥。
  ……
  福建的汀洲、连城、上杭、龙岩等县，是清代上等竹纸的主要产地，也是竹料首先采用日光漂白法的发源地，其品种可分为淡白的贡川纸和纯白的连史纸两大类。连史类中有大高连、小高连、金笺高连、长连纸、手本纸等名目。又有因销售地的不同，分成广州庄、潮州庄和赣州庄三等；同是大高连，而以广州庄的色质最好。这些漂白竹纸，除适合于中式书写印刷外，又用来卷烟丝，每年从福州、厦门、汕头出口数量很大，供南洋各地华侨使用，利市四方。到了清末，又造出一种叫罗地纸，洁白而较连史纸稍厚，坚韧而有粘性，颇像宣纸，售价低廉，故一般书画家用以代替宣纸，因此畅销全国，多用以印刷“清帐”诸类（即中式簿记中的总帐册），它是手工竹纸中最为名贵的产品之一。上海纸行中称为“广东罗地”，实际是福建产品，罗地纸在别省并无仿造。四川夹江的仿宣纸，湖南浏阳的大贡纸、二贡纸等都属于高连纸，是与罗地纸相类似的产品。罗地纸最早产于福连城的罗胜地乡间，后来简称为罗地纸。
  竹纸到了清代后，由于生产技术已成熟，故产品花色齐备，名目繁多，但因其品质和用途的不同，故各地出现了各种奇特的名称。即在同一个省（浙江、福建）的竹纸名称就有四五十种，其实有许多产品色质基本一致，只是各地自立名目，不胜枚举。为了便于有系统的论述，除了迷信用的烧纸外，对于可供书写和印刷的中上等竹纸，概括分为五大类：
  （1）纯白的连纸史类，包括连史、高连、长连、罗地、考甲以及四川的仿宣，湖南的大贡、二贡，浙江的白笺等等都可归入此类，江西也产连史纸，但产量和质量不及福建。
  （2）淡白的贡川纸类，包括明末时的竹料官柬纸、竹料玉版纸及后来的贡川纸、玉扣纸、白关纸、巴山白纸、二则纸。贡川纸以福建产量最大，纸幅长2.8尺，宽2.3尺，每担32刀，重56斤，其制浆方法省去日光漂白，纸质稍现粗筋。广东的玉扣纸，四川的夹川纸、京贡纸，江西铅山的盐家店、关口、鹅湖、观星岭等地产的白关纸，产量亦多，颇为有名。
  （3）淡黄光洁的毛边纸类，包括以前的奏本纸、官堆纸、扣纸、白表纸以及后来的毛边纸、重边纸、毛鹿纸、毛泰纸、山贝纸等。此类纸以毛边纸为代表，纸面平滑，纸质紧缔挺硬，振之有声，吸水快慢适度，用毛笔或钢笔书写均宜，价格低廉，是最为广泛通用的大众化书写纸。此类纸产区最广，产量最多。日本人将此类淡色竹纸称为“唐纸”，当作中国竹纸的代表，我国每年输出日本及南洋各埠。产量最多的首推福建的长汀古城，江西的泰和、石城横江，靠近福建的资溪、黎川、宁都，瑞金也生产毛边纸。这些地方的纸工，大多是福建人。清中期以后，江西毛边纸产区也扩大到赣江流域的泰和、永丰、云都等地，临川（抚州）的小竹纸，宋时经王安石提倡后，已是有名，后来也改产毛边纸。
  毛边纸的规格，长宽为37×22寸，每刀195张，每件6.5刀，重约45斤，所以又有“六五毛边”之称。稍厚者每件4.5～5刀，就是加重毛边或称“重边”。重边就是明代的奏本纸，色淡坚厚而细洁，是此纸类之佳品。其次是官堆纸，江西石塘镇、观星岭所产尤佳，1885年日本人井上陈政曾潜入这些地方，刺探造纸技术情报，据称该地区有此类纸厂六七十家，都是福建汀洲人经营，而且都是姓万宗族，无一异姓，他们已迁入此地200余年。
  毛鹿（毛六）纸较毛边稍厚，价亦较廉，销路很广，作毛边纸代用品，主要产地为福建、江西、浙江等省，较小的毛鹿纸尺寸为32×20寸，每件12刀，每刀155张。
  最薄的毛泰纸，即明代的扣纸，向为福建特产。其特点为纸色稍深，带黄褐色，薄滑坚挺，不易脆裂或虫蛀，手工竹纸能达到这样水平，实不多见。扣纸的前身是京纸，这是从质地松厚的印书纸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福建将乐县的义中、杨家山等地所产的京纸，光薄坚韧，历久不蛀，久已有名，但尺寸狭小，长17寸，宽9寸，所以清初朱彝尊有：“将乐槽苦小”的诗句。其最薄者名薄京，稍厚者名割长，再厚者名顶标，后来将纸的尺寸放大了才称为“扣纸”。清代时福建的建安、建阳，印书业仍盛，用廉价的书纸印书，纸的质量当然不是上乘，能以廉价取胜，适应大众要求。只有将乐的“青丝扣”和永安的“西庄扣”，纸质细洁坚韧，是扣纸中的上品，仍保持了以前京纸的标准。这些优质扣纸打捆成件后，另用竹篓包装，所以又称为“篓洁”或“薄洁纸”成为优质扣纸的代名词。
  （4）淡色松薄的元类，这类纸包括细料的黄表纸、花笺纸、浙江的鹿鸣纸、元书纸、昌山纸等。这类纸属于熟料纸，名目繁多，品质复杂，纸质比较毛鹿纸松软而无光滑感，厚薄相似，呈正黄色。过去福建顺昌所产的书纸，实际是这类纸的粗制品，但当时的书纸，规格不一，厚薄粗细互相参杂，细的与毛边相仿，粗的比元书书纸，还差。这类纸各省都有生产，各有不同名称和规格；历史最久产量最多的是浙江，有元书、京放、昌山、鹿鸣、海放等名称。江西的细料贵黄表、花笺，福建的次薄书纸以及陕西大巴山的改良竹纸，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作为这类纸标准的浙江元书纸，主要产于富阳、萧山、遂昌、龙游等地。浙江元书纸的规格，因大小厚薄不同，概分为二类：“六千元书”，其尺寸为19.3×18.3寸，每件52刀，每刀96张；“五千元书”，尺寸为17.5×16.5寸，每件46刀，每刀98张，其他各地的规格，也不尽与浙江一致。
  （5）表芯纸类，这类纸包括黄表纸、表芯纸、江西的乾古纸、浙江的方高纸、屏纸等。此类纸质淡色松厚，纸面粗糙。江西、福建产量最大，其他各省也有生产。表芯纸主要用于吹火的“纸煝”所以又称“火纸”；此外也多用于包装、卫生和迷信的纸钱，价甚低廉，，都是用生料制成。
  表芯纸的规格，一般为18×14寸，每件72刀，每刀36张，销路很大。福州的罗源，福宁府的宁德等地大量生产一种海纸，又称竹烧纸，以输出海外而得名，实际就是表芯纸类，每件3340张，重20斤。
  三、竹纸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
  清代竹纸的产量和名优产品的大量涌现，其关键问题在于制浆和造纸生产技术的进步。我国造纸工作者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总结千百年来的技术成果，并不断加以改进，到了清代后期，纯白的高级竹纸和一般中级竹纸的质量，都达到很高水平。
  关于清代竹纸的生产技术，虽缺少比较完整的如明代的《江西省大志》和《天工开物》等书所作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从清代的一些文献中以及今世所收藏的清代古藉和书画的实物标本中，加以科学的分析比较，也可以窥见清代竹纸生产工艺技术的概略。
  （一）漂白竹纸制造技术
  清代漂白竹纸的主要产地是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其制法可作为全国各地的代表。辽阳文人杨钟义根据道光二十九年黄兴三调查的浙江常山、球溪竹纸的制造情况（球溪一名球川，与江西玉山相邻），对当地竹纸生产技术，写了《造纸之法》一文，附刊于他所著《雪桥诗话续集》卷五中，所述甚详，实为研究清代竹纸生产技术的珍贵史料，特摘录如下（括号内为编者加注）：
  1.竹纸制法提要
  “造纸之法，取稚竹未㭓（未分枝）者，摇折其梢，逾月薪之，渍以石灰，皮骨尽脱，而筋独剩，蓬蓬若麻（竹麻），此纸材也。乃断为二，束之为包（小捆），而又渍之，渍已纳入釜中，蒸令极熟（蒸透），然后浣（洗）之，浣毕曝之（日光漂白）。”
  2.反复蒸煮精制
  “凡曝（晒）必平地，数倾如砥，砌以卵石，洒以绿矾（洒硫酸铜作除草剂），恐其莱也（生杂草），故曝纸（竹纸）不可田（不可种庄稼），曝已复渍，渍已复煮，如是者三（三次蒸料、曝晒），则黄者转而白矣。其渍也必以桐子灰，或黄荆木灰，非是则不白，故二者之价高于菽粟（贵于粮食）。伺极白，乃赴水碓舂之，计日可三石，则丝者转而粉矣。犹惧其杂也（含有杂质）盛以布囊，坠之大溪，悬板（有柄之圆木扒）于囊中而时上下（搅拌）之，则灰汁尽去，粲然如雪，纸料之成也（精制漂白竹浆完成）。”
  3.抄纸用焙纸
  “其制，凿石为槽（抄纸槽），视纸幅之大小而稍宽焉。织竹如帘，帘又视槽之大小，尺寸皆有度，制（帘）极精，惟山中唐氏为之，不授二姓。槽帘俱备，乃取纸材（纸浆）授之，清水其间，加之以胶（纸药粘液）及木槿汁，取其滑也，然后两人举帘（双人抄大幅纸）对漉，一左一右，而纸以成。举帘覆之，傍石上积百番，并榨以去其水，然后举（揭纸）而炙于墙（焙纸墙）。炙墙之制，叠土垩上，令其光润，虚其中而（烧）火焉。举纸者（焙纸工）以次栉比（刷纸）于墙之背，后者（后刷者）毕而前者干，乃去之而又炙（揭下干纸又刷上湿纸）。”
  4.操作技术和水质
  “凡漉纸与炙纸，高下疾徐，得之心而应于手，终日（成纸）不破不裂不偏枯（无废次品），谓之国工，非是能成一纸。水分（用水）取于七都之球溪，非是则（纸质）暗而易败，故迁其地而非变也.。
  该文最后又概括的举出制造漂白竹纸工序要点云：“至于选材之良苦，辨色之纯驳，鸠工集事，惟老于斯者悉之（富有经验），不能以言尽之也。自折梢至炙毕，凡更七十二手而始成一纸。纸槽（户）谚云：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道光末，钱塘黄兴三过常山山中，人为道其事，因评摭（记）其始未为之说（写了《造纸之法》）。又撮（摘）其要十二则：一曰折梢，二曰练丝，三曰蒸云（蒸料），四曰洗水，五曰渍灰，六曰曝日，七曰碓雪，八曰囊冻，九曰样槽，十曰织帘，十一曰翦水，十二曰炙槽，赞而系之以诗，以见或纸之不易也。”
  根据《造纸之法》所述，这是清代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漂白竹纸的制造方法，颇为精细。兹就该文所述，简化其工艺流程如下：
  嫩竹砍下折梢→石灰浸腌→敲打成竹丝→截短束成小捆→一次碱蒸→清水冲洗→曝晒天然漂白→二次碱蒸→二次冲洗→二次曝晒漂白→三次碱蒸→三次漂白→水碓舂捣→装入布袋盪洗→入槽（并加纸药）→打槽→双人抄纸→压榨去水→揭分焙纸→成品。
  该文虽未提到所生产的品种，但文中所说其制法，决不是一般产品，而是高级漂白竹纸如连史纸之类。
  据近世文人造纸家天虚我生（陈栩园，公元1879～1940年）在光绪年间从事造纸技术工作，在他所著《造纸工程实习讲义》中，对江西漂白竹浆的制造工艺流程记述如下：
  砍竹→浸水（发酵50天）→去青皮，水碓舂丝（成粗竹麻）→浆灰（石灰50％）→发酵（10天）→蒸料二昼夜→置入料塘引水洗涤→摊山曝晒天然漂白30天→浸渍碱灰→二次蒸料一昼夜→置入料塘引水漂洗7天→二次摊晒天然漂白→拣选→洗涤→舂捣→纯白纸浆。
  上列工艺流程，基本与《造纸之法》一致，但蒸料和漂白，只进行两次即完成。各项重要作业都列出所需的时间。此法之特点是“去青皮，”将竹料外皮削去，故更易于蒸煮、漂白，因竹之外皮比较老硬，色素亦多，故去青皮后所得纸浆质量更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日本人真实幸教到福建连城等地调查竹纸生产情况。他所写《清国制纸业视察记》中关于“纯白竹料的制法”一章中对制浆过程分为两部分，即先制成竹麻，后制成竹浆。原文很详，仅摘要如下：
  （1）半料竹丝（即竹麻）制法：
  嫩竹→截去头尾及枝桠→打捆→浸水池中二月→砸成竹麻→洗净晒干→售给纸厂。
  （2）竹浆制法：
  青竹丝→10％石灰浸腌10天→初次蒸料→堆置两天→流水冲洗→二次蒸料一昼夜→放置2天→二次冲洗（入池漂白）捣浆→抄纸。
  这个日本人所记述福建漂白竹浆的制造方法，文虽很长，但他不是造纸行家，在文中却忽略了其技术要害，他没有了解到漂白竹浆要经过几个月长时间的野外日光漂白的奥秘，所以他在记述竹丝经过二次碱蒸之后（见上面流程），接着说：“移入漂白池中漂白……”。“清国人通常将漂白竹丝放在木板上切细，再在石臼中舂成细微的洗毛（纸浆）即可供唐纸抄造之用……”。
  从这段记述中可知，这个日本人当时不知日光漂白法，而只是把最后洗料池说是漂白池，让竹浆在池里源源引水就能漂白了。这种纸浆未经日光漂白，只能制造淡黄色的贡川纸类。
  （二）淡白竹纸制造技术，
  不进行日光漂白的淡白竹浆制造技术，在清代文献中，记述得最详的首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书中对大巴山竹纸制造技术记得很详，可视为清代一般不漂白竹纸制造法的代表著，现摘录如下（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所注）：
  1.砍竹削料
  “纸厂则于夏至前后十日内，砍取竹初解箨尚未分枝者，过此二十日即老嫩不匀不堪用。其竹名木竹，粗者如杯，细者如指，于此二十日内，将山场所有新竹一并砍取，名曰剁料。”
  2.浸竹沤腌
  “于近厂处开一池，引水灌入，池深二、三尺，不问大小，将竹尽数堆放池内，十日方可用。其料须够一年之用，倘池小竹多，不能堆放，则于林深阴湿处堆放，盖有水（水分）则不坏（变质），无水则间有坏者。”
  3.砸料浆灰
  “从水中取出（竹料），剁作一尺四五寸长，用木棍砸至扁碎，篾条捆缚成把，每捆周圆（直径）二尺六七寸至三尺不等。另开灰池，用石灰搅成灰浆，将笋（竹片）捆置灰浆内蘸透，随蘸随剁（码），逐层堆砌如墙，候十余日，则灰水吃透（浸透均匀）。”
  4.初次石灰蒸料
  “从篾条（散开竹捆），上大木甑（蒸料木桶），其甑用木攒成，竹篾箍紧，底径九尺（上）口径七尺，高丈许（上小下大的大木甑），每甑可装竹料六七百捆，蒸四、五日，昼夜不断火，甑旁开一水塘，引活水（流水），可灌可放。”
  5.二次碱蒸
  “竹料蒸过后，入水塘放水冲洗二、三日，灰水尽净，竹料如麻，复入甑内，用碱水煮三日夜，以铁钩捞起，仍入水塘淘一两日，使碱水淘净。”
  6.三次米浆蒸料
  “每甑用黄豆五升，白米五斤，磨成米浆，将竹料加米浆调匀，入甑内再蒸七、八日，即成纸料。”（此法为巴山制造竹浆之一大特点、加入米浆、豆汁蒸料，助其发酵，对进一步提高纸浆纯度，有一定作用，与南方有些地方用尿沤腌的原理一致。）
  7.踏料疏解
  取出纸料，先下踏槽，其槽就地开成，数人赤脚细踏后，捞起（置）于纸槽。
  8.加胶加色
  “如造细白纸，每甑纸料入槽后，再以白米二斤磨成浆汁搅入，揭纸即细紧。”（在纸浆内施加淀粉胶，以提高纸质的紧密度）。
  9.抄纸焙干
  “纸槽亦开于地下，以二人持大竹棍搅拌极匀（打槽），然后用竹帘抄纸。帘之大小，就所做（纸）之大小而定。竹帘一扇，揭纸一层，逐次灰叠，叠至尺许，即压紧，候压至三寸许，则水压净，逐张揭起，上焙墙烘干。”
  10.焙墙构造
  “其焙墙用竹片编成，大如墙壁，夹泥搪平，（墙身）二扇对靠，中烧木柴，烤热焙纸。”在南方大多采用竹片编成焙纸墙，而不用砖墙，表面搪以灰泥和纸筋，干后用光滑的卵石磨光，再刷下几遍熟桐油，则表面极为平整光滑如镜面。
  11.品种及加工
  “其纸大者曰二则纸，其次名圆边纸、毛边、黄表纸。二则、毛边、圆边（包装）论捆，每捆五、六合（刀），每合二百张，每甑之料，二则纸可做三十捆，毛边、圆边可做三十五六捆。黄表纸论箱，每甑可做一百五六十箱。染色之纸，须皆运出山，于纸坊（染纸坊）将整合之纸大小裁齐，（逐张）以胶矾拖湿晾干，刷色后，上熏笼熏干，此造纸之法也。”
