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第一节 元明时期造纸业综述
  元明两朝，共经历了373年，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在客观上，对于造纸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综述如下。
  一、元朝（公元1271—1368年）造纸业综述
  从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开始建立蒙古政权，到至元9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至元16年（公元1279年）灭了南宋，统一全中国为止，蒙古贵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南攻中原，西征中亚及西欧，持续了70年之久。
  元朝统一了全中国，宣告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北方辽、金、女贞与南宋形成的南北对峙局面的结束，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元朝统治使我国广大地区在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下，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间的关系，这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元初，工农业生产由于受到长期战争的破坏，政府积极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良好效果，现着重概述与造纸业有关的手工业情况。
  （一）大办官手工业元政府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尽招天下能工巧匠，大办官手工业，先后设立了官手工业的局院300所以上。官手工业几乎包括所有门类，如毛织、丝绸、染色、造纸、印刷……。在官手工业作坊中工作的工匠杂役，约三四十万人，这些工匠的来源，最初主要是从战争俘虏中挑选。元朝在侵占全国战争的过程中，所俘虏和搜刮的工匠，动辄10万户计。这些工匠大都安排在元大都（北京）及其附近官手工业作坊。工匠在残酷的“匠户”制度束缚下，没有人身自由，子孙世袭。
  在官手工业作坊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匠中，江南各地的造纸工匠，为数不少，当时元大都南郊的白纸坊一带，是手工纸业生产的集中地区。
  全国空前规模的统一，扩大了手工业市场，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提高，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民间手工业也占有重要地位。据元代宫书《经世大典》载：当时的各项手工业“制作精巧，咸胜往昔”。
  元代社会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疆域的扩大，农工商业以及印刷技术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消费量日益增加，特别是印刷技术的创新，以及纸钞的大量发行，直接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二）印刷术的创新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元代印刷技术有新的创造发明，故印刷业大为发展，对于造纸业起到促进作用。元政府为了加强印刷出版业的管理和发展，先后在中央政府设立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等编修和印书机构（《秘书鉴志》卷七）。当时全国已形成四大印书中心，北方的印书中心是元大都和平阳（山西临汾），早在金大宗8年6月（公元1130年），金政府就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又在盛产麻纸地区的山西平阳设立经籍所，开始由官府自行印书，此后，燕京和平阳即成为北方的印书中心。在南方的两个印书中心，一在盛产竹纸的杭州和在福建的建宁府所属的建安、建阳两县最为有名；此外南方其他各路、府、州、县，如集庆、婺州、庐陵、眉山……都有颇具规模的印刷业，承印当地官府和私人的图书经籍。大德年间（公元1298—1307年），元政府在徽州利用当地盛产的楮皮纸，刻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大部头书籍许多万卷。民间以刻印书籍为专业的书坊很多，其数量远远超过官印书坊。在福建建安的麻沙镇和崇化镇，是元时私营书坊最集中的地方，所刻的书，行销全国。南方各地的印书业之所以比北方兴旺，主要原因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达有密切关系。由于竹纸、皮纸产量丰富，名优产品亦多，就地取材，其价亦廉，故所印的书成本较低，因而发展很快。
  元代印刷技术，主要是承袭前代雕版印刷法的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但元朝时又有创新发展。除胶泥活字外，又有人试制了锡活字，因锡字表面不易沉墨，印出字迹不很清晰，通行不广。元代有一著名学者王祯，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奉旨到安徽旌德做县尹，在职6年，刻苦钻研印刷技术，在元成宗元贞3年至大德2年（公元1297—1298年），他发明制作了一套三万多个字的木活字，继之又发明按音韵分类编排木活字的“转轮排字盘”法，大大提高了印制效率，把印刷技术提高了一大步。他用这套新的印刷技术和设备，印刷他编写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印出了600册。王祯在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公元1295—1300年），撰写了一部巨著《农书》37卷，这是我国13世纪以前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经验总结。该书绘制了许多图样，可谓图文并茂，内容十分丰富，他发明的木活字和转轮排版系统均编入《农书》中，这是有关活字印刷韵轮排版技术的珍贵文献。他用盛产楮皮纸的旌德优质纸张大量刊印自己的著作，很受时人称颂。
  元代印刷术进步的又一个标志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1941年我国发现元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中兴路（湖北江陵一带）资福寺刻印《金刚经注解》的卷首“灵芝图”及经注，都用朱蓝二色在楮皮纸上套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木刻套印版本。1902年俄国柯斯洛夫（Koslov）探险队，在蒙古黑水城发现元代大德11年（公元1307年）刻印的医书《千金方》和历史书《刘志远传》等，还有一幅木刻画《倾城倾国图》。这些元代印刷的文物，现藏在前苏联图书馆。
  元代社会用纸，除大量用于刊印官府文书、图书和士大夫名人编著的一般经史书籍外，宗教界用纸也很多。元朝尊重佛教，特别是喇嘛教、道教，据至元28年统计，全国有寺院庙宇共42000余所，僧尼21万人（《元史》卷十六），如此众多的寺院，每逢年节例行的佛事、道场，各种宗教及祭祀活动，消费的纸张为数可观。此外佛教印制的藏经有七、八种，道教的道经是一部内容丰富又庞杂的巨著，伊斯兰教的教经有十余种，凡此宗教经书，都要大量印行，其消费纸张之多，可想而知。
  元代另一个消费纸张的重要方面是大量印发纸钞（钞票）：太宗8年（公元1154年），有“交钞”；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中统宝钞”；至元24年（公元1287年），“至元宝钞”；至正10年（公元1350年），“至正宝钞”等四种纸钞。忽必烈即位于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即印行“中统宝钞”，成为通行全国唯一合法货币。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哥波罗的游记中说：“可汗每年制造可能付给世界一切帑藏之纸币无数，而不费一钱”。元代宝钞以“文”为单位，以“十”计数者四种，以“百”计数者三种，以“贯”计数者二种。古时一贯等于1000文铜钱。由于统治阶级日趋腐化，元末农民起义，军事开支浩繁，财政入不敷出，元朝廷大量印发无基金的纸币，竟达到“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的程度，其结果通货膨胀，以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最后纸钞竟变成废纸。元朝在全国范围内一批批
  大量印发纸钞，每，年约3700万张以上，当然要消耗大量的优质皮纸，这些纸张主要由官纸厂制造。元朝用纸，偏重于刊印图书的一般纸品及高级名贵的书写用纸，除了徽州的优质皮纸继续生产外，其他如由拳藤纸、温州蠲纸等宋代名纸都停产，只有江西的清江纸和新兴的观音纸、白鹿纸是当时较优的书写绘画用纸。在绘画方面，元朝盛行纸底画，创造了疏旷水墨写意画风格，一反宋代艳丽工整的工笔画体裁。故其用纸，不如唐澄心堂纸的平滑、宋纸的捶炼，即使是前代人所弃的生纸，正好为元人发挥墨韵的工具。故元人作品，大部为未加工的粗生纸。元代著名书画家赵松雪（赵孟頫）、张伯雨、鲜于枢、李衎、王公望等多用这些纸作书绘画，他们有许多名画，留传于后世。
  在加工纸笺方面，除平江（苏州）吴笺外，在绍兴新兴的彩色粉笺、金银印花笺、黄笺、蜡笺、罗纹笺等也很有名。此外元朝内宫也设有加工纸作坊，有名的“明人殿纸”和“端木堂纸”都是宫廷用加工纸。据元人陶宗《辍耕录》载：“明仁殿纸与端木堂纸，略同，上有泥金隶书‘明仁堂’三字印”。明仁殿是元朝宫内的一个殿堂，今已不存。所以元代造纸业总的来说是有进步的，但受到蒙古人的政治和风尚的影响，多崇尚于朴素和实用，主要是从大众化的印书纸方面有所发展，这和专供才子佳人欣赏的南朝、唐、宋纸业的浮华风彩，截然不同。
  二、明朝（公元1368—1644年）造纸业综述
  元朝统治后期，在江南以汉族为主的农民起义之多，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公元1368年在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领导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王朝。明朝统治276年，在这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开始在各个行业中萌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元末，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地方工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如北方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到处呈现“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荒凉景象，各地手工业大为衰落。明太祖朱元璋为恢复生产，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对各地来京朝贺的官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穷，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戒勉他们克己利人，扶正国本，以农为本。明朝统治者针对当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衰落情况，采取了若干新的政策和措施，恢复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繁荣经济。
  （一）推行振兴农工商业的政策，促进生产的发展
