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元明时期，竹纸虽已遍及大江南北，迅速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社会上各种重要用途的纸张，仍是“皮纸独尊”，占有传统优势。如印制宝钞、大内宫笺、重要简册文牍、高级书籍版本，以及加工纸等，仍沿用楮皮纸或桑皮纸，而书画用纸，更是唯皮纸是赖。如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在《筠轩青秘录》中所说：“法书名画，必资纸而久传，纸之不可无考审矣，……近时大内白笺，两面砑光，洁白如玉，……新安白笺、谈笺、观音帘正纸，后世久必珍者也”。他所提的这些名纸，都是用楮皮或桑皮制造，当时竹纸尚在逐步发展阶段，还不如皮纸的洁白细软坚韧，未为书画家所乐用。
  至于元朝所刻印的重要图书，如浙江官印本《重校圣济总录》（公元1300年），茶陵刻本《梦溪笔谈》等都仍用皮纸印刷。明代的书画用纸，有少数人使用竹纸，尚未曾普遍流行，特别是明代时安徽的纯皮纸，称盛一时，为书画家所重用。
  据《中国绘画材料史》记载：明朝的“书画用纸中，采用纯竹者颇少，竹皮料合制者，偶有采用，故竹纸仅料半纸供书画而已”。
  据《古书用纸》载：“明代前期印书多用绵纸（皮纸），嘉靖以前所产比较细薄，隆庆以后显得粗而厚，用绵纸印书的比重大为减少，清初还有少数用绵纸印书，以后就少见”“明朝一种叫册子纸，又称库钞纸，有的古书印本，可能是为了节约，纸张，曾用印上格子的公文纸或已写字的钱粮册子纸，反转过来用空白的背面印书，所见册子纸的印本，都是皮纸”。这就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仍沿用皮纸印书，传统用以印书的皮纸，供不应求，不可多得，故有些古书使用废旧“册子纸”的反面印刷，以资节约纸张，亦是废纸回用之道。
  麻纸和藤纸，实质上也是属于韧皮纤维的皮纸范畴，早在唐宋时已很驰名，如四川的麻纸、布笺，已成为唐代的重要贡品。但到元代，仅有少量贡品生产，加工成“黄麻纸”以供宫廷“黄麻诏书”之用，一般文书不再用麻纸、布笺等高贵纸类；但在西北各地所产的楮纸，偶亦掺用破麻鞋，废麻布头等，习惯上仍称麻纸。到了明代，文人墨客不再用麻纸书写，皇帝所用的“黄麻诏书”的传统已改用经过加工砑光的楮皮纸。在西北各地虽仍保留有麻纸之名，实际上原料是楮皮或桑皮。
  有趣的是，西方各国与我国相反，中国造纸术传播到西方以后，经历了好多个世纪，到了明代时，欧洲各国的纸业已趋于普及，所用的原料，90％以上是麻质破布，而在中国的明代中后期，麻纸已趋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至于藤纸，因原料所限，到元代已近尾声，往时有名的藤纸，均已停产，仅江西的抚州清江藤纸，福建候官藤纸，还有少量生产，供书写契约票据之用。到了明代，均告停产，只有四川广安的雪藤纸，还为人所器重。杨慎在《艺林伐山》一书中说：“广安州纸名雪藤，玉版之类也，其品质不在成都锦江的浣花笺之下”。
  我国皮纸产地分布很广，元明之时，在南方产竹地区，皮纸、竹纸两者同步发展；而西北及东北各地区，不产竹料，素有皮纸业，并未因南方竹纸的兴起而衰落。事实上我国当时生产皮纸的地区远比竹纸更为广泛，遍及全国各省，只是皮料资源比较分散，产量亦少，远不如竹料产地集中，资源丰富，这是竹纸得以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