  根据以上所述，大巴山地区淡色竹纸制造方法，可简化其流程如下：
  砍伐未生枝桠嫩竹→清水浸沤十天→截断砸碎→腌灰发酵半月→初次石灰蒸料五天→流水浸洗三天→二次碱蒸三天→二次冲洗两天→三次米浆蒸料七、八天→脚踏成浆→加米浆搅拌→抄白料纸→压榨→揭分焙干。
  大巴山地区由于气温较低，水力资源少，柴草丰富，故蒸料时间较长，如第三次蒸料，长达七、八日，难免蒸料过度，故纸质比较松弱，此种纸浆不进行日光漂白，因此制成的二则纸、毛边纸呈淡白色，介于上述竹料纸第二类贡川纸和第三类毛边纸之间。
  我国生产竹纸地区广大，各地生产方法，因地制宜，因品种而不同，正所谓“大同小异”。制造竹料有“熟料”与“生料”之分，凡经过石灰或碱液蒸过的称为“熟料”可制中等以上白纸；不经煮料，只进行石灰浸腌堆置发酵，分解有机杂质而成奖，这种竹浆称为“生料，”此法在浙江最为流行。其他各省也采用“生料”法制造一般淡黄色的粗质竹纸。“生料”制造方法如下流程：大竹→剖开为竹片长五、六尺→削去竹簧、竹节→腌石灰（有些的地方加入人尿）→堆置入料塘，上压石头，盖稻草，使其发酵，竹片软烂为止，约需时三、五个月不等，视当地气温高低而定→排去污水，引入清水冲洗再翻摊发酵→再冲洗→堆置备用。
  制造“生料”最重要环节在于腌料发酵，借霉菌的生物化学作用，分解竹料中的淀粉、糖类、胶质等有机物质，从而使竹料结构松解，纤维束分离，而制取纸浆，故发酵的主要条件是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气温愈高，则霉菌易于繁殖，发酵作用迅速，所需时间较短，反之则所需时间较长；另外是竹纸的老嫩，也影响发酵作用的快慢。由于各地条件不同，有的腌料只需三、四个月，有的半年或更长时间。
  第五节 纸中瑰宝——泾县宣纸大放光彩
  闻名的泾县宣纸，是我国造纸业百花园中的一枝艳丽奇葩。到了清代，大力发展。1915年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现代机器造纸高度发达，我国具有一千八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纸，从晚清以至今日，几乎被淘汰殆尽。只有宣纸是传统手工纸类仅存的一个著名品种，是充分表达我国书法绘画艺术效果的书画专用纸。
  一、宣纸的起源
  我们所说的宣纸，是指产于安徽泾县（古宣州），用檀树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经过特殊工艺处理，而制成独具特色、为书画专用的“宣纸”。
  此种宣纸的起源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缺乏充足的论据和科学分析。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又《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宣城郡，望，土贡……银、铜器、绮、……纸、笔……。”因而有人认为宣纸创制于唐代并进贡朝廷，但是，从“摹写”二字的含义来分析，显然非今世所称的宣纸。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州，而因地得名。宣州即今之宣城，清代称为宁国府，属下有宣城、宁国、南陵、泾县、郎溪、广德等县，以及徽州府的黟县、歙县、休宁、旌德等县，整个皖南地区，历代都盛产楮皮纸，在唐时徽纸已作为朝廷贡品。早期的徽州纸与宣州纸的质量不相上下，都是以楮皮为原料，故所谓宣纸、徽纸只是个统名而已，并非专指某一种纸，而具体名称仍沿用玉版、连四等，后因宣州的泾县所产的皮纸最好，就专用宣纸以统其名。清代文人胡朴安著《纸张》中《附宣纸说》称：“泾县古属宣州，产纸甲于全国，世谓之宣纸……宣城、宁国、泾县、太平皆能制造，故名宣纸，而泾县所制尤工，近世宣纸则产于泾县，又名泾县纸……。泾县连四最佳，泾县产纸之区，惟枫坑及大小岭与曹溪之泥坑，业纸之工，曹翟二姓为多……”。这段史料扼要地说明了何谓宣纸，同时也说明了最早所谓宣纸，并非出自泾县一地，惟泾县所产的皮料连四最佳，后来（清末）遂演变成为今世所称的“正统宣纸”。有今之宣纸创制于唐说，事实上在唐、宋时，徽纸出名以前，尚无宣纸应世。在唐时不过宣州有进贡楮皮纸任务而已。
  关于宣纸的发展过程，何时成为独树一帜的名纸，尚乏确证。从一些文献记载，在明末清初有关用纸的记录中，都仅仅提到泾县纸或泾县连四纸，并无宣纸之名，说明那时仍以皖南有名的高级皮纸“连四纸”的名称出现。据明代《飞鸟语略》一书称：“……此外则泾县纸粘之斋壁间，岁久亦堪入用，盖以灰气且尽，不复沁墨……因思局处一隅，尚能作澄心堂纸，冠绝古今，乃全盛圣期，不遑与侧理结胜缘耶？”这里指出当时泾县纸与普通皮纸一样，因未曾精工细作，漂洗未净（灰气未尽），吸墨很快，久存后方堪入用，尚不及澄心堂纸的优良。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称：“……吴中洒金笺、松江谈笺俱不耐久，惟泾县连四最佳。”清雍正十二年周二学著《赏筵素心录》载：“画背纸，用元幅精勾慢薄泾县连四硾熟，两纸合一，糊就风干……”。乾隆、嘉庆时期周嘉胄著《装璜志》中论纸时说：“纸，选泾县连四或供单（公单）或竹料连四……”。从以上摘引明清时期的几种文献中，均称谓“泾县连四纸”或“泾县纸”，尚没有“宣纸”之名。
  “宣纸”一词，只是到了清代中期谢崧梁著《今文房四谱》一书中才提到“宣纸”之名：“……细涩者，宣纸、夹镜、连四之类能受墨，宜上品墨汁，然受墨最透者连四尤甚……。”又乾隆时人沈初著《西清笔记》载：泾县所进（贡）仿宣纸，可供内廷诸臣所用，匠人略加矾，若矾多则涩滞难用”。以上说明当时皮料连四之类，为了进贡，采用“仿宣纸”之名，以示区别于连四。宫中设有加工场，由匠人略施矾水以改性，成为后来所称的“熟宣”经过宫中诸大臣使用后，名气渐盛，“宣纸”一词的“知名度”日益扩大，遂逐渐脱离了连四系统，独自形成了宣纸系统。
  据同济大学已故教授蒋玄怡先生长期研究美术考古工作，对我国历代书画用纸及其他材料的演变史认真研究，他的遗著有《中国绘画材料史》一书，对各个朝代书画用纸作了深入考证，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到了清代才进入了“宣纸时期”。他在该书第72页、74页中说：“清初画家所用的纸，尚自由选用（因当时尚无书画专用纸），但为时不久几乎全部使用宣纸，而产地制造者，其目的亦在书画家，故宣纸竟成为书画专用纸。”“皖南的宣纸，竟如欧洲造水彩画专用纸，不供他用。制造专供书画家用纸，是十七、十八两世纪（约清康熙中期至乾隆后期），实为使用宣纸（作书画最盛）时期。蒋玄怡先生擅长于绘画、裱画、墨拓诸技艺，故他对于书画用纸的研究考证是可靠的。又据前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的一篇调查报告称：“前清嘉道年间，为宣纸极盛时代，当时有槽产百余家，年产纸一万五千余件，价值一百四五十万元。”
  有人说：“国家文物馆中所精藏的唐宋以来的名画、字帖、碑文、史籍、文档能保存至今，无一不是采用宣纸。”此说并不符合史实。宋朝米元章为一代宗师的书画家，他所著的《书史》，凡宋代以前书画名迹所用的纸张，均详列其名称于表中，共约60种，其原料最大宗的是麻、楮、桑，极少数为藤、竹纸，对于宣纸和檀皮，全书一字未提。又查现代潘吉星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一书，据书的作者称：“笔者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间，在故宫博物院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四次对院藏近40件有代表性的晋、唐、五代至宋、元、明6个朝代的书法、绘画用纸，进行了外观形态分析观察，并初步鉴定了书画的原料区分、纸质优劣和形制演变等……。”他将检验结果，分别并详细地列出“中国古代书法用纸外观检验结果一览表”和“中国古代绘画用纸外观检验结果一览表”共计59个标本。该书作者最后总结称：“从我们15年来所检验过的，晋、唐、宋写本和文书用纸的原料来看，大体可分为五大类：（1）麻纸；（2）皮纸（枸皮、桑皮等）；（3）竹纸；（4）麻、竹、皮原料混合制纸；（5）还魂纸（再生纸）。此次考察的古代书画用纸，除了没有还魂纸以外，其余四类（原料）都曾见到。”他的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现宣纸专用的檀皮和稻草等原料。该书第六章末所列《中国古代著名书画用纸一览表》（晋至宋代）中近300个作品，所用主要是麻纸、楮纸，并无檀皮宣纸。
  关于“宣纸”名称的由来，近世也有些文章认为不是因该纸产于古宣州而因地得名，它是来源于明朝宣宗年号“宣德”的“宣”字，认为“宣德纸就是宣纸”，并断定“可用公元1430年即明朝宣德五年所产‘造素馨纸’作为宣纸得到成熟的标志。”亦有文章称：“宣纸的纸名来历，是取宣德年号命名，而非地名来命名，至于宣州（城）宣纸皆有‘宣’字，这是个巧合。“据史料查考，我国自古以来所产名纸，以地名、人名、原料、用途及纸的素质来命名者，不胜枚举；至于以帝王年号来命名者，殊属罕见。明朝宣德年间设有官纸局，曾生产多种名贵宫笺（见第七章第四节），其中有“素馨纸”等，统称“宣德宫笺”这分明是明宫廷的御制产品，而宣纸是民间生产的皮料连四之类产，品，即使其品质非凡，岂敢以帝王年号来妄自命名！遍查明代许多有关造纸的著作中，亦未发现“宣纸”一词。故此说不实。
  乾隆壬寅年（1782年）陈燀撰《湘管斋寓赏编》中对所见元明时期的著名书画60多幅，每幅均列出纸名，其中称为“宣城纸”者计有15幅，约占四分之一强，有称为“宣德纸（笺）”者四种，由此可见，“宣城纸”与“宣德纸（笺）”之名，早在元明之世，已互不混淆；而且可以看出“宣纸”一词是后世从“宣城（州）纸”简化而来，正如许多文献所称“徽（州）纸”、“池（州）纸”是一个道理。在古文献中，除称“宣城纸”外，也称“泾县纸”、“泾县连四纸”等名称。
  宣纸的起源，既非如传说中出于孔丹一人之手，也非一开始就在泾县一隅开花结果，而是经过若干朝代广大造纸工匠们的努力，不断演进变化，成长壮大。切实地说，宣纸起源于古代的徽纸，为此必须从皖南地区造纸业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去追溯。
  东晋建都南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随之南移，造纸业也从中原向南方各地传播，皖南是其中之一，自东晋以至隋朝，即4世纪初至7世纪初，约300年，皖南纸业已奠定了基础，到了唐宋时皖南纸进一步发展，徽州、池州、宣州都出产了一些楮皮名纸。据《徽州府志》载：“宋时有进劄、殿劄、玉版、观音、京帘、堂睦诸纸，皆出休宁之水南及虞芮、和睦、安良三乡”；又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载：“黟县多良纸，亦有凝霜、澄心之号”；南宋陈槱《负暄野录》载：“新安玉版，色理极细腻……糨而后用，既光且坚，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蠹”；又《歙县志》中有“薄如冰翼，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的记载。由此可知当时皖南地区的造纸技术已有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包括宣州泾县在内的整个皖南地区的造纸业，自唐及清历时千余年，该地造纸业一直不断地发展，兴旺发达，而泾县的宣纸，是在皮纸之乡欣欣向荣的盛况下，后来经过总结了徽纸、池纸的经验，经能工巧匠精心细作，并独出心裁，以檀皮取代了楮皮，随后又配用经过专门精制的漂白稻草浆，终于生产出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产品——“正统宣纸”。
  “正统宣纸，”是指为众所公认的用独特的原料——檀皮及稻草浆配制而成书画专用的宣纸。过去人们总是楮、檀不分，两者混为一谈，把楮纸称为宣纸。楮就是构树或穀树，其学名为Brous
  onetia paprifrea；而宣纸用的青檀学名为pteroceltis taterinowil Maxim。从以上一系列历史文献记载，不难看出宣纸的前身楮皮制成的“皮料连四”，或直接称为“泾县纸”，到清代，采用了青檀皮并配用一定量的精制草浆，制成有名的“正统宣纸”。所以我们说宣纸源出于徽纸，它们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能割断历史因缘。
  二、宣纸的主要产地
  安徽泾县小岭等地是宣纸主要产地，历来业者以曹姓居多，考察曹氏家史，对进一步了解宣纸的成长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元朝伯颜率兵围攻临安（杭州），曹氏先祖曹大三率家人由太平、南陵辗转迁避到泾县小岭定居，遂从事纸业，经子子孙孙数十代人的不断经营，使泾县皮纸与皖南各地的皮纸一样，久盛不衰。据《曹氏宗谱》载“曹大三于宋末争攘之际，烽燧四警，避乱由南陵之虬川至泾县小岭山区，共徒十三宅，即今该乡之十三坑，当时因见系山陬，无可耕土，因贻蔡伦术于后，以为生计。”有人说：曹大三是宣纸的鼻祖，此说不确。因元、明时期，尚没有宣纸出现，但说他对于后世的泾县成为宣纸之乡，首先建立造纸业是有贡献的。曹氏在宋末元初避乱到泾县时，不可能一开始就制造出宣纸，只能生产出一般的皮纸或连四纸，经过曹氏子孙若干代人的努力，到了清代才有所独创，革新原料，采用檀皮、稻草；革新工艺，采取多级蒸料，多次翻摊的日光漂白等技术，制成了比原来皮料、连四更优的纸，从而以产地命名的“宣纸”名气大盛。
  泾县与宣城接壤，其产宣纸区域以前只有枫坑，原为泾县西乡之大小岭，后来业者日多，檀皮供不应求，遂有部分人迁往东乡之漕溪、泥坑等地。最初业者多为曹姓，其次为翟姓，严为守密其术，传子不传女，其后有汪、朱两姓亦仿制，但不及前者优良，小岭距泾县约20余里，岭高七、八十丈，方圆五六十里。最著者有双岭坑、许家湾等十余坑。小岭、乌溪等地天然环境独优，四面青山环抱，除出产檀皮外，燃料及作为日光漂白用铺摊料场的石块随地可取；更重要的是每坑（村）均有天然泉水，四季长流，天旱时节，亦无缺水之虞，其利用泉水的方法亦甚讲究，上流供抄纸之用，下流供浸洗纸料之用。由此可见宣纸质量优良，因素固多，而地利亦其要素之一。1936年安徽地方银行编写《宣纸调查报告》中说“小岭之奇不在山而在泉……，而且小岭泉，不论旱涝，终岁如此，此诚天然之造纸胜地也。”
  清代是宣纸大放异彩的鼎盛时期，曾有不少诗人赋诗作词赞美，仅录乾隆年间进士蒋士铨诗一首：“司马赋我泾上白，肌脂腻滑藏骨筋；平铺江练展晴雪，澄心宣德堪等伦。”很形象地描绘宣纸的妙境，堪与南唐澄心堂纸和明宣德宫笺相媲美。