  明朝政府对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特为重视，大力倡导，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凡有田5—10亩，俱令种植桑、棉、麻各半亩，地方官不进行督促的要治罪，不种桑的须出绢一匹，不种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为鼓励农民种桑植棉、麻，明政府还把淮北的桑种二十石，分发给湖广各州郡种植。采取了这样比较进步的政策，不但振兴了农业经济，且为纺织业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纤维原料。在明朝时期，我国北方和中南方地区，有许多地方均盛产桑皮纸，这是与当时明朝政府倡导种桑植麻政策分不开的。例如河北的迁安、滦州一带的桑皮纸，起源于明朝在该地屯军垦荒，植桑造田所播下的种子，而后开花结果（详见本章第三节）。河北其他地方也种桑造纸。山东有许多县在明代也大种桑树，生产桑皮纸，通称东昌纸、呈文纸，在北方都很有名。
  在元朝统治时期，所实施的“匠户”制度影响生产的发展。明朝政府为了发展工商业，采取的首要措施是解放生产力，消除元朝遗留下来的“工奴”（工匠）制度，恢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发挥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洪武19年（公元1386年），明朝政府下令把各地被划入“匠籍”的工匠，分为“轮班匠”制与“住坐匠”制两种，并执行“以银代役”制，规定不愿服役者，可以纳银代役，免赴京师服役。当时南方造纸业及其他手工业比北方发达，故工匠多出自南方。
  明政府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实施了简约商税、裁减税务衙门，与此同时还规定：“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帛之类皆勿税，罢天下收分竹木”之禁等措施。元末明初，由于连年战争，各地造纸业都受到严重摧残，但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当时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所致。
  明朝手工业生产的纸品日益丰富，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川等省所生产的皮纸、竹纸，都成为“利市四方”商品，不但广销于国内，且远销海外，14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从事海上活动近30年，打开了中外物产交流，促进对外贸易，我国生产的纸张，成为出口土产的主要资源之一。造纸至明朝阶段，已达到全盛时期。
  （二）造纸业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的主要特点，第一是大办门类比较齐全的官办手工业作坊，比元代更胜一筹，工业门类繁多。在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已发展到62个行业，百工杂艺，无所不包，其中官办造纸业是重要行业之一。官办手工业的工匠，多由上述的“轮班匠”（轮流制）和“住坐匠”（固定制）承担。洪武20年（公元1387年）轮班工匠就有232089人。第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表现在手工作坊的大量雇工，商品经济大有发展，工商业城市的兴起等等。官办和民办各行业中都显露出不同程度新的生产方式苗头，具有封建社会末期经济特征。在南方地区，已经形成五个手工业中心，如苏州、杭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织业，芜湖的浆染业，景德镇的瓷器业，铅山的造纸业。当时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除大量从事个体手工业“百工杂作”外，在官营和民营手工业作坊中，还出现了更多的雇佣工人。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在苏州的织机坊、染坊里的工人各有数千人，景德镇瓷业达数万人，铅山造纸业不下五、六万人。官办造纸厂组织规模庞大，全部为雇用工匠，分工细密，具有初期资本主义的性质。必须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手工业作坊由官营向民营转变有关。明初已出现了私营雇工的大手工业作坊与较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隆庆、万历近100年期间，是商品货币关系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小生产者的分化较为显著，富裕手工业者和商人向生产投资的趋势日益增多，私营大手工业作坊不断涌现，造纸业处在这样时代背景下，也得到了相应地发展，出现了较大的作坊。生产规模大，分工细，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完成了由官营大作坊向民营大作坊的转变。
  明朝造纸业是当时比较重要的手工行业之一，涌现出大批造纸作坊（通称槽户），分布全国各地。有的以家庭为单位，设有若干个纸槽，雇佣许多工人，与一般的一户一纸槽完全由家庭成员自行劳动的家庭副业显然不同。福建的建阳、顺昌，浙江的常山、开化、余杭，江西的铅山，安徽的歙县、休宁、贵池，四川的眉山、夹江等素称纸业繁盛之区，尤为显著。特别突出的是铅山的石塘、陈坊等镇，万历28年（公元1600年），当地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千余户，每户帮工不下一、二十人……。”（康熙《上饶县志》卷十）。造纸生产工艺过程比较复杂，工序繁多，生产周期长，从原料的砍伐、沤腌、蒸煮、漂洗、舂捣、抄纸、焙干等整个过程，细分有几十道工序，正如赵之谦编清道光《江西通志》（卷四十九）载广信府纸业称：“片纸非容易，措于七十二”。造纸作坊内部须有明细分工，各司其事，据《铅山县志·食货志》载：“每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择一个，焙干一人。”根据生产规模，雇佣工人的这种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显非一般家庭副业可以比拟。所以说：“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说明当时铅山造纸业的盛况。
  这种从农业转化到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各个手工业部门的分工日益细密的情况，已标志着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加强，近代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指出：“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商品货币关系划时代的发展阶段”。从当时造纸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情况看，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向社会提供的商品越多，越促进商业交易的兴盛，因而商品货币的关系愈趋发达，这是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明代造纸业大作坊的生产，其所需的原料，大都是从产地贩运而来，例如《江西通志》中谈到广信府纸业时：“构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徽州、浙江”这些原材料都是由各地远道贩运过来的商品；甚
  至造纸作坊的雇工，，也是具有初期“劳动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至于造纸作坊生产出来的商品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各方面提供需要。明末，常熟著名的印书家（出版商）毛晋所用的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无边，薄者曰毛太”（《小石山房丛书》）；“福建顺昌居民以纸为业，其竹纸行至京都……行之天下”（《嘉庆顺昌县志》卷一）：“……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田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明嘉靖王世懋《闽都疏》）。综上所述，可见明朝造纸业从原料、成品以至劳工等均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由于生产发展不平衡，经济比较富裕和社会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则发展较快，反之，大部分农村穷乡僻壤，多数还停留在一家一口槽的家庭副业原始生产方式。这样两种经济并存，比以往各朝代更具有比较明显的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特征。
  （三）设立宝钞司官办造纸印钞局大量印发宝钞
  据文献记载，我国由朝廷官办造纸厂的情况，最早始自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公元479—482年），在江宁（南京）设有“纸官署”，为齐高帝造纸。明朝于洪武7年（公元1374年），为了制造和印发纸钞，下令于南京设立宝钞提举司。宝钞提举司下设抄纸局和印钞局，是造纸和印钞的机构。明代纸钞用桑皮制造，形制较为讲究，每张竖长1尺，横8寸，横额印有楷书“大明通行宝钞”，印面中间写明“贯”数，下面有贯钱图案，左右分别印叠篆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再下印有“钞法禁例”，上下加盖户部印章，四周作花，纹栏边。见图，7-1。
  还有一种用于盐、茶及其他货物交易的票据，称为“交引”，由茶盐司印发，故当时用纸数量很大，官纸局供不应求，各地纸商纷纷索取承造此种票据用纸，据《明会典》卷一九五载：“洪武二十六年规定，由各省供给150万张，以应急需要”。
  明代纸钞，因伪造者多，真伪难辨，加以纸钞贬值，到了嘉靖年间，钞一贯只抵银三厘，由于纸钞政策之失败，影响财政。在宣德4年，明政府想法打通难关，但无济于事，纸钞制度从此逐渐消声匿迹。明末时曾有人坚持恢复使用纸币，但未能实现。
  （四）普遍推行活字印刷使纸的消费日益增加
  明朝的印书业进一步发展，故纸张的消费大为增加，纸业的生产和技术水平亦大为提高，两者互相促进。明代印刷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活字版的普遍流行使用，自11世纪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到了明朝已历时四、五百年，活字印刷术不断发展、改进，有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等取代了最初的胶泥活字，印刷效率和质量更胜一筹。
  明孝宗弘治初年间（公元1488—1504年）无锡华燧首创用铜活字大量印书，风行一时，他所用的铜活字印制的《宋诸臣奏议》（公元1490年）和《容斋五记》（公元1495年）等书，被视为现存最早的铜活字珍版本。明代由于铜活字印刷的推广使用，加以造纸业的发达，印书出版业更形兴盛，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官办和民办的印书坊，承印各种书籍，其数量远胜于前代。
  16世纪末，万历年间的彩色套印进一步得到发展，甚至出现了彩色印刷画册，自称为“十竹斋主人”的多才多艺杰出文人胡正言（字曰从，公元1581—1671年），他不仅以诗、书、画三绝见长，且是造纸家。他的家乡是安徽有名产纸区之一的休宁，他本人精于造纸、制墨和印刷，据清道光《徽州府志·方伎》中说他“以行医为业，又能造佳纸墨，刻印绘画，无不精湛”。17世纪20年代，他在套印版的基础上，综合发挥他的特长，创造了“短版*”和“拱木”的印刷新技术，把木刻画的彩印提到一个崭新水平。胡正言用自制的徽纸、徽墨，自画自印，潜心制作，在熹宗天启7年（公元1627年）印制出版了与《介子园》齐名的《十竹斋画谱》，崇祯17年（公元1644年）又出版了彩色的《十竹斋笺谱》，这是当时饾版印刷的代表作。他首创的这套印刷方法，就是今日所称的“木刻水印”法，不仅用多色套印，还用雕版压出各色云彩，流水、花纹、叶脉等凸纹，因此他印出的画，神韵生动，色彩逼真，颜色深浅浓淡与原画完全一样，最能突出中国画的艺术特色，是艺术上的空前杰作。出版以后，收藏家视为珍品，当时有名的书画家杨龙友曾赞叹曰：“曰从巧心妙手，超越前代，千古一人哉！”