  皮料中的种类颇多，但最主要是楮皮，其次是桑皮，自古以来，它们一直是皮纸类中的主力；其他皮料产量都不大。收割楮皮，连枝砍伐，先用微火熏烤或水煮，以去其粘汁而易于剥皮。表皮黑色，无纤维质，农户用刀轻刮除去表皮，而得洁白的内皮，即造纸所用的韧皮纤维层，俗称为“白皮”，一般晒干后扎捆出售或留为自用；其不刮去表皮者称为“黑皮”售价比“白皮”低廉，但表皮所含的色素和果胶及其他水溶物较多，，浸于水池中，其水乌黑如墨汁，故煮料时耗碱量一般比“白皮”约增加三分之一，制得的浆色亦较深，漂洗费工较多，因此造纸者多不直接使用“黑皮”。《齐民要术》认为砍伐楮树的季节分为春冬两季。南方各地，春季采伐者名“春皮”，由于春天树木正在生长旺盛时期，皮料中的部分纤维生长还未成熟，成浆收获率较低，且所含植物浆汁较多，质量差，不如秋季采伐的“秋皮”优良。楮皮所含的水溶性物质如果胶、单宁，糖类等较多，故古代制皮料方法，首先是“沤腌”于水中进行生物化学发酵，除去部分杂质，然后用草木灰碱或石灰乳蒸、煮，就可以制得较为纯净洁白的皮料。
  一、独树一帜的新安楮皮纸
  宋时徽州府称新安州，包括歙县、绩溪、休宁、黟县、旌德等，宋元时与浙江的常山、开化等地所产的楮皮纸，已具盛名。纸的名称多按其性质及用途而定，如绵纸、案纸、卷纸之类，除书画外，官府所印典册、图书都用新安皮纸（后来通称“徽纸”）元朝廷很重视，特派官员监造。为了要将大量的汉文书籍翻译成蒙古文，并刻印出版，最初由艺文馆负责，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另设广成局，专门编印《祖宗圣训》，选用特别优良的楮皮纸，于是年派广成局官员杨元成到当时盛产皮纸的徽州监督造纸。在此之前，元朝廷曾分派各路负责刻印一大批正史，如大德9年（公元1305年），太平路刻印《汉书》65卷，建康路刻印《新唐书》225卷，池州路刻印《三国志》65卷，宁国路刻印《后汉书》120卷。此外，还有其他州路刻印《资治通鉴》294卷，《通志》200卷等等。这些整部头的大量史书都使用徽州、池州等地的优良皮纸印刷。由于用纸量增加，更促进了以新安为中心的皖南皮纸业的发展。元政府以命令方式向各地征购纸张，甚至产纸不多的地方，也要向别处买纸来上缴，称为“派官纸”。另外，又规定凡是判定退脏或罚款的罪犯，也改令买纸抵付，称为“缴脏纸”。用这种办法来搜刮各地纸张。因此产纸地区槽户负担很重，有的被迫停产。元人虽不喜纸笔，但贡纸仍须上交，以致新安地区纸业一度萎缩。
  明朝时徽州等地纸业，盛于往昔，名优产品更多，以产地命名的有新安纸、徽纸、歙纸，池纸，主要品种有青光纸、白滑纸、水翼纸、凝霜纸、澄心堂纸、金榜纸、潞王（皇）纸、白鹿纸、连四纸、……；加工纸有蜡黄经纸（又名金粟笺）、碧云春树笺、印金团花笺，这些纸品中以澄心堂纸（亦称“仿澄心堂纸”）最为有名。当时文人墨客视为珍品的是仿南唐李后主在金陵命工匠精制的名纸澄心堂纸。上列诸纸品，虽有部分由徽纸进升的泾县（宣）纸所取代，但仍有继续生产和发展趋势，如新安的皮纸，独具一格，并有所创新，主要产品有月白纸、松花纸、罗纹纸、蜡砑五色笺、花格白鹿笺等。白鹿笺原是江西龙虎山产的白篆纸（后改为白鹿纸），徽州用楮皮仿制，并印上花格，成为很流行的诗词小笺，新安皮纸制作精细，品质优良。
  皖南的徽州、池州、宣州等皮纸业，经历数代，久盛不衰，这是与当地的资源、地理环境、文化、经济等条件有密切关系。皖南泾县的笔、徽州黑、歙县砚等，在唐时已成为特产的文房用品，有了笔、墨、砚三宝，客观上就推动了纸业的发展，至元、明时期印刷技术的提高更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二、其他地区的楮皮纸