  宣纸主要产地的大小岭，清末时很兴盛，据日本人井上陈政在光绪十一年在泾县调查宣纸生产技术时，在他所写的日记中说道：大小岭地方雇有工人百人以上的大厂，有曹永聚、曹义聚、曹义发、曹恒源、曹万顺、曹全吉、曹正泰、曹信义等；其他小厂或者仅制造纸料的浆厂约有二三百家。由此可见清末时宣纸业的生产规模不小。
  往昔泾县宣纸的运销，用人工或竹筏集中于城西泾河装木船，运至芜湖，再转各地批发。水小不能通船时，则用竹筏或骡马或人挑至宁国，然后装船运至芜湖。宣纸在国内的主要市场以京、津、沪、杭、粤及香港等大城市为最；在国外则销往日本最多。
  三、宣纸的品种和规格
  自从宣纸应世后，逐步形成一个系统，生产出品名繁多的系列化产品，“宣纸”是其统名。根据它的配料、尺码、厚薄、色彩、质量等分成许多具体品名，不胜枚举。如胡朴安在《纸说·宣纸》中说：“有金榜、璐王、白鹿、画心、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等。纸之佳者，厥为金榜、璐王、白鹿、画心、罗纹……画心本澄心堂遗法，宜书宜画，为艺苑之珍品。其长短有丈二尺、八尺、六尺、四尺之别；其厚薄有单层、双层、三层之异；其用料有全皮、半皮、七皮三草之不同……”。同一画心纸，又可分为20多种。习惯上仅按尺寸、厚薄称之，单层称为单宣，双层称为夹贡，半皮称为料半。因为一般宣纸都属料半，故不须标明，所以普通的宣纸就可简称为四尺单或六尺夹。至于花色宣纸，名目更多，如虎皮、珊瑚、槟榔……，经裱糊或压光的玉版、海月……，经刻印花鸟的称为花粉蜡笺，经涂云母粉或洒金的称云母、泥金、洒金笺等，这些加工宣纸，大都由加工纸作坊制作。
  通行的宣纸分类标准和具体纸名，分析如下。
  宣纸的分类主要是按用料配比不同，大致可分为棉料宣、皮料宣、特净皮宣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又按宣纸的加工与否和使用功能，分为“生宣”、“熟宣”两大类。按尺寸分有四尺、五尺、六尺、丈二、丈六等纸幅，计共有一百多个品种。其规格有单宣、二层宣、三层宣、札花、龟纹、罗纹、白鹿、棉连等。
  所谓棉料并非棉浆所制，宣纸槽户习惯上称稻草浆为棉料，一般配比成分是：棉料宣类用稻草浆70％，檀皮浆30％；净皮料宣用草浆40％，皮浆60％；特净皮宣用草浆20％，皮浆80％。此外，以往还有一种黄料宣，其配比与棉料宣相同，但前者纸浆均经日光漂白，后者不经过漂白，为淡白的本色笺，久已不产。
  有关三大类宣纸的主要品种规格见附表。
  除附表所列外，尚有虎皮宣系列产品，如四尺翠绿虎皮宣、四尺金黄虎皮宣、四尺粉红虎皮宣、四尺仿古虎皮宣、四尺鹅黄虎皮宣、四尺玛瑙虎皮宣、四尺槟榔虎皮宣、矾宣、玉版宣、云母宣、煮硾宣、禅衣宣、尺屏宣等等。宣纸品种花色，琳琅满目，不胜枚举，确是“文房之宝，艺术之光。”宣纸的尺码最大者除附表所列之外，据近人奭良，《野堂轩摭言》载：“乾隆中尚有数十丈者，尝见汪时斋尚书承霈所作花鸟画，横幅长及三丈”（见卷四第1页）。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有晚清董邦达山水画卷，长达二丈。足见宣纸在清代最盛时期，确有生产二、三丈巨幅书画纸。
  宣纸有“生宣”与“熟宣”之分，主要是根据宣纸的配料和加工以及用纸的润墨性能不同而区分。生宣是指未经加工的原纸，主要品种为单宣、夹宣、二层宣、三层宣、扎花、龟纹、罗纹、白鹿、露皇等；生宣质地较松，吸墨性强，扩散渗透较快，尤其是新制出的产品。书画家凭着经验，必须善于用墨，浓淡相交，方得良好的艺术效果。一般多用生宣贮藏一定时间后，使纤维细胞水分平衡，毛细管渗透性减弱，纸质稍有变性，则效果更好，润墨性能方好。
  熟宣就是生宣经过加工的宣纸，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主要有矾宣、煮硾、蝉翼、珠笺、云母笺、蜡笺、玉版宣、金花罗纹笺等；并染有各种颜色的虎皮、槟榔、珊瑚、雨雪等彩色宣，都是将生宣经过染色、洒金、印花涂蜡、砑光、加米糊、浸胶、矾等手续加工制成的宣纸。经过加工后，不但使纸张表面绚丽多彩，更加美观，而且大大改善内在质量，纤维的毛细管和纤维间的孔隙被填塞，从而改善吸墨性能，不徐不疾，恰到好处，为书画家所乐用。
  四、宣纸的用途
  宣纸是中国书画艺术用纸，是由它的特性所决定。一般的说，宣纸性质绵韧、柔软、洁白，组织匀致细密，纤维化学纯度高，故具有耐老化、不返黄、不蠹、不腐、不变形、耐破裂等物理和化学的优良性能，可长期保存不衰败。润墨性特佳，用以书写、绘画，有“墨分五色”之妙，深、浅、浓、淡各个层次清晰，富立体感，具有松而不弛，紧而不硬，平而不滑的特殊优点。
  尽人皆知，宣纸的主要用途，是供中国传统的毛笔书写和绘画的专用纸；此外官府的重要文书档案资料、珍贵图书典册，如清代的《四库金书》，清内宫的殿版书，以及名画字贴等大多用宣纸来抄写或印刷。宣纸用于印刷复制装潢裱托、水印篆刻、仿古碑帖、美术剪纸、摺叠扇面、碑文拓片等亦多，作为收藏珍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清代中后期，道光年间，出现了一种有名的“汪六吉生宣”，并在纸帘上巧制水印，以资鉴别。据清人杨驹的《草堂之春》载：“……余一生专用生宣，愈生愈快（写时），故书画家之境界又可以纸测之，用煮硾者（指加工宣纸中的一个品种）更下等也。汪六吉纸（生宣）书画多能合用，然多伪品，纸中有汪六吉之暗字（水印）者，其佳者也。棉料单宣，朵云轩（纸店）制者可用，重参皮纸，无色较有色者为高……”。
  有的资料说，道光十六年（1836年），县东乡泥坑老汪六吉纸厂在泾县连四纸的基础上，为了改善纸张吸水性能过快的缺点，首先研究掺用漂白稻草浆，经过不断地改进，已能达到受墨快慢适度的要求，这种不须加工的汪六吉生纸，被人们称为“毛六吉”，被选贡朝廷，经朝臣们使用，倍加赞赏，于是“汪六吉纸”或“汪六吉生纸”名重一时，身价百倍。泾县曹姓纸厂，也纷起仿造，互相竞争，推动了宣纸的发展。
  宣纸一般以制造厂商为牌号，厂名冠以姓氏，如汪六吉自命资格最老，称为“老汪六吉”，而同一牌号又分出很多“记号”，例如“老汪六吉”有仰记、经记等。曹姓厂名也有很多同名而异记的牌号。
  五、宣纸的原料
  随着社会的需要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宣纸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所用的原料也经过多次演变。其过程大体是：在最早作为宣纸的前身是皮料连四之类，它的用料是楮皮；后来人们又发现山野中檀树皮的纤维较为细长强韧，于是用以生产出一种较楮皮纸为佳的纸，就是今世所称的“正统宣纸”。
  关于用檀皮造纸最早见于文献者，是元代至元五年（公元1267年），据宜兴《荆溪县志》载：“昔在元末，癸泾练浦之间，澄稻草为纸……旧志所载，至元间，并有檀皮、桃花诸种……”。但当时用檀皮生产何种纸张，不得而知。作为宣纸产地的宣城（州）泾县，在其州府志、县志中及其他有关文献，亦均未见有用檀皮造纸的记载，直到光绪十四年（1885年）《宣城志·物产部》才有了此项记载称：“纸，宣、宁、泾、太皆制造，故名宣纸，以檀皮为之……。”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有关利用檀皮制造宣纸的唯一史料。可能宣纸用檀树皮为原料，实始于清代，也是宣纸由此而扬名于世的时期。
  檀树有黄檀、紫檀、青檀三种，青檀纤维比黄檀优良，故选用青檀，其它两种皮质粗硬，不适于造纸。泾县产檀树最多，尤以丁溪为最佳，小岭、漕溪所产不及前者。其他如南陵、铜陵、青阳、太平、石埭、旌德等县以往亦有出产。青檀纤维平均长2.15毫米，平均宽度11微米。青檀纤维细长，胞壁较薄，胞腔较大，有利于纤维组合交织，使纸质匀细柔韧，有助于画面层次分明的润墨效果。
  檀树属榆科落叶多年生灌木，高约丈余，农历四月开花，六、七月间结实，其种子中央结实，而左右有翼似枫而形圆，叶互生而有网脉，边为锯齿状，单叶而形似卵。此植物为我国特产，多生于山野之间，枝条颇多，以两年生嫩枝条的韧皮为最佳。欲取其枝多在冬季，翌年发出新枝后，再过两年枝条长大又可采伐，剥其皮以造纸。
  宣纸另一种原料是稻草。稻草所含的杂细胞多、纤维短，强度低，向来被人们视为低级造纸原料，然而稻草浆与檀皮浆配合，能制造出有名的宣纸，这是宣纸的工匠们所创造的奇迹。宣纸选用的稻草，以泾县西南乡所产者为佳，因该地多沙土，稻草系白色，制纸易于漂白，稻草从产地来说，有沙田、泥田和混土田三种，作为制作宣纸的原料，则以选用沙田所生长的籼稻杆和梗稻杆为宜。
  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用100％檀皮为原料，不但成本较高，更重要的是檀皮纤维较长，纸质松软，纤维间孔隙多，因而吸水性强，对于书画泼墨有不良的结果。故试行掺用一部分短纤维的草浆，长短搭配，粗细掺合，短小的草浆纤维既能填塞纸的孔隙，又能使纤维间结合更紧密，增强纸页的紧度和挺度。前面曾提及在道光十六年，泾县汪六吉纸厂首创利用漂白稻草浆生产出“汪六吉生宣”，得到良好效果，可以不须加工成“熟宣”，而直接用来挥毫。由此可知大量配用稻草是在清代中后期。
  制造宣纸，除上述两种原料外，其副料为粘滑液（纸药）种类颇多，最通用的为杨桃藤、秋蜀葵、野石蒜、水中条、梧桐枝、模盘花梗等，都为当地所产。石灰也是当地所产；宣纸开始用洋碱（烧碱NaOH）和漂白粉，据文献记载，始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当时小岭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之法，见日本手工生产的“和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作用迅猛，使用又便，归国后即倡用进口洋碱（当时我国尚无制碱工业），自是以后逐渐推广应用。至于纸料的漂白，向来都是采用日光漂白法，质量甚佳，但经曹廷柱力加提倡，部分厂家开始改用进口漂白粉，仍有多数厂家坚持日光漂白法，也有一些厂家采用“土洋结合”两法并用，先行缩短摊晒周期，最后用少量漂粉漂白。
  六、宣纸的制造技术
  宣纸的制造技术，总的来说，与一般皮纸的制造方法和原理并无大异，但作为一种名纸，其工艺操作的巧妙，自然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共性中有特殊性，原理虽同，手法各殊。历来曾有一些外国人对宣纸制造技术，进行多方探索，但不得其奥秘（见后述）。国内也有些人对宣纸的制法，有神秘感，往往把宣纸的质量由来，笼统地归于自然条件的水质和原料，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技术因素。本世纪30年代初，南京《中央日报》（1933.2）曾发表了一篇《宣纸业调查》的文章说：“……宣纸制法，并无别诀，他处不能仿造者，因无檀皮及甘坑之水耳。檀皮别处少产，甘坑水特清冽，是宣纸制造的要素……。”类似说法不少。我们认为原料和水质，固然是造好纸的要素，但作为宣纸生产者的技师和工匠们，他们所制定的生产工艺是否得当，技术操作是否精湛熟练，配方是否合理，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往往同一原料、设备、同一生产条件，不同的操作者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即以当前国内其他省的十多家书画纸厂所生产的书画纸或称“仿宣纸”来说，所用的原料有楮皮、山棉皮、桑皮、檀皮、竹料等，生产的“仿宣纸”，有许多品种，经书画家试笔鉴定，都得到很好的评价。
  如果说宣纸的制法有“秘诀”之处，那就是“工艺精湛，精心制作，丝毫不苟，精益求精”16个字可以概括。宣纸的整个生产过程，从原料的处理以至蒸煮漂洗、抄造、焙纸，每一个工序都有一套传统而行之有效的工艺规程和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层层把关，正所谓“片纸非容易，措手七十二”，其实宣纸的整个生产工序的繁杂，何只七十二？程序复杂，工序繁多，故有“日月光华，水火济济”之谚语。传统的生产工艺，归纳起来，皮料制造过程分为6个阶段43个工序；草料分为4个阶段37个工序；配料分为4个工序，抄纸分为6个工序；最后是整理包装成品。从原料到成品，不下100多道操作过程，需时一至两年。
  首先是对原料精选，檀树枝条都要分选老嫩粗细，少破其皮，皮料厚薄长短要分类捆扎。再如稻草，必须逐一清除头尾及草衣，只取中间草秆部分，捆成小束，以木槌敲打，使之松软并打破草节，杂质脱落，药液易于浸透；其次，不论是皮料或草料，都要经过再三的浸渍石灰和碱液进行多级发酵蒸料，反复洗料、精工细选；第三，不论皮料或草料，经过蒸制洗料后，都要进行日光漂白，铺在沙砾石砌的晒料场上摊晒，任其日晒雨淋，无雨时则喷水淋湿，并进行多次反复翻摊，务使所有的纸料都得到充分氧化漂白的作用，以白为度，不计时日，纸料纯白方可收摊。
  以上这些作法，说来简单，但实践上确有难处，易学难精。宣纸的生产技术，以今比昔，从纸浆的精制到纸页的抄造成形，已有了较大的革新。抗日战争前南京国府建设委员会和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单位的几篇调查报告（见参考文献13、15）的内容，基本上可反映出往昔生产宣纸的传统工艺。
  在晚清时期，宣纸的制造技术，曾引起国外某些人士的兴趣，为了探求其制法，在光绪年间，日本曾多次派专人到宣纸产区了解其生产技术情报，但都没有成功。
  光绪九年12月，日本内阁印刷局造纸部派井上陈政第二次来华（第一次于光绪四年，他深入内地考察造纸业，足迹遍及14个省）。称是广东潮洲大埔县华人，何姓，是何子峨太史的侄子。他设法取得了上海新北门汪六记宣纸号和芜湖吴恒记纸号的介绍信，进入皖、赣、闽等地搜集造纸技术情报。由于他精通中国文学，又通晓中国各地方言和风土人情，整个旅程两个月，写了详细日记，原题是：《清国制纸取调巡回日记》，原刊于日本出版的《支那制纸业》中（详见荣元恺译文，连刊于1941年《中国纸业》月刊各期）。他到宣纸之乡泾县大岭以曹永聚纸厂为落脚点，到附近各厂参观，并探索有关生产技术问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继井上陈政之后，又有内山弥左卫门以南京高等农业学堂（金陵农学院前身）教授身份，到泾县各宣纸厂进行调查。内山虽不是造纸专家，但他是一位植物学者，不但详细考察了主要原料檀皮的植物学上的有关性状和生长过程、种植的自然条件，还根据制造过程，测绘了蒸料、打料等主要设备的结构图，研究了蒸煮、洗涤、漂白、打料等项工艺细节，并作了记录。除了宣纸之外，他又到其他地区调查了竹纸中产量最大的表芯纸制造方法。他把此次调查结果编写了《清国制纸法》，向日本有关部门汇报，刻文刊于1906年4月出版的《日本工业化学杂志》第98期中。
  美国纸史专家亨特博士在本世纪初为了解宣纸制造技术，曾到泾县宣纸厂参观考察，他着重于制浆问题，拍摄了一张蒸瓮图片，随文刊于他所著《造纸》（PaperMaking）一书中。