  《十竹斋笺谱》是我国木刻水印术之代表杰作，藏本至今罕见，1934年鲁迅、郑振铎先生根据通县王孝慈藏本为基础，又于淮上收得第二部，将第一部缺页一一补齐，终成完秩，以上优宣纸委托北京荣宝斋重印。郑振铎在读笺谱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木刻画始见于公元868年，较欧洲早五百四十余年，彩色木刻画，则创于（明朝）16世纪末流行于世，至17世纪则大行发达，……饾版、拱花之术相继发明，……雅丽精敏，旷古无伦，与当时之绘画作风血脉相通，《十竹斋笺谱》尤集其大成……”。造纸业为了适应当时的印刷业的发展和书画艺术的要求，也不断有新的品种和优质产品供应，如浙江、安徽等地的皮纸、江西、福建的竹纸都大有进步，达到鼎盛时期。
  第二节 后来居上的竹纸业大发展
  在元明之前，竹纸的产量虽有较大的发展，但质量还未臻上乘，当时全国广大地区，皮料纸类仍占有较大优势。至元明时期，此种情况，大有改变，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熟料竹纸，色白质韧，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大有后来居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优势。
  一、福建竹纸与“图书之府”
  元明时竹纸的兴盛，创造了历史新纪元，在产量、品种和质量各方面都得到明显的发展，到15世纪，已跃居于全国纸业的前列。我国南方各省产竹地区，几乎都生产竹纸，主要产区以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为最盛，湖南、湖北、广西、陕西等省尚在初步发展阶段。
  福建在宋元时已成为我国竹纸重要产区之一，竹纸生产已遍及全省，郭柏苍《闽产录异》载：“延、建、邵、汀皆造纸”“竹纸宽广，
  杀于皮料，亦称扣纸。”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占其盛”。连城、长汀的柬纸，将乐、永安的扣纸，光滑而细薄。据《福建通志》载：“将乐县所造青丝扣，永安县所造西庄扣，皆光润幼洁。次则建阳扣，土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书纸二百年。……将乐所造之京纸薄而韧，经久不蛀，湖广江右行之……。”建阳扣除供当地刻印图书外，还远销江苏一带。“吴中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足见当时建阳扣颇负名气，顺昌竹纸质稍次，但产量最大，其他如松溪、宁洋的竹纸，质松而色深。闽北的建阳既是竹纸产区，又是印书业中心，早在北宋时，刻书业就很发达，到了南宋，成为我国五大印书中心之一。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云：“建宁府土产，书籍行四方”、“建阳麻纱、崇化两坊产书，号称图书之府，通行天下，嘉惠四方”。当时书坊的书市，“比屋皆鬻书，”“文人学子，趋之若鹜，客商贩者往来如织”。建阳读书风气甚浓，出现了书籍供不应求的局面。南宋时建阳刻书坊甚多，而以余氏的勤有堂书坊出书最多，最为有名。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6年（公元1279年）在崖山战役中，将南宋的最后据点覆灭，元政府为加强思想统治，下令将这家书坊封闭。但此项禁令执行不久，即逐渐松弛，无形中解除了禁令，余氏乃恢复印书业。建阳刻印图书，称为“建本”或“麻沙本”其刻印数量之多，自宋以至元明，居
  全国之冠。故有“自宋到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的赞誉。福建印书用的竹纸，质量虽次，但以廉价取胜。所以藏书家评论说：凡印书，永丰（江西）绵纸为上，常山（浙江）柬纸（皮料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最下。棉（纸即楮纸）贵其白且坚，柬（纸）贵其润且厚，顺昌竹（纸）坚不如棉，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各地版本优劣亦有评说：他认为“福建最
  下”“而价最廉”。印书质量的优劣，因素固多，但刻工和纸质最重要。元，代时顺昌竹纸大量用以印书，故简称“顺昌书纸”。福建刊印图书，质量虽不及他处，然以印书数量而言，居于全国首位，以其价
  廉，行销甚广，对于传播文化，普及知识，有突出贡献，不愧为华夏“图书之府”。
  据《古书用纸》载：“福建建阳是一个刻书中心地区，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麻沙镇所产的纸名麻纱纸，厚薄坚韧性与麻纸差不多，宋版麻沙本多用此纸”。《古籍版本知识》称：“元代刻书以建阳为最发达，书坊最多，刻印量大，流行普遍。明代建阳麻沙、崇化的图书“四部皆备”。元代在建阳印的图书颇多，至元6年（公元1269年）建阳郑积诚堂书坊刻印《事林广记》，天历3年（公元1330年）刻印《王氏脉经》、至顺3年（公元1332年）刻印《唐律疏义》等著名建本都是当地竹纸。
  早期竹浆的生产技术，尚未达到成熟阶段，成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色暗、质松脆、粗筋多，但到了明朝中期，经过不断地改进“杀青”方法，加强腌料，延长发酵时间，又用灰碱反复蒸、洗、煮、漂，“熟料”生产技术日益普及，“天然漂白法”已在实施，竹纸质量大有改善，从现存明代刻印的麻沙版古书的质量观察，颜色淡白而质细，韧性良好。邵武、汀州等地竹纸，已有人在皮料中配用熟料漂白竹浆，长短纤维搭配，不但降低生产成本，且改善纸质；甚至有人用精制漂白竹浆，仿制皮纸，故在明朝后期开始出现了“竹料连七”、“竹料连四”等较高级的竹纸新品种，而与久负盛名的“皮料连七”、“皮料连四”纸并驾齐驱。
  福建莆田原为盛产竹纸地区，后由于顺昌竹纸业的兴起，受到挤压，多数停产，到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莆田用纸反而由顺昌供应。顺昌纸坊槽户，充分利用水力资源，不但在沿河岸边装设水碓，甚至在船上的两侧装设水轮，以舂捣纸料。据明代文人王世懋《闽部疏》记载：“顺昌人作纸家家有水碓，甚至造船于急流中，夹以双轮如飞”，因而顺昌竹纸产量盛极一时。福建中部各地竹纸，一般尺寸较小，色泽较深，被认为是“短狭䵩脆”的产品，到了明代后期，有所改进，质量提高，尺寸放大，颇受欢迎，以致顺昌纸的销路受到影响。据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载：“……近闻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之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坚则数倍于昔，其边幅宽亦远甚之，价值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则不售矣”。
  福建古代纸业以闽北最盛，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料资源，尤其位于武夷山的建阳、建安地区，山青水秀，“山青多竹林，水秀纸透明”。闽北又多溪流，充分利用水力优势，故有“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的诗情画意。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是发展竹纸业的要素，可谓“得天独厚”、竹纸业由宋以至元明清，后代胜前代，久盛不衰。
  福建竹纸生产技术，在元明时期大有进步，已超过最早是竹纸基地的浙江。浙江竹纸多数仍停留在“生料”阶段，且不经过“敲丝”过程。而福建的作法是将竹料浸腌后，先敲捶成为“竹丝”，亦称“竹麻，”再经蒸、煮而成“熟料，”并沿用皮纸漂白工艺，经过长期日晒雨淋的“天然漂白法”制成精白竹浆。具体作法是先将嫩竹截断，剖开成片，堆码于腌料塘中，引水浸泡，久后逐渐除去竹料中的水溶物，并使纤维组织松软，取出槌之成为“竹丝”或称“竹麻”，晒干捆扎，完成了重要的“半料”工程。使用时将竹丝浸入石灰乳液，再堆码使之发酵，经生物化学作用，进一步溶解有机杂质，然后槌打漂洗。再用草木灰碱液浸渍，入楻锅蒸料后，进行漂洗。经过这样处理的竹料，称为“熟料”再经天然漂白，即得洁白竹浆。《闽部疏》说：“粉竹舂丝，为佳纸料，，美于江东白苎”就是指此而言。我国近代许多地方手工业生产上等竹浆，仍沿用此项制桨技术。
  兹示福建的“熟料法”简明工艺流程如下：
  1、砍竹→剖竹→浸沤→冲洗→搥打成丝（晒干后，竹料中的竹簧粉末掉落）→扎捆（竹丝或竹麻可久留备用或出售）
  2、竹丝→第一次石灰浸渍蒸料→洗料→第二次草木灰碱蒸料→洗料→漂白（天然漂白间亦有用尿液捣拌，浸碱后再蒸、再漂）→干竹丝饼（竹浆板，随时可用舂捣成浆，料造纸）
  上列“熟料竹浆”制浆工艺的“天然漂白”法，在明朝中后期已在施行，乃是仿效皮料的漂白法而来，故先有“皮料连四”后有“竹料连四”的产品，这是我国古代制浆技术又一个重大创造，说明手工竹料纸生产技术已达到完全成熟阶段。福建生产的连史纸（原名连四纸），久负盛名，洁白无瑕，就是采用此项制浆工艺制成的佳品。
  福建在元明时期的竹纸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曾传播到其他各后进地区，如江西早期竹纸业的发展，首先得闽人之助而大受其利，而后湖南、广西等地，亦有闽人传播竹纸技术的文献记载，详见后述。
  二、江西竹纸中心在铅山
  明朝时期各地竹纸都有所发展，与福建相邻的江西，尤为发达，产纸遍及全省，然就产量而言，大多集中于赣闽交界各县，以广信府的铅山县为最著，成为江西省竹纸的中心地区。铅山产纸集中在紧邻福建崇安的石塘和陈坊等镇，河口镇是邻近两省竹纸销售和外运的重镇。这个地区被历史学家认为我国手工纸业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纸业中心。在明朝中期以后，造纸业生产盛况空前，纸乡地处山区，也是乱世中的安乐土，不但竹料资源丰富，柴草燃料不虞匮乏，而且有充足的水力资源，可供生产用水和水碓捣料动力，凡此均为发展造纸业提供了优越的天然条件。
  铅山的造纸作坊和槽户工匠，大都来自福建和皖南徽州，集中了技术力量和财力于此地，开发了这个地区纸业，这是江西铅山竹纸业得到兴旺发达的积极因素。据明万历《铅山县志》载：“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其意是说铅山竹纸业甲天下，足供全国所需，此语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亦可说明铅山竹纸业的盛况。又据康熙《上饶县志》卷十内载：“铅山石塘镇，万历二十八年纸厂槽户三千余户，每槽户帮工不下一、二十人，统计帮工达五、六万之多”。这里所说的：“槽户三千”、“帮工五、六万”等语，也难免有夸大之嫌，因为当时地处山区的一个乡镇，竟有造纸“帮工五、六万”之多，那末再加上老弱儿童居民人等，总人口必两倍于此，这个小乡镇有十多万人口，难以令人置信。总之，以上所述，可以说明铅山纸业的兴盛，不能因文献记载有某些失误而全盘否定。
  铅山所产的竹纸，以玉版纸、官柬纸等最为有名。这两种纸原为纯白皮纸名称，后用竹料制成，纸质较连史纸稍厚，与现代的海月纸相仿。这种纸在当时制浆工艺采用的天然漂白法尚在初试阶段，虽未达到以后出世连史纸的白度，但比其他竹纸为佳；还有不进行漂白的本色奏本纸、官堆纸、毛边纸等，质同而名异；关山纸或白关纸，即福建的贡川纸或京贡纸，都是半漂白的竹纸，这些比较优质的高级印刷和书写用纸，都为前代所少见。明代时铅山、玉山出产的玉版纸、官柬纸，都被指定为向朝廷进贡的佳品。明末嘉靖、万历年间，王宗沐（公元1523—1591年）编撰的《江西省大志》中列举了当时江西所产的玉版纸、奏本纸、竹料连七纸等28个重要纸品，大都是竹纸和皮纸。
  元明时颇负盛名的白篆纸（即白鹿纸），也是江西产的竹纸，原是世居江西贵溪县龙虎山道士张天师刻印道教经书、画符咒用的纸，有白、黄、绿三色。张天师是世袭道教教主，统治中国内地道教，龙虎山是道教圣地，为了宣扬道义，大量刻印道教经书及画符，所用的纸，不惜工本，在山中自设纸槽，命工匠精制竹纸。据《恒言录》引《至正直记》载：世传白鹿纸，乃龙虎山写篆（符）之纸，有碧、黄、白三者，而白者莹洁可爱，赵魏公（赵松雪）用以书画，阔幅而长者，称大白篆，后以白篆不雅，更名为白鹿纸。元明时许多书画家如王阴明、杨汝明、唐守礼等多用此纸挥毫。