  楮皮纸产地分布甚广，除皖南外，其他各省都有生产，如浙江的开化，常山等地的皮纸业，仅次于皖南，元明时期很发达。其中以开化皮纸最有名，常山皮纸产量最丰富，品种最多。据万历《常山县志》载；“邑之纸，大小厚薄，名式甚多，曰历日纸、册纸、三花纸、大纱纸、大白纸、大中夹、白绵连七、白绵连四、白呈文、奏本纸等。又曰玉版纸，帘大料细，尤难抄造。客商随贩卖处所定名，式不可枚举。凡江南、河南等地脏罚，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购纳”。由此可知元明时期常山皮纸业的盛况，所以外地都远道而来贩运冒牌纸谋利，并用以抵交“脏罚纸”和“派官纸”。开化在常山之北，与赣、闽交界的山区，所产皮纸质量最佳，亦为外地客商前来贩运，广销各地。常山、开化皮纸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与其他各地大同小异，据《菽园杂记》载：“衢州之常山、开化等县，以纸为业，其法以楮皮煮过，石灰浸三宿，揉去灰，又浸水七日，舂烂，浸入杨桃藤（汁）等，以竹帘承（抄）之……”。
  江西所产皮纸，各品与常山相仿，抚州建昌（永修）的楮皮纸，以制纸被、纸帐闻名。玉山地临浙江，也仿造开化皮纸。明成祖永乐初年，官府在南昌西山，创设官纸局，制造专供官府所用的楮皮纸。后来官纸局迁至信州（信丰）称为信州官纸局，继续生产供官府用的优良皮纸。江西皮纸以幅大闻名，大的称连七，小的供连四，都以楮皮和百结皮为原料。这种大皮纸多用为皇宫及贵族府第多用以糊窗。据《天工开物》载：“……其最上一等皮纸，供大内糊窗格者，名曰棂纱纸，此纸由广信郡（上饶）造，长七尺，阔过四尺（即连七纸）。……其次曰连四，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
  福建皮纸多产于延平、福宁、连江等地，统称为穀皮纸，上等的称卷纸，可供文件案卷之用，亦有用制纸帐出售，并为明朝廷派定向宫廷进贡纸帐的佳品（详见第七章第七节）。明代粤北所产的楮皮纸，称为明绵纸，亦称纱纸，用以印书，清代“天一阁”收藏明代的古书，大都用这种纸印刷，历时500年不蛀。
  湖北楮皮纸多产于峡州、蒲圻、崇阳等地，可供书写、印刷；穀城、兴国、通山等地所产的银皮纸、水皮纸，特别细薄，多供爆竹引线使用。明代时湖北用皮纸加工制成的粉笺，不很得法，粉重浆轻，日久脱落，字迹不清，不如当时盛行的薄裱褙的苏州粉笺耐久，据高廉《遵生八笺》中品评说：“楚人粉笺为至下品，一霉即脱，所谓化化笺尔”。言之有理，凡涂布粉笺纸，胶粘剂最为重要，如选料不当，配制不良，粘性不强，必产生因霉潮或时久而掉粉。
  四川楮皮纸，以广都、双流、保宁、龙安、江油等地出产最多；此外万县、雅州生产的“蠲纸”，也以楮皮制造。《蜀笺谱》载：“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记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谓假荣，造于冉村曰清水，造于龙溪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而竹丝之轻细有似池纸视（比）上三色价稍贵，近年又仿徽、池法作‘胜池纸’，亦可用，但未甚精细尔”。四川皮纸不如徽州、池州，故多仿其法而制。明朝徽纸远销至蜀中，价格高贵。
  广西楮皮纸（俗名纱纸），在桂东大瑶山及桂西北红水河流域业皮纸者众多，早在明朝时大瑶山的瑶族人民即从事“纱纸”生产。今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藏有明代瑶族人民造纸用的一床固定型纸帘（浇纸帘），长37厘米，宽28厘米，纸帘及帘框四边全用竹料制成。这项浇纸用的竹帘，可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期造纸技术的一项珍贵文物。从纸帘的形制看，是固定的造纸模器，说明当时瑶山人民是采用“浇纸法”生产皮纸。广西楮皮纸除供书写、印书外，古代也用以制造兵士用的纸甲，据《百粤风土记》载：“柳州府出纸甲，矢石不能入，胜于铁（甲）也。其纸出柳之宾州……”。