  第六节 纸制品的艳丽多彩
  清代随着社会的文教、技术、经济的发展，加以“欧风东渐”的影响，人民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纸张的新用途，在继承以前各朝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渗透到人民生活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纸制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早在唐宋时期，利用纸张制成一些纸制品，已经出现；但早期的纸制品，数量和品种质量都处于低级阶段。到了清代（包括元朝时的一些纸制品）纸的加工业，总揽了历代纸制品的大成，并有创新，花样繁多，艳丽多彩，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现仅摘其重要者略述之。
  一、纸制战甲
  古代战士以纸作甲胄以防身，称为纸甲或纸铠，元明时盛行于南方。明朝日本人在闽浙沿海入寇，明兵与之作战多用纸甲护身。到了清代前期，纸甲仍在盛行，在制法也有进步，成为“矢石不能入”的防身利器。据《百粤风土记》载：“郁州府出纸甲，矢石不能入，胜于铁（甲）也。其纸出柳之宾州，内襄旧絮，杂松香熟捶千捶，外围以布，摄而缝之，每一纸甲，仅费白金（银）六、七两许耳。然捶不熟，则矢炮亦能穿，……滇黟夷兵皆用焉”广西宾州所属各地，素产楮纸有名，甚坚韧，内夹棉絮，拌以松香捶炼，外裹以布，故能防御矢石。
  清代还有一种称为“纸背手”，以防护肩膀和手臂，内外裹以4层布，中夹以多层楮皮纸和旧棉絮。此种纸背手，形似北方的铁背手，然纸背手较轻便，其肘节处较薄，便于屈伸，长及全身。这种纸甲，不但为清朝官兵所用，后来亦为云南、广西、贵州等西南少数民族用于与官兵作战，直至清末，仍在制作。据1892年《美国商务报告》内称：“中国西南一带，纸甲用纸和布各15层互叠，可御手枪子弹或相距100码的来福枪弹，当时云南所制纸甲有多至60层者，质轻而坚固。”
  二、纸帐、纸被
  纸帐、纸被，早在唐宋时已盛行，到了明朝不但在民间广为使用，而且绫纱纸帐也进入帝皇宫中，并列为各地贡品。
  江西的建昌（今永修）所产纸帐、纸被在明清时很有名，据《建昌府志》载：“……所产楮纸大而厚，柔软可作被，细腻如茧，里、面俱可用之，薄装以棉，已极温暖……”。
  清代时浙江产纸帐颇为有名，据《鄞县志》载：.邑之章溪，产皮纸，稻草纸，庄家溪又产纸帐著名”；又《安吉县志》载：“荻蒲昔产纸帐，以桑皮纸为之。”“福建纸被产地颇广，几遍及闽北各地”。据《福建通志》载：“延平及建宁，皆产纸被，以棉（楮）纸为之，颇有名于世”；又《八闽通志》载：“纸被以楮皮为之，出瓯宁、建阳、松溪、崇安四县，延平府亦有之。邵武楮衾而纸被，出邵武县……”。福建素以产竹纸闻名于世，然所产楮皮纸亦不少。从以上记载中，可知清代时闽省所产的皮纸相当发达。深在内地的贵州，清代时亦产纸帐，据《贵州通志》载：“贵阳府定番、翁贵出穀（楮）皮纸，白韧如绵，俗称绵纸，文史多用之。土人以之制帐……”。
  纸帐、纸被，售价低廉，为一般贫民寒士防蚊御寒的良品。
  关于纸帐的制法，其要点是选用大张厚实的楮皮纸或桑皮纸，先把纸幅卷于圆木棍上，外用细绳密扎，然后自上而下，使劲反复搓勒，使纸生成绉纹。随后即用线缝接成纸帐，帐顶则用粗纱布缝之，使其透气。纸帐用久之后起毛，可用黄蜀葵胶汁涂上润湿，待其干后，纤维间的氢键分子重新结合，则光整如新。
  三、纸席、纸褥
  纸席、纸褥，在明清两代有的地区颇为流行，据明代《老老恒言》作者称：他到贵州，有友人赠以贵州特产纸席，尺寸与席同，但比常用草席厚一倍，质地虽细而较硬，睡之不甚舒适，于是将席卷紧而以木杵搥之，柔软平滑，又不嫌热，秋末用之正宜。至于纸褥，亦用多层厚实楮皮纸为之，产于岭南。据《交广物产异录》内载：“岭南高州（广东茂名——编者注）出纸褥，用木杵槌软，厚一、二寸，老年人在夏末秋初使用，不感烦热。”
  四、纸衣、纸鞋底
  早在南北朝时，南方少数民族首先使用楮皮为衣，据顾徵的《广州记》说道：“取穀树皮热槌，甚如纸；盖蛮夷不（养）蚕，取谷树皮熟槌揭之为褐（衣）”这是直接捶捣楮皮使之松散软熟后以为衣，是后世用楮纸为衣的前，身，到了唐宋才正式缝纸为衣。自明至清初，纸衣尚在流行，但到了清代中期以后，纸衣已不多见，究其原因，很可能由于世俗的演变，认为穿纸衣是一种“怪癖”，只有鬼神穿纸衣，活人穿纸衣则人鬼不分。
  纸鞋底，轻柔舒适，受人欢迎，但在清以前未发现此项记载，清代却颇为流行。据西人所著《谭氏报告书》（DensenalRaport）中论及调查江西纸业部分时称：“……中国人随其需要而用其种种之纸，如窗纸、鞋底纸、纸伞纸……”，说明清代已用纸做鞋底。
  陈栩圆在《机联某集》中关于纸鞋底说道：“……因念儿时本用纸底，其初为贡川白纸所制，后乃改用富阳草纸，美其名曰‘千张底’。因其色黄乃加垩饰，一经践踏，则如老妇粉面，全面黾坼。自所谓大英皮底通行以来，纸底久被打倒……用造纸厂产的贡川纸百张，加防火剂压成一片，下用牛皮一层，督令皮匠试切一双鞋底，居然颇适于用，著水不渗，厚如布底，轻如橡胶，足底舒适，得未曾有……”。
  五、纸伞、纸扇
  用皮纸涂油做成有防水性能的油纸伞，始于明而盛于清代。据《中国工艺沿革史略》内载：“伞，古谓之徹，原出于盖，张帛避雨谓之徹盖。宋时尤用青绢为之，自明以来，始盛行油纸伞”。《天工开物》云：“凡糊雨伞与油纸扇，皆用小皮纸”。纸伞是用楮皮纸或桑皮纸糊成后，再涂以熬炼过的熟桐油，任日晒雨淋，晴雨两用，轻巧方便，在新式布伞未通行前，使用纸伞最为普遍，成为家家户户必备之品，为皮纸销路之一大主顾。我国南方诸大中城市的制伞业都很发达，尤以温州、福州的纸伞业最盛。当时制伞业都定有严格的行规：“……纸伞品质及价格，均依行规规定，如有以劣质应市，乃以削价竞售之例处罚”。油纸伞盛行后，成为人们出门遮阳、避雨的必需品，纸伞上常绘画各种图案，以增美观。清人朱彝尊有《咏伞诗》云：“片纸弥缝遮雨雪，一竿树立撑乾坤”。形象地道出了纸伞的形象。
  纸扇一直到今日，仍为大众化的生活用品。据文献记载，纸制摺扇的来源，始于朝鲜，明初用作向中国朝廷进贡的礼品。据《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载：“古者以羽为扇，故其字从羽……及明永乐中，朝鲜来进摺叠扇，上（帝）喜其施展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此制造益盛。黑纸扇，以柿油（染纸）制之，其法始于清初，本为家仆佣奴所用。前清嘉（庆）、道（光）间士（人），尚不入手，同（治）、光（绪）后忽行于士大夫家，近到王公（贵族）争用之”。这是黑纸扇被使用的过程，最初只为低层奴仆所用，到了清末，才为士大夫所用，抬高了身价。
  短小白纸扇源于日本，清末，纸扇的风气发生了变化。据《武进工艺调查录》载：“宣统间，日本以短小之纸扇，盛销于中国北部，于是武进（常州）以成本不敌，存货受亏，遂首先改制短小之扇骨，苏杭各地亦起仿制，小扇出品日多……”
  纸摺扇盛行后，一些文人在纸面题诗绘画，以增风雅，纸扇遂成为一种实用的工艺品。苏州、杭州精制纸扇，其扇骨、扇面加工制作讲究，成为出口外销工艺品之一。
  清末，四川荣昌成为制造纸扇著名产地。据光绪《荣昌县志》载：“扇，以纸为之，……邑中业此业者，不下千百万户，每年春间，各县客商云集于斯，贩往各地发售”。荣昌纸扇产量甚大，以价廉著称，品质不及苏杭，但在国内销路甚广。
  六、纸花
  纸花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各地都加工制造，以北京为最著名，品种繁多，花色雅淡，形象逼真。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在明清时即以加工制造纸花、绒绢花而得名。清同治九年（1870年）有一外国人在湖北樊城到纸花工场参观，很为赞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樊城各种手工业，……做纸花业技艺优美，这些小作坊，带给樊城一个安静和勤劳的影像……”。由此可知当地从事纸花业者颇多。
  精美的纸花，不仅为美化一般人民生活的装饰品，清代曾制作纸花工艺品远销国外。嘉庆十年英国公主沙罗蒂（Charlotte）在伦敦市上选购了一束中国纸花，费了70个金币（基尼）。
  七、纸牌、纸灯
  清代的纸牌最流行，无锡产的东亭纸牌最有名，远销各地。据《锡金物产录》载：“邑之东亭镇，出产纸牌，颇负盛名，裱糊讲究，打蜡光亮，尽夺苏北纸牌之销路，苏州、上海均来订货。纸牌制作，用江西连史纸裱成，加印花纹后，又用蜡石磨光，底背用羊脑染黑制成缎纹，最后用模打切成形。都发交家庭妇孺制作，赖以为生者数千人”，可见此业之盛。
  纸灯笼是夜行照明、装饰及娱乐用品，在中国民间很流行，夜行照明纸灯的制造有繁有简，耗用量很大，每年逢“灯节”，各处点燃花灯庆祝，北京东城的灯市大街，明清以来，就是以制作销售花灯而得名。
  八、纸爆竹、纸煝、纸蚊香
  纸爆竹在我国民间流行甚广，“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春”，形容农历新年除旧迎新的风光。我国爆竹已有悠久的历史，到了清代以至今日，更为盛行，凡重要节日、红白喜事、祭祀迎神各项活动，都燃放炮竹，消耗数量甚大。卷制爆竹所用的纸，里层用粗草纸，外包竹制的花笺纸等较松软的纸张，如制小鞭爆，只用竹纸缠卷。火药引线需用很细薄而拉力强度好的楮皮纸或山棉皮纸等，今浙江、广西等地仍有好多专门生产引线纸的厂家。爆竹产地多在南方苏、浙、两湖、两广等省，以广东产的最佳；小的“鞭爆”又名“百子爆”则以湖南的浏阳和广西的南宁最为有名，行销国内外，成为当地主要，手工业之一。清末时西人所写的《谭氏报告书》（DensenalReport）载：“南宁人精于制造鞭炮，千百男女老幼均赖以生活，一般都认为南宁所制的鞭炮的爆炸力胜于它处所制。制造程序分为三十余个，主要是药料配合，燃纸引线、装药、卷纸、贴纸等，每一过程都有一个不同的工种的工人操作，原料由委托加工的店铺供给”。南宁炮竹业所耗用纸张颇多，竹纸则由桂北的兴安、灵川等县供给，引线纸则由桂西北的都安、那马等县产的薄型“纱纸”（楮皮纸）供给。
  吹火纸煝亦称纸煤，在旧时代火柴还未出现以前，也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用以点火。它用竹纸的表芯纸或火纸卷成中空，状如筷子粗长的纸条，以打火石点燃后，能象线香一样慢慢地燃着，用时口一吹，即起火焰，以点燃柴草，煮饭做菜，尚称方便；特别是对吸水烟者更是不可缺少之物。
  清末，火柴流行，纸煝大受影响，虽在一些农村和边僻地区，尚继续使用，但逐渐被火柴所取代。纸卷蚊烟，也是人民生活用品，今世在一些农村仍沿用以驱蚊。
  九、纸油篓、纸帽笼、纸盒
  纸糊油蒌，是盛植物油的容器，凡盛产植物油的地方，都大量采用。东北盛产豆油及烧酒，西南盛产桐油、茶油、菜油等，在没有金属（铁桶）容器以前，无不用之。北方用柳条编，南方用竹篾编成篓子，然后用厚质强韧的楮皮纸或桑皮纸糊上风壁，其制法在《东三省物产资源》一书内载：“油篓制造，以柳条编成，口大下小，内用猪血和石灰糊裱桑皮纸数层，不惧雨水浸淋……坚固轻巧耐用，普通装油酒一二百斤，大者可容三四百斤……”。南方制法大抵相同。油篓消耗的皮纸数量颇大，如山东蒙阴县盛产花生油，需大量油篓，用桑皮纸糊制，故造纸业亦盛，清末时尚有纸槽户百多家生产桑皮纸，供榨油坊购用。
  纸糊帽笼是清代在末有纸盒以前的纸制小型包装容器。其制法是以竹篾编织为胚，内外用猪血和石灰涂皮纸糊上，外面再涂油以防潮湿。各种货物都普遍使用，不限于瓜皮帽。
  到了清末，包装纸盒始渐盛行，当时国内尚无机制纸板，最初是用粗草纸做里层，内外裱糊白纸制成，从而淘汰了帽笼。各城市从事手工糊纸盒者众多，自成一专业，定有行业规约，如宣统元年湖南长沙《纸盒业条规》载：“我等纸盒生理一业，合计城厢不下三十余家，向来议有旧章，而今情形迥异，加以各物腾贵，各项工艺均议加价。且近年西式纸盒兴起愈新愈奇，销行各铺店商，较畅于昔……”。当时开始进口洋纸板，但纸盒供不应求，故手工糊粗草纸盒仍在盛行。
  十、迷信纸品——纸冥器
  纸制品除供后人享受外，还有一部分为供奉死去的亡人、鬼神享用。所有宗教迷信的纸制冥器，其名堂之多，用纸量亦不小之，这类纸制品，始于唐宋。清代的迷信纸冥器，继元明之后，更加繁盛，成为粗料竹纸的最大销场之一。锡箔纸到明末清初开始盛行，它比纸钱价值更高，在烧纸上贴上小片锡箔称为纸银，贴黄色锡箔称为纸金，摺成纸锭，称为银元宝或金元宝，焚烧以饷死者。纸法船、纸香斗，亦盛行于清代。纸扎房屋、人物在各地民间相习成风。
  纸印年画门神，始于宋而流行于清，北方以天津杨柳青南至炒米店各乡镇为著名产地，最盛行时有专业年画坊一二百家，品种从胖娃娃、门神、仙佛画家以至“四季发财”、“五子登科”、“老鼠娶亲”……五彩缤纷，各式齐备。南方则集中于上海、苏州桃花坞，所印的古典文书年画如《封神榜》、《西游记》、《三国志》里面的人物图景，尤为精美。明清年画内容，大都以神话传说为主，水但畅销于国内，且行销于海外侨胞聚居之地。
  纸印神象最普遍的一种称为“纸马”，凡经营迷信纸品的商店，统称为“纸马店”清代“纸马”称为“神模”变成迷信纸品的代表。关于“纸马”的流传，，据清人王棠《知新录》载，“唐玄宗渎于鬼神，既不用古之牲币，又不用秦汉以后的木马，……以纸为币（纸钱），作为纸马以祀，后世嫌（扎）纸马贵事，以五色纸印画神佛像，焚之神前，亦沿称纸马”这是纸马的由来。
  清代在北京城，内设的纸马店很多，早先有“京”“乡”两种纸马店之分，京行纸马店多设在广安门和广渠门内，分为大五彩、小五彩、黄纸等三种。所绘的“门神”、“灶王”、“百份”等类都是雇用专人为之。乡行纸马店为河北省丰润县半台村为最著，专出瓦金纸，全字斗方、开市大吉、万事如意、黄钱道西、门神金灶等纸制品，每年九、十月即运京交各纸马店销售。清朝晚期，迷信之风甚炽，古代的和“现代化”的纸冥器，花样百出，充斥于市，浪费资财之大，触目惊心，有识之士，无不坚决反对，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所著《原道觉世训》一书中说：“……世间一切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者也……”。
  第七节 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的萌芽
  晚清，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约六七十年间，中国造纸工业开始步入了历史的转折点，是造纸业实现“新陈代谢”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1000多年传统的手工造纸业日趋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新兴的初期资本主义造纸业开始在神州大地萌芽。我们在研究古代造纸史的同时，特就清末近代造纸业盛衰史作扼要的记述，这对于了解我国古代手工造纸业命运的衰落，及近代机器造纸业诞生的历史概貌，是非常必要的。
