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阳图书馆

一般造纸史专著，都把唐、宋的造纸称为极盛或全盛时期，这是有道理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宋代在造纸上所取得的成就，要远远地超过唐代，这主要表现在造纸技术的显著进步，纸种的不断创新及多种名纸的涌现等方面。
  一、造纸技术的显著进步，开创了机械水碓捣浆的新局面
  费著《蜀笺谱》记载：“府城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为二，皆有桥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涛。以纸为业者，家其旁。锦江水濯锦益鲜明，故谓之锦江。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也。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这里明确记载，用水碓捣料制浆，进行造纸。当然，水碓这种水利机械早已发明了。东汉桓潭《新论》中已提到“水碓”。《三国志·魏志·张既传》：“使治屋宅，作水碓。”《农政全书·水利》：“杜预（222—284年，编者注）作连机碓。”又引《晋书》云：“今人造作水轮，轮轴长可数尺，列贯横木，相交如滚枪之制。水激轮转，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水碓发明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用于舂米的。唐诗人岑参虽有“岸花藏水碓，溪水映风炉”的诗句，但并未指明用于捣纸料。薛涛有八十多首诗以及唐、宋、元诸代几十首咏薛涛笺诗，均未见“水碓捣纸”的情况。所以一些纸史专著提出，宋、元时期用水碓舂纸料，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是否已用水碓捣浆，有待进一步考证。水碓用于造纸，一是节省人力，二是保质保量，确实是造纸的一项创举。
  二、宋朝“匹纸”的出现，标志着造纸工具、操作技术的进步
  长幅巨纸所用纸帘、纸槽、烘干、技术管理四方面都要有大的进步。明人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中说：宋朝的匹纸“长三丈至五丈”表明要抄造这样长幅巨纸，就必须事先造出“三丈至五丈”长的巨帘，和比纸帘还要长的抄纸槽，还要有与此相适应的烘干设备。抄造小纸，一人操帘即可，但要操“三丈至五丈”长的巨帘，就需要许多人协同动作，而且要达到协同动作，又要有统一的生产指挥。所以，能够抄造出长长的匹纸，这是整个造纸工艺系统的巨大进步。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中对此有过详细叙述，详见名纸“匹纸”。
  三、宋朝有关造纸悬浮剂的深入研究，标志着改进纸张质量的新工艺的成熟
  宋代普遍使用植物粘液作造纸悬浮剂，这是一个重大发展。南宋周密（1232～1308年）《癸辛杂识》记载：“凡撩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撩，无则不可以揭（纸）。如无黄葵，由用杨桃藤、槿叶、野葡萄皆可，但取其不粘（纸）也。”后世文献记载更多。弘治《徽州府志·物产志》：“乃取杨桃藤捣细，别用水桶浸挼，名曰滑水。倾槽间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纸”。
  四、宋朝开始制造漂白浆
  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白色的生纸，这关系到纸浆漂白工艺的掌握。查考《大百科全书·麻纺织史》记载：“在宋元时麻纺出现了半浸半晒、日晒夜收的漂麻纤维的方法。这种日光漂法，在宋末元初也为安徽徽州府歙纸所采用。《蕉窗九录》记载：“宋代有歙纸，今徽州府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现其间，光滑莹白可爱。”元弘治《徽州府志》：“抄楮皮纸时，滑水倾槽内与白皮相和，搅打匀细，用帘抄成张。”明确指出抄造时，皮色已白。
  从画史考证，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载：北宋米芾（1051～1107年）作画“纸不用胶矾，又不肯在绢上作一笔。”米芾用生纸作名画《潇湘白云图卷》，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是代表作。其子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纸本（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三本，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存），图卷后有字幅，字幅上说：“此纸渗墨本不可作□仲谋勤请，不容辞，故为戏作，绍兴□□孟春健康□□官舍，友仁题，羊毫作字，此纸作画。”（注：口为模糊的字迹）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及纸幅，附米芾《春山瑞松图》，都可看到墨迹在纸上有些渗化，墨黑纸白。表示生纸已达到白色的程度。
  再结合我国韧皮纤维在安徽手工纸制造过程中，沿用日光漂法的实际，推测我国造纸工业的漂白，也出现在宋代中晚期。漂白技术的掌握，是宋代造纸技术重大发展。
  五、优秀造纸人才的涌现
  宋朝造纸技术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优秀造纸人才的涌现。匹纸的创制、大薰笼的发明等等，要靠造纸专家来实现，但留下姓氏的很少。宋代留下姓氏的造纸家有诸葛氏、颜万叔等人。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版《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嘉祐五年提举曾公亮等奉勒刊印。纸坚致莹洁，每页有篆文红印（“武侯之裔”），在纸背上的姓氏，似是造纸家印记，其姓为诸葛氏。”诸葛氏为安徽宣城人，所造之纸很精美。
  六、技术进步名纸迭出