  贵州的遵义、定蕃、翁贵、丹寨、都匀等地，均为古代黔中盛产楮皮纸的地区。贵州皮纸用以制造纸席、纸帐，在《老老恒言》一书中有所记载。
  云南产的楮皮纸，质强韧而色杂，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官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纸（楮纸）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苍杂，远不如越中。”这说明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外地传入造纸术，还比较落后，生产技术不很精巧，产品不及先进的地区。
  此外，陕西的长安、柞水、镇安、石泉、安康所产的麻纸，实际所用的原料是楮皮；山西的蒲州、阳、襄陵所产的麻纸、棉纸，大部分也是楮皮制造，这是由于明代后期原来生产的麻纸逐渐衰落以后，楮皮纸起而代之的结果。
  综上所述，楮皮纸自东汉蔡伦之后，一直是我国造纸业生产分布地区最广，大多数省分都有生产，直到清末，甚至民国时期还有部分地区仍是以“楮先生”为业，与竹纸平分秋色。
  三、桑皮纸的生产概况
  在皮纸类中，产量仅次于楮皮纸的首推桑皮纸。桑皮因受到“种桑育蚕”的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故它的产地分布和产量均受影响；桑树都是依靠人工种植，没有野生林。我国古代蚕桑业主要集中于江、浙、川、陕、鲁、冀等省的少数地区。用桑皮造纸始于何时不详，据近代从罗布淖尔出土的魏晋时期的古纸分析，认为早在第四、五世纪就已使用。详见第四章第四节。
  桑皮纸在历史上也占有很重要地位，曾有许多名纸出现，最早发行的纸币，就是用桑皮纸印制，自南宋以至元明，盛行一时，后来才为“楮币”取代。桑皮纸有“薄如蝉翼”的绵纸、线纸，特别强韧的蚕茧纸，以及明朝宫廷官纸局所制的镜面纸、磁青纸及其他宫笺，都是用桑皮纸加工的珍品。
  浙江分水县造纸家徐青，在明隆庆年（公元1567—1572年），制造了一种很薄而细匀的桑皮纸最为有名，后来各地都仿造，称为“徐青纸”。明时浙江还产一种长幅的桑皮纸，是采用“浇纸法”制成，特别长大，当时诗人王世贞有“丈八桑皮写秋色”的诗句。温州生产蠲纸，又称蠲糨纸，是一种很有名的桑皮加工纸，涂有胶矾、粉浆，两面加工砑光的白纸，宋、元、明时都列为贡品。蠲纸由于加工不易，产量较少，明朝廷为了扩大生产，在温州瞿溪设立官纸局，但加工不良，质量下降，新派来州官何东园是主管官员，深恐得罪朝廷，在洪武10—16年间（公元1377—1383年），竟谎称因水质已变，上奏请准停办。后来临安（杭州）有人仿造这种蠲纸，但质量难与往日温州产者媲美。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说：“临安仿浆粉纸、谓之蠲纸，言以榔汁蠲之也。”榔汁就是槟榔的浆汁，由其种子榨出，与楮汁相仿，是一种乳白粘胶汁，用作涂布粉料的胶粘剂，又因含槟榔碱和鞣酸等，可以防蛀。
  浙江及其他种桑育蚕的地方，一年一度在秋季砍伐桑枝，剥其皮以造纸。民间书契用纸，官府的粮税、茶、盐引纸（票据），清查户籍，丈量土地的黄册，鱼鳞等都用桑皮纸。元明时期是桑皮纸鼎盛时期。安徽安庆所产的白榜纸（大桑皮纸），也是供应朝廷的贡品，明永乐初年规定，每年须进贡安庆白榜纸16800张，遇闰年则加派1400张（见《明会典》）。白榜纸原出于浙江常山，供科举考试课卷及榜示中举人名单。当时还有一种比白榜纸规格较小的龙历纸，也是一种桑皮纸，多供印刷历书之用。