  江西竹纸的品名虽很多，按其生产工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将竹料以石灰和草灰碱液进行沤腌和反复甑蒸、漂洗，其作法与福建的“熟料法”基本一致，是一种纤维较纯、杂质较少，白度较高的优质竹纸，如玉版纸、官柬纸、奏本纸等，大多集中于铅山、玉山等地生产。另一类是用石灰蒸料，但不进行漂白的“熟料”，多用以生产本色纸，统称表纸，有白表纸、黄表纸、其制法与毛边纸相仿，但其质粗而松软。轮古纸纸质最次，是未经石灰蒸料的“生料”竹纸。与福建交界的几个县如光泽、黎川、石城、瑞金等地，因接受福建的竹纸生产技术较早，多生产较优的表芯纸。内地各县多产黄表纸，纸质较次，多供包扎、火煝及迷信烧纸之用。清代竹纸中最负盛名的连史纸，在明代尚无此品名，连史纸原名“连四，”又称“连泗”至清代中期才称连史纸。通常所称的连七纸、连四纸都是优等
  皮纸。，铅山所产的官柬纸，就是后来的海月纸、连史纸的雏形，奏本纸也是后来毛边纸的前身。关于毛边纸和毛太（泰）纸名称的由来，有一段历史可考，它是由明末著名印书家兼藏书家毛晋所命名。略述如下：江苏常熟虞山人毛晋（毛风苞，公元1599—1659年），于明崇祯11—13年间（公元1638—1640年），曾重新刻印十三经十七史，每年需要大量纸张，除皮纸外，多数采用江西产的竹纸，而且是专门生产的产品。按印书的需要，定制厚薄两种纸张，厚的定名为“毛边纸”，薄的定名为“毛太（泰）纸”。他模仿宋纸规格，指定纸带黄褐色，纸质须坚韧。此事详载于常熟和昭文两《县志》中，当时《常昭合志》载：“……藏书数万卷，重雕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及从未梓印之书，天下购善本书者，心望走隐湖毛氏。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泰，至今尤沿用其名不绝……”。毛氏把奏本纸改称毛边纸，从明末至今将近400年，毛边纸之名，深入人心，尽人皆知。至于毛太纸，到民国时代上海中华书局刊印《四部备要》一书时，特由上海一些纸厂定制以机器仿造竹料毛太纸，取名曰“赛宋纸”，后又造出特厚毛边纸，称为“加重毛边纸”，简称“重边”。那些较厚而纸质较毛边稍次的称毛鹿纸。由此可知，竹纸中大众化产品的“三毛”——毛边、毛太、毛鹿等纸品名称的由来，是与印书家毛晋有密切关系。从明及清，印书纸多用毛边纸，《古书用纸》称：“清乾隆以后印书用纸，除太史连纸、棉纸（皮纸）外，有一大部分是用毛边纸印的”，“太史连纸（即皮料连史纸），清康熙以后印书，采用这种纸亦多，如《武英殿聚珍版丛纸》，就曾采用此纸”。按太史连纸是指修史用的连史，后来将“连四”改称“连史”也因此而得名。初期的连史纸，纸质很细，但纸色尚未及纯白。
  关于江西竹纸生产工艺技术，据郑之侨的乾隆《铅山县志》和蒋继沐的《广信府志拾遗》，两书都有相同的记载，虽比较简略，但均指明其要点，就是采用石灰和草木灰碱进行“二次蒸料法”，又用黄豆乳汁浸渍发酵，反复漂洗，作工相当精细。书中对石塘镇表纸的制法，记述如下：
  “石塘人善作表纸，捣竹为之，竹笋三月发生，四月立夏后五日，剥其壳作蓬纸（烧纸），以竹丝置池内，浸以石灰为浆，数日取丝连浆，上竹楻锅煮烂经宿，水漂净之，复将稿灰（草木灰碱）淋濫水上，楻锅煮烂，复水漂净之，始用豆汁濫注一大桶，楻一层，竹丝则一层，并濫过三、五日始取出为之。白表纸加藤纸药（粘液），黄表纸则用姜黄（染色），细舂筛末，称定分量，每槽四人，扶头（抄纸工）一人，舂碓一人，检料一人，烘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
  上项记载的竹纸制作方法，基本与福建及其他各地一致，都是先将竹料沤腌多日，并槌碎成为竹丝，然后分别用石灰和草灰碱水煮熟，反复漂洗。所不同的是：剥去竹壳（即竹皮），另行处理，用以抄造粗劣烧纸，而只以“竹肉”制成竹丝，用以制造好纸；此外，石塘采用豆汁浸淋已煮过的竹丝，促进生物发酵作用。当时有些地方用米浆或人尿发酵，但这种采用粮食作发酵剂的作法，施行者不多，关于高级竹浆的精制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是崇祯年间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中有较详细论述。见本章第八节。
  三、浙江的竹纸业
  浙江竹纸的生产历史最久，早在晋代即有“会稽竖纹竹纸”之名，为江南竹纸重要发源地之一。到了元明时期，产区逐渐扩大，发展到浙东瓯江流域的松阳、宣平、龙游、金华、浦江、龙泉、泰顺，以及浙西的湖州、长兴、余杭、富阳等地。全省大多数县份都产纸。纸的品质以上虞大笺纸最为有名，其次竹连七、连四、竹奏本等纸质细而色浅；常山的柬纸即今之贡川纸，为印书纸的佳品；官堆纸、毛边纸、元书纸等文化用纸产量亦多，但纯白的连史纸、玉版纸等高级竹纸较少。浙江竹纸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料”的低级黄烧纸产量特多，几乎各地都生产。据近代出版的《浙江之纸业》一书载，此类黄烧纸产量（产值计）约占全省造纸业产值三分之一，可见其产量之大。因此类产品生产比较简单，销路亦广，故产者众多。黄纸的制造方法，据明万历《湖州府志》记载：黄纸出归安县十九区东沈、钱家边，傍溪分流激石，转水为碓，以杀青而捣之，叠石方空，高广寻丈以置镬（楻锅），以石垔灰（石灰）而煮之，捣之糜其质也（捣浆），煮之能化其性也（去杂质），曝之以烈其气也（晒干水分），是曰黄纸。曝之日弥冈被阜（摊晒满地），或飙风骤雨，妇女倾家争拾，上下山坡，捷于猿猴。少倾，则委于土耳（稍迟则淋湿混之于泥土中）。
  由上记载，可知浙江生产竹料黄纸的工艺方法有二：一是经过石灰蒸料的“熟料”，可以用来生产表芯纸类；二是未经煮熟的“生料”专用于低级烧纸、卫生纸、包扎纸。明末吴梅村在湖州时有“水碓筒输，纸，溪船篓贡茶”的诗句，可见湖州的纸品级虽低，但与丝茶同为大宗产品。
  第三节 皮纸业持续发展兴盛不衰
  元明时期，竹纸虽已遍及大江南北，迅速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在社会上各种重要用途的纸张，仍是“皮纸独尊”，占有传统优势。如印制宝钞、大内宫笺、重要简册文牍、高级书籍版本，以及加工纸等，仍沿用楮皮纸或桑皮纸，而书画用纸，更是唯皮纸是赖。如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在《筠轩青秘录》中所说：“法书名画，必资纸而久传，纸之不可无考审矣，……近时大内白笺，两面砑光，洁白如玉，……新安白笺、谈笺、观音帘正纸，后世久必珍者也”。他所提的这些名纸，都是用楮皮或桑皮制造，当时竹纸尚在逐步发展阶段，还不如皮纸的洁白细软坚韧，未为书画家所乐用。
  至于元朝所刻印的重要图书，如浙江官印本《重校圣济总录》（公元1300年），茶陵刻本《梦溪笔谈》等都仍用皮纸印刷。明代的书画用纸，有少数人使用竹纸，尚未曾普遍流行，特别是明代时安徽的纯皮纸，称盛一时，为书画家所重用。
  据《中国绘画材料史》记载：明朝的“书画用纸中，采用纯竹者颇少，竹皮料合制者，偶有采用，故竹纸仅料半纸供书画而已”。
  据《古书用纸》载：“明代前期印书多用绵纸（皮纸），嘉靖以前所产比较细薄，隆庆以后显得粗而厚，用绵纸印书的比重大为减少，清初还有少数用绵纸印书，以后就少见”“明朝一种叫册子纸，又称库钞纸，有的古书印本，可能是为了节约，纸张，曾用印上格子的公文纸或已写字的钱粮册子纸，反转过来用空白的背面印书，所见册子纸的印本，都是皮纸”。这就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仍沿用皮纸印书，传统用以印书的皮纸，供不应求，不可多得，故有些古书使用废旧“册子纸”的反面印刷，以资节约纸张，亦是废纸回用之道。
  麻纸和藤纸，实质上也是属于韧皮纤维的皮纸范畴，早在唐宋时已很驰名，如四川的麻纸、布笺，已成为唐代的重要贡品。但到元代，仅有少量贡品生产，加工成“黄麻纸”以供宫廷“黄麻诏书”之用，一般文书不再用麻纸、布笺等高贵纸类；但在西北各地所产的楮纸，偶亦掺用破麻鞋，废麻布头等，习惯上仍称麻纸。到了明代，文人墨客不再用麻纸书写，皇帝所用的“黄麻诏书”的传统已改用经过加工砑光的楮皮纸。在西北各地虽仍保留有麻纸之名，实际上原料是楮皮或桑皮。
  有趣的是，西方各国与我国相反，中国造纸术传播到西方以后，经历了好多个世纪，到了明代时，欧洲各国的纸业已趋于普及，所用的原料，90％以上是麻质破布，而在中国的明代中后期，麻纸已趋衰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至于藤纸，因原料所限，到元代已近尾声，往时有名的藤纸，均已停产，仅江西的抚州清江藤纸，福建候官藤纸，还有少量生产，供书写契约票据之用。到了明代，均告停产，只有四川广安的雪藤纸，还为人所器重。杨慎在《艺林伐山》一书中说：“广安州纸名雪藤，玉版之类也，其品质不在成都锦江的浣花笺之下”。
  我国皮纸产地分布很广，元明之时，在南方产竹地区，皮纸、竹纸两者同步发展；而西北及东北各地区，不产竹料，素有皮纸业，并未因南方竹纸的兴起而衰落。事实上我国当时生产皮纸的地区远比竹纸更为广泛，遍及全国各省，只是皮料资源比较分散，产量亦少，远不如竹料产地集中，资源丰富，这是竹纸得以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
  皮料中的种类颇多，但最主要是楮皮，其次是桑皮，自古以来，它们一直是皮纸类中的主力；其他皮料产量都不大。收割楮皮，连枝砍伐，先用微火熏烤或水煮，以去其粘汁而易于剥皮。表皮黑色，无纤维质，农户用刀轻刮除去表皮，而得洁白的内皮，即造纸所用的韧皮纤维层，俗称为“白皮”，一般晒干后扎捆出售或留为自用；其不刮去表皮者称为“黑皮”售价比“白皮”低廉，但表皮所含的色素和果胶及其他水溶物较多，，浸于水池中，其水乌黑如墨汁，故煮料时耗碱量一般比“白皮”约增加三分之一，制得的浆色亦较深，漂洗费工较多，因此造纸者多不直接使用“黑皮”。《齐民要术》认为砍伐楮树的季节分为春冬两季。南方各地，春季采伐者名“春皮”，由于春天树木正在生长旺盛时期，皮料中的部分纤维生长还未成熟，成浆收获率较低，且所含植物浆汁较多，质量差，不如秋季采伐的“秋皮”优良。楮皮所含的水溶性物质如果胶、单宁，糖类等较多，故古代制皮料方法，首先是“沤腌”于水中进行生物化学发酵，除去部分杂质，然后用草木灰碱或石灰乳蒸、煮，就可以制得较为纯净洁白的皮料。
  一、独树一帜的新安楮皮纸
  宋时徽州府称新安州，包括歙县、绩溪、休宁、黟县、旌德等，宋元时与浙江的常山、开化等地所产的楮皮纸，已具盛名。纸的名称多按其性质及用途而定，如绵纸、案纸、卷纸之类，除书画外，官府所印典册、图书都用新安皮纸（后来通称“徽纸”）元朝廷很重视，特派官员监造。为了要将大量的汉文书籍翻译成蒙古文，并刻印出版，最初由艺文馆负责，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另设广成局，专门编印《祖宗圣训》，选用特别优良的楮皮纸，于是年派广成局官员杨元成到当时盛产皮纸的徽州监督造纸。在此之前，元朝廷曾分派各路负责刻印一大批正史，如大德9年（公元1305年），太平路刻印《汉书》65卷，建康路刻印《新唐书》225卷，池州路刻印《三国志》65卷，宁国路刻印《后汉书》120卷。此外，还有其他州路刻印《资治通鉴》294卷，《通志》200卷等等。这些整部头的大量史书都使用徽州、池州等地的优良皮纸印刷。由于用纸量增加，更促进了以新安为中心的皖南皮纸业的发展。元政府以命令方式向各地征购纸张，甚至产纸不多的地方，也要向别处买纸来上缴，称为“派官纸”。另外，又规定凡是判定退脏或罚款的罪犯，也改令买纸抵付，称为“缴脏纸”。用这种办法来搜刮各地纸张。因此产纸地区槽户负担很重，有的被迫停产。元人虽不喜纸笔，但贡纸仍须上交，以致新安地区纸业一度萎缩。
  明朝时徽州等地纸业，盛于往昔，名优产品更多，以产地命名的有新安纸、徽纸、歙纸，池纸，主要品种有青光纸、白滑纸、水翼纸、凝霜纸、澄心堂纸、金榜纸、潞王（皇）纸、白鹿纸、连四纸、……；加工纸有蜡黄经纸（又名金粟笺）、碧云春树笺、印金团花笺，这些纸品中以澄心堂纸（亦称“仿澄心堂纸”）最为有名。当时文人墨客视为珍品的是仿南唐李后主在金陵命工匠精制的名纸澄心堂纸。上列诸纸品，虽有部分由徽纸进升的泾县（宣）纸所取代，但仍有继续生产和发展趋势，如新安的皮纸，独具一格，并有所创新，主要产品有月白纸、松花纸、罗纹纸、蜡砑五色笺、花格白鹿笺等。白鹿笺原是江西龙虎山产的白篆纸（后改为白鹿纸），徽州用楮皮仿制，并印上花格，成为很流行的诗词小笺，新安皮纸制作精细，品质优良。
  皖南的徽州、池州、宣州等皮纸业，经历数代，久盛不衰，这是与当地的资源、地理环境、文化、经济等条件有密切关系。皖南泾县的笔、徽州黑、歙县砚等，在唐时已成为特产的文房用品，有了笔、墨、砚三宝，客观上就推动了纸业的发展，至元、明时期印刷技术的提高更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二、其他地区的楮皮纸
  楮皮纸产地分布甚广，除皖南外，其他各省都有生产，如浙江的开化，常山等地的皮纸业，仅次于皖南，元明时期很发达。其中以开化皮纸最有名，常山皮纸产量最丰富，品种最多。据万历《常山县志》载；“邑之纸，大小厚薄，名式甚多，曰历日纸、册纸、三花纸、大纱纸、大白纸、大中夹、白绵连七、白绵连四、白呈文、奏本纸等。又曰玉版纸，帘大料细，尤难抄造。客商随贩卖处所定名，式不可枚举。凡江南、河南等地脏罚，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购纳”。由此可知元明时期常山皮纸业的盛况，所以外地都远道而来贩运冒牌纸谋利，并用以抵交“脏罚纸”和“派官纸”。开化在常山之北，与赣、闽交界的山区，所产皮纸质量最佳，亦为外地客商前来贩运，广销各地。常山、开化皮纸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与其他各地大同小异，据《菽园杂记》载：“衢州之常山、开化等县，以纸为业，其法以楮皮煮过，石灰浸三宿，揉去灰，又浸水七日，舂烂，浸入杨桃藤（汁）等，以竹帘承（抄）之……”。
