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在元明之前，竹纸的产量虽有较大的发展，但质量还未臻上乘，当时全国广大地区，皮料纸类仍占有较大优势。至元明时期，此种情况，大有改变，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熟料竹纸，色白质韧，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大有后来居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优势。
  一、福建竹纸与“图书之府”
  元明时竹纸的兴盛，创造了历史新纪元，在产量、品种和质量各方面都得到明显的发展，到15世纪，已跃居于全国纸业的前列。我国南方各省产竹地区，几乎都生产竹纸，主要产区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为最盛，湖南、湖北、广西、陕西等省尚在初步发展阶段。
  福建在宋元时已成为我国竹纸重要产区之一，竹纸生产已遍及全省，郭柏苍《闽产录异》载：“延、建、邵、汀皆造纸”“竹纸宽广，
  杀于皮料，亦称扣纸。”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占其盛”。连城、长汀的柬纸，将乐、永安的扣纸，光滑而细薄。据《福建通志》载：“将乐县所造青丝扣，永安县所造西庄扣，皆光润幼洁。次则建阳扣，土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书纸二百年。……将乐所造之京纸薄而韧，经久不蛀，湖广江右行之……。”建阳扣除供当地刻印图书外，还远销江苏一带。“吴中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足见当时建阳扣颇负名气，顺昌竹纸质稍次，但产量最大，其他如松溪、宁洋的竹纸，质松而色深。闽北的建阳既是竹纸产区，又是印书业中心，早在北宋时，刻书业就很发达，到了南宋，成为我国五大印书中心之一。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云：“建宁府土产，书籍行四方”、“建阳麻纱、崇化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通行天下，嘉惠四方”。当时书坊的书市，“比屋皆鬻书，”“文人学子，趋之若鹜，客商贩者往来如织”。建阳读书风气甚浓，出现了书籍供不应求的局面。南宋时建阳刻书坊甚多，而以余氏的勤有堂书坊出书最多，最为有名。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6年（公元1279年）在崖山战役中，将南宋的最后据点覆灭，元政府为加强思想统治，下令将这家书坊封闭。但此项禁令执行不久，即逐渐松弛，无形中解除了禁令，余氏乃恢复印书业。建阳刻印图书，称为“建本”或“麻沙本”其刻印数量之多，自宋以至元明，居
  全国之冠。故有“自宋到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的赞誉。福建印书用的竹纸，质量虽次，但以廉价取胜。所以藏书家评论说：凡印书，永丰（江西）绵纸为上，常山（浙江）柬纸（皮料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最下。棉（纸即楮纸）贵其白且坚，柬（纸）贵其润且厚，顺昌竹（纸）坚不如棉，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各地版本优劣亦有评说：他认为“福建最
  下”“而价最廉”。印书质量的优劣，因素固多，但刻工和纸质最重要。元，代时顺昌竹纸大量用以印书，故简称“顺昌书纸”。福建刊印图书，质量虽不及他处，然以印书数量而言，居于全国首位，以其价
  廉，行销甚广，对于传播文化，普及知识，有突出贡献，不愧为华夏“图书之府”。
  据《古书用纸》载：“福建建阳是一个刻书中心地区，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麻沙镇所产的纸名麻纱纸，厚薄坚韧性与麻纸差不多，宋版麻沙本多用此纸”。《古籍版本知识》称：“元代刻书以建阳为最发达，书坊最多，刻印量大，流行普遍。明代建阳麻沙、崇化的图书“四部皆备”。元代在建阳印的图书颇多，至元6年（公元1269年）建阳郑积诚堂书坊刻印《事林广记》，天历3年（公元1330年）刻印《王氏脉经》、至顺3年（公元1332年）刻印《唐律疏义》等著名建本都是当地竹纸。