  山东是我国古代桑皮纸重要产区之一，自明及清，桑皮纸产地多达十几个县，主要有青城、惠民、阳信、东昌、泰安、莱芜、蒙阴、沂水、临朐等县，所产的桑皮纸，在北方通称“毛头纸”，以青城、惠民、阳信等地产量最多。该地区处黄河流域，土地多沙质，盐碱颇多，种粮食作物欠宜，故居民多植桑造纸，兼收丝、纸两利。泰安产桑皮纸，在明未清初，遍及各乡，其他各县亦多利用沙荒地种桑，自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各地广种植桑、棉、麻的政策推行以后，山东的桑蚕进一步发展，造纸业亦随之兴起，成为桑皮纸重要产地之一。
  河北迁安一带的桑皮纸，在明清之世，颇为兴盛，直至今日。国内其他地区继续产桑皮纸者，已不多见，惟有迁安的桑皮纸“硕果仅存”。迁安的纸业，起源于明朝中期，它是明朝政府在冀东大事垦荒植桑的成果，据有关史志资料综述，宋元时期，冀东北的迁安一带居民，多以游牧为主，经过辽、金、女贞等部落长期侵扰战乱，这些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多施行杀、掳、抢的政策，以致长城内外，人烟稀少，地多荒芜。明初，大将徐达率数十万大兵北征，曾驻屯于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因军粮供应困难，明朝廷乃有屯垦之决定，除兵士外，还从河南、江苏、山东、山西、安徽等地组织移民，并将一些罪犯遣送到迁安一带开荒造田，种植桑树。植桑养蚕的技术是由苏、皖等地有技术的移民传授，为这个地区的蚕业和造纸业奠定了基础。其后在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名将戚继光北调镇守蓟州，驻防迁安县的建昌营和三屯营一带，戚将军对“植桑治沙”和“桑皮造纸”很为重视，特从山东盛产桑皮纸的东昌府调来一个县令并若干造纸工匠传授技术，遂使这个地区的纸业迅速发展。当时河北的满城、徐水等地也植桑造纸。
  冀东长城内的迁安、卢龙、昌黎等县自明朝中期建立原料基地后，桑皮纸产地日益扩大，而以迁安为最盛，成为冀东纸业中心。横贯境内的滦河、三里河流域，是纸业最集中地区。当地纸民为缅怀和纪念蔡伦发明造纸的功绩，在城南三里庄建一座祖师庙，有蔡伦塑像，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全县造纸工人在此举办盛大集会，隆重纪念造纸祖师蔡伦。据康熙《永平府志》载：“三里河在县东三里，……沿河一带至徐家崖、杨家崖、卢家堡四十余村，皆设纸坊，就河水沤洗桑皮，用以造纸，通货两京，商贾萃聚，大获其利，倍于田亩。”由此可见当地的纸业兴盛情况。近世迁安的机器造纸业虽有创立，但传统手工纸的生产，仍占重要地位，所产的品种很多，经过改进工艺技术，生产的迁安书画纸，受到书画家欢迎，有“南宣北迁”之誉，（即南方的泾县宣纸，北方的迁安书画纸）。
  迁安桑皮纸，往昔曾被人称为“高丽纸”，这是由于在元朝时期，高丽国（朝鲜）向中国朝廷进贡和销售高丽纸（桑皮纸），纸质优良，深受国人喜爱。迨迁安纸得到发展以后，纸品可与朝鲜所产匹敌，而国人由于习惯，故相沿以“高丽纸”称之。据《古书用纸》称：“高丽纸（迁安纸）类似朝鲜印书用纸，其名称可能来源于此。高丽纸产自河北迁安，色白质厚、有绵性、很坚韧，有明显的竖纹……”。迁安有些纸品，亦通称“毛头纸”，与山东桑皮纸同一含义，是因其纸“不修边幅”如红辛纸、呈文纸等仍保持其自然“毛边”而得名。
  迁安纸的主，要用途，除用于印书、写字、呈文状纸外，用于包装和糊窗的颇多，因其强韧耐破，用以包装货物代替南方的竹纸，草纸；特别是北方天气较冷，华北及东北广大居民，用迁安纸裱糊窗户，以避寒保暖，甚为普遍，在以往窗用玻璃还未普及以前，一直至建国以前用迁安纸裱糊窗户，已成为北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的物品；此外用于迷信冥器也很多，冀东地区，民间办丧事，都用迁安纸扎纸幡、纸车、纸马、纸棺材、纸钱等冥器。