  一、手工造纸业的衰落
  从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造纸以至清朝末期，历时约1800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造纸业取得了极光辉的成就，向全世界五大洲传播了造纸术，这把人类文明的火炬，照明了全人类前进的道路。清明中期以后，我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机械的新型造纸工场，但是，从总的来说，我国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一家一户个体经营的小生产方式，沿袭利用原始的生产工艺和简陋工具设备，生产效率低。作业周期长，费工费时，产量低，成本高，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般现象。
  自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前叶，欧洲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得到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的造纸工业，由于印刷行业的机器化及新闻报纸的出现，而使造纸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发明创造，如打浆机、蒸煮器、造纸机以及化学木浆、机械木浆等等。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产品品种增多，质量逐渐提高，生产扩大，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落后的封建统治下，直至清朝晚期，闭关自守，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的洋枪、洋炮，轰破了唯我独尊的美梦。随着“五口通商”、“门户开放”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滚滚而来，国内所有的图书出版、报刊全部成，为洋纸市场，而国产的传统手工纸被排挤出市场，受到空前浩劫，到20世纪初，大多数手工纸被淘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初期进口的洋纸，并不受到一般文人和书画家所欢迎，因为中国人惯用毛笔，洋纸受墨不佳，表现不出中国书法绘画的笔力墨彩。这是由于手工纸和机器纸品质性能不同，加以中国所特有的书法绘画艺术，讲究墨韵，习惯于使用于国产手工纸，不能改变。
  最初，洋人特别是日本人，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特选一种单面光的黄表古纸来推销，随后日本的机制包装纸也开始入侵，挤掉一向包装物品使用的皮纸和竹纸。1896年，上海江西路日人中井伊八所设的沄华洋行，由大阪中井纸店订购白报纸100令运华试销；在此之前，该行已运来王子制纸气田工场产的包装纸500令推销。日本机制洋纸以包装纸（牛皮纸）、白报纸为开路先锋，首先打开了中国市场。1900年上海专门推销东洋纸的第一家商行中井洋行成立，这家规模很小的洋行，竟成为“洋连史”、“洋毛边纸”（有光纸）、“洋包皮纸”、“白报纸”、“模造纸（道林纸）”等东洋纸在中国倾销的专业商行。该商行由曾在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的秦长三朗主持，源源运来大批东洋纸，以廉价和赊销的方式诱使中国的纸店替他推销，一方面与西洋纸竞争，夺取中国市场，使各种东洋纸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随后又有服部、大仓、大同、富士等日本洋纸店先后在上海、天津、哈尔滨、香港等地设立分店。欧洲各国的洋纸，也由各国的洋行兼营推销。
  清代一般书刊，原来都采用国产的竹料连史纸、毛边等纸印刷，如上海《孟闻录》、《格致新报》等全用国产连史纸单面印的线装本。上海最早的华文日报为外商美查于1872年创刊的《申报》，开始时使用比毛边纸稍薄的毛太纸单面印刷。光绪年间创办的《苏报》（1896）年以及《沪报》、《文汇报》、《新报》、《益世报》等最初也用毛太纸印刷，但不久则改用有光纸单面印刷。同治十一年（1861年）上海《新闻报》创刊时用白报纸双面印刷。光绪二十二年《苏报》开始改用白报纸，宣统元年（1901年）1月25日《申报》改用白报纸。西人于1850年创办的《北华捷报》（简称《捷报》，NorthChi-naHerald），1864年创办的《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一开始就用白报纸。英商别发洋行（Kolly&WalshLtd.）于同治九年（1870年）创设，它是19世纪外商在中国上海专门推销国外进口西文书籍的最早洋行，用的全是洋纸印就。光绪二年（1876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局创立，光绪十五年（1889年）商务印书馆创立，这两家是我国人最早创办的图书出版印刷业的企业，它们开始时全部采用国产纸印刷，但不久除复印古书外全部使用洋纸。
  从以上各报刊和出版社用纸变化的情况，结合清政府于咸丰八年所制定并颁布的《洋纸进口税则》来看，可以推论洋纸正式作为大宗商品进口应在咸丰年间（1859～1861）。在此之前，已有零星少量洋纸进口，但当时海关通例，小批货品均列入“其他货品”项下，不单独列出，无从了解具体情况。据海关贸易的进口统计，在光绪年间洋纸输入不多，每年仅值十余万两关银，到了本世纪40年代前期，洋纸和木浆进口额高达4000万余元，当时国产手工纸已衰落不堪，国产机器纸尚在萌芽时期，产量微不足道，国内用纸，大多唯洋纸是赖。
  宣统末年，全国报业鉴于报刊用的洋纸为数很大，为了挽回利权，召开了报业会议，议决各报改用国产纸张。但于由国纸价格高，各报社因利之所在，多不愿意改用国纸，故此项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用洋纸取代国产的毛边纸、毛太纸，最早使用的是日本特制一种单面光无帘纹的薄纸“洋毛边”，即今通称的有光纸或油光纸，售价低廉，各报刊和书籍出版商为了降低成本，以图生存，竞相采用。
  由于洋纸是采用新设备（机器），新工艺（新法制浆）、新原料（木浆等）进行大规划生产，故成本很低、质量亦优，比古老的手工纸生产方法，前进一大步，因此洋纸价廉物美，远非一般手工纸所能抗衡。而且洋纸适于印刷机器，能作两面印刷，其品质和规格又适应新式印刷书籍、报刊之要求，故用途日广，国产纸遂逐渐被排挤而衰落。盛产优质竹纸的江西铅山河口镇，清末时已陷入停产状态，据1905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39页载“……查河口白连史纸，商号用以包裹绸缎各物，近来多改用洋包皮纸，虽然粗而有光，不如土纸之光滑细腻，而商号但取其价廉，多乐于购用，致河口纸趋于停歇”。又据刘锦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二考11419项内载：“石城县……坪山一带，向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洁白，未停科举之前，广销内外，不下百万（两），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之八九”；“毛边纸一项，为瑞金生产大宗，近年来洋纸充斥，销路极滞……”。宣统三年（1991年）正月28日《时报》载：“（江西）纸业分粗细两行，……细纸则因洋纸价廉物美，大受打击，故纸业尤为失败……”。
  清末由于洋纸风行，全国纸业，亦如江西所遭遇的情况，无可幸免。在国产纸中，竹料连史纸是清代最著名的高级品种，亦为洋纸重点打击的对象，无以自保。日本富士造纸公司，有几台造纸机专门制造适合于中国用毛笔书写的“仿连纸”即通称为“洋连史”但此种纸没有帘纹，仍不像中国纸，只是售价比，国产连史纸低廉，，故亦受到一些用户购用。日本真岛制纸所的真岛一郎识破了这个关键，为迎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心理，他首先研究用竹帘代替铜丝网，制成竹帘圆网造纸机，仿造中式竹料连史纸，纸面出现了帘纹，外观颇似中国连史纸。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慎昌纸号首先购进，颇受国人欢迎，大量倾销，真岛制纸所供不应求，除原有两台72英寸造纸机外，又扩充两台64英寸造纸机，专制有竹帘纹的机制连史纸，风行一时。同样的机制连史纸，稍加黄染料调色，改变尺寸，仿成中式的毛边纸。当时日本其他纸厂，亦群起以木浆、棉浆仿制中式纸张。于是中国传统的名牌产品连史纸、毛边纸及其他手工纸类，一蹶不振，逐渐没落。
  二、“洋务运动”与近代民族造纸工业
  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腐朽的封建官僚主义残酷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国民经济日益衰落，手工业日趋破产，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况；但这又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毛泽东同志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形，不仅给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产，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市场。”
  研究中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的起源史，不能不涉及晚清时期所掀起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官僚当权人物，为了保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主张效法西方，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新的技术，开展振兴实业的“洋务运动”。这项运动最初是以军事工业为主，及后逐渐扩展到交通、工矿及民用轻工业。在“洋务运动”之风的鼓动下，朝野有识之士，深知变法图存的重要性，在社会各阶层初步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造纸工厂也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30年期间，从无到有，陆续建成或在筹建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30家，这是我国新式造纸工业在“启蒙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
  国人鉴于洋纸大量倾销，利权外溢，而国产手工纸又为洋纸所挤压而没落，深为痛惜，极思挽救之策。当时洋纸使用最多的首推报纸，国人对自办造纸厂，自力更生解决报刊用纸的呼声日高，据宣统二年（1910年）由华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中国实业杂志》三卷6期载《自办造纸厂倡议书——全国报界促进会提议案》一文。
  此项倡议虽好，但在清王朝大厦将倾之际，实难实现，然亦足以反映当时国人眼观洋纸独霸中原，利权外溢，迫切希望自设造纸厂，杜绝漏卮。
  机器造纸在西方盛行后，很快传至日本，19世纪后叶，日本机器造纸工业渐趋发达，成为洋纸输入中国的急先锋。我国曾派人去日本学习新法造纸技艺，有些人学成归国后，在兴办纸业方面作出了贡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清朝廷公费派1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亦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自费赴日学习者亦有之。
  可贵的是，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立（后改为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为培养造纸人才，筹办章楚造纸公司，特设立造纸科，这是我国高等工业院校设立造纸科的第一家。据《清代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考11306项记载：“光绪三十三年，黑龙江设北路工业小学堂，分设造纸、制碱二科，实地练习，其原料则取材于当地，其制法则取法于东西洋，……”。
  清朝政府“洋务派”大官僚中，最为人所熟悉而且与造纸工业关系密切的首推李鸿章和张之洞。有文献记载，李鸿章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上海杨树浦创设伦章造纸局（厂）。其实这段历史记载有误。李鸿章的家属李经启，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与一些官吏商集资100万两，筹建“南通州造纸厂”；李鸿章另一家属李经滇，1907年被清政府派往汉口度支部造纸厂任会办。李鸿章与我国近代造纸工业的关系仅此。至于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汉口亲自督办了几家新式工厂，其中有一家颇负盛名的官办造纸厂，即武昌白沙洲造纸厂。清政府创办的汉口谌家矶度支部造纸厂和湖北省办的武昌白沙洲造纸厂，不但规模大，而且纯属官办的造纸企业，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之一。
  三、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的历史考证