  早期竹浆的生产技术，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成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色暗、质松脆、粗筋多，但到了明朝中期，经过不断地改进“杀青”方法，加强腌料，延长发酵时间，又用灰碱反复蒸、洗、煮、漂，“熟料”生产技术日益普及，“天然漂白法”已在实施，竹纸质量大有改善，从现存明代刻印的麻沙版古书的质量观察，颜色淡白而质细，韧性良好。邵武、汀州等地竹纸，已有人在皮料中配用熟料漂白竹浆，长短纤维搭配，不但降低生产成本，且改善纸质；甚至有人用精制漂白竹浆，仿制皮纸，故在明朝后期开始出现了“竹料连七”、“竹料连四”等较高级的竹纸新品种，而与久负盛名的“皮料连七”、“皮料连四”纸并驾齐驱。
  福建莆田原为盛产竹纸地区，后由于顺昌竹纸业的兴起，受到挤压，多数停产，到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莆田用纸反而由顺昌供应。顺昌纸坊槽户，充分利用水力资源，不但在沿河岸边装设水碓，甚至在船上的两侧装设水轮，以舂捣纸料。据明代文人王世懋《闽部疏》记载：“顺昌人作纸家家有水碓，甚至造船于急流中，夹以双轮如飞”，因而顺昌竹纸产量盛极一时。福建中部各地竹纸，一般尺寸较小，色泽较深，被认为是“短狭䵩脆”的产品，到了明代后期，有所改进，质量提高，尺寸放大，颇受欢迎，以致顺昌纸的销路受到影响。据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载：“……近闻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之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坚则数倍于昔，其边幅宽亦远甚之，价值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则不售矣”。
  福建古代纸业以闽北最盛，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料资源，尤其位于武夷山的建阳、建安地区，山青水秀，“山青多竹林，水秀纸透明”。闽北又多溪流，充分利用水力优势，故有“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的诗情画意。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是发展竹纸业的要素，可谓“得天独厚”、竹纸业由宋以至元明清，后代胜前代，久盛不衰。
  福建竹纸生产技术，在元明时期大有进步，已超过最早是竹纸基地的浙江。浙江竹纸多数仍停留在“生料”阶段，且不经过“敲丝”过程。而福建的作法是将竹料浸腌后，先敲捶成为“竹丝”，亦称“竹麻，”再经蒸、煮而成“熟料，”并沿用皮纸漂白工艺，经过长期日晒雨淋的“天然漂白法”制成精白竹浆。具体作法是先将嫩竹截断，剖开成片，堆码于腌料塘中，引水浸泡，久后逐渐除去竹料中的水溶物，并使纤维组织松软，取出槌之成为“竹丝”或称“竹麻”，晒干捆扎，完成了重要的“半料”工程。使用时将竹丝浸入石灰乳液，再堆码使之发酵，经生物化学作用，进一步溶解有机杂质，然后槌打漂洗。再用草木灰碱液浸渍，入楻锅蒸料后，进行漂洗。经过这样处理的竹料，称为“熟料”再经天然漂白，即得洁白竹浆。《闽部疏》说：“粉竹舂丝，为佳纸料，，美于江东白苎”就是指此而言。我国近代许多地方手工业生产上等竹浆，仍沿用此项制桨技术。
  兹示福建的“熟料法”简明工艺流程如下：
  1、砍竹→剖竹→浸沤→冲洗→搥打成丝（晒干后，竹料中的竹簧粉末掉落）→扎捆（竹丝或竹麻可久留备用或出售）
  2、竹丝→第一次石灰浸渍蒸料→洗料→第二次草木灰碱蒸料→洗料→漂白（天然漂白间亦有用尿液捣拌，浸碱后再蒸、再漂）→干竹丝饼（竹浆板，随时可用舂捣成浆，料造纸）
  上列“熟料竹浆”制浆工艺的“天然漂白”法，在明朝中后期已在施行，乃是仿效皮料的漂白法而来，故先有“皮料连四”后有“竹料连四”的产品，这是我国古代制浆技术又一个重大创造，说明手工竹料纸生产技术已达到完全成熟阶段。福建生产的连史纸（原名连四纸），久负盛名，洁白无瑕，就是采用此项制浆工艺制成的佳品。
  福建在元明时期的竹纸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曾传播到其他各后进地区，如江西早期竹纸业的发展，首先得闽人之助而大受其利，而后湖南、广西等地，亦有闽人传播竹纸技术的文献记载，详见后述。
  二、江西竹纸中心在铅山