  江西所产皮纸，各品与常山相仿，抚州建昌（永修）的楮皮纸，以制纸被、纸帐闻名。玉山地临浙江，也仿造开化皮纸。明成祖永乐初年，官府在南昌西山，创设官纸局，制造专供官府所用的楮皮纸。后来官纸局迁至信州（信丰）称为信州官纸局，继续生产供官府用的优良皮纸。江西皮纸以幅大闻名，大的称连七，小的供连四，都以楮皮和百结皮为原料。这种大皮纸多用为皇宫及贵族府第多用以糊窗。据《天工开物》载：“……其最上一等皮纸，供大内糊窗格者，名曰棂纱纸，此纸由广信郡（上饶）造，长七尺，阔过四尺（即连七纸）。……其次曰连四，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
  福建皮纸多产于延平、福宁、连江等地，统称为穀皮纸，上等的称卷纸，可供文件案卷之用，亦有用制纸帐出售，并为明朝廷派定向宫廷进贡纸帐的佳品（详见第七章第七节）。明代粤北所产的楮皮纸，称为明绵纸，亦称纱纸，用以印书，清代“天一阁”收藏明代的古书，大都用这种纸印刷，历时500年不蛀。
  湖北楮皮纸多产于峡州、蒲圻、崇阳等地，可供书写、印刷；穀城、兴国、通山等地所产的银皮纸、水皮纸，特别细薄，多供爆竹引线使用。明代时湖北用皮纸加工制成的粉笺，不很得法，粉重浆轻，日久脱落，字迹不清，不如当时盛行的薄裱褙的苏州粉笺耐久，据高廉《遵生八笺》中品评说：“楚人粉笺为至下品，一霉即脱，所谓化化笺尔”。言之有理，凡涂布粉笺纸，胶粘剂最为重要，如选料不当，配制不良，粘性不强，必产生因霉潮或时久而掉粉。
  四川楮皮纸，以广都、双流、保宁、龙安、江油等地出产最多；此外万县、雅州生产的“蠲纸”，也以楮皮制造。《蜀笺谱》载：“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记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谓假荣，造于冉村曰清水，造于龙溪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而竹丝之轻细有似池纸视（比）上三色价稍贵，近年又仿徽、池法作‘胜池纸’，亦可用，但未甚精细尔”。四川皮纸不如徽州、池州，故多仿其法而制。明朝徽纸远销至蜀中，价格高贵。
  广西楮皮纸（俗名纱纸），在桂东大瑶山及桂西北红水河流域业皮纸者众多，早在明朝时大瑶山的瑶族人民即从事“纱纸”生产。今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藏有明代瑶族人民造纸用的一床固定型纸帘（浇纸帘），长37厘米，宽28厘米，纸帘及帘框四边全用竹料制成。这项浇纸用的竹帘，可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早期造纸技术的一项珍贵文物。从纸帘的形制看，是固定的造纸模器，说明当时瑶山人民是采用“浇纸法”生产皮纸。广西楮皮纸除供书写、印书外，古代也用以制造兵士用的纸甲，据《百粤风土记》载：“柳州府出纸甲，矢石不能入，胜于铁（甲）也。其纸出柳之宾州……”。
  贵州的遵义、定蕃、翁贵、丹寨、都匀等地，均为古代黔中盛产楮皮纸的地区。贵州皮纸用以制造纸席、纸帐，在《老老恒言》一书中有所记载。
  云南产的楮皮纸，质强韧而色杂，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官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纸（楮纸）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苍杂，远不如越中。”这说明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外地传入造纸术，还比较落后，生产技术不很精巧，产品不及先进的地区。
  此外，陕西的长安、柞水、镇安、石泉、安康所产的麻纸，实际所用的原料是楮皮；山西的蒲州、阳、襄陵所产的麻纸、棉纸，大部分也是楮皮制造，这是由于明代后期原来生产的麻纸逐渐衰落以后，楮皮纸起而代之的结果。
  综上所述，楮皮纸自东汉蔡伦之后，一直是我国造纸业生产分布地区最广，大多数省分都有生产，直到清末，甚至民国时期还有部分地区仍是以“楮先生”为业，与竹纸平分秋色。
  三、桑皮纸的生产概况
  在皮纸类中，产量仅次于楮皮纸的首推桑皮纸。桑皮因受到“种桑育蚕”的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故它的产地分布和产量均受影响；桑树都是依靠人工种植，没有野生林。我国古代蚕桑业主要集中于江、浙、川、陕、鲁、冀等省的少数地区。用桑皮造纸始于何时不详，据近代从罗布淖尔出土的魏晋时期的古纸分析，认为早在第四、五世纪就已使用。详见第四章第四节。
  桑皮纸在历史上也占有很重要地位，曾有许多名纸出现，最早发行的纸币，就是用桑皮纸印制，自南宋以至元明，盛行一时，后来才为“楮币”取代。桑皮纸有“薄如蝉翼”的绵纸、线纸，特别强韧的蚕茧纸，以及明朝宫廷官纸局所制的镜面纸、磁青纸及其他宫笺，都是用桑皮纸加工的珍品。
  浙江分水县造纸家徐青，在明隆庆年（公元1567—1572年），制造了一种很薄而细匀的桑皮纸最为有名，后来各地都仿造，称为“徐青纸”。明时浙江还产一种长幅的桑皮纸，是采用“浇纸法”制成，特别长大，当时诗人王世贞有“丈八桑皮写秋色”的诗句。温州生产蠲纸，又称蠲糨纸，是一种很有名的桑皮加工纸，涂有胶矾、粉浆，两面加工砑光的白纸，宋、元、明时都列为贡品。蠲纸由于加工不易，产量较少，明朝廷为了扩大生产，在温州瞿溪设立官纸局，但加工不良，质量下降，新派来州官何东园是主管官员，深恐得罪朝廷，在洪武10—16年间（公元1377—1383年），竟谎称因水质已变，上奏请准停办。后来临安（杭州）有人仿造这种蠲纸，但质量难与往日温州产者媲美。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说：“临安仿浆粉纸、谓之蠲纸，言以榔汁蠲之也。”榔汁就是槟榔的浆汁，由其种子榨出，与楮汁相仿，是一种乳白粘胶汁，用作涂布粉料的胶粘剂，又因含槟榔碱和鞣酸等，可以防蛀。
  浙江及其他种桑育蚕的地方，一年一度在秋季砍伐桑枝，剥其皮以造纸。民间书契用纸，官府的粮税、茶、盐引纸（票据），清查户籍，丈量土地的黄册，鱼鳞等都用桑皮纸。元明时期是桑皮纸鼎盛时期。安徽安庆所产的白榜纸（大桑皮纸），也是供应朝廷的贡品，明永乐初年规定，每年须进贡安庆白榜纸16800张，遇闰年则加派1400张（见《明会典》）。白榜纸原出于浙江常山，供科举考试课卷及榜示中举人名单。当时还有一种比白榜纸规格较小的龙历纸，也是一种桑皮纸，多供印刷历书之用。
  山东是我国古代桑皮纸重要产区之一，自明及清，桑皮纸产地多达十几个县，主要有青城、惠民、阳信、东昌、泰安、莱芜、蒙阴、沂水、临朐等县，所产的桑皮纸，在北方通称“毛头纸”，以青城、惠民、阳信等地产量最多。该地区处黄河流域，土地多沙质，盐碱颇多，种粮食作物欠宜，故居民多植桑造纸，兼收丝、纸两利。泰安产桑皮纸，在明未清初，遍及各乡，其他各县亦多利用沙荒地种桑，自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各地广种植桑、棉、麻的政策推行以后，山东的桑蚕进一步发展，造纸业亦随之兴起，成为桑皮纸重要产地之一。
  河北迁安一带的桑皮纸，在明清之世，颇为兴盛，直至今日。国内其他地区继续产桑皮纸者，已不多见，惟有迁安的桑皮纸“硕果仅存”。迁安的纸业，起源于明朝中期，它是明朝政府在冀东大事垦荒植桑的成果，据有关史志资料综述，宋元时期，冀东北的迁安一带居民，多以游牧为主，经过辽、金、女贞等部落长期侵扰战乱，这些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多施行杀、掳、抢的政策，以致长城内外，人烟稀少，地多荒芜。明初，大将徐达率数十万大兵北征，曾驻屯于蓟州、永平、山海关一线，因军粮供应困难，明朝廷乃有屯垦之决定，除兵士外，还从河南、江苏、山东、山西、安徽等地组织移民，并将一些罪犯遣送到迁安一带开荒造田，种植桑树。植桑养蚕的技术是由苏、皖等地有技术的移民传授，为这个地区的蚕业和造纸业奠定了基础。其后在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名将戚继光北调镇守蓟州，驻防迁安县的建昌营和三屯营一带，戚将军对“植桑治沙”和“桑皮造纸”很为重视，特从山东盛产桑皮纸的东昌府调来一个县令并若干造纸工匠传授技术，遂使这个地区的纸业迅速发展。当时河北的满城、徐水等地也植桑造纸。
  冀东长城内的迁安、卢龙、昌黎等县自明朝中期建立原料基地后，桑皮纸产地日益扩大，而以迁安为最盛，成为冀东纸业中心。横贯境内的滦河、三里河流域，是纸业最集中地区。当地纸民为缅怀和纪念蔡伦发明造纸的功绩，在城南三里庄建一座祖师庙，有蔡伦塑像，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全县造纸工人在此举办盛大集会，隆重纪念造纸祖师蔡伦。据康熙《永平府志》载：“三里河在县东三里，……沿河一带至徐家崖、杨家崖、卢家堡四十余村，皆设纸坊，就河水沤洗桑皮，用以造纸，通货两京，商贾萃聚，大获其利，倍于田亩。”由此可见当地的纸业兴盛情况。近世迁安的机器造纸业虽有创立，但传统手工纸的生产，仍占重要地位，所产的品种很多，经过改进工艺技术，生产的迁安书画纸，受到书画家欢迎，有“南宣北迁”之誉，（即南方的泾县宣纸，北方的迁安书画纸）。
  迁安桑皮纸，往昔曾被人称为“高丽纸”，这是由于在元朝时期，高丽国（朝鲜）向中国朝廷进贡和销售高丽纸（桑皮纸），纸质优良，深受国人喜爱。迨迁安纸得到发展以后，纸品可与朝鲜所产匹敌，而国人由于习惯，故相沿以“高丽纸”称之。据《古书用纸》称：“高丽纸（迁安纸）类似朝鲜印书用纸，其名称可能来源于此。高丽纸产自河北迁安，色白质厚、有绵性、很坚韧，有明显的竖纹……”。迁安有些纸品，亦通称“毛头纸”，与山东桑皮纸同一含义，是因其纸“不修边幅”如红辛纸、呈文纸等仍保持其自然“毛边”而得名。
  迁安纸的主，要用途，除用于印书、写字、呈文状纸外，用于包装和糊窗的颇多，因其强韧耐破，用以包装货物代替南方的竹纸，草纸；特别是北方天气较冷，华北及东北广大居民，用迁安纸裱糊窗户，以避寒保暖，甚为普遍，在以往窗用玻璃还未普及以前，一直至建国以前用迁安纸裱糊窗户，已成为北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的物品；此外用于迷信冥器也很多，冀东地区，民间办丧事，都用迁安纸扎纸幡、纸车、纸马、纸棺材、纸钱等冥器。
  四、楮皮纸和桑皮纸的生产技术
  （一）楮皮纸的生产工艺
  楮皮纸应世的历史虽很悠久，但其生产工艺技术，在古文献中，记载甚少，直到一千多年后的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23—1591年），王宗沐编撰的《江西省大志·楮书》中，较为详细记载了江西广信府官纸局供内府御用特制楮皮纸的生产技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书虽为地方志，但记述我国在明朝时期生产优质楮皮纸的工艺技术，甚有参考价值，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特摘录其主要内容如后。
  1.产地及原料来源
  “广信府纸槽前不可考，自洪武年间，创于玉山一县，至嘉靖以来，始有永丰、上饶、铅山三县，各立起纸槽房……皆水之宜槽，制作有方。……楮（纸）之所用为构皮、为竹丝、为帘、为百结皮。其构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福建，帘产于徽州、浙江。自昔皆属吉安、徽州二府商贩装运本府地方货卖。其百结皮、玉山土产”。从这里可以知道兴盛一时的广信府皮纸，主要原料并非当地所产，大都来自外省，这也反映了在明代中期以后造纸业的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并由此得知当时所产的楮皮纸有些品种已掺配了竹料及百结皮。
  2.制浆工艺
  “槽户雇请工人，将（楮皮）浸放至清流激水，须（沤腌）数昼夜”，足踏去壳（脱胶后用足搓踏，使黑色表皮脱落），捞起打把（成捆），甑火蒸烂（初次水煮，除去皮料中的热水抽出物），剥去其骨（拣去残余的茎杆），撕碎成丝（皮料已软化，可撕开成丝状），用刀剉断，搅以石灰存性（浸泡石灰乳液），（堆腌）月余，仍入甑煮（二次煮料），（取出）盛于布袋，放入急水（冲洗），浸数昼夜，踏去灰水，见清（为止），摊放洲上，日晒雨淋（天然漂白），无论月日（不计时间）以白为度。（将皮料润湿置于臼中）木杵舂细（捣料），成片捣开（打成薄片状，捏成料团），复以桐子壳灰及紫灰（土碱液）和匀，滚水淋泡，阴干半月，涧水洒透，仍用甑煮（三次蒸料），水漂、暴晒不计遍数（再次天然漂白），多手择去小疵（拣去杂质），绝无瑕玷，刀砍如炙（切断长纤维束），揉碎为末（纸浆），包袱包裹，又（在）激流中洗去浊水，然后安放青石板合槽内，块（引）流水入槽，任其自来自去（最后源源引水浸洗），药品溶化（洗净后纸料加入“纸药”搅拌均匀），纸浆澄清如水。皮料经过三次蒸料，两次天然漂白，两次置入布袋内在激流冲洗，两次沤腌发酵等手续，故所得的纤维纸料其纯度之高，颜色之洁白，可想而知。