  四、楮皮纸和桑皮纸的生产技术
  （一）楮皮纸的生产工艺
  楮皮纸应世的历史虽很悠久，但其生产工艺技术，在古文献中，记载甚少，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23—1591年），王宗沐编撰的《江西省大志·楮书》中，较为详细记载了江西广信府官纸局供内府御用特制楮皮纸的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书虽为地方志，但记述我国在明朝时期生产优质楮皮纸的工艺技术，甚有参考价值，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特摘录其主要内容如后。
  1.产地及原料来源
  “广信府纸槽前不可考，自洪武年间，创于玉山一县，至嘉靖以来，始有永丰、上饶、铅山三县，各立起纸槽房……皆水之宜槽，制作有方。……楮（纸）之所用为构皮、为竹丝、为帘、为百结皮。其构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福建，帘产于徽州、浙江。自昔皆属吉安、徽州二府商贩装运本府地方货卖。其百结皮、玉山土产”。从这里可以知道兴盛一时的广信府皮纸，主要原料并非当地所产，大都来自外省，这也反映了在明代中期以后造纸业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并由此得知当时所产的楮皮纸有些品种已掺配了竹料及百结皮。
  2.制浆工艺
  “槽户雇请工人，将（楮皮）浸放至清流激水，须（沤腌）数昼夜”，足踏去壳（脱胶后用足搓踏，使黑色表皮脱落），捞起打把（成捆），甑火蒸烂（初次水煮，除去皮料中的热水抽出物），剥去其骨（拣去残余的茎杆），撕碎成丝（皮料已软化，可撕开成丝状），用刀剉断，搅以石灰存性（浸泡石灰乳液），（堆腌）月余，仍入甑煮（二次煮料），（取出）盛于布袋，放入急水（冲洗），浸数昼夜，踏去灰水，见清（为止），摊放洲上，日晒雨淋（天然漂白），无论月日（不计时间）以白为度。（将皮料润湿置于臼中）木杵舂细（捣料），成片捣开（打成薄片状，捏成料团），复以桐子壳灰及紫灰（土碱液）和匀，滚水淋泡，阴干半月，涧水洒透，仍用甑煮（三次蒸料），水漂、暴晒不计遍数（再次天然漂白），多手择去小疵（拣去杂质），绝无瑕玷，刀砍如炙（切断长纤维束），揉碎为末（纸浆），包袱包裹，又（在）激流中洗去浊水，然后安放青石板合槽内，块（引）流水入槽，任其自来自去（最后源源引水浸洗），药品溶化（洗净后纸料加入“纸药”搅拌均匀），纸浆澄清如水。皮料经过三次蒸料，两次天然漂白，两次置入布袋内在激流冲洗，两次沤腌发酵等手续，故所得的纤维纸料其纯度之高，颜色之洁白，可想而知。
  3.抄纸、焙纸工艺
  依纸式高阔（长宽尺寸），购置绝细竹帘，以黄丝线织成帘床，四面用框压紧。抄纸时大张六人，小张二人，扛帘入槽，水中搅转，滚动捞起，帘上盛纸一张，揭下叠榨去水。逐张揭起，砖造火墙焙纸，两面粉刷，先匀内中（先从纸页中部而后向外刷），阴阳火烧（焙墙内烧火不宜过大或过小），熏干收下，方能成纸。这里所说抄纸，焙纸操作，基本上与其他各地一致，只是所抄的纸页，随着尺寸的大小，而采用多人共同撑持纸帘，操作必须协调一致，这就要求抄纸工技术熟练精湛，方能抄得良好大幅纸。
  《江西省大志·楮书》对楮皮纸的生产过程，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述，特别是对皮料的精制，不厌其详，可见明代对于制造高级皮纸的技术已很成熟。纸质白碧无瑕，莹洁如玉，为上贡朝廷的佳品。这样繁杂的操作程序，确实难度很大，所以《江西省大志·楮书》最后说：“工难细述，虽隆冬炎夏，手中不离水火，谚云：片纸不容易，措乎七十二。”说出了生产这种纸的工人们很是辛苦，不论寒暑，始终与水火打交道，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才能完成造纸作业。这样的精细的制浆工艺技术，在唐、宋时期是没有达到的。