  近100年来在有关我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史的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厂），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首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
  实际的情况是，伦章造纸厂的前身，是华人集资，聘外人为经理，由外商出面于1881年所创办的华章造纸公司（西文名称：The China Paper Mill Co.），经3年筹建，至1884年开工生产，初创资本75000两，后增至450000两。开办时聘请美商梅特兰（Maithand）任经理，顾问工程师瓦特斯（T·J·Waters），中国工人600余人，其设备为英国莱司城（Leith）厄姆富士登公司（Umpherston&Co.）制造，计有1930毫米长网机一台，25立方米蒸球一台，长筒型煮锅一台，打浆机7部、切布机、切纸机、压光机等。以破布为原料，生产书写的洋连史纸，日产约2吨。
  为了彻底弄清这家纸厂的历史问题，特将其主要原始史料摘录几项如下：
  1.“大约12年前，本埠外商曾一度积极努力兴办各种工业，那时成立两三家公司，准备从事造纸，其中一家至今犹存（即华章造纸厂）已能用外洋方法大量造纸，每天约达二吨……”（见《字林西报》编著《上海今昔观》，1893年版11页）。
  2.“上海华章造纸厂，已决定改组成为一个股份公司，公开集股75000两，每股50两”（见《捷报》1883年4月18日三十卷，419页）。
  3.“华章造纸厂系美国公司，资本45万两，……每月产纸约63万斤，其制品均系粗制洋纸及包装纸，原料由各地输入破布……”（见《清国事情》第一辑，565页，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
  4.“……八十年代外国资本积极在上海建立机器造纸，有两家洋行曾经筹划试办，但未能实现，只有美国资本办的上海华章造纸厂，自1881年开始筹建创立，1884年正式开工，最初资本75000两，……到20世纪初，已增至45万两，月产约65万斤，成为第一个营利极丰的企业”（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所引用的孙毓堂编《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的近代工业》，1958年）。
  以上所摘引的史料，充分说明华章造纸厂于1881年创办，由美商出面经营的最早一家纸厂，因而有些文献认为它是外商企业，其实不然，如光绪八年6月26日（1882年8月9日）上海的《益闻录》198期278页载称：“本埠现有华商鸠合巨资，拟设纸厂一所，已聘美国某西人综司其事，……”。这项最早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后来该厂的很多事实也证明这个厂是华商所办，而聘请外商出面综司其事而已。在晚清时期，华商企业聘请外商出面经营者颇多，其目的可享受到一些优裕待遇。
  李鸿章原北洋大臣，华章造纸厂在1891年改组更名为伦章造纸局（厂）时，曾经请他批准立案，实际上与他并无关系；但华章厂实际是伦章厂的前身，至于所谓“李鸿章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创始人，伦章纸厂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之说，来自《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实业9、第11334号，吴承洛著《调查各业志略》一文中载：“我国之新式制纸业，始于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等在上海所办之伦章造纸厂……”。此论被后人用以讹传讹，几成“历史定论”。
  华章厂变成伦章厂的经过，据一些文献称：“当时曾任上海道台郑观应和候补同知曹善谦等官僚拟私自集资设立造纸公司，他们于1891年向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报，得到批准开办，遂改组（华章）为伦章造纸厂。”（见姚世迦：“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和造纸》1982，2期）。华章厂自1884年开工后，几年期间，由于，日本输入的洋纸大量倾销，而华章厂经营业不佳，又因该厂所用外地破布，夹杂有病菌，海关禁止进入上海，原料日感困难，时有停产，以致将该厂出售，改组为伦章厂，此事肯定得到李鸿章的批准（见荣元恺：“关于我国第一家纸厂的探讨”《中国造纸》1986，2期）。
  我国最早的机器纸厂，除上海华章厂，外，还有广东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即后来盐步造纸厂的前身。该厂于1881—1882年间由华商筹建，与上海华章厂同一时期。据《捷报》1882年9月9日二十九卷、270页载：“广州已成立一个造纸公司，机器业已购妥，现正在兴建厂房。中国向以竹造纸，拿棉絮造纸是否较廉，尚属疑问，但此公司对自己经营之前途很乐观。”由此可以推论，该厂开始成立筹建当在1881年，至迟也在1882年初。因此上海华章厂（1881年）和广州宏远堂纸公司是我国最早的两家纸厂。
  四、晚清时期机器造纸工业的情况
  我国采用机器生产“洋纸”从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渐次发展，至宣统三年（1911）的30年间，，据荣元恺等人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创设的机器纸厂（包括半机械生产的纸厂）共约32家。这是我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的“启蒙时期”的产物。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虽历时30年，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们对于我国近代新式造纸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蒙”和“奠基”的作用。
  这个时期兴建的纸厂，除少数是大厂外，其余规模都较小，设备简陋，有许多在建厂阶段和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质量不高，生产衰退。现仅将其中几家较具规模而且影响较大的企业沿革。加以叙述。
  （一）上海华章造纸厂、伦章造纸厂
  该厂创办过程略述如上。自1891年改组为伦章造纸局（厂）后，由上海（卸任）知县曹善谦主持经营，当年生产白矾纸（机制洋连史）600吨，但由于不善经营，连年亏损，1904年将厂抵押给洋商，后经同知衔韩之鹏设法赎回。据《上海道禀陈商务利弊》（刊于1904年3月20日上海《中外日报》）一文称：“……如伦章造纸公司，先由曹守（知县）善谦（经营）亏损，抵押洋商，经同知衔韩之鹏设法收回……”。同时拉入部分新股，至1906年，又告停工。据1907年日本文献《清国事情》卷三，565页载：“……伦章纸厂，资本30万两，每月产纸40万斤，但因负债累累，现已不得不停工”。后该厂转售给广东商人朱培初经营，景况仍然不佳，1909年再度停工，积欠债务，无法清还，债权人向法院申拆，厂主朱培初被收押下狱，厂房被查封，因欠日本债务，所以委托日商宝和洋行出面将厂拍卖。
  此次拍卖，由于出价太低，拍卖未成。因有其他债权人四明银行出面干涉，日商未能再行独自拍卖。该厂自此停工数年之久，直到1915年才由信义洋行买办出身的宝成纱厂经理华商刘柏森承租经营，营利后归还资金，并改为宝源造纸厂。1925年又改为天章造纸西厂，与刘柏森氏所经营的上海浦东天章造纸东厂相对应。
  这家中国最早的机器造纸厂，从1881～1925年几次易主，历尽风霜。新中国成立后，这个70年的老厂，经过技术改造，恢复生产。“文革”时更名为先锋纸厂，后又与上海纪录纸厂合并，称为天章纪录纸厂，专制加工纸。
  （二）广东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
  该厂由华人投资，于1881～1882年间开始筹建，厂址在广东南海县水藤乡盐步村，最初由钟锡良（钟星溪）独资创办，向英国订购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又缺人才，工程进展甚慢，直至1890年由粤海关官员周荣曜加入股金，聘请英国技师，购入英制2285毫米长网纸机一台，于1890年正式开工出纸，以破布为原料，生产洋连史纸、包装纸等，年产约600吨。
  这厂的命运，也同华章厂一样，几经波折，数度改名易主。开工几年后，营业不善连年亏损，至1905年广东官方借故将大部分股权充公，改为官商合办的增源造纸厂；至1906年由广东官厅独办，改名为广东官纸印刷局，简称官纸局。1912～1945年期间，由商人买去，改为盐步造纸厂，后又改为绵远造纸厂。抗日战争时期，为日人强占经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敌产标卖，由军阀罗卓英购去经营。建国后，厂主逃亡国外，无人负责，遂由政府将机器拆迁，并入广州造纸厂。
  （三）上海华昌造纸厂多年来在一些文献对上海的“华章”和“华昌”这两家早期纸厂，混淆不清，误认为两者是一家，其实不然。
  华昌厂是晚清时继华章厂之后在上海创办的第二家颇有名气的纸厂。也是以外商的名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厂，厂址在浦东。据《日本纸业综览》653页记载：
  “1899年6月，上海新设之华昌造纸公司浦东工场开始建厂。此公司由美国、法国和中国的资本家合资创立。资本银45万两，后增至60万两。厂中一切设备技术均委托（日本王子制纸会社）大川平三郎设计，由新井要之助、铃木实两人为该厂监工员。”
  又据《中国工业》月刊（1943.5.15）载：“光绪二十四年，中西人士集资在浦东陆家嘴合办上海华昌造纸厂（西文名ShanghaiPa-perCo.），至民国二年（1913），为华俄道胜银行接办，改称上海造纸公司（Shanghai Paper Mill Co.）华名仍称华章造纸厂。因亏损售与日本人经营，改名三菱制纸公司，后二年因抵制日货，存纸销不出去停顿，至1920年，由刘柏森收买，改名宝源纸厂东厂。”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亦载：“……光绪二十四年，由外商设立，华名为华昌造纸厂，民二年改由华俄道胜银行以债权人资格接办，华名改为华章造纸厂，民四年归日商经营，改名为三菱制纸公司，民九年由宝源西厂（即原杨树浦的伦章纸厂）经理刘柏森买回改称宝源东厂，民十一年遭大火停办，修复后于民十四年改为天章造纸东厂……”。
  华昌厂经三年筹建至1901年开始出纸，据《日本纸业综览》655页载：“上海浦东之华昌造纸厂开工出纸，开始营业。有美国制造98英寸长网机二台，主要生产洋连史，其后1905年又添置英制100英寸场克纸机一台”。
  所用的原料因破布价格昂贵，来源困难，故首创碱法漂白稻草浆，为我国自制漂白稻草浆生产文化用纸的先驱。但因大量使用稻草，草价亦上涨，据1904年《东方杂志》一卷6期载：“上海（浦东）烂泥渡附近新设造纸厂一所，惟杨树浦伦章造纸厂一应原料，均系旧布废棉，而此厂（华昌）则用稻草，所出之纸与前厂（伦章）不相上下，故沪上浦东各乡之稻草，皆被收买一空，价遂飞涨，每担需四百文钱左右，闻该厂每月所用稻草，须4500担。”后来由于日本连史纸倾销，难以抗衡，故改用破布、稻草配合生产普通印刷纸、包皮纸等，据1907年《清国事情》卷三、565页载：“华昌纸厂系美公司，资本45万两，使用日本技师，昼夜开工，每月产约约65万斤，其制品系粗制洋纸（白报纸等印刷纸）……有时原料颇感困难。虽然如此，1905年所付股息仍达一分四厘。”但没几年渐入困境，难以维持，原雇用日本技师新井及铃木二人，于1911年解雇回国。
  由于连年亏损，招股增资迄未实现，据《捷报》1912年3月16日载：“上海华昌纸厂增资工作的进行，显不如股东预料之顺利，在已认交4557股，实收仅85股，董事长谓该厂现在（债权人）华俄道胜银行控制之下，该行有权取消抵押纸厂财产之取赎权。此为上海工厂企业普遍失败之另一例证……”。
  招股增资不成，最后被迫解散，氢《日本纸业综览》668页载股东会议决议：“……招股既不可能，但现欠华俄道胜银行抵押债款365000两，应如何解决？结果公议除由债权人任意处分外，无其他办法，决议公司即行解散。”
  道胜银行接办后，改名为华章造纸厂，于1913年复工，聘荷兰人为打浆车间主任，丹麦籍人上海出生的博海生为机修工程师。改组后业务并不见好转，不久又因亏损而停工，旋由日人三菱收购经营。据《日本纸业综览》680页载：“大正四年（1915）八月，停工已久的上海浦东华章造纸公司，出售与合资会社三菱制纸所，由三菱派高桥练龟任厂长，前往接办”。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中国人民爱国热情，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三菱经营的三菱制纸厂，头几年营业尚佳，至此时则难以开展，据（同上书）706页载：“三菱受打击，业务异常困难，出纸无法销售，乃决定出售于华商宝源号（即宝兴盛洋杂货号）主人刘柏森，于大正九年（1920）正式移交刘氏接收。”
  至此，上海在清末以外商为主出面开办的“华章”和“华昌”两字老字号的纸厂，几经沧桑之后，终归华人企业家刘柏森所有，先改为宝源造纸东厂、西厂，随后又改为天章造纸东、西厂。东厂于1921年购进美国三袋式磨木机，自制机械木浆，成为我国自产磨木浆新闻纸和掺用精制漂白稻草与木浆生产双面光道林纸的第一个厂家，此两厂经过多次技术改造，目前已成为上海造纸工业重点企业之一。
  （四）上海龙章造纸厂
  龙章造纸厂是清末创办的几十家民族造纸企业中，始终能够战胜困难，坚持发展比较成功的纸厂。它创办于1904年，厂址在上海龙华附近石灰港，初拟官办，后采取官督商办，1905年聘请日人技师设计建厂，1907年出纸，进展颇快。1909年因亏损乃公开招股增资，此后数年适逢欧战，洋纸来源稀少，故营业颇佳，不断扩充改造，生产道林纸等品种，在国内市场颇有名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国民政府经济部协助，经历重重困难，将所有设备拆迁入川，在重庆建厂（在拆迁航运中曾被日机轰炸而丢失了部分设备），不久由国民政府收购，改名为中央造纸厂，即今日重庆造纸厂的前身。
  负责创办龙章造纸厂的庞元济，原系吴兴殷商，所谓“京官”不是科举考试出身，而是捐官钱买来的。关于龙章厂创办人，除庞，元济领头外，还有苏葆笙（买办）、吴少卿、祝大椿（瑞记洋行买办）等。这几个都是买办，成为后来入伙的商股。