  3.抄纸、焙纸工艺
  依纸式高阔（长宽尺寸），购置绝细竹帘，以黄丝线织成帘床，四面用框压紧。抄纸时大张六人，小张二人，扛帘入槽，水中搅转，滚动捞起，帘上盛纸一张，揭下叠榨去水。逐张揭起，砖造火墙焙纸，两面粉刷，先匀内中（先从纸页中部而后向外刷），阴阳火烧（焙墙内烧火不宜过大或过小），熏干收下，方能成纸。这里所说抄纸，焙纸操作，基本上与其他各地一致，只是所抄的纸页，随着尺寸的大小，而采用多人共同撑持纸帘，操作必须协调一致，这就要求抄纸工技术熟练精湛，方能抄得良好大幅纸。
  《江西省大志·楮书》对楮皮纸的生产过程，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述，特别是对皮料的精制，不厌其详，可见明代对于制造高级皮纸的技术已很成熟。纸质白碧无瑕，莹洁如玉，为上贡朝廷的佳品。这样繁杂的操作程序，确实难度很大，所以《江西省大志·楮书》最后说：“工难细述，虽隆冬炎夏，手中不离水火，谚云：片纸不容易，措乎七十二。”说出了生产这种纸的工人们很是辛苦，不论寒暑，始终与水火打交道，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才能完成造纸作业。这样的精细的制浆工艺技术，在唐、宋时期是没有达到的。
  从造纸工艺学的观点来看，广信府的这套生产皮纸工艺繁杂.生产周期长，纸浆经过多次反复蒸料、冲洗、漂白等作业，皮料纤维的纯度必然很高，生产成本之高，可想而知，只有官纸局，为朝廷生产的产品，不惜工本，才能采用这套工艺，而当时民间生产的皮纸难以全盘采用。可贵的是在这项文献中明确地提供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如“日光漂白法”和“多段沤腌、蒸煮洗漂法”等新的制浆技术，而为后世取其法而推广于其他纸浆的生产，特别是用于高级漂白竹纸，如连史纸、海月纸等。再如宣纸所用的檀皮和稻草浆的生产，均采用“多级蒸料、漂洗”和“日光漂白”等工艺。
  楮皮的冷水、热水以及1％烧碱（NaOH）的抽出物都很高，而木素含量很低，所以比竹料及其他茎杆纤维原料易于处理。从近世生产实践中证明，楮皮制浆没有必要进行如此繁杂的操作程序，广信府官纸局的这套制浆方法，与同一个朝代的著作《天工开物》和《徽州府志·物产志》等书所记载有关楮皮纸的制造方法相比，广信府的制浆方法过于繁琐。特将《徽州府志》中记述在元代时徽州所产的优质贡品楮皮纸的制造技术抄录如下：
  “……造纸之一法，荒黑楮皮率十分割粗得六分，净溪沤灰腌暴之，沃之（沤腌发酵），以白为度。瀹（煮）灰大镬（锅）中，煮至糜烂，复入浅水沤一日，拣去乌丁、黄根（拣去杂质），又从而腌之，捣极细熟，盛以布囊，又于深溪用辘轳推盪，洁净入槽。乃取羊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按，名曰滑水（即纸药），倾入槽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张。榨经宿，乾于焙壁，张张推刷，然后截沓解官（上贡），其为之不易益如此”。从这里可以看出元代时徽州纸已负盛名，作为朝廷贡品，但其生产工艺简单很多，只经一次石灰沤腌发酵和煮料、冲洗、捣碎等作业，即可制得优良皮纸。《天工开物》中所述皮纸制法，也只进行一次煮料。笔者曾考察近世浙、川、黔、桂等省盛产楮皮纸产区，其制浆方法基本上与《徽州府志》大同小异。
  我国古代制浆采用“日光漂白”技术，始见于明代有关文献，故可认为此法创始于明代，首先施于高级皮纸，其次是竹浆。借日光和雷雨中生成的臭氧的氧化作用，以提高纸浆的白度，虽然作用缓慢，但在古代无疑是一项先进实用的技术，此法一直沿用到近世，如福建连城等地所产漂白竹料连史纸，安徽泾县漂白檀皮和稻草浆生产的宣纸，都用日光漂白法，白度较高。
  （二）桑皮纸的生产工艺
  桑皮纸的生产工艺技术，在古文献中专门记载更少。但在今世一些文献在论述迁安桑皮纸的史料中，对于当地桑皮纸的制造传统工艺，有较为精细的记载，其原理和作业要点，虽与一般楮皮纸制造基本相同，但也有独特之处。略示其工艺如下，可视为我国传统手工制造桑皮纸技术的代表。
  1.半料浆工艺
  砍伐桑条（秋末冬初）→剥皮（水煮桑条脱胶，皮骨脱离）→去皱子（用木槌或石碾砸轧皮条，脱去表皮）→泡皮（泡入河水中两日使软，除去水溶性杂质及残余表皮）→沤皮（置于沤皮瓮内，逐层撒上生石灰，加水沤腌一、二日）→蒸皮（置于蒸釜内，用草帽盖严，大火蒸煮，出锅后用石碾或脚踏，使残余表皮脱净）→化皮（将皮料逐层码在缓缓流动的料池中，成鱼鳞状，浸漂二日，溶去杂质，皮料由黄变成白色）→晒瓤子（将皮料拧干，摊晒于草地上，晒干后称为“瓤子”即半料浆）。
  2.成浆工艺
  砸碓（将干瓤子泡水使软，拧去水分，用石碾轧或脚踏，使纤维束松散，然后漂洗，卷成如椽子粗的皮料卷，压干，便成料饼，撕碎成小块，用木碓砸成约1.5寸宽的皮条）→切皮（将皮条叠码在切皮床上，切碎成肉块状）→揣捣（将皮块置于石槽，加水和匀，二人各握一个揣捣锤子，往复揣捣，纤维全部分散如絮状）→打磵（磵即抄纸槽，将捣碎皮料倾入磵中水里，并加入“纸药”。磵两边各站一人，手持如手指粗的木杆，在磵中使劲搅拌，通称“打磵”，使纤维充分离解均匀，悬浮于水中）。
  3.抄纸工艺
  小纸一人单独操作，一日可抄一千张左右，抄大纸则需二人共同掌帘操作。
  4.烘纸工艺
  干燥方法有二，一是采用普通的烘纸火墙焙干，如书画纸、油衫纸、红辛纸等较高级品种用此法；二是比较低级的品种，将湿纸页刷于平滑的墙上，借日光晒干。
  五、锦城重振薛涛笺
  “薛涛笺”亦称“浣花笺”，自唐至明代中叶以后，已冷落了数百年，在锦江之畔，仅存一口“薛涛井”的遗迹。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10—1515年），蜀王入驻成都后，决意恢复浣花笺，访得造纸家陆子良，命他负责重兴此业，遂传为美谈。《益州谈资》、《蜀故》、《南中记闻》、《陇蜀余闻》等古籍均有记载，但过于夸张。只有明代人孔尔《云燕馆记谈》说得比较中肯：“浣花溪自唐薛涛后能以溪水造纸者极少，自明夏珍守蜀时，有郡人陆子良能之，巧过于涛。珍于溪上建捣锦亭，置笺户十余家，令子良司其事：笺有桃花、凤彩、云祥、锦幅等名。夏亡，子良亦死，今不复有矣。”
  陆子良重制浣花笺堪称壮举，然后继无人，虽有人仿制，但不得其法，品质欠佳。明代文人王世贞收集古人名纸甚多，中有唐、明两代的浣花笺纸，认为明代所制不及唐代。《梵天卢丛集》载称：“明王弇州（世贞）有纸癖，搜罗古来纸样不下数百种，中有唐薛涛，质为淡红色，移就日光影之则现绿色，内有花纹，惟不甚清楚耳。王氏甚宝藏之，后为乌程相国所得。惟唐纸小，明纸大，唐纸色丽，明纸色晦，后人当以此辨真伪。”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薛涛笺的奇异之处，说明两者质量仍有一些差距。陆子良仿制的浣花笺之处，仍在锦城浣花溪上，及后蜀藩又行仿制，则改在玉女津，即今之望江楼薛涛井处。浣花笺自唐以至明、清各代，成都坊间皆有仿制品出售，但总不及唐纸精美，且价亦贵。
  薛涛笺以木芙蓉皮为原料。古代木芙蓉在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各地均有生长，台湾造纸专家陈大川在《中国古代造纸盛衰史》一书中称：“芙蓉在台湾生长甚速，春初插枝，经夏即发长条，长过六尺，径逾半寸，秋花后即可伐枝取皮供用，笔者试种多枝，试制皮纸亦佳，认为是可推广的原料”。书中对《天工开物》谓薛涛笺以芙蓉花汁美其色，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芙蓉花舂碎后，变成粘液，用于抄纸时令纤维悬浮则可（当作纸药用），染纸则未见显色。《天工开物》作者未经实验，谓薛涛笺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乃属想当然耳之辞”（见该书241页）。看来，他是经过试验所得的结论。有些文献说是桃花片纷落（浸泡）于水中，水略带红色，用以造纸而染色，故有“浣花笺纸桃花色”的诗句。又色汝辑《南中记闻》云：“.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群人携纸向水面拂过，辄作娇红色，鲜灼可爱……”；张树《边州闻见录》亦云：“明藩府以三月三日汲薛涛井水，造笺二十四幅……颜色鲜艳……”。以上诸种说法，所谓“桃花染色”、“三月三日”直接以薛涛井水染色，都是缺少科学依据的附会之说。
  第四节 明代官纸局的盛衰
  元、明朝廷，为了本身的需要，都设有官纸厂，前已述及，本节就明朝内府所设的官纸局（厂）历时约200年的盛衰过程，略述如下。
  明朝内府所设的官纸局，隶属户部宝钞提举司，是主管造纸和印制宝钞（纸币）的机构。明朝最初设立官纸局的目的除了生产宝钞纸外，还制造各种名贵官笺。明太祖朱元璋登基才七年（洪武7年），即下诏“设立宝钞提举司，印制宝钞，以桑穰为料。”当时官纸局设在金陵，招江南高明造纸工匠，从事生产。明成祖于永乐14年（公元1416年），迁都北京，自是以后，大事经营北京各项手工业，设立了门类繁多的官办手工业作坊，其中包括造纸作坊，并从南方派送精于造纸技术的“轮班匠”或“坐班匠”为官纸局生产纸张。15世纪末，因通货膨胀，纸币几乎消声匿迹。明政府屡次严立法令，命通行纸币，终归失败。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钞一贯只抵银三厘，……纸钞从此逐渐消沉了。由于宝钞发行量日少，最后终止发行。加工纸的生产，变成官纸局的主要任务。
  官纸局所产的加工纸，种类繁多，早在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朱瞻基在位时，重视造纸，除对各省的贡纸，经常亲自抽查外，官纸局在他监督和支持下，从各地征调来的能工巧匠，精心生产，做出了不少成绩。制成的各种名贵宫笺，统称为“宣德宫笺”与明代“宣德炉”、“宣德瓷”齐名于世。宣德以后各帝都继续生产，，有些仍称“宣德笺”，多供内府御用，所生产宫笺中最名贵的有下列几种：
  一、各种名贵笺
  1.宣德细密洒金笺
  这种宫笺，专供用泥金描绘成各种图案，画册。在宣德年间，各种宫笺都用优质桑皮原纸加工，品种中很多质量好的产品。如用五色皮纸以泥金描绘成各种图案的细密洒金笺、五色粉笺、印泥五色花笺、五色大帘纸等。苏州纸坊亦有人仿制宫笺，称为吴中无纹洒金笺。据明人文震享《长物志》卷七中论述各地所产名纸时说：“国朝连七、观音奏本、榜纸俱不佳，惟大内用细密洒金五色粉笺，坚厚如板，面砑光如玉，有印金花五色笺，有青纸如缎素，俱可宝。近吴中洒金笺纸、松江淡笺，俱不耐久，泾县连四最佳”。这里所说的青纸，在唐宋时是一种青藤纸，据传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用此纸书写奉献天神的奏章祝文，已形成一种文体，故称“青词”。明代道教盛行，嘉靖帝朱厚熜更是迷信斋醮，经常设坛祈祷，诸权臣为迎合这个昏庸皇帝的爱好，争以青纸写青词祝文。严嵩善于写青词，当上了宰相，故朝野有“青词宰相”之称。明宫官纸局所制的青纸，其原料仍用桑皮或藤皮加工制作。
  2.宣德磁青笺
  此种宫笺是桑皮纸用靛兰染料加工，染成深青色，经过砑光制成。宣德5年（公元1430年），此种宫笺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磁青笺的颜色，恰与明代有名的瓷窑烧成的青花瓷器相似，故名为磁青纸笺。宣宗帝评为“古色古香，光如缎玉，坚韧可宝”。据说其中尤以陈青为第一，可用金银泥写佛经，非常名贵，后来民间也纷起仿造，大多用作书籍及书画册封面，美观清雅。
  3.宣德羊脑笺
  此种宫笺是在磁青笺纸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制成，具有苦味防蛀功能，表面呈黑色缎纹，条理清晰，更为十分名贵。直至清代仍在盛行。据乾隆时人沈初（公元1735年生）的《西青笔记》载，关于羊脑笺的制法，“……羊脑笺以宣德磁青（纸）为之，以羊脑和顶烟（松烟）窑藏久之，取以涂纸，砑光及砑成缎纹而成笺。黑如漆，明如镜，始自明宣德年间，以泥金写经，历久不坏，虫不能蛀，今内城惟一家犹传其法”。从这段记载，可知羊脑笺的由来及其加工所用的涂料和方法，并说明从宣德5年至清乾隆年间长达300余年之久，在北京陆续生产，为宫廷所用，极为名贵之品。
  4.宣德素馨纸
  宣德时期所创制的宫笺，除各种富丽豪华的花笺外，亦有洁白质朴的桑皮纸，经过加工砑光称为白笺或镜面笺。又有一种在抄纸时用特制的粗帘抄造，纸面现出帘纹，称罗纹笺。这些素白笺的质地都很精美，曾被宣德帝题评：“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洁白”。其中仿古法制造的气色淡雅朴质的古笺，染成松花月白等淡色，砑成凹凸花纹图案，宣宗命名为“素馨笺”，亦极名贵。方以智在《通雅》中说：“宣德五年造素馨纸，印有桑皮者砑光，有矾光者可书”。
