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元朝统治后期，在江南以汉族为主的农民起义之多，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公元1368年在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领导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王朝。明朝统治276年，在这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开始在各个行业中萌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元末，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地方工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如北方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到处呈现“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荒凉景象，各地手工业大为衰落。明太祖朱元璋为恢复生产，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对各地来京朝贺的官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穷，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戒勉他们克己利人，扶正国本，以农为本。明朝统治者针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衰落情况，采取了若干新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繁荣经济。
  （一）推行振兴农工商业的政策，促进生产的发展
  明朝政府对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特为重视，大力倡导，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凡有田5—10亩，俱令种植桑、棉、麻各半亩，地方官不进行督促的要治罪，不种桑的须出绢一匹，不种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为鼓励农民种桑植棉、麻，明政府还把淮北的桑种二十石，分发给湖广各州郡种植。采取了这样比较进步的政策，不但振兴了农业经济，且为纺织业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纤维原料。在明朝时期，我国北方和中南方地区，有许多地方均盛产桑皮纸，这是与当时明朝政府倡导种桑植麻政策分不开的。例如河北的迁安、滦州一带的桑皮纸，起源于明朝在该地屯军垦荒，植桑造田所播下的种子，而后开花结果（详见本章第三节）。河北其他地方也种桑造纸。山东有许多县在明代也大种桑树，生产桑皮纸，通称东昌纸、呈文纸，在北方都很有名。
  在元朝统治时期，所实施的“匠户”制度影响生产的发展。明朝政府为了发展工商业，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解放生产力，消除元朝遗留下来的“工奴”（工匠）制度，恢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发挥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洪武19年（公元1386年），明朝政府下令把各地被划入“匠籍”的工匠，分为“轮班匠”制与“住坐匠”制两种，并执行“以银代役”制，规定不愿服役者，可以纳银代役，免赴京师服役。当时南方造纸业及其他手工业比北方发达，故工匠多出自南方。
  明政府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实施了简约商税、裁减税务衙门，与此同时还规定：“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帛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收分竹木”之禁等措施。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争，各地造纸业都受到严重摧残，但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当时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所致。
  明朝手工业生产的纸品日益丰富，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川等省所生产的皮纸、竹纸，都成为“利市四方”商品，不但广销于国内，且远销海外，14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从事海上活动近30年，打开了中外物产交流，促进对外贸易，我国生产的纸张，成为出口土产的主要资源之一。造纸至明朝阶段，已达到全盛时期。
  （二）造纸业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的主要特点，第一是大办门类比较齐全的官办手工业作坊，比元代更胜一筹，工业门类繁多。在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已发展到62个行业，百工杂艺，无所不包，其中官办造纸业是重要行业之一。官办手工业的工匠，多由上述的“轮班匠”（轮流制）和“住坐匠”（固定制）承担。洪武20年（公元1387年）轮班工匠就有232089人。第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表现在手工作坊的大量雇工，商品经济大有发展，工商业城市的兴起等等。官办和民办各行业中都显露出不同程度新的生产方式苗头，具有封建社会末期经济特征。在南方地区，已经形成五个手工业中心，如苏州、杭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织业，芜湖的浆染业，景德镇的瓷器业，铅山的造纸业。当时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除大量从事个体手工业“百工杂作”外，在官营和民营手工业作坊中，还出现了更多的雇佣工人。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在苏州的织机坊、染坊里的工人各有数千人，景德镇瓷业达数万人，铅山造纸业不下五、六万人。官办造纸厂组织规模庞大，全部为雇用工匠，分工细密，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的性质。必须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手工业作坊由官营向民营转变有关。明初已出现了私营雇工的大手工业作坊与较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隆庆、万历近100年期间，是商品货币关系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小生产者的分化较为显著，富裕手工业者和商人向生产投资的趋势日益增多，私营大手工业作坊不断涌现，造纸业处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也得到了相应地发展，出现了较大的作坊。生产规模大，分工细，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完成了由官营大作坊向民营大作坊的转变。