  从造纸工艺学的观点来看，广信府的这套生产皮纸工艺繁杂.生产周期长，纸浆经过多次反复蒸料、冲洗、漂白等作业，皮料纤维的纯度必然很高，生产成本之高，可想而知，只有官纸局，为朝廷生产的产品，不惜工本，才能采用这套工艺，而当时民间生产的皮纸难以全盘采用。可贵的是在这项文献中明确地提供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如“日光漂白法”和“多段沤腌、蒸煮洗漂法”等新的制浆技术，而为后世取其法而推广于其他纸浆的生产，特别是用于高级漂白竹纸，如连史纸、海月纸等。再如宣纸所用的檀皮和稻草浆的生产，均采用“多级蒸料、漂洗”和“日光漂白”等工艺。
  楮皮的冷水、热水以及1％烧碱（NaOH）的抽出物都很高，而木素含量很低，所以比竹料及其他茎杆纤维原料易于处理。从近世生产实践中证明，楮皮制浆没有必要进行如此繁杂的操作程序，广信府官纸局的这套制浆方法，与同一个朝代的著作《天工开物》和《徽州府志·物产志》等书所记载有关楮皮纸的制造方法相比，广信府的制浆方法过于繁琐。特将《徽州府志》中记述在元代时徽州所产的优质贡品楮皮纸的制造技术抄录如下：
  “……造纸之一法，荒黑楮皮率十分割粗得六分，净溪沤灰腌暴之，沃之（沤腌发酵），以白为度。瀹（煮）灰大镬（锅）中，煮至糜烂，复入浅水沤一日，拣去乌丁、黄根（拣去杂质），又从而腌之，捣极细熟，盛以布囊，又于深溪用辘轳推盪，洁净入槽。乃取羊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按，名曰滑水（即纸药），倾入槽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张。榨经宿，乾于焙壁，张张推刷，然后截沓解官（上贡），其为之不易益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元代时徽州纸已负盛名，作为朝廷贡品，但其生产工艺简单很多，只经一次石灰沤腌发酵和煮料、冲洗、捣碎等作业，即可制得优良皮纸。《天工开物》中所述皮纸制法，也只进行一次煮料。笔者曾考察近世浙、川、黔、桂等省盛产楮皮纸产区，其制浆方法基本上与《徽州府志》大同小异。
  我国古代制浆采用“日光漂白”技术，始见于明代有关文献，故可认为此法创始于明代，首先施于高级皮纸，其次是竹浆。借日光和雷雨中生成的臭氧的氧化作用，以提高纸浆的白度，虽然作用缓慢，但在古代无疑是一项先进实用的技术，此法一直沿用到近世，如福建连城等地所产漂白竹料连史纸，安徽泾县漂白檀皮和稻草浆生产的宣纸，都用日光漂白法，白度较高。
  （二）桑皮纸的生产工艺
  桑皮纸的生产工艺技术，在古文献中专门记载更少。但在今世一些文献在论述迁安桑皮纸的史料中，对于当地桑皮纸的制造传统工艺，有较为精细的记载，其原理和作业要点，虽与一般楮皮纸制造基本相同，但也有独特之处。略示其工艺如下，可视为我国传统手工制造桑皮纸技术的代表。
  1.半料浆工艺
  砍伐桑条（秋末冬初）→剥皮（水煮桑条脱胶，皮骨脱离）→去皱子（用木槌或石碾砸轧皮条，脱去表皮）→泡皮（泡入河水中两日使软，除去水溶性杂质及残余表皮）→沤皮（置于沤皮瓮内，逐层撒上生石灰，加水沤腌一、二日）→蒸皮（置于蒸釜内，用草帽盖严，大火蒸煮，出锅后用石碾或脚踏，使残余表皮脱净）→化皮（将皮料逐层码在缓缓流动的料池中，成鱼鳞状，浸漂二日，溶去杂质，皮料由黄变成白色）→晒瓤子（将皮料拧干，摊晒于草地上，晒干后称为“瓤子”即半料浆）。
  2.成浆工艺