  明朝时期各地竹纸都有所发展，与福建相邻的江西，尤为发达，产纸遍及全省，然就产量而言，大多集中于赣闽交界各县，以广信府的铅山县为最著，成为江西省竹纸的中心地区。铅山产纸集中在紧邻福建崇安的石塘和陈坊等镇，河口镇是邻近两省竹纸销售和外运的重镇。这个地区被历史学家认为我国手工纸业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纸业中心。在明朝中期以后，造纸业生产盛况空前，纸乡地处山区，也是乱世中的安乐土，不但竹料资源丰富，柴草燃料不虞匮乏，而且有充足的水力资源，可供生产用水和水碓捣料动力，凡此均为发展造纸业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
  铅山的造纸作坊和槽户工匠，大都来自福建和皖南徽州，集中了技术力量和财力于此地，开发了这个地区纸业，这是江西铅山竹纸业得到兴旺发达的积极因素。据明万历《铅山县志》载：“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其意是说铅山竹纸业甲天下，足供全国所需，此语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亦可说明铅山竹纸业的盛况。又据康熙《上饶县志》卷十内载：“铅山石塘镇，万历二十八年纸厂槽户三千余户，每槽户帮工不下一、二十人，统计帮工达五、六万之多”。这里所说的：“槽户三千”、“帮工五、六万”等语，也难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当时地处山区的一个乡镇，竟有造纸“帮工五、六万”之多，那末再加上老弱儿童居民人等，总人口必两倍于此，这个小乡镇有十多万人口，难以令人置信。总之，以上所述，可以说明铅山纸业的兴盛，不能因文献记载有某些失误而全盘否定。
  铅山所产的竹纸，以玉版纸、官柬纸等最为有名。这两种纸原为纯白皮纸名称，后用竹料制成，纸质较连史纸稍厚，与现代的海月纸相仿。这种纸在当时制浆工艺采用的天然漂白法尚在初试阶段，虽未达到以后出世连史纸的白度，但比其他竹纸为佳；还有不进行漂白的本色奏本纸、官堆纸、毛边纸等，质同而名异；关山纸或白关纸，即福建的贡川纸或京贡纸，都是半漂白的竹纸，这些比较优质的高级印刷和书写用纸，都为前代所少见。明代时铅山、玉山出产的玉版纸、官柬纸，都被指定为向朝廷进贡的佳品。明末嘉靖、万历年间，王宗沐（公元1523—1591年）编撰的《江西省大志》中列举了当时江西所产的玉版纸、奏本纸、竹料连七纸等28个重要纸品，大都是竹纸和皮纸。
  元明时颇负盛名的白篆纸（即白鹿纸），也是江西产的竹纸，原是世居江西贵溪县龙虎山道士张天师刻印道教经书、画符咒用的纸，有白、黄、绿三色。张天师是世袭道教教主，统治中国内地道教，龙虎山是道教圣地，为了宣扬道义，大量刻印道教经书及画符，所用的纸，不惜工本，在山中自设纸槽，命工匠精制竹纸。据《恒言录》引《至正直记》载：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篆（符）之纸，有碧、黄、白三者，而白者莹洁可爱，赵魏公（赵松雪）用以书画，阔幅而长者，称大白篆，后以白篆不雅，更名为白鹿纸。元明时许多书画家如王阴明、杨汝明、唐守礼等多用此纸挥毫。
  江西竹纸的品名虽很多，按其生产工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将竹料以石灰和草灰碱液进行沤腌和反复甑蒸、漂洗，其作法与福建的“熟料法”基本一致，是一种纤维较纯、杂质较少，白度较高的优质竹纸，如玉版纸、官柬纸、奏本纸等，大多集中于铅山、玉山等地生产。另一类是用石灰蒸料，但不进行漂白的“熟料”，多用以生产本色纸，统称表纸，有白表纸、黄表纸、其制法与毛边纸相仿，但其质粗而松软。轮古纸纸质最次，是未经石灰蒸料的“生料”竹纸。与福建交界的几个县如光泽、黎川、石城、瑞金等地，因接受福建的竹纸生产技术较早，多生产较优的表芯纸。内地各县多产黄表纸，纸质较次，多供包扎、火煝及迷信烧纸之用。清代竹纸中最负盛名的连史纸，在明代尚无此品名，连史纸原名“连四，”又称“连泗”至清代中期才称连史纸。通常所称的连七纸、连四纸都是优等