  庞元济受任后，即到日本考察，请求王子造纸株式会社派技师协助建厂。于1905年5月开始建筑。龙章厂由于筹建进展顺利，至1907年3月即建成投产。《光绪政要抄件》（实业七）载有龙章厂开工的报告。清廷以庞办厂有功，“于光绪三十四年1月11日特赏庞氏正二品功牌”。
  庞元济在旧社会创办龙章厂艰苦创业数十年，工作确有实效。同时与其后继的家属庞怡斋、庞赞臣等人善于经营管理也是分不开的，确为我国早期民族造纸工业的楷模。
  龙章厂的设备，委托上海美商茂生洋行购办，主要的有100英寸长网纸机二台，纸机烘缸有4英尺直径者4只，10英尺直径一只，由美国贝洛依特公司（BeloitCo.）制造，日产洋连史纸约28000磅。由二台70马力蒸汽机拖动纸机，另有700马力蒸汽机及100马力柴油机供其他设备的动力。乔登式精浆机2台，1200磅打浆机12台，140立方英尺蒸球2台，以及切布机、除尘机、水泵等；水塔容水量为100万加仑（见日文《支那经济》27页）。龙章厂当时的规模较大，仅次于汉口度支部造纸厂。
  龙章厂自开工以后直至本世纪30年代，虽遭受到多次挫折，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业务迅速发展，生产稳步上升，所生产的洋连史纸，以“双龙”牌为商标，按厚薄分为顶字、天字、头字、特字、正字等几个等级，另外生产一种矾毛边纸行销南北各地，供书画、印刷、裱糊之用。原料以破布为主，旧麻次之，兼用稻草和由湖北运来的龙须草，后又掺用进口木浆生产道林纸、模造纸等西式纸张，在国内市场很受欢迎。
  （五）武昌白沙洲造纸厂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城外白沙洲，创办白沙洲造纸厂，原拟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以集资金，但没有实现，最后决定官办，由湖北官府筹资20万两，后又增至30万两，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筹建。不久张之洞奉命调为军机处大学士，由陈夔龙任总督，造纸厂由工业学堂监督程子大（颂万）接办。该厂有比利时2184毫米长网纸机一台，至1909年建成投产，日产毛边纸、连史纸约3.5吨。但因官僚办厂，经营管理不善，辛亥革命后，无法维持，1913年改由商人好时公司马稚庵承担，公家只收股息，但商人因欠租被押；1916年转由大展公司劳用宏承租，又因供水不足，业务不佳，退租停办；旋由湖北巡抚段某出面商请汉口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富商刘子敬出资承办，然资金太少，亦无法发展生产。在此期间，曾一度筹议与汉口财政部（原度支部）造纸厂合并，但未成功。后由福成公司承租，1919年停办。从此长期陷入停顿状态，原有2台小型长网纸机，因保管不善，大部分锈坏或丢失。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湖北省府建设厅将剩下的8个烘缸及其他残余设备，迁入四川万县，由中元造纸厂经理钱子宁协助筹建“湖北省建设厅造纸厂”，不久，又由钱子宁收购，改为万元造纸厂，即今万县造纸厂的前身。
  从上可知，我国第一家由地方官办官造纸厂的遭遇是很具典型的事例，从史料中得知该厂虽然失败，但它在开始时也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在建厂的同时，即抓造纸原料基地建设，这是我国近代造纸工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创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9日继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向清朝廷禀报关于筹建白沙洲造纸厂进展情况的奏文称：
  “中国造纸旧法，极为繁琐，工程需时，近来东洋新法，多用药水煮制，无论何项腐弃之物，均可化为有用，若不设法改善仿造，难与之抗衡。经升任督臣张之洞选定武昌城外白沙洲地方，筹建造纸专厂，遴委候补道程颂万会同官钱局候补道高松如议章奏办。现该厂工地，一律筑就，房屋次第造成。已与比国鹰德司太尔厂（按：原名是Industrial&Commercial Co.）订立合同，购有能造竹、木、棉、草四种之头等机器，约于九、十月到厂。将将金口至武昌一带大堤两旁，悉种楮树，复辟圃于厂内，悉购各国造纸原料质（植）物，分别栽种，将次第栽植于堤畔。目下业经遍植，明春即可成林。预算将来每日所造纸张，除去一切成本、工资、股息、杂费各项开支而外，总可得有盈余。此鄂省创办造纸厂之大概情形……”。（见《庸盫尚书奏议》卷九）。
  白沙洲造纸厂于1909年夏开工，所制洋连史纸按品级分为十种字号，从最轻的每件15刀重75磅的左字连史，到最重的105磅的佳字连史止。此外还出毛边纸、楮皮纸、京庄报纸、包皮纸等，日产约2.5吨。
  由于官僚腐败厂中贪污盗窃、虚报冒领，尽入亲信腰包，从开工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仅2年多时间，将官钱局所拨官股20万及商股20万两，几乎亏损殆尽。至于向外国订购机器，趁机大捞自不待言，在程子大经营数年间，厂中资财耗尽，而他却成巨富。风声传出，议论纷纷，结果买通官节，仅仅撤职了事。此厂元气耗尽，官方再无力经营。
  以上情况显示了旧中国官办企业的通病。程子大被撤职后，由郑宝琛继任总办，勉强维持，辛亥革命后不久复工，据1912年6月《湖南实业杂志》第一期载：“白沙洲纸厂……自反正（辛亥革命）后，机械破坏不少，旋实业司委蔡存芳为经理，……刻闻业已开工，可造纸20余种，每日（单班12小时）可出纸60把（件），重85磅（共约5000磅）。”
  糊北实业司接办未及一年，又因主管人贪污亏损而停办，由商人好时公司马稚庵租办，据《中华实业丛报》7期载：“该厂因官方无资经营，现改为商办……添购机器，聘请特等技师，大加改良……定于9月8日开工……”。这是1913年的事。
  马稚庵经办一年，因须添购供水设备，拒付租金，双方发生纠纷，至1914年官方将马扣押，又告停工。此后与汉口俄华道胜银行华方经理刘子敬恰商租办，因资金太少，并无结果，后又租给大展公司，据1916年10月《农商公报》三卷3期载：“白沙洲纸厂……十年以前均是亏损，现由大展公司劳用宏与梁伴声合股承租，延产东纸厂，何应华为工程师，每日开工12小时，出纸120多令，质坚色白。“但此厂由于原设计不周，没有蓄水池，供水泵能力又小，长江水位下降时，给水困难，不久又退租停办。
  1918年9月，又租给福成公司王明文，不到半年，复因供水问题未得解决，又告停办。据1919年《安徽实业杂志》20期载：“湖北王兼省长抄送福成公司承租合同咨送省议会请求追认的文件称：“……查该厂造纸机均属旧式，制出纸张只能供印刷报纸之用，又因取水机力过小，一遇水落，无法应用，不能照常生产，当大展公司退租后，寄住客军，房屋机器损坏愈多，福成公司因此关系，年租要求减少……已由署核准承租。”1919年4月《中国实业新报》4期32页也载：“白沙洲造纸厂自福成公司接办后……业于昨日生火试机，不日开工，制造报纸，秋凉后增加夜班，预计每日可出纸五千磅云。”
  福成公司承办至何年，无从查考，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这个停顿已久的纸厂，才由湖北省府建设厅整顿复工，改名为湖北省造纸厂，并委托中元造纸厂另造一台圆网纸机，适逢抗战，机器折迁入四川万县重建。据1945年8月6日《工商新闻》载：“湖北省造纸厂，在武昌白沙洲纸厂原地……当时日产约3.5吨，后因亏损停工，机件多已锈损，零件大部散失。民国27年（1938），武汉撤退，大部分机件运出，省府委托中元纸厂另造圆网机一套，亦同时运存宜
  昌三斗坪……”。后来转运至四川万县设厂。
  （六）汉口度支部（财政部）造纸厂
  这是清朝廷直接投资兴建的一家规模较大的官纸厂，开始筹建时间虽比白沙洲纸厂为早，但因议而不决，实际建成投产则在清廷覆灭之后。这个厂的遭遇，也同前者一样反复曲折。据1903年《东方杂志》一卷2期11页载：“顺天府尹沈，奏为请设立度量衡并造纸局（厂）”。
  奏文交财政处和户部讨论，事隔3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财政处和户部决定筹建造纸局和印刷局，主要为印制钞票，要先派员赴日本考察，再行研究。
  当时有些官员，对建设造纸和印刷局，雄心勃勃，建议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各设纸厂和印刷厂，据《京话日报》第676号（1906年6月）载：“要紧新闻——设立造纸印刷局，财政处会同户部，奏请采办机器，设厂造纸，并设印刷局，奉旨交财政处议奏，现已议准，请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处设立造纸厂、印刷厂一所，选派委员经理。”经光绪皇帝准奏，即派大员率领18人到日本调查办厂章程并学习有关造纸、印刷技术。
  京师造纸厂的厂址，初期拟设在通州，1907年度支部造纸厂批准成立后，即开始向外商洋行洽构机器。但不知何故（据说是洋人建议），厂址不设于通州，改设在汉口刘家庙附近的谌家矶。原先户部和财政处拟在京、津、沪各设造纸厂、印刷厂，由于清王朝已临末日，财政困难，最后决定只在北京白纸坊设立官印局一所，在汉口设造纸厂一所，计划由汉口纸厂生产纸张，供给北京官印刷局使用。北京官印刷局主要任务是印刷纸币、邮票及其他证券、票据。
  汉口造纸厂自1907年筹建到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五载，迄未竣工投产，是年辛亥革命爆发，工作停顿。到了民国二年（1914年），由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善后借款中拨出150万元续建收尾工程，1915年开工，改名为汉口财政部造纸厂。
  开工后产品颇受欢迎，随即扩充设备，增加生产。该厂在当时是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技术和财力最雄厚的纸厂，本当大有作为，但是，因受官僚腐败之害与白沙洲纸厂同一命运，以失败告终。据1919年2月25日长沙《大公报》刊载一篇专访文章称：“汉口财政部造纸厂，开办了多年，机器也很完善，但没有什么成效，因为这是官办企业，没有什么股东干涉，所以办事人可不必求谋工厂之发展，只要谋自己私利就好了，那怕有公正的人主持，也是不能久居其位；即令办理认真而自己是一个门外汉，不晓得节省糜费扩充业务之办法，也是枉然，延到现在，不独没有成效，弄得奄奄一息了。”
  当政腐败不得根除，加之技术人才匮乏，技术设计、管理大权往往操于洋人之手，无人过问，亦是失败原因之一。汉口财政部纸厂自20年代初，即长期停办，直至1938年武汉被日本人侵占前夕，由国民政府经济部雇工仓促拆下残余机件迁川，在成都由建国纸厂重新修配使用。
  （七）广东江门造纸公司
  广东江门造纸公司即今江门造纸厂，从清宣统二年（1910年）创办，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清王朝、民国、新中国的老厂，如同上海龙章厂一样，在旧中国经历数十年的风霜，不断战胜困难，稳步发展，直至今日。现这个厂已成为广东造纸工业骨干企业之一。
  该厂的创业者是广东新会人余文镕、余文铎、余觉之、余乾甫等人，他们中有些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同文书院，因有志于发展我国新式造纸工业，在留日期间曾到日本王子造纸会社的中部工场和气田工场实习年余，并到其他厂参观学习，1909年学成归国，筹集资金，在家乡创设江门造纸公司。厂中办事人员多数是余氏宗族。据《工商半月刊》四卷16～22期“中国造纸工业概况”一文中载称：“江门纸厂，设在新会县文昌沙，宣统二年成立，由余文铎、余乾甫、余觉之三人创办，民国二年开工……日产纸一万磅，总工程师余文镕，日本留学”。又据《中国经济年鉴》第二册（1935年）载：“江门造纸公司，资本166，100元，一次交足，宣统二年余文铎等开始筹办，民国二年二月开工，总经理余文铎，总工程师余文镕，皆留学日本，有造纸经验。”
  江门纸厂是华侨资金创办，据1946年4月29日《正言报》邝梓康著《中国民族造纸工业的检讨》一文称：“……唯一的华侨投资和技术较优的纸厂，就是江门造纸厂，由旅日华侨集资创立……”。但也有人认为余文镕等虽在日本留学，其办厂不一定是华侨资金。江门厂在技术上占有优势，总经理、总工程师等负责人都是留日造纸专家，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方，技术上掌握主动权的结果。
  该厂由于有内行人主持，开始设计时即精打细算，例如，为节约锅炉投资，采用木炭煤气机为动力，有两台总功率为500马力煤气机，其中有200和300马力机各1台，后又添设300马力1台。造纸机由日本南千住机器厂订购90英寸双圆网9缸纸机1台，打浆机5台，蒸煮锅2台。到1914年改造为长网纸机，并增设压光机等，便于生产各种高级纸张。1916年又派余铸东赴日学习造纸，回国后自行制造新式打浆机5台，该厂所用原料为旧棉麻、废纸、稻草等，产品为普通印书纸、新闻纸、打字纸、包装纸等，日产约5吨。
  江门厂开办时资本虽小，但结合实际自行设计施工，自行制造和加工改造设备，讲求经济效益，虽在洋纸倾销挤压下，仍能稳步前进，并不断发展。
  （八）其他纸厂
  从光绪七年（188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30年间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各省开办的纸厂，除上列7家在当时较具规模，影响较大外，尚有各省开办及拟办的纸厂，有史料可查的分别简列如下：
  1.香港大成造纸公司
  被英国占领的香港，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广东人刘色创办大成造纸公司。刘色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与曾在英国纸厂工作的华侨谢英明合作创办，购得英制84英寸长网机全套设备，于1887年建成出纸。厂址设于有水源的湾仔，以破布为原料，仿造中式连史纸等，初期营业尚佳。1888年又向香港瑞吉银号贷款，添置第二台纸机及附属设备，均用蒸汽为动力。扩建后有84英寸长网纸机2台，切布机1台，10英尺直径蒸球5座，600磅打浆机10台，1000磅成浆机4台，全厂设备较为齐全。但由于工人操作技术较差，产品质量低，废次品多，长期不得解决，以致销售困难，陷入半停工状态。