  5.金龙纹笺明永乐后期，宫中官纸局制造了一种专供皇帝诏书或重要文书用的纸称为金龙纹笺，亦属佳品。
  从以上所列的几种宫笺，可知明代加工纸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主要原因：一是皇室的重视和支持；二是总结吸收以前各朝代的技术经验，加以革新提高；三是宫廷办的纸厂，财力、人力、物力等都很雄厚，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故能作出良好成绩。凡此条件，民间纸厂难以比拟。彩图5为明天启六年萝轩变古笺。彩图6为明代飞仙笺。
  二、官纸局制造草纸
  盛极一时的明朝宝钞司官纸厂，自宣宗死后，继位诸帝不重视造纸，尤其到15世纪末，宝钞政策失败，停止生产纸钞，官纸厂专产宫中所用的低级草纸，到了万历年间，官纸厂停办。
  明朝宫中所使用的草纸（卫生纸），分为两种，一种是高级草纸，称：“香事草纸”这是由另一个机构：“御用监”（监纸房）生产，供皇帝及诸王、后、妃，使用。另一种是低级草纸，仅供宫内一般执役人所用，由宝钞司纸厂生产。据《明会典》载：“凡宝钞司年例，抄造供（宫内）用草纸72万张；御用监成造香事草纸一万五千张，共七十三万五千张，合用石灰、铁器、木植药料，工部派办”。这里所说的“香事草纸”，因专供皇、王及后妃们使用，故必须经过精细制作加工，纸质柔软，并加入某些香料，所以称为“香事草纸”。
  宝钞司的机构庞大，仅管理签书和监工的官员各有十余人之多。《酌中志》对宝钞司纸厂的规模有所记载：“宝钞司衙门，左临河，后便河，有泡稻草池，每年池中滤出石灰渣，200余年堆积，竟如一卧象之山，名曰象山，有作坊七十二间，各出一烟突朝天，名曰七十二山神。宝钞司抄纸数量很大”估计当年这家官纸厂生产的
  品种就不仅是印制宝钞用纸，而且加工，制作宫笺，甚至大内所用的文犊纸，也可能生产一部分，不然其生产规模和管理人员不致如此庞大。万历末年宝钞司纸厂停办后，宫内人员所用的草纸，则外购杭州草纸。至于生产供皇上及后妃用“香事草纸”的监纸房，尚未停办，迨明熹宗朱由检即位（1628年）后不久，鉴于监纸房名存实亡，并不生产御用草纸，而是以绫代草进供，过于浪费，遂下令停办，一律改用杭州草纸。
  以上史实，说明了明朝廷所办两个造纸厂（坊）的命运，随着明朝的衰败而消亡，杭州富阳的草纸便大量涌入宫廷，为帝、后等人所用，富阳草纸名气从此大盛。
  第五节 宫笺秘法外传松江谈笺兴起
  明朝宝钞司，因是皇家经营的造纸工场，各项条件都很优越，遂创造了许多名贵宫笺，当时对于加工技术，严加保密不许外传。但实际上决不可长期封锁于深宫。据明人沈德符（公元1575—1642年）的《飞凫语略》中说：“宣德纸，近年始从内府复出，亦非书画所书，正如宣和龙凤笺、金粟藏经笺，仅可装饰榹耳”。由于宣德宫笺传至民间，加工不易，价格高昂，销量不多。如同宋朝的龙凤笺，都是不可多得的稀有名纸，民间一般富贵之家，只能用以装裱书画卷轴，不能用于书画。
  宣德宫笺秘法最早传于民间者，是在英宗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宣宗在位时，监制宫笺主管官员是江苏松江人谈彝，宣宗死后，宫笺生产不受重视，日趋衰落，谈彝遂弃官退居松江故里，自设纸坊，仿造宣德宫笺，初时小量生产，馈送亲友和自用。迨消息传开，各地纷来争求，遂增加产量，广为销售，自是“松江谈笺”之名大著。谈彝未死时，以其技传之子孙。到其后代谈仲和时，松江谈笺更为畅销，供不应求。于是苏州、昆山、上海等地纸店群起仿造，盛极一时，压倒原来的苏州笺纸。在松江谈笺流传以前，苏州曾仿制洒金五色粉笺，即金五色花笺等各种宫笺，称为吴中无纹洒金笺。明人屠隆（1542—1605年）《考槃余事》载：“近日吴中无纹洒金笺为佳，松江谈笺不用粉造，花色品种繁多，其优点是薄纸裱糊后再加工，而仿造产品用单层厚纸加工，重施粉胶，偷工减料的粗品增多，色彩既俗，也不耐久，与普通粉笺无大差异，对比之下，更显得松江谈笺名贵”。高濂的《遵生八笺》也说：“松江谈笺不用粉造，以荆川连纸褙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宗纸。”又《沪城备考》载：“谈笺有数种，玉版、玉兰、镜面宫笺为最，而谈彝侍郎得梼染秘法于内府，其孙（谈）梧又授其法于仲和，昔人谓其品（纸质）在蜜香、冰翼（宋名纸）之上，今邑中（上海）所市（售）谈笺，虽自郡（松江）来，皆以池（池州）纸刷五色粉膏为之，久之必尽脱落，非佳品也”。又《娄县志》载：“谈仲和笺梼染有秘法，今邑中多业此艺，西门外列肆而售，有玉版、银光、罗纹、朱砂、玉青等笺，大而联榜，小而尺犊，色样不一，或屑金花描成山水、人物、鸟兽之形，或染花草，俱极精美”。
  以上所说，都是松江谈笺应世后，在江南尤其是苏州、昆山（古称娄县）、上海（古属松江郡）等地，所出现各种仿宫笺的加工纸，但其品质互有优劣。
  第六节 加工纸制造技术
  元明时加工纸很发达，除前面介绍的宣德宫笺、松江谈笺外，民间还有许多品种应市。至于加工纸生产技术，大多各自保密，论述加工纸技术的文献不多，即使有之，也失之简略。在明代虽有许多有关造纸著作，但只有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余事》和冯梦祯（公元1548—1605年）《快雪堂漫录》等著作中列出元明时期的几种加工纸技术，虽不周祥，但亦为研究我国古代加工纸技术的珍贵史料。
  一、染葵花笺法
  “……五、六月戎葵叶和露摘下，捣烂取汁，用孩儿白（即孩儿白鹿纸）坚厚者截断，葵叶内稍投云母细粉，明矾少些和匀，盛大盆中，用纸拖染挂干。或用以砑花，或就素用，其色绿可人……”。此处所称戎葵即蜀葵，属锦葵科宿根草本植物。所说以葵叶捣烂取汁，加入少许云母粉及胶矾，搅拌均匀，即将桑皮纸或楮皮纸放入液中拖染晾干后，根据需要而再经砑花，此纸呈青绿色，绿色中纸面闪现出银白色很明亮的云母粉，有如蓝天上的繁星。
  二、仿制宋笺法
  “黄柏一斤，捶碎，用水四升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用橡斗子一斤，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色）。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为原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复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颜色）深浅加减（药料），逐渐晾干，可用。……”。宋代黄色藏经笺，非常名贵，书画家不惜高价访购，因此元明时仿制宋笺者甚多。所用主要染料为黄柏（即黄蘖），古代制作黄色加工纸多用为黄染料，内含有小柏碱成分，可以防虫，是芸香科黄柏属木本植物。橡树即栎树壳斗科落叶乔木植物，橡子用作褐色染料。胭脂是动物性的红色染料。这三种染料制备后，分别拖染于原纸上，视其颜色深浅浓淡，可适当调配染料的浓度和拖染次数，晾干后再磨蜡砑光，即成白中带黄的宋代有名的金粟笺藏经笺的仿制品。
  《遵生八笺》中还说：明代有人曾伪造宋版书的事，手段神秘莫测。在用纸方面，专门定制一种黄色厚质竹纸，或用川中茧纸（皮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孩儿白鹿纸。这些纸先卷在圆筒木上，用槌轻轻叩打，以使纸质滑韧，术语叫做“刮”。刻印墨色也尽仿宋版形式、装钉成书后，两头书角处用砂石加工磨出一角，或故意作成残缺痕迹，残缺处燎去纸毛，用草烟熏黄伪装成伤残遗迹，或在米箱中令虫蛀出蛀孔。经过这样挖尽心机，伪造宋版书，蒙骗世人，以假乱真，谋取厚利。
  三、制金银印花笺法
  明代的金银印花笺，其制作方法与唐代的金花笺基本一致。具体制法已详列于第五章第一节。主要是采用云母、苍术、姜黄、灯草等作涂染剂，以白芨调合作粘胶剂，用五色套版印染法，将上项染料印染于纸面。用染料品种多，作工亦很精细，甚为珍贵。其所用苍术系菊科植物，根茎经粉碎后呈灰色粉末，故与云母粉调和均匀后呈银灰色。姜黄是姜科植物，含有姜黄素（C21H20O6）呈鲜黄色，故与云母粉调和呈金黄色。白芨是兰科植物，其根部含有胶质颇高，约55％，还有淀粉及挥发性油，是很好的胶料，我国古代涂加工纸多用作胶料剂。元人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谓：“……古法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和如糊，以定（粘）接缝，不脱兑解，有如胶漆之坚”。葛洪在《抱朴子·仙药》篇中，有“作糊之白芨”之句。制造五色印花笺，印板刻有各种花纹图案，分别用不同调料，刷于板上，然后将原纸覆盖于其上，逐一轻轻地套印，印成类似泥金、泥银，具有金属光泽，五彩斑烂的纸笺。
  四、制松花笺法
  “槐花半斤，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云母粉一两，矾五钱，研细，先入盆内，将黄汁煎起，用绢（过）滤，方入盆中搅匀，拖纸以淡（色）为佳。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足备”。此种加工纸是以槐花为染料。槐花为豆科灌木植物，槐花蕾中有黄色色素，用作黄色媒染剂与云母粉调匀，并加入少许明矾，将其拖染于纸面，晾干后即呈现如松花一样鲜艳美丽的颜色。
  五、捶打“熟纸”加工法
  早在唐代时，已有“熟纸”与“生纸”之分，所谓“熟纸”，即将抄成的原纸进行捶打加工，使纸质柔韧绵软，未经捶打的称为“生纸”。元明时期，仍盛行捶打“熟纸”加工法。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材料，基本上与唐代相同。详见第五章第一节。此项加工技术是在成纸以后，用黄葵汁润湿整叠本色纸，经润湿后既粘又滑，纸垛经千捶百打，能使纤维间粘结紧密，纸幅之间又保持滑润而便于揭开，光滑度大大提高，表面如蜡，用以挥毫，易于落墨，渗透适中。
  六、书画纸加工法
  古代书画纸有的加胶、矾制成“熟纸”，系用明胶（牛骨胶）煮过，纸质坚硬，不利于绘画泼墨，确有“殊无生气”的缺点。不加胶矾煮，称为“生纸”，吸水性较快，亦不利于着色。后来创造出一种“轻施胶”技术，用皂角（皂荚）代替明胶，此物与明矾混合作施胶剂，适当控制其分量，可得“轻施胶”的效果。经过贮存二、三个月待用，纸质“生”、“熟”适中，介于两者之间，则吸水渗透快慢恰到好处，作画和着色均随其自然。《遵生八笺》中对此加工纸原题为“染纸作画，不用胶矾”，其实还是用胶矾，不过，不采用动物胶，而是用植物胶，轻刷一次就成。
  七、其他加工纸制法
  元明时期加工纸品种繁多，加工技术各有特色。古代对纸张染色，素以青色、黄色为尊贵，皇帝用以写诏书，他人不能僭用。后来这种限制逐渐解除，但“黄麻诏书”的传统仍保留下来。元代很重视黄纸，到了明代改用宫中自制的金龙纹笺写诏书。民间用纸的风尚，也有所改变，从明代开始形成了以红纸表示喜庆吉利的观念，以致“红纸独尊，一红到底”，直到今日，仍深入人心。因此红、黄、青、绿的染纸业，成为明代以来普遍的染纸加工业。随着社会上宗教迷信风气盛行，用染色彩纸做神模、纸马、纸帛、纸车、纸轿等用各种染色纸剪贴糊扎，用于丧葬殡仪，消费大量彩纸，但也促进了染纸业的发展。单色的染色纸，一般加工方法比较简单易行，选用较好的原纸和染料，间或加些增色剂以及少许胶矾，配成染色液，涂染于纸上，晾干即可。
  民间用于书信、题记诗司，通行一种印有花格的白底笺，也是大众化产品。最初出自徽州，后来流行各地。《遵生八笺》载：“时尚花边格子白底笺，用作柬，写诗甚便，余家藏有数十种。但白底纸以橡子水并槐黄水微煎，印者雅甚，以青以红俱不佳”。元时有几种较著名的加工纸，据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载：“元有彩色粉笺、蜡笺、黄笺、花笺、罗纹笺，皆出绍兴……。”又明人郎英《七修类编》记录有罗纹纸、大红销金纸，都是明代通用的加工纸，用作公卿士大夫的刺纸（名片纸），即罗纹笺纸。其制法是在编织纸帘时下功夫，将丝线或马尾线间隔，竹丝粗细搭配，使纸页现出各种帘纹。中国古代对抄纸帘很讲究，最早在徽州出现了有图纹的纸帘，设计各种图案，如罗纹、龟纹等。早期泾县的宣纸，曾有此种简单印记，有以此命名者，实际上是中国创制的水印纸技术，但不及后来西方“水印”美观清晰。
  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无锡生产一种加工纸叫做
  “朱砂笺，”用以书写喜联甚为雅致。据《无锡县志》载：“朱砂笺，隆庆间俞氏所创，无第二家，其法纯用朱砂积染而成，胶法既善，用书春联……历数十年，鲜殷不改，近秣陵（南京）亦效其法为之，不如也”。朱砂亦称辰砂、丹砂，其成分为硫化汞，呈大红色，不溶于水，故用某些胶料调和其粉末，涂于纸上，干后呈大红色，虽历久不为日光照射而变色。元明时作为富贵人家官员府第装饰用的壁纸，也是一种有名的加工纸。由于印染和彩色套版技术的进步，壁纸亦得到发展，在明代中期，中国壁纸已远销欧洲。据美国享特博士（DHunfer）的著作中记载：“1550年西班牙及荷兰商人由中国带回一.