  明朝造纸业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行业之一，涌现出大批造纸作坊（通称槽户），分布全国各地。有的以家庭为单位，设有若干个纸槽，雇佣许多工人，与一般的一户一纸槽完全由家庭成员自行劳动的家庭副业显然不同。福建的建阳、顺昌，浙江的常山、开化、余杭，江西的铅山，安徽的歙县、休宁、贵池，四川的眉山、夹江等素称纸业繁盛之区，尤为显著。特别突出的是铅山的石塘、陈坊等镇，万历28年（公元1600年），当地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千余户，每户帮工不下一、二十人……。”（康熙《上饶县志》卷十）。造纸生产工艺过程比较复杂，工序繁多，生产周期长，从原料的砍伐、沤腌、蒸煮、漂洗、舂捣、抄纸、焙干等整个过程，细分有几十道工序，正如赵之谦编清道光《江西通志》（卷四十九）载广信府纸业称：“片纸非容易，措于七十二”。造纸作坊内部须有明细分工，各司其事，据《铅山县志·食货志》载：“每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择一个，焙干一人。”根据生产规模，雇佣工人的这种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显非一般家庭副业可以比拟。所以说：“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说明当时铅山造纸业的盛况。
  这种从农业转化到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各个手工业部门的分工日益细密的情况，已标志着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加强，近代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指出：“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关系划时代的发展阶段”。从当时造纸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情况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向社会提供的商品越多，越促进商业交易的兴盛，因而商品货币的关系愈趋发达，这是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明代造纸业大作坊的生产，其所需的原料，大都是从产地贩运而来，例如《江西通志》中谈到广信府纸业时：“构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徽州、浙江”这些原材料都是由各地远道贩运过来的商品；甚
  至造纸作坊的雇工，，也是具有初期“劳动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于造纸作坊生产出来的商品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方面提供需要。明末，常熟著名的印书家（出版商）毛晋所用的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无边，薄者曰毛太”（《小石山房丛书》）；“福建顺昌居民以纸为业，其竹纸行至京都……行之天下”（《嘉庆顺昌县志》卷一）：“……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田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嘉靖王世懋《闽都疏》）。综上所述，可见明朝造纸业从原料、成品以至劳工等均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由于生产发展不平衡，经济比较富裕和社会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则发展较快，反之，大部分农村穷乡僻壤，多数还停留在一家一口槽的家庭副业原始生产方式。这样两种经济并存，比以往各朝代更具有比较明显的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特征。
  （三）设立宝钞司官办造纸印钞局大量印发宝钞
  据文献记载，我国由朝廷官办造纸厂的情况，最早始自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公元479—482年），在江宁（南京）设有“纸官署”，为齐高帝造纸。明朝于洪武7年（公元1374年），为了制造和印发纸钞，下令于南京设立宝钞提举司。宝钞提举司下设抄纸局和印钞局，是造纸和印钞的机构。明代纸钞用桑皮制造，形制较为讲究，每张竖长1尺，横8寸，横额印有楷书“大明通行宝钞”，印面中间写明“贯”数，下面有贯钱图案，左右分别印叠篆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再下印有“钞法禁例”，上下加盖户部印章，四周作花，纹栏边。见图，7-1。
  还有一种用于盐、茶及其他货物交易的票据，称为“交引”，由茶盐司印发，故当时用纸数量很大，官纸局供不应求，各地纸商纷纷索取承造此种票据用纸，据《明会典》卷一九五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由各省供给150万张，以应急需要”。
  明代纸钞，因伪造者多，真伪难辨，加以纸钞贬值，到了嘉靖年间，钞一贯只抵银三厘，由于纸钞政策之失败，影响财政。在宣德4年，明政府想法打通难关，但无济于事，纸钞制度从此逐渐消声匿迹。明末时曾有人坚持恢复使用纸币，但未能实现。
  （四）普遍推行活字印刷使纸的消费日益增加
  明朝的印书业进一步发展，故纸张的消费大为增加，纸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亦大为提高，两者互相促进。明代印刷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活字版的普遍流行使用，自11世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到了明朝已历时四、五百年，活字印刷术不断发展、改进，有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等取代了最初的胶泥活字，印刷效率和质量更胜一筹。
  明孝宗弘治初年间（公元1488—1504年）无锡华燧首创用铜活字大量印书，风行一时，他所用的铜活字印制的《宋诸臣奏议》（公元1490年）和《容斋五记》（公元1495年）等书，被视为现存最早的铜活字珍版本。明代由于铜活字印刷的推广使用，加以造纸业的发达，印书出版业更形兴盛，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官办和民办的印书坊，承印各种书籍，其数量远胜于前代。
  16世纪末，万历年间的彩色套印进一步得到发展，甚至出现了彩色印刷画册，自称为“十竹斋主人”的多才多艺杰出文人胡正言（字曰从，公元1581—1671年），他不仅以诗、书、画三绝见长，且是造纸家。他的家乡是安徽有名产纸区之一的休宁，他本人精于造纸、制墨和印刷，据清道光《徽州府志·方伎》中说他“以行医为业，又能造佳纸墨，刻印绘画，无不精湛”。17世纪20年代，他在套印版的基础上，综合发挥他的特长，创造了“短版*”和“拱木”的印刷新技术，把木刻画的彩印提到一个崭新水平。胡正言用自制的徽纸、徽墨，自画自印，潜心制作，在熹宗天启7年（公元1627年）印制出版了与《介子园》齐名的《十竹斋画谱》，崇祯17年（公元1644年）又出版了彩色的《十竹斋笺谱》，这是当时饾版印刷的代表作。他首创的这套印刷方法，就是今日所称的“木刻水印”法，不仅用多色套印，还用雕版压出各色云彩，流水、花纹、叶脉等凸纹，因此他印出的画，神韵生动，色彩逼真，颜色深浅浓淡与原画完全一样，最能突出中国画的艺术特色，是艺术上的空前杰作。出版以后，收藏家视为珍品，当时有名的书画家杨龙友曾赞叹曰：“曰从巧心妙手，超越前代，千古一人哉！”
  《十竹斋笺谱》是我国木刻水印术之代表杰作，藏本至今罕见，1934年鲁迅、郑振铎先生根据通县王孝慈藏本为基础，又于淮上收得第二部，将第一部缺页一一补齐，终成完秩，以上优宣纸委托北京荣宝斋重印。郑振铎在读笺谱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木刻画始见于公元868年，较欧洲早五百四十余年，彩色木刻画，则创于（明朝）16世纪末流行于世，至17世纪则大行发达，……饾版、拱花之术相继发明，……雅丽精敏，旷古无伦，与当时之绘画作风血脉相通，《十竹斋笺谱》尤集其大成……”。造纸业为了适应当时的印刷业的发展和书画艺术的要求，也不断有新的品种和优质产品供应，如浙江、安徽等地的皮纸、江西、福建的竹纸都大有进步，达到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