  砸碓（将干瓤子泡水使软，拧去水分，用石碾轧或脚踏，使纤维束松散，然后漂洗，卷成如椽子粗的皮料卷，压干，便成料饼，撕碎成小块，用木碓砸成约1.5寸宽的皮条）→切皮（将皮条叠码在切皮床上，切碎成肉块状）→揣捣（将皮块置于石槽，加水和匀，二人各握一个揣捣锤子，往复揣捣，纤维全部分散如絮状）→打磵（磵即抄纸槽，将捣碎皮料倾入磵中水里，并加入“纸药”。磵两边各站一人，手持如手指粗的木杆，在磵中使劲搅拌，通称“打磵”，使纤维充分离解均匀，悬浮于水中）。
  3.抄纸工艺
  小纸一人单独操作，一日可抄一千张左右，抄大纸则需二人共同掌帘操作。
  4.烘纸工艺
  干燥方法有二，一是采用普通的烘纸火墙焙干，如书画纸、油衫纸、红辛纸等较高级品种用此法；二是比较低级的品种，将湿纸页刷于平滑的墙上，借日光晒干。
  五、锦城重振薛涛笺
  “薛涛笺”亦称“浣花笺”，自唐至明代中叶以后，已冷落了数百年，在锦江之畔，仅存一口“薛涛井”的遗迹。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10—1515年），蜀王入驻成都后，决意恢复浣花笺，访得造纸家陆子良，命他负责重兴此业，遂传为美谈。《益州谈资》、《蜀故》、《南中记闻》、《陇蜀余闻》等古籍均有记载，但过于夸张。只有明代人孔尔《云燕馆记谈》说得比较中肯：“浣花溪自唐薛涛后能以溪水造纸者极少，自明夏珍守蜀时，有郡人陆子良能之，巧过于涛。珍于溪上建捣锦亭，置笺户十余家，令子良司其事：笺有桃花、凤彩、云祥、锦幅等名。夏亡，子良亦死，今不复有矣。”
  陆子良重制浣花笺堪称壮举，然后继无人，虽有人仿制，但不得其法，品质欠佳。明代文人王世贞收集古人名纸甚多，中有唐、明两代的浣花笺纸，认为明代所制不及唐代。《梵天卢丛集》载称：“明王弇州（世贞）有纸癖，搜罗古来纸样不下数百种，中有唐薛涛，质为淡红色，移就日光影之则现绿色，内有花纹，惟不甚清楚耳。王氏甚宝藏之，后为乌程相国所得。惟唐纸小，明纸大，唐纸色丽，明纸色晦，后人当以此辨真伪。”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薛涛笺的奇异之处，说明两者质量仍有一些差距。陆子良仿制的浣花笺之处，仍在锦城浣花溪上，及后蜀藩又行仿制，则改在玉女津，即今之望江楼薛涛井处。浣花笺自唐以至明、清各代，成都坊间皆有仿制品出售，但总不及唐纸精美，且价亦贵。
  薛涛笺以木芙蓉皮为原料。古代木芙蓉在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各地均有生长，台湾造纸专家陈大川在《中国古代造纸盛衰史》一书中称：“芙蓉在台湾生长甚速，春初插枝，经夏即发长条，长过六尺，径逾半寸，秋花后即可伐枝取皮供用，笔者试种多枝，试制皮纸亦佳，认为是可推广的原料”。书中对《天工开物》谓薛涛笺以芙蓉花汁美其色，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芙蓉花舂碎后，变成粘液，用于抄纸时令纤维悬浮则可（当作纸药用），染纸则未见显色。《天工开物》作者未经实验，谓薛涛笺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乃属想当然耳之辞”（见该书241页）。看来，他是经过试验所得的结论。有些文献说是桃花片纷落（浸泡）于水中，水略带红色，用以造纸而染色，故有“浣花笺纸桃花色”的诗句。又色汝辑《南中记闻》云：“.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群人携纸向水面拂过，辄作娇红色，鲜灼可爱……”；张树《边州闻见录》亦云：“明藩府以三月三日汲薛涛井水，造笺二十四幅……颜色鲜艳……”。以上诸种说法，所谓“桃花染色”、“三月三日”直接以薛涛井水染色，都是缺少科学依据的附会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