  种很华丽的糊墙纸，直接输入欧洲，过去糊墙纸是由伊斯兰国家间接运来的。”欧洲自己制造的加工色纸，当时只有大理石纹纸一种，到1638—1640年德国人仿造中国的金银色花鸟图案的壁纸，1688年法国人继之仿制中国壁纸，18世纪初英国人才大量生产，中国壁纸生产早于欧洲二三百年。
  明代有不少著作中有壁纸的记载，如明人屠隆的《考槃余事》、冯梦祯的《快雪堂漫录》、高濂的《遵生八笺》，都有介绍制造金银印花笺法，用云母粉和苍术或姜黄汁调匀，将纸涂染成具有金属光泽的金黄色或银灰色，然后用印花板压花于纸上，使纸面上凸出各种图案花纹，富丽雅致，为房屋内装饰佳品。
  第七节天下名纸贡宫廷
  元明时期，随着社会文教事业的振兴，官府和民间刻印的图书浩繁，办公用的各项文牍簿册很多，消费纸张与日俱增，例如元朝在徽州刊印多种大部头史书，纸张供不应求，到处派贡搜罗，以致贡纸成灾。明朝厉行赋役制度，严格清查和控制全国人口，每户人口和土地以及产业情况，都载入“黄册”的户籍中，一式两份。这种户籍专册，称为“赋役黄册”后来发现所记土地数量以多报少，企
  图减少赋役或粮税的情况，于，洪武二十四年，又派大批官员到各州府督促重新丈量土地，并逐一绘制图册，每里（一百户）汇订成册，叫做“鱼鳞册。”所用的纸张，概由各地“和买”（强买）或者“派贡”优质皮纸。这样全国的“黄册”和“鱼鳞册”，户部堆满了数十间官库，每隔十年重造一次，仅此一项用纸之多，可以想见。元明两个王朝，虽都设有官纸厂，但其产品主要是宝钞纸及宫笺，至于其他如印制图书、办公文牍、簿册、票据等用纸，都以命令方式向各地派贡或强征派购，称“官派纸，”由地方官府执行。贡纸制度，始自唐宋，元明照办。元代贡纸名目繁多，有赴壮纸、行台纸、廉访司纸，各岁供20万张；另外诸衙门的和贯纸、常课目纸和买经
  文纸等等，动辄以百万计。还有一种“缴脏纸”这是由朝廷规定凡判定退赃或罚款的案件，也改令买纸来低付上交，。明朝贡纸制度，更为繁重，洪武二十六年，为了印发茶、盐、粮的税单票据，下令各
  地贡纸150万张。至于其他各项用纸为数当更多，亦须派贡解决。例如朝廷礼部一个单位每年用纸达30余万张之多，据《明会典》载：明成祖永乐初年，礼部指定进贡安庆白榜纸（大桑皮纸）。安庆产的白榜纸当时很有名，系定制的贡品，尺寸特大（高四尺六寸，宽四尺），供科举殿试后中举士人名单出榜之用，仅此一项年需纸二万张，每百张仅付银一两。
  各地解京的贡纸，间有不符合规定贡品要求，主办官员要受处罚，明宣宗在位时，要求验收官员认真从事，不符合原规定品质要求者，既要追究负责提调官问罪，并要原进贡单位另行如数赔补。
  各地州府被派贡的纸任务很重，纸民不堪其苦，有的被迫停业或逃亡；还有的官员怕完不成任务，朝廷问罪，而设法摆脱免予进贡，例如前述温州蠲纸，因质量不佳，而谎称“地气改变”，奏请停产。
  江西铅山是明生产竹纸重地，也是向朝廷贡纸的重地，但由于诸种积弊，屡屡不能完成上贡任务，到了明末弊端尤多，加之政局动荡，广信府的造纸业，已甚衰落，难以完成沉重的贡纸任务；官办的厂局，也难以完成皇上所用的绫纱纸和榜纸的任务。而这种情况非广信府一地，其他各地被派的绫纱纸帐（供宫中用绫纱纸做的纸帐），也因兵灾人祸，连年饥荒，槽户多停产逃亡，纸无来源，福建尤甚。
  明代官府用纸，大抵如上所述。至于具体数字及纸价，据明代万历18年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事沈榜所著《宛署杂记》（公元1593年刊本卷15）载：“……遇重修《大明会典》用夹纸二千五百纸，价三十七两五钱；大呈文纸四千张，价十六两；连七纸一万一千六百张，价九两二钱八分；抬连纸二千张，价一两八钱……兰呈文纸五千张，价三十三两”。其中最贵的是兰呈文纸，每两合纸151.5张，最贱的是连七纸，每两合纸1750张。该书还记载当时朝廷礼部每开宴会时的情况，计用各种纸十余种，各列出数量及价格，其中以明代宫笺的磁青纸价格最高，每两银只合十张，高出其他纸百十倍，可见其名贵。此外该书还列出万历19年举行乡试所用各种纸达十余种，数量近七万张。
  从《宛署杂记》提供的史料，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代万历年间朝廷用纸的品种、数量及价格的一些情况。当时纸价与其他物品价格比较，相当昂贵，例如当时香（芝麻）油50斤价银一两，而大呈文纸5张就相当1斤香油，磁青纸10张，相当50斤香油，抬连纸100张，相当10斤白面。明末天下大乱，纸价高涨数倍，据叶梦珠的《阅世篇》记录崇祯末年时几种纸价：“竹纸，如荆川大连纸·古筐将乐纸，余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纸减至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纸价上涨7倍以上。
  第八节 中国第一部“工农全书”——《天工开物》关于造纸术的论述
  我国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以至明代，经历了若干朝代，宋、元、明以前各个朝代有关造纸术的著作并不多见，即使有之，也很简略，只是到了宋、元、明时期，先后有了许多篇较为详细甚有参考价值的造纸著作。宋代著作前已列出，元、明时主要的有：元代费著的《蜀笺谱》，明代有曹昭的《格古要论》，屠隆的《考槃余事》、王宗沐的《江西省大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文震亨的《长物志》、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高濂的《遵生八笺》、冯梦祯的《快雪堂漫录》等等。各书的内容都单独列出有关造纸的专门论述。
  在这些著作中最富技术价值的首推《天工开物》的《杀青篇》。
  明祯宗10年（公元1637年），奉新人宋兴星编撰《天工开物》，内容丰富，举凡有关工农业原料、技术及产品，无不祥为记载，并附图说明，成为我国三百多年前生产技术巨著，故被世人称为中国第一部“工农全书”。该书共有18卷，其中第13卷《杀青篇》是有关造纸的技术专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造竹纸、皮纸的工艺技术。该书在国外很受重视，17世纪时即开始传入日本及欧洲，18～19世纪时先后被译成日、英、法文，国外学者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造纸技术极为珍贵的文献。
  《天工开物·杀青》篇中分有：序言、纸料、造竹纸、造皮纸等四大段，并附木刻图画计有：斩竹漂塘、煮楻足火、荡料入帘、覆帘压纸、透火焙干等五幅生产示意图（图7-2～7-6）。在第4卷《粹精》篇中，又附有石碓和水碓两幅图。这些珍贵的图版，堪称世界性技术书刊的珍品。这里仅将《杀青》篇中有关竹纸、皮纸的生产技术摘录如下，并略加注释（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
  一、关于竹纸制造技术
  《杀青》篇在序言中说：“身为竹骨与木皮，杀其青而白乃见”，是说“杀青”的由来，意指不论用竹料、皮料制浆，首先入水沤腌，使其表皮和内皮所含的水溶性杂质尽为溶出，特别是表皮中呈青黑色的色素、果胶等分解、溶出后，方能制成白色纸料。
  《杀青》第三段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占其盛，当笋生之后看视山窝深浅，其竹将生枝叶为上（将生长枝叶的嫩竹），节界芒种，则登山砍伐，截五、七尺长，就于本山开塘一口，注水其中漂浸（沤腌发酵），恐塘水有涸时，则用竹枧（竹筒）不断引水注入，浸至百日之外，加以捶洗，洗去粗壳与青皮，是名‘杀青’。”
  “其中竹穰形同苎麻样（嫩竹经过长期沤腌、槌打、冲洗、竹料纤维束大部散开如麻皮，细者如丝，我国南方通称为竹麻或竹丝）。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入楻锅，下火煮，以八日八夜为率（经过石灰乳泡腌的竹麻，进行一次料煮）。”
  “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口）泥与石灰捏弦（起拱），高阔如广中煮盐牢盆样，中可载水十余石，上盖楻桶，其围丈五尺，其径四尺余，盖定受煮，八日已足。”
  “竭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之内洗净。其塘底面四锥皆用木板合缝接密，以防污泥，造粗纸煮不必如此。洗净，用柴灰（柴草灰液）浆，再入锅中（二次煮料），其上按平，铺稻草寸许，桶内水滚沸，即取出置别桶之中，仍以灰汁淋，倘水冷，烧滚再淋，如是十余日，自然臭烂（充分发酵透烂成浆）。取出，入臼受捣，山国皆有水碓，舂至形同泥面（纸浆），倾入槽内（备抄纸用）。”
  以上所说，是从砍伐竹料以至沤腌、煮料、洗漂、舂捣成浆的全部工艺过程，较为周祥。下面是抄纸和焙纸工艺。
  “凡抄纸槽上合（应为）方斗形，尺寸阔狭，槽视（比照）帘，帘视（比照）纸，竹麻（竹浆）已盛（入纸槽），槽内清水浸浮其面三寸许，入纸药水汁于其中，（纸药）形同桃竹叶，方语无定名。入否则水干自成洁白。（因他不明纸药作用，故作此猜测之词）凡抄纸帘，用刮磨绝细竹丝编成，展卷放开时，下有纵横架框（帘床），两手持帘入水荡起竹麻（竹浆）入帘内，厚薄由人手法，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竹料浮帘之倾，水从四际淋下槽内，然后覆帘落纸于板上，叠积千万张，数满，则以板压。俏绳入棍（压纸架带有孔的转辊），如榨油法，使水气净尽流干，然后以极细铜镊逐张揭焙干。”
  “凡焙纸，先以土砖砌成火巷（中空的夹墙）下以砖盖巷（夹墙中的火道），地面数块以往，即空一砖（每隔数块即空一砖开火口），火薪从（夹墙头部）头穴烧发，火气从每个砖隙（口）透巷外，（火墙）砖壁尽热，湿纸逐张焙干，揭起。近世阔幅者大四连（连四纸），一时文书贵重，……若火纸、糙纸，斩竹、煮麻，浆灰、水淋，皆同前法，惟脱帘之后，不用烘焙，压水去湿，日晒成干而已。”
  以上两段是专论抄纸和焙纸操作，从纸槽形式、纸帘、纸药、抄纸动作，压纸以至焙纸等都作了扼要的论述。特别是焙纸墙的结构，论述得较为详细，为古代造纸文献之所无。
  文中对于竹浆制造技术，只是论及了本色竹浆，没有提及竹浆用“日光漂白法”制造高级竹纸，事实上当时竹浆日光漂白法，已在一些地区施行。此种本色竹浆，虽未经漂白，但经过两级煮料，又用灰汁喷淋发酵，故质量堪称上乘，可制佳纸。
  《天工开物》所描述本色竹浆制法，可概括成如下工艺流程：砍竹（当年生嫩竹）→截断（并剖开）→沤腌（入料塘沤腌发酵）
  →冲洗（并捣碎去青皮粗壳）→半料竹麻。竹麻浆、石灰→第一次煮料→入料塘冲洗→浆、柴草灰碱液→第二次煮料→淋灰碱液腌烂成浆→洗料→舂捣成细浆→入纸槽→注入纸药拌匀→抄纸→压榨→焙干。
  这套工艺流程，概括了明代制造优质本色竹纸的技术经验。我国南方各地区竹纸业以及近世生产，基本上仍承袭此项工艺，不过在某些操作上有所改进，产品更臻优良。
  《天工开物》对粗劣竹纸类如火纸（黄烧纸）、糙纸（包装纸）的制法，只晒而不焙，已如上述。至于优质纸，则称“若铅山诸邑所造柬纸，则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射重价，最上者曰官柬，最富贵之家通刺用之，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色为吉柬，则先白矾水拖染红水汁云”。所说的官柬，是当时优等纸，相当于后世的玉版或贡川纸，虽没有施行天然漂白法，但选取细料、嫩竹削去外皮（竹青）及竹簧，只取内层竹肉制之，故纸色较为洁白又无粗筋，近代有些地方仍用此法。
  《天工开物》在论述竹纸制法之后，对于废纸的回收利用，亦加以倡导，文中称：“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南方竹贱之国，不以为然（不加利用），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即取再造，名回还魂纸。竹与皮（纸）、粗与细，皆用之地（均可利用）。”
  二、关于皮纸制造技术
  《天工开物·杀青》篇对于皮纸制造法的论述，较竹纸制法简略得多，可能是由于皮料的历史悠久，各地生产者众多，在主要制法上，已有成熟经验，大致相同，人皆尽知，故略而不详。皮纸制造工艺如下：
  “凡皮纸，楮皮六十斤，仍入绝嫩竹麻四十斤，用塘浸漂，用石灰浆涂，入釜煮糜（烂）。近法省啬者，皮竹十七而外，或宿田晚（稻）藁十三（十分之三），用药得方，仍成洁白。凡皮科，坚固纸，其纵纹（横）扯断如绵丝，故曰绵纸，衡断且费力，其最上一等，供大内（皇宫）糊窗格者，曰棂纱纸，此纸自广信郡造，长过七尺，阔过四尺，五色颜料，先滴色汁（入）槽内，与（纸浆）合成，不由后染（这是施行浆内染色法）。”
  “其次曰连四纸，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以）皮（为）名。而竹与稻草参加而成料（纸）者，曰揭贴呈文纸。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在江西则曰中夹纸。……又桑皮造者曰桑穰纸，极为敦厚，浙江所产，三吴收蚕者必用之（当时的蚕种纸）。凡糊雨伞与油纸者皆用小皮纸。”
  “造皮纸长阔者，其盛水槽（抄纸槽）甚宽，巨帘非一人手力所胜（任），两人对举抄成，若棂纱纸，则数人（合抄）方胜其任。”
  “凡皮纸供画幅用，先用矾水拖过，其毛茨不起，以逼帘（贴纸帘面）者为正面，盖料即成泥（成浆），浮其上者粗意犹存也（指纸幅
  的正面较细致平滑，其反面较粗糙）。”
  “永嘉蠲纸，亦桑穰造。四川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出主意），逐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天工开物》对皮纸制法简略，只提出几种皮纸的原料及用途。文中有些语句比较含糊，如“楮皮六十斤，绝嫩竹麻四十斤”“皮竹
  十七……或宿田晚藁十三”等语，似乎是指用皮、竹、草三种原，料，按不同配比制造一般低级皮纸而言，不是上等皮纸，凡上等皮纸都是纯粹皮料制造。但文中对不利用这配合的原料，没有说明究竟生产何种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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