  皮纸。，铅山所产的官柬纸，就是后来的海月纸、连史纸的雏形，奏本纸也是后来毛边纸的前身。关于毛边纸和毛太（泰）纸名称的由来，有一段历史可考，它是由明末著名印书家兼藏书家毛晋所命名。略述如下：江苏常熟虞山人毛晋（毛风苞，公元1599—1659年），于明崇祯11—13年间（公元1638—1640年），曾重新刻印十三经十七史，每年需要大量纸张，除皮纸外，多数采用江西产的竹纸，而且是专门生产的产品。按印书的需要，定制厚薄两种纸张，厚的定名为“毛边纸”，薄的定名为“毛太（泰）纸”。他模仿宋纸规格，指定纸带黄褐色，纸质须坚韧。此事详载于常熟和昭文两《县志》中，当时《常昭合志》载：“……藏书数万卷，重雕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从未梓印之书，天下购善本书者，心望走隐湖毛氏。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泰，至今尤沿用其名不绝……”。毛氏把奏本纸改称毛边纸，从明末至今将近400年，毛边纸之名，深入人心，尽人皆知。至于毛太纸，到民国时代上海中华书局刊印《四部备要》一书时，特由上海一些纸厂定制以机器仿造竹料毛太纸，取名曰“赛宋纸”，后又造出特厚毛边纸，称为“加重毛边纸”，简称“重边”。那些较厚而纸质较毛边稍次的称毛鹿纸。由此可知，竹纸中大众化产品的“三毛”——毛边、毛太、毛鹿等纸品名称的由来，是与印书家毛晋有密切关系。从明及清，印书纸多用毛边纸，《古书用纸》称：“清乾隆以后印书用纸，除太史连纸、棉纸（皮纸）外，有一大部分是用毛边纸印的”，“太史连纸（即皮料连史纸），清康熙以后印书，采用这种纸亦多，如《武英殿聚珍版丛纸》，就曾采用此纸”。按太史连纸是指修史用的连史，后来将“连四”改称“连史”也因此而得名。初期的连史纸，纸质很细，但纸色尚未及纯白。
  关于江西竹纸生产工艺技术，据郑之侨的乾隆《铅山县志》和蒋继沐的《广信府志拾遗》，两书都有相同的记载，虽比较简略，但均指明其要点，就是采用石灰和草木灰碱进行“二次蒸料法”，又用黄豆乳汁浸渍发酵，反复漂洗，作工相当精细。书中对石塘镇表纸的制法，记述如下：
  “石塘人善作表纸，捣竹为之，竹笋三月发生，四月立夏后五日，剥其壳作蓬纸（烧纸），以竹丝置池内，浸以石灰为浆，数日取丝连浆，上竹楻锅煮烂经宿，水漂净之，复将稿灰（草木灰碱）淋濫水上，楻锅煮烂，复水漂净之，始用豆汁濫注一大桶，楻一层，竹丝则一层，并濫过三、五日始取出为之。白表纸加藤纸药（粘液），黄表纸则用姜黄（染色），细舂筛末，称定分量，每槽四人，扶头（抄纸工）一人，舂碓一人，检料一人，烘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
  上项记载的竹纸制作方法，基本与福建及其他各地一致，都是先将竹料沤腌多日，并槌碎成为竹丝，然后分别用石灰和草灰碱水煮熟，反复漂洗。所不同的是：剥去竹壳（即竹皮），另行处理，用以抄造粗劣烧纸，而只以“竹肉”制成竹丝，用以制造好纸；此外，石塘采用豆汁浸淋已煮过的竹丝，促进生物发酵作用。当时有些地方用米浆或人尿发酵，但这种采用粮食作发酵剂的作法，施行者不多，关于高级竹浆的精制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是崇祯年间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有较详细论述。见本章第八节。
  三、浙江的竹纸业
  浙江竹纸的生产历史最久，早在晋代即有“会稽竖纹竹纸”之名，为江南竹纸重要发源地之一。到了元明时期，产区逐渐扩大，发展到浙东瓯江流域的松阳、宣平、龙游、金华、浦江、龙泉、泰顺，以及浙西的湖州、长兴、余杭、富阳等地。全省大多数县份都产纸。纸的品质以上虞大笺纸最为有名，其次竹连七、连四、竹奏本等纸质细而色浅；常山的柬纸即今之贡川纸，为印书纸的佳品；官堆纸、毛边纸、元书纸等文化用纸产量亦多，但纯白的连史纸、玉版纸等高级竹纸较少。浙江竹纸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料”的低级黄烧纸产量特多，几乎各地都生产。据近代出版的《浙江之纸业》一书载，此类黄烧纸产量（产值计）约占全省造纸业产值三分之一，可见其产量之大。因此类产品生产比较简单，销路亦广，故产者众多。黄纸的制造方法，据明万历《湖州府志》记载：黄纸出归安县十九区东沈、钱家边，傍溪分流激石，转水为碓，以杀青而捣之，叠石方空，高广寻丈以置镬（楻锅），以石垔灰（石灰）而煮之，捣之糜其质也（捣浆），煮之能化其性也（去杂质），曝之以烈其气也（晒干水分），是曰黄纸。曝之日弥冈被阜（摊晒满地），或飙风骤雨，妇女倾家争拾，上下山坡，捷于猿猴。少倾，则委于土耳（稍迟则淋湿混之于泥土中）。
  由上记载，可知浙江生产竹料黄纸的工艺方法有二：一是经过石灰蒸料的“熟料”，可以用来生产表芯纸类；二是未经煮熟的“生料”专用于低级烧纸、卫生纸、包扎纸。明末吴梅村在湖州时有“水碓筒输，纸，溪船篓贡茶”的诗句，可见湖州的纸品级虽低，但与丝茶同为大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