  1891年，刘色将全厂资金抵押，由债权人瑞吉银号接办，仍请谢英明任工程师，营业尚可维持。1929年港府为之解决居民饮水间题，与该厂协议，利用纸厂水塘扩大为蓄水池，厂房及设备全部价购，港府将机器标卖，结果仍由谢英明以大生造纸公司购入，运往广州另建广州造纸厂。
  2.台湾中寮机器竹纸工场
  这是台湾第一家机器纸厂，系台籍寥皆得创办。他曾在日本学习造纸，购得一台小型圆网纸机，于光绪24年（1898年）设厂于台南新营白河庄关平岭，1900年开工，制造迷信用的竹料纸，叫做“礼拜纸”。
  3.四川彭县造纸厂
  据《东方杂志》一卷10期载：“四川彭县纸厂沟原有纸厂（手工纸厂）销路甚旺，近有某绅商由粤购备造纸新机器，仿用西法，削竹入机器中，旋转旋复即成纸浆。欲制何纸，即置浆于某机（造纸机），一昼夜可出纸数万张。”
  4.浙江衢州造纸厂
  据《东方杂志》称：“衢州产之竹纸，向称极佳，近因洋纸倾销，以致生涯冷淡。刻有该业吴某集众筹资，议购机器设厂，仿照东邻办法造纸，以挽利权，并遣人赴日学习，以便传授。”（此厂并未办成）。
  5.浙江宁波通益造纸厂
  据（同上刊二卷2期）称：”宁商赵家奎，集股创设通益造纸厂于（宁波）北门外，已奉禀商部注册。”（此厂未办成）。
  6.台湾中寮第二造纸厂
  1904年台胞廖皆得又在台南萌山设竹纸工场，是为中寮竹纸厂的第二家，据日人调查资料，此二家都是机器造纸的小厂。
  7.台湾玉山竹纸厂
  1904年，台胞黄文来，在台湾嘉义郡番路庄设立玉山竹纸工场，用机器打浆，手工抄纸，有工人数十名的半机械化纸厂。
  8.重庆富川造纸厂
  据《东方杂志》1905年二卷8期173页载：“川省纸业自洋纸盛行后，利权大为所夺，重庆陈崇功君，留学东洋实业专门，已历四载，于造纸及制瓷织布等工艺，均有心得，乙己年（光绪三十一年）返渝，即集资万余金，在郡城南五挂石地方，创设富川造纸公司，专收一切无用草料及破布等，以资造纸……”。
  9.泸洲川南造纸公司
  据（同上刊二卷11期）载：“泸i州属忠信、崇义等乡所产山竹，岁可造纸二十余万捆、值银二十万两以外，现有合江某君，筹设川南造纸公司，采用西法机器造纸……”。（按：此厂亦未办成）。
  10.四川梁山造纸公司
  据《广益丛报》1905年第23号载：梁山向产黄表纸，行销省内外，邑人李济川有志于新式纸业，联合十余人，集资10万元，在该县梁平设造纸公司，从事黄表纸之改良制造。
  11.福建浦南造纸厂
  据1905年12月5日《时报》载：“漳州龙岩一带，所产竹料甚多……闻在籍户部郎中胡廷清，拟在浦南（属龙岩县）地方设浦南造纸厂，资本30万元，已集得十分之三，其章程悉仿上海龙章厂所订办法。已于日前专差赴部注册，机器一项，胡部郎拟亲赴东京视察购办云。”（按：此厂亦未办成）。
  12.广西兴安官办造纸公司
  1906年《东方杂志》三卷6期载：“广西兴安向出纸料（竹料），而制造尚未大兴，近经工商矿局派员会同地方官勘购厂地，设一机器造纸公司，并委吕笃及戴哲文二人前往主持业务。”（按：此厂亦未办成）。
  13.四川忠州造纸厂
  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隗瀛涛、李有明、李润苍等编撰《四川近代史》（1985年12月版），引自《四川官报》戊申（1908年13册）资料称：“忠州（忠县）造纸厂由留学日本东京化学专科，通江人吴铸九，（1906年）筹集股本，组织一化学造纸厂，吸收残废账薄及各字纸，以药水融化，令墨迹沉下，纸料浮上，复造成纸，其质不减外洋。所造颇能适用，闻其价甚廉矣。”这是我国最早施行的“废纸脱墨法”的报导。又《广益丛报》1906年第9号载：“其纸质坚厚，商家用以裹物极受欢迎，嘉（定）、叙（府）、泸（州）、渝（重庆），均寄资订购。”
  14.成都乐利造纸公司
  据《中国机器造纸发展简史》（初稿）载：“乐利造纸厂，设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于1908年全部机器运到成都，在东门外三官堂附近建厂，于宣统元年二月试车出纸，以生产有光纸为目的，后因亏本，于宣统三年停办。”
  另有说与上述不同者。据《四川官报》丁未年（1907）第一期载：1906年开办成都乐利造纸公司，由劝业道同孝怀倡导，由商人朱秉堃集资（10万元）承办，吸收官股，并为四川官府生产8种公牍纸张，川省暗记官状格纸，由劝业道定价，公牍纸每张钱二文半，官状格每张30文。其产品除公文纸外，也仿制着色洋纸。据李喆人回忆录《乐利纸厂略历》称：该厂由于缺乏制浆生产设备，仅维持一年即停产。
  15.山东济南滦源造纸厂
  1906年成立，厂设于西门外铜元局前街，官商合办，有扬克式长网纸机一台，聘德国技师设计安装，于1909年开工。开工后由于产量低，连年亏损，1916年出售，山东督学马学良以7万元租赁承办，改为成业造纸厂；至1919年又因资金不足，由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等人以35万元购买，改为华兴造纸厂。据《中国实业志》（1934年）载：“滦源造纸厂改成业后，因资金不足，营业不佳，原定资本100万元，只收四分之一，至民国8年，让渡于华兴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年4月正式开工。”此厂由华兴经营后，业务有发展，至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王子造纸系统侵占，加以扩建改造，生产卷烟纸等，该厂即今山东造纸东厂的前身。
  16.天津新兴造纸公司
  据《各省工艺汇志》四卷12期，实业19项（1907.7）载：“新兴造纸公司，天津职商杨宝慧集银13万两所创，禀经工艺总局转详新督袁尚书（袁世凯）批准，咨部立案。”（按：此厂未办成）。
  17.四川夹江造纸厂
  据吴玉章：《四川》第3号（1907年）“十月记事一览”文载：“夹江县素为川省产纸之区，由于洋行盛行，致纸业日坏一日。该县于1907年出现新式造纸业。某商邀约数人，集股数千金，聘人赴东洋购办机器、药料，以图改良。药水若干种，购回后即设厂试造，新出之品，坚韧洁白，与洋纸无大异。”
  18.河南罗山造纸厂
  据1907年《东方杂志》四卷12期200页载：“河南罗山产竹，可供纸料，近由张、丁二君招集股本，设立罗山造纸公司，以机器造纸，近已开办，出纸甚佳。”（此厂不久停办）。
  19.江苏镇江造纸公司
  据《各省工艺汇志》四卷12期（1907.7）载：“尹克昌等发起招集股金25万两，在镇江北固山下创办镇江机器造纸公司，与中国最大之书局，报馆约定出货销路云。”但该厂因考虑不周，规模过大，资金不足，加以主持人有侵吞股款行为，未几即以机器向大清银行抵押，至宣统三年，厂房尚未建成，而告破产，机器被银行拍卖抵债，尹氏被地方官收押。
  20.江苏南通州造纸厂
  据《各省工艺汇志》四卷12期载：“南通绅士徐君等，创设机器造纸厂，以南通州所产络麻、楮皮、桑皮、蒲草、蔺草、稻麦秆、玉米秆等制造，已集资2万元，先行开办，已禀由商会转呈农工商部核定。”又据《捷报》1907年1月14日17页载：“关于南通州设立造纸厂事，户部业经奏报，该厂资本为200万两，完全由华北及华中的中国官吏及绅商于明年认股，每股50两，以便财力稍逊者便于认购。上海职商刘石泉道台，被选为该厂总经理，以李经启为驻厂经理，……纸厂将仿照西法组织有限公司，机器将于明初向美国订购。”
  根据以上史料分析，南通州纸厂最初是由徐某等以2万元资金试办的小纸厂，随着就有华北及华中官吏及绅商等准备筹资200万两开办大型纸厂，投资额与汉口度支部纸厂相当，由上海道台官员兼任总经理。这个厂究竟结果如何？迄未发现有关史料可查，可能并未建成，否则这样大型纸厂，决不会不为后人所知。
  21.台湾三菱竹纸厂
  据日本纸业资料记载：1908年，日本三菱制纸会社决定在台湾斗六厅下林内庄附近，购下厂基及大片竹林，开始建厂，定名为三菱竹纸工场，作为该公司分场。并将该公司在日本国内的商砂工场蒸著锅及78英寸圆网纸机运台安装，但因成绩不佳，历年亏损，至1914年停办。
  22.辽宁沈阳官纸局
  1909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称：“……因纸张翔贵，又在（沈阳）城中设立官纸局，均已先后开办，建厂购机备料，及常年经费，皆于磅余项下开销……”。此厂可能是机器打浆手工抄纸的半机械化小厂。
  23.吉林志强造纸公司
  该厂设在吉林永吉，据《中国机器造纸发展简史》147页载：“（东北）国人创办的制纸工厂，以吉林志强造纸公司为最早，成立于宣统二年，当时资本为吉平银30万两。至宣统三年，发生火灾被焚后，请求收回官办，但未得成功，拖延至民国3年停办。”该公司购得日本制圆网造纸机1台，日产能力1吨，由日本技师安装，宣统三年秋试车，以树皮、高粱秆为原料，制造普通印刷纸，但未几即遭火灾。
  24.四川铜梁造纸厂
  据《四川近代史》载：四川铜梁县纸业，在光绪初即开始改良，“光绪二年，有侯姓者从事改良，以树皮为原料，成绩欠佳。后经人投资，始获相当效果。乃由邑人筹款万余元购买机器设备，终因不得其法遂告失败。”
  又鍾崇敏：《四川手工纸业调查报告》，彭洋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二，均列出四川在清末所建7家造纸厂一览表，其中铜梁造纸厂建厂的年份是宣统二年（1910），而不是光绪二年。
  25.湖南章楚造纸厂
  据1911年《湖南实业杂志》一卷4期12页载：“湖南一些热心振兴纸业的人士，集资筹建章楚造纸公司，并登报发表一篇热情洋溢鼓动人心的倡议书。”
  此厂系当时长沙高等实业学堂制纸科师生发起筹建的，当初有一日人技师，厂址在长沙南郊豹子岭，有日制880毫米双网三缸纸机1台，附有压光机、切纸机等。于1913年正式成立后，改为华丰纸厂，但经营不善，不久告停。1933年由湖南省建设厅出资改组成官商合办的湖南造纸公司。
  总计以上所列，从1881～1911年清朝覆灭为止，30年间已建成或筹建的大小纸厂共32家（注：这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其中有数家未办成。从分布地区来说，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已有十几个省市和地区，这些纸厂官办和官商合办只有三家，绝大部分为商办；纸厂规模除前面所列7家规模较大设备较齐全外，其他都是设备简陋（有一、二家是半机械半手工纸厂），规模很小的纸厂。遗憾的是这批早期民族造纸企业，其后事如何？绝大多数均无文献可查，不知其下落，到民国初年，只剩下十余家而已。
  在“启蒙时期”创办起来的民族造纸工业，其失败的原因，据当时担任官方工业调查大员吴承洛所作的结论，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六，考11334项载吴承洛“调查各业志略”一文中略称：
  “我国的新式纸业，……全归失败，溯其原因：一、水质不良；二、交通不便，布缕之供给较小；三、木浆仰求国外；四、碱、漂粉、树脂等亦仰给舶来，根本缺陷，故难发展……”。这四个原因，其中说水质不良，这不尽符合实际，造纸用水，固然重要，但全国几十家纸厂未必都受到“水质不良”的影响。至于说交通不便，以及木浆、烧碱、漂粉等仰给国外，这倒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一切化工原材料、设备器材以至铜网、毛布……无一不依赖舶来品，对于生产确有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最根本原因，首先是封建官僚的腐败，浸透到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这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其次是缺乏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非常缺乏，当时创办的几个较具规模的纸厂，都是依靠洋人，从设计、设备选型、施工以至生产管理的技术大权，全操于洋人之手，自己不懂，又无经验，因而产生许多脱离本国实际的不良后果；三是当时国内工业环境和各项基础设施，协作条件等还不具备，给工厂带来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四是清末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交将煎迫，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苛捐杂税负担沉重，工商业备受摧残。由于这些原因，在洋纸的挤压下，无力抗衡图存。
  总之，我国近代机器造纸工业经过清末30年的艰苦播种耕耘，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对于我国现代化造纸工业的发展，有许多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参考文献 1.《纸史研究》72页，2期，1986年 2.《福建造纸》21页，1986，3期 3.《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66～67页 4.D.Hunter：PapermakingtheHistory&Techniqueofan AnceintCraft.2nd.ed.P.112，1957年 5.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驰名京华老字号》，286页，1986年，4期 6.《福建造纸》144～145页，1985年，4期 7.《纸和造纸》56页，1988年，1期 8.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190～199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9.曹天生：为宣纸名辩证，《纸和造纸》，57页，1985年，3期 10.曹天生：试论宣纸源于徽纸，《纸和造纸》，40页，1986年，2期 11.《中国造纸》1卷8期，1941.11.上海 12.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编：《工业中心》5卷10期，1936.10 13.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编：《工业中心》5卷10期，1936.10，6卷912合期，1937，9～12 14.毛乃琅：古代纸之耐久性考据及其结论，《科学》32页，3卷，民国20年 15.南京国府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中国经济志》中“安徽宁国、泾县宣纸”，1936，8 16.《广西通志》，1801年刊本，卷二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