  由于造纸技术的显著进步，促进了纸种的创新和名纸的出现。有些纸是唐代已有的，但有了改进，有些纸是新创的品种。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纸谱》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南宋陈〓《负暄野录》下卷《论纸品》也说：“布缕为纸，今蜀笺犹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乃独推杭（州）之清江，清江（纸）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版，色理极腻白，然纸性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而后用，既光且坚，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徹，……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户抗衡。”明代屠隆《纸墨笔砚笺·纸笺》又说：“宋纸：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李公麟）画，多用此纸。……有歙纸，今徽州歙县地名龙须者，纸出其间，光滑莹白可爱。有黄白经笺，可揭开用之。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有匹纸，长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数幅，长如匹练，名鄱阳白。有藤白纸、观音帘纸、鹄白纸、蚕茧纸、竹纸、大笺纸。有彩色粉笺，其色光滑。东坡、山谷（黄庭坚）多用之作画、写字”。
  在宋代史书及地方志中，也有产纸的记载。如《宋史·地理志》记载，徽州府贡白苎纸、池州红、白纸、成都府贡〓纸。淳熙《新安志》卷二《贡纸》条记载，宋代新安“贡表纸、麦光、白滑、冰翼纸。……熙宁中贡白滑纸千张……。元丰中贡……纸如熙宁……”又载，宋时新安“上供七色纸，岁百四十四万八千六百三十二张”。弘治《徽州府志》的《物产志》还谈到：“宋时纸名则有所谓进劄、殿劄、玉版、观音、京帘、堂劄之类。”
  我们所以要不厌其烦地罗列文献史料，意在说明宋代纸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产纸50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名纸，在本节中列专题介绍。对其他较有价值的史料作一简述。
  在宋代，各种色纸虽然很多，但尤重黄纸。朝廷规定，内府各馆阁官方文书、写本，均用黄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麟台故事》卷二：“嘉祐四年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防蠹败。至嘉祐六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梦溪笔谈》卷一：“今三馆秘阁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讐四方书，给吏百人写之，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是私家不敢辄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诏诸军如有刻版书籍，并用黄纸印一帙，送秘书省。”足见黄纸的历史地位之高。
  宋时，除造纸家诸葛氏之外，还有一位制彩笺的能手颜方叔。《潜确类书》云：“宋颜方叔，创制诸色笺，有杏红、露桃红、天水碧、羽麟、山水、人物，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珍之。”峡州夷陵纸也有特色，为文人所称颂。欧阳修（1007～1072年）《峡州河中纸说》载：“夷陵纸不甚精，然最耐久。余为县令时有孙文德者，本三司吏人也，尝劝余多藏峡纸，云其在省中见天下帐籍，惟峡州（纸）不朽损，信为然也，今河中府纸惟供公家及馆阁写官书尔。”还有一种五彩自然图纹流沙牋，也很精美，这在《文房四谱》中有详细记载：“亦有煮皂荚子膏并巴豆油，傅于水面，能点墨或丹青（颜料）其上，以姜揭之则散，以狸须拂头垢引之则聚。然后画之为人物，砑之为云霞及鸷鸟翎羽之状，繁缛可爱，以纸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须虚窗幽室，明槃净水，澄神虑而制之，以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于内廷（皇宫）造而进之，御毫（笔）一洒，光彩焕发”。
  造纸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文化、科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宋代社会人士的关注，于是，出现了研究造纸的专著和类书，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是最重要的一部。全书共分五卷，其中《笔谱》两卷，《墨谱》、《纸谱》和《砚谱》各一卷，成书于雍熙三年（986年）。《纸谱》一卷分为“叙事”、“制造”、“杂说”、“辞赋”四部分，记述了纸的源流、名称、制作、加工、用途、特点等内容，史料大都翔实可靠，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陈〓的《负暄野录》和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等书，都有论纸专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中国人名大辞典》在评论《洞天清录》时说：“援引考证，类皆确凿，为赏鉴家之指南。”米芾作为一代书画家，在研究书画的同时，也对许多纸种的特点加以分析，指出优劣，而写成《书史》和《评纸帖》二书，也是纸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另外，李昉梨等人撰写的千卷巨著类书《太平御览》、周密的《癸辛杂识》、钱易的《南部新书》、李石的《续博物志》、程棨的《三柳轩杂识》以及宋代的许多地方志和诗文集等，也穿插不少造纸史料，都可供今日探讨和研究之用。